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张炜：真正的作家不光能够虚构故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尹平平张炜的作品从来不乏关注度,尤其是2011年《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在文学上,他仿佛也攀登上了一座高原。这高原是 由张炜几十年来的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学创作所筑成的。可是相对于小说,他直抒胸臆的散文随笔却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而他本人却对后者更为重视。“与虚构的小说不同,散文随笔对于我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最重要的。它们不光包含了事件的记录,还有个人深夜里隐秘情感的抒发, 这些文字相当复杂、斑驳。它记录了我所参与的历史,是我个人一部最完备的自传。”于是,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协助下,张炜近日推出了自己的《万松浦记·张炜 散文随笔年编》,试图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自己。   真正的作家不光能够虚构故事其实,张炜最早尝试创作的文学体裁就是散文随笔。早年,他曾看过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的小说集《我叫阿拉姆》,里面描述了作者白天在葡萄园里劳动,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写小说、写散文和诗的生活,这令张炜十分向往。张炜出生的地方也是一大片葡萄园。年少时的他甚至将这个巧合视为自己必将成为文学工作者的暗示。那时他白天固然要在葡萄园劳作,到 了晚上,他就也效仿萨洛扬,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写东西。那时他写的就只有散文和诗,非常高产,写了一百多万字。“可是一篇都没有录入到现在这套集子当中,因 为现在再拿出来看,觉得很羞愧,文字很幼稚,一些见解也很可笑。”他不好意思地跟记者说。虽然前年以45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过茅奖,虽然去年甚至开始尝试儿童文学创作,虽然这几年不断推出中短篇小说集,但是张炜并不认为仅凭虚构故事取得的成功,就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作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要不光能够虚构故事、写写议论的文字,他还必须要能够面对生命的全部复杂问题,发出个人最真挚深刻的声 音,以证明自己确实具有跟这个时代对话的能力。他不仅要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浪漫的想象者,还必须对于未来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并具备对过去完整的、 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总结的力量。”张炜这样要求自己,所以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仿佛自言自语的散文上。作家韩少功曾说过“想的明白的写成散文,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张炜说自己写的散文也不一定都是想明白的事,但是他确实在思索,这 同样需要饱满的激情、生命的投入,以及敢于发言的勇气。为此,他甚至不像一些其他作家一样,表示要时刻心系读者,反而认为“把读者当成上帝的人,一定是急 于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心灵不是商品。”张炜觉得真正尊重读者的作家,就要充分地写出个人的精神世界,让读者体验共鸣。”“当下我们关于现实的文字非常多——怎么去讲述一个故事,怎么去描绘一个人,我们国家的当代文学不缺乏这类东西。但是张炜却除此之 外,还能够不断地通过散文随笔直接书写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是非常独特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赞同张炜对作家的界定,他认为真正的作家要能够在精 神上给人提供引导,否则即使是成为作家也不是没有力量。[NextPage]   曾经向往“专业”,现在追求“业余”和很多作家一样,贯穿张炜散文随笔的主题之一也是自己生长的故土。他用文字忠实地记录着那片大地上的草树、云霓、雪雨、收获、泪水、困厄与无奈。正因此,“大地守夜人”成为一些文学评论家贴在张炜身上的标签。张炜本人却不以为意。“这当然是对我很高的评价和期许,但同时也对我的评价简单化了。甚至还有人称赞我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将我 标榜为‘精神导师’。我特别感谢大家,但同时对这些称谓不得不保持警惕。因为这些标签与我的写作实际差距很大,如果被无意中引导,对我来说目标过于高远, 包袱很重,压力很大,容易导致虚空,这非常可怕。”张炜并不指望着自己仅靠这样的“辩白”,就能够说服读者和文学评论家,让后者立刻撕掉给他贴的标签。他告诉记者他会通过漫长的写作去证实自己,坚持他在文学上一如既往的探索。20多年前,张炜曾把当一名作家,当成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当有人问及早已成为知名作家的他,现在的理想是什么,他的回答仍旧是当一名作家。因为“作家并不只单纯是个职业概念,它是一个遥远高大的称号,值得一生去追求与寻找。”张炜曾在一篇名为《一辈子的寻找》的散文里,提到过自己关于追求与寻找的思索:“——狐狸有一个故事。它在深夜伪装成一个姑娘泣哭,哀婉动人。有人从床上起来,到窗外去寻找哭声。可他进一步,哭声就远了一步, 永远在前方的黑暗里,似乎顷刻可至,实则无边无际。那人明白过来,骂一声狐狸便上床了。我想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就好比幻化的精灵,它游动跳跃在空中,可望 而不可即。它是一个存在,以我们无法明了的方式存在着。它的周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撑,变化多端。比如它的远离,竟然是因为我们的逼近。这多么让人费解! 难道寻找是错误的吗?难道人类不该前进吗?可它又明明因此而愈加遥远。”反思自己近些年的生活,张炜有些遗憾地告诉记者,他感觉最佳的写作状态确实开始远离自己了,这归咎于过分的职业化。“一个人早起八点半吃完饭之后,就在桌子前面开始感动；十一点半感动停止去吃午饭,然后继续感动,而缺乏接地气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对写作是有磨损的。”在张炜看来,业余从事写作,才是最理想的。“成熟的作家是凭着专业熟练度工作的,文字凭着惯性滑行,似乎很漂亮,但是这些文字没有 生命力,他的神秘的力量从字里行间消失了。”张炜很怀念自己年轻时最开始写作的日子。那时他连星期天都要加班,所有写作的时间都是晚上,凌晨两点半以前没 有睡过觉,代表作《古船》《秋天的愤怒》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来的。他认为那些文字有张力和生气,所以现在他尽量控制伏案的时间,把更多精力投注在深入 生活上,让自己的创作回到业余的状态。

  2013-03-29 18:59:38 作者:尹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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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枝：真情呈现，一定是好文章

  仙枝被誉为胡兰成最器重的女弟子，与朱天文、朱天心齐名的三三文学核心女将，台北文艺女青年的前驱。继去年散文集《好天气谁给题名》简体版面世后，仙枝又带来了写三十年前人世风景的《萝卜菜籽结牡丹》。写尽人情练达又显刻意的文笔，让人想起当年胡兰成“风吹日影，河水也流着日影，真正是天地清旷”的评价。撰稿 记者 张晓媛仙枝：真情呈现，一定是好文章一关于散文“散文的文学地位，若在历来史册的排行榜里，或许仅次于诗歌。”山东商报：您曾说，“能以简体字出版面世，除了惭愧，就剩感谢两字，像突然蒙受上天恩宠的小孩，或田边霑受雨露的小草，唯有手舞足蹈方可表达一二。”第一部简体集子面世也有段时间了，得到了怎样的读者反馈？仙枝：此前的《好天气谁给题名》与这回的《萝卜菜籽结牡丹》 两个集子，能以简体字本献给读者，全凭我的忘年兄弟小北的满腔热情，我惟有感谢。不敢相信读者能有何反馈，也有不少年轻朋友辗转通过小北写信给我，读者的鼓励，不禁回想起三十年前兰师的谆谆教导。如今仍觉得惭愧。而唯一能够回报读者的，只有从头再来，努力写出更好的文字。山东商报：近些年来，散文比起小说的关注度低多了，甚至都比不上号称已死的诗歌。为什么会这样？是没有好散文涌现，还是读者的口味变化还是什么原因？仙枝：或许跟目前的网络文字流行趋势有关，我不常上网的，除了惫懒，主因之一也是不喜欢它的粗陋，好像任谁都可以随意打打字即成一篇，其实颇多只是一堆文字的集合而非文章，不像过去手写的时代，字字句句至少是透过手感写出，虽不至于推敲再三，多少得改改字句或重新誊稿，我是因过去在报社工作，必得用电脑作业，初始也不惯，好像力不从心，字句被绑架似的，这也可能是有些作家仍偏爱手写，不喜被计算机掌控的心结，我很有同感，只是时代转换，计算机尽管霸道，它还是挺贴心的，随时帮我们储存、订正，说实在的，你若爱它，它就爱你，中间那份尴尬感会逐渐消失。若说重量级的散文难得一见也是事实，好多老作家已不在，中生代的作家想发表，园地已大幅变少，除了几份文学专辑月刊，再加上老古董们不谙计算机，读者群又酷爱重口味及速成，散文这些年好像成了配角，把身份给灌水了，其实好的小说的每一章节都是好散文来的，红楼梦、老舍等等，太多太多都是实例。山东商报：您心目中“好”散文的标准是什么？您想呈现给读者怎样的散文？仙枝：说真的，我没有标准，只要是真的感情呈现，就一定是好文章，像小学生写字画画，笔笔都是认真、全力以赴的，不像咱们大人，老把中国字写死了，一点活性都无，匠气到让人生气。散文的文学地位，若在历来史册的排行榜里，或许仅次于诗歌，如唐诗宋词之类，依我个人的感觉，应该站在小说的上阶，主因是它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背景，无需编造，如行云流水自然成形，你把日子过得聪明、有方向、有品气、有朴实的价值感、像面对每一时刻的生命展现，你自然有话想说，捕捉下来就是像样的文章，不会是空泛虚无的假叙述。[NextPage]二关于胡兰成“初识师父那年暑假，指定我先从红楼、西游等老书读起，方才窥见中国文字的绝美、极致之处。”山东商报：您被誉为胡兰成最器重的女弟子，与朱天文、朱天心齐名的三三文学核心女将，台北文艺女青年的前驱。对这个评价怎么看？仙枝：实实的不敢当呢，我绝不像天文、天心她们的专业与科班出身的，我真的只是好奇，当时也没别的想头，看大家写，我也打开稿纸，像幼儿学大人写字，完全不自量力的，常得问胡老师：我这样写，像样吗？老师总说蛮好蛮好，我以为是故意哄我的，也就如真似假的写下去，如今可就再问不到人了。山东商报：您回忆说，“初识师父那年暑假，指定我先从红楼、西游等老书读起，方才窥见中国文字的绝美、极致之处。”除了这些，如果向现在的年轻人推荐古典文学入门作品，还有哪些？仙枝：像《聊斋》、《东周列国志》、《史记》、甚至《十三经》里的有些篇章(如《礼记》)，读来也像现代散文，不同的是气势超大，人如立在大江岸，险些没被卷入浪涛里，读不懂也无妨，单看那些字句就够威风逼人了。山东商报：胡兰成说朱天文的文章是雕刻，朱天心的文章是风，而仙枝您的文章则像是日影，风吹日影，河水也流着日影，真正是天地清旷。这评价贴切吗？仙枝：是老师过奖了，我哪担得起？这里倒想起家母常说的一句好玩的老话：“讲一个影，生十外个子”，意思是夸张、想象力丰富，连出现一个影子，都可变出十几个小孩来，够厉害吧？山东商报：朱天文说，“我父亲爱说笑，便把仙枝跟我们姐妹仨排雁行，叫她天娥，她也喊我父母亲阿爹阿娘。”为什么会选娥这个字？天心天文的名字有壮阔感，不十分女性化。娥好像过于女人了。仙枝：听我义父说，当年天文的外公也给取了这个名字，娥字是当年台湾最普遍的流行名，单是我家街坊就有六只“鹅”，我与姊姊占两只，义父就转给我天字号的娥来用用。娥字其实不俗，如舜妻娥皇，一旦用多了就俗套极了。[NextPage]三关于风雅“若说有目标读者，大概是与我同样保守、带乡下气、不懂名牌、时髦的同好吧。”山东商报：朱天文说，您的好处是，民间的世俗性。您觉得您的作品属于大众还是小众？有没有目标读者？仙枝：严格说来是小众吧？我不善写流行话题，如婚外情、同性恋、都会生活剪影等等，就只老实写生活周遭的人、事、物，若说有目标读者，大概是与我同样保守、带乡下气、不懂名牌、时髦的同好吧。山东商报：颇有经历和见识的作家很容易走上曲高和寡的路子，或是因见识多而自觉不自觉的把文字和内容表达的做作。怎样做到既深刻的表达自我，又接地气？仙枝：我觉得人生于世，包括行住坐卧，无非在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至于如何“表现”，就各有各的神通，标新立异或曲高和寡等等都随人高兴，但真与假、高与低、有情抑寡情？凡百就只看你有无一颗单纯、想与人为善的同理心了，诚如大学开头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至善，的确很难简单说清，但我以为并不困难，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孟子有言：说大人则藐之，毕竟再伟大的人，他也只是一个平凡人身，唯独他的心是与天下人相通的，他是否返璞归真于一颗令天下人都感同身受的心？他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或写任何文章，其实就在应证这番自省的工夫，而文章或者就是“立言”的方式，是愿意与你我、与古往今来的人沟通的一种管道，也是最便捷的思维途径。至于如何接得着地气或天意，也许“蝴蝶效应”一词约可略微解释计算机世界与网络宇宙是如何的瞬息万变，而人心正是主宰，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也。

  2013-03-29 18:56:28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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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与写作，都要“慢”下来

  “我们通过阅读书籍、欣赏音乐了解这个时代。反过来，了解这个时代，会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我们阅读的诗歌、小说、绘画和音乐，甚至建筑、服装”诗人、作家或电影工作者，要关心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而关于一本书或一部电影，读者更应该关心的是作者怎么来写的，要跟随这本书作 者的心灵走，去贴近他们怎么写。诗人和作家在字里行间会传递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而语言的写作、材料的取舍以及艺术语言和游戏规则的探索上有一个更广阔的空 间。如果读者能够读到艺术世界中上下文的关系，那么你读书一定是读到某种境界了，而不仅仅是读一部单纯的小说。如果你能够读懂一本小说在整个艺术世界里的 上下文的关系，这样的阅读才是超越了单纯的读故事。而要读懂这个上下文关系就要阅读更多的东西，往往是这一本书要配读三到五本另外的书籍。比如我们读一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如果你单纯读这一本书是不可能了解整个上下文的，你要去读前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和后一届诺贝尔文学 奖的作品，以及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周围的作家在写什么，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动态的标准，有一个永恒的标准。在这两个标准共同作用下，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的伟 大之处以及它的失误之处。当然，所有的诗歌、小说、绘画以及电影，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它一定要满足我们的某种阅读愉悦。这也是作品应该给读者带来的东西，但不是全部。我们通过阅读书籍、欣赏音乐作品了解这个时代，这都是“读书”。反过来，我们了解这个时代，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理解我们阅读的诗歌、小说、绘画和音乐，甚至建筑、服装等等。如果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阅读，是无法真正读懂这些描绘时代、描绘人世间心灵颤抖的伟大作品。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读更多的与之相关的书籍，了解它、靠近它，从哲学、历史、文学书籍中重新找到它。我相信，所有爱书的心灵都会在人世间相遇，就像今天。或者说，就像我写的一首诗最后结尾：“就算我们在黑暗中前进，希望我们下一次在黑暗中重逢。”本期读书会主持人汤洁(长江网记者)、微博维护刘澍(长江论坛)、视频拍录谢源(长江论坛)[NextPage]阅读与写作，都要“慢”下来“不管是在竹简上，还是在羊皮上，或是在网络上书写，文学永远是文学，不会因为是在竹简上写就是竹简诗人”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一句诗：“最好的东西不是单独来的，它带了所有的东西一起来。”这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就是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 我们无法安静下来。而读书写作，恰恰是一件需要“慢”的事情。在解除了一些束缚、解放了某些思想惯性及思维模式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如何“慢”下来？如何避免被这种自由感麻醉其中？或许这才是我们喜欢读书的朋友以及写作者们要面临的严峻考验。这个“慢”，不仅仅是对自由的欢呼，深刻的思索下来我们发现，或许对自己的审视比对边界改变的欢呼更重要。慢，要抵抗的是浮躁，抵抗的是商业侵扰，抵抗的是懒惰，甚至抵抗自己。比如我们看李安，如果没有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审视，没有对自己的反复拷 问，如何拍得出美轮美奂又直击人心的《少年派》？那条鲸鱼在虚妄的星空下翻腾而过，描绘的是人在自然中的渺小和无奈以及人类的无知和狂妄。在网络时代，阅读的快捷性已经颠覆了所有过往时代，甚至可以这么说，人类近几十年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超越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但是在深度 上，却让人觉得沮丧和无奈。过去几千年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出了那么多文学、宗教、艺术上的大师，但是最近几十年基本上没有。有种说法是“艺术已经死了， 宗教已经死了，文学已经死了”，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不能产生大师的时代，我们怎么办？我们读什么书？我们怎么读书？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大家一 起思考。我曾跟许多朋友开玩笑说，人活着就是永远的回忆。人文类书籍给我们带来的，是人类关于自我的永恒的回忆。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决 定我们去哪里。所以我一直认为，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都应该多读些艺术类的、哲学类的书籍。它们在精神层面上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和思考，将远远 超越那些技术性的、功能性的知识。读书读的是人的心，写作也如是。不管是在竹简上，还是在羊皮上，或是在网络上书写，文学永远是文学，不会因为是在竹简上写就是竹简诗人。虽然媒介改变了，但是文学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文学的本质就是写所有的人性。[NextPage]作品贴到网上，感觉就像攻占巴士底狱“我当时在网上只要一贴诗，郭敬明就在我的帖子下面抢沙发、抢板凳，回一个帖子‘呼呼，写得好！’‘呼呼’是那个时代的网络暗号，有点俏皮，有点萌的意思”我是一个诗人，我想更多地从诗歌这个角度来谈一谈，网络文学、网络阅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书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述的。人类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给我们的语言方式和阅读理解的方式带来了影响。从竹简到羊皮到纸张，再到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再到现在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一次次更换了，而每一次更换都左右了我们的生活。我是1998年就开始接触网络的，刚开始上网时，把自己的作品贴到 网上，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这种感觉仿佛囚徒冲出牢笼，攻占巴士底狱一般。这是网络隐秘的一面，它从传播的手段和媒介入手，取消了等级和藩篱，取消了编审，取消了人情稿，这无异于解放了写作者和阅读者。这或许是写作和阅读最渴望的一种状态。有点类似先秦的诸子百家，或者类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的文学网站风起云涌，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写作者，那么庞大的读者群。“榕树下”是当年做得比较大的一个综合性文学网站，刊登诗歌、小说、散文等，举办了三届全球网络文学大奖赛。现在写小说的安妮宝贝、写《武林外 传》的宁财神、写《悟空传》的今何在等，都是那时涌现的。包括小四郭敬明。我当时在网上只要一贴诗，郭敬明就在我的帖子下面抢沙发、抢板凳，回一个帖子 “呼呼，写得好！”“呼呼”是那个时代的网络暗号，有点俏皮，有点萌的意思。再后来就出现了“起点”、“盛大”等网络文学的基地，随之出现了穿越、玄幻这些快阅读的类型化作品。比如《盗墓笔记》、《藏地密码》等。同时期 在网络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诗歌网站。诗，短小，的确也比较适合论坛时代的网络传播。在著名的乐趣园论坛网站，据不完全统计，聚集了 500多个诗歌网站和论坛。从数量的角度来说，跟过往30年相比，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点也不夸张。[NextPage] 读书发自本能，与身体发肤有关“我家住在珞珈山下，黄昏时，一个人在阳台上读《欧阳海之歌》，读了6遍。那时候鸟往南湖飞，成群结队的”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读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像何勇在歌中唱道：“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啊，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有人说，读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有人说，读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眼光和品位。我觉得这些说法都对。但是，我对“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的。我读书的动力和目的，许多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晰和确定。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写作 经验上来说，我觉得读书就是一种发自身体的本能需求。它是一种欲望，跟毛发、皮肤和生理性有关。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现学现用的实用主义的反感，让我觉 得，读书如果不是为了某种对语言的认知和价值观的选择，往往会读得不知所云，往往会浅尝即止。所以说，人为什么要读书，其实和另外一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应该怎么读书？我出生于1969年“文革”中期。六七岁时，父母白天上班，害怕我外出疯跑，把我锁在家里。我对着书架上为数不多的一百多本书，百无聊赖，只好 一本本地抽出来看。记得当时读的第一本文学书，是《南方来信》。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以书信的形式描述了“越共”如何抗击美军入侵的故事。后来我在书架 上发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很喜欢看。那本书上有很多手绘的药草，车前草、草珊瑚、金银花……金银花很漂亮，可以生吃，味道酸酸甜甜。那本书激发了 我对大自然的无穷想象。我家住在珞珈山下，黄昏时，一个人在阳台上读《欧阳海之歌》，读了6遍。这本书后面大段的排比句对于我的语言训练有很大帮助。我家阳台上可以看 见郁郁葱葱的珞珈山，武汉大学老图书馆，那时候鸟往南湖飞，成群结队的，我趴在栏杆上闻槐花飘来的香味。可能在座许多朋友，都有类似的读书经历。这是一种 在某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关于读书的自发的一种渴求。

  2013-03-29 18:52:07 作者:记者余晓春 实习生王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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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文化习惯需要培养，也需要载体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体书店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文明程度的一个符号。城市能否建立一种气质，气质是否能够沉淀下来，得以传承，这一切相关于城市的书店经营。书店不是一个恢弘的、喧嚣的购物中心，它不见得创造很高的经济利润，但它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都市气质。    我 自己生于六十年代，长于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书，西四书店和西单书店都是小时候爸爸每个星期要带我去的地方。包括中国书店、琉璃厂都是我小时候成长 记忆中觉得最可信任的地方。我是六十年代后期不多见的独生女，我的父母都下放了，最开始我对书的热爱没有崇高的理由，仅仅是出于孤单和胆怯，我觉得找别人 沟通是容易被误读的，但对书来讲，只有你误读它。    我这一辈子是在“书”里面成长，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坐拥书城，等 我终于能写书、能够去买书时，我就看中墙上满满的书。现在虽然在网上能查到很多资料，但是坐拥书城这个梦想，还是我生命里踏实的事。如果不是纸质文本捧在 手里，没有触摸的质地，我们怎么能有文本阅读的快感？所以我查阅资料时使用电子的媒介，但在读书时，一定是读纸质版本的。    纸 质阅读关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习惯的养成。我的身份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母亲，面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们是只会看电脑、打游戏的一代 人。社会转型时期对书的信任是一个民族性的传承，也是一个人理性的培养。因为书的阅读过程比上网要寂寞，它没有那么多人的观点左右你，不会使人瞬间盲从， 它会培养一个人的独立性。读书有着个人成长中一种寂寞的仪式感，比网络、微博要寂寞得多。因为书籍是逻辑阅读，它让我们从碎片化信息的即时消费中解脱出 来，进入一种深邃的、可以触摸历史、尊敬别人灵魂的逻辑阅读。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庞大的信息阵，人们在其中往往失去 了对人的尊敬和信任。我们今天有多少不信，有多少怀疑，有多少抱怨，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没有解决吗？其实也关联于很多习惯的养成。一个真正 能够深邃地在实体阅读和纸质文本阅读中去触摸别人灵魂的人，有的时候会油然而生内心深深的敬意。    为什么说纸质阅读关 乎转型时期民族文化习惯的养成呢？此前我们要链接一个世纪的坐标，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完成了太多的价值颠覆，但没有完成价值建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 封建体制的颠覆到传统思想体系的坍塌，上世纪八十年代刚要建立新价值的时候，拜金主义就进来了，消费时代猝不及防全面来临。所以我们在多元的消费方式中好 像进入了一个大游戏场，获得了一种物质文明的丰硕，但是人们内心的空白、用一个世纪完成颠覆的这个民族文化灵魂的空白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未来交给年轻 人，我真的希望他们热爱阅读。    文化习惯的培养是需要过程的，也需要载体。实体书店正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有默契 的文化场所、一个读书人的圈子。这是一种养成，书店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卖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引领，是一个人价值观判断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确 实需要更多的实体书店去引领纸质阅读。

  2013-03-29 18:48:18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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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鼎钧：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

  采访札记： 2009年五六月间，张冠梓两次前往纽约法拉盛采访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近90岁依然挺拔，清瘦而硬朗，睿智而健谈，高高的身架和从容的动作给人一种闲云野 鹤、舒适优雅之感。张冠梓回国后，直到2013年初，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王鼎钧先生进行联络采访，进一步丰富、更新和完善了访谈内容。受访者：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 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 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1 文学“蝴蝶效应”永不消逝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 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 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 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 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 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 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 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 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 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 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 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 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 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 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NextPage] 2 文学“大同” 人生精彩藏于“小异” 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 张冠梓：您已出版了42本书，四本回忆录正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关注。另外您还有很多书，国内还很陌生，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本来推荐给国内的读者，您挑哪几本？ 王鼎钧：评论家把我的作品作了如下分类：励志散文《人生三书》，也就是《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用几百字一篇的小品随笔谈论人 生修养，读者随时可以打开，随时可以放下。那年代，年轻人比较没有耐心，很喜欢这种写法，论者称之为“人生工程的建筑材料”。现在年轻人要自己打造自己的 人生观，你只要供给砖瓦木料，即使你给他整本大套有系统的理论，他也要拆开拣着用。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 《作文十九问》、《文学种子》，这些书以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为对象，讨论写作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样的书还很少。我做这件事受夏丏尊先生 影响，也有我自己的动机。我到台湾以后一直寻找写作的方法，夏先生的书是禁书，即使没禁，他也还有一个层次没有说到。可是那时候，我听到的答案是，文学创 作没有方法。我很纳闷，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写小说、写散文怎会没有方法？我终于找到很多方法，我要把它写出来，打破某些人对方法的垄断。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我在台北写《碎琉璃》，本想拿它做我的第一本自传，它温柔地、伤感地歌吟我的童年，我也使用了小说常用的技巧，糅合、发酵、堆高和视角变换，加强了散文 的表现力，有人称为“散文的出位”。我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可是我出国了，远适异国，受到所谓文化撞击，心情改变，《碎琉璃》的世界我再也进不去了，我的 回忆录最终写成你看见的这个样子。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 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这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阵 痛、复苏的文学纪录。我用了现代诗的一些技巧，如意象切断、节奏跳跃、语意多义，有人称之为“诗化的散文”。我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赋”的风格，吞吐开 合，铺张扬厉。整本书33篇散文脉络一贯，其实就是一篇长文，有人称为“主题散文”。那时候，这样写散文的人还很少。有人问我书名《左心房漩涡》是什么意 思，我说中国大陆是我的左心房，台湾是我的右心房。我本来打算再写一本《右心房漩涡》，也是因为出国了，我的台湾经验写成《文学江湖》。我也希望国内的朋 友们看看我的抒情散文。 张冠梓：您的四本回忆录影响很大，可否由您自己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的内容？王鼎钧：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在同时代的人中间，我的回忆录晚出，虽有那么多珠玉在前，我仍有我的特色。有人说，这些回忆录不过大同小异罢了！没错，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 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 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写回忆录不能只写自己，要小中见大，写出众人的故事、万法的姻缘。没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大半不 能发现这些小异，或者虽然掌握了一些“小材”不能“大用”。有些人拿着《关山夺路》问我，你的记性怎么那样好？有人拿着《文学江湖》问我，你怎么比我们多 一个心眼？我想秘密就在这里。[NextPage]3 透过“意象”表现思想是文学的独门功夫 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张冠梓：您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王鼎钧：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影响。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 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学小说无成，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 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而 我，正是这样的人。 张冠梓：您也有其他文体的作品。这些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王鼎钧：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张冠梓：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 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 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NextPage]4 天地有文学 杂然赋流形 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 张冠梓：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您的作品也受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的评价说，“鼎公散文技巧圆熟，境界圆融，态度圆通，风格圆润，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带矫揉造作”。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学成就的评价？ 王鼎钧：我在台湾写作，非常希望知道海峡彼岸的同文怎样看我。我的第一个讯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评论了我的《单身汉的体温》 （后来书名改为《单身温度》），之后更多次诠释我的作品，增加能见度，使我惊讶感动。喻大翔教授是第一位与我互相通信的学者，他编写散文欣赏辞典，收入我 的文章，不吝美言。还有就是中国社科院的楼肇明先生，经他安排，我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选集，他写的序文常常有人引用。这三位是我在国内最早的文字知己。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我的故乡苍山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我才知道我的作品一直置于大家的检视之下，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庆幸终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我的《文学江湖》得史学大家高华教授品题，是意外也是荣幸。冠梓先生，承您郑重其事进行长篇访问，也是我文学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先生来信邀约，我的感觉是“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在台湾，由于地缘关系，我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焦点。如蔡倩茹的著作《王鼎钧论》、马国光的著作《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张春荣 的《文心万彩》，还有多篇专门以我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我得到他们的偏爱，也得到他们背后指导教授的支持。他们举我之长，也补我所不及。人之相 知，贵相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有一个现象，青眼看我的多是中生代的学者，比我年轻很多，至于老师宿儒，只有一位齐邦媛教授， 我常常检讨为什么。台湾虽小，作家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何况等而上之？如果说文学已死，平面印刷要被淘汰，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作家不该寻找借口放弃努力。 张冠梓：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通达”的特点。 王鼎钧：我常说，我是“半边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曾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我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 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身经种种矛盾冲突，追求完整，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以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通达”。这是文学。我觉得，“通达”只是一种 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张冠梓：在战争年代，没有亦敌亦我的关系，只有非敌即友。但是，在和平时代，人思考的方式，文学创 作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您当时在战争年代，有过很刻骨的记忆，但是您能写出宁静致远的作品。您当时有没有一丝闪念，说要创造一个革命文学，要做一 个匕首那样的作家？王鼎钧：没有。我不喜欢斗争，甚至不喜打球和下棋。我受到的文学熏陶是“不革命”的，我希望圣君贤相除暴安良，而非 由我们自己直接行动。当我工作的单位出现欺弱凌寡时，我和老板争，我认为他有责任。当然问题繁杂，我后来想通了，写出一本《黑暗圣经》来。说到底，文学不 能解决问题（也许可以提出问题）。 张冠梓：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当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一种文明性，讲求突出问题的某一方 面。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一些对生活的写真、写实。我觉得像您所写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风俗史，看成民间的一种历史，老 百姓的历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王鼎钧：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张冠梓：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您赞成吗？ 王鼎钧：当前来看，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也有阴影，这都是事实。但是，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 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须知，风水轮流转，活鱼仍 在江海。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 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 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姑且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NextPage]5 作家似佛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 张冠梓：您自称为基督信徒并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请问，宗教对您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 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前辈大师一 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 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我觉得，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 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 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 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超越是非。[NextPage]6 故乡是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 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您在《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中表达了对人与故乡的看法，而《一方阳光》以《吾乡》为开篇，并有许多写故乡的文章，您出国多年，思乡之情可以想 见。您说过，“故乡是什么？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在您的作品里，对儿时的回忆和故乡的经历 是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王鼎钧：我从小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日渐没落的地主家庭。兰陵，民国时期属于临沂。我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岁月。 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依然和平安宁，我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年我13岁，正是求知求识的年 纪，跟着父母逃难，向南一直逃到宿迁，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难民。这期间，不但经历了宿迁大轰炸，小小年纪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 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迁移，军队退守，百姓无处可避，一家人又回到 兰陵。我失学后，和小伙伴一起跟着大户人家的长工学做农活。沦陷区的百姓在侵略者的统治下苟且生存。1942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7岁的我离开家乡去 往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学读书。随着战火的蔓延，二十二中迁移到陕西汉阴，我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学生。 张冠梓：我注意到，在您的散文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故乡兰陵。王鼎钧：由于对日抗战，我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8年抗战，我有4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打过游击。1942年夏，我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1978年又辗转到美国。大半生，走了这么多地方，可谓颠沛流离。但我对故乡的感受仍然是特殊的，不能取代的。故乡兰陵凝聚着深远的文化底色。 我曾经在兰陵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但并不明白“兰陵”得名的由来。后来得知，兰陵地名应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大夫屈原所拟，屈原既是楚国政坛上满怀理想主义 抱负的政治家，又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爱国诗人，以“兰陵”命名新县治名称，体现了屈原的特点和气息。兰，应是山中的一种草本植物，名虽为草，实乃中国之 瑰宝。从字面上看，“蘭”字如一幅美丽图画：门前绿草如茵，门内有请柬的柬字。孔子寓“兰为王者香”，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 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这个解释好，看来您对故乡的感情的确不一般。近期是否考虑回老家看一看？王鼎钧：我在梦中曾作过一千次的回乡梦。梦见“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后来我没回过故乡，1978年以前我在台湾，两岸隔绝，不可回去。1978年我来美国，居留没办好，生活不安定，没有余力回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慢慢了 解故乡，理性对待乡愁，逐渐不想回去。最后，健康出了问题，也就不能回去了。这些情况，早已分散在我的作品里，只是没整合罢了。[NextPage]7 文路无尽誓愿行 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张冠梓：近些年，大陆文学界和社会上很关注您。我留意到，百度贴吧建立起了“王鼎钧吧”。您本人浏览过吧？与网友探讨一下文学、人生，应是很惬意的事。王鼎钧：我很高兴和故乡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交谈。  张冠梓：继2009年第一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以后，第二届又于2011年11月在您的故乡苍山县，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兰陵文化广场 开幕。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对您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体会，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研讨会期间，成立了王鼎钧文学研究会。王鼎 钧：面对研讨会，我是丑媳妇见公婆，不敢问画眉深浅。20多年前，我的一本选集在国内出版，我说过，我是一颗种子，飘流到海外落地生根，长成一棵树，结出 很多水果，现在把一篮水果送回来。20多年后，我的家乡开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人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用品，很好用，很管用；第二个阶段是装饰 品，用不着，可以看；第三个阶段是纪念品，用也用过了，看也看过了，但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侥幸能够从实用品到装饰品，下一步，我希望更侥幸，从装饰品到纪 念品。想渡到这个阶段，就得有读者朋友们的加持，各位的一字褒贬，就是我的生生世世。 张冠梓：您如何看待用您的名字来举办学术研讨活动？王鼎钧：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文学永远需要未知数，文学的辞典里没有知足，文学的世界里没有恤老怜贫，文学需要一代一代继续创造。 张冠梓：许多人对您回家乡抱有很大的期待。王鼎钧：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601099,股吧)，横跨新大陆， 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 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 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 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 张冠梓：能否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创作情况。王鼎钧：前若干年，我主要的精力是写作 四部回忆录。写完后，我觉得蚕已吐尽了丝、结成了茧、变成了蛹。将来是一具僵尸，还是化成彩蛾，已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我今年88岁了，决定还是继续写下 去。只有写，我才觉得我活着。三年前，我完成了最后一部回忆录《文学江湖》。最新散文集《桃花流水沓然去》刚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我认为，写作如弹道， 有升弧、降弧、最高点、弹着点，四部回忆录应该是我的最高点。自己以后大概不能写得“更好”，但必须写得“可看”，如何让读者“五岳归来”还愿意“看 山”，是对老年作家的重大考验。 张冠梓：《文学江湖》、《巨流河》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年出版，您如何看待这三本书？ 王鼎钧：我拿这三本书好有一比。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 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冠梓：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一生，让许多年轻后生们羡慕，也肯定会有不少人很感慨。如果请您简要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您如何总结？ 王鼎钧：巧的是，我曾经为自己写过一份简介，也有自我评价的成分。可以说给你，也算回答这个问题了。简介是：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1949年 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14种，其他11种。在台湾为及早力 行将小说戏剧技巧融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 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 兴。”    （胡楠阳、石培培参与整理）

  2013-03-29 18:40:33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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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

  自2002年的长篇小说《暗示》之后，作家韩少功十年未推出新长篇。事实上自2000年起，他就回到年轻时插队过的汨罗乡下筑屋耕种，过起了半 年城市、半年乡下的规律生活。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就是这段田园生活的“收成”之一。然而不久前，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韩少功，携长篇新作 《日夜书》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一向“言之有物”、要写就写“被问题追逼的文学”的作家，这一次又要贡献他什么样的“物”与问题？很难说清《日夜书》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也许如它的题目“日夜”所示，时间才是真正的主人。小说写了一群朋友几十年的际遇跌宕，“知青文学”一说 并不能准确地涵盖它，因为这群人从知青时期一路走来，深深地活在知青之后的时代，就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艺术青年大甲把一辈子都活成了乐园，老大哥郭 又军却被蹉跎而窝囊的现实逼迫自杀，坐过牢的精神领袖马涛实在不甘心在国外遭受的冷遇，野路子发明家贺亦民终于还是敌不过权钱险恶……从插队的乡下到县 城、到官场、到家庭、到国外，如果说，小说中每年初四的白马湖知青聚会是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一张立体化的、活动型的照片的话，那么这部《日夜书》本身 就像是一张活动照片，人们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日夜流转，看得拍照的人，都不禁觉得自己是否太无情。毫无疑问，韩少功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忘不了同辈人插队生活的激情狂妄与青春恣肆，也无法对知青岁月留给他们的“后遗症”——自豪、悔恨抑或一 枚安慰性的“假伤疤”视而不见。合上小说，似乎有无数个伸长的脖子从书中跃现，男女老少，无一不倔强、不耿直，生生地插到读者面前。这脖子在几十年的岁月 里被饥饿拉长，被蚊虫叮咬，被酒精涨红，被病痛缠绕，被金钱羞辱，被现实凌厉的风一道道地刮过。看上去似乎代表了境遇万千之下的秉性难移，可是脖子，那其 实是人体多么脆弱、多么不堪重负、多么需要温暖和抚摸的一块。这是韩少功笔下夹杂着骄傲和沉重的复杂情感。他真诚地写下他们，并且深知，这一代人在一格格地就范于时代的同时，也构成了这时代面貌的一部分。 因而，从知青情结、受迫害者的政治高地、变味的革命，到流行文化的教唆、消费时代的快乐成本，《日夜书》对时代的症候始终保有剖析的耐心和反思的高度。这 也是作家韩少功最让人期待的地方，他从来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者和清醒的思考者。不过他说，每个作家都只是完成了作品的前一半，后一半将交由读者完成。编辑：看《日夜书》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一次集中释放。让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故乡比任何旅游景点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这也是这个小说多出来的东西吗？这次写作，您在被什么样的问题“追逼”？韩少功：在我看来，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这个“血”是指货真价实的体验，包括鲜活的形象，刻骨的记忆，直指人心的看破和逼问。我从来把这个 东西看作文学的血脉。没有这个东西，小说就是放水，放口水，再炫目的技巧，再火爆或者再精巧的情节，都可能是花拳绣腿。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几个同辈人在几 十年里的跌跌撞撞和摸爬滚打，从中引出一点人生的感怀和思考，如此而已。这些描写不一定是精彩，但首先必须坦诚，直面纠结或痛感。事实上，不管是对这些同 辈人的赞美还是批评，对于我来说都是有痛感的。编辑：小说整体上由两种节奏或者两种情绪在交错：一种是非常有“劲儿”，故事是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人物是扶摇直上或者落花流水，语言是酣畅 淋漓、风趣生动；另一种是非常含蓄，通过“多年以后”的“我”来打捞那些沉默的、微妙的瞬间，表现隐藏在背影、挽留、泪水之后的缓缓的抒情。创作过程中， 是否屡屡有“我”的跳出和代入？韩少功：写作时只能因其自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不出太多的道理，甚至不太清醒的状态就是好状态。我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愿 意多留一点毛边和碎片，不愿意作品太整齐光滑，不愿意作者显得“太会写”。也许这更符合我对生活的感受。因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有散文元素，甚至像回忆录。 其中的“我”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台前台后的位置须酌情而定。在另一方面，“我”还是个虚拟的叙事者，有作者时不时的“附体”。他既是镜头里的风景，又 是镜头本身，需要处理当下语境对记忆的激发、筛选以及变焦。这样，一种“时进时出”、“大进大出”的结构可能就较为方便。编辑：《日夜书》中你像以前一样不惮用“重词”来发议论和做思考，比如关于情欲、关于准精神病，关于身体与器官，都单辟一章，以小说人物为标本，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纵深，似乎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实验。能谈谈小说家背后的这个思考者吗？韩少功：人物与故事常常具有多义性，无法化约成概念，好比一个苹果无法化约成关于氨基酸的化学公式。因此，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控制欲不能太强，写 作时需要丢掉所有的先入之见，不是牵着人物跑，而是跟着人物跑，甚至什么时候被人物的表现吓一跳。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要自废思考，忙不迭地与理性撇清干 系。比如关于情欲、准精神病、身体与器官这三章，交集在“人体”这一层面，就是我的有限介入。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人文界很多人太喜欢谈“身体”，把 “身体”等同于“欲望”，把“欲望”等同于“自私”，这样一个等式链其实遮蔽了人体生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我的感受无法对接，使我不得不多 说几句，客串一下生理学和文化研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用思考代替叙事，只是说思考的介入如果有利于释放叙事、保护叙事、推动叙事，那么介入就是合理的， 是小说作者的职业维权。编辑：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概念的“寻根文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的“寻根”，或者说对根性的找寻与书写，其实是人们一直以来寄予 文学的期待。你后来的创作《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寻根意识”有无关系？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态度的“寻根”？韩少功：作家有不同的视角，有的像胸透，有的像B超，有的像CT，但不管从哪里切入，都是把文学当人学，力求对人性“黑箱”有新的揭示，刷新人 类自我感知的纪录。如果我们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地域或民族的文化，那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要说“根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根性了。如果没有刷新，没有 这种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就可能变成民情风俗三日游，“人性”就可能变成闷骚男女的白日梦，“批判”就可能变成怨天尤人的抹鼻涕，“存在”、“此在”什 么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许只是一堆云山雾罩的哲学哈欠，仍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是精装版的倒退。总的来说，好作家应该有点侦探的劲儿，能够在人的性格、情 感、思想、潜意识等方面去伪存真，去浅得深，把人学这个大案要案一层层破下去。这就是文学最可贵的功能。对于我来说，即便力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编辑：现在小说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几乎要成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但读者愿意郑重对待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的尊严、难度和分量的小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小说如何立身？韩少功：有人说眼下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报刊的文艺版正让位于娱乐版。娱乐，当然是文艺功能之一，是大众的重要需求。但具有价值含量 的娱乐是有难度的，是需要尊严、感动、智慧、敬畏感的，而且总是有一种不论得失不计宠辱的清高气质。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相对稀薄的国度，不容易偏执，但容 易苟且和油滑，下行的世俗引力一直很强大，东方朔、唐伯虎一类才子化的玩主经常蔚为汪洋大海。但如果没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一类喜欢为难自 己的人，没有这些坚定的求索者和传薪者，一个大国的文明品相可能很难看吧？遇到危机时的精神储备和文化支撑力就会严重短缺吧？退一步说，玩也要好好地玩。 如果打球是烂打，下棋是胡下，把娱乐变成闹，变成疯，变成卖傻，变成一地鸡毛，甚至连技术含量都没有了，大众也不会满意的。

  2013-03-29 18:31:49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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