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2014海峡两岸青年诗歌创作座谈会暨海峡诗会”在福州拉开帷幕。来自台湾的纪小样、陈克华、杨佳娴等10位青年诗人，与雷平阳、荣荣、沈浩波等15位大陆青年诗人相聚福建，以诗为桥，以文会友，切磋诗艺，吟诵诗作。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福建省文联主办，福建省作协、诗刊社、台湾《创世纪》杂志社、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武夷学院协办。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张作兴等出席了开幕式。李书磊在致辞中对诗人朋友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诗人就是在精神上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提升我们的人。读诗写诗，把我们带入了不一样的状态和空间，让我们对司空见惯的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这是一种深刻而神奇的体验，甚至可以说，它让我们进入一种“飞翔的状态”。他说：“昨天晚上我在看台湾青年诗人写的诗，很美。一些很朦胧的句子，我反复翻看放不下，很受感染，特别愉快。而作为福建读者，读台湾诗人的诗，能多了解对岸的乡亲，很得安慰。此次与会的大陆诗人中，很多都是老熟人。读老朋友的诗很像聊天的感觉，会进入一种出神的状态。”“优秀台湾诗人的名字及作品，在大陆读者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传播力，两岸诗歌界交流保持着非常高的活力。两岸青年诗人使用伟大的汉语写作，有着许多共同的创作经验和交流话题。两岸青年诗人齐聚榕城、热议诗歌艺术，对于当下的诗坛而言，具有现实而久远的意义。”阎晶明说，“希望两岸青年诗人立足共同的文化根基，放眼世界范围的文化和文学思潮，结合个人创作实际，对诗歌艺术进行广泛交流，为促进两岸诗歌艺术的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在开幕当天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诗人、评论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诗歌创作的经验。《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谈到，汉语是两岸诗歌共同的根系，诗人是汉语发展的生力军。两岸诗人长期以来密切交流，共同吸收了同源的文化营养，齐头并进，这次诗会将推动两岸诗人合作，推动汉语诗歌的进步。从事诗歌创作50余年的台湾诗人古月说，诗歌记录生活，与岁月不可分割。写诗是美好的行动，是心境的自然流露。这些年跟大陆诗人常在一起交流，感觉诗人心境单纯，或苦闷发泄或愉悦享受，愿一起交流分享。台湾诗人陈克华说，两岸诗歌因地理分隔和历史断裂呈现不同的创作样貌，但因文字相同、文学根源相同，“我们会好奇而且被大陆的文学创作吸引，这是一部分乡愁的召唤，是基于文化上同根同源却各自表达的关心”。多位诗人、评论家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诗人王厚森说：“现代诗人的创作呈现内在与外显两种格局。把自己的伤口和别人的痛苦连接起来，带着生命的沧桑给以人温暖是诗的创作意义。”诗歌评论家敬文东认为，诗歌创作要以纯真的文字写出复杂的情感，诗歌就是对世界灵魂的反映。诗人荣荣提出，观诗即观世，写诗只为更好地呈现，呈现被生活夹在缝隙里的痛楚内心。台湾诗人、音乐创作人崔香兰说，诗是美的，音乐也是美的，它们都是生命，都是爱。诗的作用不只是用来看，更要带动读者的听觉、嗅觉、触觉来感知文学的魅力。诗人沈浩波谈到，大陆诗歌在现代性上需要更进一步地创新，创作要避开带着镣铐跳舞，以一种轻盈的姿态消解沉重，来达到心灵的慰藉，“苦大仇深”不是诗歌的创作目的。在会上，诗人雷平阳用充满云南口音的普通话，为两岸诗人介绍了他的故乡云南昭通欧家营和他的诗歌创作，激起了众多台湾诗人的共鸣。与会诗人认为，随着城市文明进步的消失，故乡自然原貌对两岸新生代诗人而言，“是一种共同的隐忧”。雷平阳的诗作表现的是“非常陌生的乡村生活经验”，表达出“无法跟都市进步主义对抗的、当下的乡愁”。《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说，余光中等诗人曾非常推崇西方现代诗歌，但越往西方学习，心灵感受越回到故乡。现在，我们都在倡导回到文化复兴的时代，但回到传统要经过巨大的重新的穿越，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宏观的世界性的角度，这需要两岸诗人共同努力。据了解，“海峡诗会”活动自2002年首次开办以来，迄今已举行了12届，先后邀请了余光中、洛夫、席慕蓉、郑愁予、痖弦等逾50位华文诗人、作家来闽参加专题研讨、诗歌朗诵及其他系列交流活动，被誉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品牌”。本届诗会在福州、武夷山两地举行。5月25日，在福州参加完相关诗歌活动后，与会诗人、作家、评论家“移师”武夷山，参加在那里举办的诗歌朗诵、诗歌采风等活动。(馨 雯)
24日上午，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的系列小说《我的儿子皮卡》出版5周年庆典在北京举办，于4月出版的《大地神》为该书的收官之作。谈到这部风格诙谐的作品，曹文轩毫不讳言的表示，当今中国儿童文学曾长期缺乏幽默品质，“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点。儿童文学的对象是没有耐心的孩子，他们对故事的需求出于本能。”首部少年成长系列小说出版《我的儿子皮卡》是曹文轩首部少年成长系列小说，目前已出版十册。该套丛书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了小男孩皮卡的成长故事。机智、善良的皮卡从出生起就充满传奇色彩，以一个孩子的清纯目光看待这个世界，在一片懵懂中完成身体、心灵的成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与到场粉丝分享该书出版背后的故事。他回忆，自己与曹文轩的合作始于28年前，当时曾共同策划图书出版。后有感于其作品独具特色，张秋林一直向曹文轩约稿，“一直等到2009年，才有了《我的儿子皮卡》这部书，由于是成系列的长篇，这在曹文轩的创作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曹文轩肯定了这种友谊。他透露，从开始创作至今，自己大概已有四五十本作品经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包括《我的儿子皮卡》，“毫不吹嘘的讲，这套书中的每一章都可以看成独立短篇，即便放到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并不逊色。”“儿童文学的对象是没有耐心的孩子，他们对故事的需求出于本能。”在谈到《我的儿子皮卡》的特色时，曹文轩提倡从这种角度出发为孩子多写好故事，他同时表示，幽默在文章中不可缺乏，“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幽默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中国儿童文学曾长期缺乏这种品质。”专家点评：男孩成长的文学写真 以“小人生”展现大智慧在当天举行的庆典仪式中，还举办了曹文轩作品研讨会，业内专家及文艺界评论家受邀出席。第五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海飞从两个方面界定了曹文轩的创作转向。据他分析，曹文轩的创作生涯曾经有两个高峰，即《草房子》与《我的儿子皮卡》，此前作品多以写单本为主，自《我的儿子皮卡》开始，开始注意写作成系列的类型小说，比如《丁丁当当》，较好适应了儿童阅读作品的好奇心。同样的转变还发生的曹文轩文章风格上，海飞说：“过去曹文轩的作品比较厚重，但《我的儿子皮卡》风格转向幽默诙谐。该书其实是男孩成长的文学写真，通过‘小人生’书写大智慧。因此我认为，这套书最大的特点便是‘小人生’中有大文学。”由于曾推出《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曹文轩的作品备受评论家关注。著名文艺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曹文轩的文章具有两个关键词：童心与优美，“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应该具备童心，但曹文轩的独特之处便在于能够将之转变为作品中的儿童思维，找到更巧妙的表达方式。”贺绍俊认为，不应该因为“儿童”二字便降低对作品文学性的要求，更不应该减少文学应有的元素，“这样来读曹文轩的作品可以发现，他极大的拓展了儿童文学写作的空间：突出儿童思维中的反成人思维，同时兼顾童心。”(上官云)
5月15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市自忠小学、校尉胡同小学正式结为“对子”，挂牌建立“国家大剧院艺术基地学校”。这标志着国家大剧院在艺术普及教育方面再出实招，进一步将其推行的艺术“滴灌工程”落到实处。此次“小手拉大手”并非国家大剧院的单独行动。不久前，北京市教委宣布全面启动“首都高校与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北京市25家高校与社会机构将“联姻”12个区县的140余所普通小学，全面助力素质教育，凝聚育人合力。国家大剧院正是作为参与其中的社会力量之一，与这两所小学开展了合作。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表示，国家大剧院与多家单位共同参与小学美育教育工作，将汇聚新资源、践行新理念、塑造新模式，进一步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渴望和诉求。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介绍说，大剧院面向青少年的艺术普及教育一直在不断探索和积累中，逐步形成了青少年普及音乐会、青少年艺术周、国际儿童戏剧季、歌剧基地学校等一系列颇为成熟的特色品牌。此次牵手两所小学，是将青少年艺术普及教育再次向纵深推进。据悉，在这两所学校的美育教育中，大剧院将本着“在兴趣中培养，在兴趣中普及”的原则，用艺术陶冶学生的情操、锻炼学生的思维，以提升其综合素质。(王 觅)
(记者王国平)5月25日上午，为期10天的“新疆印象——青年艺术家画新疆创作展”在中国美术馆揭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张子康介绍说，2013年6月到8月，21位青年艺术家应邀奔赴新疆写生创作。在此次展出的80余件作品中，他们用各自视角打破了固有的地域印象，建立起了时代新的视觉观感，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的新疆。此次展览的策划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说：“中国当代艺术家多数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同质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让他们的创作资源缺乏，不少艺术家都面临突破的瓶颈，新疆丰富而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有助于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与此同时，美丽的新疆也需要新的视点来展示。”
昨天，被誉为“法兰西天才作家”的贝尔纳·韦伯携带其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的《蚂蚁帝国》三部曲开启访华之旅，并与北京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进行了交流。在曾为世界贡献了1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法国，韦伯的文学成就耀眼夺目。1961年9月18日出生的韦伯，著有侦探系列、天使系列、短篇小说系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更是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其作品整合科幻、心理学、生物学、未来学等各种学派风格，集探险战争、科学、悬疑及传奇故事等元素于一体。他的作品获奖无数，是当代法国文坛炙手可热的大师级作家。“就在您阅读这个句子的短短几秒钟里，地球上便诞生40个人，更有7亿只蚂蚁。蚂蚁的存在比人类要早1亿多年，我们这个星球上遍布着它们的兵团、城市和帝国。蚂蚁的文明可以与人类文明相媲美。它们建立了真正的王国，发明了最先进的武器，所创造出的完美的战争艺术和建筑艺术，遥遥领先于人类，技术水平令人叹为观止。”韦伯表示，自从小时候在祖父家的院子中发现了蚂蚁城邦和它的居民之后，他便对蚂蚁产生了深厚兴趣，并从8岁开始写关于蚂蚁和其他昆虫的故事。《蚂蚁帝国》三部曲分别是《蚂蚁帝国》、《蚂蚁时代》、《蚂蚁革命》，讲述在漫长的蚂蚁族群战争中，褐蚁联邦意欲成为蚂蚁世界乃至整个地球的霸主与人类世界之间进行的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故事。蚂蚁这种老幼皆知且无人重视的微小昆虫，在本书中被塑造成地球上两大社会文明之一，并与人类社会文明相提并论。《蚂蚁帝国》三部曲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该书本月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引进出版。“《蚂蚁帝国》是我从未见过的法国文学，悬幻+科幻的题材，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也能带给成人新的阅读体验。”《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也是法国文学的爱好者，他说，法国文学对中国造成深刻影响的有两大系列，一是雨果、左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源流，另一是现代派。《蚂蚁帝国》打通科幻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的界限，也突破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边界，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新的冲击，也会带来新的阅读热点。法语翻译家余中先、作家阿乙等也交流了阅读韦伯作品的体会。韦伯还与中国同行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我尝试过许多种写作风格，就像音乐风格。我写作的时候总是带着耳机听电影音乐，我写的句子长短、文字风格都会和所听的音乐契合。我写的句子、段落要有起伏，有乐感。”他认为，最好的风格是隐去的风格。“最好的状态是，读者在阅读时面前呈现的不是词、句子，而是画面，我希望把我脑中的画面直接传递给读者。我的写作风格简单明了，用最易懂的词。我希望孩子们能懂，这也是我的作品能被翻译成那么多种语言的原因之一。” (驻京记者 陆云红)
暨新散文代表作家祝勇获得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近日，其作品《故宫的风花雪月》研讨会在中国作协召开，著名评论人李敬泽、阎晶明、梁鸿鹰、何向阳、孙郁、孟繁华等人悉数到场，对他多年来致力于散文的探索创新给予高度评价。作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祝勇有更多的机会研究故宫，他以历史与艺术结合的角度来书写故宫历久弥新的多幅传世藏画，继自创了与余秋雨式文化散文截然不同的新散文路径之后，又寻找到了一条书写历史的最恰当方式。《故宫的风花雪月》——那些艺术品远比朝代伟大2011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工作以前，祝勇有很多标签——“新散文运动”代表人物；《辛亥》等历史纪录片的总撰稿和导演；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祝勇对历史的关注最早始于1996年出版的那本散文集《文明的黄昏》。2003年出版《旧宫殿》对于祝勇非常重要，把多种文体组合在同一个文本里，但各部分配合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像多声部的合唱，形成了“立体声”；另一方面是这部作品让祝勇的目光引向了故宫，从此开始了对故宫的书写。“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不会知道，360多年以后，有一个名叫祝勇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上班时都要从那座让他刻骨铭心的宫殿旁边走过，心里想象着他登基时的窘迫与仓皇。”祝勇在新作的序言中写道。祝勇去了故宫很多别人没机会去的宫殿、后花园。比如屋脊上有着四条巨大飞龙的雨花阁，近百年来这里一直没有对外开放，甚至很多在故宫工作过几十年的老人都没有进去过。当祝勇走进锁在深宅大院里的雨花阁，看到“房间里的家具和神像都保持着原始状态”，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这里连灰尘都是文物！”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祝勇尝试从面前的一幅书画开始，走向历史和人性深处。“每逢面对那些久远的墨迹，我都会怦然心动……会联想到那些纸页背后的故事，浮现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现过又消失掉的人与事。那些艺术品远比朝代更加伟大……”当被问及故宫相关作品，从前是“旧宫殿”、“血朝廷”，现在怎么突然“风花雪月”起来了？祝勇说，《故宫的风花雪月》本身也是一个复杂文本，是“多主题、多向度的文学书写”。它不只是谈故宫收藏的那些美丽的书画艺术作品，而是把这些纸上艺术品也当作历史的“遗址”，从中搜寻历史的隐秘线索，发现曾被我们忽略的历史暗角。因此，这本书是具有“穿透性”的，让我们的目光不被那些美轮美奂的画页所迷惑，而是“穿透”到它们的背面去，看到更多的被历史封埋的面孔，见证更为复杂的人性。《故宫的风花雪月》上市几个月，销路不错，现在正在重印，重印时的腰封推荐语改成了“风花雪月的背后，永远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风花雪月”只是表象，“血雨腥风”才是本质。从绘画管窥时代的风貌与兴衰《故宫的风花雪月》涉猎了东晋、南唐、元、明、清等几个朝代的作品。作者通过一幅画，一个艺术现场的描摹，让人去认识一段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史，进一步了解艺术与人的关系，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国家命脉的关系。作者认为所有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历史的入口。作者从这里出发，去发现它背后的隐秘。《故宫的风花雪月》所提到的艺术品，像王羲之的《兰亭序》、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秾芳诗》、还有雍正时代的神秘图像《十二美人图》，对艺术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但我选择它们，不仅因为它们是艺术上的名作，更是因为将这些艺术品一旦与历史打通，我们打量它们的目光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只是艺术品，而是历史的“遗址”，细心的人可以从中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物证。在这些物证的背后，还潜藏着更多的“证据链”，环环相扣，引导我们发现更多的“真相”。当然，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祝勇说，书法和绘画毕竟都是艺术品，所以在解读它们的时候，“实证主义”固然重要，理解它们的艺术精神同样重要。故宫是永久的写作题材“1950年的一天，新生共和国建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杨臣彬和石雨村轻轻推开库房的大门，在清点库房时，意外发现了一组巨大的绢画，每幅有近2米高，近1米宽，轻轻掸去上面的尘土，12位古装美人的冰肌雪骨便显露出来——每幅一人，她们的身形体量，与真人无异。30多年后，有人又重新提起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在艺术上让人难忘，而是在它们的背后有越来越多的疑问冒出来，它们的未知性，放大了它们本身的魅力。”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里，祝勇用这样的开头，引人去关注著名的雍正《十二美人图》。在祝勇眼里，故宫不光金碧辉煌，更是有故事的故宫。他能感到在任何一间房屋、一个物件的背后，都有不同人的痕迹与故事在里面。“我对一个茶杯是哪儿制造出来的、怎么制造出来的兴趣不大，我感兴趣的是谁曾经使用过它。”祝勇认为，“文字中若是只有物的呈现，是没有感情的，是空空荡荡的”。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里，透过没有作者署名的《十二美人图》，祝勇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茫然、焦虑的雍正皇帝。“别人提到雍正，想到的可能是康雍乾盛世，想到的是他的血腥残忍，我希望以一个文学艺术研究者的视角，从文物中寻找到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提供一些与学者不同的结论。”祝勇称。祝勇说：“故宫可能是我永久的一个写作题材。”延伸阅读世界上有两个博物馆，都称自己为“故宫博物院”而不惮于异国人的混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被分割成两个的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它们曾经水火不容，而今却渐渐地在彼此靠近。本书以独特的角度，用历史的放大镜，让我们观看到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成长和离乱。本书揭秘清末文物如何大量流出国境、蒋介石战败逃亡之时为何以当时万分珍贵的军船搬运文物，这些文物在台湾经历了怎样的仓库阶段，后来又在怎样的国际情形下开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民进党的“去中国化”阴谋对台北故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今故宫博物院又如何成为维系中华民族认同的纽带，并顺带描述了近年海外华人回购文物的动态。大视角包括了历代政治斗争的各方动机、小视角则详细到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访谈，既是一部丰富的近代文物历史资料，也是一部完整的隐藏在故宫文物背后的中华民族近代辛酸史。□ 本报记者 杨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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