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席慕蓉回到内蒙古席慕蓉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1943年生于四川,童年在香港,成长于台湾。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蒙古族王族之后,蒙古族名字为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大江河。其诗作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海峡两岸,迄今总销量超过500万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她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印象:她是草原的孩子“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你读过这样的诗句吗?你还记得它感动你那一瞬间的情景吗?这些诗都来自同一个人——席慕蓉。上世纪80年代,她的诗集从海峡对岸传进大陆,不断被翻版、复印、摘抄、朗读,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年轮上。但席慕蓉不仅仅属于那个年代。5月12日晚上,她登上南开大学讲台,以“隐性的价值”为题演讲,数百名“90后”学子密密麻麻挤满了台下,又坐到了台上,听得如醉如痴。这次席慕蓉来南开,是为给自己的老师——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90岁的叶嘉莹教授过生日。演讲结束,一直坐在台下聆听的叶教授走上讲台,席慕蓉高兴得拍手雀跃,兴奋之情像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两位诗人相识于2002年,她们同为蒙古族。2005年9月的一天,席慕蓉还曾陪同叶嘉莹教授回东北叶赫镇旧址寻根。她说自己是叶老师的“私淑弟子”“旁听生”,叶老师每次说话,都好像有什么东西碰触到席慕蓉的心底,“完全把我的心打开了。”席慕蓉祖籍内蒙古,是草原的孩子。但一直到四十多岁的年纪,她才有机会亲眼见到故乡的草原。“我见到我的原乡,我终于知道我可以为我的游牧文明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再也不软弱了,再也不谦虚了。”在那之后,席慕蓉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探访草原,她的诗风渐趋厚重苍凉,更将个人乡愁扩大深入,在思想和行动上也开始回归游牧文明。记得上一次见到席慕蓉,是在今年年初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的“2013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典礼上。那天穿着一袭蒙古族长袍的她显得高贵端庄,采访的时候,她时时刻刻呼吁大家去关注草原的生态,呼吁世人重视草原存在的价值,重视游牧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谈到草原她能一直滔滔不绝,但语气中也带着叹息,因为草原和游牧文明正在渐渐消失。“有些事情如果丢掉了是回不来的,草原丢掉了就是永远也回不来的。”很多人了解席慕蓉是通过她的诗,其实她还是一位画家。年轻时她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深造。回到台湾后,她在新竹师院教油画,也曾任职于东海大学美术系。年轻时她喜欢画荷花,但这些年她也开始用画笔画下草原,这些画被她命名为“旷野系列”。“我不敢画,所以我等了二十年,才开始慢慢地画,我还不敢说我画的是蒙古高原,只是说我画的是旷野。”一幅画,一首诗,一片草原,这便是席慕蓉的“出塞曲”。她走进乡愁,在旷野中嗅到芬芳,从泥土里摄取营养。“草原让我减少了物质欲望,因为我发现人的需要其实很简单。”作为心灵的漂泊者,她庆幸自己找到了梦想的草原。写诗是我的家庭手工业记者:现在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您认为诗歌在当下还有价值吗?席慕蓉:诗歌从来不是那么热闹,诗歌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总有人在读诗,总有人在写诗,几千年都没有变,所以不用担心。我根本不在乎诗歌是蓬勃还是式微,我写诗也不是因为它蓬勃,同时,我也不认为这与我们写诗的人有什么关系。泰戈尔有句诗说:“你是谁啊?一百年后读我诗篇的人。”我相信,一万年以后还有人类的话,还是会有人写诗。安静地写诗,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诗是从来不会消失的,只是有时候偶尔会被别人忘记而已。记者:您最初以爱情诗闻名,据我所知有很多女生都把您的诗抄在笔记本上。您是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最初写诗的动因是什么?席慕蓉:初中二年级,我在日记本上写了第一首诗,写得乱七八糟,完全不通。那是很幼稚的心事,可是它是生命的本质。寂寞和孤独的年纪,跟别人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话,我说给日记听。日记真的就是我终于发现的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不会离开我的朋友。我现在知道,日记是我写作的开始。我喜欢写诗的原因是我读到好的诗羡慕得不得了,但是我做不到。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感情的看法改变了很多,但仍然还有写情诗的热情。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是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当感觉跑来找我时,我控制不了它。我所有的诗,所有的文字,都没有预先的计划,它是跟着我的生命走的。记者:对您来说写诗意味着什么?席慕蓉:写诗不是我的职业,是我的家庭手工业。诗真的是很奇妙的,我每次讲起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很兴奋。我很庆幸我把很多年轻时自己心里的触动写出来了,而且留下来了。一首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在写诗上面我是被动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在我心里面,老在那绕着我,让我不安,我必须想办法用诗把这个感知写出来。我把一首诗写完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写的是什么。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诗到底是什么,但它教会了我很多。记者:同一首诗在不同的年纪读会有不同的感觉,可是有些本质的东西其实一直都不会变的。席慕蓉:诗一直都在那里,只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人们可能把它忘记了,但是当某个时刻一旦读到了诗,心中的感觉就会被唤醒。叶嘉莹老师说了一段话:诗是从小读了,然后存在心里面。包括古诗,包括新诗,从小读了一些然后存在心里面,然后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它会突然出现,好像跟你狭路相逢的那种感觉。记者:您想对仍然在读诗、仍然想写诗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席慕蓉:我觉得人在艺术创作上最好不要有自知之明。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学画画,我觉得我画得不好,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会画得很好。假如我的自知之明,告诉我也许永远也画不好,那我还活着干什么?艺术创作就是,我可能会画好,我可能会写好,就这样就好了。如果我要写诗,我写不好也没关系,因为我爱它,我想写它,其他都无所谓。写不好,放到抽屉里,不要丢掉它。我抽屉里就装满了我没有写好的诗,而且我想我以后也不会把它们写好了,但是有时候我很感激它们,它们是我的朋友,那是在无数个日夜里遇到挫折无法表达的那个我,那是我的财富。写好跟写不好,其实是次要的,我想要作诗,我爱做这件事情。原乡是血脉里的家乡记者:1989年您第一次回到内蒙古,现在过了这么久,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席慕蓉:我母亲在我第一次回内蒙古的两年以前过世了,还好我父亲还在,我父亲以前在波恩大学教书,退休了住在莱茵河畔。我跑去找我父亲,父亲说,我给你找一个朋友尼玛,让他带着你回去。于是我先是坐飞机到北京,再坐火车到张家口,在张家口尼玛大哥来接我,坐吉普车往张北走。我就跟着尼玛大哥见到了我的原乡。这个说了很多次,可是我愿意一直说下去。蒙古高原的平均高度大概是海拔1200米到1600米,走一段斜坡,走一段平路,慢慢看到草原了。我在车里只会叫,哎呀,哎呀!我是第一次去,但是我觉得我见过,隔了很久以后,我找到一个句子来形容,我发现我是走在自己的梦里,我走在自己的梦土上。记者:您称内蒙古为原乡而不是故乡……席慕蓉:什么叫做故乡,齐邦媛说过一句话,故乡除了一个空间之外,她还是你年少的时候有人爱过你,对你有过期许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而原乡,我认为应该理解为血脉里的家乡。我有很多家乡,香港是我童年的家乡,台湾是我成长的家乡。但是到了内蒙古我才知道,我没有生长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我是插枝存活的人。从前原乡对我来讲非常模糊,但是我踏到原乡的土地以后,藏在我身体里面的那个火种就把我整个烧起来了。幸运的是我在46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原乡。记者:自从第一次回到内蒙古,之后您每年都要回去几次,草原成了您生命的重心。很多人都去过草原,但像您这样每年都往草原跑的人,可能并不多。席慕蓉:我每年都回去到处乱跑,到2005年的时候,从我父亲母亲的老家一直到南西伯利亚都跑遍了,但我自己对于草原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到呼和浩特请朋友介绍一位内蒙古大学的教授,给我讲内蒙古的变化与历史。老师站在我前面,问我想知道什么,可我连想问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只能说,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最该知道的是什么呢?记者:您在文章里写过,回到草原,走着走着,心里越来越踏实……让我们感觉到原乡带给您一种强大的力量。席慕蓉:我以前会比较害怕,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单独的,我不是孤单的。土地与人之间有很多神奇的感应,我无法确切地说出。但走在草原上,我就感到踏实,好像尘埃落定。我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我的自信找到了,身份确定了。现在我到内蒙古草原去不是看山河,而是看我的朋友。我喜欢坐在朋友旁边,听他们用蒙语交谈,我的心整个就踏实下来了。那是我的母语,即便我听不懂,对我也有一种安抚的作用。记者:现在再回到草原,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席慕蓉:今年夏天我要去嘎达梅林出生的地方去探访,他是我们蒙古族的大英雄。我没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我非常想到内蒙古的中学给孩子们演讲,这是我最近最想做的事。如果有内蒙古蒙文的学校或者是汉文的学校愿意让我去的话,我自己自费去,只要告诉我时间和地点,我很乐意去给蒙古高原的孩子们做演讲。我目前是如此急切地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内蒙古草原的现状,以及我们对草原的忽略跟忽视。我想这就是我目前要做的。想让大家从文字中读到草原记者:从写情诗到写蒙古高原的散文,您在写作上的变化太大了。席慕蓉:从前是人跟人之间的爱情诱惑我,现在人跟大自然之间的感觉诱惑我。自从有过草原之旅后,有人认为我写东西有了转变,但是我就是被美丽的东西所吸引,我是受美的诱惑而写,创作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很多人喜欢我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是我在这二十多年里,真的努力想让大家看见草原。记者:您出版过《追寻梦土》《蒙文课》《给海日汗的二十一封信》等关于蒙古高原的散文集,您通过写作关注原乡,也替很多游子表达出他们内心的眷恋。席慕蓉:1989年我第一次去蒙古高原,每一天对我来讲都是那么珍贵。回到台北后有个报纸约我写我的故乡,我跟编辑说,我可能没有感觉,但我又想试试看。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我就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到我位于郊外的小画室躲起来写,因为我知道我会流泪。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嘎达梅林》那首歌那种比较黯沉的调子。我写《追寻梦土》是为了化解我的乡愁,写《蒙文课》是我逐步认识内蒙古这片土地的过程,在故乡的所见所感我都写在了里面。记者:您的很多诗都很细腻、很抒情,而草原上蒙古族牧民给人的感觉是粗犷的,草原给人的感觉也是宽广的。您如何用细腻的心思表现草原?席慕蓉:其实我要跟您说,草原上的男士们,那个心思好细腻啊,但是我们远远看去好像他们都很不在意。如果要形容草原上的男士,我想把他比喻成一棵树站在那里,可是他所有的心思就像一棵树的树叶在风里动。女孩子也是一样,她可以很细腻地在家里做事情,可是风雪来了,她也会出来帮助牲畜抵抗风雪。所以游牧文明在一般人看来好像比较勇猛,比较狂放,但如果你看到他们如何去保护牲畜,如何在春天抚养那么小的刚刚生下来的小马驹、小羊羔的时候,那种细腻会让你感动。这种感觉,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来。记者:您用文字和原乡交流,您知道草原的人读到您的文字时的感受和反馈吗?席慕蓉:我母亲的故乡在西拉木伦河,在辽代的时候那里是千里松漠,那个漠不是沙漠,是广大的地方。我最初对母亲家乡的印象来自母亲的讲述,母亲年轻时那里还有300里松林,但是到我去的时候,一棵树都没有了。我在一篇关于回家的散文里写,我来得太迟了,我第一次来到母亲的家乡,是向母亲对家乡的梦告别,千里松漠不见了。然而事情没有到此结束,那篇文字被转译成蒙文,在内蒙古赤峰的一个刊物上发表,被从事林业的朋友看到了,他们就到河的源头植树。一直到2007年,他们带我去看他们的造林工程,小小的树木已经慢慢长大。我很感动,原来文学的力量可以是这样的。记者:从前那个写诗的席慕蓉让人感觉淡泊而从容;现在关注内蒙古的席慕蓉却总是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急迫和焦虑。席慕蓉:从前那个安安静静写《七里香》的席慕蓉已经回不来了。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原乡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变成今天的我。包括我写诗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有人喜欢我的诗,我当时的诗都是写给自己的。我现在的确很焦虑,很着急,我们的草原怎么变成了这样?我只能拿笔写我的焦虑。如果我以前的读者还是留恋几十年前的席慕蓉,那我就同意他依然去读以前的,但我已经不行了,我回不到过去了。你也看到我很热情地希望媒体能替我传播,这个传播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草原,为了内蒙古的草原。我以前写诗,大概不会跑出来跟媒体说拜托拜托,请你宣传我,但是我现在真的拜托大家,我们一起来呼吁保护我们的草原。保护草原就是保护地球的肺记者: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保护游牧文明,在很多文章中、访谈中,在很多场合,都看到您在呼吁这件事。席慕蓉: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一直在重复同一个话题。如果你有去过草原的经验,你会知道草原是茫茫无边无际,什么都没有。其实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原因,是因为几千年、几万年在这里走过的游牧民族,什么都没有毁损。我最近才得到真正正确的解释——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告诉我,游牧文明是草原、牧人、牲畜三者合一,在游牧文明没有走过草原之前,草原是没有生产力的,当无数游牧民族带着牲畜走过草原,草原成为有生产力的草原。草原是几百万年前自然形成的,但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几千年的草原是靠什么呢?就是靠牧人、牲畜跟草原一起组成的生命共同体。记者:近些年内蒙古沙漠的面积在逐年扩大,所以现在提出“禁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席慕蓉:禁牧之后,我们的学者去访问牧民,牧民说禁牧第一年感觉草长得多了,到第三年、第四年,好的牧草却消失了。没有羊来吃它,没有马来吃它,草原自己本身的生命力消失了,长出来很多野草。这是牧民自己观察得出的结果,他们游牧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逐水草而居好像有很多很多学问,我无法回答。记者:如果不禁牧,又要保护草原,应该怎么做?席慕蓉:现在把草原用铁丝网分隔了,而游牧文明是一种群体的、合作的文化,必须要群体的行动。一个单独的草原是没有价值的,草原的价值在于互相之间的联系。假如我这里的草不好了,我搬到你那里去,让这里的草休养生息。我们现在让牧民固定在铁丝网所限制的范围内,你这一家十年都在这一块草地上,草地没得休息。游牧的意思是要动,动的意思不是我们自己要动,是我们要让草地休息。牧民怎么搬,搬到哪里,春天在哪里,秋天在哪里,甚至整个夏天还要搬好几次,就是为了让薄薄几厘米土地上面的牧草可以持续生长。记者:您在草原行走了二十多年,您认为真正毁坏草原的原因是什么?席慕蓉:现在内蒙古的草原,跟我二十多年以前来内蒙古时看到的草原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认为可以获利很丰厚的煤矿,可是,再获利的煤矿也不过是几十年,而几十年之后,草原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我们的损失就远远大过现在获得的那些利益。我们要发展经济,把牧民集中起来住进楼房,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拿了退休金要做什么?日子应该怎么过?日子应该是一个人觉得有成就、有贡献才叫过日子,不是领退休金,坐在屋子里面才叫做过日子。我希望他们享受这些幸福,但是这些幸福感跟自己祖先的文化应该是连在一起的,而不应该是断裂的。记者:现代人总是认为,好像草原已经变成了生活的背景,变成了旅游观光消费的景点,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太多关联。席慕蓉:如果把地球比作身体,那么草原就是它的肺,是它的肝。曾经有一家媒体来采访我,把我带到海边拍摄。他们让我站在岸边,问我草原的价值。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愤怒的人。我忽然间听见自己这么讲,你要问我草原的价值,这个问题已经问了我十几年了,我现在请问你,你的肺有什么价值?你的肝脏有什么价值?那位摄影师不知道哪里得罪我了,木在那里。我问他,你觉得哪一只手比较好,是左手有用还是右手有用,哪一只手你不想要?草原和森林占全世界土地的三分之一,如果整个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能够保持草原目前的状况,那这就是给这个地球最大的贡献。在这里,我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我是蒙古族,而是作为一个人,以人类的态度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作为写字儿的人,想必都很羡慕那种“天成”的作家,或者“天成”的写作状态。那往往是文学史上的神话——养在深闺或来自深山的单纯男女,从肉体到心灵都一尘不染,有感而发、提笔而就,一出手就是高峰。要不干脆就是孩子,比如7岁的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几成天籁。然而很遗憾,水能提纯、保纯,但人不能,正如大部分人的人格都是滚滚红尘造就的,大部分作家的文学修养也是通过对前人、同时代人的阅读和思考来完成的。绝对的“未曾染尘埃”多半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那么,对于某些既有文学观念的认同、反对以及再思索,也是能够表明一个作家在某一时间段的文学态度的。作为一个也算接受过“科班”文学教育的人,我所接触过的文学观念估计算是比较多的——翻开文学史的课本,就有多少“主义”得记得背呢。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深受此道的熏染,张嘴尽是夹生洋词儿。然而文学史上还有一个规律:刚冒出来时越是离奇、越是振聋发聩的文学主张,往往也越容易变成一阵风的事儿。尤其是写起来以后,才发现一个作家最需要面对的,其实还是那几个自古有之,如今仍在缠斗中的文学观念——也就是那些还在“真实地活着”的文学观念。首先,我对“小说是一门技艺”这个观念一直持怀疑态度。写小说当然需要琢磨人物,要谋篇,要铸炼语言,也就是说,的确是需要技艺的,而且技艺越精妙越好。同行或者同好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好像也是技艺。然而也许是谈得太多了,现代小说的技艺偏偏又越来越复杂,成了门单独的学问,渐渐地就有了点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意思,好像小说的好坏仅仅决定于技艺,小说几乎可以等同于技艺似的。当然还有另一种逻辑,就是想说的话不好说出来,不想说的别人又逼着说,那么好吧,索性只谈技艺,从此当一匠人也免了苦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如果把小说单纯地等同于一项技术活儿,那还真是有些辱没这个历时近千年才发展成熟的文学体裁。技艺仅仅是写出一篇优秀小说的基础条件,除了技艺之外,必要的因素还多着呢。其次,我也比较怀疑“作家只是为了自己写作”这个观念。要想让作家全为了别人而写恐怕不太现实,真能做到“我手写我心”的作家,往往也有着单纯而高洁的人格,这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是从小说的基本传播形式来说,它归根结底是一门“我写你看”的艺术,它的主要审美过程,也是让读者看到“别人”的故事。没有了看的,写的人又忙活什么劲呀?还不如述而不作呢。当然,也不能把追求销量的写作等同于为人民服务,读者和作者之间肯定还不是一买一卖这么简单,那其中有着微妙的关系,值得写作的人长期研究。那么,有必要坚持的文学观念是什么呢?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传统,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这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就是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的娱乐形式相比,文学也恰恰因为远离了大资本、大工业的运作模式,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怀疑必然带来割舍和收获,坚持则往往意味着更深的自我怀疑,乃至精神层面的磨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怀疑和坚持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所思所想。
仲呈祥是一位有着丰富知识与多学科背景的文化学者,他博览群书,研究领域涵盖文学、哲学、影视、舞台艺术等,擅长以哲学思辨阐述文化艺术问题, 将社会热点与文艺理论共冶一炉,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对待学术的勤奋态度和惊人记忆力使他成为文艺评论界的引领者之一。在5月30日举行的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仲呈祥当选为中国评论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并称“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仲呈祥从事文艺评论40余年,多年来,他多次呼吁成立一个全国性、综合性、打通各艺术门类 界限的文艺评论家协会,期待以此健全创作、批评之“双翼”,促进我国文艺健康发展和繁荣。仲呈祥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是对全国文艺评论工作者的 巨大鼓舞和激励。谈及刚刚成立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仲呈祥认为,“首先要在工作中坚持正确导向,担负起文艺批评的社会责任。”他说,“导向是文艺批评的生命, 是文艺批评的魂灵。评论语境越是复杂,导向越是重要”。“导向为魂”是仲呈祥一贯坚持的文艺批评原则,他说,“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 重视文化软实力,就是要重视文学艺术养心怡情怡性的重要作用。在当下,比任何时候都要强调,文化要化人,不是化钱;艺术要养心,不光是养眼;鉴赏要引导, 不是迎合。立于文化宝塔塔尖上的,理应是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水平的优秀文艺家及其经典作品。引领民众攀登更高的思想和审美台阶,将优秀代表推 向塔尖,正是文艺批评的职责和使命。”仲呈祥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评论家必须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评论家协会,必须牢牢把握文艺批评的正确导向,珍视中国文艺批评 优良的历史传统,建立起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引导文艺创作、倡导健康说理的文艺批评风气、繁荣文艺理论评论事业。“要坚持强化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民 族学理,坚持以开放的视野吸收世界文明中适应中国国情的有用的学术资源,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并在美美与共上狠下功夫,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西化和 食古不化的错误倾向。”谈及当下的文艺评论现状,仲呈祥说,“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前,传统文艺评论阵地如报刊等处于困境,新型传播阵地如网络、手机等又呈现过度娱乐 化倾向,文艺评论影响力和权威性受到挑战。”他认为,“在这种新的格局下,文艺评论工作要扩大影响力,必须扩大阵地,拓展渠道,整合资源,充分利用传统媒 体和现代媒体,积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不断建设好文艺评论平台。”仲呈祥希望在今后的文艺评论中,“要提倡实事求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说真话、述真情、求真理的学风,提倡认真攻读、深入生活、耐得寂寞、淡 泊名利、享受孤独、潜心学术的学术品格”。他说,“要做一个合格的文艺评论家,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我们 的文艺评论家,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文学、历史、美学学养和素养,一定要做到‘多读点哲学,多读点历史,多读点鲁迅’,提升自身的判断力、理论定力和战斗 力。”
孙晓玲女士著《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写道:“父亲按点儿吃饭、睡觉,身边有一个小马蹄表,生活极规律。吃饭是为了活着,睡觉是为了休息,散步是为了保持体力。他活着是为了写作,写作也带给他快乐与安慰……”读着这亲切的朴实无华的文字,忆起作家从维熙《孙犁的背影》一文所写:“中国只有一个孙犁,他既是个大儒,又是一位‘大稳’。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能稍微入世一点,早就是大文官了,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写孙犁住院时的情景:“父亲穿的病号服,袖子显得有些短,当时我就想,今天要是穿上我给他买的那件薄绒蓝格新睡衣就好了,会显得儒雅文气。前前后后我曾给父亲送去好几件新衣服,还有新夹被、春秋被和枕头、毛巾什么的,我想写作态度决定了生活方式,父亲与节约为伴,朴素地生活了那么多年,毛衣袖子破了,还改过坎肩。住中心医院时,我给他买一条新毛巾,他却不愿意用,如今他病沉沉,我一定要让他里里外外换个新。以前要是在家里,父亲没准会说我,有旧的他不爱使新的。现在是在医院,加上病重,父亲便不说什么,穿上新睡衣,他还像孩子似的,用手指捻捻衣服边儿,摸摸挺软和,穿上很舒服,挺高兴。家里送去的两床小花棉被,他一年四季替换着盖在身上,不离胸前左右,时不时还用手摸一摸。”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怀念孙犁先生》一文中也写道:“在他身上盖着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天津书画名家王学仲先生,感佩孙犁甘于淡泊,不角逐官场、文场的为人,曾书写一副对联:“杨震辞金甘抱朴,孙犁著作懒为官”。《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中写道:天津市长看望孙犁,“父亲显得拘谨无奈”。“父亲见了市长为什么保持距离,往日的谈笑风生哪去了?”市文教书记很了解父亲,对他说:“你这个人是当不了官的。”孙犁不善交际,也不善攀附,曾给韩映山写过一信“诉苦”说:“陪着大人拘坐在席上如坐针毡,实在难受,自己又不健谈,宛若呆鸡……”有好几次,北京文化界、戏剧界领导来天津,市里派车接孙犁去见见,都是地位很高的人,按说这是很风光的事,但孙犁不去。孙犁八十岁时说过,他进天津后就在《天津日报》社做编辑,前后换了十位总编辑,算得上是“十朝元老”了,在作协、文联也有位置,但不到那里去,不喜欢外出活动频频曝光,只愿“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李桂芳
很早以前就有媒体报道,作家马原来到云南西双版纳,不是因为工作或者体验生活,而是养病。5年前,马原被查出肺部长了一个肿瘤,必须做手术。但他放弃了手术,而是采用了人们很少选择的方式:休养。在考察了很多地方后,选择了西双版纳勐海南糯山的姑娘寨,希望在这样一个好山好水的环境下慢慢恢复身体。据他的朋友讲,刚到版纳的马原,看上去憔悴苍老,现在的马原,虽然已经61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10岁,他精神很好,是这里的山水把他滋养得年轻了许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肺部的肿瘤逐渐消失了。马原说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来过五十拨人看他了,都好奇他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也都在问他:版纳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细想一下,版纳居然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个地方好像不是用来玩,而是用来活着的。它是中国最早的热带旅游区,但是很奇怪这里没有特别炫的景点,你去黄龙九寨黄山泰 山,总是有什么点,或者是著名的古迹,或者是很深的文脉,或者是奇山怪石,版纳没有这些。”马原说,“有几个朋友过来看我,想顺带把版纳转转,结果有点失 望,因为能看到的也就是几个村寨。出了村寨,新景点大同小异,其实也不是版纳自身的特点。谁也不会为了一些挺高的树,千里迢迢甚至万里迢迢奔到这来。”勐海县勐混乡贺开古茶山上的古茶树真 正吸引马原来到版纳的原因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东北人,马原说,他在南方生活了很多年,再回到北方,已经受不了寒冷的气候。当他查出肺部肿瘤时,他 离开了上海。“我离开上海的原因,主要就是我觉得在上海生的病,它是恶性也好,良性也好,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用某些方法抑制它,或者切除,实际上也 不过是给生命一个缓冲。我当时就尝试着另外一种想法,看看能不能不治,以不治对抗肿瘤。不吃药、不做手术、不放疗、不化疗。”正是这场疾病,让马原有机会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构想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福祸相依,马原从想象的精神家园走进了现实田园。马原对付这个疾病的方法是:给自己的身体换水。“当 时选择换水的方式说起来有一点玄,其实挺有道理的,我生病以后和很多中医大家接触,跟他们聊,他们说我的想法听来挺新奇,但是有道理。中医说3个月人体的 水整体会置换一次,我深信生命是以水为基础,生病也是水积的,它既然是水积的,我在水的置换过程中也许会把疾病带走。”马原开始找水,他相信出好茶的地方一定有好水。不单是沏茶需要好水,种茶养茶也需要好水。“地球上最好的三片茶产区都在中国,东边是阿里山,中间是武夷山, 西边是勐海。”为此,马原先后去了安溪、武夷山、台湾。最后,他选择了西双版纳勐海。“最吸引我的首先它是山和水特别好,大面积的古茶园,在勐海地区这些 数百年的古茶园有好多,勐海没有热带雨林,又是传统的普洱茶的产地。天下的普洱茶,说起来大半都是勐海产的。我来这以后,最吸引我的是植物,勐海不是特别 热,因为这里有海拔,整体海拔都超过1000米。一年有200到300天时间是天天有云海,每天早上起来,下边就是云海。对我这个东北佬来说,云海在山间 弥漫、飘逸,简直就是仙境,我们小时候说神仙住的地方,那不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么。”勐海县布朗山乡曼诺村布朗族少年马 原在勐海住了两年了,他很开心地说:“你今天看到的这个马原,应该挺健康的。说起来60多岁了,但是精气神、体力、肌肉的强度……我都觉得是我在最近20 年里最健康的时候,我40来岁的时候也没有现在健康。在都市里,运动本身就很奢侈,你要有时间、有伙伴、有钱、有勤快,都市里大家忙忙碌碌,真正拿出时间 去锻炼的人最多的是老年人,很少有年轻人、中年人不遗余力地早上爬起来去晨练的。”马原说,他在海南待过一段时间,当时身体不是很好,他 开始骑单车锻炼身体,但也没有现在的身体状况好。“我在这儿活动强度并不大,每天上工地,主要是动脑,充其量就是爬爬楼梯、爬爬坡。我着意去锻炼身体的时 候,我的身体居然没有不用锻炼的时候身体好。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这里有海拔,轻微运动也是负重;第二是水特别好;第三是空气好得不行。全国人民受雾霾 之苦,少数躲过的人中有一个叫马原的,我真是觉得上山之后这两年,特别体会到云南之好,西双版纳之好。我到这里发现一个真理,过去人们说我不往心里去,人 身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皮肤舒服才是真的舒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这里温度最低10摄氏度,最高二十七八摄氏度,刚好人不出汗,四周都是森林,温 度、湿度都是俱佳的。器官一年365天都是舒服的。”马原虽然是外来人,但是现在他已经慢慢把自己当成南糯山居民,生活也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的日用品越来越简单,我开来的宝马, 到这是一堆废铁,因为这里一下雨就寸步难行。到这以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轿跑换成了皮卡,我现在有一个皮卡车,表面上看不过是车型的改变,但实际上生活 内容、生活方式全都变了。在这里,有泥土、有植物,而且这些植物多半都不是人种的,除了我们看这些茶树林,漫山遍野的大竹大树完全是自生的,有的完全是原 始森林,上面还有大面积的巨树,有千百年巨树的林地。在这种林地里,你的生活完全不是大家说的,有没有雾霾的问题,我们根本不能想象这么大面积的植被,根 本无法估量这些能带给此地的住民多少有益的东西。”这两年,很多人见到马原,除了问他为什么到山里生活,还有一个常问的问题就是:你在山里寂寞吗?“前些天我在广州见到李敬泽,他说:‘你别玩虚的,你就实实在在地说,有没有寂寞问题,那么闭塞怎么办?’”这个问题对马原来说好像从来没有想过。马原说:“我跟别人有一个大不同,因为我是病人,病人的想法和健康人想法可能不同,你们觉得生活里有些东西更重要,比如交通便利、医疗便利、孩子上 学、自己职业……病人不是这么想的,很多病人是一病了就突然把原来的生活抛弃了。山上最简单的想法都是幻觉,上面没有人住,说明水是从上面来的,包括地下 水,上面的水源是没被污染的。生了病的人关心的是水,不是工作,不是网络方便,不是逛街方便,所以我说健康人有顾虑的,病人,尤其是大病人没有。我肯定不 会觉得寂寞。我也说句老实话,我哪有空寂寞啊。我实实在在地在8个月里盖了一片房子,还写了两本书。我回家第一件事,要么歇歇腰,看看电视,有时候还没到 吃饭时间,我就睡着了,根本没有空。我这么大的院子,扫一遍都要扫三天,我这么大房子,扫地也要三天扫一个回合,根本没有空寂寞。我下面养着狗,之后还要 养,我至少得有两三条狗,还要养几十只鸡,朋友来了,我得给朋友杀只鸡啊。我还得种那么多植物,我还得种菜,我下面有三层梯田,我种的菜保证我们家里够 吃。在这个院子里,我还想种十棵二十棵果树。客房前面我留了那么大一片种花的地方,我还要种花……李敬泽问我会不会寂寞,我也想寂寞一下,寂寞显得多深刻 啊,但是哪有空啊。以前没有,以后更没有,我搬进来以后,更没有。”马原马原说得神采飞扬。“实际上,这不就是陶渊明么,中国文化人谈了两千年陶渊明,之所以谈陶渊明,是因为做陶渊明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做陶渊明特别容易,就是下一个决定,别的事都再简单不过了。”的确,当一个人把道理想明白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对于这种神仙般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马原承认在他年轻时候曾经幻想过,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变成现实。“我 当老师的时候讲过海明威,我总结海明威的几个哲学,其中一个就是他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一句话:‘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嘛。’我小时候,一直特别喜欢农村, 我当过知青,来南糯山之前,这辈子觉得我最好的日子就是当知青的那几年,那几年吃不饱,极其艰苦,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窗户没有玻璃,雪都能刮到炕上。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生活是最好的。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想的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环境,一个生活,但是我原来想的倒不是像现在的情形,我原来觉得我喜欢乡下生 活,我还是要这些绿色的簇拥,要这些鸡犬相闻,我想的不是写作本身。但是我来山上以后,发现那种情形是自然而然的,你到了山上,就像我说上帝想让谁当哲学 家就给他一场大病,他一定会变成哲学家。因为你生过病以后每天要面对自己的生死,你面对这种命题的时候你已经是哲学家了。所以我说上帝把一个喜欢看书的人 扔到大山上,你一下子就会哲学起来了。每天终日和自然有一个面对面的状态,然后你会有很多下意识的玄想。”的确,这种哲学思考让马原的创 作方向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最近,他写完了一个童话,名字叫《湾格花原历险记》,名字来自他一家四口人,马原解释说:“我大儿子叫马大湾,小儿子叫马格,我 老婆叫李小花,我叫马原,名字就这么来的。这地方本来就是有童话的环境。我是被这场大病打成了哲学家,所以我的童话是比较偏哲学的童话。因为地球出了太多 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出了太多的问题,我是找一个七八岁男孩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七八岁问题会多一点,太小问题太简单,大一点会复杂。他带着他爸爸 的朋友,一个博士,走进了他自己的密地,通过一个老树的树洞。刚一往里钻,就掉下去了,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见到了一些我们寻常又能见到又 见不到的一方天地。我说能见到是所有的物相和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不同是这个世界里没有人。这是史前的地球,在这个地球里,不论动物植物,都 有自己的周期,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对那个博士来说,所有东西都有的解释,成年人看什么都用概念思维,我们关于所有的知识,关于树叶、草、衣服、交通……所 有一切的知识构成了人类的整体经验。在这个童话里,这个孩子不具备任何知识,因为他还在学龄前,他们面对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知识和非知识二者之间游弋,实 际上是人类面对终极问题的一个状态。那个世界里没有人,他俩是偶尔的闯入者。在所有童话里,孩子都能跟动物对话,大人不能,就是孩子没被知识污染之前,孩 子还是有和万物通灵的天性,但是知识把这些天性淹没了。我这个故事的重心是人类对地球的伤害,人类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对地球的伤害,实际上人类是这一波地球 末日的终结者,这是肯定的。”马原上山后,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纠缠》和《荒唐》。和他以往的形而上的写作风格不同,这两部小说都是很现 实题材的作品,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在地面上生活时,马原写的大都是不接地气的作品。现在接了仙气,又开始写现实题材。马原也觉得这个改变很有意思。“你 在所谓人间生活的时候,你不关心你身边的生活,从来没写过评职称、分房子、你情我爱这些东西,从来是比较偏形而上的小说。但是上了山,住到神仙住的地方以 后,可能是海拔的缘故,反而有一种鸟瞰人间的感觉,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这个落差会带来灵感,离开都市,反而开始关心人群了。这个回合重新写 小说,感觉挺奇妙的。《牛鬼蛇神》还是我接20年以前的写作,别人都很奇怪,你怎么写东西中间隔了20年就像没隔一样?但是刚撂下那个,就马上回到现实题 材来,而且一口气就写了两个长篇,也许最近由于停顿积累下来的素材、生活沉淀,好像一下子转了。我这两个小说出来的时候,很多老读者说,你是不是从此就要 改弦更张了?我说好像不是,《湾格花原历险记》又跟现实没有一点关系,又回到过去那种形而上了。我原来想一口气写第三个长篇的时候我撂下了,我现在怀疑我 还能不能把第三个长篇写出来。因为心气又改变了,这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觉得挺过瘾,现在还有几个要写的小说,我现在自己想一想可能也不太像原来那种形而上的 关注,也不像这两个形而下的关注,我又回到另外一种境界当中。”正如马原所说,疾病让他变成了一个哲学家。在这个仙境中,马原鸟瞰人间, 开始思考一些终极问题。他说,过去,很多终极问题他思考过,但是没有想明白,现在,很多问题慢慢清晰了。“过去我想得很多,没特别想明白的实际是环境,人 类对地球的伤害。后来构思《湾格花原历险记》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是人类要自己制定规则,人类靠自己的理念想自己制定规则,像我里面说到的一段话:‘人类 仅仅用4000年时间,就消灭了地球上所有陆路大动物。过去是众生支撑这片天,现在是人类自己,众生已经不见了。’都市里蚊子都越来越少了,人类用污染的 方式就能把蚊子的立足之地摧毁。这个事情我是到这里以后慢慢想明白的。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建立一个生态平衡的概念,但是到了山上以后我体 会,过去地球的法则是众生共同制定的,今天是人自己说的算,人不跟它们商量,所以我在童话里说有众生养老院,他们至少在这个200万年的生命周期中,最后 的4000年变成了灾难,就是地球来了终结者,来了人。这个确实是我到这以后感悟到的哲学命题。”马原说,他来到南糯山生活后,格外珍惜 这里的环境,他找到村长,希望村里能解决一下洗涤剂排污问题,比如排水做统一处理。村长说,这点东西大自然是可以自洁的,这么点根本没有问题。“我想想是 这样,每家边上都有水沟,用来排污,但是水沟边上的植物郁郁葱葱。很少的量事实上不会真的对有强大自救能力的地球形成真正意义的伤害。千百年来人类都是傍 水而居,就像人类皮肤,我在山上总穿短裤,草叶划得我遍体鳞伤,但是身体是有自我补救能力的,都会痊愈,地球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远远超 过了它的修复能力。我写《姑娘寨》,是人文的;我写《湾格花原历险记》,它又是科学,又是反科学。实际上我对科学痛恨至极,它是地球最大的死敌,因为科学 助推了技术,而技术把地球伤害到今天这样。我少年时期,人类的第一偶像是阿基米德,因为他创造了科学和技术两大门类,数学衍生科学体系,力学衍生整个技术 体系,我觉得人类最大的智者就是阿基米德。我现在觉得阿基米德是地球最大的罪魁,没有比阿基米德更坏的了,因为我现在的立场是地球母亲的立场了,我不是人 类的立场。”作 为一个悲观的哲学家,马原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见到了爱因斯坦和老子没见过的文明。而回到自己,马原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甲子,现 在他刚刚活到下一个甲子,刚活到下一辈子。“上辈子我活的是一个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辈子;下一辈子我活的是上古人类对生活的理想的一辈子,就是田 园,与天地对话,简单,健康,这是我最大的改变。我们的先祖都是农民,我现在也是农民,我现在回到了农民的生活,回到人和土地的关系上。我以前在都市觉得 那些有钱人真了不起,有钱人提的口号是我的房子要有天有地的大别墅。我现在不就是回到有天有地的地方?脚踩地,头顶天,我现在就过这种生活。我第二个一辈子肯定跟我第一个一辈子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我这个人不可能不想事情,因为老天给我一个愿意想事情的大脑。”马原说。(实习生高伊俏对本文亦有贡献)
5月31日,第六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大会在济南历下隆重举行,会上为96部(篇)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奖。厉彦林等11名山东作家榜上有名,其中济南作家简墨的散文集《京昆之美》、杨曙明的散文《直面直隶总督署》、朱文兴的散文《有心长作济南人》获得相关奖项,为山东、为济南赢得了荣誉。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济南市委宣传部、山东省散文学会协办,历下区委宣传部、历下区作家协会承办,共设散文集奖、散文单篇作品奖、散文理论作品奖以及优秀散文奖等四个奖项。这次参评作品既有坚持传统散文创作的名家力作,也有对散文创新写作的新秀妙笔,基本上代表了近两年来我国散文创作的总体水平。经过评委多次筛选,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石英的《石英散文新作选》、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等30部作品获散文集奖,从维熙的《漓江情韵》、陈祖芬的《陈寅恪的后世有缘人》、门瑞瑜的《海峡两岸同醉》等30篇作品获散文单篇作品奖,李一鸣的《中国现代游记散文整体性研究》、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柏峰的《初春的抒情歌手》等8篇作品获散文理论作品奖,另有赵培光的《微生活》等28篇作品获优秀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