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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七）

                             《重庆晚报》风波 1985年真是好戏连台，刚过完炎夏，又迎来一个多事之秋。事情仍然发生在岩石上的城市——重庆，仍然是关于我们讲学的事。8月10日，西师一位刚分配到《重庆日报》社工作的同学给伦佑来信，说8月4日《重庆晚报》头版登了一篇抵毁我们讲学的文章，给人印象不是遭到官方禁止，而是受到听众抵制。他读后感到纯属捏造事实，非常气愤，正打算与《重庆晚报》主编取得联系，以便向他介绍事实真相。他随信寄来了8月4日的《重庆晚报》一份。当时的《重庆晚报》是张四开小报，文章登在头版左下方，属新闻报导，字数不多，但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找不到一句话是事实，可见居心叵测。我们自然比来信的西师同学更气愤，认为作为一级共产党组织的报纸，公然在80年代的中国，发表如此肆意歪曲事实真相并恶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文字，简直是闻所未闻。于是我们给《重庆晚报》主编写了一篇题为《驳正》的长篇书信，对所发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逐条批驳。同时由伦佑执笔给该文作者董谦去了一信，对其卑劣行径进行了痛斥。在两信结尾，我们都申明：保留按有关程序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9月12日收到董谦来信。董说《重庆晚报》主编将我们《驳正》一信转给了他，其实他文章的标题是“周伦佐、周伦佑在渝讲学受到抵制”，发表时带攻击性质的标题是编辑改的，内容也有改动。言下之意颇感委屈。他承认文章是根据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简报和省委宣传部有关批示写的，同时认为亲自目睹我们的演讲盛况空前，因为觉得观点错误，担心大学生们被误导，为了正确引导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观点，才写了这篇稿子。董谦信中的语气自然不会如此诚恳，而是通篇自以为是，处处振振有词。只不过浅薄无知之处依然难以掩饰。比如胡诌什么“弗洛伊德哲学”，比如胡扯什么“任何艺术品都渗透了阶级意识”，比如胡说什么“你们宣扬自己的美学观影响听众就是参预政治”。 《重庆晚报》之事，因我们寄给四川省委宣传部及全国十多家报刊的申辩材料没有正面回音而拖延，又因主编将责任推给作者，作者又将责任推给编辑而拖延。倒是省委宣传部高教处通过西昌农专向周伦佑转达了四点结论意见：一、原以为是擅自外出，现在知道是请了假的。二、原听下面反映他们打着省委宣传部的招牌出去讲学，现查明不是事实。三、周伦佐不是四川青年诗协成员，和周伦佑合用一张介绍信不合组织手续。四、回答问题中个别提法欠妥。当初以莫须有的罪名动用公安机关非法立案，后来又利用报纸公然造谣……如此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不向受害人道歉，不追究枉法者的法律责任，就以这区区“四点意见”作为结语，不是太荒唐了吗？其实并不荒唐。在80年代的四川，这太自然了——自然到连我们也默然接受，而且还略感宽慰的地步。整个事情便这样不了了之。今日回顾这件事，颇有一番感触。《重庆晚报》为何在重大5月9日风波过去快三个月之后，才来发表这篇以旧闻冒充新闻的稿件？当初分析：此时了解事情真相的大学生们已经放假，更便于该报造谣惑众。今日思之并非如此。他们要造谣惑众，区区大学生何足挂齿。只要想到此时重庆**机关对我们的追查已无功而返，就不难推断对我们耿耿于怀的重庆市当局还能干什么。干什么？武的不行来文的，也算是对“二周讲学风波”作个了结——这恐怕才是《重庆晚报》上造谣文章此时出笼的真实原因。仔细想来，在整个85年的事件中，四川**部和**厅的动作，显然是轻信重庆**部和**局报告的结果，重庆**部和**局的报告又是轻信重大谎报的结果。重大当权者患了“钴60”恐怖症，却硬要把我们视为放射性元素，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们的籍贯也是重庆，亲不亲家乡人，想不到重庆的火锅如此麻辣烫！我们当初的申辩努力虽在情理之中，但未免太幼稚。你认为他们无中生有任意编造，或者强奸人意混淆视听，真相成了假相。可在他们那里，假相就是真相。你还申辩什么？我们有什么可申辩的？                            三·1986：结束与开始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存在方式。伦佑的方式是诗歌创作，我的方式是哲学探索，“行走讲学”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调剂，不可能成为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永久方向。很快，我们回到自己的主行道。1986年8月，伦佑创立了对中国青年诗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为中国“第三代诗”建起了最巩固的营垒；1986年，我外出讲学的积极后果也逐步显示出来。记得前些年我问过伦佑：讲学事件对他后来创立“非非”有无影响？他答：肯定有，主要是心理刺激方面。如今，这段问答他或许已经忘了，但我1986年的小小果实或花朵，确是讲学带来的。     

  2008-09-12 13:52:27 作者: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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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六）

                              武汉之夏逆变  5月15日离开重庆，17日到达武汉。同为“火城”，武汉却比重庆还要凉快一些。湖北医学院青年教师殷朴以川南人特有的豪爽为我们接风洗尘。随后，华中工学院“楚风文学社”社长鲍勋、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文学社”社长鄢之平、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沈超等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时武汉各高校受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风气比较开放。我们的演讲分别由华工、华师、武大团委和宣传部批准。三校时间上的安排顺序为：伦佑先在华工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随即在华师讲《人格心理学》，然后再同去武大。5月20日，伦佑在华工开始演讲。华工的演讲厅很宽敞，听众很多，场场满座。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研究生及校团委、校宣传部的负责人。反响十分强烈。我在华师的演讲时间延后了两天，原因是当时华师各系四年级的学生都在校外实习，要22日才返校。我们从重庆出发时，心头一直积压着沙坪坝事变的阴影。到武汉后，诸事顺利，阴云渐开，心情由阴转晴；就是我偶尔忆及重庆之事，也认为隔省跨界，四川有关方面鞭长莫及，不会再有禁止之类事发生。我们准备把多处延误之后全部行期中还余下的半月时间，好好在武汉这块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上演讲几场，然后凯旋而归。我太天真，竟忘了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中，发达的通讯技术又使其间的网络直接联通，任一牵涉到整个体制利害关系的信息都可飞速传递。我甚至忘了重大黄**已经知道我们将赴武汉的讯息。23日晚7时，当我拿着备用的演讲提纲正要走进华师听众满座的演讲大厅时，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一个紧急通知：湖北省委科教部禁止各高校接待我们讲学。我站在演讲厅门外听完通知，愤然转身离去。身后传来同学们对官方的抗议声和主持人的解释语，我没有回头。我不想在宁静的华师引起一场重大式的风波。   23日晚，华中工学院也接到了同样的紧急通知。伦佑的第三场演讲已经进行到一半，他坚持讲下去，在场的华工宣传部副部长没有反对。像在重师一样，他最终取得了这次系列演讲的圆满完成。事变的原因是四川省**部日前给湖北省委科教部发来紧急通知，说我们“擅自外出，煽动学生闹事”，叫武汉这边不要接待我们。四川省**紧急通知的内容，由华中工学院团委书记兼新闻系党总支书记口中说出。5月23日，华中工学院召开学生会部长以上人员会议。会上院团委书记兼系党总支书记说：“现在可以把四川省**部紧急通知的内容告诉你们。四川那边的通知说，他们二人是擅自外出，煽动学生闹事，叫我们不要接待他们。”他还透露说：“今天，四川省**部在武汉的一个同志和四川省委领导通了长途电话，四川那边是一个省长签的字，让他们设法把这两个人带回四川。”会后，华工学生会的同学立即将情况告诉了伦佑。武汉虽为全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区，但与四川同属一个休戚与共的体制，对四川方面组织对组织的紧急通知不可能不积极响应。例如华工宣传部冯副部长听了伦佑的最后一场演讲后认为：“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根据，你们演讲的效果证明你们的动机是积极的。”但是面对两省高层权力机构的协同动作，谁也无能为力。我们正在纳闷四川省**部怎么会有人在武汉，这个人便来了。他叫张**，是四川省**部**处的。原来他带领四川一个高校宣传部长参观团去广州后来到武汉，在与湖北省委科教部接洽时，恰遇四川省**部的紧急通知传到。他立即与四川省委电话联系，并临时接受了将我们带回四川的份外任务。他是和湖北科教部的一位女干部以及周伦佑所在单位西昌农专宣传部长孙玉舒一道来到华中工学院的，就在伦佑结束演讲后不久。在华工新闻系大楼办公室，他们三人对伦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询问，哪天离开西昌，哪天在哪所学校演讲，以及什么人负责接待……都一一做了记录。最后要我们同他们参观团一起回四川。针对四川省**部的不实之辞，伦佑将此次外出讲学包括重庆大学事件的真相逐一进行了陈述。张**表示，他率团外出一个多月，不了解情况，也许我们讲的是事实，四川省**部有误解，但他临时接到的任务是找到我们并带回四川。他建议我们要讲理回四川再讲，还承认带我们回去是四川一位省长签字同意的。我们心里当然不服。作为公民，只要具备相应手续，就享有行动的自由。干了触犯刑律或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事，自有公安机关来管，外出超了假，工作单位有权催返。现在公安机关没来管，单位没来催，你四川省**部就算有权禁止你管辖范围的学校接待我们，你有什么权力要我们返川？我们既非你直属机关的干部，又非你直辖单位的职员，你有什么权力决定我们回不回去？包括那位省长也是这样：我们是你省政府工作人员吗？你管哪门子事？这些道理，我们讲了，张**等人自然无法解释，只是劝我们冷静下来，多多体谅他们的难处。我和伦佑认真商议后，最终同意随他们回四川，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这次沿途讲学，收入本来就不多。在川师售票收费，单场票五分，连场票一角五，每场下来除去场地租金和文学社的分成，最多能有二十来元。在西师、西农，一个课时五元，一场也就是十来元。由于重师、重大免费演讲，武汉也同样，我们从西昌带出的生活备用金已所剩无几，在离开重庆前我身上的一百多元又不慎丢失。如果不是张**一行恰巧到来，我们要自行返川，还得发电报叫家里汇款。于是从当夜起，我们便搬到招待所与他们同住，直到几天后同他们一道乘船逆长江返川，全部费用由慷慨大方的四川省**部负担。这可能要算弱小的我们在与强大的体制力量发生极不情愿的冲突时，唯一的一次小胜。我们原想同他们一道回到成都，然后直接去找省**部澄清事实真相。张**曾表示支持，并愿意帮忙引介有关领导，谁知船到重庆朝天门，他便将我俩甩了。理由很简单：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带回四川，现在已是四川境内，他的任务已圆满完成，请我们自便。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四川，并于6月4日返回西昌，正式结束了历时两个月的外出讲学。返回时间恰到好处：伦佑两个月事假刚要满，我也正赶上参加电大毕业考试。回单位后才得知，就在5月11日重庆市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并紧急上报省委宣传部的第二天，四川省**厅二处、重庆市**局二处已开始通过凉山州**局二处，对我们进行调查。在西昌农专，他们找了刘建森、陈骏、周跃东等，了解伦佑平时的言论及与外地诗友的关系。在西昌八五六厂，他们找到厂长和书记，了解周伦佐的政治表现。直到我们返回西昌，他们的调查仍在扩大范围进行：和我们有过交往的朋友几乎都受到了询问。须知这可是国家**部的下属部门——我们已经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我们面临的问题已不只是找省**部讲理，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于是我写了一个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以伦佑我俩的名义抄寄四川省委宣传部和全国十多家报刊，同时抄了一份交给厂长转公安部门。我所在工厂的厂长，“文革”中曾是重庆大学学生，听说我在重大闯了祸，感到很惊讶。我对他说：此事与厂里无关，公安部门若再来，叫他们直接找我。公安部门一直没有找我，倒是厂长后来向我转达了公安部门比较理智的意见：讲学之类属学术问题，完全不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事，他们不再过问此事。我们暂时平安无事。在我们讲学过程中热情接待和帮助过我们的众多青年学子，却未能幸免牵累：四川大学学生会主席孙力被追究；四川师范大学“海涛文学社”负责人罗志庆、李明被勒令写检查；华中工学院《青年园》副主编杨风开被撤职、勒令写检查；华中工学院“楚风文学社”社长鲍勋被追究写检查；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沈超被追究写检查；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文学社”负责人鄢之平、李尔葳被追查；四川省青年科技开发协会西昌分会负责人荣文被追究写检查；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美术书法协会被追究；重庆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负责人燕晓冬、尚仲敏受牵连。这些事都发生在1985年6月，四川省**部和**厅一文一武两大权力系统力图让我们窒息之际。武汉方面的举动，显然是配合四川当局来消除我们的影响。我们忘了：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学历来是社会动态的敏感带和社会风潮的策源地。我们的闯入已经惹下祸事，事情并未终结。   

  2008-09-12 13:50:07 作者: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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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五）

                       重庆大学事件  5月5日，我们离开西师赶赴重师。胡万俊、邱正伦、郑凯、王帆等西师同学，还有川师朋友郭英一行十多人，一路步行，送我们到北碚汽车站。我的心情莫名的沉郁，不是预感到了什么，而是为昨日的停留感到不安。我独自走在最前面，在至少三公里长的路途中没有回过一次头和送行的朋友说过一句话，直到汽车开动。伦佑纳闷不解，问我为何不跟朋友们——至少郭英道一声别？我也意识到只顾自己一时的情绪而对朋友冷漠至此，的确太不应该。然而车已开动，再难弥补，我只能将这份歉意留在心里，直至今日。路途中，对于延期一事，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接电话的人早已转告余**，演讲时间已改在今日，当我们到达重师，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没有想到变故已经发生。大概是午后抵达沙坪坝。好象是在邮电局打电话和重师学生会联系的。总之是：昨日那个不负责任的接话人随即因急事去了市中区，直到此时也未返校和向余**转告演讲延期之事。       昨日，重师学生会为我们的演讲作了充分而隆重的准备——布置演讲场地，安装扩音设备，张贴巨幅海报，悬挂欢迎横幅……近千名同学兴高采烈地早早进入演讲大厅等候，一直等到当夜十点过……余**因我们失约而无端遭到的质疑、责备、咒骂，可想而知！他和广大同学的期盼、失望、愤怒，可想而知！学校各方会对我们产生何等情绪，可想而知！是重师学生会主席在电话上与我对的话。其中内容不难想象：我说明事先打了电话到重师，对方回答接话人去了市中区至今未返校。我诚心表示歉意，对方说很难向广大同学交待。我希望给予弥补，对方只表示谢谢。应该承认，捅了那么大的漏子，人家还如此节制这般礼貌实属不易。因为被视为失信之徒，重师学生会绝对不会再出面接待并组织重师的演讲了，这是肯定的。在校园里，看见一张几天前就贴出的关于昨日“周伦佐演讲《爱的哲学》”的彩色海报，上面还写着余××在西农时对我的溢美之词：“一流的思想，一流的激情，一流的口才，一流的风度！”我百感交集，无地自容。真是太难为余同学了！重师的变故，完全在情理之中，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余同学和重师学生会。要怪只能怪我的一念之差造成这一天之误，致使重师广大同学失望。伦佑比我冷静，立即决定改找重师大学生诗社，一定要给重师同学一个圆满的交待。重师大学生诗社社长燕晓冬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也介绍了昨晚同学们在演讲厅空等至十点过的情形，表示支持我们的补救行为。他找来了同校诗友张建明和重庆大学尚仲敏，商议安排演讲之事。燕晓冬、尚仲敏、张建明三同学是“重庆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当时刚兴起的既不同于传统派又不同于现代派的“大学生诗派”的中坚。他们与伦佑一直有联系，并且正在申请加入伦佑主持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尚是中共预备党员，在校内有着正人君子加积极分子的形象，他主持的重大文学社在本校也有较大影响。燕、张二同学在校内的形象及诗社的影响，似乎不如尚仲敏。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演讲之事有了眉目。遇到一个难题：学校不同意售票收费。原预想重师学生会邀请演讲之后，重庆大学、建筑学院、美术学院极可能前来邀请，我们的讲学将逐步改为校方出面接待、组织、付报酬的准正统方式。现在重新回到民间道路，要吃、住、乘车，收费自然不能不考虑。既然校方不同意这种看似多少带点经济意味的行为，就干脆免费演讲好了，否则无从弥补同学们的失望。这主要是伦佑的意见，因别无良策，我只好同意。于是我们的讲学真正成了伦佑所说的“自费走访讲学”。正式确定下来的讲学地点是重师、重大两处，同时在9号开讲。在商议谁去重大谁留重师时，我自忖自己的名声早在这所学校传开，如果先在重师讲，会影响伦佑随后的演讲效果，便提出自己去重大，伦佑在重师先讲。   5月9日晚，《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在重师开讲，听讲的同学依然很多。开讲前，伦佑特地说明了我们5月4日未能前来重师的真相，同学们顿时释然，对我们的补救行为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伦佑在重师的三场演讲，气氛一直热烈而友好，重师同学已经把我们视为可信的朋友，一直到最后。 当日晚饭后，我随燕晓冬来到重大。在风雨广场边，见很多学生背着书包一批又一批地走进正上方的一幢大楼，我以为他们是去上晚自习。因为看见尚仲敏在重大校园只贴了一张很不起眼的小幅海报，我开始为自己的演讲担忧。待燕晓冬找来尚仲敏，我问他这些学生去哪里？尚说去听我演讲。我不敢相信，见他面有得意之色，才放下心来。但随即忽然警觉：天气这么热，听众这么多，如果场地容纳不下肯定会出事！便急忙和燕、尚一起赶去现场察看。演讲场地是一间入口开在底楼通道中的中型阶梯教室。燕、尚二同学高声介绍着我的身份，和我一起艰难地挤至门口。整个情形让人惊讶：教室里的人已经装得满满的，全是人贴人地站着，近乎水泄不通，教室外的学生还在拼命往里挤。教室外侧的几扇大窗已被打开，不少学生正从那里翻爬进来。眼看演讲时间快到了，尚仲敏大声叫同学为我让道，然而无人理睬，人们仍然一股劲地往里挤，我被卡在门口，根本挤不进去。我感到照此下去今晚非出事不可，演讲是小事，人命是大事。急忙对尚仲敏说，今天宁肯不讲，也不愿同学们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挤出事来，并要他立即通知大家退出教室、退出通道，今天暂时不讲了。同学们终于听清了他的通知，开始安静下来，但是还不太相信。于是我决然走出通道，以示不讲的决心。在尚、燕二同学的反复劝说下，同学们才极不情愿地陆续走出来。同学们出来后并未散去，而是聚集在教学大楼外风雨广场旁的空地上，把我围在中央。尚问怎么办，我说只有改换场地，否则只好不讲了。尚立即去向学校宣传部和团委请示。我向同学们解释决定不讲的原因，同学们很感动，要我就在原地演讲。我说不行，露天演讲不合规定，而且影响交通。同学们情绪十分热烈，要我先讲几句。我说：重庆天气很热，同学们的热情更热。我感谢大家的热情。但我还要走很远的讲学之路，希望这种热情不要烧伤了我也烧伤你们自己！望着上千人热气腾腾的场面，我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并注意引导他们。我对他们说：有人告诉我重大同学有英雄气慨，但我看重的只是集体英雄主义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接着，我给他们讲述了我所崇尚的集体英雄主义的典型——丹柯舍身成仁的悲壮故事： ……前面一片黑雾弥漫的沼泽地突然挡住去路，所有的火炬已经熄灭，后面的追兵渐渐逼近，数百名刚从死亡中逃出的男女老少一片惊慌，整个部族再次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这时丹柯站出来，用手掏出燃烧的心，火炬般举过头顶，带领众人奋然前行。黑雾渐渐消退，他带领最后的部族，终于走出了死亡的沼泽地。人们在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草地上尽情欢呼，丹柯却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倒下了。他的心已经燃尽。他仰躺在蓝天白云下面，表情宁静安祥。 我是在讲述高尔基笔下的丹柯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同学们被深深打动，热烈欢呼起来。这时尚仲敏匆匆跑来，告诉大家学校团委和宣传部已同意将演讲地点改在松林坡礼堂，同学们更加高兴，尚又转身去找开礼堂门的校工。不一会儿，他回来说该校工看六点开演的电影去了，暂时找不到人。人们顿时哗然。有人把我推到一处面向风雨广场形若讲台的地方，要我就在这里讲。很多同学随声附和涌入广场，更有人高声喊道：这是周总理当年演讲过的地方，他姓周，你也姓周，就站在这里讲吧，怕什么？眼前的事态看似难以控制，但我还能克制住自己。站在周恩来站过的地方，我并无一点兴奋的感觉，他不是我我不是他，何兴奋之有？说到害怕，又有什么可怕？只是我明白共产党领导下大学校园秩序的含义，更知道我还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其它大学进行演讲。我不是不敢，而是不能。站在当年周恩来站过的地方，我心情严峻，一言不发。忽然，同学们潮水般涌向广场下边的松林坡礼堂，我也被这股人流涌了过去。随后的事十分简单：这场演讲改由重大团委和宣传部主持，我被请上高高的讲台，面对数千名肃然入座、悄然无声的大学生，开始《爱的哲学》第一讲。讲台高高在上，拉开了我和听众的距离，加之手握有线话筒在台上走动极为不便，整个演讲甚至达不到在西昌试讲的质量。演讲结束时，我还不知道危机已经逼近——它就来自在我身后坐镇的重大团委书记黄**的心里。我还在向同学们承诺讲完《爱的哲学》后，还将接着讲《人格心理学》的《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并将售票收费。同学们也不知道这将是我在重大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演讲，对于我的演讲承诺和收费主张，一律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后，黄**邀我到会客室小叙，尚、燕二同学相伴。端茶、递烟、笑脸、谢语，一团和气。然后关心地问起我们近期住处和转程去向，我毫无戒心地一一相告。甚至当他提出同学们的情绪太激动，第二天的演讲暂缓时，我也相信他满怀诚意。5月10日，重大缓讲。伦佑预感到事态有变，仍沉着进行他在重师的第二讲。5月11日下午，尚仲敏急忙来告：重大官方以我煽动学生闹事，砸坏礼堂门两扇、窗玻璃数块，同学们挤丢书包数个、眼镜数付、手表一只为由，上报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已紧急通知禁讲。伦佑预计该禁令当日到不了重师，决定把最后一场讲完。晚七时，他沉郁地走上讲台，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当局禁讲之事，然后作最后的演讲。很多重师同学边听边哭，不是因为精彩的内容，而是因为无畏的精神。伦佑讲完已是十点过，我上去说了几句道别的话。同学们久久不愿散去，在沉重的气氛中，挨个地要伦佑和我签字留念。一位男生在角落处用吉它弹奏起悲伤的曲子，然后请我们在吉它上签字。他们要求签字，并非像常人那样看重你头上的光环，而是敬重你头上那沉重的荆冠。他们要求签字，不是为了浅薄的炫耀，而是为了深沉的纪念。                据当年曾在重师读书的肖红回忆：这天夜晚，重师不少宿舍的同学通宵未眠，因为难以表达的悲愤和无能为力的伤感。现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主持人李潘，当年是重师的学生。多年后她对伦佑谈起一段往事：我们离开重师以后，为了替我们解困，同学们曾自愿募捐，很多同学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和零花钱中尽其所能拿出部分，希望能寄到我们手上。重师同学的感人举动，不仅是对我们的有形支持，同时也是对当局的无声抗议。5月11日深夜，回到燕晓冬替我们安排的住处——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建专的同学告知：学校已接市委宣传部通知，不准继续接待我们。我心里明白一定是重大黄**革命地出卖了我们的住处。第二天，我们不得不住进邻近的旅馆，打算暂住几日，静观事态。随后从尚仲敏等同学处，我们渐渐搞清了事件的前因后果。首先是重大黄**以这类人惯用的歪曲事实、捏造罪名的手法，将重大讲学时的意外定性为“煽动学生闹事”谎报重庆市委宣传部，宣传部深恐事态扩大，立即下达了紧急禁令━━禁止重庆所有高校接待我们讲学。接着，重庆市委宣传部立即向西农、西师、重师收集反面材料并紧急上报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综合我在川大讲学的反响，感到问题严重，立即传令全省高校：禁止接待我们讲学。据说重庆市委宣传部在上报材料中，还列举了我们演讲内容中的几大问题：说我在西师回答问题时反对学生参预政治；说我在西师回答提问时攻击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大；说我在重大演讲时攻击了大文豪郭沫若的人品；说周伦佑在各高校的演讲中提倡文学创作超越政治。写到此处，明知对这几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尽可不置一顾，但前两个问题的真相，涉及到我们当时所持的迫不得已的心态，有必要略为叙及。   这次外出讲学，为了尽量减少政治上的阻力，我和伦佑定了一条原则：绝不在言语和行为上涉及政治话题。好在我的讲题是心理学领域的人格理论，他的讲题是诗学领域的想象理论，都不涉及政治。虽然他的讲题中有一小节名为“超越政治”，但也属于文学自律中想象的心理原则，也不涉及政治话题。所以我们确定的行为原则实行起来并不难。事实上，我们在讲学中也坚持做到了这一点。既然上述答问是在这种心态下作出的，又怎么可能包含使当局惊恐的意味呢？这两点答问是在4月29日晚西师演讲教室的烛光之中作出的，语境含义非常明确：一位同学要我对大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一事谈自己的看法，并自报是川师赵天春同学的朋友。我心里清楚，他所说的“政治”是指当时四川少数大学生正在进行的争取中国政治民主的秘密活动，便拒绝回答。谁知他接连三次要我回答他的问题。我既不想回答又不能不回答，便委婉地答道：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更具有自上而下的特性。自下而上的政治举动，不仅很难成功，还可能将参预者引上一条百事无成而贻误青春的道路。希望这些同学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创造出杰出成就，再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参与心中的政治事业。我的答辞表示了自己的某种态度，更传达了对提问者的爱护和忠告。不知西师汇报者是真听不懂还是故意装糊涂，竟将之歪曲成了我反对大学生参与他们那种“入团”、“入党”、“当官”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式的“政治”。又有一位同学谈到学校组织到渣滓洞接受英雄事迹教育，他只觉得环境不错，不知为何始终激发不出一点缅怀的情绪。我回答说：让我读两遍的小说很少，《牛虻》和《红岩》两部小说我前后读过三遍，每次阅读，都要被书中包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渣滓洞监狱关押过的共产党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个体——要知道，那时参加共产党并不意味着升官发财，而是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生命。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人生的勇敢无畏，体现了反抗暴政的英雄行为。只要想到他们也是同你一样的青年人，正当青春年华就被关押、杀害，你能不动容吗？我认为你之所以毫无感触，是因为你没有能从暴政反抗者与牺牲者的角度看待他们、感受他们。我也参观过渣滓洞，我的感受很深。只有一点出人意料：它并不像我在《红岩》一书中感觉到的那样大，占地面积还不如西昌的一座县级监狱。这段答辞绝对“积极、健康、向上”。其中监狱大小之语，纯属客观事实，不伤整个答辞的大雅。想不到会被挑剔出来作为罪状呈报上去。其实，重庆大学发生的这件事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是事后尚仲敏才告诉我们的。与之相比，不仅四点答问，就是重大演讲本身，都只是小事一桩。我指的是1985年震惊整个重庆的重大“钴60事件”。如今只记得这个事件的大概：“钴60”是一种放射性元素，本来密封在重大特制的库房里，有一天却发生了泄露，使一位教师身受其害。就在我们到达沙坪坝的前两天，重大上万名师生为此事步行三十多里，沿途高呼着“要健康”、“要生命”的口号，从沙坪坝步行到重庆市政府门前示威请愿。尚仲敏从未想到过有什么必要告诉我们。于是我去了重大，于是还没有从激动中完全冷静下来的重大学生再次激动——仅管没有丝毫上大街游行示威的迹象。校方惊恐，官方紧张：怕我的演讲成为新的导火索。重大校方的报警，重庆市委宣传部的禁令，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决定，更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事后思量：如果没有北碚的一天之误，5月4日如约到重师演讲，也许整个事态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我去重大而是伦佑去，凭着他的冷静沉着，也许不会发生那场风波。整个四川高校都已对我们关闭大门，按照行程也该出川了，于是决定直奔武汉。   

  2008-09-12 13:48:56 作者: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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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四）

                              三进四川师范大学 返回西昌，获知三门考试全部及格，自然放下心来，于是一边回复川大、川师同学的众多来信，一边考虑着再次出行。对于讲学的具体方式，经过此次在川师的可行性操作，已经成竹在胸。这就是：与大学生在一起吃住，同时适当收取报酬并正式租用场地。照此实行，无论走多远，车费不成问题，基本生活也有保障。唯一使我不满意的是，迄今没有走出四川，甚至还局限在小小的成都坝子。我找伦佑商量，伦佑愿意同行。他认为具体方式已定，走出四川不成问题。条件在于：他同全国不少高校的大学生诗歌团体一直有联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五月诗社”正好邀请他去讲学。于是商定：他请两月事假与我同行，先到川师，再去重庆，然后顺江而下去武汉、南京……随后北上安徽、北京。可开具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介绍信，他是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无可置疑，我则干脆挂衔诗协“理论顾问”。至于讲学的前置名称，他建议用“走访讲学”，我虽无疑议，但内心深处却对“流浪讲学”情有独钟。兄弟出行就此开始。      1985年4月10日来到川师。三进川师，只是对我而言，伦佑却是第一次。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同学得知此次只是把川师作为“南征北战”的起点，虽然略感失望，但仍旧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积极投入演讲准备工作，希望川师演讲的成功能够成为我们远行演讲壮举的隆重奠基仪式。     为了答谢川师同学的盛情，我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把欧阳江河、黎正光、蓝马、杨远宏等一齐邀来，为川师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系列讲座。伦佑认为：仅凭记忆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已经很难，再要求用纯正的普通话像诗朗诵一样讲几个小时，而且要有思想，更是难上加难。邀请他们本属好心，一旦朋友们在巨大的反差之下黯然失色，能不令人难堪而被误解为恶意捉弄？而且按行程计划，在川师只能呆十天，不可能再作延长。这两个问题使我放弃了原有的设想，确定只是我和伦佑讲：他先讲三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后讲《人格心理学》。    伦佑在川师的名气虽不如我，但川师热爱诗歌的同学不少，三场演讲仍然场场爆满。因限于现代诗创作，他演讲的理论走向不同于我，但演讲的气势和激情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他第一讲的内容是“想象的定义、想象的三种形式”，第二讲的内容是“构成个人存在的三种现实、超越三种现实的努力”，第三讲的内容是“现代诗的六大想象形式”。当时的大学校园有一种现象：大学生熟知官方80年代初对现代派诗歌的批判，心里非常同情，但真正了解现代诗理论与创作的人却少之又少。伦佑的演讲恰好为川师的同学补上了这一课，反响自然非常强烈。同学们从他讲说的理论中，从他现场朗诵的自已创作的诗篇里，第一次拔开重重迷雾，目睹了现代诗雄伟辉煌的殿堂。我妻子在当年听讲后的日记中写到：周伦佑朗诵的诗作如果就属于曾经遭受批判的现代诗，现代派诗便是人世间最美的诗篇，而他们也拥有人世间最高贵的灵魂。批判之类恰好暴露了批判者的愚昧无知。同学们的强烈反应，既是现代派诗歌的胜利，也是人性觉醒的明证。                                                 这几天确实很忙。伦佑的演讲我只听了一场，另两天时间，分别应邀参加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的一个座谈会，川大研究生会举行的悼念青年女作家龚巧明的座谈会。在我演讲《人格心理学》之夜，伦佑也去川大浓缩式地讲了一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讲《人格心理学》，仍在川师电教大厅。有前两次演讲造成的影响，又提前五天贴出海报，听众自然更多，其中不仅有本校数十位青年教师，还有不少专程从四川音乐学院、川大、四川社科院赶来听讲的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和大学生。座票售完已久，又将可以站人的地方都售了站票，窗外仍然站满了听众。在我80年代的十多场演讲中，要数这场演讲的场面最大、听众最多、现场气氛最饱和。我早已决定将整个内容放开来讲，尽量做到不急促、无遗漏，所以整整讲了四个多小时。其中只有一点遗憾：讲到正中间时，我突然忘了往下衔接的内容，不得不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提纲。在我的感觉中，这场讲演的内容最饱满、层次最分明、节奏最适度、身势语运用最自然本真，语言也最流畅有力，除了那一点遗憾，几乎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现在回忆起来，在我80年代的演讲中，社会反响最大的是川大的《人格心理学》，对听众心灵影响最深的是川师的《爱的哲学》，而自我感觉最好的却是川师的这场《人格心理学》。在川师讲完之后，按行程我们该走了，可是只有伦佑按时出发，我却后延了一天。原因是：成都地质学院学生会主席张长顺、川大外语系查常平、成都中医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前来川师，力请到他们学校讲《爱的哲学》。时间紧促，需要三天时间的《爱的哲学》显然不能讲了，最多再停留一天，便只能讲《人格心理学》。因为这一内容川大、川医已经讲过，于是我同意去地院。地院的演讲，内容、形式别无二样。我却又有了两样“第一”的亲历：第一次在海报上写出“流浪学者”的字样，第一次享受学院官方给予的副教授级的讲学课时报酬。地院同学毕业后大多在荒山野岭工作，自有一种流浪感，我的自称与他们心心相印，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而学院党委副书记***听讲时全神贯注的神情，地院同学热情、豪爽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的三次川师之行就此结束。虽然一直到1987年7月，我也曾多次来过川师，但已经不是讲学，而是访友。随着84级的毕业，曾经相识的和听过我们讲学的最后一批同学，也带着所受的精神影响离开了校园，川师在我眼中终于变得陌生和冷漠了。只是在记忆中，还保持着那份亲切和热烈。                           美丽而热情的北碚 1985年4月20日，我同周伦佑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会合。北碚有两所高校：西师大和西农大。我们住在西师，由该校学生团体“五月诗社”负责接待。具体接待我们的是诗社社长胡万俊、副社长邱正伦及郑凯、王帆同学。在艺术创作上，胡、邱属传统派，郑、王属现代派。艺术倾向不同却能共处一个文学团体，这在大学校园是普遍现象。我们与郑凯、王帆等现代派同学更为亲近，胡、邱二同学毫不见怪，依然积极出面替我们联系讲学事宜。当时中国的大学校园，大学生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小到“扑克联谊会”，大到“外星人研究会”，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只是很少有进入90年代后那种弥漫校园的“经商”、“打工”气息。其中最活跃、活动能量最大的，当数文学团体——尤其是诗社。大学生文学团体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只取决于服从艺术自律的创作成就，往往取决于发起人与学校各方面的关系及其作品被官方价值系统认可的程度。由此，大学生文学团体在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便不能不分三等九流。照此看，川大诗社当属下，川师“海涛文学社”当处中，而西师的“五月诗社”当为上。短短几天，胡万俊等同学便把讲演之事办好，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同成都地质学院一样：学校不仅欢迎讲学，而且同意按副教授级付给报酬，同时安排我们住进了李园招待所。我们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开朗，西师那建筑在巨大岩体之上被绿树繁花掩映又被条条曲径联为一体的校园，风景固然迷人，而校方的开放态度更是令人欣慰。   演讲很快安排妥当：第一轮，伦佑在西师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在西农讲《人格心理学》；第二轮，伦佑去西农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返回西师讲《人格心理学》；最后，我重返西农讲《爱的哲学》。两轮半讲完，至少也要九天，故未确定是否还要在西师讲“爱的哲学”。西农的讲学待遇与西师完全相同。   4月24日晚，我们的演讲同时在西师和西农开始，分别由两校学生会出面主持。尽管两校的演讲带有学校安排的正统色彩，由于我们在成都高校演讲的讯息早已传到重庆，所以大学生们仍然怀着某种非正统的尖锐心理，踊跃参加。两校演讲的效果更为轰动，讲台上下，群情亢奋，掌声如潮，校园内外，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其空前的盛况，从当时西师中文系校园诗人向阳所写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                 他们来时我躲进空白没有抽烟                他们来时我躲进空白没有烟抽                所有的目光展开道路如虹指向他们                所有的声音流走槐花如雪开放他们                男人的天空被一股喧嚣沸腾成火酷热难当                女人的原野被一股热潮冲动如三月的羊群奔走迷狂 接着是我和伦佑对换地方，进行第二轮演讲。因为有第一轮形成的声势作为铺垫，前来听讲的同学更多，反响更强烈。我这次在西农、西师讲《人格心理学》，内容又有充实，进度又有调整，所以演讲长度跟川大和川师不同：连续讲了三个晚上，共计七个多小时。记得在西师讲第三场回答同学们提问时，整个桃园突然停电。演讲正处于最后的高潮，同学们不同意就此结束，纷纷拿出自备的蜡烛，放在讲台和各自的桌上点燃，让问答活动在烛光中进行。在烛光之中回答问题，有一种宁静、肃穆、庄严的氛围。不仅我自己，就是正面望去同学们那朦朦胧胧明暗不定的面容、身影，也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其实回答问题也是演讲，讲自已对世界、对社会和对人生最真实的看法。在烛光中我很投入，也很动情。记得在回答一个尖锐而又敏感的提问时，我强烈地感到：我的声音随着我的手势，正一浪一浪地涌向同学们的精神空间，然后越过最后几排人的头顶，涌向墙外深远的夜空……后来听说，西师团委书记陈**当时也站在后排听我讲，他和同学们一样也被烛光中特殊的氛围和那仿佛能穿越时空的声浪深深感动。                        我重返西农讲《爱的哲学》时，已决定这个讲题不再回西师演讲，西师同学便纷纷前往听讲。西农学生会便把演讲场所改到了一个更为宽敝的演讲厅。所以，这三场演讲虽然是在西农举行，但每场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听众是西师的学生。在第二轮演讲中记忆最深的，要数我在西农讲《爱的哲学》第二场时发生的一件事：尚未进入五月，重庆天气便突然暴热起来。由于没有预料到气温会突然升高，我仍在没有风扇设备的首讲场地进行二讲。西农学生会同学见我热得满头大汗，连忙安装了一台立式风扇对着我吹。我凉爽了许多，可是近千名同学仍在承受着灼灼高温的烘烤，甚至在我独享电扇吹拂又讲了几十分钟，也没有一名同学因极度闷热而退场。我太感动，实在不忍心让广大同学继续承受这份令人难以忍耐的痛苦。于是我停止演讲，大声告诉同学们：因为天气太热，今天不讲了。其余内容，放在明天第三讲之前接着讲。满以为同学们会齐声赞成，然而我听到的却是相反的声音：接着讲！接着讲！我站在台前，心潮翻滚，告诉同学们，以身体遭受痛苦为代价来听我这点演讲，值不得，要求他们听从我的劝告。我得到的回答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声音：值得！值得！刹时间我泪流满面，汗水和泪水完全模糊了视线。我只好让同学们把门窗全部打开，然后接着往下讲。这件事引发出另外一件同样令人难以忘怀之事。它的难以忘怀之处要在数日之后才会显示出来，但这里还是不能不提及：就在这个炎热之夜的同一地点，当我完成了第二讲正待走下讲台，重庆师范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余**挤上前来，先自我介绍，再赞扬我的思想、激情、口才和风度，然后代表重师学生会邀请我前去演讲。我见他眼前挂着激动的泪水，满脸热情和真诚，便答应了他，依据在北碚两校的演讲日程，将重师开讲时间定在5月4日晚。两校演讲的反响，强烈而持久。曾到西农听讲的西师历史系84级乔菊在三个月后的来信中写到： 那天晚上，您因同学们不顾酷热坚持听讲而感动，我却从您沉勇有力的演讲中听出了您内心深处对青年学生而生的深沉的爱。您的演讲在我们学校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宿舍全体成员听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您的演讲很鼓舞人。 西师政治系82级周荣兰半年后来信说： 你走后，录在两盘录音磁带上的声音，却留给我们思考，还带来失眠，以及关于你和你的“人格心理学”的众说纷纭。刚听完你的演讲，自己多年来无法与人沟通也无法得到证实的东西，都从你那儿得到解答。往后一个时期，同学们的话题都以你和你的弟弟为中心。终于，你所掀起的热浪平息了下来，便经常听你的录音，而每次都有新的感受，都有一种因被别人理解而产生的快乐。我所佩服的是你的胆识、勇气、激情——这在你很平常，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西农土壤系罗明一年之后来信说： 一年前在我校听了您的《人格心理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从那以后我逐步走入了心理学的领域，它总使我想起您。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指引我步入了这引人入胜的天地。 从西农毕业分配到重庆市委的甘薇一年后来信说： 听了您的演讲一年后，我初涉心理学领域，希望有新的发现。但国内的心理学书籍，大量篇幅用来争辩物质和意识谁先谁后的问题，用陈腐的说教取代心理学的科学，或者千篇一律，人云亦云，很少有真正的创见。我像在无知的沼泽中渴望灯光一样，渴望您的帮助。您的《人格心理学》，是我所见真正有最新发现的作品。              连续九场演讲整整用了十天时间，这时已是5月2日。休息了一天，我们正准备5月4日准时赶赴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师范学院，进行预定的演讲，没想到这一行期却因我的一念之差而遭致延误。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同学，西师**系82级的，姓梁，我是和伦佑一起在一位诗友宿舍认识她的。她非常美丽，但又患着精神病：大白天经常关在蚊帐里看书，不与任何人说话，一日三餐也总是在校园清静之时，才悄悄地溜到小卖部，买些面包、方便面之类回宿舍偷偷食用。诗友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她说自己发病之初的异常表现也是如此。我萌生帮助她的念头，于是嘱托诗友每次听演讲都能带上她并耐心陪护，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几场演讲下来，她果然开始信任我和伦佑，并流露出某种寻求心理支持的意图。我试图用我在《人格心理学》中占了整整一章篇幅的“人格心理分析”对她进行治疗。用此方法实际治疗精神病人的设想，并非因她而突然产生，早在成都中医学院演讲《人格心理学》时我便有此想法，并亲自到成都某精神病医院做过病例调查。我一直以为，亲手治好一个精神病人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肯定胜过一场万人演讲会。遗憾的是对她的治疗尚未正式实行，我们便要前往重师了。其实，北碚这十来天，是我这一生内心最宁静、感受最真实的少数几个时期之一。我有一种沉默即充实、说话便空虚的深切体会，宁愿自守自处，也不愿外界因素——特别是情感因素侵扰我的内心。面对满园春色、无数美丽，我心如止水，全无波动。白天的时间，我大多在招待所读书，很少与人往来。川师青年教师郭英来西师进修认知心理学，就住在同一幢小楼，对她这样可以理解的朋友，我也仅限于应酬。西师同学白日很少见到我，向伦佑打听我的行止，伦佑只好解释我喜欢自处，不必去干扰。“五月诗社”校园诗人向阳赠送我一首诗，从题目到内容只有一个字：头。仅管含义多重，但也是我当时状态的某种近似写照。没想到我沉默而宁静的状态，竟从5月4日这天起被打破。延误行期之事，具体发生在5月4日中午。当时我的伦佑正欲离开北碚，梁却恳求我们第二天再走。不走不行——重师当日的演讲必须按时进行，然而又不忍心拒绝她的请求。我内心陷入两难，无以作答。伦佑看出我的心思，提出一个两全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重师余**，将演讲时间延后一天，我们明日再去重师。于是去邮电局打电话，余**不在，接话人承诺一定立即转告。于是我们又在北碚停留了一天。这一天，我有意识地对梁实施了心理支持疗法，同时也在无意间犯下了一个错误。随后发生的事，归根结蒂都来自时机环节上这一天的延误。虽然表面上看，梁没有过错，我也没有过错，一切纯属偶然，但事后反省，这一天的延误确实在环环相扣的行为链条上，造成了一种中断、一种错过。1985年10月，我结束外出讲学返回西昌四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收到梁的来信。她说我对她的帮助在我看来是举手之劳，但对她来说却永生难忘，因为我使她获得了新生。她对生活有了欣欣向荣的感觉，她的病完全好了，就像忽然换了一个人，而且这种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离开西师之后。她还说永远永远感谢我。我没有回信告诉她我们离开西师后所发生的变故。美丽的北碚，美丽的错误，在我80年代的讲学经历中，久久挥之不去。   

  2008-09-12 13:47:40 作者: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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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一）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                                                  ——８０年代“行走讲学”纪事                                       那段记忆尖锐而幽深，                                   围困并刺穿男性的感觉。                                   走进背影说一句波浪滔天，                                   数不尽的心事随雷声纷纷碎落。                                                    ——作者                                              这段经历过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年多来，因把其中包含的波折过多地视为自由个性与专制秩序必然冲突的结果，我很少去想它。最近在互联网上读到燕晓冬、老威、天行健忆及我们80年代讲学之事的文字，天行健称我们为80年代在高校中宣传自由思想的“行走思想者”，更把我们的讲学事件称之为“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一道风景”。感慨之余，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不由得打开。我逐渐觉得，联系我们一贯的非主流社会境况和非体制文化态度，来看我们的“行走讲学”事件，并把它放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进行透视，这段经历还是值得记起。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青年文人好像有一种“行走”冲动：徒步考察长城、徒步考察长江，徒步考察黄河……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冒险精神的张扬、回归自然的欲望、寻找人生意义的努力。我们却根据自身之所能与所欲，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行走讲学”。   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之时，脑际不断闪出界线、断面两个概念。我明白：界线是指文化的分界线，而断面——就是沿分界线完全分离的切割面。1984年10月，我在成都提出“第二文化界”的概念，并把它写进了刊发于《非非》1988年理论专号中的《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一文中。今日回过头来看当初自己对“第二文化界”的界说，感到有不少缺失。其实，那时第二文化界与第一文化界的分野，中间只有一条弯弯曲曲含含糊糊时隐时现的界线，二者尚未处于两个完全分离的界面。第二文化界尚未被逼到决裂之境，不仅西装革履的第二学术界希望踏着体制内的改革步调前行，就连离经叛道的第二艺术界也期待着被体制的价值容器所迎纳。那时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出版物”，因其身在江湖而心向庙堂，尚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性。“第二文化界”的确立，还需要一把刀：闪光的锋刃对准游移不定的分界线切下，紧接看宽阔的锋面再深入，最后呈现出响亮的断面。我们80年代的“行走讲学”事件，仅仅是一次界外行动。它虽然体现了一种纯民间方式和准本土话语的结合，但异常盲目任性，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清醒的驾驭。所谓“行走讲学”，主要是我当时体验到的一种近似状态，并沿袭我曾经使用过的一种模糊提法。它包括：1984年我的成都讲学，1985年我和周伦佑的成都、重庆、武汉讲学，1986年的后续回声。                                                一·1984：偶然出山  回首人生行程，1984年是我生命表现比较充分、比较有力度、比较有成效的一年。从《诗质论纲》和《爱的哲学》的写作、《人格心理学》的创生，到去川大演讲、进四川智协、策划四川青年诗协、初进川师，一切都很偶然、很突兀。当我回过头去看，又像有某种内在的逻辑环环相扣，推动我去完成这些事情。                                              两位女诗人促成的出山之举 1984年金秋，我到远离西昌市二百多公里的甘洛县朋友李建新处住了一个月，完成了两篇文稿：《诗质论纲》、《爱的哲学》。当我披着炽烈的阳光回到西昌，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去成都讲学。原因很简单：当年的我如同现在一样，更喜爱在大山深处思考问题，对外面世界的动态以及文化动向了解甚少。两篇文稿写出来什么用途，我也很少去想，只是因为想写就用暑假的时间写出来了。不过，我并未完全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来自三弟周伦佑。他是诗人，自有诗人的敏锐与活跃。他这时已活跃于四川诗坛，并与成都地区的一批前卫诗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时而带给我一些新的信息，主要是诗界及文学界的。我从不拒绝这些信息。我不幸结缘于哲学而在精神上独然前行，但我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所以仍然与身边写诗的众多朋友保持着交往，并获得情感的充实和精神的撞击。在前面提到的《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一文中，我曾写道：在作为当代文化运动前潮的第二艺术界中，诗歌又是排头浪。这是因为：诗歌是民族精神的综合表现，它把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熔为一体，从民族生活的突出部位推出一个个前倾的姿势。诗人是人群中最敏感从而最不安定的个体，他们总是生活在希望和不满的情境中，为了暂时的安宁，他们需要不断地扩张自我并凌驾世界，以达到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双重超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艺术负有的使命时，这种超越便有了特殊的意义。的确，只耍你熟悉诗人，你便不得不承认：诗人确实是人群之中最生动、最活跃、最激进的个体，任何地方——包括那些死气沉沉的场所，只要有了他们，便有了激昂的声音、火热的气氛和不知倦怠的生命活力。或许画家也是如此。难怪中国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是诗人和画家最先揭竿而起。我看重诗人，不仅因为他们精神上的敏锐，还因为他们表达上的才气。我曾向北京那位文笔充满诗性的哲学界友人周国平建议，多读80年代诗人的诗论和画家的画论。我认为：不仅诗人和画家文章中所闪现的思维悟性，远远高于很多哲学家的长篇大论，而且文体本身也构成独立的价值。我与诗人的这种关系，自然体现了一种缘分。我初赴成都讲学，正好是两位女诗人促成的。她们一个叫刘涛，一个叫李娟，是周伦佑在省城诗界的朋友。或许因为伦佑还有朋友蓝馬和狼格早向她们谈到过我这位“二哥”，所以1984年9月她们刚到西昌，便希望见我一面。我刚从甘洛回来，与她们在泸山脚下的邛海之滨见面。后来去了泸山光福寺。同行的还有伦佑、蓝马、建森和狼格。谈话很随便，既不深奥，也不独特。记得不经意间她俩谈到当时正在大陆走红的弗洛伊德主义，语气充满了赞赏和肯定。或许出于对自己所持人本主义哲学立场的捍卫，我脱口说了一句：弗洛伊德只发现了我们心中“兽的潜意识”，我们心中“人的潜意识”呢？他没有发现。还记得交谈中刘涛一再说我应该出山一试锋芒,其他说话内容一概不记得了。其实，直到那时，我并未系统钻研过心理学，甚至没有读过一本心理学专著，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也仅限于报刊摘介，但我已在刚完稿的《爱的哲学》中对他的泛性论进行了批判。很快，她们回了成都，我也回到工厂。没想到自那日起，“人的潜意识”五个字便在脑际久留不去。我一度将其修订为“人性潜意识”，随后又确定为“人格潜意识”。紧接着，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新异的概念不断产生出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深度心理层面展现于视野，我不停地记录、概括、定义……。直到有一天，潜在的思想流动静止了，我也停住了笔。这时才突然发现我记录下了一门深度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刹那间，多年来在我心里、在我脑际、在我眼前、在我身边捉摸不定的众多心理疑难现象，第一次得到了照亮。我身上多次发生过同样的潜思维过程，所以除了高兴，毫不惊奇。接下来，我从市图书馆借来一大批心理学书籍，边读边对照——看自己的理论建构是否重复了他人的思路。当我最终确信它真正属于自己之后，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朋友们。蓝马高兴地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心理空间大多是倾斜的，我的这一理论建构可以匡正他们。我决定在朋友圈内试讲一次。地点定在我和伦佑近几年来经常与朋友们聚会之处——西昌市卫生防疫站，有四十多人参加。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并回答了大伙的相关提问。朋友田晋川特地进行了现场录音，事后又根据录音整理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讲稿给我。几天后，蓝马前来告知：刘涛来信说已在四川大学联系好了，邀我速赴成都讲学。自从1968年最后一次外出，我再也没有去过成都。内心思动，我已经在深山里封闭了十五年，也很想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大世界。当时，为了摆脱车间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正在半脱产读广播电视大学，恰好有一半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我决定立即着手修定这之前的讲解提纲和录音讲稿，暂时取名《人格心理学纲要》，并叫蓝马将起程时间电告刘涛。提起80年代的“行走讲学”,我总是忘不了刘涛和李娟。的确，不仅我初赴成都是她们有心促成的，而且我外出讲学的内容之一——《人格心理学》，也是她们无意中触发的。   

  2008-09-12 00:00:00 作者: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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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二)

                                 引起轰动的四川大学演讲 离开西昌初赴成都的时间是十月初，朋友蓝马和蒋晓华与我同行。本该三人同乘当晚北上的火车，因我要中途下车到李建新处取《诗质论纲》和《爱的哲学》的打印稿，蓝马又要傍晚才能动身，便改为我和小蒋先乘早班车到甘洛，当夜转乘晚班车与蓝马会合。起程当天发生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在火车上我突发高烧，抵达甘洛民族中学李建新住所时已烧得一塌糊涂。建新准备好的满桌酒菜和几位慕名等候的朋友我已无力面对。小蒋是医生，见病情严重，立即与建新一道送我到县医院抢救。其中的情节和感受很多，且不细说。粗略的情况是：高烧41度持续了十小时之久，终于在晚班车到站前奇迹般降回了37度。这件事将我初次出山的兴奋降到了最低点，同时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平淡地看待死亡时内心的强大。从这时起的整个外出讲学期间，我在所经过的地方看到的景物，全都呈现为一种深灰的色调。到成都后，刘涛把我安排在半是诗人半是画家的万夏家住下。大病初愈，每天都分别由刘涛和李娟陪着去医院打针。川大讲学之事，并不像刘涛信中所说已经联系好了，而是她向川大诗社社长赵野谈了此事，赵尚无回音。事情由肯定变成未定，我的心情一直处于阴郁中。两位女性下班后的时间几乎全花在我身上：生活、治病以及联系讲学之事。蓝马、小蒋以及正在省卫生防疫站进修的狼格也经常来万夏家见面。虽然刘涛到处奔波，讲学之事仍未落实。这样耗了大约五六天。她两位可能为了替我排解郁闷，在这期间特地安排我到伦佑在成都的诗友杨黎处聚了一次。参加此次聚会的有十多人，除了我和刘涛的一位名叫文学的女友之外全是写诗的。刘涛、文学、蓝马、狼格和我算是客人，主方自然是杨黎为首的诗歌群体的成员——包括李娟。这次聚会虽说是给我接风，但我看得出这伙诗人——特别是杨黎隐隐约约的锋芒傲气：他们其实是想见识一下这位“二哥”的功夫。所以当他们提出想听听我的《人格心理学》时，我便勉为其难的向他们作了粗略的讲解。人少场面小，又并非我所期望的听众，整个讲解过程丝毫没有激情可言，更缺乏灵感突至的精彩之处。但从杨黎及其他诗人态度和表情的变化上不难看到：他们默认了我这位从千里之外来闯省城的陌生人。或许仅仅因为我平淡的讲解中包含的理论深度和严谨结构吧。这是80年代民间文化人初次交往时的惯例：先试高低，再论其他。我自然不会见怪。席间，诗人敬晓东谈到，前日成都地区的名牌诗人欧阳江河在四川医学院讲现代诗，听众只有十多个人。他已亮出我的名字向欧阳挑战。我不认识欧阳，但知道他在四川前卫诗人心中颇有份量。我很少写诗，更少谈诗，自然不可能与他正面切磋，但为了不让在座者失望，我答应一定要让对方折服。赵野终于来访，在万夏家。我本已无心去川大讲什么，心情颇冷淡，但经不住刘涛再三劝说，还是给赵讲了《人格心理学》的概要。赵说已找过四川大学学生会，对方回答要由省级学术团体推荐。他很为难，但答应再去想想办法。两日后，赵野带着省智协副秘书长杜明来到万夏家。听我介绍了《人格心理学》的内容后，杜非常赞赏，表示一定安排我到川大去讲，并说智协正在筹办的学术刊物愿意刊发这篇讲稿，要我抓紧时间改写成论文。柳暗花明，刘涛轻松了许多，我也稍感振奋。这时，伦佑当时在省城的主要诗友黎正光刚从重庆返回便立即赶来万夏家见我。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个热心人。听刘涛介绍了我到成都的本意和杜明正在安排去川大讲学的情况，黎立即提出我在成都的活动以后全部由他安排，要我当晚就搬到他家去。这之后我便住在正光家，白天写作，晚上会朋友━━除了刘涛、李娟，还有正光引介的诗歌评论家杨远宏等，同时等候杜明那边的音讯。说来也巧，杜明的住处和黎正光家仅一街之隔。正光同我首次去见杜，便得知一个更凑巧的消息：川大学生会主席孙力不请自来，主动请智协帮助开展学术活动，杜明便向他推荐了我的《人格心理学》。第二次到杜明家，已得知学校官方同意了学生会的要求，邀我于1984年10月13日去川大讲《人格心理学》，开讲时间是晚上7点。当天，川大诗社的负责人赵野和胡晓波也兴冲冲地赶来告知同样的消息。1984年10月13日晚饭后，正光陪我提前半小时赶到川大。走进校门，心中感慨万端。十七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我来过川大，并先后两次在原化学系学生宿舍住了一个多月。虽然现在学校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目。想不到今日能重游故地，而且是以民间体制外思想者的身份来给大学生们讲学。在校园内见到校学生会贴出的海报，上写“邀请省智协推荐的青年学者周伦佐演讲《人格心理学》”，看的人很多。来到指定地点——位于校园中心地带的阶梯教室前，但见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各个方向仍有大群大群的学生拥来。刘涛、李娟、蓝马、狼格到了，敬晓东他们到了，杨远宏一行到了。他们曾担心会出现欧阳在川医时那种听者寥寥的遭遇，所以特意赶来作后备——一旦听众太少便聊充人数。想不到人这么多！狼格告诉我——欧阳及其诗友也来了，因人太多挤不进教室，只好站在窗外。我走进阶梯教室时，杜明和孙力已在讲台前等候。宽大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三条过道上全站满了人，门外、窗外，也挤满了人。孙力激动地告诉我：川大从没有过如此踊跃的听讲场面。我对自己的理论和表述能力充满了信心，只是担心听众太少而影响发挥。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我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当孙力和杜明先后作讲前介绍时，我在黑板上依序画出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图、我的人格心理结构图、现代人运动系统图、树型心理结构图、年轮式心理构层图。时针指到七点正，我开始演讲。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既无先例可借鉴，又无别人可模仿，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讲——确实是个问题。然而时间不允许我犹豫。我胸别袖珍话筒，站在台前面向听众，丢开提纲，全凭记忆，用富于情绪节奏和情感穿透力的声音，像在朗诵一首长诗一样开始演讲。记得我开讲的第一段话是：此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古希腊传来，它穿过德尔斐神庙前的石碑，穿过贝多芬的音乐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穿过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理空间，来到我的耳边，他说：“人呵，认识自己吧！”这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智者的声音。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却仍然云遮雾绕。人能认识万物却不能认识自己，这不能不是人类外向性理性的悲哀。           我讲述的内容是厚重的理论，讲述的顺序是理论系统的环环推进－－人格潜意识、人格三大运动、人格运动障碍、人格焦虑、人格缓解机制，然而讲述的形式却实实在在具有诗意化的特征。我投入全部的真诚、全部的激情甚至全部的生命来讲。在演讲过程中，我感到整个人都燃烧了，同学们也被点燃了，热烈的掌声随时在声音停顿的间歇中响起。窗外的听众也越来越多，孙力连忙叫人安装了对外传送声音的大喇叭。我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用了半小时来回答问题。要在本文中记述演讲的整个过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就连当时带去备用的讲演提纲如今也找不到了。关于现场的精彩片断，我只记得在回答众多提问中的三个回答了。 问：听说你和诗界很熟。为什么不想成为一名诗人？答：那条路很宽很宽，走的人多了，也就窄了。这条路很窄很窄，只有我一人走，仍然很宽。掌声四起。问：您的人格心理学从何而来？答：无中生有。突然静场。几秒钟后掌声响起，经久不息。问：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答：我同意考茨基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特殊的社会哲学。我要说的是：在社会分析范围，马克思主义还能走遍天下，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它便寸步难行。掌声立即响起，热烈而有力。 演讲结束时，已是夜晚十点。孙力代表川大学生会赠送了一件大型工艺品，上书“周伦佐老师留念”，我将它送给了正光的小女。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走出演讲厅，但见外面拥挤着不愿散去的人群。同学们纷纷反映在外面听不清楚，希望接着再讲一场。孙力也挤上前来提出同样要求。我见盛情难却，便同意接着再讲。刘涛担心我身体受不了，百般劝阻我并劝说孙力。最后终于达成共识：一周后我再来川大讲一次，地点改在灯光球场。直到这时同学们才逐渐散去。         在送我出校门的路上，孙力再次感慨地说，如此演讲盛况川大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我相信这是事实。当时，某种近似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状态，使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盛况空前的演讲效果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川大的演讲和我以后的演讲相比，结构和表达都不算上乘，但社会反响无疑是最强烈的。优势与缺陷皆来自“第一”：主观方面，我是第一次讲，理论顺序和语言表达都不够熟练；客观方面，川大是四川省第一高等学府，对外辐射很快。也正因为这两个第一，这次演讲给我造成的生命体验，也最为强烈最为深刻。第二天，赵野、胡晓波和一位成都科技大学学生赶到正光家见我，说是正在成都科大讲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史密斯得知我在川大演讲的事情后，迫切希望见我，他托学生四处打听我的去向，科大同学找到了赵野和胡晓波。在成都科大外宾楼，我和史密斯一见如故。他问我用了什么力量使大学生们如此疯狂？我是否会巫术魔法？我说我没有什么巫术魔法，有的只是表现的激情和献身的精神。老史不相信。应他的要求，我把《人格心理学》概要地作了介绍。由于中间隔着一层翻译，加之担任翻译的科大刘老师力不从心，老史听得似懂非懂。在我告辞时，他握住我的手，通过刘老师告诉我：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把《人格心理学》文稿带回美国去发表。我对老外并不很信任，所以不置可否，只是表示感谢。 川大历史系研究生何平听完讲演后感慨道：简直像在布道，简直像个殉道者。川大化学系８３级王晋文来信说：见到您，我总感到新时代的牛虻站在那里。川大哲学系８２级何仁富来信认为，我提出的“验觉”概念很深刻，他将用进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并说：中国太需要像你这样有思想又有胆识的理论家。                                               偶然原因进入四川省智协 四川智协全称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它在我们80年代的讲学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后来的作用是在我加入进去后才环节般体现出来的。我进入智协纯属偶然。会晤了史密斯后，我在黎正光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杜明又安排我去中医学院演讲。这时蓝马、狼格、小蒋、建新已先后返回西昌，同去中医学院的朋友有刘涛、正光和杨黎他们。演讲场所是学院办公楼二层的一间开科研会议用的教室，听众人数远不能与川大相比——大约只有两百人，其中还有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听众的神情大多审慎而严谨，缺乏年青学子应有的勃勃朝气。我无法产生激情。勉强讲完，又回答了同学们纯属医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便匆匆走出校门。 朋友们集中在校门外，还有杜明和智协其他人。大家仍然很满意很兴奋。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的演讲确立了他的人生观，照亮了他的人生。杜明也认为十分成功，准备安排我到第三所高校——四川医学院去讲。杜明又将同来听讲的智协副秘书长陈维正介绍给我认识。陈非常高兴，连说讲得好，认为我既有哲学家的深度，又有诗人的才气，智协将安排我讲遍成都地区的所有高校。我颇为感动，告诉他这场演讲的主观发挥和客观效果实在太差。陈维正没去听我在川大的演讲，仅仅通过别人的转述，自然无法想象川大的盛况，更不可能比较出两场演讲之间的巨大差距，他的评价仅仅来自这场演讲。朋友们纷纷告别而去，临行前，陈维正邀请我次日务必去列席智协的常务理事会。这天是星期日，会议在省轻工厅情报所的一间平房里举行。我去的时候会已开始，十多个知识界人士围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四周，正热烈地讨论着有关议题。杜明和陈维正把我介绍给大家，主持会议的理事长W和秘书长L带头鼓掌欢迎。我坦然入座，想听听他们研究些什么。下一个议题是为智协学术刊物确定刊名。在预定好的几个刊名逐一遭到否定后，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名称——“大时代”。大家各抒己见，但否定意见居多，眼看逃不脱被否定的命运。提名者竭力解释，但反对意见毫不退让，并且又回到了已被否决的几个名称上去。我在一旁比较了所有的名字，本能地觉得还是“大时代”最好，于是冒昧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时代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大气，很有感召力；大时代这个概念既是对我们所处历史时期变革趋势的概括，又反映了这本刊物推动这场变革的气度。一言既出，四座信服，“大时代”这个刊名就这样获得通过。这次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小时。自由发言，热烈争论，对每一项议程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浓烈的自由民主气氛，给我一种全新的感受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得知：协会理事长W曾于1957年在四川师范学院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学籍，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坚决要求回到把自己打成“右派”的川师任教。秘书长L曾是“文革”中四川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风云人物，现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这更加深了我的感受和印象。散会后，“大时代”这个刊名的提出者陈礼荣非常热情地邀我到他的住处叙谈。陈为协会常务理事，与主管宣传的杜明、主持《大时代》编务的梁春晓是思想盟友。通过他的介绍，我才了解到智协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智协成立于1984年7月，由广布于全省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年青知识分子组成，除了不满现状而热望改革这一共同点外，各种层次各种倾向的人应有尽有。首任会长为原省团委书记及现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现任会长为北京《走向未来》丛书付主编刘青峰的兄长——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其实他们只是挂名，真正主事的是来自非官方的理事长、秘书长及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们平时都在单位上班，只有星期天才能碰一次面，租了一间办公室也因无人坐班而一直空着，日常活动十分不如人意。陈希望我留在智协帮助工作，可在他的单身宿舍一起居住。我对会议上的那种民主气氛非常赞赏，对于智协的现状也感到有必要助一臂之力，再想到智协对我的帮助，以及杜明和陈维正要安排我讲遍成都所有高校之事，便同意暂时留下。对我的加入，理事长W和秘书长L明确表示欢迎，杜明、梁春晓以及主持学术部工作的陈维正也深感高兴。梁春晓决定将《人格心理学》发于《大时代》创刊号，并邀请我参加编委会的工作，陈维正则希望我侧重于学术部的事情，陈礼荣认为我应该坐镇协会办公室，同时兼顾《大时代》和学术部。我接受了陈礼荣的建议。从这天起离开了正光家。智协名义上下设教育中心、宣传中心、学术中心、办公中心四大机构，实际上并存着三种倾向：理事长W和秘书长L等以教育为主的实业倾向，梁春晓、杜明和陈礼荣等以社会活动为主的实践倾向，陈维正、周晓明、冯川和苏丁等以学术为主的文化倾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智协成立伊始，以实业立足，以实践造势，以文化扬旗，本是最合理的构局，但我的天性和当时所处的状态，却使我更倾向于后两种倾向。进入智协之际，川大演讲产生的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成都各大专院校和青年文化界，我在演讲中提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显在”概念，一时成了大学界、前卫诗界和青年文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在我应邀参加的一次“教育改革论坛”会上，一位应届研究生在发言中也多次使用《人格心理学》中的概念来支持他的观点。在我面前似乎正时隐时现地显露出某种前景。我在陈礼荣处满怀信心地准备着去川大第二次演讲，然后再去川医……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黑色的消息：川大演讲后，有人向上反映我当众攻击马克思主义，四川**部和**厅正着手调查此事，川大再次演讲已被取消，计划中的川医演讲自然不再可能。消息是陈礼荣在我按预定时间准备去川大再次演讲之前才透露的。他说之所以背着我取消这次演讲并且此时才告诉我，是因为川大学生正为当局横加干涉之事而群情激愤，怕我预先知道会不同意取消演讲而给川大学生火上加油，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风波。我虽然对他们的擅自决定非常不满，但也一时无话可说。看来在成都高校继续演讲的路被堵死了。一方面我不服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于是在智协呆了下去。     智协办公中心只有两个人，我临时负责。每日面对的事几乎一样：盖公章、写介绍信、接待前来咨询函授教育问题的各界人士，自然不能与川大甚至中医学院的演讲场面相比。好在我仍然保持着与陈礼荣、杜明、梁春晓及陈维正、周晓明和诗界朋友的交往，使生活还不至于最最乏味。这样过了十多天，直到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我从智协领取了工作半月的生活津贴后，一辞而别。仔细想来，我离开智协的动因比较复杂。其一是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根的漂浮感，很不踏实，极难安下心来。特别是策划“青年诗协”之事大功告成后，一时无所事事，这种感觉更明显。其二是惦记着一个多月后的电大期末考试，急欲尽早投入复习。虽然智协秘书长L得知我想离去的讯息后，曾对我说可由他们出面将我的学籍迁来成都参加考试，但我谢绝了。其中便涉及到第三个动因：人际关系的困惑。在智协期间，陈维正对我十分敬重和友好，我也一直愿意同他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我住在陈礼荣处，碍于他与陈维正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而难以如愿。在本文中我把陈礼荣等归为“实践派”，把陈维正等归为“文化派”，然而在当时，表面现象并非如此：梁春晓主持着《大时代》，刚从兰州调来成都的高尔泰通过自己过去的学生王亦平而与“实践派”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这使陈礼荣等颇有一些文化色彩；“文化派”诸君——陈维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周晓明在搞“模糊语言”研究，冯川和苏丁还不认识，学术中心反而没有多少文化色彩。这种错位现象，直到陈礼荣等下海经商、陈维正等主持《大时代》后才逐渐澄清。这也是当时我在二陈的亲疏问题上感到的另一层两难。  我离开后，智协对我的帮助仍在继续。1985年1月出版的《大时代》创刊号，因篇幅问题未能采用《人格心理学》，但2月出版的第二期用了《诗质论纲》，1986年3月出版的第三期又在头条位置发了《爱的哲学》。如果不停刊，《大时代》第四、第五两期还将连载《人格心理学》全文。事后得知，用我的两篇文稿，智协常务理事会和刊物编委会争议很大：一是当局对我的名字太敏感，怕引火烧身，二是我的文章不是学院派的写法，不合某些人的味口。多亏冯川、苏丁出于厚爱而力排众议，多亏陈维正将《诗质论纲》的作者名字改为“周罗”，才得以通过。但是就像对杜明力荐我川大演讲之事一样，我除了感念具体的促成者，还愿将事成之功归于他们所属的团体——智协。站在今天看昨天，四川省智协无疑是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民间团体。虽然它的商业精神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四川省青年文化翻译协会”，但它的弱势同时也是它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什么？是其前沿部位的文化启蒙指向。这种弱势使它在生存现实面前不能不失败，这种优势又使它在历史记忆中不会不长存。可以说，仅仅凭着它通过成全“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这个环节而对中国“第三代诗”的崛起所起的隐性作用，仅仅凭着它顺应自身内在律动所推出的三期《大时代》，它就有权在中国80年代启蒙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8-09-12 00:00:00 作者: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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