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陈平原：文学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现代文学及文化历史学家，陈平原。中新网4月13日电(刘欢)文学该不该进课堂？创作能不能被讲授？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人们在热议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反复追问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学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有志趣、有修养的人，而不是培养多少作家。文学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孔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然而在当下这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文学”如何“教育”，却成为一个疑问。在4月12日北大举办的“腾讯书院”讲座中，陈平原回望了中国文学教育史。他认为，从1903年开始，文学教育主要的目标已经不是培养作家了。在陈平原看来看，传统中国的诗教跟今天的文学教育关系不是很大。在中国的历史教育史来看，文学并没有作为一个专业纳入教育体系。“试问李白杜甫师从哪一大学？沈从文自学成才，1923年曾在北大旁听，但那无关紧要；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等作家，或许那才是关键。”1903年开始，文学史成为了整个文学教育的中心。“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指望学文学出来的人以后一定会写小说、诗。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培养作家了，能出大作家很好，没有也无所谓”，陈平原说，“培养的是有志趣、有修养但是不一定创作的人才。”如今的教授重“学问”轻“课堂”那么，创作到底能不能教？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撰文称，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书时，讲课并无系统，直接就着学生的作业讲课。然而汪曾祺对他的评价极高，说他对学生非常用心，读后感甚至比作业本身更长。这种方式似乎更符合教育的本质“因材施教”。然而，之后没有大学再让沈从文他教书。陈平原提到当年被遗忘的教学大师——顾随。若没有其学生叶嘉莹奔走呼吁，可能所有人都已将他遗忘。顾随是一个会讲课而不会写论文，鲜少出作品的老师。他讲课像说禅，学生们跟着他不断地记录他所渲染的氛围和世界。但是今天评价教授，谈的是著作，而不是课堂。“大学教授的本职应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出论文”，陈平原说。“如今教授重‘学问’，轻‘课堂’。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专业以外的阅读可以充实心灵精神现场有读者认为，非功利的文学教育，才能培养真正的文化大家。如今功利的文学教育只能培养文字大师而非文化大家。陈平原回答称，完全超功利的阅读写作是不太存在的。但功利性文学也是有极限的，有功利，但我们也可以超越这个功利达到学术高度。陈平原认为，专业以外的阅读大多是超功利的，为我而不是为人。但如今很多人为了生存而读必要的书籍。但是他表示，专业以外的阅读，是可以充实心灵精神的。陈平原总在媒体采访中，建议大家读诗歌、读文学。他强调，这并不是出于身为文学教育者的“自我保护”，因为文学没有“实际用处”，脱离于生活之外，是一种纯精神的享受。所以他希望大家热爱文学、多读文学。

  2013-05-09 17:51:09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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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作家张晓风：写作只因忍不住而已

  台湾著名散文作家、被余光中誉为“第三代散文名家”之一的张晓风17日做客宽窄巷子，并接受了成都晚报记者专访。年过7旬的她表示，我从来不想把我整个生命都放在文学上，而是把重点放在生活上，整个地去体会人生。梦见母亲的城市成都对于张晓风来说并不陌生，她第一次来四川，是两岁的时候。“一个人幼小的时候在一个城市里面的记忆，其实是不能忘记的。当然其中也包括食物：像有一个温暖的蛋吃的感觉。四川的食物充满了感官上的快乐，是别的食物所不能取代的。在四川有非常多的愉快和温暖的回忆。我在极幼小的时候成长过的城市，我在梦见我母亲的城市。”张晓风回忆，1943年，年幼的她随父母迁居重庆，在重庆度过孩提时光。虽然当时记忆不多，但重庆对于她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零散的回忆透露出乡愁的忧伤。“我梦到了母亲坐在院落里，却不知道那是哪里。醒来才明白，是回到了童年的重庆。因为我的记忆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跟那个在稻田之间建的房子之间，有一个情感。”谈及母亲，张晓风哽咽着说，她的母亲一年前去世了。“我在梦见我母亲的城市，其实我和我母亲去过相当多的城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梦见她的时候是梦见重庆。”对于张晓风来说，成都并不是她曾经的居处，却寄托了另一种文人特有的情结。张晓风告诉记者，她抵达成都的前一站是西安，来蓉时她放弃乘飞机而选择坐火车。“我有自己一定要如此的理由，那就是重走司马相如、苏东坡千年前的旧路。”写文章只因忍不住早在1966年，25岁的张晓风就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并以此斩获中山文艺散文奖。1977年，张晓风就被推为“中国当代十大散文家”之一。她的散文作品《地毯的那一端》《行道树》《念你们的名字》等作传甚广。许多读者不仅欣赏她文字的清新自然和文笔的流畅绚丽，更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和力量。创作这么多优秀的散文，灵感哪儿来的呢？张晓风说，灵感来自生活，平凡的生活背后有强大的震撼力。她曾把写文章比作生孩子：“生孩子是因为非生不可，写文章也是非写不可……只是‘忍不住而已’。”在张晓风看来，正是这种“忍不住”使她产生创造的灵感，引发创作的冲动。谈及散文观，她说，散文不需要刻意安排情节，直话直说，老老实实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有门、有墙、有锁、有衣服、有地位，可以作为自己的保护膜，而散文却把最柔弱最不设防最不透明的一向不为人知的我展露给人看。”成都晚报见习记者李跃文/图

  2013-05-09 17:47:11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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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延滨：搭建平台让更多乡土诗人突围

  商报讯(记者马霞实习生王鹏威)四月的春风唤醒了陇东热土上黄灿灿的油菜花，山峁一片郁郁葱葱，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原《诗刊》主编叶延滨应邀来到庆阳参加“中国梦，黄土情”著名作家看庆阳暨高凯诗歌创作30周年作品研讨会活动。作为中国当代诗人、著名散文家与批评家，他的个人专辑至今出版了40余部，自1980年以来，他的作品被收入了国内外15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意文字。先后获得十月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40余种全国及省以上的文学艺术奖。活动间隙，叶延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甘肃的诗歌创作群体很丰富，应提供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甘肃的乡土诗人。甘肃诗歌创作不只是一种色彩记者：您眼中的陇东热土是怎样的？叶：我已经是第三次来甘肃了，之前去过兰州也到过庆阳，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陕西距离甘肃最近的富县总后军马场当牧工，对甘肃这片热土的文化自然环境还是很熟悉的。此次到庆阳，我总结了四句话：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传统深厚，贡献巨大。这里的周祖文化是我们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长久以来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在古代，黄土高原实际上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记者：此番您来参加我省著名诗人高凯诗歌创作30周年作品研讨会，如何评价高凯的诗歌及作品？叶：高凯有明确的故乡背景，他的身上有几个别的诗人无法取代的特色。第一就是高凯在诗歌创作30年来，不断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家乡”。高凯从出道一直到现在有了一定的成就，三十多年来虽然不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但却始终坚持对陇东热土的描绘。另外，高凯的诗歌创作始终保持着对父老乡亲深切的关心，是一种真实的对家乡人民的感情与内心写照。在现今的中国诗坛，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手法，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衡量诗歌写作好坏的尺度和办法。但对于高凯几十年的诗歌创作来说，衡量他的诗歌的唯一尺度就是他是在用心写作，是他真实内心的写照，没有任何一篇功利性的写作。记者：在我们甘肃有一批如高凯一样执著坚守的诗人，您如何评价他们的坚持，又如何评价甘肃诗歌的现状？叶：去年我曾经为“甘肃诗歌八骏”写过评价文章，作为甘肃文学院的名誉院长，和甘肃诗歌界一直很有渊源并且熟悉，甘肃这批中年的诗人，创作实力很雄厚，高凯是他们中间的代表，甘肃的诗歌创作群体很丰富，不只是一种色彩，比如说女性诗歌代表娜夜，作为先锋诗人、前卫小说家的叶舟，在他们的圈子里有他们的影响，众多诗人的创作都有各自的意义和地位。应让更多人认识甘肃乡土诗人记者：时下甘肃文学界一直在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比如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儿童文学八骏，您认为在文学创作中，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品牌，这条道路该如何走下去？叶：打造自己的品牌，“甘肃小说八骏”“甘肃诗歌八骏”“甘肃儿童文学八骏”这样做很有意义，从新世纪以来，甘肃文学界在全国文学界中作了很多贡献，就诗歌来说，目前诗歌创作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比如思潮影响，在现代派流行的时候，在追求现代化中，先锋诗人更加受到认可和追捧。就如咱们的诗歌八骏来说，可能有的诗人具有先锋性色彩，有前卫意识，就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像叶舟和娜夜在全国就比较受认可，但是相对的甘肃众多乡土诗人，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很有自己个性特色，但是他们在某一时期容易受到遮蔽。甘肃这些诗人的艺术水准和艺术追求审美情趣都很高，他们被遮蔽是因为乡土文化，在今天被强大的时尚文化、商业文化冲击到边缘了。扶持这样的文化需要大力宣传，甘肃应该借助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机会，提供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甘肃的乡土诗人，对于传承继承民族文明传统有更现实的作用。

  2013-05-09 17:43:37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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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写作首先是解放自己，开始写吧！

  想成为作家？苦于没有灵感；想写自己的故事，不知从何说起；心中波涛汹涌，总是笔端生涩；很在意别人评价，几经斟酌后却没留住一句诚实的话。很多人都有过同样的感受，真诚的交流、朴实的讲述、自由的写作，成了一大难事。写作如此，说话如此，人生也如此。怎么破？最重要的是让心灵得自由现在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写作这件事习惯的偏见和捆绑都是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我们对写作一方面很敬仰，另一方面很鄙夷，心里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无从下笔。我们总是边写边问，我写出来给谁看呢？别人会怎么评价我的文章？于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自己也痛定思痛，最后告诉自己，其实什么都不重要，连我自己怎么看我也不重要，我作为一个生命我有没有让自己自由的呼吸、自由的倾诉是最重要的。写作首先是要让自己的心得自由，我不想写我就可以不写，不应该有什么愧疚感。这样的写作才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有人看的。写作当中人要对自己诚实，不苛求自己是个道德高尚完美的人。如果我要写自己的故事，连自己这些真实的东西都羞于去看或者羞于表达的话，那如何可能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又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共鸣？只要我们当下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诚实的、自由的，当时即使感觉自己写的不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但当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连你自己也会非常的感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渴望倾诉，渴望真诚的交流，渴望心灵能得到自由。自由的写作对自己的心是一个释放，让人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我们国家的人口这么多，如果每个人思想上都能得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全人类的幸福指数可能会直线上升。[NextPage]对那个批评的声音说：你并不是真理！很多人想要写作，想成为写手、作家，但是对于写作这件事情又充满了压力，甚至痛苦，这是全世界写作的人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同样的听到了一种声音——批评的声音。你问问自己，听到这个声音了么？你把这个声音听清楚，写在纸上，然后你对着写下来的字说，你只是个批评的声音，你并不是一个真理。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自己沟通，接纳自己，从声音的捆绑中把自己解救出来。人越长大，就越受到很多条条框框或者所谓的理性的声音的制约，而当我们听到非常真实非常感性的声音的时候，却产生了自然的排斥。其实我们的小时候，才是最自然、最本我、最健康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慢慢受到越来越多的捆绑和制约，走向亚健康状态的时候，不仅偏离了写作的本质，也偏离了生命的本质。自由写作就像个小婴儿，我们怀着一颗母亲的心去接纳她，接纳自己，慢慢成长，就好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一样。要追求，也不能抓得太紧，时不时还是会有峰回路转的感觉，这是一次很美妙的旅程，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善于发现生活的美好，你会发现自由写作就像一个新朋友一样，她是跟我们生命同在的。阅读和写作是一种温柔、向上的力量写作是一个倾诉的渠道，可以引人向上，可以带给人希望，但也有一些作家最后走向了抑郁和自我毁灭的路。我认为写作也是需要正确引导的一件事。一个写作的人对生命是非常的敏感的，对光明和黑暗都同样的敏感，所以当他对黑暗越来越敏感的时候，他也是会被黑暗吞噬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是要老师去引导的，可以是一些好的书籍，也可以是一位好的作者，也可以是一位写作的导师。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也希望写作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心灵。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最好的心理医生，怎么培养和关怀自己，的确是有技巧的。其实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相比，还是相对的缺少了一些温柔和向上的力量。这可能是跟我们民族最近几个世纪总是被动的挨打的经历有关，总是有一种仇恨的心态，缺少一个温柔的力量。其实我已经不被这些东西捆绑了，我很喜欢安徒生童话，我就是这么幼稚。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安徒生。看他们的作品总是看到希望，我看到黑暗的力量可以很大，但光明的力量可以更大。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话：“如果一小撮人坏人可以做一个很坏的事情，一小撮好人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事情。”无论他们笔下写过多少黑暗，最后总是给人拥抱新生的勇气，他们的作品中有深厚的人文关怀。[NextPage]坦然的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中国和外国相比，因为我在美国留学过一些年，所以也总被问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我不愿意用一些负面的词汇去形容她。给大家讲个故事，澳大利亚这个国度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英国罪犯被流放的地方，但过了几百年之后，澳大利亚已然成为一个相当美丽、文明的国家。而当澳大利亚的人谈起自己的曾曾曾祖父的时候，并没有羞愧的神色，“是哦，我们家原来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能够非常诚实的去看待自己的家族或者历史，不去美化它，也不去丑化他，只是怀着一个同理心，才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已经成长了的民族。相对来讲，美国在很多方面比我们领先，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同胞其实是非常聪明的，我们在短短二三十年经济获得了这么大的腾飞，心灵的成长有点跟不上了，就像一个小baby体格长的很大，心灵很幼稚，你可以说她急功近利，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成长时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品格问题。这是一个在成长中的民族，在成长中的国家，我不觉得其他民族会高明得多。中国人的确有丑陋的地方，但是我不憎恶他，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故土，这就是我的家人，这就是我自己。我看到了我需要成长的地方，我的愿望就是能够把国外那种深厚的对人的关怀，对光明的向往，对美的敏感力，能够从我的教学中、从我的做人和作品中发散出来，影响我在中国的学生们，让更多的人懂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希望和光明的力量。（口述：李华整理：桂洋）李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获美国创意写作最高学位。1999年赴美留学，2004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创意写作终端学位。2006年回国，为人大学子开设英语非虚构创作、美国戏剧、电影剧本创作、戏剧表演等课程。2011年其原创话剧《神奇的大手》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演出，深受赞誉。著作《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非虚构创作指南》将于2013年夏天出版。

  2013-05-09 17:41:26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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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克敬：重要任务依然是培养中青年作家

  吴克敬陕西省作协第六次作代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主席团也更换了“新鲜血液”。西安市作协主席吴克敬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诚如贾平凹所言，这是一种荣誉，但更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吴克敬告诉记者，他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发展西安文学，因为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创作版图来说，西安文学都关乎着陕西文学的基础性工作。吴克敬告诉记者，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他感到了荣耀，但也感到了压力。“对我而言，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重要任务依然是培养中青年作家。”作为西安市作协主席，这次在参会代表的选择上，吴克敬说他要求尽量年轻化。“很希望年轻作家借这次全省作代会的机会能有所成长。陕西文学基础庞大，也曾有过相当地辉煌，但中青年作家的成长相对缓慢，这也是让很多人忧虑的问题。西安文学作为陕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着这种问题，我们也备受困扰。文学是个体性创作，人才的成长不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有一茬。我们出现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下一个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不是立刻就能出现的，也许这需要漫长的等待，这也没有规律可循。”吴克敬坦言，老作家对青年作家也一直在进行着“传、帮、带”，“以我个人为例，去年为青年作家写序言就写了68个。陈忠实、贾平凹这些老作家也从来都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不遗余力。无论是作为作协的领导成员之一，还是一个普通的陕西作家，我都迫切希望看到陕西文学能延续辉煌。”

  2013-05-09 17:38:13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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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

  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知青文学封笔之作《返城年代》出版，同名电视剧随后也将播出。《返城年代》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怀旧作品，而是梁晓声自己对知青作品系列的一个回顾和结局。“返城年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而那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年代。《返城年代》以现实题材为出发点，以知青们的返城生活为背景，塑造了以林超然、罗一凡、何凝之、何慧之、何静之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借由他们的故事，来展示知青一代的返城生活及命运，人生思考及心路历程。为什么在《返城年代》之后，从此再也不写知青小说？《返城年代》在知青系列小说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为何知青小说在1984年到达顶峰之后，人们逐渐降低了对它的关注？近日，梁晓声对上面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1不再写知青，是因为想说的话说尽了山西晚报：在新书发布时，你说《返城年代》是你最后一部知青作品，以后绝不再写这样的作品，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梁晓声：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自己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尽了。山西晚报：那以后会写其他方面的书吗？还是就此再也不写了。梁晓声：不会不写，我将会写一些现代的年轻人的故事。山西晚报：有人说，“返城”既是一个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航，你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信息，很明显意在告诫读者：勿忘我们走过的困苦岁月，同时恪守良知。你同意这样的点评吗？梁晓声：我确实有这样一种意愿，今天的年轻人，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看看知青的经历是不是会有一点人生的动力。因为今天年轻人所经受的和我这代年轻时所经受的，有相似之处，都有压力，压力不同而已。我刚返城时，在十一平方米的房子里结婚，住了十年，在筒子楼里做饭，中间调房时，从十一平方米变成十四平方米。返城那代人也会因为房子造成手足之间闹意见，就像我们在法制节目里看到的，这种伤痕甚至很深。我后来接触过我的知青战友，他们很坦率地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兄弟姐妹感情很淡，关系很不好，就是因为当年他们返城后拖家带口回来影响了人家的生活。让今天的年轻人看，会不会有共同坚韧经历的体验。当年不会有谁家有几十套房子，但当时特权也是有的，只不过人家住什么房子其他人都不知道，整个社会在当年是不透明的，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和许多阶层之间是不透明的，不像今天透明度一下子打通，都能看到。山西晚报：《返城年代》的主题，就是罪和赎的主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梁晓声：《返城年代》这部书里确实是讲了忏悔、救赎包括宽容，这里涉及到一个主题，历史罪愆和宽容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有个不好的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于自己作为个体完全放弃善良原则所做的事，责任却推给历史，这其实是不忏悔的理由。当一个知青说我当年太革命了、思想简单、太有理想主义激情时，我会想到他当年肯定是做过什么，他会把那件事当成太革命了，太理想了，我认为这些都是说辞，说明他还没有深刻认识。我还为此写过杂文，杂文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起义者的队列中，有人的矛尖上挑着少女的头颅(当然我们不能知道这是不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真实现象，我们只能从著名作家的作品中看)，这个人是革命者吗，他太革命了吗，如果矛尖上挑的是男人的头颅，我们可能猜想那是他的敌人，如果是一个少女的头颅，这一行为就和任何革命都毫无关系。雨果说革命是必要的，在绝对必要的革命之上有更加绝对必要的人道主义。雨果在他的作品中把人道主义推到了极致，以突显它就应该那么高，我们无法按照生活真实去评价它。开始时我的作品里确实谈到理想主义，只不过后来就变成了人性理想主义，我也一直强调人性的理想主义，现在全世界也都在强调这一点，包括美国。美国所有的令人感动的大片也都强调这点，比如斯皮尔伯格的《战马》，当一名英国士兵和一名德国士兵共同救战马的时候，一说需要钳子，德军阵营里便会有很多钳子扔过来……这一切在大师们的手下为了什么，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向人类强化这点。人类社会的进步说到底是人类在人性方面的进步，没有此前提的话，其他一切方面的进步，科技的、军事的、物质生活的丰富等等都是杀气。怎样才能达到，就是要用文化或者文学艺术不断地重复着同一母题，在娱乐的泡沫中不断重复着。重复有没有意义？肯定会有，它的意义在于，一旦这种重复的表述和诠释停止，人类文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退回到原始的状况。我清楚这点，所以会在我的作品中多写这些。[NextPage]2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负担再现历史的责任山西晚报：在创作《返城年代》的过程中，你最大的坚持是什么？最触动你的又是什么？梁晓声：我在动笔之前也已下了决心，这是最后和知青题材有关的，当一个作家开始创作时，他的头脑中会有一种意图，这种意图就规定了情节、人物命运的路线，有的作家把批判放在第一位，这个路线可能就会带有批判和控诉。电视剧受众会比较多，我也希望人性的元素会有较多的受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篇小说叫《比埃洛》。莫泊桑在批判人性的纠结、小善不为的恶性，完全与作家创作时的意图有关。我在创作《返城年代》时既不断揭示也不断加入温暖，没有其他考虑，只是觉得那样写更合我意，感觉更温暖些。不损伤我批判的性质，这是我写作过程中坚持的那点。特别触动的是知青当年的那种友爱，林超然和他父亲的关系，还有他的知青战友和他父母的关系。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并不能说从前人有多么好，现在把人变坏了。山西晚报：你曾说：“没有任何其他题材能够像知青题材这样自然而然地展现“文革”那十年的历史”。你也曾在一些场合说：“《返城年代》并不是简单的怀旧作品，而是想要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那么在小说《返城年代》中，你表达了怎样的历史观？梁晓声：我想象不出来有其他的题材能比知青题材更适合表现这个。在我心中，有一个比较纠结的执拗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对于“文革”的批判还依然不够，尤其是在影视方面的呈现是不够的。我的很多同代人是这样的，他们只控诉“上山下乡”，但对“文革”顾左右而言其他，一谈起来就是“上山下乡毁了我”，对他们来说人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部分是“上山下乡”。而我始终认为“文革”是危害最大的，没有“文革”就没有上山下乡，我批判“文革”就是否定了上山下乡，这是差别。我并不放大上山下乡的个人苦难。当过分放大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群体在上山下乡十年中的苦难是不公的，这样的写作者本身也是一个很低的写作者。我觉得，上山下乡是“知青们”这个大概念的特殊经历，而“文革”是全国的特殊经历，“文革”耽误的不仅仅是知青这一代。因此，在回顾知青一代的时候，一定是和回顾“文革”一起，我不可能把“上山下乡”和“文革”切割开来。《返城年代》在大立场上是否定“文革”的，而且这个否定也是应该的，至于否定力度有多大，这和写成书还是拍成电视剧又是不同的。现在找不到一个题材比知青题材所受到的限制更大，它最好的体现方式不是小说、电视剧，小说、电视剧只能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选取一定的内容，而不能跟受众去诠释，你只能展现。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口述实录、专题片，但这在中国都还没有。严格说来，《返城年代》体现不了历史，不仅我做不到，别的作家也做不到这一点，不但是在目前的尺度上体现不了，在更宽泛的尺度下也同样体现不了，口述实录和专题片也达不到这一点。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负担有再现历史的责任。[NextPage]3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山西晚报：我觉得《返程年代》这本书的文字感觉非常有画面感，我的感受是，看文字就像是看电视剧一样。是不是一开始写这本书，你就是为拍电视做准备的？梁晓声：呵呵，你把先后顺序搞错了。《返城年代》是先有的剧本，然后我把剧本铺开来写成小说。不是先写小说然后改剧本。所以你的感觉完全正确，它的画面感确实很强，因为是由剧本而来的嘛！山西晚报：有这么一个说法，1984年，被称为梁晓声年，因为那一年你的知青小说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在达到顶峰之后，知青小说逐渐式微，你认为原因是什么？梁晓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人们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注意力分散在许多方面，不可能再像当时一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种类的小说上。另一个原因，就是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感受越淡薄。山西晚报：你曾经说过，“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你如何看待“文化”与“娱乐”之间的关系？为何你会有这样的感触？梁晓声：娱乐这一种习性是连动物都有的，人类是整个地球上娱乐习性最牢固的一类。娱乐很容易使人成为看客，娱乐本身就是看热闹，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极其可怕。这个习性可以推到罗马角斗场，罗马都有初级的民主了，但人性还处在那么低的阶段。娱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20年前的报纸上，会有女孩被当街凌辱，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现象，这是不是看热闹？看热闹是不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作家来管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市场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人性、需要忏悔、需要善良……作家就通过作品来给予这些，而不仅仅是给予商业价值链。

  2013-05-09 17:36:15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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