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南方的九月，晴空万里,天气初肃。我们来到了天涯海角。极目远眺，但见青山与朝阳相映，“秋水共长天一色”，孩子们在追逐嬉戏，年青人在迎波逐浪；海水湛蓝，烟波浩淼。千帆过处，白色的海鸥绕船飞舞。“哗！”一排大浪涌过来，敲击岩石，犹如战鼓雷鸣。“啪！”海浪在岩石上飞溅，雪白的浪花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那么美丽，壮观。又一排小山似的海浪压过来，浪花落处，经过长期冲刷而显得千姿百态的岩石又露了出来。朵朵浪花如此这般地冲击落英缤纷处，又涌现出新的花蕾，又以其强大的力量去完成未竟的事业。悠悠的海风轻轻摇曳着微乱的短发是那么的滋润、清爽。尽情享受着这大自然的乐趣, 使我留连忘返，浮想联翩。浪花在不断飞溅，我的思绪也随着五光十色的水花在不断地飘散着、飞动着……那是十年动乱期间。初秋的某一天，也是万里晴空，天高气爽。我伫立在靠近异境的海岸边，看着岸边的激浪，心潮翻滚，毫不在意飞溅到脚旁、身上的浪花。我好想趁这个下乡的机会游过彼岸。一个“黑七类”子弟，不让读书，不能工作，还常常受到欺侮谩骂；尤其是看着在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国，满腔热情建设新中国的父母亲受到非人对待，更觉得前路茫茫。看不到光明，更谈不上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理想。然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看着祖国一天天强盛，屹立东方，想到多少革命先烈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的父辈也在默默地为祖国勤奋耕耘。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亲爱的祖国啊！我的心被串串思绪牵扯，泪水一滴一滴的往下淌着、淌着。“回去吧，小心着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的背后轻轻响起，抽泣着的肩膀已被披上一件打着补钉的中山装。我猛一回头是下放在当地的张教授。他好象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别想得太多了，年轻人。祖国需要你。乌云挡不住太阳，中国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好好学习吧，总有一天你的知识会派上用场。你看那浪花，虽然它们不能马上把岩石推倒、砸碎，但日积月累,永不停歇，凭着不懈的精神,它们不是已经把岩石咬得变型了吗？有的岩石还被钻个洞呢！”我久久的望着海潮，默默地思索着张教授的话。从那以后,我总以浪花的精神鼓励自己。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烈日炎炎，不管是下乡劳动，还是调动回城，我都没有间断学习，直到大地春回，中兴之局已成。这以后的日子里，我都能以自己孜孜以求的有限知识，全心全意地为无限的祖国大业服务，尽心尽力地耕耘在金融事业上。“哗！”又一个大浪拍岸，溅到脸上的点点浪花把我从遐思中拉回了现实，多么坚强、多么无畏的浪花啊！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以浪花般的不懈精神，不断攀登科学的高峰，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亲手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13汉语言文学 黄家辉 你是否每天都在这样一个模式里循环徘徊：早上被烦人的闹钟叫醒，迷迷糊糊地洗漱穿衣，独自出门走进人山人海的地铁站，在地铁上你拥我挤，拖着疲倦的身躯开始一天的工作，下班时拖着几乎休克的身体再次走进人山人海的地铁站，在地铁上继续你拥我挤，回到家倒头大睡，早上被烦人的闹钟叫醒……这种模式几乎成了城市中每一位奔波着的上班族的普遍性。在此，我想占用各位几分钟时间，认真地回忆在这个循环里：当我们每天进出地铁站时，亦或是当我们匆忙地路过人潮拥拥的街上，同样的时间和地点，那里是否有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但你却叫不上他们名字？他们每天都在那里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我们留意到了他们，但因为各自的目的地甚至不能停留一刻钟说一声，“你好”，我们就这样互相错过了彼此，因此我们把彼此称为熟悉的陌生人。而在热闹的城市中，多的是冷漠。在广东土生土长的人们一定听过或者是看过这样一部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这部深入人心的电视剧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居住环境：在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有着一个叫“西关”的地方，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有的都是独具特色的西关大屋；那里没有赶着去上班的人们，有的都是悠然下棋的闲者；那里没有冷漠的邻居，有的都是打成一片的左邻右舍。剧中的人物与其说他们演技出众，不如说他们本色出演。不管是饰演父母的“康伯”，“康婶”，还是分别饰演四个儿子的四位演员，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小配角，他们的一举一行中都能看出他们那种深入骨髓的，传统的“老广州”气质。这种“老广州”气质，我想应该可以把它概括为“热情，亲切，互助，慷慨，闲适”。但这种“老广州”气质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逐渐消失，直至消逝。我们住在同一栋楼房，每天搭着同一部电梯，甚至彼此就住在对方隔壁，但我们却不认识对方，见到面更是面面相觑，在自家门的后面，各自有着各自的压力，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模式，彼此并没有交集。很多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把大城市称为大工厂，而我们，则是在这工厂流水线上的人工智能，遵循着植入在我们大脑中的程序，按部就班。每一天，我们都在机械地重复着前一天所做的事情，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物，各自重复着程序所给我们设定好的任务。每一天在天的那边泛起的晚霞，把这都市渲染成一副暗红的画卷，谁又会占用自己几分钟驻足欣赏，谁又在人潮中听着这都市的笑话。在这大城市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渺小，每一个人心中的悲伤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孤独的城市中，只剩下寂寞的自我。无依无靠中，我们只能寻找自我，静静凝望窗前，我们开始审视窗里自己的倒影。眉毛是那么紧皱，眼神是那么空洞，嘴唇是那么青白，笑容是那么勉强。“城市把繁华带走了，却把冷清留给了我们。”我们对窗里的自己说道。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13汉语国际教育 温妮 我最亲爱的你： 你可好？此时是黄昏时刻，正值忙碌的白天和沉寂的夜晚之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傍晚是个令人忧伤的时分，许多美好的作品都由此而生，许多哀怨的情愁也是从此产生的。但对于我来说，这是十分美妙的时刻。我可以从白天的事务和晚上的梦乡中抽身，恢复一小会儿自由，在这段时间，我完全属于我自己。因此，我要用这宝贵的一刻来给你写信。 噢，亲爱的，你还像从前那样热爱一切吗？宽恕我用如此言辞对你进行责问，因为我希望保留住你心中的那份纯真，我不希望，现实的风沙抹去你记忆中的童话。亲爱的，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去欣赏路边的风景了？小草衰老了多少，你可知道？哪些小花在勇敢地与寒风斗争，你可知道？那个苍凉的石头它叫什么名字，它有些什么故事，你可询问？也许你已经许久没有仰望过天空，不知道有一颗星星一直等待着，等待与你的长谈。我不知道，这一切何时发生的，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带上了功利之心去生活。我能够明白，你希望未来的日子能够惬意些，所以你现在只做对往后有益的事。你也开始贪图安逸了，这令我十分难过。你难道都没有发现，你现在的生活多么平静，少了许多坎坷。因为现在，你不再像从前那样，任何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不是自己努力得到的绝对不要。那时候，每获得一次小小的成功，你都会有莫大的喜悦，开心得向我诉说千千万万遍。然而，如今，你接受了许多别人为你做的事情，你居然接受了，我十分惊讶。是的，有人为自己铺路当然要走得顺畅些，可是，你是否知道，你错过了脚下的多少美丽花儿。因为你不再俯下身子，去亲吻脚下你为自己铺下的砖块，你也就不再与那些花儿愉快地交谈了。然而，当你走完这一程的时候，你会收获什么？什么也不会有，你也就只是这样走了一遭，走过一程罢了，留给你的将是一片空白。 亲爱的，很抱歉，我是如此严厉。还记得我们的朋友——风儿吗？它还是那样调皮，现在是冬天了，他似乎有点儿哀伤，瞧，我的窗外，它一直在悲叹，低吟着。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让它进来玩耍，因为我怕它颤抖了我的手，让我不能给你讲故事。是的，我想给你讲一个我曾经听到的一个富有哲理性地美丽故事。 一日富翁在海边散步，看见一个渔夫悠闲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于是富翁问道：“你为什么不出海多打几船鱼呢？”渔夫懒懒地问道：“我为什么要多打几船鱼呢？”富翁说：“你每天多打鱼，多拿些到市场上去卖，你就能挣更多的钱啊。”渔夫说：“我挣更多的钱干什么呢？”富翁说：“你挣很多的钱，就可以在海边盖间大房子，然后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于是渔夫就说道：“可我现在不正在沙滩上晒太阳吗？” 不知道这个故事你是否听过，若听过，便当作是温习吧。也许你是想，等你为未来做好打算，有了一个恬然的未来，你便有更多的惬意去继续从前的那份热情，若是这样，我希望你做个渔夫吧！ 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曾经有个馥郁而美丽的女孩告诉过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热情，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你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好精致。”但愿你不再贪婪这份安逸和享受，勇敢地接受挫折，再次踏上这条充满荆棘但铺满鲜花的道上来。远方，未知的彼岸，一定有着更美丽的故事。噢，“未知的彼岸”——多么迷人的字眼！这样的字眼将会为我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也可以在这无限的想象中寻找一万种可能，而不是一种，不是吗？ 这真是一封长得有些折磨人的信，但愿你不会嫌弃它。远处山顶上方的月亮正在沉入幻境，多美的月色！我把我的祝愿寄托了明月，可爱的它会向你诉说我诚挚的祝福。 答应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庸人。 永远爱你的， 我
作者：金梦瑶是夜，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一场钢琴演奏会让时光曼妙起来。来自巴西的Nelson Freire，当今国际乐坛鼎鼎有名的音乐家，被誉为“超越世代的钢琴圣手之一”。通利琴行赞助了Steirnway & Sons的D274 Concert Grand，音质非常干净，滋养了来客的听觉。两个小时加上安可，顶着一头卷曲白发的Nelson Freire全程背谱，对曲谱的异常熟悉，为演奏带来了无缝的流畅，也更有益于钢琴家专心而忘我地演奏。世界名曲就像新鲜和上佳的原始食材，不同的音乐家有自己的理解和演奏方式，如同大厨不同的烹饪方式，成就了乐谱各异而丰富的味道。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丰满传情的语言，不同的曲调有不同的韵味，也暗映着不同音乐家的性格。莫扎特的《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K三三一》，带着他自信的激情，灵动而活泼。左手常常跨过右手而活跃在高音区，演奏技巧的高妙，也显示了作曲家对技法满溢的信心。最后的《土耳其进行曲》举世闻名，昂扬的合音，回旋的音句，铿锵有力地迸发在黑白琴键上，给人高亢兴奋的感觉，也是我最喜欢的琴曲之一。贝多芬C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作品一一一，贝多芬刚毅不屈的性格，饱满地倾注到他作品中的每个音符。整首作品充满着雄浑有力的组音，回音脚踏的不时加入，让这种低音更加浓重。复杂而紧张的音乐结构同时也挣扎在观众的心上。但贝多芬大约是不忍听众带着庄严的凝重离去，乐章的最后，广阔的C大调和弦出天籁的变奏。双手绵密地交替演奏，如涟漪般荡漾。末了，乐曲轻柔地终结在高音区。浦罗歌菲夫的《瞬间的幻影，作品二十二选段》变化出若干迥然不同的节奏和旋律。跳跃的乐句深符曲名，如同眼见音乐家活跃而多变的乐思，像浏览一组各有鲜明性格的短篇小品文。时而，一组组连续的滑音，勾勒出幽默的轮廓，让人会心一笑。时而，随着音乐家的手指游走到键盘中央，风格又变得连贯而温柔，平和而富有。葛拉纳多斯的《叹息、少女与夜莺》来自《恋爱中的青年》第四首。曲如其名，西班牙人除了斗牛士的昂阔气质，还有这种带着风度的愁情，热情之中含着悲苦，大约也是感情充沛的另一种表达。流畅的乐曲中，不时跳出高音区的几声尖脆，是夜莺飞落在琴键之上。曲终人未散，在持久热烈的掌声中，两次安可。夜色渐浓，音乐家和我们都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音乐厅，各自散去。这一场钢琴的约会，简单而丰盛，连尖沙嘴往日腥湿的海风也彷佛变得干爽起来。
来到农场不久，大概是1970年吧，我们整个农垦局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队改称连队，队长改称连长，增派了指导员。除此以外，队里一切照旧。指导员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连队。他中等个子，身材偏瘦，有一种文化人的气质，宽阔的额膛下是一双浓眉大眼，鼻子笔挺，未说话先张开一口整齐的牙齿笑笑，却带着几分羞涩，我们背地里笑他象个大姑娘。指导员是五十年代从广州自愿来支援边疆建设的，他们那批志愿者原有一两百人，走的走调的调现在只剩下几个了。因为同是来自广州，我们对指导员便有几分亲切感，而指导员对我们也和颜悦色，没有连长和部分当地人对知青的那种歧视和不信任。指导员来到队里没多久，就与工人打成一片。他喜欢到老工人家里和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家庭情况。他经常带着较为严重的胃病和工人们一起上山，挥汗如雨。繁重的劳动使他身体渐差，每当他脸色煞白捂着胸口走路时，人们就知道他又犯病了。大家都很尊重他，称他为“场部派来的领导”。指导员也经常到男知青宿舍聊天。在这里，年轻人围着他，天南海北侃侃而谈，谈政治，谈国际国内形势，谈广州的变迁，屋子里不时传出他和大家的笑声。有一次，指导员说起他的童年。他说，他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兄姐都很疼他，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几年学。后因家里确实无法支付学费，他辍了学外出做童工，曾卖过报纸，擦过皮鞋，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身上还留有一块被踢打受伤的疤痕。广州解放不久，国家号召青年人到边疆支援祖国建设，十六七岁的他满怀热情，瞒住家里人报了名，迄今也快二十年了。有知青问他：“指导员，同来那么多人都回广州去了，你为什么不走呢?”“不容易啊。”他的眉宇间现出了一种淡淡的惆怅，不过那个表情转瞬即逝。他笑了笑站起来：“这不很好吗？其实在哪里都是搞社会主义。不然，我们又怎能在这里一起聊天呢？”指导员举家迁到连队后，知青们有时也上他家里玩。他妻子热情地为知青们沏上茶，她知道广州人有喝茶的嗜好。听熟悉他们夫妻俩的老工人说，由于当时农场的广州青年很少，加上指导员有文化又英俊，有很多的追求者。可他偏偏看上这个来自山区模样普通的贫穷姑娘。他喜欢她的勤恳、大方和热情。结婚多年，他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很少磕磕碰碰。对来自丈夫家乡的青年人，她同样有一种亲切感。指导员上学不多，却很追求知识。那时队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所有书籍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收缴和销毁了。队部订阅的报纸，一俟邮递员送到，他就抽空阅览，从不过夜。他的知识面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开拓的。有一次，他发现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没有做功课，他问儿子：“老师没布置作业吗？”儿子回答说：“我们今天光学‘老三篇’，没作业。”“那你也要温习一下其他功课啊。”“老师说了，学好毛主席的‘老三篇’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指导员听了，轻轻摇了摇头。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语重深长的说：“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还比较落后，没有文化科学知识，你拿什么去搞建设，去为人民服务，还象我们那样用一双手，一把锄头吗？”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十分单纯，思想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语录——阶级斗争——豪言壮语。指导员做思想工作时也掺杂部分“术语”，不过，与其他政工人员不同的是，他讲话比较实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由于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很有哲理性，且与年轻人志趣相同，不久便成了知青们的“知音”，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喜欢去找他。那一年，一个女知青收到一封情信，信里的柔情蜜语只有在以前的小说里才读得到。看信后，她手足无措，拿着信象傻子般呆坐着。另一个女知青见了，把信拿过去，还没看完就大喊起来：“啊，这还了得，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下子，女知青宿舍里简直象炸开了锅，大家争相抢阅，看后都非常气愤。“这人是个混蛋！”有个女知青拉着正在哭泣的姑娘说：“走，咱们一起找指导员告他去，非把他揪出来批判不可！”有人干脆跑去把指导员找来了。宿舍里，大家仍义愤填膺，你一句我一句地嚷着：“真不象话，竟然写这样的东西。”“指导员你快看看。”指导员看完信后，温和地笑了。“这有什么可笑的，那个人应该拉去批斗！”有女知青对指导员的态度生气了。指导员忍住笑，耐心地劝说姑娘们：“写情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以后在座的各位也会收到的，只不过你们现在年纪还小。”“不听不听。”大家脸红起来，“这么肉麻的信我们才不要呢，什么爱呀爱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信。”指导员又笑了。他说，这件事可不要闹大了，以后面子上不好过。“至于他本人的思想，”指导员“迎合”着姑娘们说：“我去狠狠批评他，让他好好斗私批修。你们也不用这么激动。毛主席曾经说过，谁都会犯错误的，只要他不是阶级敌人，改正过来就是好同志。”看大家情绪稳定后，指导员微笑着走了。一个姑娘嘟哝说，指导员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这么严重的事情他却轻描淡写的放过了。下乡两年后，我们知青终于获准轮流回广州探亲了。大家兴奋不已，不断的谈论这件事，憧憬着回城时的情景。我是连队知青中唯一的“黑七类”子弟，不敢跟别人争。眼看知青们一拨一拨差不多全都轮完了，我便去找连长请求探亲。由于连长对指导员与知青的关系很反感，很多事情不让指导员插手，知青能否探亲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连长手上，指导员无权过问。连长对我的出身问题耿耿于怀，有心刁难，只说大道理，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啊，“以阶级斗争为纲”啊等等，就是不批我探亲。于是，我悄悄去找指导员。他说：“没事的，我今晚和连长商量商量。”我高兴极了，回到宿舍就开始做探亲的准备。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我急了，又去找指导员。这一次，他的眼神有点游离：“耐心等一等吧，会批准的。”我知道指导员心肠软，一而再再而三的央求他帮忙。他开始躲避我了。一天中午，我到饭堂打完饭，偶一回头，远远看见指导员拿着饭在后面走。我站下等他。他抬头见我站着，急忙转身往回走。我见状大喊一声：“指导员！”他站住了，不好意思的冲我笑笑。我走向他问：“知青们都探亲回来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我知道，可我和连长谈过几次了，他就是不吭声，要不你去找找他吧。”他有些底气不足地回答。“可你是指导员啊，你就不能为我们解决困难吗？”我非常失望，眼睛竟潮湿了。他同情地看着我，终于下定决心：“我再找连长谈谈。”那天晚上，指导员来到知青宿舍，他关切地嘱咐我：“连长同意让你探亲了，你快去快回，可别超假犯纪律啊。”其实，由于政治上所受的压抑，我原打算暂时不回农场的，但为了指导员的这句话，我如期归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建设兵团已改回农垦局，连队又变回生产队，而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这时开始忙着搞回城了。我们生产队终于有了几个招工名额。为了争取名额，一些知青四处活动，有找队长说情的，有到场部找关系的，有的还让家里寄钱用来买礼物打通“关节”。礼物也送到了指导员家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请送礼的人坐下，严肃地对她说：“我是党的干部，从来不习惯要别人的东西，请你拿回去吧。我想，你也不希望我为了这些东西而违反原则。”他还耐心地给她讲了一番大道理。送礼的人走了。后来，这份礼物连同另一份一起，出现在队长夫人的面前。再后来，这两份礼物要走了一个招工名额。因队长的专横以及对知青问题看法上的分歧，指导员以“身体不好，不适宜当领导”为由打报告提出调离，场里尊重他的意见，把他调回场部做一般干部。队里的知青们默默握别他们尊敬的指导员。从那以后，由于交通闭塞的缘故，我们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直至离开农场。十六年后，我们重返农场“探亲”，专程到指导员家探望他。指导员现在的生活挺不错，身体比以前好得多，人也发福了。只是当他说话时，仍带有那种有点羞涩的微笑，使我们想起了当年的指导员，更使我想起他那次看见我急忙转身要躲开的样子。提起这件事，指导员不好意思的笑了。
我们俩同读一间中学，一起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同一个班。那时我刚满十七，他十八。他很随意大方，对人处事能恰到好处，看问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冷静；又很幽默风趣，模仿他人维妙维俏，在他周围不时会听到爆发般的笑声。可当时，我们队的知青却“男女授受不亲”。我因家庭问题备受留难，有来自不谙世事的知青，也有来自爱看热闹的人们，更有来自“官方”的人物，我常常因此独自垂泪。看见我红肿的眼睛，他说我不值，总劝我放开点，有时也特意和我说说笑话让我宽心。就这样，闲话出来了，这可不是好玩的，从此我们就象冤家似的互不理睬，远远看见也绕道走开。后来，他因“根正苗红”被调到场部参加了工作组。这是一个最为人羡慕的工作，且前途不可估量。然而，他不懂得珍惜这难得的政治生命，更不会自我表现。两年后，工作组的全部知青都入了党提了干，只有他一人被“发配”回生产队。我们又分到同一个班。接触的机会多了，我心里渐渐有了他的影子。开始留意他弹奏吉他的深沉，喜欢听他用高亢洪亮的嗓门唱：“静静的晚上，月光多明亮，啊朋友们，划起了小船……”。当时农活十分繁重，上山给树苗浇水，一天几百挑那是平常事，劳动时间几乎是一分一秒数着过的。但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时间变快了，他给我讲故事，说笑话，让我猜谜语，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体力不支，他就尽量干快点，腾出时间帮我的忙。那时每月的工资只有24元钱，除了伙食费和日常支出外，还要存钱回家探亲，日子十分紧巴。女知青一年下来一般能剩下二、三十元，而男知青却基本分文不剩。我身体不好，他却花了仅有的积蓄买了鹿茸给我吃。我那从未“补”过的身体一经注入这“奢侈品”，脸色竟红润了好几天。毕竟是“长贫难顾”，这钱就象打了“水漂”。我看书揣摩学会舞剑，但没有道具，也买不起，只能用木棍来替代。他利用好多天的休息时间到木工房为我做了一把象模象样的木剑。那一天，当他把这意外的惊喜给我时，却见他的手用绷带包扎着，白色的绷带上仍渗出丝丝血迹。我的心在颤抖，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不小心削了一下。我俩关系密切的消息传到了队长耳朵里，他被队长“请”去作了一番严肃的批评，要他牢牢记住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后代，他与我是门不当户不对，如继续下去不但会影响前途，而且对他家里人也无法交待。要是还执迷不悟，推荐读书或招工都不会考虑他。队长的干预使我俩的接触迅速从半公开转入了“地下”。我们也“人约黄昏后”。既然是“地下活动”，总得有一个暗号。每逢此时，他在离我的宿舍约一百米处用力拍三下巴掌。很多时我们相约在芒果园。芒果园很大，喊吧，可能会被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吹口哨，他一声，我一声，有时长啸，有时学鹧鸪鸟叫。我那压抑的心这时感到一点宽慰，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更加彷徨：以后怎么办？真的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他能否经受得住舆论的压力？他的父母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女儿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但事在人为，凡事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我们要定好今后的目标，头一个目标是──回广州！”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天气分外爽朗。我俩漫步来到草坡上。刚一坐下，我按着草地的右手忽然感到一阵钻心的刺痛。“哎呀，肯定是被毒蛇咬了。”我强打精神，拉着他急忙回去查看。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只见小指旁有两个红肿的但距离不很宽的伤口，很明显是被蜈蚣咬了。我们急忙去卫生室，谁知卫生员到场部开会去了。我们找不到解药，也不敢对外声张。那一晚，我咬着牙和泪半躺在床上，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工时，疼痛加困倦使我几乎晕倒在地。被蜈蚣咬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只要看到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在床上翻滚哭叫的情形，你就会不寒而栗。可能我“运气”还算好，碰上的蜈蚣不太大，但我压根儿没资格象他们那样大哭大喊，更不敢让别人知道。就这样，没有休息，没有用药，我终于挺了过来。接触多了，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我们就暂停约会了，在公众场合见面时也装做陌路人般，以等待“形势”的好转。如此这般的竟过了好几年。期间，他曾被队长严肃地查问过几次，都被他巧妙地掩饰过去了。人说初恋是最甜蜜的，但那时候我们却由于政治的原因爱得很苦，很苦。看着其他堕入爱河的知青双双对对的亲密样子，我羡慕极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如他们一样？”泪水又打湿了我的衣襟。直到他被选送去读中专要离开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宿舍里。这时，队长才相信“传言”并不是“谣言”，说了句：“原来你们是真的！”就气哼哼地扭头走了。我默默的替他收拾原本就很简单的行李，心里很矛盾：喜他终能回城，却悲我前途未卜。他看穿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回去一个是一个，总比不能离开好，回去后我们再想办法。”他又深情地说：“不要想太多了，我的感情很专一，不会随随便便去爱一个人，一旦感情投入了，就不会放弃，没有谁能左右我的思想。至于你父亲的问题，我暂时不让家里知道，免得节外生枝。”他挑了我照得最好的照片，说回去后把我们的事向父母说明。我相信他，我知道他的感情很深沉。有段时间，我回广州探亲时准备偷渡香港，还写信劝他一起去。他回信给我，说他不愿意去香港，但理解我被人歧视的感受，也不勉强我，只要我觉得幸福快乐。当然，他还是希望我能留下来。为了他，我终于舍弃了一个好机会，又一头钻回山林。他没表示什么，我却明显地感觉他瘦了。听我最好的朋友（只有她和她男友知道我们的事）说，那段时间，他一反常态，一天到晚不吭声，老是呆呆地坐在水库边钓鱼，她的男友默默地陪伴着他，两人总是空手而归。日复一日，就这样过了好多好多天。朋友说这事使她很受感动，也替他的身体担心。那天他去场部办回城手续，顺便拜会通过关系认识的曾为他离开农场出过力的有关人物，打算为我引见，好为我以后离开农场打关节。他说，这是唯一的机会，因为我的身份不一般。手续办好了，他坐在会客室等人家散会。偏偏会议延时到下午六点多钟。约定好晚上九点与我见面已是将近七点钟了，时间很紧，他从场部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因为从生产队到场部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他回队接我，一来一回时间肯定来不及；而我独自走去却要黑灯瞎火的经过荒山野岭和密密的橡胶林，附近还有一个麻风病院。我咬了咬牙，豁出去了：“我自己去！”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只能这么办了，我路上迎你。”我疾步向场部走去，一路上只想着“我要回广州，我要回广州！”好把砰砰狂跳的心压下去。初时，我沿着大路走。走到半山上，只见远远的路上有两个人拄着拐棍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啊，麻风病人！我的头皮直发麻，趁他们没在意，我急忙转身拐进了小路，一脚深一脚浅的乱窜，已顾不上会不会碰到蛇虫野兽了。路程是一步一步地数着走的，真不知道我的生命能否仍然属于我自己？那晚路上的情景，迄今仍刻骨铭心。约定的地方到了，却不见他的身影。我默默地站在黑暗中，浑身的血液仿佛已停止流动。四周阴森森的，林木被晚风吹得唰唰作响，偶尔还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号叫，使人顿感毛骨悚然。在惶恐中等了好一段时间，终于见他从来路上急急返回。原来他从大路上迎我，而我却从小路来，两人走岔了，也把他吓坏了。他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我的名字，嗓子也喊得沙哑了。他真后悔为什么同意让我独自翻山越岭，直至见到我才如释重负。我俩象久别重逢，紧紧相拥，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一串一串的流了下来。临走前，他把我的锄头和镰刀细细地磨好，关切地叮咛：“我要走了，你要处处小心。来日方长，身体就是一切，一定要坚持住！”他把自己仅有的那件羊毛衣交给我，说山林风大，留给我御寒。两年前，他为一个动大手术的老工人输血后，由于没有休息好，也没有补充任何营养，加上农场伙食差，患了腰疼病。后来，他“倾囊而出”买了一件厚实的羊毛衣。靠了它御寒，腰疼病发作得少了些。我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毛衣，亲自把它叠好放到行李袋里。我送他到场部，送他上了汽车。他向我挥挥手，让我回去，我分明看到他转身时轻轻擦了一下眼角。汽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次分别，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我呆呆的坐在宿舍里，脑海在回旋着以往的一切。这时，我突然发现床上有个熟悉的东西。我一把拿了起来，啊，羊毛衣，他又偷偷的把衣服留给了我！我抱着衣服伏在枕头上，任凭泪水往外流淌。那天晚上，我破例的拿起了酒瓶，第一次尝到了醉酒的难受滋味。这以后，我常常独自一人呆呆地坐着，想着，好半天不吭一声，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有一天，朋友关心地摇着我说，可别想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的眼光直直的，好可怕啊。我幡然醒悟。队长迁怒于我，几次招工回城都不让我走，甚至招工单位点名也给别人顶替了。一年以后，身心极度疲惫的我搞了病退。天天为之寝食不安的“户口”问题解决了，我们十分兴奋，我加紧找工作，并计划下一个目标。这时，有知青告诉他的父母说我的父亲是“右派”。这下子，他家里象炸了营，他的父母和亲戚们轮番“开导”他，有的甚至拉他去相“对象”。为了表示“抗议”，他很少回家。而我的父母和亲戚朋友知道了他家的态度后，也明确表示反对，有的还特意介绍香港的亲戚给我，让我永远离开这个伤心地。为了这，我所流的泪几乎比在农场的时候还多。我们的关系回城后仍停留在半公开状态。无论上街或看电影，我们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在住地附近看电影，更是一前一后进去，一前一后出来，仍然装成陌路人。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挽着手上街的习惯，那是漫长的“苦恋”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我俩孤立无援，我甚至连工作也没有。各方压力使我甚觉彷徨，觉得整个人快要散架了，便提出分手。他略带责备的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下去呢？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抓紧时间找工作，等他毕业就结婚。他怕我再也经受不起这些压力，就经常大老远的赶两三个小时的车从学校回来看我，鼓励我，还节约饭钱用作车费。为了钱，我不顾一切地去找临时工作做。我卖过米，做过“苦力”，常拖着瘦弱的身体和男工一起扛烟箱、酒箱、大米或食糖。有时扛上汽车，有时从一个仓库转堆到另一个仓库。有的货物太重了，我巍颤颤的走在跳板上，一步挪不了三寸。有几次要不是被男工扶住，我早摔到跳板下面了。我的父亲平反了，我俩正式对外公开了我们的关系，这时，我也有了固定的工作。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已二十八岁，他也快三十了。他家里担心会因为以前的竭力反对而造成隔阂，但我很明白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苦尽甘来。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式的苦恋，我们终于开始了幸福的生活。经历过惊涛骇浪搏击的人，最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平静。结婚二十年了，我俩生活得很融洽，从未吵过架，也从未因为钱、因为孩子问题而红过脸。我们有自己的爱好，也有共同的娱乐项目。他总爱说：“知足者常乐。”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此中的涵意。我想，这个道理人人都会说，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然而，要是你能够做到知足，那绝对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散文·随笔·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