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儿说起》 　

十二、又说“跳楼”及其他

　　来这所学校快一年了，就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震撼的热闹场面，人们朗笑着，或者不无悲伤的侃侃而谈着，对此事施予无限的关注和兴趣，充分体现了现代大学生关心社会时事的优良品质。我或许也是想去看一眼的，毕竟我也是现代的大学生嘛，要显得比较外向一些才混得开，否则想找个女朋友都难。不过爱情总是发生在两个互不了解的男女之间，所以必须会有违反常理的，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啊，所以不会糊弄的嘴肯定不能充分享受接吻的乐趣。而又不知是何缘由动机，大约是去的人实在太多，我的去或不去都可有可无了，因为回来的人必会迫不及待的谈论讨论争论，倘是突然发现竟有那么一个居然没有去看以致不知情的，他们必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抓起来就大诉三百回合，我根本不必担忧不知道窗外的情形事态，更何况还有若干不同版本可供选择，可以充分享受驰骋想象力和静观若干流言相互争斗谁的更真实或者更有见地所带来的荒诞场面的乐趣，那我何必麻烦的去做一件亏本的事情呢；又大约我是无耻的标新立异者，借机显示自己的品位超脱于大众世俗之外，促使我终于还是没有去看一眼，竟呆坐于这不算舒适的座位，跟跳楼后的表情差不多。尽管她就处在距我所在教室不到十米的地方，只是高度相差了几十米，时间相差了几秒钟。

    几秒钟前，她所处的位置可以让她或呼吸或思考或尖叫或难过或流泪或欢笑或晕眩，而几秒钟后她也仍然和我们存在于一个世界，只是她不再思考不再快乐也不再烦恼，更不必理会身边穿流不息的喧嚣、难过、号哭、麻木或者一切。她的其他同胞们从各个教室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表情万千，我不会违心的说自己不无悲伤，倘有，也无非是她原本——也就是在几秒钟之前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此刻却已不是。就在我拷问自己为何会冷漠至于没有感觉的时候，上课电铃敲响了，分秒不争也不差，所有人也都分秒不争也不差的各自进入属于他们的教室和位置，世界在各个小范围内毫无疑问的坚守着自己的平静。不算年轻的讲师先生差了几秒后也进来了，脸上不无悲伤，每一个能飞夺“高考卢定桥”亦或沉入激流江底之人都知道他的第一句话会关于什么，他实际上也是如此的顺从于我们的意愿，只是方式不同罢了，他在沉默了数秒后扑哧的笑了一下，好象他更有先见之明，先我们一步猜到我们在猜他，园丁的认识果然是要高一筹的。我发现他又以无奈的表情开了一个三流的玩笑，大意是看我们是否少了人，然后又草草评价一番，约莫一分钟后，就接着昨天的内容讲授今天的课了。我们谁都知道，高等数学可不是吃素的科目，所以结果是大家都以不同的心态方式听着同一个人的讲话了。

    一百年前我们装作看不见以求性命苟安，有人切齿道：麻木冷漠；一百年后我们装作看见了求取什么？

    ——良心的苟安？谁来切齿？

    时隔百年，斗转星移，世界仍旧一片荒野。

　　这又有何不妥呢，谁都有权选择，自由可是存在的呀，正如她的选择那惊人或者平凡的一跳。从人性的角度看，实在也没什么不妥。

　　下午有两节思修课，那位教授是我颇敬畏的一个，属于对抗主义的那一类，还生一双阴暗的慧眼，偏只看那阴暗面，且又入地三尺。他比较看不惯当前某些（当然只是某些，要不早就乱套了，看来历史真的会重演）“人民公仆”的作风及行为，还有就是习惯对某些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发表些“窃以为”，再就是喜欢纠错，尤其是那本内容不薄实质很薄的思修教科书，诸如“窃以为理想信念连同其他人文性的东西是不可滥用‘科学’一词的，科学求真，而人文学科求善美；而且科学的不必是崇高的，科学同样可以作恶”“爱国与爱党不可混淆，爱国不一定非得爱党，爱党的不一定都爱国，这种编排，不是‘以愚黔首’是什么”。我摘录下他喜欢的几句话：“苍蝇似的思想在垃圾桶里爬”“生命，是死神唇边的微笑”“死，不是死者的不幸，是生者的不幸”。以及他原创的几句：“此书说我们的人生在大学开始飞跃，那之前都是爬行”“大学不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但也不是谈情说爱的摇篮”“我怀疑这个章节的编辑是否受到公安部的赞助”“他们（一些人大代表）除了举手还会做什么，乞丐最了解人民的需要”。他还不时的蹦出些我认为经典的较为系统的原创言论，当然也跳不出几个“关于”：关于二奶，关于腐败，关于“裙带主义”，关于脱离群众，关于教育，关于无聊和低级趣味。不用详诉也知道内容雷同，如有巧合，纯属正常。他说任何存在阶级的地区或国家，无论其外在形式被定义成什么，其社会的纯净度总是与时间成阶段性的反比，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他还在白板上画了函数图象，以时间为横轴，社会透明度为纵轴，那是一条波动下降的曲线，达到最低点后又会波动上升，如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地基性的隐藏扩散式黑暗。类似于木制粮仓没有装地脚，那底层的原本也是完好可爱的粮食们早就霉烂变质了，耽看表面根本无法察觉，待可以察觉的时候，这个粮仓已无一粒好粮。他的这一前无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洞察力和预见力，和这高超的形象比喻，令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却自以为深的毛孩子们不禁在嘴上或心里啧啧称赞，对他更是九十度的仰望，就连平日里骂骂咧咧的那拨子小人垃圾也顿时或慢慢的无语起来，眨巴着小眼睛，佯装陷入了思考。该科目原本我是准备用来必逃的，但第一节课出于确认教室位置和新鲜感，也就去了，不料此后就从没有缺过。倒是那科原本让我眼前一亮的大学语文，以为好不容易开了一科与自己有关的科目了，却断不会想到只上了几节后就没再去过。从他的授课行为总结得知，他狠不得把大学语文改成大学“新闻”，好象学语文唯一的出息就是写新闻通讯之流。当然如果在他宣称要点名或要交课堂作业，而且我的“同党”又给我发了短信的情况下，我是必然要去的，因为到课人数实在太少的时候代答也比较困难，一旦穿了帮，呵呵——也没什么，讲台上的老师压根儿就不清楚讲台下面谁是谁，只是大学里鲜有真正的哥们儿同党，谁犯得着这般卖力哟。他们从来只记得那些让自己难堪不快的“坏学生”，到期末阅卷时候就可大发“剃须刀”的飙力了。学分制唷！平时分也是分呀，并不像中学时候，只要高考整个北大清华甚至稍次一点的分数，就算曾经受过记过记大过等等处分，那也得一笔勾销。硬要计较大学比中学进步的话，这大约可以算作头条哩。都在教育沙场上拼杀十几个春秋了，谁不知道利害区别呀，跟分数过不去就是跟自己和前途命运过不去，甚至跟子孙后代过不去，因为自己没有出息，那子孙后代倚靠谁去，谁来提拔关照？这样一循环往复，那子子孙孙不都成了脓包败类啦？我可不会为挂科跳楼，那也死的太不壮烈而是惨烈了。

    “新闻”传道授业有还有两个“凡是”：凡是与新闻有关的东西必会提及《巴渝人家》的“小周爆料”，（他是该专题片的编导，从他关注的程度来看，大约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次罢），以致我们仅有的两次作业竟然有一次就是关于那个小周的一则消息；凡是批评文学作品的失败就提及杨朔的《荔枝蜜》中作者幻想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的那一段，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整个文学界就杨朔这一篇文章的这一处讨人厌，他批评说极其做作不自然，那人何以倏地就变成了小蜜蜂，太可笑了，他那情态近乎讨厌得牙痒痒，否则也不至于让堂堂散文大家杨朔的著名散文《荔枝蜜》永世不得超生。而以学生一管之见，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整日幻想自己的作为会突然如人到蜜蜂一样的变化巨大，像一只蜜蜂一样勤勉的肆意出入于各行各业的高层圈圈，只可恨现实残忍力不从心关系背景不好，故而唯有守着过去的一丁点儿辉煌惶惶度日。还有，他分明就是不该来搞教育，噢——适合做社评员，无论什么时事材料到了他嘴下必定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永不会触犯什么。他居然连想象力为何物都不曾弄懂，就对“人变蜜蜂”之说妄加指责，所幸被教授的人是一群根本不理会台上讲什么的大学生。倘是教授小学，那一班学生在日后的创作乃至生活中难免患上“想象力贫乏症”。更使我汗颜的是，他在多年前编导的那位“小周”，如今发达了，成了某报社的“爆料王”，还得了一小笔奖金，遂叫我们写一则消息。我腻烦不过，操起笔就胡编乱造了一通，草草交卷走人，不料不日后竟被当着范文加以表扬赞赏。这让我很是纳闷：难道越是牛哄哄张大嘴巴胡乱叫嚷的垃圾屁话越被认为切近实际，越是受宠越容易致富得名？

    由此纵横观之，课程本身的意义是无所谓有无的，一个真正肯为教育而思考奋斗的老师可以让一门失败的课程变得成功，而那些人在学校心在高端的惺惺作态者何以会有这“闲情逸致”？当下之师道教场，除了掐指可数的几个已知未知的英雄好汉，其他的无非是借着这教育的跳板，弹到那高端云上，纵是只做瞬间停留，又重重摔回地面，他们大约也情愿心甘此生无憾了。当局未必懂得教育，但必须要领导教育，他们的责任首当其冲；而投身教育的为师者不思考不抗争不奋斗，那必是教育的灾难，岂止是耻辱就可搪塞的。具体些说，当一个学生觉得听讲的意义很寥寥的时候，必然出现逃课和睡觉。当然，整日玩游戏和沉迷于你呻我吟小世界者并不适用。这也是问题核心之一，被教育者居然也不懂得思考抗争，把一切恶劣制度风气视为法规一样尊养起来，任种种玩弄我们自己的恶作剧一演再演愈演愈烈而矢口否认自己被骗被压迫蹂躏，这更加是教育的灾难，只是这灾难处于最底层，在重重重压下，以致最容易被忽略，但整个劣根性的不合理教育秩序，非得从学生之底层革新，把我们自己从这劣质的安排中抽身出来，获取自由的呼吸，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探索。我们革新了，整个劣质框架的灭亡将有如摧枯拉朽。教育，我们是主体，是为被教育者——我们自己而生的，凭什么不是我们说了算！？凭什么让人摆弄玩弄！？看出了问题，凭什么沉闷不语！？一切的愤恨，一切的抗争，一切的奋斗，都是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人性，这有何不妥，天塌下来不就丢几条命嘛，自杀还杀得，他杀就恐惧了？多么奴性的思维习惯。更何况还没那么严重嘛，当局毕竟不同于旧社会的纯粹统治机构，他们可是给了自由的，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肝胆去争取。

　　思修还说过一个小笑话：一堆官员某日去公款吃喝，原因不明，但却是当地第二豪华的酒店——这是常识，枪打出头鸟，须避开风口浪尖，而又不想委屈，那第二无疑是最优选择——喝到七八分醉的时候，一个瘦而高的满满独酌了一杯“国酒”后晃悠悠的夹起一口菜，不无感慨而又略带悲伤的说：我这一口一筷子可是吃掉了十几个小学生的前途啊，中国的义务教育什么时候才能实质上普及呀！一个腆着大肚皮形同孕妇的哈哈大笑起来，也满满的呷了一杯，在一个响亮的饱嗝平静后酣酣的不无自豪的操道：老子才不像你假慈悲……喝酒（饱嗝）……不是跟你牛Ｂ，从来就没花过一个铜子（饱嗝）……小学生是个屁呀！他们老娘都让我干呢……一口能吞十几个（饱嗝）……哈哈哈……！大哥所言极是！一个不胖也不瘦的涎着脸奉承道。如果我们报道的案子多，那说明还有救，说明监督得力，要是哪天找不到材料了，那就真的完蛋咯！不过完不完蛋那是国家的事，我做我的芝麻官，捞一点碍不着谁，生存需要嘛，来来来，能喝才是硬道理！遂将一杯“国酒”先干为敬。又一个叫道：喝！喝！喝！为国家的税务事业作点贡献，不消费，活受罪！遂豪饮而尽。对！对！对！中国人口这么多，谁管那些破事哟，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不成了叫花子进堂屋——得吃（尺）想望胀（丈）了，老母猪得病也来找我们哩，哈哈哈哈！是啊！又一个附和着说。那谁还来做官呀，做官做官——做官就是“坐观”，要不还真成公务员了，公仆——那就是所有人的奶妈子，老子又没有大奶子，怎么做奶妈子哟，人家有奶子的都“出来做”哩，不“出来做”老子们玩锤子哟，这日子还怎么快活，哈哈哈哈……爽呀！

    听到这里，我们中的一些人扑哧笑出声来。那老头顿一下，总结道：第一个是教育局的，最喜欢叫穷也装的最像，所以他们都练就了一身看似清高的本领，可以理解，毕竟与教育有关；第二个不难看出，是人事局的，总是那么的牛轰轰，因为跟他一起喝酒的人求得最多的就数他了，所以往往被叫做“大哥”；第三个显然是广电局的，那张嘴总是能恰倒好处的拍中马屁股，力度也刚刚好，地位的不显赫与位置的非要害决定了他们必须有“能喝会道”的本领，但表面上好象比搞教育的要有油水些，这是他们喜欢炒作而致的假象，因为他们惟恐被看不起；第四个就更容易看出了，税务局的，其地位处于中等，不太需要买帐，只要定期把钱收上来就算尽职尽责了；第五个不好看出来，是民政局的，接触的人多是俗人大众，说话也就俗得有水平，奶妈子理论可谓真切动人。老头又顿了一下，一向阴沉的脸突然掠过一线略带邪意的笑，接着说：刚才能笑出声的要么是草包要么是栋梁，没有笑的要么是白痴要么是官家子嗣，阴沉着脸的都是真正的大学生。

    我突然如芒在背，不知道是佩服他的言谈水平还是恐惧他说的内容。这老头似乎能洞穿人的身体连同灵魂，不止是人，是整个腥臭的世界，不仅是洞穿，他还在里面撒盐和白糖，味道永远留给听众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