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5月20日电(记者曹继军、颜维琦)我国首部《乌尔都语汉语词典》20日在沪首发，填补了我国乌尔都语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作为首席嘉宾出席了当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的新书发布会。马姆努恩·侯赛因在致辞中表示，《乌尔都语汉语词典》的编纂、出版是中巴友好交往的一项重要成就，中、乌两种语言架起了学术沟通的桥梁，促进了不同语言文化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必将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作出贡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在会上介绍，《乌尔都语汉语词典》是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的标志性成果。词典的出版，是中巴友好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国语，也是南亚次大陆的主要语言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乌尔都语汉语词典》收录词条约6.5万条，1450余页，170余万字，具有词汇量大，信息广泛、准确的特点。该词典的筹备、编纂、出版历时近30年，先后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批《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
著名音乐人张洪量上周末来汉，为自己的首部图书《黄书》举行了两场发布会。两场发布会中，他都以亲切平和的姿态与粉丝互动，大力推介自己这部激烈偏执的人文著作。原以为已经过气的张洪量依然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每一场活动都挤满了粉丝。而满场青年人中间有一位特别的“老粉丝”：武汉商界名人程军。程军认为，像张洪量这样的签售活动非常适合放在大型商业机构，“这样的潮人和这里要建设的潮文化特别契合。”张洪量介绍，这部作品是自己从2004年开始，历时十年创作，而其创意更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在纽约录专辑时所感受到的种族对抗。他表示，写这部书用意在于介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黄种人文明过往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为在西方文明中浸淫太深的青年人打一针“抗生素”。接受采访时，张洪量表现平和，但毫不掩饰自己的偏执。他用了仅仅十页的篇幅来论述“工业革命的偶然性和不值一提”这样一个大论题，却没有学术著作应有的注释，张洪量表示，“我不是写不出注释来，而是想表达一个对抗的意思，故意不写。我不是要做学问，只是希望我的读者快乐——当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和种族充满自信时，应该是最快乐的。”张洪量的自信并非毫无由头，他为这部书投入太多，“十年没有写歌，都去写书了。”为了写《黄书》，他四处旅行，以至于接下来准备着手写一部旅行类作品——包括格陵兰岛这样少为人知的黄种人区域。虽然在自己的书中对西方文明大加鞭挞，但张洪量表示，不会反对女儿出国留学，他对于这部书对二十岁以上的人的影响力并不乐观，“他们价值观已经定型了，我希望的是，他们将来能把我的书介绍给孩子，让他们在两种价值观里有选择的机会。”(记者李晓彤)
编者按：文艺批评亦有文体与文风问题。今天的批评界不乏虚情假意的批评、言而无物的批评、繁冗生硬的批评，批评效用的发挥受制于此。我们希望以作家贾平凹这篇《故事又突破了故事》为开端，倡导短小、扎实、精准的千字文评论，鼓励真诚、直接、有创见的及物式批评，为读者提供更多清新、有趣、性灵之作。陈彦是剧作家，他总是有极其精彩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戏剧《西京故事》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被感动过，也流下过热泪。而他将戏剧又写成了长篇小说，除了再次感动外，给我震撼的是他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竟写得如此恢弘而从容，厚实又有趣，真感慨一个人的才华和能量超人了，会推磨子也就会推碾子。在社会转型期，深山里的农民向往的就是城市，而通往城市的出路也就是求学和打工。罗天福一家就是这样到了西京。但进了城并不就是城里人了，在比山还深的城市里，到处有能让你腾起来的跳板，也有能让你跌下去的陷阱，创造、颓废、快乐、悲伤，“西京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当个人的命运在某一节点上契合了时代的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也就是时代的国家的命运，而这样的故事既是个人的，又超越了个人，如植一丛花，花在自家的地里，所有路过的人都看到了花的艳丽，闻到了花的芬芳。说《西京故事》格局和境界是大的，是一户山民的故事，是一个西京城里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理由也就在这里。在这样的年代里讲现实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实地反映国情、世情、民情，需要详尽的观察、深入的思考，并投入巨大的真诚，否则，就暴露了虚假和偏执，出现那种随之而来的戏谑、调侃、嘲弄和妄言诳语。《西京故事》有着无所不在的复杂错乱中的欢乐、悲伤、痛苦、愤怒，却又流动着一种正大的清明的气息。这如同冬天里看到的树枝，似乎是已经干枯了，折开来枝皮相连，它其实还活着，无法折断。从罗天福身上，甲成娘身上，甚至东方雨和甲秀奶奶身上，我们看到了无论经历什么，中国人仍然顽强地活下来的原因。如何把西京里的故事叙述精彩，陈彦采取的倒还是传统写法。这并不是因为他缺少那些现代的手段——其实他在别的作品中对那些手段已经熟悉和老到，西京这个故事适宜于他现在采用的方式方法，甚至可以说用现在的方式方法更是一种难度。小说里的故事太丰厚、太扎实，他又有太多的想法，于别人或许是混沌的、杂乱的、难以理清头绪的，但他能把故事讲得复杂，情节交织，环环相扣，又显得条理清楚且敦厚温藉。这样，故事又突破了故事，整个时代的社会的气息弥漫开来，如同一片苍茫的丛山，山上有草有木，草木中有飞禽走兽，山中有沟有水，沟水里有鱼虫花卉，就不单单是一个峰头的风景了。社会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转型，文学作品写什么和怎么写，考量着每一个作家的格局和能量。《西京故事》观照的是历史和国家的大的发展趋势，以一户山民进城的角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又把这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写成史诗，写他们的艰辛和坚持，写他们的勤劳和忍耐，从而使读者，也就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自然而然腾飞了他们的梦的翅膀。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正能量所在，也是当今文学的灵魂所在。
“花地”副刊是体现媒体差异化的标杆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一直是《羊城晚报》的金字招牌，今天如何继续发挥它的品牌优势效应？刘海陵：“花地”副刊作为《羊城晚报》的重要版块，在全国副刊界有着极大影响力，从这里走出了相当多的文学大家。在纯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花地”副刊以深邃与厚重的风格，始终保持对文学和文化的坚守，既契合文化大报的风范，也是体现媒体差异化的标杆。但是，再好的品牌都不能死守，必须不断制造新的兴奋点，不断开拓延伸，不断衍生新的子品牌，让读者持续关注。广州市荔湾区的芳村，有着千年“花地”的美誉，与《羊城晚报》副刊“花地”品牌重叠，催生了彼此的文学之缘。2014花地文学榜，不仅让文学栖居于“花地”，也为社会提炼文化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可以说是对文学和文化的坚守所打造出的一张新名片。羊城晚报：“2014花地文学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划的？刘海陵：其实花地去年就已经有了初步尝试，评选出了2013花地文学榜，今年则是规划操作，将文学榜落地，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去年初，花地联手国内文学评论界、创作界50多位专家学者，推出2013花地文学榜，按体裁推出小说、诗歌、散文、网络文学等四个分榜，对一年的文学界进行全方位扫描，评选出年度最佳作品，以评选的纯粹独立性和判断力引人注目，反响出人意料。相比上年，2014花地文学榜增加了两个子榜单，共6项，分别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学批评、类型文学(科幻小说)。文学榜为读者提供新的增值服务羊城晚报：为什么叫“花地文学榜”，而不像通行做法称“花地文学奖”呢？刘海陵：如今，市场上的出版物汗牛充栋、泥沙俱下，这让读者眼花缭乱、良莠莫辨。我们举办这样一个非官方的文学榜评选活动，也是结合自身的传播优势，希望能够为读者精选出年度优秀文学作品，让佳作最大限度地焕发光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邀请权威的专家、学者进行回顾、梳理与评选，坚持独立性、专业性。不同于单项奖，文学榜单更为全面，更能完整地展现过去一年的整体文学风貌。评委们用专业的文学素养及独特的眼光，为我们评出2014花地文学榜，这是对一年来当代文学的一份梳理和总结，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年度专业书单。作为有担当的文化大报，我们有责任为大众读者挑选出最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一个传统媒体面临集体转型的时代，打造花地文学榜，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文学，这是我们的文化担当，也是我们仍然坚守文化的方式。 羊城晚报：2014花地文学榜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刘海陵：我们的评选共设6个奖项，每个奖项各邀请了10位初审评委，共60位作家、学者组成了最为豪华的庞大评委团。六个奖项初评共计60部入围作品，经过两轮评选投票之后，最后再由7位终审评委组成最终评审团，选出最后六个金奖。这67位评委中，有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杂志负责人，有一流高校文学院的教授，也有自身浸淫于文学圈的作家，他们一直工作在文学的第一现场，他们对文学的现状是最为了解、最有发言权的。初选环节，我们按照初审评委的推荐票数，由高到低产生候选人，再交给终审评委，投票产生最后的获奖者。在这个过程中，评委们是不受任何一方干涉的，相互也并不知道还有哪些人同时担任评委工作，因此，投票结果是相当具有独立性的。在此，非常感谢评委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卓越努力。我们并不介入文坛，和文坛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但我们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价值参考，这也是一份主流大报在为读者提供新的增值服务。佳作入围取舍完全尊重评委票选羊城晚报：你怎么看“2014花地文学榜”的评选结果？刘海陵：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个榜单，它有很多的亮点，不仅囊括了传统文类，比如小说、诗歌、散文，同时也包含了文学评论，还有科幻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兼容并蓄，体现了花地文学榜宽广的视野和独特的眼光。我认为，好的文学生态，应当是创作和批评齐头并进的景象。“2014花地文学榜”的榜单表明了我们对文学的态度，我们对各文类的创作和批评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其中，年度长篇小说金奖得主贾平凹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大师。多多的诗歌也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事实上，除了这些获得金奖的作者，入围名单中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苏童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阎连科的《炸裂志》、余华的《第七天》等，这些作家都在2013年交出了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再比如毕飞宇的《大雨如注》、铁凝的《火锅子》，以及广东作家鲍十的《积万屯/七里屯》等佳作，也都入围“2014年度短篇小说”，竞争相当激烈。任何的取舍都不可避免会带来遗憾，可金奖只有一位，我们完全尊重评委们投票选出的最后结果。本次文学榜的年度文学批评金奖由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摘得。去年初，花地策划了“文化大家重估”系列报道，其开篇之作《木心：被高估的文学大师？》，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木心热”的一种“冷思考”，但并不代表我们对《文学回忆录》存有偏见或不满，这次年度文学批评金奖授给《文学回忆录》，也是我们遵循评选程序、秉承公正的体现。何晶、李嘉楠
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近日出版，被认为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作品徐则臣：70后作家不是“矮子”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评论者眼中，这一作品被认为是70后作家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作品，在此之前，这一代作家更多是以写作中短篇小说著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耶路撒冷》作者徐则臣说。这位36岁作家的自画像也带有浓重的70后色彩：“我是摩羯座，A型血，这个星座和血型决定了我做事喜欢孤行到底，像《耶路撒冷》就写了6年。”冥思苦想，发现小说结构《耶路撒冷》是徐则臣正式决定投身写作之后，历经17年修成的“正果”。写作最初并非徐则臣的梦想，他想当律师，但阴差阳错进了中文系。面对这个不情愿的结果，徐则臣回忆说，“整个人背负悲壮的情绪，天天钻图书馆，没日没夜地看书。”直到1997年暑假，他和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相遇，他一边惊异于一个作家竟然能知道陌生人的所思所想，一边私定了终身——这辈子要当作家。“那天彩霞满天，面对男生宿舍楼前的荒草，我突然想找一个人说说，我知道该干什么了。”在大学宿舍被窝里，徐则臣写出了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那部小说的手稿没能发表，至今还躺在他的家里。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关于写作，徐则臣的想法总是很多。“写《耶路撒冷》的打算也是早就有了。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喜欢‘耶路撒冷’这四个字。”徐则臣说，他还喜欢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伊斯坦布尔，他至今坚守一个目标：以这四个城市为书名，各写出一部作品。“耶路撒冷”和写作主题的结合，是在2006年确定下来的。徐则臣自认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自己所要表达的小说主题相互契合。“我想在35岁之前，写一部能够把多年的经验和想法彻底清理的一部小说，更具体点，我是想写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理想、困惑和焦虑。”之后的两三年，小说的主体故事脉络已精心“计划”完毕，“但我一直没写，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小说结构。”徐则臣说，2010年10月，他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一个深夜，躺在床上的他突然眼前一亮，“我从床上蹦了起来，赶紧记下用偶数章和奇数章结构小说的办法——奇数章写故事主体，偶数章穿插形式各异的专栏文章，从而全方位、多层次地勘察70后这代人的精神疑难。”那一刻他收获了巨大的幸福。慢速写作，带有航拍感觉小说框架确定之后，徐则臣迅速展开田野调查。他想知道，身为70后的自己所遭遇的问题，国内外的其他同龄人是否也正在经受着。“调查范围包括身边的朋友，旅途中偶遇的人，甚至包括美国、德国、韩国等地的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吧。”徐则臣记下了几大本笔记，字迹潦草，犹如密码。他从中得出了调查结果：房子问题、养家糊口等固然是70后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精神上的空旷更是无法摆脱之痛，他总结出10个问题，比如“到世界去”、“爱情和婚姻”、“生死观”、“恐惧”、“自我认同”等。“这10个问题我写了整整一年，每个问题不过5000字到8000字。”徐则臣说，2011年这一年，他文字的产出量比平时低多了，“过去一年起码能写十万多字，但这一年就写了5万至8万字。”但是，随后到来的故事主体写作，让徐则臣一度品味到绝望的滋味，“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搞乱了，写着写着就糊涂了，因为人物和线索枝枝蔓蔓地纠缠在一起，经常一下子理不清楚。”徐则臣说，这也造成他的慢速写作，每天顶多能写2000多字，如果超过3000字就有要吐的感觉。回头再看那段日子，徐则臣发现，“当时写的时候，真的带有航拍的感觉。”面对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必须把整个世界置于一个平面上，镜头也要照应到各个角落，“我要各个人物、各个细节都要兼顾到，否则就会出岔子。”回应质疑，为同辈人鸣冤“很多人认为70后作家就是一帮矮子。”说出这番话时，徐则臣显得有些无奈和不平。徐则臣说，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当代中国人的文学才华只体现在50后、60后、80后身上，70后作家似乎是“鸡肋”， “把我们和60后作家比，比的是质量和成就；但和80后比，比的却是市场。于是我们全都是败军。”徐则臣认为，这种标准滑动的评价机制本身就有问题。但他也承认，70后作家写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身为《人民文学》文学编辑的他说，国内文学杂志刊出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大部分出自70后作家。“这恰恰说明，我们这代人写作不差，但我们的确写了太多中短篇小说，这牵扯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精力。”在徐则臣看来，写长篇小说需要解决语言的密度问题、故事的节奏问题等，“不少70后作家对此考虑的少，大部分人都从中篇开始，写着写着变长了，就成了长篇。”他直言，不少作家还是缺少必要的长篇小说文体意识。而徐则臣有点独辟蹊径的意思，对此，他认为，这固然与他对文学的敏感有关，更与他和国外作家有众多接触机会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国外作家不像我们那样轻易地身陷名利场，我们的生活的确太红尘滚滚了，很多作家在无谓的酒局和应酬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大概因为这些缘故，在面对文字的时候，我时刻在提醒自己要纯粹一些，再纯粹一些。”徐则臣说，他写《耶路撒冷》最大的收获，不是自己得到了多少荣誉，“而是我为一部小说花了6年时间。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来说，能沉下来6年，坚持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我觉得挺自豪。”实习生 邓伟摄 内容简介《耶路撒冷》：一代人的心灵史《耶路撒冷》从二战时犹太人避难上海写到美国的“9·11”，从“文革”写到北京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在浩繁复杂的背景下，小说聚焦在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中国年轻人身上，选取其中典型性的代表，旨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验的忠实描述，深入地探寻在疾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代人的精神脉络，探寻他们的焦虑、疑难与出路。作者希望，写出中国最近30年社会重大转型时期里“一代人的心灵史”。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曾获春天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意、荷、日、俄、法、蒙等语。70后小说家徐则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古斯特城堡》等。自走上写作道路以来，他已拿下不少文学奖。近期，徐则臣的新作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他说这是自己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新书 耗时六年写作 可后天培养羊城晚报：这本新作《耶路撒冷》花了你6年时间。此书涉及的中国近30年社会转型这个题材其实已经有人写过，最初让你动笔的念头是什么？这六年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徐则臣：太阳底下无新事，问题在于你怎么推陈出新，怎么化腐朽为神奇。我要写的是70后一代人在这三十多年中面临的诸多精神疑难，我相信他们会面临很多与上一代和下一代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写了六年，在这个凡事都讲高效的时代，漫长的时间本身已经说明了此中的曲折。困难有一大堆：我得找到这一代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如何在一部小说中彻底地清理想法，实现有效的自我表达；如何在结构和叙述上与当下的长篇小说区别开来……我一直认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应在小说的各个基本面上全方位呈现出新质，《耶路撒冷》的结构前后推翻了三四次。羊城晚报：那么这部小说完全达到你的预想了吗？徐则臣：基本上达到了。这部小说的难度比较大，它所探讨的问题、对称性的结构、插入的专栏，还有叙述方式，跟当下的小说应该都有所区别，这也是我想要的。我努力去靠近它，没有懈怠。写作 可后天培养羊城晚报：你说自己很多小说都是先有标题，包括“耶路撒冷”就是你非常喜欢的名字。我很喜欢《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个小说，当然也很喜欢这个题目，这篇小说的构思又是怎样的？徐则臣：靠讲故事吃饭，没故事就失业了；有些故事是长年累月就积攒在脑子里的，更多的故事是生活中逐渐生成的。我的确有一大堆好题目，就等着兔子一只只撞上来。“跑步穿过中关村”一度对我来说是常态。我住在中关村，上班和生活都要在中关村大街上穿行，那条街堵得厉害，高峰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生活在北京，对这个城市的看法、心态，我和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写他们其实是写我自己，职业不同而已，于是就有了这小说。羊城晚报：在《短篇小说的凋敝与70后小说家的转向》一文中，你提到当下短篇小说式微，是因为70后作家队伍都逐渐转向长篇写作。相比只写短篇，绝大多数作家还是更青睐于长篇小说。这意味着存在某种“长篇崇拜”？徐则臣：长篇崇拜肯定有，一直有，还会继续有；我们的好大喜功的史诗情结从没断过，文学史和当下的文学导向也在强化长篇的地位。谁都不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一个当下的作家，你可以靠一部长篇吃一辈子，但你没法靠一个中篇或者短篇吃一辈子，不管你这个中短篇写得多好。当然，提倡短篇并不意味着不能写长篇，而是意在提醒写作的慎重和审美的自律，真到了必须写、有那么多话要说的时候，硬憋着也不对。羊城晚报：现在不少高校都开了创意写作专业，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也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计划，你觉得作家可以培养吗？徐则臣：中国人习惯于把写作神圣化和神秘化，说什么“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灵感”，“神来之笔”，“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等等，好像作家只能是个天赋的行当。抓周时你抓到了笔，那就命定你吃写作这碗饭；抓不着，后天怎么努力都白瞎。其实这是个误解。如果你承认文学是可阐释和分析的，那你就没法回避写作所带有的科学的那部分属性；既然是一门科学，就是可以培养的，一部分技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那些所谓的才华、异禀、艺术直觉，那些神秘的、含混的、貌似无法言说的能力，只要我们找到有效的方法，肯定是可以无限地接近或者真正地被挖掘出来。羊城晚报：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偏爱写“边缘人”，这是否与身份认同有关？徐则臣：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同理，谁都可能是个“边缘”，风光浩荡的人群里肯定有一大堆“边缘人”。这与身份认同的确有很大关系，我对自己、对这些人也很熟悉，理解和书写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文学 有时力戒古典羊城晚报：十几年前，你认为好小说是“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现在你对好小说的看法是什么？徐则臣：对于一般的读者，我现在依然认为那句话有效。在现代生活中，相对平易的古典的形式有助于他们理解艺术和世界；但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看，追求现代的意蕴肯定是不变的追求，而形式，未必非得古典，甚至在很多时候要力戒古典。为什么？在一个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时代，有效地记录和表现这个时代，必须寻找一种与时代现实和精神相匹配的叙述和结构的模式。尤其长篇小说，从头到底非常传统地讲述这个时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这个时代必有很多古典的形式含纳不了的内容要溢出来，也必有一些旁逸斜出的东西是古典的形式规训不住的。这些只属于此时代但又不为古典形式的审美接受的东西怎么办？是否要削足适履，为了保全一个古典的形式而人为地把它们删除掉？显然不行。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这时代最独特的且单单属于这个时代，代表了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真相，那作家就要慎重，必须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乃至走在习惯的前头、做思想和艺术的先知，本来就是一个立志精进的好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有时候要不惮于打破常规，不惮于破坏习焉不察的陈旧的平衡；不破不立。也因为这方面的考虑和实践，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才花了我六年时间。羊城晚报：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看稿看多了是否会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徐则臣：做编辑久了，容易消磨掉你对文字的敏感度，会破坏你对发表和出版的神秘感和功利性，让你写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少。当然，因为整天跟作家和作品打交道，你也很容易做到知己知彼，找到自己的坐标，深入文学之后的心得和识见，对自身的创作也大有裨益，让你面对写作更加慎重，对写作也会生出长远的规划和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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