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恣意生长”不被主流文学圈认可，到中国作协以入会名义向网络作家伸出橄榄枝，再到如今中国作协开始大规模实施对全国各地网络文学深入调研。作为“野战军”的网络文学越来越被主流舆论所“正视”。 据报道，连日来，中国作协派出的高端调查团正低调现身各地作协。中国作协此番对网络文学投注的关注度前所未有。调研是否意味着今后网络文学将终结“野战军”历史，与作为“正规军”的传统文学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一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但一度被传统文学睥睨的网络文学正以不可小视的力量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以传统文学为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传统文学生态或将发生深刻变化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自1998年痞子蔡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贴在网上至今，网络文学已经过了10余年的市场淘洗，期间虽然产生了诸如《鬼吹灯》、《步步惊心》、《翻译官》等红极一时的网络作品，也随之蹿红了痞子蔡、安妮宝贝、慕容雪村、宁财神、当年明月、天下霸唱等网络作家，但网络文学商业味浓、文学性弱、猎奇倾向严重且题材过窄，片面追求阅读快感和感官刺激等也为业界所诟病，以至于有些人并不把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视为文学作品。批评家张柠前几年曾声称“把奇幻或者武侠看做文学作品是在土豆上抹胡萝卜素”，学者陶东风则直言“中国文学进入装神弄鬼时期”。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中间俨然隔着一道“柏林墙”。但随着网络文学的日渐成熟，一些传统写手也开始逐渐流向网络，传统文坛和网络文坛的对话和沟通也越来越多，真空状态已被打破，如何让网络文学“落地”，扶持更多有想法和思想深度的网络写手，从而产生更多有望成为文学经典的网络作品，让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优势互补，找到新的平衡点，想必是业界乐于看到的。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文学长期处于一种散兵游勇、自生自灭的状态，绝大部分网络写手创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宣泄和自娱。尽管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写作至今并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任何有望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没有一篇能活到下一个10年。但网络作家得到主流文学队伍的认可和关注是好事，这能让网络作家赢得更多社会的尊重，也进一步拓宽了网络文学的发展空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2月出版的《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是“独立语文教师”郭初阳近年来对语文教育的评论合集，包括学科建设、教材批评和对教师身份的思考。曾经多次获得全国课堂教学大赛第一名的他，如今已离开学校。但对于学校语文教育，他有着源于课堂而超越课堂的见解。 “教育的麦当劳化”在《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这本书中，郭初阳对当下的语文教育多有批判。如，让少年硬读、硬背古书，写作不重视虚构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缺乏性教育和死亡教育等。他把当下的学校教育用“教育的麦当劳化”来概括。它包含4个特征：一是追求效率，越快越好。麦当劳食品生产讲求高效率。学校教育则把知识快速灌输到孩子脑中，对时间的控制同样非常精准；二是可计算性，凡事都能量化。麦当劳食品讲求规范化。在学校，各门学科也都变成一个分数。甚至生活也能量化，如，寝室整洁程度、着装，都可以打分；三是可预测性。麦当劳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杭州其食物讲求一统化。全国的学校也整齐化一、缺乏特色。四是缺乏人性化。麦当劳在服务规范使员工的着装和对话经过训练，但在学校有着诸多刚性规定。学生按点上课、做眼保健操、发言要举手，老师则用统一方式教授指定内容。郭初阳说：“麦当劳作为一条产业链可以如此，但学校教育面对的是孩子。从个性自由发展的层面，面对现代社会中独立个体的丰富需求，中国的教育不能成为麦当劳。”读“伟大的书”现行语文教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版本。近年来，陆续有人开始尝试编一本不走寻常路的语文书。《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不久前在媒体上批评，语文教材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规定动作太多”。他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于近日出版。该书大胆选入梁实秋、莫言、王小波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及卡夫卡、E.B。怀特、宫泽贤治等世界大师名篇，网络销售3天就卖出了两万余册。近代史学者傅国涌则回溯民国教育，陆续出版了《如何培养好公民》、《让性回归常识》等民国时期的教材合集。郭初阳认为，当下中国校园内的教材可选择性太小，教材市场必须开放。“应该让每个学校、班级，以至每个老师，有比较大的自由度，根据自身特长和学术生态选择适合的书。每一套教材都应该由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做一个高标准、中立的审定，并符合同一套课程大纲。”郭初阳现在杭州一家独立教育机构“越读馆”任教。他手上没有一本“语文教材”，因为他认为，好的语文课不需要语文书。“好的教材不是一本由单篇文章拼成的语文书，而是由一本一本‘伟大的书’构成的——书店、图书馆、互联网，都是语文课堂。”什么是“伟大的书”？郭初阳解释：“对小学生而言，《小王子》、《夏洛的网》就是伟大的书。我正带着孩子一起读《动物农场》。”对于孩子能否理解这本寓言的含义，他并不担心：“课堂是一次小小的冒险，就像暴走，不一定要走到目的地，每个人都能享受过程。”语文教师同时也是学者和作家大部分学生对语文课堂的记忆是学字词、概括段落大意、挖掘中心思想，然后写作文。郭初阳认为，这样的授课方式是有必要的，但每节课都如此就会让人难以忍受。因为，“麦当劳偶尔吃一次没问题，天天吃就很恐怖”。郭初阳说：“好的语文教师应该同时拥有3种身份。如，教贺知章的《咏柳》时，主业是教师，但也可以是学者，对中国诗词中柳树意象做一番梳理。同时还可以是作家，引导学生思考，‘还能用什么文字表现春天’？甚至可以是记者，对柳树做一番‘采访’。”《说文解字》中写道：“语，论也。”论有两种形式，说出来和写下来。在郭初阳看来，语文培养的无非是听说读写的能力，但好的语文不仅限于此。探讨人生重要的问题、对世界有自己的判断、敢于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态度、准确说出内心的感受……这些才是语文教育的主旨。在《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的封底有这样一段话：“语文教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耐心、勤恳、勇敢，不抱怨、不谦虚、也不骄傲，乐于倾听，拥有普通的生活，更重视精神生活。他仿佛一个手工业者，他的榜样是斯宾诺莎(记者注：西方近代哲学史最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之一)。”郭初阳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了《获得教养的途径》，语文就是这个途径。好的语文能帮助一个人能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语文好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好的语文，让人摆脱恐惧、走向自由。”
知道赵瑜的人可能不多了，但他的《马家军调查》掀起的巨大反响，至今绕梁不绝。赵瑜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报告文学得到特别的宠爱，钱刚、陈祖芬、李存葆、鲁光、理由等等，堪称群星璀璨，报告文学曾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后人提起“拨乱反正”时，恐怕第一个会想到徐迟先生的《为了哥德巴赫的猜想》。那时，《报告文学》杂志发行量尚能达到20万份，不用靠“版面费”过活，也不会以阿谀的笔调去赞美企业老板、村县大员，文学在权力与金钱面前，还能挺直腰杆。然而，只有当一切成为过去式之后，我们才倍觉其可贵。自《马家军调查》之后，赵瑜似乎“沉默”了，各种官司的传闻挥之不去，其实，他仍然在写，只是很多作品无法出版。今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6卷本“赵瑜30年作品经典”，其中有两大看点：一是首次将《马家军调查》第14章正式亮相，因内容过于“敏感”，当年各种版本均将其雪藏；二是从这几年来无法出版的作品中，挑选出相对“温和”的部分，合成一集，从中体现出赵瑜近年来的努力与思考。在一个报告文学日渐凋敝、底线频频被突破的氛围中，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感慨万分，毕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远离报告文学，生活让他们一次次放弃梦想，对此，赵瑜只有宽慰：在今天，没有人能靠写作养家糊口，我也一样。我没有改变北京晨报：自《马家军调查》后，您似乎“沉默”了，马俊仁曾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法律解决，这个官司究竟什么结果？赵瑜：其实我没有什么改变，只是社会评议相对少了，我一直在写作，后来的一些作品也曾引起反响。至于法律解决，我始终保持平常心，我又没说要打官司，只能等，可结果是“干打雷，不下雨”，马俊仁他们始终也没有起诉。北京晨报：当年谷开来曾说要当马俊仁的辩护律师，还写了一篇《我为马俊仁当律师》的文章，您怎么看？赵瑜：薄熙来案后，有很多媒体记者问我的看法，其实薄案和我这本书没什么关系，我和谷开来没有直接接触，无法评价，她当年要接这个案，源于她的商业判断，不需要我说什么。北京晨报：当年引起那么大的争议，感到后怕吗？赵瑜：我从良心角度看问题，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争论是对我的抬举，老马糊里糊涂的，别人说什么，他有时没主见。出了《马家军调查》后，对我没什么影响，该写什么还是写什么，继续当我的职业作家，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写的作品也不太可能再引发当年那样的轰动效应了。报告文学不直面现实是自绝于读者赵瑜，1955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三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文学奖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作品影响深远。为何阉割《马家军调查》北京晨报：在当年出版的各版本《马家军调查》中，都缺了一章，所以读者们始终搞不清马家军究竟服用兴奋剂了没有，现在您能说出答案吗？赵瑜：这次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瑜30年作品经典”中，第一次将《马家军调查》中第14章正式出版，即《药魔重创马家军》，大家看后自然知道答案。这本书我是1995年写完的，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始终没法公开发表，很多文学刊物对它感兴趣，可那时没有整卷发一篇文章的先例，如果连载，由于太敏感，很可能中间被叫停，谁都不愿承担这个风险。直到1998年初，《中国作家》杂志社一名编辑顶住压力，力主发表，可觉得第14章太敏感，他找我来“商量”，这一“商量”，还真把我说服了。他说，你又不是为了这一章写的这本书，如果读者把注意力都放到这章上面，却忽略了你这本书的主题，你愿意吗？不如先删去，将来再发。我一想，是啊，在马家军遭遇的挫折中，兴奋剂只是一部分原因，况且咱说了也没什么用，最终我同意暂时拿下这一章。以后《马家军调查》出了很多版本，但始终没有这一章，那时我也想不到，它19年后才能与读者见面。其实我想写小说诗歌北京晨报：您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时，正是“纯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您为什么没选择后者呢？赵瑜：每个作家适合什么文体，要看你的潜力。其实我挺想写小说诗歌的，直到今天依然很喜欢，当年也写了不少，只是影响不大。好作家应该能驾驭各种文体，但也许我更适合写纪实性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我转向报告文学写作，得到了理论界老前辈们的认可与鼓励，自己也感觉写这个更得心应手。在我看来，报告文学贴土地更近，能比较理性地发表自己看法，可以承担更多的使命感，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此外，中国读者对纪实写作情有独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展现出了纪实的风格，相比于浪漫与虚构，纪实更直接，也更受读者欢迎，从一些文学杂志搞的读者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文学始终是最受关注的文体。报告文学为何走向衰落北京晨报：可现实是，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报告文学大大衰落了，这是为什么？赵瑜：这里面原因很复杂，首先是整体文化潮流改变了，今天人们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氛围中，表演系招生，必然人山人海，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表演，希望成为明星，文学艺术整体受冷落。其次，对纪实文学制约依然太多，过去是很多东西不让写，现在可以写了，但没法发表，这是一个新现象，作家们还没有找到应对之道。毕竟作家也要吃饭，也要考虑市场效益，写了发不了，只好放弃，或选择有市场的东西去写。《马家军调查》后，从2006年起，我写了《牺牲者》，共三卷，可八九年过去了，至今无人问津，这次总算是出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整体氛围有缺陷，作家失去了创作的积极性，好处是读者们看历史看现实时，确实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作家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北京晨报：说报告文学发表难，其实也不难，现在好多文学刊物都有报告文学栏目，刊登的都是为某酒厂老板、某乡镇干部歌功颂德之类，只要给钱，这种垃圾文章似乎很容易发表啊？赵瑜：看来你还真了解情况(笑)，说报告文学创作低迷，并不是数量减少了，而是质量在下降。近十年来，报告文学产量其实一直在增加，可作品中的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却严重下滑，这是对报告文学的矮化，这种一味迎合的作品有很多，可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精神，这样的写作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写作能否批评现实，这在今天有一定争议和限制，这导致作家的独立精神减少了，能够直面国家、历史、现实的作品少了。不客气地说，报告文学这么写下去，是自绝于读者。当然，对作家们也要有宽容心，人总是要趋利避害的，一年好不容易写完一本书，却怎么也发表不了，连续几年下来，谁也坚持不下去。不否认，酒厂老板、小官僚中也有好人好事，但作家要面对现实，既然生活中必然存在尖锐的矛盾，报告文学就应坚守真实，而真实一定是多层面的，不能变成单一的表扬稿。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我们目前的管理方式相关，其实，即使是写挣钱作品的作家，他们心中也知道读者喜欢什么，只是生活所迫，不能不装糊涂。不要沉浸在简单的二元对立中北京晨报：20年前，报告文学领域出了不少好作品，这是为什么？赵瑜：其实控制一直比较多，只是文学有弹性，那几年出现了高潮，因为采取了相对开明的管理方式，作家有创作积极性，报告文学篇幅长，审读起来很麻烦，也不太容易管。20年前报告文学风起云涌，震撼着读者们的心灵，当时批评性的东西比较多，现在歌颂的东西比较多，但这只是表象，两者未必是矛盾，否则又会走入非黑即白的误区中。批评多，也未必就是好现象，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形成了惯性，总之，你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不是地主，就是贫下中农，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好事，就是坏事……事实上，单纯的批评与单纯的歌功颂德，本质上是一回事。今天很多人依然在这样看问题，一提起反贪，则不是贪官，就是清官，其实人是生活在同样的土壤与空气中的，怎么可能有人天生是贪官，有人天生是清官呢？在宣传中这么做可以，在文学中就不能这么做，这样的作品就算写出来了，老百姓也不会相信。文学应该坚守更完善、更有力度的真实，不能搞二元对立。报告文学未必要写重大题材北京晨报：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今天年轻人愿意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越来越少，您怎么看？赵瑜：你这个问题还真是提醒我了，我们总是从整体上来审视报告文学的发展，忽略了正在学习写作的青年人，过去还从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今天青年人压力太大，毕业后要生存，要买房，要养孩子，可搞报告文学，没法养活人。但我觉得，爱好文学与工作没有矛盾，很多人觉得搞报告文学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既然积累不够，不如先放弃。其实报告文学不一定要写重大题材，每个人都在经历历史，身边都有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只是我们没有去挖掘，很多人司空见惯，不觉得那是历史的变迁。当年我写马家军时，那也不过是辽宁省的一个省队而已，并非什么重大题材。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比如《乔迁记》，记录的就是身边人看房、买房的经历，却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忠实记录一个人的10年，如果他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在单位兢兢业业工作，10年后他能否买到属于自己的蜗居呢？我觉得太难了，那么，这么多人是怎么买到房的呢？我觉得每个人在命运的挣扎中，都有着精彩异常的人生，它发生在我们身边，只是因为麻木，很多好题材就这么流失了。生活之外应该别有天地北京晨报：写报告文学需要很大的采访量，而这几乎是没有回报的劳动，谁会坚持投入呢？赵瑜：其实还是刚才说的，报告文学不一定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重视记录身边的小事。比如宋之的先生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一个小短篇，写在当时背景下民间的种种骚动，都是一些抓人、跟踪、城门关闭之类的小事，却成为报告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文学是在你工作与生活之外，开辟的另一个天地，写报告文学本身是没有回报的，这限制了年轻人的文学梦，要做这个，必须有别的行业来支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来写作，厚积薄发下来，未必会占据你多少生存的时间。生活有压力，不如写点短篇，当成一个乐趣，从历史上看，再好的作家也难逃避时代的现实，但时代再严酷，个体也还是有一点空间的。在今天，靠写作无法养家糊口，不如一边做别的职业，将文学看成是个人爱好。把写作当成职业，也许只能是一个梦想，职业作家制度只在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才有，这个制度本身不正常，应该改革。其实我靠写作也没法养家糊口，也得干点别的，比如开文化公司等，也是用业余时间写作，这没办法，大家都差不多。小狗要叫出小狗的声音北京晨报：对于有着文学梦却仍在迷茫中的年轻人，您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赵瑜：报告文学是思想产品，并非散文，要有穿透力，要有力度，需要犀利与理性，但未必一定要有思想成果，也可以是仁智互见。有的问题我们还想不明白，那就不如把困惑写出来，比如冰心先生，她对当时各种主义很头痛，不明白在说什么，所以就去写一个个小故事，因此得到读者们的喜爱，报告文学不一定非要思想特别成熟，关键是要写出自己的个性。就像契诃夫说的那样，大狗有大狗的叫声，小狗有小狗的叫声。大狗未必就好，小狗也未必不好，我看今天美女们抱着的都是小狗，小狗发出的也是世界的声音之一。我写《马家军调查》，读者们的看法就不一样，有的读者觉得我把马俊仁写得很可爱，可也有读者觉得我是在抹黑，还有读者觉得我是在批评当时的体育机制。任何作家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都是在写作中缺什么读什么，慢慢提高起来的，一开始就想做一个有力量的作者，那不太现实。同理，我们也不能等到一切清平，各种制度问题都解决了，再去写报告文学，这也不现实，写作必须要适应社会。但无论如何，写报告文学必须要有思想追求，不要成为现实的点缀和花边，即使有困惑，也可以写出来。
一个写作者与他所在城市的关系有时紧密得让你无法想象，城市是他的居住地，是他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写作的对象。但这样的关系并不能成为通例，它既取决于写作者，也取决于城市。有的写作者与他所住的城市总是陌生的，他可能一辈子居住在这里，但总觉得生活在别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可能没有从他所处的城市得到文化上的滋养，他成长的源头来自于遥远的地方，城市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空间，一个物质的存在，而不具有精神上的认同。这种状况的问题也可能出在城市，即城市为他的居民们提供了什么，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吗？有故事的城市吗？它有无自己的精神气质，有没有自己的追求？简而言之，它有没有一种来自久远却又生生不息的文化？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古老的城市生命已竭，如今的光鲜也不能赢得尊重，我们有太多这样的土豪与暴发户。当我拿到唐晓玲的《逐梦之城》，翻开目录见到“江南好，最美是苏州”这样的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的话题，一个写作者与他的城市。唐晓玲与苏州，恰好契合了人与地方的最佳关系，她的《家园》《如花美眷》《苏州美人》《古画》等等在虚构的世界里写她的城市，她的苏州，而从《城市底色》开始，她又以纪实的手法写她的城市，她的苏州。晓晓玲是幸运的，她好像并不是地道的苏州人，但她的写作几乎就是为了表达苏州的，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高度的认同，当一个写作者通过文字与他的城市对话，并且在对话中不断地走进城市的深处，与它融为一体，而城市又在不断地给他惊喜时，这是怎样的一种欢欣！也因为这样的契合，唐晓玲写苏州就不是外来者的苏州，不是外在的苏州，也不是某一时刻静止的苏州，更不是常常被符号化的苏州，诸如苏南模式，园林，昆曲，新区……，而是内在的，历史的和流动变化的。比起他者，作为一个城市的居住者，一个用文字、情感和思想与城市交谈的人，唐晓玲更关注苏州如何从历史中走来，苏州的价值创造，苏州的城市精神，苏州人的日常生活，那些普通人——不管他原先是否是苏州人——他们的幸福程度。唐晓玲曾经在一部部小说作品中探寻了苏州人生活的秘密，苏州的文化气息，接着又在一部部报告文学中表达了她对当下苏州的观察和思考，这些作品虽然体裁不同，但内在视角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在《城市底色》中，唐晓玲关注的是一个大城市的道德存在，“诚然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忽略了道德，那一切都会是空中楼阁，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城市的精神归根结底是道德和文化的建设。对于道德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仰望星空’的。”在《城市底色》里，唐晓玲写的是苏州的底层人们，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老师、刑警、医生，也有小卖部老板、三轮车夫甚至普通农民，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大的创举，但他们乐于做善事，正是那些一桩桩好事善举，体现了“崇文、融合、创新、致远”这些苏州的城市价值。而在这部《逐梦之城》中，唐晓玲扩大了视野，拉升了视线，但核心依然在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它的理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自豪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从农转工的‘苏南模式’，到内转外的‘开放样板’，再到量质并举的‘小康典范’，苏州以‘敢为天下先’的胆气与睿智一路走来，一直担当为国家改革发展探路的‘排头兵’”。但另一方面更要解读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生长与新生的，又是如何不停地调整和转身的，它的发展是如何围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旋律，又是如何根植于自己的传统的，它是如何志存高远，与国际接轨，又是如何关注每一个市民的生活与幸福的。因此，固然要给人们讲述一个个创业创新的故事，比如一个只有194户人家、曾经靠种田打鱼为生的村庄如何生产出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计算机；比如因“上久楷”的横空出世，我们古代精美的丝绸技艺如何续上文脉，重新被世界所记忆和尊崇；又比如波司登如何致力于成为“世界品牌”，到国际上去展示产品的才华的；再比如一个当兵的如何创立亨通公司在光纤领域领世界潮流的……这些都要讲，这是一个城市的硬道理。但是，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别人讲得也多了，唐晓玲也讲，但是她换了讲法，或者，她讲的是这些故事的下集，续集，或者，花开两朵，唐晓玲表的是这些故事的另一枝。比如，梦兰集团在造出了“龙芯”的同时是让老浜人家家户户住上别墅，开上轿车，年终有分红，看病有医保，老了都有退休金；比如蒋巷村是如何让老人们老有所养，“闲人”不闲的；再比如与波司登国际品牌之路一起越走越畅的是它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它的发展，使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康博村民走进厂门成了“上班族”，全村1200多个劳动力，有98%进入波司登工作；每年8000多万米布料、2000吨羽绒的巨量需求，更带动了常熟及其周围十多个省市从面料、辅料、羽绒、包装、染织到终端销售的上下游产业链的蓬勃发展，给全国30多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充分就业做出重要贡献。”这些数据可能是枯燥的，但它们在唐晓玲的叙述里是生动的，鲜活的和细节的，是裹着创业人的辛苦与老百姓的喜悦的。这是民生，一个城市的民生，人们为什么喜爱这个城市，是因为它有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是与普通百姓相通的。唐晓玲告诉我们，在这个城市，人们有的是机会，有的是空间，有的是发展，同时，更有受益，有享受，有幸福。这是一个城市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社会主体，无论它在市区还是在乡镇，也无论它是政府，还是国企和民企，是团体还是个人。对一个城市的书写是否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城市的面貌，特别是彰显了城市的理念就是要看写作者对城市的理解以及他的城市发展观。所以，在民生视角的同时，我非常赞同唐晓玲这本书的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可能会牺牲对苏州许多“高大上”的描写，但是，它却汇通了这个城市的过去与现在，突现了这个城市新的发展战略。所以，这虽然是一本书写苏州当下的作品，但唐晓玲写到了伍子胥，写到了谢孝思，写到了许多古往今来为这座东方威尼斯，为这座园林城市，为这座在江南文化中具有标志性地位的城市锻铸、延续和保护其文化命脉的人们。什么是生态？什么是和谐？什么是与自然共存？什么是宜居？什么又是永续发展？至少在唐晓玲的笔下，苏州是一个样本。这个样本是从如何理解水稻田不仅是城市的湿地，同时又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开始的，是从认识到自从苏州建城时依傍那些四通八达的小河的妙不可言的城市设计开始的，是从认识到那些古建筑的“活化石”的价值开始的，是从公平观念下规划城市公共空间开始的……这里有中国的传统哲学在，有世界文明史的经验教训在，也有先进的城市理念在。唐晓玲欣慰地告诉每一个热爱苏州、怀想苏州的人们，现在的苏州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是现代化，古城的价值越高，与城市的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古城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古城保护好，才谈得上发展好，才能给后人一个完整、无价的历史苏州。这不仅是一种认识，更是他们自觉的实践，当经济利益与古城保护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自觉服从于、服务于保护，苏州古城因此得以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融为一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始终能够得到精心呵护。特别喜欢唐晓玲对今日苏州绿色生活的描写，随便举一例，都是诗一样的文字。“傍晚时分，是平江路的黄金时段。那平江河里，载着游客的小木船来回穿梭，船夫摇着橹杖，荡起一层层水波，那吴侬软语的苏州小调，伴着归鸟和落霞在水面上轻轻地划过。”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自然是幸福的，唐晓玲有千万条理由为这个城市书写。我们也因此要求唐晓玲继续给人们讲述新的苏州故事。
今年“五四”，当习总书记和北大学生合诵《沁园春·长沙》时，我也在诗会现场。原本只是几个人的朗诵表演，大家情绪被激发，纷纷加入，成为激动人心的大合诵。“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清越的雏凤之声传出很远，一股自信与担当萦绕于心。这些天来，联系习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老师们和同学们都进行了热烈讨论，一个突出的感受是，青年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调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够自信。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发展出了一个根植在中国土壤上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东圣西圣，其揆一也”，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优秀基因，对当下的世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正向引导力量，正可大放异彩，却见不少青年言必称西方，对自己的宝藏视而不见。相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来中国寻找发展的钥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青年应首先熟习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再图融汇异邦文化之所长，才能真正成为有文化自信与根基、又有世界眼光的“新青年”。又比如，面对纷繁复杂、真伪难辨的信息潮流，不少年轻人放弃了对信息甄别、筛选、判断的权利，拱手让于网络舆论，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网络上所谓的真假代替了事实的真假，网络上所谓的对错代替了事实的对错，任凭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被裹挟而不自知。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公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来自定力。习总书记告诫青年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把“总钥匙”来看待社会万象、人生历程，可谓对症下药。作为高校青年教师，也常见一些学生不肯下苦功夫读书，做学问求易贪快，甚至个别老师也有这种现象，其实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成功之花需要无数汗水的浇灌。守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表现出来的是懒惰，从根子上挖掘原因还是文化不自信。因为不自信，所以容易被浮躁风气所迷，忘了自己职责所在、价值所系，最终不知所之。习总书记对我们提出四点要求：勤学、修德、明辨、笃实。8个字不仅对治学大有裨益，也给每个身处大时代的年轻人提出了修炼路径和方法，依此而行，自信将越来越足，人生将从此不同。
台湾菁英协会20多人24日日到访广州中山大学，参加“天下为公·两岸情”粤台青年弘扬中山思想论坛。广东省青年联合会主席曾颖如等广东青年代表出席。广州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立，初名“国立广东大学”，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中山手创、遗泽余芳……，振兴中华，永志勿忘”，两岸两所中山大学的同一首校歌当天在广州中山大学怀士堂响起。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李萍致辞说，该校以孙中山的诞辰日11月12日为校庆日，每一届的中大毕业生在毕业典礼那天都会聆听孙中山先生曾亲授的毕业训词。台湾青年菁英协会理事长谢坤宏表示，两岸民众同为炎黄子孙，身上流着的是一样的血液，是一家人；两岸一统、中华一统才能创造真正的民富国强。希望通过粤台两岸青年菁英的共同努力，让下一代两岸青年得到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创造一个新的大中华梦。(完)
璀璨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