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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没戴手表了，那天，我说想买个新表戴戴，先生便欣然随行，做个参谋。我们乘车来到市内，这里有一溜儿大小店铺，手表柜台是少不了的。我们看了好些柜台，想挑个款式好的，又小巧玲珑的。先生说，还是买个机械表吧，虽然不太精致，但耐用，你以前买的那几个电子表，用了没多长时间就都扔在家里了。想想也是的，便买了一个机械表。几个月后，我又嬉皮笑脸的对先生说，我想买个石英表，那机械表不够精致。先生摇了摇头，陪我上街了。这一回，我挑了个黑色玻璃面的石英表。回到家里，我们对着那一堆新旧手表，感慨良多。我们又回想起了那过去的岁月……那时侯，在我们当知青的生产队里，只有三个人有手表：队长和两个大班长。为什么称为“大班长”呢？那是因为他们是解放初期进农场的老工人，又当了十几年班长。由于他们三人的老婆也是老工人，所以家境比较“富裕”，买得起手表。当时的手表一般为120元一只，而我们知青的月工资只有24元，老工人37元，其他工人约29元。我们就算不吃不喝，也要5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只表，更何况，我们还要存钱探亲呢。生产队出工是分班进行的，很多班长没有手表，便自己想办法看时间。有的班长把家里的闹钟带上工地，没有闹钟的便凭经验估摸，肚子饿了，干累了，也就差不多时间了。要是分散在附近干活，有表的生产班就会很自豪的长喊一声：“呜……”其他班的人便跟着他们收工。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于是，其他班长也想方设法节省钱来买个手表，然后不无自豪的戴在手上。为了防止搞花，一些人用手巾把表扎起来。我的班长是个“有表阶级”，他不会象别人那样把手表藏起来，或用手巾扎着，而是端端正正的戴在手腕上。我们都喜欢跟他上工，因为不会因瞎估摸时间而延迟放工。只见班长很气派的把左手举起，往眼前那么一伸，然后中气十足的喊一声“够钟！”工地上便立即欢呼起来，“呜……”“呜……”的喊声此起彼伏。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们知青觉得度日如年，时间是在一分一秒中数着过的。所以，只要跟着班长出工，我就会不时的问他：“班长，现在几点了？”班长初时很有耐性，又是很气派的把左手往眼前伸一伸，然后把时间告诉我。问多了，班长有点不高兴，说干活吧，时间还早着哪。我便不敢再随便问时间了。后来，有知青买手表了。说买也不对，其实是家里人给买的。不管怎么样，这是“大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生产队。在当时，手表可是一件贵重的“家产”啊。记得那时有个男知青家里给他买了一块“上海表”，这可是名牌货，又是队上知青中第一个“有表阶级”，真是羡煞人了。队里有个女知青因此十分“崇拜”他。一天晚上熄灯后，我们躺在床上聊天。那女知青实在忍不住了，在我们面前称赞那男知青家庭条件好，人也长得不赖，是个理想对象。最后还感叹地说：“啊呀，他还有一块手表！”我和我的先生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当时还未谈婚论嫁。他的弟弟参加工作了，也想买只手表。可他妈妈说，买表可以，但要先给大哥买。于是，我先生便也成了“有表阶级”。队上有个男知青很想试一试戴手表是什么滋味，便问他借去戴几天。一天，他们在井边打水，不小心把手表掉进井里。这下子问题大了，拼死也要捞上来。水井很深，几个人轮着下去，都到不了井底。后来，还是我先生潜到水下，把手表摸了上来，幸好里面没有进水。之后，不知怎的，我和他竟分配到了一个班，还经常分配在一起干活，我们便有了说不完的话题。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那只手表。这可不是因为贪慕虚荣，而是随时可以知道时间。有时觉着时间已过了很久，一问，才只过了十来分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起劳动时，便觉得时间走得太快了。……事过境迁，现在戴手表已不算一回事了。二三十块钱的手表满大街都是，而且款式多种多样，使人目不暇接。手表已成了一种装饰品，连幼儿园的小孩也嚷着要戴手表，尽管这些小家伙还没学会看时间。随着手机的兴起，人们开始连手表都懒戴了，手表在生活中逐渐变成可有可无。时代在不断进步，那以“单车、手表、收音机”为家庭重要财产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2015-09-22 10:51:27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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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班出身的研究生、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他们前程似锦，炙手可热，大有“主宰乾坤，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可是, 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却没有这种福气。那场人为的灾难使得国民是非莫辨, 心灵扭曲。大学生尤其是成绩优异的都被定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很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和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被看作劳动改造，但他们的处境要比大学生好一些, 因为知青学历低，要比大学生纯洁一些，受“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腐蚀少一些。记得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大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分配来的，他是我八年知青生涯中队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我们生产队要分配来一个大学生！消息不胫而走。“大学生是怎么回事?”“他人长得怎么样?”“哎，听说大学生都五谷不分, 所以才要来接受改造的。”好奇的人们议论纷纷。大学生终于来了。他身材瘦削，皮肤白皙，较少言语, 偶尔露出一点憨憨的笑意，浑然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大家都称呼他为“大学生”, 而他的真实姓名却极少使用。他原是一个农家子弟, 他父亲省吃俭用, 东挪西借供他上了大学，毕业时适逢大学生大批下农村进行“思想改造”，他被分配到我们生产队。尽管不能分配留城，但在农场工作也算是工薪阶层，可以拿工资。所以当他父亲陪他报到时，见人就点头，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可他们生不逢时。“大学生”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农艺专科，这在当时当地是热门学科，“大学生”是因为看到家乡的贫困和落后才决定选修这一学科的。他学习成绩优良，是个很有希望的学生。然而，那时只讲政治不讲科学，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造**派”还认为，科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进行批判，地区农科所已因此而濒临关门大吉，科研人员也遭到批斗或下放“改造”，人人自危。文化水平甚低的农场工人坚定地“反资”，对“大学生”有些歧视。加上他身体单薄，有点弱不禁风，就更加被冷落了。队干部也不给他发挥所学的机会，天天让他跟着一班婆娘上工地拔草、浇水。他走在婆娘们的后面，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双手按着锄把的末端，锄头在身后面左晃右摆。叽叽喳喳的婆娘们都拿他当笑料，话题老围着他转，说他学农活蠢，干活又偷懒，拿把锄头也不象样子。他人生地疏，一个朋友也没有，甚觉惆怅，整天郁郁寡欢。农场的孩子渐渐多了起来，师资问题迫在眉睫。因学位紧，中学生很少，高中生更是寥寥无几，被推荐上高中的还要乘车到很远的地区县市寄读。场部中学决定挑选部分知青充实教师队伍。“大学生”学历最高，大家都说他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婆娘们一反常态，投向他的是羡慕的眼光。他踌躇满志，虽然专业不对口，但怎么说也是个老师啊。为了这，他积极劳动，抢干重活，一心争取当上一名人民教师。调令下来了，被选中的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当地女青年。他落选的原因是由于受“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毒害”太深，需要继续改造。在极度彷徨中，一个当地姑娘看中了他的相貌和气质，主动去追求他，俩人热恋了。爱情的甘露滋润着“大学生”的心田，他开始振作起来，脸上现出了少有的微笑，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幸福感。然而，姑娘早就有了男朋友，在离她十多公里以外的场部学校教书，她有空时也到那边去。队里不少人知道内情，就“大学生”蒙在鼓里，可谁也不敢拆穿。几个月后，姑娘的男朋友终于听到了风声，请假赶到队里，“争夺战”开始了。“大学生”据理力争, 但他这样的处境和背景, 怎是对手？舆论一致倒向了对方。队里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那姑娘很快被调离，并迅速结了婚。“大学生”流着泪，痛苦的结束了这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心受重创的“大学生”更加沉默寡言，陷于回忆不能自拔。队里不但没有人安慰他，劝导他，好事的人们还不肯放过这难得的新闻，对蔫着脑袋的“大学生”冷嘲热讽。一个刀子嘴女人在“争夺战”后曾悄悄捅破窗户纸偷窥那个姑娘和男友的幽会，然后当着“大学生”的面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述那些亲热“镜头”，又回头讽刺他不自量力：“你也不照照镜子，有什么本事学人家娶老婆！”队干部对“大学生”毫不怜悯，见他发呆还大声呵斥他好好干活。这些唇舌冷箭对饱受心灵伤害的他更似雪上加霜，他有点神经失常了。别人说他时，他嘻嘻傻笑着；别人不理他，他也呆望远方咧着嘴。本来，只要人们给他一点关怀，劝慰，他决不会滑向完全失常的边缘。可那些愚昧的人们啊，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无聊、空虚的心态，不顾一切拿他寻乐。我曾劝说那些好事的妇女不要如此，别把人逼疯了。她们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不屑地回答说，他是自找，活该！终于，“大学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大学生”的病情经常反复，队里只好写信叫他父亲带他回乡治疗。他的父亲拄着拐棍蹒跚而来。队里的人见到他时竟楞住了。才一年多的时间，就象换了个人，他的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人瘦得不成样子。他告诉人们，儿子读书借的钱还没还清，他母亲又患着重病，家里就他一个儿子，实指望他能出息，可这以后怎么办哪？老人泪流如注，一边用又脏又破的衣袖擦着眼，一边把傻呵呵笑着的儿子拉走。这时，围观的人们眼里流露出同情的目光。一颗希望之星还没闪亮就这样陨落了，天堂与地狱仅是一步之遥。我替“大学生”惋惜：国家培养他多年，他之所学却这样被埋没，或许是永远永远。要是他不是生活在那该诅咒的年代，要是人们不嘲弄他，要是有人拉他一把，要是……他绝不会是这个结局。我也替现在的大学生幸运：市场经济需要高速度高素质，所以，他们理所当然成为天之骄子。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大学生”的消息，也不希望知道他的现状。我想，他的结局绝不会完美。我总在问自己：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相互宽容？难道那场人为的灾难就足以使人泯灭人性？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你我能相遇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为什么就不能给人多一点真诚，多一分尊重？历史已成为过去。告别过去，更应珍惜现在。我衷心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更衷心希望大学生们能把握现在，走向将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健康成长，淋漓尽致地发挥各自的才能。
2015-09-21 08:25:09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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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膊头”是广东方言，即肩膀之意。“烂膊头”是我们农场的一头水牛的称号，因其被频繁用于拉车、拉犁，把肩膀拉烂而得名。我到农场后，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学。人说驶牛拉耙赶车是男人的活，女人干不了，我偏不相信，一有机会就去驶牛。每当批准我和男同志一道驶牛，我就非常高兴，总是三步并两步地冲上去，嘴里大声嚷嚷：“我要烂膊头，我要烂膊头!”在这种场合女同志一般特别优惠，男同志不会跟我争。久而久之，我却被起了一个绰号：“烂膊头”。在我的多次央求下，我终于被调入牛车班，每天与牛为伍，“烂膊头”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我的“私人工具”。这牛的确很好使唤，力气大，拉东西又多又稳，脾气又好，从未使过性子。它还善解人意，你不让它动，它就静静站着；装好车后，你可以放开手让它跟着其他牛车走。要是路不远，你闭上眼睛它也会顺着牛车压出的路辙把你拉回去。所以，人人都争着用它。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先到牛栏拉牛，谁就可以先拉走“烂膊头”；谁要到远处拉重东西，就要先跟放牛的工人打招呼，别人也不好意思拉走它。这就是说，除了生病，“烂膊头”差不多天天都要工作，而且是最重最累的活。我们农场地处亚热带，以种橡胶为主。但我们队与其他队不同，主要任务是种香茅。记得那时我们经常赶牛车到较远的工地拉香茅，有时一趟就是半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为了提高效率，每车香茅都垒得满满的，比人还高，比单人床还宽。香茅装车是件苦事，用禾叉把一捆捆约几十斤重的香茅放上去，摆整齐，前面重了会往下坠，牛承受不了，后面重了则会“打飞机”。所以，放两三层香茅就要上去摆一摆，踩一踩，再跳下来继续装车。我力气小，装得慢，幸亏有男同志帮忙，总算勉强胜任，却每次都把体力消耗殆尽，又累又饿又渴。所以，从工地回来，我多是半躺在车上，任由牛跟着其他牛车走。不过，始终最放心的还是使用“烂膊头”。每逢它拉车，我总是把牛绳绑在车上，躺在香茅堆里睡大觉。不用吆喝，不管多远的路，它都会跟着前面的牛车走回去。车一停下来，不用问，那是到家了。有好几次，我猛一惊醒，发现牛车停在半路，原来是牛绳掉了下来，被牛蹄踩住，不能往前走。我把牛绳拔起急忙往回赶。有一次醒来得晚，很迟才回到队里卸车，班上的人笑我说，以为我被麻疯佬（附近有一个麻疯病院）捉走了。一天，我赶着“烂膊头”随车队上山拉石头。工地离生产队很远，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装好石头后，大家急忙往回赶。我总比别人慢半拍，在班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把石头堆放好，最后一个离开工地。我坐在车上悠哉游哉，好不痛快，漫天里胡思乱想，嘴里还不时哼上几句革命歌曲。要下坡了，山道往左倾斜，还有个较急的弯。我无意识地跳下牛车，背着手拉牛绳，一边仍哼着歌往前走。忽然间，“嘭！”、“哗！”响了两声，我被吓得“啊！”的大喊一声。定神一看，原来是下坡的惯性把牛冲得急走几步，牛车一下子翻侧，约有一半石头滚了下来。由于牛绳绑得松，牛没给车带倒。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烂膊头”却处变不惊，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可能是我的喊声惊动了走在前面的班长，他步行折回头，看到这种情景，也吓了一跳。他急忙帮我把牛车翻转，把石头重新堆放好，继续下山。山道很险，我不敢再坐在牛车上，一直拉着牛往回走，直到走上大路。一路上，我还心有余悸，脑海里不断翻涌着刚才的险境：幸亏我没坐在牛车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幸亏“烂膊头”懂事，车一翻，它马上站住了，直到我们搬开石头，把牛车弄好；幸亏不是其他的牛，不然翻车时可能会受惊，一受惊，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后果也不堪设想。当时我还冲着“烂膊头”发脾气，抽了它两鞭子，它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好让我把惊吓、气恼通通释放出来。事后我还直后悔，真想跟它道个歉。从那以后，我更加喜欢“烂膊头”，虽然因其而被起了绰号，但只要它常归我使用，我也在所不惜。毕竟是男女有别，不久，我被调回生产班。虽然不再与牛打交道，但只要看见有牛群回栏，我总会用眼睛搜索着“烂膊头”是否在里面。现每当我偶尔走在乡间小路，或在旅游中看见牛群，总会想起我们生产队的牛群，想起放牛工人赶牛的吆喝声，特别想起水牛“烂膊头”。
2015-09-21 08:23:12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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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队长是我在农场当知青时的生产队长。他当时其实并不老，还不足四十岁，因当了十多年的队长而被称为老队长。天未放亮，挂在队部门口大榕树下的大铜钟就“铛铛铛”地敲响了。老队长精神焕发，高高地举起左手，使劲敲打用半个炮弹壳做成的铜钟，嘴里不断喊道：“全体人员集合，‘天天听’开始了！”那时十分时兴“天天听”、“天天读”、“早请示”以及“晚汇报”等形式。“天天听”就是每天早上听中央新闻；“天天读”是每天早晚读报纸，学《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是早上对着毛ze东主席的画像“请安”，在挥动《毛主席语录》喊过：“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向毛主席表忠心；“晚汇报”则是晚上临睡前捧着《语录》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然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必唱歌曲后才就寝。在《东方红》宏伟的乐曲声中，农场工人满怀着虔诚，三三两两地聚拢到大榕树下（下雨时就到队部礼堂）。来得最迟的必定是男知青们，他们衣冠不整，睡眼惺忪，一副尚未睡醒的样子。甫一坐下，眼睛就已耷拉下来，象堆烂泥般相互靠着，但怯于被上纲上线，还得强打精神。“天天听”之后就是“天天读”。老队长戴上老花镜，一字一顿地向大家宣读《语录》和报纸上的社论，强化思想教育。他开会时的头一句话总是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已经成了他的座右铭，他脑子里总象上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对于几个考验个人立场的“表忠”形式，老队长是最坚决的执行者。每逢此时，他总是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那样的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整个农场中，这种“表忠”形式要数我们队坚持的时间最长。 最受我们知青欢迎的是晚学习之后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合唱”：一来表示可以“解放”去睡觉，二则可以取乐开心。这个时候，老队长总是站在主席台上，虔诚而投入地大声领唱，那五音不全、咬字不清的调子直把我们逗得紧咬嘴唇，憋红了脸。男女知青一起学着他的调子，大声地喊着，震天价响。但两三句后就停了下来，相互偷笑。老队长看到我们的革命热情如此“高涨”，更来劲了，脑袋不住地晃动着，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额头上的那一小撮白发在汽灯的照射下分外注目。回到知青宿舍后，我们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曾有一段时间国内大跳“忠字舞”，意思是向党和毛主席表“忠心”，男女老少都要学跳。队里有一位人称“四叔”的干活好手，犟得象头牛。人们形容他：要是四叔不愿干，九头牛也拉不转。刚开始学跳“忠字舞”时，四叔干脆利索地说了句“我不学”，就回家去了。不少老工人也不愿学，就找借口对老队长说：“四叔跳我们就跳。”谁知老队长上门做工作，他连劝带吓再上纲上线，四叔终于招架不住了。那天是星期天，队里集中到晒场学跳“忠字舞”，由我们几个知青负责教。四叔来了！大家“欢呼”起来。老队长带着胜利的表情，把全部人“赶”去晒场。看见大家都在“幸灾乐祸”，四叔毫无表情地站在前排的老队长后面，两个人机械人似的一伸一缩，手脚极不合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农场工人一边笑一边跟着乱跳。他们从小就干庄稼活，样样农活都上手，但从未曾想会用长满老茧的双手跳舞！那“群魔乱舞”般的热闹场面，简直把我们给乐坏了，一边教，一边不住的用袖子抹眼泪。 “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随着温都尔汗的那声爆炸（即林彪叛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爆炸）消失了。“天天读”却坚持下来，变为“天天学”，仍然是学《语录》，学社论。甚至难得不用“大会战”的星期天也用来组织学习。一个星期天上午，全队工人集合在队部礼堂学政治，老队长又在聚精会神地读报纸。偶然抬头，发现一些男知青相继溜出去。他把报纸交给队副朗读，自己出去“跟踪追击”。原来这些男知青饿的慌，偷了队里一头小猪在知青宿舍里杀来吃。这时“望风”的知青远远看见老队长走来，跑回宿舍喊了一声“快，老队长来了！”就脚底“抹油”了。宿舍里的人慌了，拉过一个知青的皮箱，把箱子里的衣服胡乱往旁边一倒，然后把刚杀的小猪往里一扔，顺手盖上盖子。怕被发现“秘密”，知青小王躺在旁边假装肚子痛，把箱子遮挡住。其他知青装作解手，分头“逃窜”。知青小林匆忙收拾完后怕走不及，赶忙跳窗出去，谁知却与迎面而来的老队长相撞，打了个趔趄。他一把拉住摇摇欲坠的老队长，说了声“对不起老队长！”就三步并两步地朝礼堂跑去。老队长走进知青宿舍，关心地询问了小王的病况，他让“看护”小王的知青去请卫生员后，才转身离开。小王吓出了一身冷汗，跳起来冲着老队长的背影伸了伸舌头。老队长回到礼堂，见人已齐，又接过报纸，戴上老花镜，一字一顿地读了起来。离开农场十六年之后，我们组队回去“探亲”，也去看望了老队长。他老了很多，脸上坑坑洼洼的布满了皱纹，真是名副其实的老队长了。他还是那么认真执着。他热情地邀请我们晚上到他家吃糖水，他在家等我们。晚上场部为我们“还乡团”组织了一台节目，散场后已经12点钟。走走停停，到老队长家门口时已过深夜一点。我们不敢敲门，怕惊扰了屋里人的好梦。谁知老队长还在等我们，灶里的火才刚刚又一次熄灭。他为我们盛上了一碗又一碗番薯糖水，还不住口地劝大家多吃点。他动情地说，以后不知道能否再见，还有没有机会为我们煮糖水。这就是我们的老队长。
2015-09-21 08:19:49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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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没有谁不知道香水，但制造香水的香精多是来自香茅，这一点应没有多少人知道。香茅别名柠檬草，是多年簇生草本，高约一米左右，有的高达两米。香茅不但用以制造香茅油和香精，还可入药，治疗头风痛、胃痛、腹痛及风湿跌打等疾病，作用可大了。不过，种植香茅以制油为主。香茅炼油成本挺高，一吨香茅只能蒸出一两斤左右的香茅油。我们生产队以种香茅为主，一片一片的香茅地，一直延伸到几公里外，所以，香茅给我的印象迄今仍很深很深。种植香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苦的要算收割。香茅宜生长于亚热带，收获季节在夏天，还要等到炎炎夏日把香茅丛里的雾水晒干了，才能收割。一团香茅丛只有一棵，直径小的约六七十公分，大的却有一米多。用来割茅的是一把长约三四十公分的月牙镰，有时割满一抱也割不完一棵。每割好一捆，就用预先破好的竹篾把香茅捆上，一捆香茅最轻也有三五十斤，要用力把香茅踩实了再捆上，不然很容易散把。香茅的叶边既粗糙又锋利，很容易把手脚割出血。所以，收割香茅时要戴上帆布手套，穿上厚厚的帆布衣裤。老工人怕热，割茅时总把外衣裤全脱了，只剩一层薄薄的内衣裤，再穿上工作服。这些工作服也怪，衣服只有一边袖子，用来抱香茅，拿镰刀的那边则没有袖子。下身穿的说得好听是裤子，其实仅是在前面用一块布把两只裤腿连起来，后面裸露，以利透风，减少中暑的机会。老工人一边开着粗野的玩笑，一边大汗淋漓地换着衣服，工作服刚穿上，内衣内裤就开始原形毕露。大家互相取笑着，走向“战场”。男女知青却很矜持，不管老工人怎么说，也不肯脱掉外衣裤。等劳动结束脱下工作服，简直象只落汤鸡。老工人不解地摇头说：“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收割香茅虽苦，但更可怕的是香茅丛里常会藏着毒蛇蜈蚣。不少人曾被蜈蚣侵袭，其状苦不堪言。被蜈蚣咬后，就连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也会躺在床上翻滚哭叫，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叫人听了不寒而栗。被蜈蚣咬了虽然疼痛，但一般没有生命危险，而要是叫毒蛇咬着，那可就冤枉了，抢救不及时随时丧命。我们在生产队里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有个新工人被毒蛇咬到小腿，惨叫一声晕倒了，一个老工人见状，马上撕开衣服，把他的大腿动脉扎上，然后拿出刀子把伤口割上几刀，把有毒的血吸出来，包扎好后立即送到卫生院。由于抢救及时，新工人得救了。从此以后，凡有新工人到来，老一趟的都会自觉给他们上这些自救课。我从小最怕蛇，去动物公园我从不踏进蛇馆一步。到农场后，最受困扰的却是蛇。听人说，雷多的地方最惹蛇，这话不假。雷州半岛是雷雨密集区，那里的蛇真是数不胜数，五步蛇、金脚带、银环蛇、竹叶青、蟒蛇、铁线蛇……应有尽有。只要上工地，不管干什么活，甚至走在路上，都有机会“邂逅”这些宝贝。曾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牛车班。尽管运香茅时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一捆捆几十斤重的香茅用禾叉叉上牛车，但总比好彩碰上毒蛇要好些。但时隔不久，因体力问题，我又调回了生产班，又重新和香茅镰刀打交道。一位大婶曾将一件她亲身经历的事告诉我们。那时搞承包责任制，她一家承包几大片香茅地。生产队方圆约百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山上到处是石头，被开垦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山虽不高，却挺荒凉，在责任田里劳动，很远也见不到一个人。有一次，由于心急赶工，大婶不停地挥动镰刀，大捆大捆的香茅落在身后。她干得太累了，还没脱下工作服就瘫坐在地里休息。她垂下了头，却一下子跳了起来，只见一个黑黑的蛇头紧紧咬着工作服的裤档，被咬的地方周围有一片黑黑的毒液。她手足颤抖地把裤子脱下来，把它扔得远远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毒蛇砍断的，只知道要是被咬着了，她绝对已经见了马克思了。割香茅时会伤人的岂只是毒蛇、蜈蚣？割香茅前，要把那把月牙镰磨得非常光亮锋利，因为要用一整天，中途没时间磨刀。这种镰刀是特制的，又长又薄，既好磨又好用。一天，老工人玉姨带着磨得铮亮的镰刀到责任田割香茅。一会儿，她把镰刀放在香茅堆上，停下来擦去满头满脸的汗水。这时，镰刀从滑溜溜的香茅堆上滑了下来，刀口向上。玉姨缓了缓气，往后倒退一步准备拿镰刀，却一脚踏在刀口上，脚后跟几乎被整个切下来。她惨叫了一声，大喊救命，无奈四处无人。她只有咬咬牙，淌着泪，把工作服割出一条布带，把脚后跟牢牢捆上。求生欲支持着她，她拄着担挑，一步一步地向队里走去，鲜血不断从伤口渗出，滴在黄泥路上。一进卫生室，她就失血晕倒了。还算幸运，在那样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她居然没有落下残废，却患了风湿病，每逢刮风下雨，伤口就会疼得慌。我忘不了农场的香茅地，忘不了那八年的知青生活；每看到或闻到香水味，就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往事的追思，怀念曾经同甘共苦的农场工人们。
2015-09-19 13:48:57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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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对于新生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城市的孩子来说，不外是“吃什么、如何吃”，色香美味俱全而已，而“追着喂、哭着吃”则是现代人养孩子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很难体会到饿肚子时那种无助的滋味。1968年，我刚来到农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缺油少盐，几个月闻不到肉腥，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日子，连青菜也少见，整天饿的慌。杀猪那天，简直就成了重大节日。由于肚子饿，大家看到吃的，眼珠子象是被“抠”了出来。上山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去“方便”，就去偷番薯或木薯等，然后就地挖坑，上面铺上木柴、干草之类“煨”来吃。而偷青菜，偷甘蔗或西瓜等那简直是家常便饭。那是个愚昧的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却不讲人民生活，尤其是边远地区，连最低的生活标准也保证不了。已是“馕”中羞涩，恰逢神州大地掀起“忆苦思甜”。大年三十晚上,我们生产队却搞起了“忆苦餐”。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在饭堂门口排队。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每天必唱”的歌之后, 每人分配一碗没有油星的野菜和一块糠饼，这是我们“年饭”的全部内容。当时队长还“严格”规定：吃完“忆苦餐”,回去不准做东西吃。那糠饼是和水干贴的，糠渣和鸡糠一样粗；野菜是连根挖的，又苦又涩，怎么下咽？就这样，我们知青只有任由自己的肚子“吵”到大年初一。而老工人都有自己的小伙房，“忆苦”后可以关起门来“思甜”。有些知青不相信大家都那么“听党的话”，悄悄去“巡视”，发现老工人的伙房门都关得紧紧的。一个最调皮的男知青还特意到队长的门外偷听，隐约听到队长一家也在“思甜”。 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在自己搭的小伙房里闲聊，从外面跑进来一只大公鸡，一个男知青本能地把鸡抓住了。怎么办？已经有两个月多闻不到肉腥了。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我们一致裁定把鸡“就地处置”——煲鸡粥。虽然我们觉得“偷鸡摸狗”并不光彩，但我们实在是太饿了。大家只好说，连“自来鸡”都不要，那就太对不起上帝了。兴高彩烈的我们分工合作:杀鸡的杀鸡，淘米的淘米，生火的生火。鸡粥熬了一大锅。碗刚摆上，有人进来了。他耸了耸鼻子，走到锅边一看:“好香啊！这是什么粥？”我们一下子想不出如何回答，面面相觑。一位男知青急中生智，说是鹧鸪粥。“太好了，我就爱吃鹧鸪粥。”刚吃了几口，他翻出了一只鸡脚。“这是什么？有这么大的鹧鸪脚吗？”我们几个女知青汗都出来了。还是那位男知青镇定:“这是瘟鸡，我们怕你不敢吃才骗你的。”“啊！”来人大叫了一声，嘴里满满的一口粥吐了出来:“我最怕吃瘟鸡，一吃就吐。”说完，他急急的跑出去“翻肠子”去了。他走后，我的心还“砰砰”直跳。 那时候吃东西一点也不讲究，能吃就吃，连小猪崽也不放过。那时不兴“烧乳猪”，因为刚出生的小猪是没有人吃的。我们知青却不管这些。有一次，全队人员集中在队部礼堂学习政治，队长在聚精会神地读报纸。没多久，男知青们相继溜了出去。原来他们“偷”了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猪在知青宿舍里杀来吃。后来队长发现男知青的坐位空了一大片，心想，就算“方便”也不可能一起去啊。于是，他把报纸交给队副朗读，自己径直走去知青宿舍。“望风”的知青远远看见队长走来，喊了一声“队长来了！”就脚底“抹油”了。宿舍里的人慌了，拉过一个知青的皮箱，把里面的衣服胡乱一倒，然后把刚杀的小猪往里一扔，盖上。他们还怕不“保险”，让一个知青干脆躺在旁边假装肚子痛，把箱子遮挡住。其他知青装作解手，分头“逃窜”。最可笑的是有个知青怕从门口走来不及，连忙跳窗出去，谁知却差点与迎面而来的队长相撞。他喊了一声“队长！”就三步并两步地朝礼堂跑去。队长走进男宿舍转一圈，询问了一下“病人”的情况，见人都走光了，才回去礼堂继续读报。 除了地下种的，地上养的之外，天上飞的也进入了我们“囊括”的范围。没有枪打飞着的鸟，就去摸鸟蛋回来充饥。有一次，有知青发现一棵高高的树上有个鸟窝，里面有鸟在孵蛋，他们决定晚上去“摸营”。听说摸鸟蛋不能打手电，摸黑掏才不会被发觉，于是他们摸黑靠近那棵树。走到树下，一个高大的知青蹲下去准备给别人当“奠基石”，谁知拿手电筒的不小心摁开了手电，手电光直射鸟窝，在强光下，只见一条黑白相间的毒蛇正在吞咽着鸟蛋。“蛇啊！”那知青大喊一声，掉头就跑，手电筒也不知扔到何处，其他人也拔腿而逃，一直跑回宿舍才停步。据说，他们的逃跑速度肯定打破世界纪录。一个打赤脚的知青几天后还心有余悸。他说，逃跑的时候，脚板分明感觉踩到一条滑滑溜溜的东西，不是蜈蚣就是蛇，只不过落点一闪而过，就算是蛇也来不及掉头。从那以后，他们再不敢去掏鸟蛋了，宁可饿着肚子等待下一顿。 时至今日，饿肚子的滋味已荡然无存，但这山珍海味的感觉却远远没有那时候的猪肉、青菜那般香。
2015-09-19 13:45:54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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