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阎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也有过，马、恩、列、斯、毛无一例外。“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我始终觉得，为贤哲或名家立传，完全将缺憾、弱点、过失、错误甚至严重的罪错有意遮掩，而要既真实、又深刻、又富于人情味、亲切感、可信性宣传之“传”，传主之神将不堪设想。在这一方面，爱因斯坦、罗丹等科学家艺术家的新传记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当然，不写缺点错误不等于不存在缺点错误；有缺点错误不一定非写缺点错误不可；我国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活着的一般不写传记，因为还不到盖棺定论，有时盖棺不能定论，自然不便于涉笔缺点错误。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作家有自己选择的充分的自由，而且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传记文学出来。

至于文学性，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人物描写就是文学的人物描写；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同时应是优秀的小说作家，具备小说创作刻画典型的一切有效的艺术手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尊重历史真实，戴镣铐跳舞的传记作家比小说作家更难。

《群山》表现了陕北时期马文瑞同志的真实形象。这位陕北农家子弟半辈子和羊肚子手巾热土炕头山窑崖畔羊肠小道丘陵沟壑风沙吼鸣打交道，滚在农民中，沿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主线轨迹一路“闹”将起来。黄土高原的群山赋予他艰苦卓绝的高大；他带领的群众聚拢而起，像一座拔地出世的峦峰置身群山之林。一位陕北农民的儿子兼陕北农民的领袖令人敬仰。

马文瑞同志的将近50多年的后半生比前半生更长、更深邃、更富色彩，好戏还在后头。47.9万字的《群山》远远没有写完，培元同志，何时再见？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长篇传记文学的佳作》之第二部分

第51章：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从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镣紧贴脚腕处

 整天坐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外面的阳光透不进来，寒冷的西北风倒从门缝儿和气孔中不断地灌进来，直吹进每个人的骨头里面去。肚子里每天咽下去的那一点变质的食物，除了充饥，产生不了多少抵御风寒的热量。而脚上冷冰冰的铁镣，还贪婪地吸收着那一丁点儿维持生命的体温。每个人的脸色都因饥寒交加而变得灰白，嘴唇发暗。人们白天抱着膝，缩成一团坐等那放风的时刻。只有那一小会儿时间，才能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活动一下冻僵了的筋骨。阳光和自由啊，只有经历了牢狱之苦的人，才能体味到你的温暖和宝贵。一个人，为了信仰而吃苦以致牺牲，也许是无所畏惧、毫不遗憾的事情，唯独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阳光和自由，那该有多么痛苦！如今，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多待一分钟，都可能使一个生命勉强维持着活下去。因此，一到了放风的时间，人们就相互搀扶着走到院子里。人们在院中仰头望着那一块天空，像瞅着期盼已久的亲人。陕北的冬季，天空多是晴朗的。湛蓝的天幕，总有几朵淡淡的云彩飘着。太阳仿佛总是固定在头顶上，总像专意要照顾他们这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沉冤苦牢的人们。四周都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墙脊上还密密麻麻栽着枣刺荆梢。外面的消息完全被高墙隔绝了。马文瑞两腿蹒跚地走在难友们中间，望着高远的天空默默地想着心事。老刘他们不知道怎样啦？他的身体本来就瘦，撑得住这份折磨吗？他们就这样把人关着，也不问你青红皂白、是非长短。这些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把这么多地方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抓起来，苏区和红军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会不会乘机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千辛万苦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的武装，会不会掉头反水，或沦为土匪？……当院子里的阳光驱散了困扰人的寒气之后，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又像一只只小虫子，撕咬着他的心，使他感到忧心忡忡，精神负担很重。每天放风的这段时间，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全神贯注地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从各种可能性出发，推导出各种结果来，然后又一一地把它们否定推翻，重新再想。他像揉面团一样，反复地在头脑中揉着这些问题。长期的秘密工作，使他养成了走路思索问题的习惯。即使在坐“牢”的这段日子，他也还保持着这种习惯。然而这眼下已经不合时宜的习惯，可把他整苦了。近乎机械地戴着脚镣行走，铁镣磨破了他的脚腕，居然毫无觉察。

一天，他正蹒跚地走着，却听身后高朗亭惊呼：“唉呀，文瑞的腿磨烂了！”他低头一看，果然见自己双脚腕子上的皮磨破了一圈，殷红的血一滴一滴地渗滴着，在院子里滴下了一大圈。眼睛里看到了血，才觉得钻心地疼来，顿时，无论他怎么咬紧牙关，也走不动了。高朗亭立即扶着他高声报告带哨的看守，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下了。那看守显得很为难，说这要请示戴局长。马文瑞一听要请示戴季英，心中便来了气，说：“算了，脚磨掉了，我还可以爬！”正说这话时，戴季英来了。他趾高气扬，腰间挎着枪，手里照例提着一根马鞭。据听说这个保卫局长经常随意用皮鞭打人，马文瑞还没领教过。见“犯人”们都围着马文瑞，戴季英厉声喝问：“怎么回事？”看守说：“他们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去掉。”“凭什么去掉？”高朗亭忙说：“他的脚腕子被磨破了，血流不止。”“磨破了又怎么样？”他一手叉腰，一手用鞭柄指着众人说：“你们可知道，什么人才给他戴脚镣？”见没人答复，他又说：“既然戴上了，还管他什么磨脚不磨脚，只要脑袋没掉，就够宽大了！”他随即转身又对带班的看守说：“不能去掉，这是上面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突然，人群里像什么东西被憋破一样，发出一个声音：“你娘的，法西斯！”大家的目光一齐朝那声音望去，见是一位穿着破旧红军军服的瘦羸不堪的难友，极度的愤怒，使他的脸色变得铁青。这个人，马文瑞以前本来认识，但眼下他被折磨得失了形，听他说话，才知他是张琴甫。马文瑞印象中，他原先很胖，都叫他张胖子，可眼下……大家发愣时，戴季英突然疯狂地举鞭朝那人扑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张琴甫先是咬牙不做声，最后也许实在耐不过，突然抱着头，大喊起来，一边喊一边还骂道：“你娘的，法西斯！你娘的，法西斯！”戴季英的淫威，终于激怒了所有的“犯人”……“你娘的，法西斯！”一个人的喊声终于变成了大家的怒吼。在这惊雷一样的怒吼声中，戴季英提着马鞭的手到底战栗着垂落下来，随即气急败坏地退后几步，说：“你们等着瞧！”就赶紧溜走了。

 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一句话不说就从自己的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镣紧贴脚腕的地方。马文瑞很感动，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果然不磨了。他慢慢地走到刚才被鞭打的张琴甫身边，见他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显得很衰弱，衣服上渗出一溜一溜的血渍，几个难友正帮他解开衣扣，查看伤情。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从刚才开始，马文瑞已暗暗敬重着这个很有骨气的同志。张琴甫见了他，双肘撑着地铺挣扎着要坐起来，马文瑞忙俯下身子按住了他。两个难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闪着泪水的目光对视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其实这种时候，也不需要说什么，同志间的心灵，通过刚才院中的那一幕，早已像电闪雷鸣一样，把天地的灵性连通了。仅仅凭着相互间这种理解、同情、信任和感激的目光，也就足以表达一切了。就这样，他们默默地注视了一两分钟，马文瑞终于看见，那张因由胖变瘦而显出许多皱纹的布满痛苦和忧郁的脸，终于浮现出了一丝儿苦涩的微笑。眼见那紧咬着的、透着坚定与刚强的嘴唇，终于张开笑了，马文瑞立即回报以同样的微笑。这时，却听张琴甫说：“马文瑞同志，我早就听说他们也要抓你。你是西北革命中的一个很坚定、很有贡献的同志。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实在令人寒心！”马文瑞没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他心想，这房里关押着的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由上海来到陕北的张琴甫在内，谁又不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过来的？此时，当他握着这个坚强的同志的手，他才明白自己进了这个房子，何以突然觉得不孤独了。这里其实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意想不到的厄运把大家归拢到这里，其实倒是一个绝好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张琴甫见马文瑞沉默不语，便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小声说：“听说中央红军快到陕北了，只要中央红军一来就好办了。我认识周恩来，到时候，我要向周恩来同志告戴季英这个法西斯分子！”马文瑞听了他的话，突然眼睛一亮，小声问：“这消息可靠吗？”张琴甫有些神秘地说：“可靠。”马文瑞有些不大相信，可又希望这是一个确切的消息。

第二天放风时，大家惊奇地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土坑。大伙都觉得蹊跷，就相互偷着打问：“他们挖这坑干什么呢？”被问的人心情沉重地摇一摇头，大家突然语塞，问题的答案各人心里早已猜得明白，只是谁也不愿意说罢了。马文瑞心细，他不动声色，一边慢慢散着步，一边偷偷数那些莫名其妙的土坑。不多不少，刚好同他们“牢”里的人数相符，每人一个土坑。显然，他们预备对“犯人”下毒手了。他早先听说，鄂豫皖苏区错误肃反中，许多人就是被活埋的……这么盘算着，眼前这些深坑，突然变得像一只只饥饿的怪兽的血盆大口，狰狞可怖地觊觎着这些蓬头垢面、戴着铁镣的人们。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和不安，感到有一种愤懑的火焰在胸中燃烧起来，感到想极力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但当他举目四望，除了栽着枣刺荆梢的高墙和靠着墙根站立着的哨兵，便是那些褐色的尚在太阳光下散发着湿气的可憎的土坑。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是张秀山，他故意站着，等马文瑞走过来，便凑到身边小声说。马文瑞扭头看着他，见那双深陷在眼眶中的大眼睛，因极度的愤怒和惊愕而有些鼓凸。马文瑞故意避开他的问话说：“不知老刘他们怎样？”“不知道嘛！”“咱们得想办法同外面取得联系。不然，等哪一天夜间被偷着活埋了还没人知道。”“嗯。”马文瑞发现一个哨兵的目光注视着这边，便用肘子挨了挨张秀山。两人不再说话，只是慢慢地朝前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如何同外面的同志联系。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临了感觉到也只有束手待毙一条路。等到收风回到“牢”里，脑子里猛地空白一片，眼前立刻变得漆黑一团。一种绝望的痛苦噬咬着每个人的心灵。马文瑞备感痛苦的是，近十年了，一直同凶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周旋，到头来没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他不愿意再往下想，觉得此刻想这些太沉重、太痛苦，他突然想到了母亲和祖母，想到了米脂事变中英勇就义的六位亲密的战友……这些亲人和同志，正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待自己，可见了他们，又该怎么解释眼下这一切？……就这么想着想着，居然睡着了，梦境居然还充满了欢乐。

 头下枕头上的细线画到二十多条，一块砖头即将画到头了。马文瑞估计着，剩下的日子也许不会很多。他很镇定，手中时常捏着衣角的那个圆圆硬硬的东西。那是一块银元。还是离开陕北到三边搞兵运时，马明方亲手交到他手中做路费的两块银元中的一块。一块请老刘和张达志、贺晋年他们吃了鸡蛋，这一块看来只能留下来交最后一次党费了……他盘算着，得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纳最后一次党费的留言，用这纸或布把银元包着藏到墙缝或是地铺下面。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心愿，也是仅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情，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因此考虑得很周密，要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即使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冷静地保持着以往的作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是决定要做的，就要一丝不苟地做好。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