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经验的崛起与情爱叙事的强化——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综评 站在辞旧迎新的门槛,回眸2008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依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日常经验的崛起,二是情爱叙事的强化,三是地方作家的大规模介入。首先,“日常经验的崛起”可以说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十年发展进程中,继“文体自觉”与“通俗化转向”之后的又一种极富倾向性的创作现象。创作主体普遍放弃了既往“宏大叙事”的伦理理念,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场,开始重建与现实常态生活的关联,重建日常生活的逻辑,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找寻。呈现微观经验,回归日常诗性,成为创作主体主题选择和诗学诉求的凝结点。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不仅体现出对于日常生活题材的倚重,同时放弃了对其进行“宏大”提升和“意识形态”改写的叙事意旨立场。作家们集体性地表现出了对日常生活经验和价值取向的认同与尊重,以军人个体的本位立场关怀现实,观照军人爱情婚姻的世俗经验,观照军人职业选择和个人命运,观照物质化、平庸化、欲望化的生活境遇。其次,情爱题材成为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主流叙事,并且体现出了作家鲜明的女性立场,即从女性的生理感受和生命体验出发,将男性置于观照视野中进行审视,开始寻求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女性情感生活的独立,并且有意识地规避政治话语的束缚和意识形态负载,建构起一种本体性的情爱伦理叙事样态,可以说女性人物普遍写得好也是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一个亮点。此外,从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作家构成来看,地方作家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地方作家对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规模介入,说明军旅题材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写作资源所具有的非凡而持久的题材魅力;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传统意义上的军旅作家群体的散落,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活力趋于下降,而年轻作家的成长相对缓慢,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日常经验的崛起和情爱叙事的强化,彰显了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对于文学本体和人性本源的回归和深入探索。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长篇小说的规训和异化,这使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从而整体性地成为一种探寻生活质感、生命深度和生存状态的“伦理叙事”。在我的阅读视野里,2008年度比较值得言说的军旅长篇小说包括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北京出版社)、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刘宏伟的《大断裂》(长征出版社)、王秋燕的《向天倾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棵的《幸福打在头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锦秋、刘慧的《雪落花开》(时代文艺出版社)、李海鹏的《团政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温燕霞的《红翻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高杰贤的《拂晓长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在许多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上与《我是太阳》相类似,在故事的基本形态上同样是家族叙事,同样是书写父子的故事,然而经过十年的沉淀,邓一光的小说叙事的向度和意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对父辈英雄传奇的叙写转到了对“子我”主体的成长性建构。如果说,在《我是太阳》中,邓一光是以崇拜的仰视目光塑造了一个充满了阳刚气、英雄气,凝聚着崇高与神性的“父亲”形象的话,那么《我是我的神》正像其书名一样,“子我”成为了叙事的主体,“父亲”则成为了对象化的存在,成为“子我”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战胜的对手和必须跨越的障碍。在这部我认为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也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最具冲击力的作品中,邓一光变换了叙事策略,站在子辈立场上进行了双向度叙事,一方面展示了子辈与父辈在家庭空间内部激烈的对抗,一方面呈现了子辈寻求“自我主体”成长(乌力天赫在极端的环境下寻觅精神世界的自由,乌力天扬在世俗的场域里寻求独立人格的完善)的过程,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在原有的“审父”意识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邓一光试图建构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毕竟当父辈们老去之后,当民族国家的集体想像与认同被固化之后,当曾经的“子辈”也早已成为“父辈”之后,探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二维结构中的叙事重心从“父”转移到“子”,在相当程度上标示出了“父子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叙事模式的丰富可能性和继续深化的方向。《我是我的神》中的男性主人公乌力图古拉的形象较之《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几无发展,显得较为平淡,然而在女性人物形象如萨努娅、简雨槐的塑造上却超越了乌云,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萨努娅与乌力图古拉的爱情是“斗争性”的,萨努娅一生都从没有向丈夫低头,从恋爱到结婚到其后漫长的家庭生活,可以说萨努娅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简雨槐在知道乌力天赫还活着后,近乎残酷地拒绝她身边的一切关爱,即使伤痕累累仍然要追求真爱。简雨槐的真挚、热情甚至绝决、自戕式的执著尽管悲壮,却在当下人们荒芜冷漠的情感园地里树立起了一幢灵魂之爱的女性精神的丰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性爱场面的描写闪烁着“身体”的光泽,代表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性爱诗学”建构的最高峰。遍寻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可谓绝无仅有,从中不难看出邓一光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建构女性主体自觉的创作诉求。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突破了以往历史题材宏大叙事的常规,呈现出一种“小写”历史的美学风貌。灵芝与九柱一波三折、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贯穿了全篇,围绕在戏剧性的情感纠葛周围的是对赵家的家庭成员们生存状态、情感世界、生活场景的日常化且琐碎的描摹,经由对极富鸭绿江畔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的浓墨重彩的呈现,通过对一个小家庭的聚焦,展示了“闯关东”的先民们在隐忍和苦斗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心灵史。而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这个家庭和村庄又接连遭遇了日军侵略和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洗礼,作家没有选择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而是通过对灵芝如何忍辱负重、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最终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家族命运的书写,在一幕幕日常生活场景和一段段人生细节的细腻描绘中映衬出“大历史”的冷漠、虚幻和无常,折射出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富于痛感的日常生活本相,在对俗世男女的质朴且悠长的情感观照中折射出顽强且坚贞的人性光辉,在消弭了历史深度模式的同时,却重建了战争历史与英雄话语得以附丽的生活场域,挖掘并塑造了灵芝这样一个感人至深却极易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另类的“生命英雄”的形象,生发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魅力。刘宏伟的《大断裂》将围绕着“大地震”而生发出的宏阔纷繁的大事件与林军生、秦丹阳、苏红蕾这“三剑客”之间微妙纯净的情感纠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大地震”这一突发情境与日常生活场景相融合,以检视人类灵魂与精神的质地。惊心动魄的惨烈灾难与温婉柔美的爱情交织、缠绕,在对极端状态的宏大叙事中,作家细腻而有耐心地讲述了一段段色彩斑斓、真挚美好的情爱故事,建构了一个奇异的情爱花园。温燕霞的《红翻天》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书写了六位女红军战士的情爱故事,将宏阔复杂的抽象历史细化为鲜活的生命遭际,经由日常生活细节支撑起的“生命叙事”呈现出别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人情之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女作家占据了2008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半壁江山,她们特有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文学观念为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注入了一股“柔性”的力量。女作家对历史、战争和军人职业也确实有着与男作家不同的观察和切入的角度。王秋燕的《向天倾诉》将笔墨聚焦在一位女航天气象工作者的事业、情感、婚姻和家庭,反映了航天人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隐秘。小说塑造了苏青、马邑龙、司炳华等个性鲜明、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地讲述了苏晴和马邑龙旷日持久、轰轰烈烈的精神恋爱,极富艺术感染力。单纯地看,这样的精神恋爱书写并不新鲜,甚至有点老套,让我联想起新时期之初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同样是描写一种精神恋爱,《向天倾诉》中的情爱关系更加纯粹,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显然更加强烈,小说对人性的描摹也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在情感和婚姻像商品一样用作利益的交换的筹码的情况下,如此纯洁、真挚、矢志不渝,带有浓烈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气质的爱情因为稀缺而更显得无比可贵。《向天倾诉》对纯真爱情的期冀、珍惜、经营和坚持在军营特殊的环境中显得艰难而曲折,对于苏晴这样一个工作在特殊战线、承担着极端重要且繁重责任的女性军人来说,这种精神恋爱无疑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最后主人公以生命的消逝印证了对爱情的忠诚,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但是处于情感漩涡中的人物并没有对错之分,马邑龙、司炳华、姚一平性格迥异,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行进,并没有道德和人格的污点和瑕疵,在世俗的眼光中甚至都是好男人的代表,只不过在命运捉弄下,苏晴在患得患失中一次次错过了唾手可得的“幸福”,但也正是在一次次错过后,女主人公收获了生命的成熟与厚重,逼近了爱情之海的彼岸。作者以闪回和追忆的手法,从女主人公的视点出发,梳理其对人生、事业、情感和命运的选择。其实在每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苏晴原本都可以做出更加符合世俗价值判断且更加容易的选择,但她的超凡脱俗、她的偏执和理想主义都使她注定将要跨进命运的窄门,将生命融入对事业、职责、使命的忠诚和对理想爱情的永恒追求。作者绝非是在想像一个生活中不存在的理想人物,而是试图走进并深入广大航天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由于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航天人长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在事业、爱情、家庭、集体、个人等方面往往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无法兼顾,因而,苏晴、马邑龙、司炳华这样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概括力、普世的观照价值和广泛的认知意义。小说细腻描摹了女主人公苏晴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情感挽歌,一部女性情感成长和成熟的心灵史诗。王锦秋、刘慧的《雪落花开》运用了三重叙事线索,结构十分精巧。小说以“高原聊天室”为媒介,运用复调式结构,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高原与故乡的互通,官与兵、兵与兵情感的对流和几代军人内心世界的对接。作者并没有通过编织戏剧性的故事以及对青藏高原上汽车兵们艰苦困顿的现实生活的渲染来刻画高原汽车兵这一英雄的群体,而是通过对他们极富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在平淡、平凡甚至平庸而富于喜剧色彩的生活流程里,凸显他们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细腻温婉地讲述了将军(牛儿)和妻子郑秀云与前妻凤儿之间的恩爱情仇。小说的叙事风格颇具匠心、极富个性,以散文诗式的语言干净、简洁、跳跃性地推进情节发展,印象式地勾勒出一幅优美、多情的乡村风俗画卷。但是这部由中篇小说延展而来的长篇小说在充分强调了人物鲜明个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和对情感的细腻刻画,单线叙事、直奔结局的叙事狂奔之后,暴露出作者叙事耐心的不足和小说内容单薄的缺陷。王棵近两年在坚持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同时,开始进军长篇小说和影视领域,《幸福打在头上》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棵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一样,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湿润而暧昧,平和且淡定,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和不经意的时光流逝中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幸福打在头上》书写了上尉雷米多个人几段富有戏剧性的情感遭遇,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将基层部队年轻军官的日常生活和婚恋问题生动、风趣而又不失大胆、尖锐地揭示出来,极富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真情实感,体现出作家扎实的部队基层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细节的敏感捕捉。相较于以往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体现出王棵的一种转变,即更加重视故事性和矛盾冲突的设置,单线推进的叙事结构,更富于阅读快感也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作为青年军旅作家中的翘楚,王棵的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本身也可以视作军旅文学整体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在文本建构上体现着自身特有的美学逻辑。首先,在题材内容选择上,聚焦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领域。小说创作与日常生活直接对接,对日常经验进行汇集和放大,从而体现和满足着读者的日常审美习惯。其次,日常时间的线性结构使叙述显得清晰而简明,悬置、延缓、降低了情节的推进速度和戏剧化程度。一方面,细节成为文本叙事的支撑,作者不再过分倚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对生活流态的细腻呈现来结构故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自我重复和延宕使得小说结构趋于单纯,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以不断“重复出场”的人生片段和生活遭际驱动情节,冲淡了故事情节的“复调化”。此外,对日常语言的强化,凸显了生活的在场感,创作主体在叙事中大量采用直白浅显、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化语言,从而大大增强了文本的生活气息。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将审美和表现的对象从“宏大”的主题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从本体论的高度看待军人的日常生活,确立了个人化写作的基本立场;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军旅长篇小说的题材边界。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2008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正是通过对军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进行个体化的艺术表现,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过度的“历史化”阐释,以个人化写作的叙事立场,守望当下军旅生活现实,以非功利性的审美眼光探寻军旅生活的“存在之境”。
2008年是非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最大的两件事是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两件大事都引发了广大作家的积极参与,他们拿起笔,声援抗震救灾的战场,张扬鸟巢带给世界的欢歌。张抗抗的《我是公民》(载2008年第4期《随笔》),从一个公民的角度阐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作者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决断与高效,肯定了各级政府、军队、武警等多方社会救援力量以及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公布灾难的真相,这些都表明了一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作者说“公民意识”的成长,是一个国家迈向“公民社会”的前提。陈亚军的《人性的光芒》(载2008年5月30日《北京日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青城山景区地震后所经历的人间大爱。李龙的《国悼,对生命价值的礼赞》(载2008年5月21日《广州日报》),写从5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的国悼日,提出生命的存在既是一种生理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性存在。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承认、对人格尊严的放大、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陈冲的《地震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4期),从汶川大地震说起,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邢台大地震、通海大地震、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认为地震发生后不同时代的不同观念、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我们强烈地感到只有正视历史、正视责任才是正确的理念。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很多报刊辟出了奥运版面,每一项赛事、每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表现都有长长短短的文章。很多名家开了专栏,留下了一批佳作精品。比如王蒙的《辉煌与辉煌以后》(《文汇报》)、筱敏的《圣火》(载2008年第2期《随笔》)、李国盛的《辉煌》(载2008年第11期《北京文学》)等。 在这两类作品中,宣言口号式的东西没有了,更透显出了人性、人情之光,因而能够感染人,打动人,激励人。 文化意蕴的追寻2008年的散文,仍然有一批充满文化色彩与人文关怀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者多以学者型作家为主,这缘于他们的生活境遇、关注的对象、研究的方向以及长期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文字会时常透显出理性精神的光芒。范曾的《趋近自然》(载2008年6月2日《学习时报》)以不长的篇幅融入了无限阔大的思维深度和精神广度。他谈到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来自于人类对宇宙本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他的文章让我们感觉到凝重、沉实、博大和舒展、放达、自然,那种对人类文明、自然变化的认知以及对汉语文字的透彻理解让人感佩。余秋雨的《重峦叠嶂间的田园》(载2008年第2期《美文》)是写陶渊明的,这个重峦叠嶂或许有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生活的背景因素,但是在余秋雨的眼前出现的重峦叠嶂却是人格方面的: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重,安然自立的文化人格。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余秋雨从陶渊明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剖析开来,写出了陶渊明高远的心怀以及田园的象征。阎纲、阎庆生的《孙犁的话题》,以自然散淡的对话形式,对孙犁的文学成就以及个人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二阎的谈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其间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所蕴含其中的情感与思想,也能看到孙犁先生的人格特征与精神面貌,文章引用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孙犁说的:“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多样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朱增泉是一个军旅作家,多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军人的眼光研究古今战史,透视人文精神。最近一个时期,他从春秋战事下笔,分析由这些战事引发和形成的历史事件与政治原由以及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是可以入册的文章,是散文中的史学讲坛。《春秋四方混战(上)》(载2008年第5期《美文》)讲述了齐、鲁、晋三国战事中的乾时之战、长勺之战、 之战、平阴之战、太行之战,而秦、晋、楚三国战事又讲述了韩原之战、崤函之战、麻隧之战。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战事,后人常以这些战事为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军事、文学、戏曲上的延伸。韩小蕙看到岳飞雕像前一字排开的三碗清水,她问解说员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水而不是酒,讲解员回答不出来。《岳茔享堂、三碗清水及其他》(载2008年第8期《人民文学》)中,作家却认为这三碗清水有着不同的答案,第一碗是歌颂岳飞大将军的丰功伟绩。第二碗作者把它想像是彰显岳飞大将军的精忠报国之心。第三碗水,作家这样写道:当我的目光落在它上面,眼眶突然潮热了,心中大恸,塞满悲伤和愤懑。我认定这一碗清水,是为岳飞大将军洗冤而备下的!这样写来就使得作品有另一层的新意,也使作家站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朱鸿的《关于作家的思想者化》(载2008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提出作家学者化是非常必要的,作家应该学富五车,学者化是一个基础,更高的要求是作家应该成为一个思想者,而思想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作者写道:其一,怀疑精神;其二,独立人格;其三,批判态度;其四,开拓人性的疆域;其五,从现实进入存在。作者的这个提法很见新意,他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的作家应该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以自己的作品为国家增加软实力,而这些真正意义的作品惟有思想者化的作家才可能出现艺术的突破。李锐的《烧梦》(载2008年第2期《收获》)是对日本仙台鲁迅故居的一次造访后的感念,这种感念是纷杂的,又是丰厚的。李锐从100多年前的1904年,23岁的鲁迅只身远离东京,远离身边的同胞,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写起,写到鲁迅人格及精神的筑造。当中国的历史现实一片无边黑暗的时候,是什么给了鲁迅走进黑夜的勇气?又是什么支持了鲁迅终其一生独自对抗比历史还要黑暗的绝望?这深不可测的黑暗里,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鄙视,又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滋养?这是作者提示出来的可供思索的问题。社会生活的感悟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人,在生活中,由单纯走向成熟,由年轻走向衰老。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生活的风雨雷电。生活让我们体味酸甜苦辣,让我们感觉阴晴圆缺。生活给我们道理,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才华。史铁生的《我的轮椅》(载2008年第2期《收获》)以自然、平和的心态写出了22年的轮椅生涯,这是与生命的坚强较量,是对生活的乐观而浪漫的态度。史铁生坐在这个轮椅上行走,看电影,上医院,参加文学活动,这么多年他走过西部高原,体验过大海的凶猛,甚至飞行海外。轮椅上的史铁生已经进入了一种人生命题,一种佛学境界。一个轮椅上的病人和一个著名作家画着这样的等号,让每一个健全的人有了一种精神的参照与提升。很少有人知道,作家梁晓声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梁晓声在父母去世后,就把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了北京,他在为哥哥不断地换着疗养医院和住所,那种关心可谓无微不至。《那里是精神病院》(载2008年第10期《海燕·都市美文》)即是写出了探望和护理哥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笔力是沉实的,叙述中表现出细微与深情,而他所写内容又都显现着人性的光泽。吴长忠的《鹰》(载2008年5月《大河报》)那么细微地写到了鹰被人驯化的过程,作者的乡村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鹰的观察和认知也非常细致。在这篇作品中,李伯的人物形象与鹰的形象凸显得十分鲜明,也十分对立。我们既看到了养鹰人的狡黠与智慧,又品味到了鹰这种猛禽的机警与无奈,作者对驯养过程的深刻浅划让人感到内心深处的某种疼痛,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南帆的《无限玄机》(载2008年第5期《美文》)与围棋有关。黑白两色的棋子盖在圆形的木盒里,无声无息地沉睡。然而,只要将这些棋子搁到棋盘上,它们就会像被施了魔咒似的活起来。黑白相间,一人一手,如此简单的设计将在棋盘上演绎出无数的故事情节。乾坤,天地,阴阳,黑白——许多时候,简单就是无限玄机的最初始源。南帆从一黑一白两种棋子的围棋说开去,不仅解析出围棋的无限玄机,也解析出人生世事的无限玄机。郑彦英的《武》(载2008年第6期《散文选刊》)是对弟弟郑彦龙的描写,写出了郑彦龙的生活方式与处世哲学。作者在作品中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把弟弟郑彦龙写得活灵活现。这是一个个性独特、具有反叛意识与自我奋争型的人物,他的身上多沾染了农民的习性,诸多行为与处事方法让人可感、可叹、又可悯,但最终在岁月的雕蚀中渐渐改变了自身,让生命找到了全新的立足点。2008年初始,不少作家对过去的一年总有些回顾的东西,蒋子龙就写出《猪年拾锦》(载2008年第2期《海燕·都市美文》),对2007年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进行剖析和解说。其中作家还提到了2007年的爱情,“以前的爱情故事多,现在的爱情事故多”,以此分析当前爱情的通病,谈到2007年婚姻的新理念,为什么社会越开放人们选择的自由越大了,婚姻出问题的反而越多了呢?作者既调侃又理性地对这些进行了分析。田中禾的《中国年·乡风》(载2008年天津《今晚报》),主要是写南阳故乡过年的情形,这种情形虽然多是儿时的,但现在依然还在传承着,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虽然时代已经进入商业社会,这种风俗却依然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老传统。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把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民俗节日变成了他们申报的文化品牌,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就会越来越被动。田中禾的写作是一种提醒。王宗仁的《拉萨黎明前的篝火》(载2008年第1期《神剑》)写上世纪50年代末期平息西藏叛乱中的一件小事:一群战士烧起篝火,不停地“烤车”,以防止汽车发动不起来。部队开拔了,藏民们一拥而上地捡拾柴禾。这时有个汽车兵不知何样情绪,飞脚朝一堆篝火猛踢过去,带有火苗的木棒崩在了一个十三四岁少女的脸上。为了这件事,部队撤销了战士的驾驶员资格,关了他的禁闭,而“我”则闷了头在驾驶室里写了一篇“情况反映”,出于一个高原军人的责任感,强烈地呼吁值勤的汽车部队和藏族同胞建立血肉关系。王兆胜的《愧对父亲》(载2008年第3期《广西文学》)是一篇凝聚着作者深深情感的亲情散文,作者叙述了同父亲的相处,也写出了父亲一生的艰辛与不易,在不同的时候,都有父亲这个精神支柱,支撑着一个家庭向前运行。做儿子的总觉得在老人去后有许多的愧对,所以作者是带着一种愧疚的心理来回顾父亲的一生的。越是这样,越使文章产生出别样的感染力,感染着读者。石英的《雷公讼》(载2008年5月20日《中国文化报》)是一篇看似随意的文字,却视角独特,凸显出作家写作的个性特征。对于雷,很多的文字是颂扬的,作者在这里却是一个“讼”字,写出雷电对人类带来的损害,由对它常有的颂而转为讼,便有了意思,这是遵从生活的文字,显出独特的思索,也就有了新的提示。还有,张宇航的《心中有路》、李清明的《纸上富贵》、高凯明的《93盏油灯》、于坚的《菜市场》、李汉荣的《转身》、吴冠中的《病妻》、苗纪道的《五十九岁一命关》、泾河的《黑牛》、乔忠延的《燕子》以及高中学生陈燕的《献给曾经一起三年的青春》,都值得一读。这些来自生活的散文,在注重多层面的生活场景和情节的同时,也注重了文学性。文字的色彩往往会增加叙述的感染力。读完这些作品,多少会获得某些生活的经验和感悟。 忆旧散文的意义2008年8月24日,作家魏巍永远地走了,他走得很平静,也很坦然。但人们始终会记着《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只是在文学上,更是在精神上,因而不少的作家在魏巍走后写出了追忆和怀念他的文章。周明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在潇潇秋雨的夜晚》,发于200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他不仅写出了魏巍在当代的影响力,也写出了魏巍正直、热情、坦荡的为人风范。谢冕的《年年此夜》(载2008年第10期《海燕·都市美文》)以无比依恋的心情写出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师生在除夕迎接新春的舞会和团拜会。在谢冕的笔下,描述出了一幅昂扬向上的校园场景: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50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在这篇文章中谢冕着意提到了校长马寅初,写马校长很少公开讲话,更不作长篇报告,但他是学者,是一代宗师,他以他的学术、风范影响着一个北大。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谢冕说他是一个“无为而治”而又政绩最著的北大校长。其中一个情节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说欢乐的人们在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在未名湖畔的钟声里簇拥着马寅初校长登上讲台,而马校长的新年致词也仍然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记不清,“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印象深刻,那个浓重的浙江口音后来却消失了。谢冕并没有记述后来所遇到的困惑与灾难,但是前面浓墨重彩的描写反而使众所周知的后果变得凝重而深刻,从而回味出更多的东西。自从张学良与宋美龄两位百岁老人在本世纪相继仙逝,人们便谈说着他们的世纪情缘。王充闾便是以《良言美语》(载2008年第10期《海燕·都市美文》)解说了这段情缘,作家详实细腻地而不是概念化地写出了两人的相同与不同,史料翔实,文字真切。梁衡的《你不能没有家》(载2008年第2期《海燕·都市美文》),从读一篇烈士后代赵一曼之子境遇的文章感到吃惊写起:由于母亲牺牲,父亲被共产国际派往国外,回国后已另有妻室,赵一曼的遗子没有能够很好地接受家庭的抚养与教育,沾染了许多不好改正的毛病,婚姻的结果也不好,最后的结局是自缢身亡。梁衡从他身上家庭影响及教育的缺失,分析当今社会、家庭对后代影响的重要性。南丁写的《幸福的感觉与回忆》(载2008年第4期《党的生活》)是对自己近乎一生的文学经历的总结,幸福的感觉就是他在写作中的沉醉,以及在这沉醉中产生的不朽的作品。他的这个回忆,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因而他的感觉充满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的感佩,由此可见出他明朗的精神。 在散文写作领域,女作家一直是一个受读者关注的群体,其中有一些已经有了不小的影响,有一些则是近些年较为活跃的新人,这些作家的作品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多方位的效果图。这是生活的效果图。由于性别的缘故,她们更加体味到了深层的东西,她们的观察与文字也更加细微。这些女作家所写作品一方面同男作家一样,充满着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代表了她们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另一方面,她们又独特地表现出女性自身的特点,这包括她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总结,也包括对女性性别本体的再认识,让人看出一个纷然的文学风景线。铁凝写的《戴套袖的孙犁先生》(载2008年2月15日《文汇报》)以质朴的语言把一代文学巨匠的朴实与热情,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毕淑敏的《佑护灾难中的孩子》(载2008年第2期《小品文选刊》)从一场天灾人祸的事故写起,提出人类应该把目光放在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韩春旭的《生命戒律》(载2008年第1期《广西文学》)更是带有了宗教性的光泽,以真善美为灵魂,让信仰根植于一个共同的准则上。夏衍是沈芸的祖父,作为孙女,一个在祖父膝下20年长大成人的第三代,沈芸写出了《我又见到了祖父夏衍》(载2008年2月27日《文汇报》),这个“又见到”是说她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看了祖父写的话剧,这使她对于以前没有很好地关注祖父(“我居然没看过夏衍的一台话剧”)而深感惭愧。路也的《睡眠》(载2008年第2期《散文》)细腻地写出了婴儿的睡眠、女人的睡眠以及失眠的族群中的另一类人,把睡眠中的感觉写得安详而透彻。叶多多是一个社会的志愿者,她长期行走在云南的那片热土上,关注着生活底层的人们,她曾把很大的一段时间和经历放在了失学女童的身上。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她仍然以微小的力量,呼唤与呼吁,以求唤醒些什么,唤起些什么。《那时的爱情》(载2008年3月8日《文艺报》)诉说的不是甜蜜而是苦难。也果的《窗帘》(载2008年第2期《散文百家》)与路也的《睡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家居的生活使女性对屋内的东西更加敏感。窗帘是一个生活的道具,其隐含着多重的含义。也果细致地写出了窗帘的纹理与形态。2008年,一些新散文作家的作品也别有视角,比如格致的《谁在倾听》(载2008年第1期《民族文学》),是写她同孩子的一些往事,她把孩子和一个母亲来对等看待,由此写出深深的母爱与孩子的童心,小题目下如《被迫分泌乳汁》《我肯定生有翅膀》《我死了,你怎么办》等都是有独特角度、独特思想又风趣幽默的文字。此外,唐朝晖、夏立君、塞壬、黑陶、东荡子、王芸等散文新人的作品,都有让人耳目一新、心生期待的魅力。
日常经验的崛起与情爱叙事的强化——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综评 站在辞旧迎新的门槛,回眸2008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依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日常经验的崛起,二是情爱叙事的强化,三是地方作家的大规模介入。首先,“日常经验的崛起”可以说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十年发展进程中,继“文体自觉”与“通俗化转向”之后的又一种极富倾向性的创作现象。创作主体普遍放弃了既往“宏大叙事”的伦理理念,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场,开始重建与现实常态生活的关联,重建日常生活的逻辑,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找寻。呈现微观经验,回归日常诗性,成为创作主体主题选择和诗学诉求的凝结点。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不仅体现出对于日常生活题材的倚重,同时放弃了对其进行“宏大”提升和“意识形态”改写的叙事意旨立场。作家们集体性地表现出了对日常生活经验和价值取向的认同与尊重,以军人个体的本位立场关怀现实,观照军人爱情婚姻的世俗经验,观照军人职业选择和个人命运,观照物质化、平庸化、欲望化的生活境遇。其次,情爱题材成为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主流叙事,并且体现出了作家鲜明的女性立场,即从女性的生理感受和生命体验出发,将男性置于观照视野中进行审视,开始寻求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女性情感生活的独立,并且有意识地规避政治话语的束缚和意识形态负载,建构起一种本体性的情爱伦理叙事样态,可以说女性人物普遍写得好也是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一个亮点。此外,从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作家构成来看,地方作家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地方作家对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规模介入,说明军旅题材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写作资源所具有的非凡而持久的题材魅力;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传统意义上的军旅作家群体的散落,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活力趋于下降,而年轻作家的成长相对缓慢,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日常经验的崛起和情爱叙事的强化,彰显了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对于文学本体和人性本源的回归和深入探索。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长篇小说的规训和异化,这使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从而整体性地成为一种探寻生活质感、生命深度和生存状态的“伦理叙事”。在我的阅读视野里,2008年度比较值得言说的军旅长篇小说包括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北京出版社)、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刘宏伟的《大断裂》(长征出版社)、王秋燕的《向天倾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棵的《幸福打在头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锦秋、刘慧的《雪落花开》(时代文艺出版社)、李海鹏的《团政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温燕霞的《红翻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高杰贤的《拂晓长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在许多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上与《我是太阳》相类似,在故事的基本形态上同样是家族叙事,同样是书写父子的故事,然而经过十年的沉淀,邓一光的小说叙事的向度和意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对父辈英雄传奇的叙写转到了对“子我”主体的成长性建构。如果说,在《我是太阳》中,邓一光是以崇拜的仰视目光塑造了一个充满了阳刚气、英雄气,凝聚着崇高与神性的“父亲”形象的话,那么《我是我的神》正像其书名一样,“子我”成为了叙事的主体,“父亲”则成为了对象化的存在,成为“子我”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战胜的对手和必须跨越的障碍。在这部我认为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也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最具冲击力的作品中,邓一光变换了叙事策略,站在子辈立场上进行了双向度叙事,一方面展示了子辈与父辈在家庭空间内部激烈的对抗,一方面呈现了子辈寻求“自我主体”成长(乌力天赫在极端的环境下寻觅精神世界的自由,乌力天扬在世俗的场域里寻求独立人格的完善)的过程,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在原有的“审父”意识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邓一光试图建构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毕竟当父辈们老去之后,当民族国家的集体想像与认同被固化之后,当曾经的“子辈”也早已成为“父辈”之后,探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二维结构中的叙事重心从“父”转移到“子”,在相当程度上标示出了“父子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叙事模式的丰富可能性和继续深化的方向。《我是我的神》中的男性主人公乌力图古拉的形象较之《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几无发展,显得较为平淡,然而在女性人物形象如萨努娅、简雨槐的塑造上却超越了乌云,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萨努娅与乌力图古拉的爱情是“斗争性”的,萨努娅一生都从没有向丈夫低头,从恋爱到结婚到其后漫长的家庭生活,可以说萨努娅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简雨槐在知道乌力天赫还活着后,近乎残酷地拒绝她身边的一切关爱,即使伤痕累累仍然要追求真爱。简雨槐的真挚、热情甚至绝决、自戕式的执著尽管悲壮,却在当下人们荒芜冷漠的情感园地里树立起了一幢灵魂之爱的女性精神的丰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性爱场面的描写闪烁着“身体”的光泽,代表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性爱诗学”建构的最高峰。遍寻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可谓绝无仅有,从中不难看出邓一光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建构女性主体自觉的创作诉求。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突破了以往历史题材宏大叙事的常规,呈现出一种“小写”历史的美学风貌。灵芝与九柱一波三折、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贯穿了全篇,围绕在戏剧性的情感纠葛周围的是对赵家的家庭成员们生存状态、情感世界、生活场景的日常化且琐碎的描摹,经由对极富鸭绿江畔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的浓墨重彩的呈现,通过对一个小家庭的聚焦,展示了“闯关东”的先民们在隐忍和苦斗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心灵史。而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这个家庭和村庄又接连遭遇了日军侵略和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洗礼,作家没有选择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而是通过对灵芝如何忍辱负重、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最终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家族命运的书写,在一幕幕日常生活场景和一段段人生细节的细腻描绘中映衬出“大历史”的冷漠、虚幻和无常,折射出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富于痛感的日常生活本相,在对俗世男女的质朴且悠长的情感观照中折射出顽强且坚贞的人性光辉,在消弭了历史深度模式的同时,却重建了战争历史与英雄话语得以附丽的生活场域,挖掘并塑造了灵芝这样一个感人至深却极易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另类的“生命英雄”的形象,生发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魅力。刘宏伟的《大断裂》将围绕着“大地震”而生发出的宏阔纷繁的大事件与林军生、秦丹阳、苏红蕾这“三剑客”之间微妙纯净的情感纠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大地震”这一突发情境与日常生活场景相融合,以检视人类灵魂与精神的质地。惊心动魄的惨烈灾难与温婉柔美的爱情交织、缠绕,在对极端状态的宏大叙事中,作家细腻而有耐心地讲述了一段段色彩斑斓、真挚美好的情爱故事,建构了一个奇异的情爱花园。温燕霞的《红翻天》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书写了六位女红军战士的情爱故事,将宏阔复杂的抽象历史细化为鲜活的生命遭际,经由日常生活细节支撑起的“生命叙事”呈现出别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人情之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女作家占据了2008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半壁江山,她们特有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文学观念为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注入了一股“柔性”的力量。女作家对历史、战争和军人职业也确实有着与男作家不同的观察和切入的角度。王秋燕的《向天倾诉》将笔墨聚焦在一位女航天气象工作者的事业、情感、婚姻和家庭,反映了航天人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隐秘。小说塑造了苏青、马邑龙、司炳华等个性鲜明、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地讲述了苏晴和马邑龙旷日持久、轰轰烈烈的精神恋爱,极富艺术感染力。单纯地看,这样的精神恋爱书写并不新鲜,甚至有点老套,让我联想起新时期之初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同样是描写一种精神恋爱,《向天倾诉》中的情爱关系更加纯粹,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显然更加强烈,小说对人性的描摹也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在情感和婚姻像商品一样用作利益的交换的筹码的情况下,如此纯洁、真挚、矢志不渝,带有浓烈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气质的爱情因为稀缺而更显得无比可贵。《向天倾诉》对纯真爱情的期冀、珍惜、经营和坚持在军营特殊的环境中显得艰难而曲折,对于苏晴这样一个工作在特殊战线、承担着极端重要且繁重责任的女性军人来说,这种精神恋爱无疑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最后主人公以生命的消逝印证了对爱情的忠诚,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但是处于情感漩涡中的人物并没有对错之分,马邑龙、司炳华、姚一平性格迥异,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行进,并没有道德和人格的污点和瑕疵,在世俗的眼光中甚至都是好男人的代表,只不过在命运捉弄下,苏晴在患得患失中一次次错过了唾手可得的“幸福”,但也正是在一次次错过后,女主人公收获了生命的成熟与厚重,逼近了爱情之海的彼岸。作者以闪回和追忆的手法,从女主人公的视点出发,梳理其对人生、事业、情感和命运的选择。其实在每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苏晴原本都可以做出更加符合世俗价值判断且更加容易的选择,但她的超凡脱俗、她的偏执和理想主义都使她注定将要跨进命运的窄门,将生命融入对事业、职责、使命的忠诚和对理想爱情的永恒追求。作者绝非是在想像一个生活中不存在的理想人物,而是试图走进并深入广大航天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由于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航天人长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在事业、爱情、家庭、集体、个人等方面往往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无法兼顾,因而,苏晴、马邑龙、司炳华这样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概括力、普世的观照价值和广泛的认知意义。小说细腻描摹了女主人公苏晴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情感挽歌,一部女性情感成长和成熟的心灵史诗。王锦秋、刘慧的《雪落花开》运用了三重叙事线索,结构十分精巧。小说以“高原聊天室”为媒介,运用复调式结构,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高原与故乡的互通,官与兵、兵与兵情感的对流和几代军人内心世界的对接。作者并没有通过编织戏剧性的故事以及对青藏高原上汽车兵们艰苦困顿的现实生活的渲染来刻画高原汽车兵这一英雄的群体,而是通过对他们极富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在平淡、平凡甚至平庸而富于喜剧色彩的生活流程里,凸显他们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细腻温婉地讲述了将军(牛儿)和妻子郑秀云与前妻凤儿之间的恩爱情仇。小说的叙事风格颇具匠心、极富个性,以散文诗式的语言干净、简洁、跳跃性地推进情节发展,印象式地勾勒出一幅优美、多情的乡村风俗画卷。但是这部由中篇小说延展而来的长篇小说在充分强调了人物鲜明个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和对情感的细腻刻画,单线叙事、直奔结局的叙事狂奔之后,暴露出作者叙事耐心的不足和小说内容单薄的缺陷。王棵近两年在坚持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同时,开始进军长篇小说和影视领域,《幸福打在头上》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棵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一样,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湿润而暧昧,平和且淡定,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和不经意的时光流逝中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幸福打在头上》书写了上尉雷米多个人几段富有戏剧性的情感遭遇,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将基层部队年轻军官的日常生活和婚恋问题生动、风趣而又不失大胆、尖锐地揭示出来,极富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真情实感,体现出作家扎实的部队基层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细节的敏感捕捉。相较于以往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体现出王棵的一种转变,即更加重视故事性和矛盾冲突的设置,单线推进的叙事结构,更富于阅读快感也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作为青年军旅作家中的翘楚,王棵的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本身也可以视作军旅文学整体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在文本建构上体现着自身特有的美学逻辑。首先,在题材内容选择上,聚焦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领域。小说创作与日常生活直接对接,对日常经验进行汇集和放大,从而体现和满足着读者的日常审美习惯。其次,日常时间的线性结构使叙述显得清晰而简明,悬置、延缓、降低了情节的推进速度和戏剧化程度。一方面,细节成为文本叙事的支撑,作者不再过分倚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对生活流态的细腻呈现来结构故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自我重复和延宕使得小说结构趋于单纯,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以不断“重复出场”的人生片段和生活遭际驱动情节,冲淡了故事情节的“复调化”。此外,对日常语言的强化,凸显了生活的在场感,创作主体在叙事中大量采用直白浅显、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化语言,从而大大增强了文本的生活气息。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将审美和表现的对象从“宏大”的主题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从本体论的高度看待军人的日常生活,确立了个人化写作的基本立场;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军旅长篇小说的题材边界。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2008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正是通过对军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进行个体化的艺术表现,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过度的“历史化”阐释,以个人化写作的叙事立场,守望当下军旅生活现实,以非功利性的审美眼光探寻军旅生活的“存在之境”。
2008年是非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最大的两件事是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两件大事都引发了广大作家的积极参与,他们拿起笔,声援抗震救灾的战场,张扬鸟巢带给世界的欢歌。张抗抗的《我是公民》(载2008年第4期《随笔》),从一个公民的角度阐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作者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决断与高效,肯定了各级政府、军队、武警等多方社会救援力量以及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公布灾难的真相,这些都表明了一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作者说“公民意识”的成长,是一个国家迈向“公民社会”的前提。陈亚军的《人性的光芒》(载2008年5月30日《北京日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青城山景区地震后所经历的人间大爱。李龙的《国悼,对生命价值的礼赞》(载2008年5月21日《广州日报》),写从5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的国悼日,提出生命的存在既是一种生理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性存在。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承认、对人格尊严的放大、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陈冲的《地震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4期),从汶川大地震说起,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邢台大地震、通海大地震、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认为地震发生后不同时代的不同观念、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我们强烈地感到只有正视历史、正视责任才是正确的理念。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很多报刊辟出了奥运版面,每一项赛事、每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表现都有长长短短的文章。很多名家开了专栏,留下了一批佳作精品。比如王蒙的《辉煌与辉煌以后》(《文汇报》)、筱敏的《圣火》(载2008年第2期《随笔》)、李国盛的《辉煌》(载2008年第11期《北京文学》)等。 在这两类作品中,宣言口号式的东西没有了,更透显出了人性、人情之光,因而能够感染人,打动人,激励人。 文化意蕴的追寻2008年的散文,仍然有一批充满文化色彩与人文关怀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者多以学者型作家为主,这缘于他们的生活境遇、关注的对象、研究的方向以及长期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文字会时常透显出理性精神的光芒。范曾的《趋近自然》(载2008年6月2日《学习时报》)以不长的篇幅融入了无限阔大的思维深度和精神广度。他谈到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来自于人类对宇宙本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他的文章让我们感觉到凝重、沉实、博大和舒展、放达、自然,那种对人类文明、自然变化的认知以及对汉语文字的透彻理解让人感佩。余秋雨的《重峦叠嶂间的田园》(载2008年第2期《美文》)是写陶渊明的,这个重峦叠嶂或许有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生活的背景因素,但是在余秋雨的眼前出现的重峦叠嶂却是人格方面的: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重,安然自立的文化人格。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余秋雨从陶渊明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剖析开来,写出了陶渊明高远的心怀以及田园的象征。阎纲、阎庆生的《孙犁的话题》,以自然散淡的对话形式,对孙犁的文学成就以及个人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二阎的谈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其间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所蕴含其中的情感与思想,也能看到孙犁先生的人格特征与精神面貌,文章引用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孙犁说的:“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多样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朱增泉是一个军旅作家,多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军人的眼光研究古今战史,透视人文精神。最近一个时期,他从春秋战事下笔,分析由这些战事引发和形成的历史事件与政治原由以及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是可以入册的文章,是散文中的史学讲坛。《春秋四方混战(上)》(载2008年第5期《美文》)讲述了齐、鲁、晋三国战事中的乾时之战、长勺之战、 之战、平阴之战、太行之战,而秦、晋、楚三国战事又讲述了韩原之战、崤函之战、麻隧之战。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战事,后人常以这些战事为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军事、文学、戏曲上的延伸。韩小蕙看到岳飞雕像前一字排开的三碗清水,她问解说员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水而不是酒,讲解员回答不出来。《岳茔享堂、三碗清水及其他》(载2008年第8期《人民文学》)中,作家却认为这三碗清水有着不同的答案,第一碗是歌颂岳飞大将军的丰功伟绩。第二碗作者把它想像是彰显岳飞大将军的精忠报国之心。第三碗水,作家这样写道:当我的目光落在它上面,眼眶突然潮热了,心中大恸,塞满悲伤和愤懑。我认定这一碗清水,是为岳飞大将军洗冤而备下的!这样写来就使得作品有另一层的新意,也使作家站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朱鸿的《关于作家的思想者化》(载2008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提出作家学者化是非常必要的,作家应该学富五车,学者化是一个基础,更高的要求是作家应该成为一个思想者,而思想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作者写道:其一,怀疑精神;其二,独立人格;其三,批判态度;其四,开拓人性的疆域;其五,从现实进入存在。作者的这个提法很见新意,他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的作家应该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以自己的作品为国家增加软实力,而这些真正意义的作品惟有思想者化的作家才可能出现艺术的突破。李锐的《烧梦》(载2008年第2期《收获》)是对日本仙台鲁迅故居的一次造访后的感念,这种感念是纷杂的,又是丰厚的。李锐从100多年前的1904年,23岁的鲁迅只身远离东京,远离身边的同胞,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写起,写到鲁迅人格及精神的筑造。当中国的历史现实一片无边黑暗的时候,是什么给了鲁迅走进黑夜的勇气?又是什么支持了鲁迅终其一生独自对抗比历史还要黑暗的绝望?这深不可测的黑暗里,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鄙视,又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滋养?这是作者提示出来的可供思索的问题。社会生活的感悟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人,在生活中,由单纯走向成熟,由年轻走向衰老。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生活的风雨雷电。生活让我们体味酸甜苦辣,让我们感觉阴晴圆缺。生活给我们道理,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才华。史铁生的《我的轮椅》(载2008年第2期《收获》)以自然、平和的心态写出了22年的轮椅生涯,这是与生命的坚强较量,是对生活的乐观而浪漫的态度。史铁生坐在这个轮椅上行走,看电影,上医院,参加文学活动,这么多年他走过西部高原,体验过大海的凶猛,甚至飞行海外。轮椅上的史铁生已经进入了一种人生命题,一种佛学境界。一个轮椅上的病人和一个著名作家画着这样的等号,让每一个健全的人有了一种精神的参照与提升。很少有人知道,作家梁晓声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梁晓声在父母去世后,就把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了北京,他在为哥哥不断地换着疗养医院和住所,那种关心可谓无微不至。《那里是精神病院》(载2008年第10期《海燕·都市美文》)即是写出了探望和护理哥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笔力是沉实的,叙述中表现出细微与深情,而他所写内容又都显现着人性的光泽。吴长忠的《鹰》(载2008年5月《大河报》)那么细微地写到了鹰被人驯化的过程,作者的乡村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鹰的观察和认知也非常细致。在这篇作品中,李伯的人物形象与鹰的形象凸显得十分鲜明,也十分对立。我们既看到了养鹰人的狡黠与智慧,又品味到了鹰这种猛禽的机警与无奈,作者对驯养过程的深刻浅划让人感到内心深处的某种疼痛,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南帆的《无限玄机》(载2008年第5期《美文》)与围棋有关。黑白两色的棋子盖在圆形的木盒里,无声无息地沉睡。然而,只要将这些棋子搁到棋盘上,它们就会像被施了魔咒似的活起来。黑白相间,一人一手,如此简单的设计将在棋盘上演绎出无数的故事情节。乾坤,天地,阴阳,黑白——许多时候,简单就是无限玄机的最初始源。南帆从一黑一白两种棋子的围棋说开去,不仅解析出围棋的无限玄机,也解析出人生世事的无限玄机。郑彦英的《武》(载2008年第6期《散文选刊》)是对弟弟郑彦龙的描写,写出了郑彦龙的生活方式与处世哲学。作者在作品中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把弟弟郑彦龙写得活灵活现。这是一个个性独特、具有反叛意识与自我奋争型的人物,他的身上多沾染了农民的习性,诸多行为与处事方法让人可感、可叹、又可悯,但最终在岁月的雕蚀中渐渐改变了自身,让生命找到了全新的立足点。2008年初始,不少作家对过去的一年总有些回顾的东西,蒋子龙就写出《猪年拾锦》(载2008年第2期《海燕·都市美文》),对2007年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进行剖析和解说。其中作家还提到了2007年的爱情,“以前的爱情故事多,现在的爱情事故多”,以此分析当前爱情的通病,谈到2007年婚姻的新理念,为什么社会越开放人们选择的自由越大了,婚姻出问题的反而越多了呢?作者既调侃又理性地对这些进行了分析。田中禾的《中国年·乡风》(载2008年天津《今晚报》),主要是写南阳故乡过年的情形,这种情形虽然多是儿时的,但现在依然还在传承着,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虽然时代已经进入商业社会,这种风俗却依然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老传统。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把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民俗节日变成了他们申报的文化品牌,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就会越来越被动。田中禾的写作是一种提醒。王宗仁的《拉萨黎明前的篝火》(载2008年第1期《神剑》)写上世纪50年代末期平息西藏叛乱中的一件小事:一群战士烧起篝火,不停地“烤车”,以防止汽车发动不起来。部队开拔了,藏民们一拥而上地捡拾柴禾。这时有个汽车兵不知何样情绪,飞脚朝一堆篝火猛踢过去,带有火苗的木棒崩在了一个十三四岁少女的脸上。为了这件事,部队撤销了战士的驾驶员资格,关了他的禁闭,而“我”则闷了头在驾驶室里写了一篇“情况反映”,出于一个高原军人的责任感,强烈地呼吁值勤的汽车部队和藏族同胞建立血肉关系。王兆胜的《愧对父亲》(载2008年第3期《广西文学》)是一篇凝聚着作者深深情感的亲情散文,作者叙述了同父亲的相处,也写出了父亲一生的艰辛与不易,在不同的时候,都有父亲这个精神支柱,支撑着一个家庭向前运行。做儿子的总觉得在老人去后有许多的愧对,所以作者是带着一种愧疚的心理来回顾父亲的一生的。越是这样,越使文章产生出别样的感染力,感染着读者。石英的《雷公讼》(载2008年5月20日《中国文化报》)是一篇看似随意的文字,却视角独特,凸显出作家写作的个性特征。对于雷,很多的文字是颂扬的,作者在这里却是一个“讼”字,写出雷电对人类带来的损害,由对它常有的颂而转为讼,便有了意思,这是遵从生活的文字,显出独特的思索,也就有了新的提示。还有,张宇航的《心中有路》、李清明的《纸上富贵》、高凯明的《93盏油灯》、于坚的《菜市场》、李汉荣的《转身》、吴冠中的《病妻》、苗纪道的《五十九岁一命关》、泾河的《黑牛》、乔忠延的《燕子》以及高中学生陈燕的《献给曾经一起三年的青春》,都值得一读。这些来自生活的散文,在注重多层面的生活场景和情节的同时,也注重了文学性。文字的色彩往往会增加叙述的感染力。读完这些作品,多少会获得某些生活的经验和感悟。 忆旧散文的意义2008年8月24日,作家魏巍永远地走了,他走得很平静,也很坦然。但人们始终会记着《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只是在文学上,更是在精神上,因而不少的作家在魏巍走后写出了追忆和怀念他的文章。周明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在潇潇秋雨的夜晚》,发于200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他不仅写出了魏巍在当代的影响力,也写出了魏巍正直、热情、坦荡的为人风范。谢冕的《年年此夜》(载2008年第10期《海燕·都市美文》)以无比依恋的心情写出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师生在除夕迎接新春的舞会和团拜会。在谢冕的笔下,描述出了一幅昂扬向上的校园场景: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50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在这篇文章中谢冕着意提到了校长马寅初,写马校长很少公开讲话,更不作长篇报告,但他是学者,是一代宗师,他以他的学术、风范影响着一个北大。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谢冕说他是一个“无为而治”而又政绩最著的北大校长。其中一个情节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说欢乐的人们在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在未名湖畔的钟声里簇拥着马寅初校长登上讲台,而马校长的新年致词也仍然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记不清,“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印象深刻,那个浓重的浙江口音后来却消失了。谢冕并没有记述后来所遇到的困惑与灾难,但是前面浓墨重彩的描写反而使众所周知的后果变得凝重而深刻,从而回味出更多的东西。自从张学良与宋美龄两位百岁老人在本世纪相继仙逝,人们便谈说着他们的世纪情缘。王充闾便是以《良言美语》(载2008年第10期《海燕·都市美文》)解说了这段情缘,作家详实细腻地而不是概念化地写出了两人的相同与不同,史料翔实,文字真切。梁衡的《你不能没有家》(载2008年第2期《海燕·都市美文》),从读一篇烈士后代赵一曼之子境遇的文章感到吃惊写起:由于母亲牺牲,父亲被共产国际派往国外,回国后已另有妻室,赵一曼的遗子没有能够很好地接受家庭的抚养与教育,沾染了许多不好改正的毛病,婚姻的结果也不好,最后的结局是自缢身亡。梁衡从他身上家庭影响及教育的缺失,分析当今社会、家庭对后代影响的重要性。南丁写的《幸福的感觉与回忆》(载2008年第4期《党的生活》)是对自己近乎一生的文学经历的总结,幸福的感觉就是他在写作中的沉醉,以及在这沉醉中产生的不朽的作品。他的这个回忆,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因而他的感觉充满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的感佩,由此可见出他明朗的精神。 在散文写作领域,女作家一直是一个受读者关注的群体,其中有一些已经有了不小的影响,有一些则是近些年较为活跃的新人,这些作家的作品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多方位的效果图。这是生活的效果图。由于性别的缘故,她们更加体味到了深层的东西,她们的观察与文字也更加细微。这些女作家所写作品一方面同男作家一样,充满着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代表了她们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另一方面,她们又独特地表现出女性自身的特点,这包括她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总结,也包括对女性性别本体的再认识,让人看出一个纷然的文学风景线。铁凝写的《戴套袖的孙犁先生》(载2008年2月15日《文汇报》)以质朴的语言把一代文学巨匠的朴实与热情,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毕淑敏的《佑护灾难中的孩子》(载2008年第2期《小品文选刊》)从一场天灾人祸的事故写起,提出人类应该把目光放在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韩春旭的《生命戒律》(载2008年第1期《广西文学》)更是带有了宗教性的光泽,以真善美为灵魂,让信仰根植于一个共同的准则上。夏衍是沈芸的祖父,作为孙女,一个在祖父膝下20年长大成人的第三代,沈芸写出了《我又见到了祖父夏衍》(载2008年2月27日《文汇报》),这个“又见到”是说她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看了祖父写的话剧,这使她对于以前没有很好地关注祖父(“我居然没看过夏衍的一台话剧”)而深感惭愧。路也的《睡眠》(载2008年第2期《散文》)细腻地写出了婴儿的睡眠、女人的睡眠以及失眠的族群中的另一类人,把睡眠中的感觉写得安详而透彻。叶多多是一个社会的志愿者,她长期行走在云南的那片热土上,关注着生活底层的人们,她曾把很大的一段时间和经历放在了失学女童的身上。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她仍然以微小的力量,呼唤与呼吁,以求唤醒些什么,唤起些什么。《那时的爱情》(载2008年3月8日《文艺报》)诉说的不是甜蜜而是苦难。也果的《窗帘》(载2008年第2期《散文百家》)与路也的《睡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家居的生活使女性对屋内的东西更加敏感。窗帘是一个生活的道具,其隐含着多重的含义。也果细致地写出了窗帘的纹理与形态。2008年,一些新散文作家的作品也别有视角,比如格致的《谁在倾听》(载2008年第1期《民族文学》),是写她同孩子的一些往事,她把孩子和一个母亲来对等看待,由此写出深深的母爱与孩子的童心,小题目下如《被迫分泌乳汁》《我肯定生有翅膀》《我死了,你怎么办》等都是有独特角度、独特思想又风趣幽默的文字。此外,唐朝晖、夏立君、塞壬、黑陶、东荡子、王芸等散文新人的作品,都有让人耳目一新、心生期待的魅力。
当年少的日子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仍不无留恋地回眸张望,那些曾经的快乐,曾经的童真和梦想,都一一存放在我们的记忆!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冲动想为那段美好的岁月留下点什么,也想为正生活在这段美好岁月或即将步入这段时光的少年儿童们献上我们为他们写的故事——一个梦想中的卡通世界殿堂! 一、主要内容和情节设计 马大力与小不丢是一对外表和个性截然相反的儿童,由于马大力的马虎、粗率和小不丢的淘气、狡猾,围绕着学校、家庭和校园,围绕着孩子们的理想、愿望、学习和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演出了一幕幕烦恼和笑话。当然,这里也有好学的班长亮亮、听话的女孩琳琳,略有些憨实的妞妞;也不乏慈祥的老校长、严厉的班主任苗苗老师。在一系列的冲突和快乐组成的幽默的小故事之中,为少年儿童展现出一幅幅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场景。为加强本套卡通丛书各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丛书设计了一只名叫“了了”的拟人化的小狗。了了是小不丢的爱犬,就如同于《丁丁历险记》中的小狗一样,即有同伴的作用,同时还是小不丢和马大力争斗的帮手。即是故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脉络。 主要人物(角色) (学生年龄设计:11-12岁,小学高年级) 马大力:马虎、粗率。性格豪爽,爱表现。乐于帮助同学,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虽然常常由于热心而作错事,但仍不减爱出风头和粗腔大嗓的特色。 小不丢:个子矮小,淘气而又有些狡猾。喜欢搞恶作剧,但又往往逃避责任。淘气而不失可爱,聪明而喜欢出点子,往往成为被马大力攻击的对象。亮亮:班长。正直而爱学习。有些爱好虚荣,做事认真但稍显死板。经常作为马大力和小不丢中间的调停人。琳琳:聪明大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好热心帮助同学,是小不丢学习上的结对同学。经常对小不丢施加管束。英杰:好学习,成绩虽好,但有些自私。不喜欢团结同学,经常说怪话。因此也经常受到马大力的攻击。妞妞:好吃零食,有些懒惰,学习成绩一般。不喜爱劳动,体育极差。胖墩:淘气而懒惰,脑子有点笨。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自我解嘲:“就是因为我成绩差,才显出你们呀!嘿嘿!”了了:小不丢的爱犬。顽皮可爱,和小不丢一样调皮。是小不丢和马大力争斗的帮手。即是故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脉络。苗苗老师:年轻美丽,对待学生很严厉,但心地善良,对于小不丢的淘气行为深恶痛绝。有时忍不住发脾气。老陶老师:资深老教师。对待学生和善慈祥。就是有些唠唠叨叨。学生们在她的面前比较大胆,有时还受到淘气同学的戏弄,但她也不生气。老校长:严厉而古板。赏罚分明,在同学们中有很高的威信。能够理解同学的淘气行为,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小不丢背后叫他古怪小老头。其它相关人物马大力的父母:工人家庭,爸爸性格粗豪,对孩子管理急躁,经常对马大力实行粗放式管理。妈妈也在一边推波助澜。小不丢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商人家庭,爸爸妈妈斤斤计较,好算计。在小不丢面前缺乏威信。经常和小不丢产生争执。爷爷奶奶:一对慈祥的老人,对小不丢十分溺爱。经常在小不丢和父母的争执中为小不丢撑腰。亮亮的父母: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亲切和善,对亮亮很平等,支持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琳琳的父母:从事教育工作,严肃而有些古板。在他们的影响下,琳琳学习成绩十分好,是个乖乖女。其他相关人物可随情节自由设置 故事例文: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在阳光小学门前,一群天真活泼的同学们走来。亮亮走在头里,他是五年级一班的班长。马大力还像个大力士一样,时不时捅捅这个,推推那个。这个暑期,他玩得好开心。一路上口沫四溅地和同学们吹嘘自己和爸爸一起去钓鱼的“光荣事迹”。远处,小不丢狼狈地背着一个大箱子跑来,背后是了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在追赶他。同学们都惊奇地望着他。戴眼镜的英杰在一边不满地小声地嘀咕:“这家伙,又想出什么新花样了?”马大力跑上前去,重重一掌拍在小不丢的肩头:“嘿,哥儿们,这是干什么去呀?” 小不丢被纸箱子压得佝偻着身子,苦笑着说:“嘿嘿,不干什么,上学呀!” 了了跑到小不丢脚下,昂头“汪汪”的叫着。小不丢不耐烦地向它喊:“去,滚开!回家玩去。没看到我正在忙嘛!” 马大力不干了,上去就翻小不丢的箱子,嘴里喊着:“我看看,我看看。不让看不行!”小不丢在人群中被他拉得东倒西歪。 琳琳看不下去了,一边喊道:“马大力,你帮他拿一下箱子嘛。” 马大力眼一翻:“为什么要我拿?”回过头去,对胖墩说:“胖墩,你帮他背。” 胖墩赶紧躲到一边,嘟着嘴巴说:“我不管,你那么大块头,为什么你不拿!” 马大力瞪眼举拳:“你说什么?” 亮亮走到人群中劝阻大家。 校门口,慈祥的老校长笑眯眯地向大家招手:“同学们好!” 同学们一下子散开了,纷纷回答:“校长好!” 老校长:“哎呀,小不丢吧,第一天上学就背着这么大一个箱子呀,我来帮你拿。这里面是什么呀?” 小不丢苦着脸,使劲躲着老校长:“不不,谢谢您。我自己拿。这里面是┉┉是┉┉”忽然灵机一动:“是我自己的东西。” 这时,上课铃声响了,大家纷纷走进教室。 小不丢拿的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趣的故事由此展开了。
北京作协儿童创委会少年文学院是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委会与中国教育学会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分会《中国校外教育工作年鉴》编委会共同成立,面向全国各级校外教育机构(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团结、组织少年儿童开展文学创作的活动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未来十二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面规划和部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卡通丛书的形式反映当代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和生活,组织广大青少年儿童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与展示活动,奖掖文学新人,编辑出版优秀青少年儿童读物,北京作家协会少年文学院将于2009年推出“五自”教育系列卡通丛书《阿西奇与帅哥亮亮》续集《马大力与小不丢》系列卡通丛书的出版。现面向各大学文学创作社团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开展征稿活动。一、卡通丛书《阿西奇与帅哥亮亮》介绍 《阿西奇与帅哥亮亮》是1999年由全国少工委主持编纂的一套少年儿童卡通图书。是围绕“自理自护自学自律自强”的“五自”教育活动而编写的一套少年儿童德育教育读本。在全国少年儿童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著名少儿文学作家郭明智、马光复、杨向红等都参加了该书的撰稿。二、《马大力与小不丢》卡通丛书的创作主旨当代青少年正处于一个信息社会带来的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繁冗、升学通道的狭小、就业的压力,使今天的青少年不得不面对比十年、二十年前更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课业负担,繁重的应试教育成为阻碍少年儿童快乐成长的挡路虎。学业重、少同伴、缺个性、少创新,是当代青少年成长的症结。系列卡通丛书《马大力与小不丢》将从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出发,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情绪,引导当代青少年释放情绪,解开心结,快乐学习,丰富人生。同时通过当代少年儿童的现身说法,反映当前繁重的学业带给孩子们的压力,提醒人们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提倡素质教育,合理安排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不让孩子们童年的快乐有所缺失。三、撰稿要求字数:每篇故事3000字以内。要有明确的主题、题目和完整的头尾,独立成章。内容:从当代青少年生活实际出发,从图书设定的人物及关系入手,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情绪,侧重从学习、校园、校外活动、家庭生活等几个方面编写故事,反映当代青少年学习繁重、缺少同伴的苦恼,可分成学习、科幻、侦探、探险等几个方面。风格:节奏明快,对话鲜明,情节幽默,喜剧结尾。情节设置要从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家庭之间设置冲突,强调夸张和幽默,情节设置与人物性格要相符。结构:少一些心理描写,多一些动作说明。以场景描写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以有利于改编成卡通脚本。本院编辑有对稿件改编、修改成卡通脚本的权利。语言:尽可能采用当代少年儿童喜爱的幽默语言和对话。请参阅“北京少年文学院卡通丛书《马大力与小不丢》卡通故事创作征文说明”。交稿时间:2009年3月15日至5月31日四、活动表彰1、凡作品被采用文学院将按每篇240元(80元/千字)支付稿酬。2、鼓励各大学、学院文学社团和在读大学生参与创作,编委会将在每册图书中设最佳作品选票,凡获得最高票数者(以图书发行一年内计)或连续发表5篇以上作品的青年作者,将聘请为北京作协少年文学院特邀青年作者,在丛书封二、封三上刊出个人照片和简历;并推荐至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委会作为青年作者备案。五、投稿地址及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北京2923信箱 邮编100053 电子邮箱:xhm1688@vip.sina.com联系电话:(010)63986894 63941335 联系人:陈贞霖 北京作家协会儿童创委会少年文学院2009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