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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去年共受理发明专利92.8万件，申请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专利申请量创新高背后，是转化率低、周期长的严峻现实。尤其是集聚大量人才、积累海量成果的高校，大量成果在实验室“沉睡”，老师对产业化积极性不高。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能否打通转化“中梗阻”？创造一批身价千万的教授、研究员？一批高校教师可能身价千万申请项目、科研创新、发表论文、评聘职称、继续申请项目……在苏州大学副校长路美健看来，这种缺少成果转化环节的科研循环之所以长期在高校存在，教师缺乏积极性是重要原因。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科研人员的权益进行了全方位保障，将鼓励更多高校老师成为企业老板。苏州大学的陈林森教授领衔创办的苏大维格数码光学有限公司，涉及纳米水印、3D图像和光学膜等产品，2014年销售额达3．5亿元，目前已成功上市。“一批高校老师有可能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北京大学工学院副研究员张日葵说，科研人员可以围绕一个行业开展科研，成果转化收益的一半给予教授，“大家干劲很大。”厦门大学教授赵金宝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隔膜技术，能大幅提升锂电池的寿命和安全性，被江苏一家企业看中。学校迅速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确定转让费用不能低于两百万元。赵金宝教授随即委托学校与企业谈判，很快达成协议，成交额280万元。事实上，科研人员要享受巨额转化收益并不容易。近期，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技术团队实施成果转化后可获得72％的收益，由此产生的个人所得税高达400多万元。而要享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相关认定资料。但在科委这一头，相关文件已经废止，此路走不通。为了打通中间梗阻，上海市税务局和市科委积极沟通，达成操作口径：市科委相关部门可以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明材料替代已被废止的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证明材料，为上海首例转化职务科技成果股权奖励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扫除了障碍。考核，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权重“我们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说，他的科研团队早已研制出新型骨科手术内置物，但一直在等待漫长的审批手续，而美、韩、德等国的类似产品，科研起步晚却已经上市。中国技术交易所副所长李中华认为，修法后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全面下放科技成果处置、使用的审批权限，各单位可自行决定；二是明确了公开交易既是科技成果的转化方式，也是定价方式；三是提出了协议定价的交易价格公示制度。针对高校“重研发，轻转化”“重论文，轻专利”等倾向，新法明确，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王景泉告诉记者，2014年上半年，学院正式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考核权重。其中，纵向项目资金和横向项目资金的考核权重由原来的1：8改为目前的1：1。“这意味着，教师们从企业拿到的科研资金已经超过从各级部门拿到的资金。”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出台新规，评正高级职称时，从事基础研究为主的教师需发表6篇SCI论文，而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只需发表4篇SCI论文以及获得3项发明专利授权。企业不需要概念“企业需要的不是‘指点江山’的概念，而是能够实实在在应用的成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俞开昌透露，公司曾与一所985高校合作研发一种纤维膜，一开始听了教授的想法觉得可行，但一年之后项目还是停留在概念层面，始终没有拿出硬邦的产品。新法提出，企业依法有权独立或者与境内外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合作者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可以通过公平竞争，独立或者与其他单位联合承担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新法明确了企业在科研中的主体地位，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福建华宇铮蓥公司副总经理苏成喻说，公司分别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和哈工大合作研发的一款自动检测设备，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次品率，每年产生效益超过3000万元。目前，华宇铮蓥公司拥有省重点实验室、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多个创新载体，一批专职研发人员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校企合作必须找到双赢机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世成介绍，公司和厦门大学夏宁邵团队合作率先研制出戊肝疫苗后，并没有一次性买断产品专利，而是与校方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在产业化阶段，企业投入资金建厂并将成果投入市场，校方根据产品销售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获得收益。还需哪些“好声音”？“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企业联系学校想寻找某方面的技术，但是学校现有的成果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或者是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小样阶段，企业无法在实际生产中复制。”在苏州大学产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沈铭看来，很多科技成果难以满足企业需求是造成其“沉睡”的重要原因。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首先要让其“更接近市场”。沈铭建议，应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科研人员在高校与企业间合理流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单独申报国家级课题难度依然很大。苏成喻说，申请课题过程繁琐，验收条件，往往和实际脱节。“希望有关部门建立研发后评估机制，对于企业研发出来的、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的科技成果，给予直接奖励。”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王茤祥说，同样的课题，全国有很多单位都在做，资源被浪费，真正产业化的可能就只有一项，甚至没有。“希望有关部门整合资源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王茤祥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缺少市场化评估机制，造成科研机构惜售科技成果和企业不愿风险投入的局面。”东南大学副校长王保平认为，应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提供成果筛选评估、交易转让、孵化培育、组建企业等一条龙专业服务。（执笔记者：凌军辉；参与采写：关桂峰、王成、吴振东、裘立华、李放、黄筱）
2015-11-21 21:12:48
作者:凌军辉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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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记者黄茜发自北京 11月15日下午，“新诗百年”系列活动“我看清了风的形状———2015广东诗人北大行诗歌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杨克、陈陟云、郑小琼、凌越等广东诗人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诗歌创作，欧阳江河、西川、程光炜、张清华、孟繁华、陈晓明等逐一对其赏析评论。北京大学谢冕教授指出，作为中国新诗重镇的广东与中国新诗重要摇篮的北京大学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再次相逢是“恰得其所，躬逢其时”。 研讨会伊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诗人杨克率先发言。杨克表示，广东诗人到北大寻找“新诗的源头”，实际上是寻找“同道”，寻找一种“精神的共鸣”。“广东的氛围适合诗人生活，也适合诗歌生长。”杨克说。“移民的涌入，使南北方文化在这里混杂、融合。”因此，广东诗歌有其独特的丰富多元的形态，“兼具北人的宽阔和南人的细腻，活跃而不喧嚣，尖锐但不极端，习惯于以悲悯或自省的姿态，写下审视现实的沉痛言辞。” 接下来，广州诗人与北京批评家“捉对厮杀”。杨克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作品，陈晓明教授对其进行赏析探讨，梳理中国新诗百年历程，对杨克先生对当代诗歌的贡献表示感谢和肯定。陈陟云对《燕园三叶集》、《在河消逝的地方》中的部分诗歌进行了分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程光炜教授对诗歌进行了回应点评分析。“打工诗人”郑小琼分享了作品集《女工记》、《人行天桥》中的代表性作品，讲述当代女工的现实经历和心路历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教授回应了郑小琼的诗歌，对诗歌的时代表达等主题进行了分析。 广东省作为中国新诗的重镇，百年来培养了不计其数的新诗大家，当代优秀诗人更是层出不穷。广东诗人回到北京大学为新诗追根溯源，追寻精神同道，或能开启新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2015-11-21 20:59:34
作者:黄茜
来源: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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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光华书店创始人邓家祥内山篱内山深父子在日本内山书店法国凤凰书店创始人雷吉斯·贝热隆那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每个月有两次，英国的图书馆、大学和汉学家们，都盼着一趟邮政列车。列车到站后，一位 名叫邓家祥的华人会一麻袋接一麻袋地扛下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包裹，护送到伦敦唐人街的光华书店。包裹里装满了各门类的华文书刊，而创办于1971年的 光华书店，是当时全英唯一一家华文书店，艰难维系着中国与英国的联系。盼着这些“中国邮政”包裹的还有在英国生活的十余万华人华侨。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距离唐宁街首相府200多米的伦敦华埠，一条主街上挤满了五六十家饭馆、医馆和武馆，却没有一家华文书店。直到有了光华，英国华人华侨们才找到一扇推开就能望见家乡的大门。英国光华书店、法国凤凰书店、美国中国书刊社、日本内山书店、巴西文昌书局……她们在新中国被外交孤立时，无形中担负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使命。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同当年的模样，这些华文书店还好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这些书店的主人们。世界看中国的窗口在1967年的每个星期天，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里常有一个位年轻人卖《毛主席语录》，一个周末能卖出2000多本。当时21岁的邓家祥主职 是一家中餐厅的厨师，卖书是兼职。1971年，在当地华人帮助下，邓家祥在银行贷了2000英镑，全英第一家华文书店由此诞生。1973年，英语世界最悠久的大英图书馆新址落成，也是在这一年，大英图书馆开始通过光华书店恢复了中断长达20多年的中国书刊馆藏。《剑 桥中国史》主编、90多岁的英国汉学泰斗鲁惟一说：“那时候只有在光华书店你才能买到中国书。《考古》每月发行一本，都是从光华书店来的。”无独有偶，成立于1959年的美国中国书刊社也曾创下北美地区销售100多万本《毛主席语录》的纪录。在中美建交前，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也在这间书店。创立者诺伊斯家族的第一代人早在1868年就踏上中国大地，创办了培英中学和广州第一所女子中学真光女校。他们的孙辈、出生于中国广州的亨 利·诺伊斯，则为冷战中的美国带来了中国书刊。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想要了解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客观消息，都会找中国书刊社。亨利·诺伊斯之女妮可莱特·诺伊斯记得，中国书刊社刚成立时，她问父亲：“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去中国呀？”父亲回答：“不知道，也许12年后？”1972年，父女俩真的去了中国。出发前，有人跟妮可莱特说：“你不应该去，他们会杀了你的！”妮可莱特·诺伊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今天的美国民众来说，中国仍然有些神秘，他们有必要多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有一次店里来了几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读者，看了会儿书后，说：‘原来那里的人跟我们一样啊！’”2009年，巴黎凤凰书店的创始人雷吉斯·贝热隆辞世，葬礼很简单，也没有墓志铭。然而，一同下葬的一枚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的勋章，透露了这位书店老板并不简单的故事。1964年中法建交，第二年，贝热隆就在巴黎街头办起了法国第一家海外华文书店凤凰书店。凤凰书店曾一度身陷灾难。1980年，极右势力烧毁了书店，第二代经营者克莱尔在火海中面目全非。但凤凰书店在废墟上架起报箱，继续接受读 者订单，向整个巴黎宣告：凤凰将涅重生。今天，在华语文学界，凤凰书店之名无人不晓，是否受邀在凤凰书店主讲过文化沙龙，成为检验某一华语作家是否可以在 世界文学界代表中国发声的不成文标准。一年关张300多家书店，华文书店能否幸免邓家祥回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可谓光华书店的“黄金时代”。1986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英国掀起“中国热”。“英国孩子们要知 道中国在哪里，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很多学校就来我们店里买书，请我们去做讲座、教孩子做风筝……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业务发展很好，但上世纪90年代 后，就不只我们一家了。”邓家祥说。随着中国与英国乃至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2000年以后，曾经是购书大户的英国各个大学图书馆，已经能与中国的大学图书馆直接交流，光华书店就显得“没那么必要”了。妮可莱特·诺伊斯觉得，一切变化都来得太突然。“以前《今日中国》和《北京周末》杂志有很多订阅，但现在网上就可以看到；书也是一样，有了电子书就不愿意再来买书。很多美国的小书店都已经开不下去了。”凤凰书店第三代经营者菲利普·梅耶发现，在过去20年，中文书的读者越来越少，“虽然凤凰书店仍然是法国唯一的华文书店，但中文电视出现、网络便利，读者也可以直接从中国购买中文书”。法国政府支持培育多样性的独立书店，独立书店的经营一直保持缓慢上升，去年涨幅为2%。法国法律规定，全国书价统一，因此网络购书既不能促销，还要额外多付运费。即便如此，菲利普说：“我们时刻准备着和互联网的竞争。”凤凰书店非常小，营业面积不过200平米，它的经营绝招就是举办读者见面会，去年一年就举办了50场，诗人、汉学家都是见面会常客，每次来 的听众有20~200人，“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来的时候，挤进去了200多人，楼梯上都坐满了”，“越来越多的顾客需要与书有近距离的接触”。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日租界创办了内山书店，从1927年白色恐怖开始，内山完造先后救下了鲁迅、郭沫若、田汉、陶行知等著名 知识分子。抗战结束，内山完造又第一时间致力于修补中日关系，从1948年开始在全日本各都道府县巡讲1000多场，直到辞世。经历了胞弟内山嘉吉、侄子内山篱之后，今天的内山书店已经传到了第四代内山完造的侄孙内山深手中。在日本，每年关张的书店有300多家。在互联网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已经十分便利的今天，实体华文书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内山深回答：“来我们店里的日本年轻人，会问我哪套中文教材好，我就帮他选，这时店里的中国客人也会帮他选，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交流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这就是实体书店的好处。”最后的华文书店后继何人内山书店的第三代店长内山篱说：“内山完造、内山嘉吉、我，我的儿子内山深，再过两年，内山书店就100年了。”今年43岁的内山深在大学 主修社会学，他从15岁起就决定要接手这家书店。他的梦想是在中日两国间终有相互了解的那一天，把内山书店开回上海，开回到内山完造长眠的土地上。然而，书店能像内山家族这样顺利接班并不多。在距离中国大陆直线距离超过1.3万千公里、飞行时间超过30个小时的巴西，近年来中国出版的葡译图书每年仅有五六种，还多是字典，巴西华 侨很难从新书中读到当代中国。今年5月25日，巴西圣保罗，一本位居全球政治类书籍销售榜首的华文图书《***谈治国理政》举行全球葡文版首发式。这本书 的引进者是巴西华侨、文昌书局的主人何安。1964年，何安的父亲何德光创办了文昌书局。这位亲手升起圣保罗总领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爱国华侨在临终前对儿子的嘱托是，“无论如何也要 把书店办下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华文图书在南美洲的辉煌时代。包括巴西在内，有9个国家分布着海外华文书店——今天，只剩下文昌书局。何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书店一年的销售量不到1万册，以中医养生、励志、儿童读物居多，说实话赚不了钱。”文昌书局也在努力尝试转型，它与巴西最大的连锁书商Saraiva合作，通过遍布巴西的70多家书店，扩大华文图书的销售网络和社会影响。何安的儿子在大学念机械工程，明年毕业。“我问他要不要接班，他还没有答复我。可是没人接班，书店就断了，以后谁还会再来开一家呢？”从2013年4月开始，天津广播电视台“泊客中国”栏目组找到了这些曾经孤悬海外的华文书店，拍摄系列纪录片《海外书店》，该片将于近期在 天津卫视频道和国际频道播出。今年11月21日，天津卫视将播出“泊客中国”盛典，这些书店的创办者或继承者们也再次来到中国，回顾自己与书店的昨天、今 天、明天。妮可莱特说：“书店很重要，尽管它的形式一直在变。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完全通过网络了解中国，中国书刊社因此消失。但至少，中国书刊社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吧。”菲利普说，过去50年中，凤凰书店和中法两国关系密切，并一直保持非常坚定的状态——无论发生什么，书店永远在那儿，要让法国人民听到来自真正中国的声音。“我们不会站在任何一方，书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传递各种各样的声音。”今天，光华书店仍然是全伦敦唯一一家海外华文书店。2007年，邓家祥以象征性的1英镑将为之奋斗一生的书店转让给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由其继续经营，只要求留下“光华”两个字。华人在海外开店设馆多是做生意，而光华书店对邓家祥来说是做事业，更是一辈子的感情。他说：“我觉得销售出去的不是商品，是中国人的尊严、勇气、梦想。”
2015-11-21 20:54:23
作者: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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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创刊算起，这本以“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为口号的综合类周刊，迎来了创刊20周年的纪念。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旗下《三联生活周刊》举办了一场纪念研讨会，与会者不少都是京城的媒体大腕儿，都与这本周刊有着密切关系。曾经那是一个一群人愿意做一件文化事儿的年代，而如今又是一个媒体遭遇转型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周刊，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敏感且颇有远见地提出恢复邹韬奋先生《生活》杂志的想法。沈昌文回忆，自己30年前上任之初，三联书店只有30万元资金，没有办公室，他就在朝内大街等5个地方找了5个房间当办公室，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5个地方来回折腾。“名义上我是总经理，实际上是个出版社的小老板，最大的便宜是‘捡’了蔡志忠和金庸的书出版。那时候，为了得到蔡志忠漫画的消息，订阅台湾的报纸还得冒着‘间谍报纸’的风险。”沈昌文觉得自己对《三联生活周刊》并没有出什么力，就是“给周刊起了个名字、办了个手续”。1993年，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刚刚从香港三联书店调回北京。她发现香港的杂志市场非常活跃，一份成功的周刊不仅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还能成为经济上的“印钞机”。董秀玉打定主意要办一份融合“三联”知识分子格调与新闻报道特色的周刊。由于三联书店没有资金办刊，董秀玉提出，“引进投资方来合作，但是杂志的编辑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编辑部手里”，这也是国内较早引进投资方的办刊尝试。从1993年~1995年，周刊几经波折，投资方换了好几拨，杂志定位也在摸索中。直到1995年1月，媒体人杨浪带领的团队完成了创刊工作。董秀玉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写道：“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杨浪说：“我们这一代人躬逢盛世，在一个中国风云际会的时代，可以直接领会那些在思想界、出版界、知识界留下过印记的文化人的风采，一辈子做一件事，20年做一本杂志。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缺的是文化市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如果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没有被留存下来，那是最可悲的。”1995年的夏天，曾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副主任、三联书店《爱乐》杂志主编的朱伟，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新一任主编，这一当，就是20年。周刊的这次庆生，也被戏称为朱伟的“欢送大会”——老主编要退休了。朱伟认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模式不可复制，因为它正好赶上了中国一个周刊的生长期，使其可以在10年的时间内慢慢成长。2005年以来，朱伟感受到了越来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新闻性周刊的影响，读者已经不能满足仅仅对新闻的消费。于是，周刊一方面加强杂志的厚重性，增加大容量的封面报道，另一方面增加理财、收藏、旅游、健康、美食等实用内容。从新闻性转为综合性的做法，使周刊从2005至2009年，连续5年广告量增长超过15%、发行量增长超过20%、利润增长超过20%。2014年，《三联生活周刊》又一次面对转型期。路英勇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后，提出“数字化时代到来和新媒体的日益强势并非传统媒体的末路，如何以更加适应时代特色的立体传播方式打造全媒体赢得机会，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曾是《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的方向明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办后成为主笔、副主编。他笑称自己今天坐的位置非常好，“左边是老主编，右边是新主编”。“能否从具有竞争力的一本杂志，变成一本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杂志，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能否在一个全新领域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格外重要的一点。”方向明说。朱伟说：“对一本刊物来说，20年太短了。美国《时代》周刊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样看，《三联生活周刊》只过了一个青春期。从今年开始，他将进入全媒体时代。”
2015-11-21 18:47:08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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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一行莅临“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参观指导 2015年11月9日上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李炳银先生及广东省部分报告文学作家一行在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洁、副书记李军以及图书馆、人文艺术学院、办公室、高职教育研究所等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图书馆 “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 参观指导。“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在图书馆主管领导李军副书记建设特色馆藏资源的工作精神指导下，在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谢友义老师的倡议及促成下，于2015年4月起筹备建立，它旨在给作家与学生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让作家作品走进校园，扩展学生视野，截止目前共收到社会各界作家捐赠的作品1200余册，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图书馆“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的建立，得到李炳银先生的认可和大力支持，他不仅捐赠了自己的作品，还为“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留名题词。李炳银先生认为，图书馆“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的建立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希望以此推动学生们对阅读与写作的兴趣，提升校园文化氛围。党委书记刘洁对此表示赞同，希望图书馆更好地发挥文化信息传播与文化艺术教育的功能，也希望通过图书馆这个文化阵地，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李炳银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多次出任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评委，出版的作品有《国学宗师——胡适》、《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等，主编的作品有《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史志性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书系》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后排左三是李炳银老师）“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座落在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各位文友：“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览园”将长期收藏全国作家作品，如果你们的作品愿意给学生学习、交流的话，可以把你们的作品邮寄或交换：邮政：510520 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渔兴路18号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中国当下作家作品阅读园 （邮寄时间：每年的3月5日—6月10日，9月5日—12月10日，此信息长期有效）。联系人：林老师 联系电话：136403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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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用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一行莅临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交流 11月9日上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一行莅临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该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代表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座谈。会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刘洁书记、李军副书记亲切看望了与会者，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交流座谈会由人文艺术学院崔淑琴院长主持。人文艺术学院邓中云书记首先向李炳银副会长一行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及人文素质教育相关情况。广州市作协副主席、高职教育研究所谢友义老师介绍了该院作家进校园、文学创作进校园、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会上，李炳银常务副会长对报告文学创作进行了畅谈。他指出，读书在精不在多，“读一千本时尚杂志不如读一句雪莱的诗”，在海量信息的全媒体时代，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越发渴望真实、渴望真相。报告文学缩短了读者与真实生活的距离，用理智和情感影响甚至改变着读者的生活。李会长诠释了报告文学的四大特性:真实性、现实性、理性精神，以及艺术性。并指出，阅读报告文学作品，就是要学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同行作家对报告文学的特性进行了补充，他们指出，包容性和多样性也是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特点。报告文学著名作家白雪向教学一线的老师支招：将优秀作品中的精彩片段呈现给学生，带领学生走进报告文学的艺术殿堂。本次交流活动对校园文化建设以及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推广报告文学的同时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亦提高了学生们的文学修养。（人文艺术学院 图/张习涛、伍园园 文/卢壮壮）李炳银老师（前排左六）与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领导、老师、广东省报告文学作家合照。
璀璨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