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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法》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法》李伟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带来一系列教育教学的改革，特别是在新课程标准指导下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也较传统的语文教学理念、方法有了很大的更新，将走上中小学语文教学岗位的师范类学生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很快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至于还没走上讲台，就被新课程改革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应怎样在语文教学法的学习中做文章呢？前段时间在茂名市实验中学指导学生学习语文教学法的尝试中感受到:在遵循教法学习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围绕新课程进行调整。一、比较辨析——传统理论基础上建构新体系语文教学法理论都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总结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教学中，不管是对教学目标、要求的认识，还是对具体教学内容方法的学习，都应尽量进行纵横比较、正反比较，从而建构适应新课程教学的教法理论体系。比如: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让学生分析比较其发展过程:50年代受文学、汉语分科影响，重视语言的教学；60年代重工具性，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80年代、90年代基本认为语文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新课程标准则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特点。其人文性较之思想性其内涵则广阔得多，过去的语文教学，都要归纳一个统一模式的中心思想，就是描写自然景物的，也要归纳出“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等思想，而语文课本所选素材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是一个由简单的思想性难以概括的，有的写了自然的神奇，有的反映了重大事件的惊心动魄，有的反映了生活哲理，学生学语文要受到方方面面的教育，这些只能归为对学生进行人文的熏陶和教育。对语文教学目标的学习，让学生将教学目标进行纵向比较，同时又与港、澳、台及其国外的教学目标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认识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还有许多的内容都要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如:比较拼音、识字、阅读、作文教学的要求，比较现在的口语交际教学与过去听说训练的异同，比较为什么小学提习作，中学提作文等等。通过比较分析，让学生弄清语文教学法理论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二、充实感受——贴近新课程教学找感觉语文教学法的学习最容易感到枯燥乏味，甚至茫然，教师的讲解成一厢情愿，就因为遵循的先理论，后实践原则，学生很少有实践感受，课堂上纸上谈兵，收获不大，而且也不可能把教学理论内化成教学经验，怎么办？可以从如下渠道充实感受:一是读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既可以读过去的旧教材，也可读新教材，可以读人教版的实验教科书，还可读其他版本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去找感受。学生通过读教科书，进入到中小学教学内容的领域，了解不同教材的特点，了解教材知识的衔接，了解拼音、识字、阅读、口语交际、写作在不同年段要求的变化，了解生字在不同年段的分布。有了读教科书的环节，在学习教学理论时，随时可以联系语文教材进行分析、评议。二是搜集教学信息。在中小学语文教学领域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有许多名家的教学案例典范。学生可以到阅览室或上网查阅、搜集，了解名家的教学实例，了解前沿的教学策略，可以极大地丰富教学感受。三是回忆体验。回顾自己读小学、中学时，老师是怎样教学某些内容的，印象深的，可以写写学习回忆录。同学互相推荐一些精典的教学案例进行评议，利用课堂内外时间举办语文教学信息发布。四是观看教学录像充实感受。在学习期间，可以观看大量的以新课程理念教学的录像，通过观看教学录像了解教学的一些具体环节，学习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实践感受环节落实了，语文教学法的学习再也不是空谈泛论了。比如:在探讨识字教学采取哪些方式复习巩固时，根据自己的感受总结出摘苹果、开火车、设识字超市等等办法，可以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知道阅读教学注重整体感知，注重学生自主的读悟。有了一定的实践感受，教法的学习就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变为在一定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究，容易将新的教学理念内化成自己的经验，以后一走上讲台，就有轻车熟路之感。三、实践演练——立足新课程教学练内功中小学语文教学可以说是一门艺术，需要技能；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教学更需要教师像导演一样成为教学的策划者，需要有较强的综合技能，而技能必须靠训练得来，学生通过短时间的教学法学习要能走上讲台，就必须重视实践的演练。一是将实践演练贯穿到教学法学习的始终。新课程理念强调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因此，教学法课的学习，就尝试实践这些学习方法，如结合新课程理念和新教材教学内容谈自己的教学观，分“教研组”开展“集体备课”活动，畅谈假如我教学这一首诗，我将怎么去指导？假如我进行某种类型的识字、阅读、作文教学，我将怎么做？在尝试教学中，也就是在训练学生如何进行教学设计。学习中，通过分组讨论、集体备课、集体会诊，体验合作学习。在课堂上动起来，讲起来，争起来，个个充当专家、学者的角色。二是抓好说课、试讲环节。利用自习时间进行说课、试讲的训练。这个环节也是教学法学习的一般环节，要特别注重互动训练、学生评议和教师点评，在相互配合中找到课堂教学的感觉，在评议中提高认识，在教师精练的点评中领悟教学的精髓。只有这样，演练才不会流于形式。三是坚持语文教学基本功训练。新课程教学要求有较强的综合技能，学习中要按照新课程理念要求训练写教案，同时练好三笔字、简笔画，训练普通话、演讲、表演等等。通过这些训练提高驾驭课堂的能力，从而更适应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教学。

  2008-12-31 18:42:34 作者: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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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创设语文课堂探究式学习情境李伟东前段时间在茂名市实验中学实习，在实习的过程中发现：探究性学习已成为当前课程改革的热点，它主要在教师的组织引导下，学生通过对本文进行积极感知、探究、发现获得整体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务是根据一定的教学目标，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创设情，提出问题，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探究，教师在教学程中绝不能程序化，千篇一律，要注意因材施教，因生施，突出每篇课文的个性，展现每位学生的个性，每篇课文内容不同，文体不同，其探究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在实习的教学实践中，我总结出下面的探究方法：一、创设问题，促成发现探究式阅读强调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阅读。即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核心，让学生通过阅课文，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断地思考问题，从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和创造力。《李天命思考艺术》中提：思考的关键，莫过于懂得恰当提出“是什么意思”和有什么根据”。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说“是什么意”，“有什么根据”是一种极好的思维训练方法，教师这一问，学生的思维也就动了起来，往往把根据说得头头是了，归纳呀，演绎呀，类比呀，尽在其中。通过创设问，使教学过程成为教师引导下学生发现的过程，其做法主有以下三种。1.教师提问题，学生谈看法，找根据。对于学生来说，自己去探究语文提出的问题有时还有一难度，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学生找到突破口，找好切入点。在尝试教学《山中访友》时，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欢这篇课文吗？为什么？前一个问题让学生说自己的观，即是“什么意思”，后一个问题是让学生谈自己的根，即说说为什么？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有的说文章笔优美，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想象奇特，因而喜；有的说作者喜爱大自然的感情流露在字里行间，读起来感亲切；还有的说读了之后，总给人某种启示：要脚踏实干事，用淳朴善良的爱心待人，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等。发既有整体感知，又有分析、欣赏，还有高度概括，总之给人启发颇深。学生议答完，趁着学生学习的热情涌动，我要求换位思考，假设你是某一种景物，与游人互诉心声，写一段文字。绝大多数学生借鉴了文中的表现手法，融进了优美的语句，表现了一个热门的环保话题——热爱大自然，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从而使学生在情感上受到一次熏陶。2.教师设置争议性问题，激起认识的冲突。学生的思维有时是相对静止的，提出引起学生争论的问题，来点燃学生思考的火花，这可以“迫使”学生熟悉课文，形成看法，培养探究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教《孔乙己》一文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孔乙己死了没有？学生们顿时众说纷纭，形成好几派意见，他们纷纷从课文中找依据，讲理由，来证明自己的以观点，从而使课堂学习的过程成为一个思维训练的过程。设置问题时，有时教师还可以隐藏真实看法，故意发表偏激或错误的意见，这主要是为了促使学生深入阅读课文和深入思考问题。在探究式课堂教学中，类似以上的问题比比皆是，精心设计，引导深入阅读，引发了思维的碰撞，从而打开了学生的思维之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大有益处。3.学生提出问题，学生谈看法，找依据。探究性学习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学会思考问题，只有能提出自己的看法或疑问，才会由被动接受现成答案变为主动探寻事物究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应该努力做到问题由学生提出，思路由学生探索，方法由学生寻找，难点由学生突破。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评论：哪些问题提得好，哪些问题对大家有启发，哪些问题最新颖，哪些问题最富有挑战性等等，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归纳整理，选择部分问题让学生共同探究解决。二、描绘图形，激发想象图案比较形象直观，学生通过板书设计，往往能较好地把握文章的思想内涵和主要内容。《班羚飞渡》一文，可要求学生在理解斑羚飞渡背景的基础上，探究课文内容，画出斑羚飞渡的示意图，并对这示意图加以解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学生在读中画，画中读。首先是正确理解原文，这是作画的关键，最后用图画把你想像的内容表现出来，这是画图法的核心。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两次创造，一是把文字描述转化为头脑中的想象，二是用图画把想象的内容表达出来，前者属创造性思维，后者属创造性实践。这样，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就在读和画的结合中得到了培养。而让学生解说示意图，则能更好地使学生把文字和图画法结合起来，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对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加以验证。三、品味文本，深入体验一篇美文佳作，如果由教师剖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反而扼杀了学生的想像力，倒不如创造一些美的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去体验，把探究的空间还给学生，况且学生对作品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教师应和学生一起，去体味作品的韵，去领悟作品的神，去探寻作品的美。如以探究《散步》中的美为例，要求学生品读课文，对课文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方式的运用、表现手法的应用、谋篇布局的技巧等内容进行美点寻踪、妙点揣摩。不同学生领悟到的内容完全不同：美在文中对春景的描写；美在用语生动的细节表达出的深厚的感情；美在中年人尊老扶幼、承先启后的社会责任感；美在结尾段中表现出的家庭的幸福、温馨……学生通过这样的探究，既体验到了文章的美，又为课文的重难点的突破提供了契机，也使学生学会了体验的方法，提高了能力。四、迁移想象，激发思维迁移想象，即摆脱文本束缚，从局部地方旁逸斜出，进行相关的语文教学活动，其目的是要增加新鲜活水，拓宽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在教学中可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张开想象的翅膀。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为例，在探究了“绿”妙处之后，可以让学生以平等审视的眼光去看这句诗，体会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心境、遭遇，不同语境下，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学生立刻活跃起来，有的说，如果作者是一个顽皮的小姑娘，用“戏”就更能突出人物性格；有学生说，如果是一对恋人，隔江相望，用“吻”则更能刻画人物的心情；还有人说，如果是一个思乡心切的游子，用“去”则更能体现主人的心志……学生发言涉及的内容有：要树立远大理想并付诸主观努力（《为学》）；人才应该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愚公移山》）；人才要具有莲一样的高洁品质（《爱莲说》）；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报负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岳阳楼记》）；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怀若谷；要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吐故纳新；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德行……这一类创造性的问题都能联系实际，对照自身，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和完善，体现了大语文教学的理念，也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的特点，答案不是唯一的，主要是让学生各抒己见，实践个性化阅读，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在迁移想像上迸发出创造火花。语文课堂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这里只撷要谈了几种方法，虽各有特点，但目的是一致的，即让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探究。在课堂教学中针对不同的文章，可以以一种为主，也可以几种教学方法配合使用。总而言之，在探究式课堂教学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教学方法，只要有助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形成，有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都能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来。使我们的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不断成长的同时，我们教师也可以从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2008-12-31 18:41:31 作者: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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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21世纪文学的奇葩

  中国21世纪文学的奇葩---“80”后谈“80”后的写作                       李伟东           （阳江学院  广东 阳江 529500）在一个桃李春风，柳絮满天飞的季节里，一个弱小的婴防呱呱坠地。在一双双充满爱意的眼睛的观注下，他开始茁壮成长，伴随而来的，他开始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对“80”后的写作有了自己新的看法……在新世纪文坛上，80年后出生的一代写作者的写作给文坛平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他们的作品占据了文学图书出版、销售市场的重要地位，成为新世纪“新的畅销书”现象。 “80后”写手大多生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和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内心需求、文化追求也和这个时代有着惊人的合拍。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内心关怀以及行为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阶层”的崛起虽然构不成一股政治势力，但它却以强有力的参与方式介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从某一方面改变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向度和方式，所以说:“大众娱乐场所与通俗文化的日趋多样性，构成了都市文化的核心潮流，在任何一座城市里，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几乎应有尽有”。新的文化环境迅速地替代了80年代后期社会中心价值解体后人们的精神空缺，它必然会改变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感受方式。而“80后”写手置身于这个环境，对于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不需要像父辈一样去重新适应这个环境，在他们看来，现今一切的存在均为合理的。当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阶层再次为“大众文化”的大肆侵袭去争论、去探讨时，而富有“商业主义文化”特征的大众文化却以惊人的速度生成并迅速发展。他们像“真菌”一样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80后”写手处身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对港台文化明星(如邓丽君、古龙、金庸、琼瑶等人)的熟悉程度，要远远超过对老一辈革命艺术家(如柳青、赵树理、吴强、峻青等人)的熟悉程度。他们可以如数家珍似的数出港台文化明星的最新作品，但当问及“三红一创”具体指什么作品，他们可能连一个也回答不出来。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中，“文化明星”是他们的精神偶像，当时尚代言人是他们所推崇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追寻那遥远的已逝的革命记忆，对他们来说己显得无关紧要了。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他们的文化时间表己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得基，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A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常态”。在早期“80后”写手的创作中，最基本的两种写作方式是:通过反抗学校教育来展示成人世界的压抑;通过叙述青春体验来表现某种具有反抗意味的青春叛逆，但这两种书写方式的共同点就是表现青少年的反抗和叛逆。通过对“80后”写手具体作品的分析，我个人认为韩寒、郭敬明等写手的作品属于前者，而春树、张悦然等写手的作品属于后者。当然，也有上述两种情况兼有的，例如安妮宝贝的《红安妮宝贝》中叙写的故事就兼具反映校园生活的反抗和叙写青春体验的双重特点。“80后”写作缘起于上世纪末开始的“青春写作”。1996年，郁秀的小说《花季雨季》问世，创造了空前的阅读奇迹。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学生写作的自信和热情。而1999年开始由《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少年写手。1999年12月，郁秀的《花季雨季》在海天出版社问世后，半年之内销售了巧万册，在当年第七届全国书市上成为第一畅销书。随后，韩寒的《三重门》于2000年出版，在出版市场上创下了销售100万册的奇迹。这两部关于“青春写作”图书带来的高额销量，让出版社和资深编辑为之一震，从这两部书的高额销量中，出版社找到了一条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新路。“80后”写手之所以能够很快走红，网络、文学期刊及图书出版这些新型的传媒机构，对其相应的宣传、炒作也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现代传媒研究之父麦克卢汉在分析美国传媒生产过程时曾说:“撇开艺术标准不谈，这样直接谋求社会控制的行动是政治。其目的不仅是加强越来越多的社会轰动，而且是要利用一切情感定向和喜爱，强化集中控制而使情感升温，目的就是超级利润。显而易见，这样谋求社会控制的操纵者是不负责任的。只要听商品和利润流动泛滥，他们就会一直这样干。”大众传媒的过度宣传使他们很快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韩寒的作品《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几乎都和青春的叛逆有关，韩寒也因其酷酷的外表、狂放不羁的语言、莱鹜不驯的态势成为“叛逆少年”的代言人，他本人也成为一个让家长、学校、社会忧心忡忡的现象。这一切，都是大众传媒根据出版市场和发行的需要，对韩寒进行非写作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因其过度开发，再加上韩寒本人缺乏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写作的执着、投入;终于在《长安乱》出版后不久，因其销量欠佳，就放弃写作，转向赛车了。韩寒的隐退，并不代表大众传媒放弃了对少年写手的开发;几乎在韩寒成名的同时，他们就在发掘新的市场资源，郭敬明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市场需求。郭敬明因其发表《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配和市场开发和资源配置的需要，大众传媒把郭敬明打造成不同于韩寒的“忧伤少年”。既然韩寒己经占据了书写“叛逆”青春的优势，对于郭敬明的开发就要另辟蹊径。郭敬明的《幻城》让他们找到了包装和炒作的亮点。《幻城》讲述的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凄美而无奈的故事:一个前世被囚禁的人，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未来成为幻雪帝国的王子，这样就可以拥有他想要的自由。他的愿望实现了，但这个愿望是以牺牲爱人，兄弟手足相刃实现的。小说想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理想中的自由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媒体从其小说中找到了可包装的因素:忧伤。于是青少年的忧伤成为传媒人炒作的另一热点，紧接着郭敬明的小说、散文都和忧伤解下了不解之缘:《梦里花落知多少》讲述的是青春体验的忧伤，《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几乎全文覆盖了对忧伤的描述。除此之外，郭敬明潇洒的外形、温和的语言配上忧郁的眼神，恰好符合了其包装及宣传的需要。在出版《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出版社有青春忧伤色彩的封面，并且在正文的前页，配上一幅幅带有忧伤色彩的插图，插图下方印上郭敬明个人对忧伤的感悟，使其打造忧伤写手的作品迅速占领了“青春文学”的图书市场，成为当年销量最好的小说。 “80后”写手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热销，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之外，图书出版市场对青少年消费心理和消费欲望的把握，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正如陈晓明在新浪网作客时所谈到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后，经济上逐渐宽裕，腰包里有钱了，这是强大的购买群体，他们成为读书消费的主力军。”这个庞大的青年消费群体在消费文化产品时，是没有固定的喜好的，只要符合他们的品味和审美要求，他们既使借钱也会购买和消费。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文学已经不再需要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它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消费及抚慰个人，并给个人提供想象、给个人情感提供一种安慰。相对个人而言，它确实是一种经验基础的表达。当文学产品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后，它原来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就逐渐淡出，只剩下提供个人情感消费的商业意义。而“80后”写手的写作，就是在竞争日趋剧烈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催生出来得商业化写作。他们的写作主题无论宣传、炒作的有多么的不同，但一经细读便会发现，其写作主题大致涵盖以下几个内容:反抗学校压力，体验社会艰辛，初经感情波折，表述叛逆的内心……只不过这种叛逆和反抗，在韩寒小说里展示的可能只是逃学、暗恋;在春树和李傻傻的作品里可能进一步发展为以学生身份游离于社会;而在张悦然和蒋峰的作品中可能在相同的主题下包裹上“出逃”和“凶杀”的外衣。这种写作主题恰好符合了青少年的这一块的销量跟整个其它当代作品平分秋色。  “80后”写手现在主要是依靠才气写作，依靠商业运作出名;但持久的、可期待的写作仅有才气是靠不住的，成熟的写作将会是阅读的写作、思想的写作、知识的写作、生活的写作，靠得是一个作家的生活底蕴。市场，因其怀着某种目的，在这些少年写手们还缺少必要的艺术沉淀的时候，就会过早地把他们掏空，使其写作将难以持续。与此同时，细读“80后”写手的作品，他们的写作大部分靠语言和应具有的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而靠抒发情绪、玩弄语言取胜时，他们的创作离走下坡路也就不远了。就像文学评论家徐则臣所说得那样:“在我看来，‘80后’作家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大的、整体性的东西解决了没有;二是，小的、细部的东西落实了没有。就怕大的解决不了，小的又解决不好。我觉得很多‘80后’作家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使得现在的热闹更像是一场焰火晚会，光亮熄灭之后，节日也跟着消失。”“80后”写作在新世纪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和流行，应该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作为新世纪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了大众文化生产不断“推新”的需要。这些少年写手因其所持与成人写作相异的话语系统，其作品不但满足了少年读者群的阅读需要;同时他们作品的大行其道、广受欢迎，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我们对于现存文学格局的理解，使文学读者群进一步呈“分众”之势。这种发展态势，让出版社从这些少年写作者们身上发现了一条开拓市场的新路，少年写作者的迅速发展也为日益萎缩的文学图书市场降下了几滴甘霖。但是图书出版市场和大众文化传媒对这些少年写作者的拔苗助长，批量复制和生产，必然会使这些少年写作者丧失对文学清醒的认识和对写作持久的耐力。但这种生产和拔高，却是沿袭着大众文化生产本质的。因为，大众文化生产的实质就是对新、奇、特的无膺足、无止境地发现和快速跟进，以致取消时间的真实存在、抹杀过程的丰富意义，一切都以现实的当下的“成功”为鹊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是传媒和出版社在造就一批早熟的少年写作者。但是，早熟的生命往往不一定长久。他们对写作的执着和坚持，恐怕要撇开商业化写作的因素，通过少年写作者自身的努力，通过文坛和主流媒体共同的关注和支持，才能持续发展下去。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跨过时间的长长短短，小舟上的灵魂飘荡于祖国的千山万水，无论是民族的崛起，还是人类的未来，都要求中华文化，特别是写作文化的伟大复兴。“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的中华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曙光——这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一个历史的必然又落在我们“80”后的这一代！     

  2008-12-31 18:39:58 作者: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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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诗经》婚恋诗所反映的周代婚俗

  浅谈《诗经》婚恋诗所反映的周代婚俗 李伟东（阳江学院中文系，阳江529566） 【摘要】：《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诗经》中的婚恋诗历来是人们广为传诵的，这不仅仅体现其真挚的表达方式和自然的艺术魅力，更因为它反映出周代婚俗与现代人们心中所向往的爱情境界。本文尝试从《诗经》婚恋诗的内容体现出来的周代婚姻恋爱现象这一角度，分析了《诗经》中婚恋诗的类别和具体表现，总结了前人对《诗经》中婚恋诗的评价以及对周代婚俗的看法，得出了《诗经》婚恋诗为“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的结论。关键词：诗经 婚恋诗  周代婚俗   历史价值 引言《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三分之一。婚恋诗是《诗经》中内容最多、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壁……他们的光彩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2]《诗经》中有许多反映了周代婚恋情况及成婚礼俗的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民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当时社会人们的爱情生活、婚姻制度、社会问题等，都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一《诗经》中的婚恋诗（一）相慕相恋《诗经》第一首便是人们熟知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3]《诗经》以《关雎》为始篇，列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描写了一个小伙子那种单相思的动人的情景。他热恋着一位在河边采荇菜的姑娘，为了她，竟至长夜无眠“辗转反侧”。但他并没有沉浸在愁苦的情绪里，而是想象总有一天要把她娶过来，共同过着琴瑟、钟鼓般的相互协调的欢乐幸福生活。他写自己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胆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这种朴实的感情和大胆的表露，只有在民间情歌中才会有。情真、景真、风神摇曳的绝唱——《秦风·蒹葭》作为一首同样描写相思之情的诗作，但却弥漫着寻不着爱人的悲戚的心灵的叹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4]于《关雎》所不同的是，这篇诗却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然而主人公的伤感不是悲观失望，只是一时寻不着意中人的深深的惆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展现出的清虚旷远的境界，对于诗中所抒写的执着寻求、可望难即的爱情是很好的烘托。活泼风趣、含蓄蕴藉、构思新颖别致的《邶风·静女》一诗，则描写了情人幽会时的情景：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5] 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它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副生动的风俗画面，而且还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为我们刻划了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诗歌通过男子的口吻写出了男子的情感的变化，又通过男子的感受写出女子的美丽可爱，就这样把民间青年男女在一起时的那种天真活泼，互相逗趣的情景写得活龙活现。一个故意惹逗，一个语带双关得凑趣，其开朗的性格，深厚的感情，愉快的情绪，跃然纸上。诗经时代之所以有如此自由开放的恋爱环境，在于当时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6](《周礼媒氏》)周代是人们所处的时代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时代的爱情，由于没有过多的文化和伦理的积累，那时的爱情因此而更自然、更野性、更直接，没有那么多文化、伦理重负下的犹豫不决、闪烁其辞。它不过多承载社会内容，是男女双方没有社会功利的自然吸引。因此，周代不仅带有明显的原始初民的那种粗朴的遗留，还充满了人类早期的纯朴自然的人性美。 （二）定情《诗经》时代，男女恋爱时的感情发展的速度较快。经过短短的恋爱阶段，就很快进入定情阶段。《诗经》中的赠遗之风大体由花草果蔬等体现出来。初时，女子多任采集之责，故蔬果花菜之属为女子用于赠答致爱、结恩定情，或以芍药、梅子等取用为求偶媒介，或以桃子、花椒等取意于繁殖性能，使自然界中的极普遍之物因寓含了特殊而神秘的象征意蕴而别有价值。在《诗经》的情歌中，有许多篇章描写男女互赠信物，以确定爱情关系。《卫风·木瓜》就是一首描写男女赠物定情的情歌：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7] 姑娘向她所爱的男子投过去的一个木瓜，表示爱心。那男子欣然接受以后，将身上的玉佩解下来赠给她，这是为什么呢？那男子回答得好，这不是报答，是表示两人永远相爱，真正的爱情不是索取，而是奉献，姑娘给我一份情，我必须给姑娘千份爱！然而，何至于姑娘们赠送给心上人之物多热衷于果蔬类？闻一多先生的解释是以当时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沿演为习俗的。“原始社会之求致食粮，每因两性体质之所宜，分工合作，男任狩猎，女任采集，故蔬果之属相延为女子所有。”[8]《晋书·潘岳传》也载道：“意者，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民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实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报，即相约为夫妇焉。”[9]因此赠物达情作为一种习俗，行之既久，便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和相对稳定的观念，其含蓄的深长意味和浓郁的浪漫情怀为后世所延续。 （三）步入婚姻恋爱的理想结局是结婚。《诗经》中的婚嫁诗，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对结婚仪式和结婚情景的描写，对结婚者的礼赞；在《诗经》的婚嫁诗中，首先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描写结婚场景的诗篇和那些贺婚诗。婚礼是人生大礼，在《诗经》时代，婚礼是非常隆重的。《豳风·东山》中的主人公在回顾他的婚礼时的景象是“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10]这是就普通百姓来说。而贵族的婚礼，更是如此。如《大雅·韩奕》写韩侯取妻时的盛况是：“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俟顾之，烂其盈门。”[11]韩侯娶的妻子是蹶父的女儿，韩侯亲自到那里迎接，迎亲的车子有上百辆，陪嫁的妾媵多如云。由此可见，《诗经》时代的结婚场景是非常隆重的。2、表达失望、离别以至怨恨等情感：婚姻并不全是幸福和快乐，在《诗经》中也有表现不幸婚姻的，而且为数还不少。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早已形成，宗法礼教虽不及封建社会中、后期那么严密，但妇女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即使在前所述反映恋爱过程的情诗和反映恋爱结局的婚嫁诗中，固然唱出了少男少女们发自内心的爱情呼声，但是在婚后的生活中，如果夫妻间发生感情的破裂，受栽害最深的，往往是女子。由此，产生了《诗经》描写女子婚姻不幸的诗和弃妇诗。《邶风·柏舟》就是一个女子对自己婚姻不幸的哀叹：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12] 诗以在河中漂荡、不知所届的柏舟起兴，来比喻自己在家中的处境遭遇以及自己不知如何摆脱这种处境的复杂心情。从诗中看，女主人公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夫家，她不能逆来顺受，在遇见不公正时，她曾经和丈夫有过抗争，“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但没有成功。婚姻不和的最坏结局是女子被弃，表现这一现象的诗歌就是弃妇诗。由于妇女没有独立的政洽地位和经济地位，弃妇的命运自然也就最为悲惨。《诗经》中有多首弃妇的诗篇，《卫风·氓》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诗中的“氓”以其貌似忠厚的样子骗取了女主人公一往情深的思恋和最终的以身相许，但是当他把妻子和她的财物一同娶到家里之后就现出了原形。全诗以叙事为线索展开抒情，同时夹以议论，细致地描述了自己从相恋到被弃的过程，生动地表达了自己从当初被骗到最后被弃时的心灵痛苦，全方位地展示当时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她们的婚姻生活，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极高的艺术水平。 二从婚恋诗看周代的婚恋风俗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礼贵夫妇，易叙乾坤，配阳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轩。”[13]《史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婚礼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仪式，几乎称得上是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了。而《诗经》所写的周代，正值新旧交替之际，由于地域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当时的婚俗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通过对《诗经》部分诗篇的解读，来阐释诗经时代的婚俗。 1       自由恋爱的习俗周代青年男女以乐歌相语，自由恋爱求偶的风气在《诗经》中随处可见。最为经典的例子当推《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14]诗里女子对男子说：你同我好，我就同你好；你不同我好，我可以同别人好。姑娘对爱情的追求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大胆，何等的狂放，何等的不受拘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恋爱中的人可以自由约会。但是也有不少作品也表现出了周代男女对不能自主婚姻的抗争。为何诗经时代的婚恋是自由，甚至是开放的呢？这是因为周代统治阶级为了繁衍人口，增加劳动力，用行政手段强制青年男女及时结合，这就使得当时青年男女的恋爱择偶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青年男女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尤其在社会的中下层更司如此。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较为开放又较为本能原始的情爱观，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2     投赠的习俗《诗经》中的爱情诗有大量投赠之句。《女日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子，杂佩以报之”。[15]在《木瓜》中说得更为明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16]在男女集会相互歌咏舞蹈的人群中，女子向事先瞄准的心爱的男子投果，如果那男子向她投自己身上佩带的玉佩，就是对女子求爱表示同意。可见，相互投赠是青年男女交换定情信物。投果，古时就是祷神除邪气，即辟邪的行为，以后成为求婚的习俗。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按其诗意，摽，即投掷的意思。投果是指女子向男子投的行为，所投的果子也是女子访问男子时赠送的礼物。闻一多先生释“摽”为“抛、掷”，认为此诗也反映了盛行于当时的“女之求士，以梅为贽”的赠遗之风。作为妇女赠送礼物具有与投果的习俗相同的起源，由此而礼仪化了。3   结婚礼仪习俗《诗经》中有好些诗歌反映了婚姻方面的“六礼“之制，据《仪礼·士昏礼》规定，男女婚姻必须遵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17]这种礼俗在《卫风·氓》一诗中得到充分表现：诗中第一章的“子无良媒”，就是姑娘提醒小伙子找个媒人来女方家提亲，或谓“说媒”即“纳采”。第二章的“尔卜尔筮”为“纳采”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即由媒人向女方家庭往述男家求婚之意，问明待嫁之女的年岁生肖后，再找一个占卜算卦的巫士来合婚，看看男女双方的婚姻是否相配，以此来决定他们能否结合。“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则反映的是当时盛行的“亲迎之礼”，即男子必须亲至女家以礼相迎，故曰：“亲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娶亲”。这种“亲迎”之礼在《诗经》中所见很多，如《郑风·有女同车》。这首诗写一个小伙子亲迎新娘，同乘一辆车，将她娶回家。婚仪中男子须到女家亲迎女子，在当时有较严格的规定。何休《公羊传·隐公二年》注云：“礼所必亲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户。”[18]在夏、商、周三代皆然。在周代，婚姻“六礼”之制如此完备，并在当时得到较为普遍的遵守，这表明，周代社会已基本进入一夫一妻制的专偶婚状态。《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4      贺婚的习俗贺婚诗是指在婚礼上由宾客唱出的、表达美好祝愿的诗歌。《诗经》中有很多的贺婚诗，有以新郎口吻所写的《有女同车》、以新娘口吻所写的《著》等，在内容上又有赞扬婚姻/婚礼本身的、祝福夫妻生活美好的、以及祝多子的。《礼记曲礼上》说：“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19]除了送物表示祝贺，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指《桃夭》）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为掩映，同为美俗。”《关雎》是一篇歌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诗。它是赞扬婚姻合乎礼仪、夫妻般配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的是淑女配君子，合乎身份礼节。。荇菜是用于家族宗庙祭祀的植物，是由家族中的女性采集置办的。祭祀祖先在我国古人心目中十分神圣，因此要求负责采集的女性有德行、有礼仪，要像诗中所说的“窈窕淑女”这般，才配为君子的家族“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样的女子便是“君子好逑”，值得“琴瑟友之”。祝多子的贺婚诗包括《螽斯》《椒聊》。从比兴意象的选择上看，两者分别以多子的蝗虫和花椒来比喻、祝福人多子。螽斯的比喻在今人看来有些不舒服，但毕竟是取譬浅近又形象的。两诗主题相近，但有些许差别。前者除了以比喻来祝福多子之外，还有祝愿子孙强大能干又和谐的意思。“振振”“绳绳”“蛰蛰”就是形容子孙的众多、昌盛和和谐。 5     政治婚姻周代婚姻注重门第，讲究门当户对。这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如《卫风·硕人》在赞美庄姜时，首先从这个齐国公主的身世写起，说她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这些都说明她的世系身价与卫侯“门当户对”。还有如《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20]就涉及了文王父王季与母任氏的婚事和文王的婚事。周文王的婚事是统治这之间的政治联姻，他的妻子是大国的子女，是殷王的妹妹因而文王的婚礼更是具有上层社会聘娶婚的典型特色。 结 语《诗经》中的婚恋诗，是古老的华夏民族在有了文字记载后，用诗歌表达的对所爱之人的爱慕，思念，情真意切，让自我的情感与周围美好的景物融为一体的典范。古人有“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跨过了历史的长河，这些托物言志的诗句，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而《诗经》中这些真实质朴的情感诗篇能静化物欲横流中的心灵，使人之性灵的本原的自然流露，把握好自己幸福的爱情。而这些美丽的诗句，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们将伴着人们的爱情流传下去、永垂不朽。总而言之，《诗经》中的婚恋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注释][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作家出版社.1957.[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安意如.《流言蜚语，无法拔除的巨毒》[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7]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王佳楠.《爱情诗中的婚俗及民俗》.大连大学学报,2001[9]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洪涛.《中国古代文学史》[M].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1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司马迁.《史记》[M].九洲出版社.2006[14]王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王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李学勤.《古代的礼制》[M].中央广播大学出版社.1984[18]吴承仕.《吴承仕文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9]杨华.《礼记祭法》[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20]季旭升.《诗经古义新证》[M].学苑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1]葛培岭注译评.《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03）.[2]赵敏俐.《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2年6月.[3]张庆霞.《“思无邪”的古恋歌——谈谈里的几首爱情诗》.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0年9月.[4]卫厚生.《自由与忠贞：古老的爱情主题——中的爱情诗》.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5]王志芳.《投桃授荑抛梅掷李——〈诗经〉赠遗兴象的民俗文化内涵》.滨州师专学报,2002年3月.[6]王佳楠.《爱情诗中的婚俗及民俗》.大连大学学报,2001年10月.[7]黄元英.《〈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8]徐柏青.论《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婚礼及其成婚礼俗.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9]邓春玲.从《诗经》看远古时代的婚俗.惠州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2008-12-31 18:36:51 作者: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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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流水遇知音”

  “高山流水遇知音”                          -----简论个人对提高音乐修养的感悟李伟东（阳江学院中文系06语教4班15号，阳江529566） 摘要：音乐是美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而音乐修养是学习音乐的综合素质教育，是个人表达情感活动途径和方法之一，是个人艺术精神的升华。这种表达情感的活动和艺术精神的升华有利于我们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进行各种文学活动。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而提高音乐修养需要一个高素质的音乐老师指导以及通过提高音乐修养来升华个人对艺术精神的领悟与审美。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来论述自己对提高音乐修养的感悟。关键词：音乐修养 艺术精神 感悟    一、音乐修养的提高需要一个高音乐素质的音乐老师指导   音乐修养是学习音乐的综合素质教育。我认为，要提高音乐修养不是靠一天的努力而得来的，它是靠多方面的积累、体验而来的。尤其需要一个高音乐素质的音乐老师的指导。这是因为，一个高音乐素质的音乐老师对学生音乐修养的提高起着决定作用。“一个学习音乐的人，如果没有一个高音乐素质的音乐老师的指导，那么他学习音乐修养就相当于一个机械地弹奏和歌唱的木头人，无法真正地认识音乐。”[1]通过音乐老师指导的音乐，能完整地表达情感的起伏跌宕和发展变化，通过这种情感的积累和反复渲染，特别能够动人以情，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中去体验，最终体验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共同感受，从而在体验的同时自身的音乐修养得到提高。   由此可见，不管是学习音乐、还是欣赏音乐，提高音乐修养提高音乐修养，一个高音乐素质的音乐老师指导是关键。二、提高音乐修养是个人艺术精神升华的过程音乐，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艺术来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及思想情感，它通过节奏、旋律、和声、音色完美的组合感染欣赏者。音乐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增强体质；优美的旋律使人精神愉快，可以调节人的生理节律；尽情歌唱和演奏乐器能协调人各生理器官的发育功能；倾听和创作音乐可以丰富人的联想力、幻想力和想象力。在促进思维发展，激发创造意识的同时，更有助于人的自制力、意志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促进个性自由和谐发展，并通过生动直观的音乐音响，将审美情感转化为理性认识，更好地表达交流和协调人的思想感情，潜移默化地确立和完善人的道德修养，从而促进对真、善、美的理想和行为的追求，促进正确的人生观的形成和音乐修养的提高。音乐陶冶人的情操、净化灵魂，这当然和音乐独有的特性以及人们的音乐修养有密切关系。人们对音乐的感知、理解与欣赏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得以发挥的，具体表现为人的音乐修养。因此，提高音乐修养是一种个人艺术精神升华的过程。例如，大型音乐曲《黄河大合唱》，则是通过多种演唱形式，气势雄伟、磅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它的创造让演奏音乐的人充满火一般的爱国主义激情，带给欣赏者一种向往美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力量。[2]在雄壮、优美的旋律里，使人体会祖国山河的壮丽，人民的勤奋勇敢，唤起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使命感，从而培养个人爱国的深厚感情。这样的通过高尚、雅致的音乐来给人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的过程，就是一种提高个人音乐修养的过程，也是对个人音乐艺术精神升华的过程。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3]音乐家对生活有所感受，激起一定的情感把它凝聚为音乐形象，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形成具体的音乐作品的同时，也奏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曲千古绝唱——《琵琶行》。这，就是提高音乐修养对我们语文教育的学生进行各种文学活动作用的典范。综上所述：音乐修养是学习音乐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利于我们表达情感活动和艺术精神的升华。但是，我们在欣赏音乐，提升音乐修养的同时，更要重视音乐内在的性质，注重高素质音乐老师对我们的指导作用。如果做到这样，我们的音乐修养便会在“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得到不断的提高与完善！  参考文献[1]贝内特.雷默（BennettReimer）．走向音乐教育的改革[M]，音乐教育的哲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3[2]《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3]《中国古代文学史》（郭德名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2008-12-31 18:33:44 作者: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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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揭晓

     文艺报于2008年正式启动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的参评作品征集工作和评奖活动，并成立了由高洪波任主任，范咏戈、雷达任副主任，王山、吕先富、杜家福、李敬泽、胡平、张洪兴、张陵、施战军、阎晶明等人组成的评委会。由文艺报和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合办的“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旨在繁荣我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特别鼓励富有民族气质、民族风格、民族情感，于2005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之间首次公开发表出版的汉语短篇小说作品参评。至征集参评作品的截止日期，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参评作品共计有541篇，得到了文艺界人士特别是作家的广泛关注。评委会在初评委推荐的作品篇目基础上经过认真阅读，坦诚讨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以下8部获奖作品（以得票多少为序）：《敲狗》（欧阳黔森《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回答》（陈麦启《莽原》2007年第3期）、《干涸》（张抗抗《收获》2005年第5期）、《白狼镇》（阿成《芒种》2006年第11期）、《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徐坤《北京文学》2005年第11期）、《恭请牢记》（杨少衡《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年第4期）、《巴甘的蝴蝶》（鲍尔吉·原野《读者》2005年第6期）、《额尔齐斯河波浪》（红柯《光明日报》2007年7月23日）。 ◆张抗抗 无邪有思     中国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否知道蒲松龄这个名字，都应该多多少少都读过蒲松龄那些奇异美妙的故事。近年来，文艺报社和淄博市政府为纪念蒲松龄先生，设立了这个“蒲松龄小说奖”，是一件极有创意的文化善事。蒲松龄是一位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趣味、想像力超常丰富、艺术追求极为个性化的人，他写下的那些无论是取材、体裁和文体都显得极其另类的故事，（在今天被我们称为小说），是文学史上一个奇异的存在。几百年来，他的作品中的文学遗传基因，已经通过我们的阅读，输入并渗透在一代又一代写作者的血液里。 所以，这一次我能够获得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这个奖项，当然是很高兴的。短篇小说篇幅虽短，对于叙述语言，却有密度上的特殊要求；小说结构看似简单，奇思巧构难得；人物寥寥几笔，呼之欲出不易；在这个以长篇巨作确立丰功伟业的年代，短篇小说难以“得道成仙”。荣获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我差点误以为是蒲松龄笔下一只善良的狐狸，夜半给一位书生送食物，因为在城里遇到了太多的立交桥，转晕了迷途了，而错送到了我家里；当我确切地得知蒲松龄老先生并没有和我开玩笑，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短篇小说《干涸》，也变得略有几分奇异色彩了。     《干涸》写于2005年、刊发于2005年第5期《收获》杂志。发表后曾被多家选刊选载。看起来，小说仍然是一个取材于知青生活的老故事。只是，在这个忧伤的故事中，那些为我们忽略的水井与水桶，被托付了生命的全部热量。苦难中的爱情，在寒冷而干涸的土地上生长，缺少足够的水份滋润；人生的陷阱处处密布，等待着失足坠落或是自投罗网。那只俄式的小桶“畏得罗”，只是一个象征，盛着心里残存的微茫希望，照亮黑暗中的自己，支撑着荒凉的岁月，但注定了没有结果，最后变成一种幻觉。小说写到最后，自己才恍然大悟，祝排长的那只“畏得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他在极度的孤寂与苦闷、渴望与绝望之中，为自己的梦想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理由而已。是那个年代的人，情愿以青春和生命去换取的一丝假设的温情与慰藉。作者即便尚未探到水井的底部，至少也拒绝粉饰。只用一根白桦杆子的长度，试图去丈量生活的深度，自然是浅尝辙止。但毕竟打捞起一份真实的残酷，使人警醒和省悟。      也许，就是因为如同精灵水妖一般，诱惑着祝排长冒死下井探寻的那一只亦真亦假的“畏得罗”桶，使我走近了蒲松龄一小步？       然而，《干涸》具有了蒲松龄小说构思的离奇玄妙么？具有了蒲松龄小说语言的精妙机巧么？具有了蒲松龄小说人物个性的鲜明灵异与不可复制么？若是拿给蒲松龄老先生去审读，他会不会笑掉了松动的牙？ 自知——距真正的好短篇，尚远。       所以，只能把这个奖项，看成是对今人仰慕、学习、继承蒲松龄老前辈高山仰止的文学成就的一种鼓励。也是对自己偶尔尝试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鼓励。若是说，《聊斋》本是个讲故事的场所，那么，写作的人，常常来这个无酒无茶无功利之心的寒舍里，坐坐聊聊，听听蒲松龄式的讥诮之语、蒲松龄式的无邪之笑，由此激发才思，多一点对天下生命的尊重和怜爱，应该是有益的吧。 ◆欧阳黔森 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       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不像长篇，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写一个好短篇小说，不是说你想写就有，别以为短就好对付，别以为短就可以一挥而就。这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理解短篇小说的。所以在我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数量并不多。写作20余年，有了四百余万字，细细一算短篇也就20余万字。数量是少了点，可只要有人与我谈我的小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短篇小说上来，就我而言，我更看重我的这些很少的文字。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快乐的一种形式，只要你思考，就会在一刹那间的触动中，或是在回忆的精彩片段中找到你的冲动，这冲动，就是你可以马上提起笔，凭着饱满而激动的心情一挥而就。可惜这样的一挥而就和快乐实在太少了。 我获得过好几种文学方面的奖，而我自以为是的短篇小说却从未获过奖。这次突然得了奖，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毕竞这是我两年前的作品，而写了这个短篇后，两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写短篇。短篇写作的快乐疏离我很远了，离远了，或许也就该是近的时候了。 小时候，每逢夜深人静，母亲总是给我讲《聊斋》故事。那时候家里没有《聊斋志异》这本书，上世纪60年代时，确实找不到这本书。但是，那些故事人物，却是那样地生动在母亲的嘴里。讲的多是鬼的故事，可小小的我从未害怕过，我想母亲也从未认为这些故事会吓唬小孩子。在我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时侯，我终于有了一本《聊斋志异》，母亲看着我感叹了一句：“看了《聊斋》，想鬼做。”母亲的随口一叹，也许母亲也记不起了，是的，我也记不起母亲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么一叹。但这一叹，20年来，一直围绕在我耳边，久久地在脑畔回响。但这句话的利害，我是在20年以后才感觉到和真正理解到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个人讲故事，可以把原本该害怕的东西讲成了一种无比向往。这要多么的伟大才能做到呀！如是，蒲松龄堪称中国乃至世界，那个时代的短篇王。我从未想到，我会获得以我崇拜的大师蒲松龄而命名的奖，感谢所有为这个评奖而付出心血的人。 ◆陈麦启 飞翔与飞行      高举的手臂如林 分裂天空   分裂心 我私下里写了好几本诗，妻看后说就这一句及格，于是诗歌在我的文学梦里就作古了。这篇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是我的第一篇小说，算是处女作吧，写好之后，我很忐忑地拿给作家李佩甫先生看，佩甫是我的领导和老师，他像批阅文件那样很认真地在信封的背面写上了鼓励的话，劝我送给《莽原》，于是，我拿着这个信封当作尚方宝剑递给了《莽原》，发了，我以为我这第一篇东西的使命就完成了。没想到后来它给了我两个意外，发稿后的一个月《小说选刊》在“佳作搜索”里作了介绍，这就给我了一点勇气和野心，我把它寄给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组委会，没想到，获奖了。 对于文学，我不敢大言。我始终觉得文学好像和我隔着一道墙，墙那边大师们的名字像旗子一样地高高飘扬，当然还有一波又一波成群结队摇旗呐喊的人，而我却在这边一个人静静地走着。这让我想到了我的飞行，曾经作为一名飞行员的我，和那个神七航天员刘伯明是队友，睡上下铺，学习飞行的时候教练带我们俩，记得第一次上天感觉飞行，下来后教练问我俩，天上感觉咋样？我说，难受；伯明说，天上好。那个教练就笑着开了句玩笑，说伯明能飞翔，而我只能飞行！后来我一直在想，鸟在天上才叫飞翔，人在天上只能叫飞行。这就是我对文学的感觉，有的作家是在飞翔，有的作家是在飞行，而我，还在地上滑行！ 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从地上到天上，又从“金豆”变成“土豆”，我一直在飘，《回答》就是我飘落的一个心结，在路上。妻年初出了本诗集《飞奔的蚂蚁》，开头几句，正是此时的我：我赤足披发行走在神的薄翼之上在一枚鲜绿的佛叶之间在盛开的摇曳的荷花之上在泠泠玉盘作响的翠鸟的丽音里我说我乘着一枚叶舟而来 ◆阿   成 小说就在生活之中 我是一个喜欢到处走的人，这可能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也可能，跟自己曾经从事过的司机职业有关。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着大卡车到处跑，跑遍了黑龙江的山山水水，或许是平凡这样的经历养成了我喜欢远足的习性。另外，黑龙江人在其风俗上也有这样一种习俗，他们并不甘于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在黑龙江的一个满族乡，那里的满人们一年到头总折腾，或者从前街把家搬到后街，或者从后街把家搬到前街。总之，不能总在一个地方住。我的一个望年交朋友，他就是满族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家里的家具总是不断地变化，今天桌子摆这儿，明天桌子摆那儿。我想，文化、风俗、历史似乎有一种暗示的品质，它会悄悄地以一种类似基因的形式传承下去。 在这一二十年里，黑龙江的一些蒙古族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乡、自冶县、自治区，大多我都去过，有的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我喜欢到那里去，重要的是人到了那儿心情非常好。 在蒙古族人居住与放牧的地方，有我的一些朋友，有的是汉人，有的就是蒙古族人，他们大多是天生的诗人与歌手。在草原上我曾经和他们一块儿打猎、打渔、跳舞、骑马、睡蒙古包、听他们弹琴、围在篝火边、坐在勒勒车上听他们讲故事，有时候，在金灿灿的苦菜花盛开的日子里，去参加剽悍而又迷人的那达慕…… 蒙古族的饭真好吃，无论是马奶子酒、荞麦面的包子、手把羊肉，还是烤全羊，都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说实话，生活不光是写作，还要去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它会让你活得充实，生机勃勃，让你对生命有一种全新的看法。是啊，别愁眉苦脸地总想着小说，想开一点，如果有机会，还是到草原上去走走吧，花不了太多的钱——这是我常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朋友说的话…… 作品不过是另一种歌唱而已，不能24小时总是唱个没完没了。写作是神圣的，但多彩的生活比写作更神圣。生活是高标号的汽油，写作之车加上它，才能风驰电掣起来。 内蒙古我也曾经去过几次，同样给我留下美妙的印象。小说中的“白狼镇”就是我在乌兰浩特那个地方偶然得来的。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的确是小导游的那一句无意识的话，让我萌发了写这篇小说的愿望。他说，一个日本人曾经假借旅游，到日军当年在这里修筑的军事要塞祭拜……后来被中国人发现了，并把他给赶走了。在乌兰浩特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确有一个叫“白狼镇”的地方，我到过那里。那么，为什么叫白狼镇呢？后来，果然不出所料，这里的确曾经是狼群出没的地方。于是，我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写的时候，草原就在我身后——那种感觉真不错。于是，我把我曾经到兴安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呼和浩特、科尔沁、乌兰浩特、锡林浩特、巴彦浩特，以及杜尔伯特等地骑马的经历、喝酒的经历、跳舞的经历、放声歌唱的经历，都融入到这篇小说当中，应当说，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沉醉的情感之旅。 短篇小说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情感真实。如果同时它还能具有某种独特性，那就更好了。这篇小说能得到主办方和评委先生们的首肯，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鼓励。是啊，生活还得继续，小说就在生活之中。 ◆徐坤 灵魂的游戏 非常荣幸，拙作《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荣获由文艺报社、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蒲松龄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家乡淄博历史悠久，是齐文化、聊斋文化的发祥地，如今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一部《聊斋志异》，打造了中国短篇小说文化的高峰。后人写小说，尤其短篇，无不深得其中三昧。《聊斋》里边塑造的妖狐鬼魅、才子佳人、乡里朋党……种种诡异之人、离奇之案、悱恻之境，曾经构成我少年时代浓重的探索心结。在那个难得有书读的时代，我曾经从当知青的姑姑那里偷得一卷在手，悄悄彻夜捧读，真个是又怕又爱，又钩沉又粘连，半懂不懂之间，被里边的故事情节吸引，战战兢兢往前，一心想着去魅，揭开故事的谜底。 在中国文人的写作文化传承中，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剧及至明清小说，一脉相承。不了解并熟知这伟大的文学传统便无法成为真正意思上的汉语小说家。在我漫长的青春求学之际，教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谁人敢不知李杜，谁人不曾读《聊斋》？意思是说，作诗当然首推学李杜，要想写小说，还得是首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然而，在课堂上，我们并不把这句话太当回事。只是囫囵吞枣引经据典、师承混乱却又所向披靡地沿着青春的方向奋力向前突围冲撞。 当我自己真正走上写作这条职业道路、并有了一定生活经验和阅历之后，回头望时，方才知晓，其实我们都是“20以前读李杜，40岁以后读《聊斋》。”青春年少的光景，要的是志气、理想、抱负、叛逆。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狷狂方才能解心气。而老杜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沉郁顿挫，却只是提供给我们看无能文人笑话的一个实例，增加了我们心性当中的一点顽劣而已。而人至中年以后，不由的，却理解了许多《聊斋志异》中《画皮》《聂小倩》《婴宁》等等的离魂别恨情绪，理解了再生缘、人鬼不了情，理解了公案、俚曲音乐、因果报应，理解了深刻的孤愤与宿命。这时候，中年的我们不再在真实生活中跟现实叫劲，而是开始在文章里做灵魂的游戏。  灵魂的游戏，我想应该是对蒲松龄小说最好的解读，也是我这个中年人今天做短篇小说的旨趣之一。一部《聊斋志异》，正是由诸多灵魂的游戏铺排起来，连缀、穿插，相映成趣，构成了一部反映社会百态的百科全书似的经典大戏！它与现实交相辉映，一直照耀、指引着我们今天的写作路程。 今天能够以写作获奖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要感谢《文艺报》！感谢淄博市人民政府！淄博市充分利用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国际聊斋文化旅游节这样的宏大项目，开发和弘扬聊斋文化，又设立了“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将这一切作为建设文化大市的战略部署，提升淄博的文化内涵，扩大淄博的对外影响力。真乃可喜可贺，善莫大哉！一个地区出产一个传统文化名人，是一地的福分；能把这个福音广播开去、泽被他人，则是更广大的善举和胸怀。 我是出生、成长在东北地区的汉人，我的祖上也是由山东漂移东北而去的流民。我真心希望自己也能沾上老乡蒲松龄的光，希望我自己的DNA里也含有会编故事、会志异志怪的成分，及至这DNA在扩大、生长成人形之后，它们也能发展、衍化出蒲松龄那样的才情，也会说书写字，也会偶尔“话痨”更会笔健，并能够借淄博贵地一角，开一所心灵的“聊斋”，以笔为茶， 以文字为宴，同飨天下灵魂饥渴者。 ◆杨少衡 对老先生的感谢《文艺报》一位陌生编辑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恭请牢记》获得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让我准备一份获奖感言。得知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却也十分忐忑，有些不敢相信，怀疑是不是有谁跟我开玩笑。当时刚好这个短篇小说原发刊《北京文学》的责编朋友来电话聊事，高兴之际，就把消息告诉她了。事后不禁后悔，心里发毛，只怕不是真的，搞笑一场，到时候很尴尬。直到收获确切通知，明白真有这回事，这才放心了，才敢来写感言。     之所以有上述疑虑，源于对当年的蒲松龄老先生，以及如今以他命名的短篇小说奖的景仰。蒲老先生的《聊斋志异》，于我相当于文言文与短篇小说写作的开蒙读本，所以特别让我崇敬。我以及与我年龄相当的写作者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的比较特别的一类作者，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时碰上了时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搭上了所谓“老三届”中学生的最末一班车。我们这批人在中学课堂里有些闹腾，却没读多少书，然后就到农村当下乡知青，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才有幸通过《聊斋志异》认识蒲松龄老先生。此前当然也知道他，蒲老先生以及他的作品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符号，渗透到田头地角，坊巷民间，无论在他生活的北国，还是在我生活的南方，可谓无处不有。我下乡插队的闽南山村有一句土话成语叫“聊斋讲鬼”，当地老小个个了然，可见影响之深。但是当时我还不能读《聊斋志异》，因为有代沟，我和不少同龄人的“文革”教育背景里，古文环节严重欠缺，蒲老先生的文言文于我们深奥不已，不像《水浒传》《西游记》一类通俗小说好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自己有些阅历，开始有一种写作冲动，同时也深感学识之缺，希望有所弥补，这时在一个友人那里看到一套《聊斋志异》，一时感觉如获至宝。     我记得当时拿到的《聊斋志异》版本挺特别，不是我们熟悉的简体横排本，是一套古版影印本，既是古文小说，又是书法艺术，自然还是繁体，竖排，无标点。让我当时读起来很吃力，有如天书，但是读进去了倍觉余味无穷。那段时间里别的不看，只读《聊斋》，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啃下来后，感到特别有成就感，收获特别大，是多重收获，包括语言的、结构的，以及文本中神来之笔般的奇思妙想。直到今天回味那一段阅读记忆还显得别样美好。     因而时隔30年，能获蒲松龄老先生名下之奖，感到非常荣幸。我觉得自己这个短篇小说得老先生这般关照，更多的可能不在得奖，而在感悟与效仿。老先生笔下的聊斋人物包括鬼化人物堪称一绝，丰富多样而独到，别人只觉阴森之处，他能发现柔美。我常感叹自己如能学到老先生一点皮毛，小说就不是如今这样。我猜想自己这一短篇小说之获奖，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因为其中人物，这无疑得益于自己从老先生那里得来的教益。     我还要感谢为蒲松龄老先生设小说奖的主办单位和评委们。我只知道这个奖由《文艺报》和浦老先生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共同主办，但是直到涂抹这篇感言之际，我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位评委，所以一朝听到消息，免不了担心是开玩笑。我这样的作者可能失之愚钝，却得评委们的认可与鼓励，这让我更感觉到这个奖的纯正与可贵。 ◆鲍尔吉·原野 好文章是精神家园的绿水青山 我有一个朋友M，制造搞笑的谣言。他说菲尔普斯是转基因人，是美国某基金会20多年前与普母一起培育的。三鹿聚胺奶粉刚曝光时，M造谣说某地的鸡吃了某饲料下胺蛋，此谣不幸被个家伙言中。 M新近一个谣言是：上级（没说哪一级哪个部门）出台文件，写散文要交印花税，写小说允许生二胎。 M应该写小说，但他忙，举个DV给人家录制婚礼。我称他是DDV，农药。 我问DDV：散文怎么惹着你了？ 他答：散文有啥意思？没故事，没情趣，没大伙关心的事。 我顺这个话题想，对今天的读者而言，网络和报纸满足了新闻需求，电视剧满足了对故事的需求。他们还需要什么？知识？到散文或小说里寻找知识？没有。人们在学校还没学够知识吗？情感？电视剧和各种情感杂志都很情感。 我也说不明白这个事。写作如果是给别人写的，你给人家什么呢？ 回想我所喜欢的散文，有孙犁、汪曾祺、沈从文、屠格涅夫、契诃夫、川端、鲁迅的散文。忽然发现，这是小说家们写的散文，还有聂鲁达、赛夫尔特、泰戈尔等诗人的散文。过去的说法，它们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特意提“散文”这个词。 在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的笔下，不仅小说好、散文好，实在是他们的“文学”好。现在强调文体的区别，忽略了笼罩作品之上的文学。没有伟大的小说和散文，只有伟大的文学。 “DDV”所蔑视的散文，其实是没有文学内涵的一些文字。并不是没有故事，是没心灵、没诗意、没优美的语言。大师的作品，牢牢铭刻在人们脑海中，是因为文学的原因，而非文体的原因。 一个常识是，小说更接近文学（有的小说不及文学之核，故用“接近”这个词）。这些作品描述理想、美好和忧伤，人们从中读到优美的语言。这是网络、影视、新闻、饮酒、婚外恋以及大文化散文所替代不了的。从古到今，许许多多人爱文学，怀想戏曲、民歌、评书和小说中的人的命运，与命运相关的自由、屈辱、尊严、良知和胜利，它们属于文学。故而，文学被尊称为创作。如果把散文放进文学之内进行创作，将对作者提出最高的要求，包括长期严格的训练。写这样的散文并不比写好小说好诗歌更容易。 小说更接近文学，决不是说所有的小说均比所有的散文好。好小说与好散文就那么多，写作者再多，好作品也那么多。每吨金矿石只能提取3.333克纯金，任何人和任何工艺都改变不了造物的性质。 然而，如果有一个时代，一种风潮或者说一级政府以阔大的胸襟推动小说生态的优化，那就在推动文学的发展。而文学的用处——如果允许把“用处”这个词跟“文学”放在一起的话——是在提升民族的素质，使之趋于良善，避于鄙俗。 地球上十三亿人口使用同一种语言——汉语，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使用单一一种语言，如果让这种语言润泽而非生硬、诚挚而非空洞、灵动而非刻板，取决于文学的昌荣。即使语言在传统中曾经优美过，也要藉之于当今的文学使之苏醒。中国GDP无论多高，都不应退化成语言的贫弱之邦，民众与作家的语言变得不能表达优美，不能表达内心世界，不能在世界上使用一套典雅、深邃、诚挚、丰饶、明白的语言。没有好语言的民族是穷到家了。好文章和好语言是精神世界永久的青山绿水，这一代用过的语言，下一代人还要用。而语言之美，来自文学的丰饶。 蒲松龄为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的内存增添了独有的荣誉，他的才华和语言都使他的文学创作臻于伟大的境地。有报道说，自称“书读得不多”的邓小平，最喜欢的书是《聊斋志异》。淄博市人民政府设立以蒲松龄命名的文学奖，不仅光昌小说创作，也使山东和淄博将固有的文脉被泽当代，这是为“史”所行的德政，时间将证明它的价值。 ◆红柯 额尔齐斯河波浪宽又长    我是写短篇开始文学之旅的，最早获奖的短篇《吹牛》《太阳发芽》发表在山东杂志上。在山东出过书，这次获奖又与山东有关，这是一种缘分。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意味着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短篇小说的顶峰，意味着巨大的民间的想像力。我也以此鼓励自己。我一直梦想着写活大西北那条叫额尔齐斯河的大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阿尔泰见到这条大河的情景，我在河岸想像着这条直达北冰洋的大河，我想像一只北极熊逆流而上，来到阿尔泰，我不知道这种蒲松龄式的想像能否实现。在我回到陕西后，于2002年写了长篇《大河》，开篇就写一只白熊从北极游到了阿尔泰，由此开始了额尔齐斯河两岸人民100年的心灵史，以及萨满教种种神话传说。2004年中央电视台10频道报道一只科考队在阿尔泰寻找白熊的踪迹，想像完全可以得到科学验证。2007年这条汹涌的大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已经不是白熊了，是一只古老的曲子，是额尔齐斯河源头哈纳斯湖畔的图瓦人用苏管吹奏的《额尔齐斯河波浪》。图瓦人最早出现在2001年发表的中篇《哈纳斯湖》中，后来又出现在长篇《大河》中。真正的大河是无法穷尽的，从中篇《哈纳斯湖》到长篇《大河》，再到短篇《额尔齐斯河波浪》，借蒲松龄的神力，这条大河会永远流下去的。   

  2008-12-30 00:00:0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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