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穿越小说何以成为“文化英雄”？

  据悉，继广受争议的《宫锁心玉》之后，又一清朝古装穿越剧《步步惊心》即将在9月初与观众见面，这部由上海唐人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自去年5月开拍以来，借桐华原著、同名网络小说的广泛读者基础，以发布演员定妆照、拍摄花絮、主题歌视频等形式持续吊起观众胃口，以致产生了“未播先热”的效应。在多部穿越剧倍受追捧的今天，我们基本可以断言，有关写手、制作方已步入完全失却文学影视创作的逻辑底线和审美操守的境地，大众传媒与网络传媒合谋把读者、观众逼上了被迫认同其历史悖谬与现实虚妄的绝路。 穿越小说是网络时代的怪胎，它貌似披着穿越时空的外衣，但并非想象力丰富的科幻作品；貌似拥有古今互看的视角，但并非寓言性的先锋作品。甚至它也并非新生事物，不过是历史戏说、言情小说、青春偶像叙事的集大成者。这三类文学影视作品——稍有审美判断力的读者、观众一看便知——莫不深深打着原创力匮乏、千篇一律、机械复制的后工业时代烙印，何以三者合而为一的产物竟成“文化英雄”，竟能力挽创作力、收视率一路下跌的狂澜？ 甚至，穿越小说本身也早已纳入无限自我复制的工业化生产链条，比如，“清穿”是这样作为一种套路鲜明的网络文学样式存在的：一个现代都市女性因“出车祸”、“被雷劈”、“跌下楼”等“突变”穿越至康熙年间，成为“福晋”、“格格”、“丫鬟”的替身，在“九子夺嫡”的历史背景下与多个皇子演绎欲罢不能的爱恨纠葛。小说主人公沉浸于花钿步摇、衣香鬓影的迷醉，又命定地持有现代人熟谙历史人物命运，超脱当时固有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的优越感；往往以“爱而不得”、“得而不爱”等言情小说惯用桥段引诱读者、观众毫无自觉地认同泯灭常识、抽离现实、架空历史的生硬拼接，这样“满纸荒唐言”的“审美”旅程，真可谓“步步惊心”。 穿越小说及其改编影视剧的制胜法宝无非“置换”与“致幻”。传统言情小说、古装小说的主角身处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其思想言行均无法超脱特定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存在，对作品的读解与接受是经由文本内外的“看与被看”实现的。由于“被看”与“看者”分处不同时空，读者、观众经比对后，尚有获得认识与思考的可能。而穿越小说的“置换”特征撕裂了这种封闭性。其幼稚简单、缺乏想象力与技术含量的“穿越”轻而易举变“现实的不可能”为“虚构的可能”。从一个绝对现实的逻辑起点出发，以完全不合逻辑的方式走向虚无彼方。文本外的读者经由与自身同时空的主人公介入文本中的时空，因之与那一时空产生了互动，又貌似置身于另一种“现实”中。这种“虚构的可能”契合了当下年轻人浪漫的时代自负与空幻的历史想象，导致其甘愿被俘，而对于“穿越”所产生的哲学困境、物理悖谬，如“穿越者能否改变历史”、“彼时空是此时空的线性延伸还是平行并置”等疑惑，却从不追问。正所谓当局者迷，失却了审美距离，对文本的接受已不是审美，而是一种无谓的矫情与盲目的自我陶醉。 早就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迎合、俯就甚至培养大众惰性与平庸的审美趣味，其文化产物如精心调配的罐头食品，令人忘却食物本来的味道。更可怕的是，调配罐头的人也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对于网络写手，一味蹈袭穿越的窠臼、俗套，丝毫没有展现网络文学特立独行、求新求异的品格，我们表示失望；对于有关制作方，我们但愿《步步惊心》是最后一部穿越剧；同时也呼吁读者、观众对穿越小说及其改编影视剧保持一定警惕，在阅读、观看的同时保有直面现实、正视历史的理性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免于坠入“步步致幻”的陷阱。

  2011-11-30 16:21:26 作者:怡梦

  • 0
  • 9646

• 郭敬明谈青春文学:青春是一代代传递的

  不久前刚刚出版漫画《梅兰芳》的郭敬明，最近又要一次推出三本散文集，此前他首次担纲编剧的电影《我们约会吧》已趁情人节档期上映，今年郭敬明还要大动作频频。如今已经集作家、出版家、时尚家、企业家、媒体人于一身的郭敬明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日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由于我和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是郭敬明的同龄人，在采访前对于应该问郭敬明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是七嘴八舌各有关注。有人想问他在上海豪宅阳台上的白色沙发是不是为了拍照才摆上去的，有人想知道郭敬明现在是否还45°仰望天空，有人想知道郭敬明拥有这么多钱想没想过裸捐……记得在2003年我上大学二年级，郭敬明的一本《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散文集在十几个人的阅读圈子里传来传去，大家爱不释手。直到看书时，我才忍不住泪流满面，那扑面而来的青春惘然，那尘埃未落的心灵漂泊，都是当时我们非常强烈想表达的事情。9年之后，作为同龄人与郭敬明面对面，你才发现他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早已不是那位清秀、腼腆、略带忧伤的少年。郭敬明穿着名牌板鞋轻盈地走进来，没有声音，但是极其有气场。他刚坐定，便有下属急忙将文件递上，会有很多人排队与他商量事情，也有很多人帮他打点他紧张的时间。郭敬明俨然已经习惯了董事长和总编辑的角色。对于媒体采访已经轻车熟路的郭敬明，更愿意将他的社会化一面和盘托出。在问到关于多次身处争议漩涡、被成年人的世界痛批时的感受时，他只是笑而不答。在涉及到诸如韩寒这样的敏感话题时，他会委婉地拒绝。在采访中，郭敬明时而会笑，这是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会有此类焦点问题，但是他更知道如何去“抢答”他愿意回答的提问。对于青春文学市场和出版行业，郭敬明是滔滔不绝。对如何经营“郭敬明”这个品牌，对于拥有巨额财富的看法，他则有应对不同采访的同一版本的回答。在整个采访中，郭敬明回答最多的是无所谓，别人如何评价自己无所谓，要不要对这个社会发表看法也无所谓。最终没有时间聊到沙发和裸捐等闲题，忙碌的郭敬明就处理开了文件。总之，感觉作为记者，很难触摸到真实的郭敬明，或许这就是真实的郭敬明。财富像一把手枪齐鲁晚报：以你目前的市场观察来看，青春文学的潜力会持续下去吗？郭敬明：其实不是大家认为的青春文学市场在缩减，而是我们公司占到的份额越来越多，其他出版社可能觉得青春读物越来越不好做。我们公司是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在增长的，没有觉得青春文学在衰落。其实青春文学没有什么当下，每一代人都会有青春，年轻人有憧憬美好的幻想，就会读青春文学。可能到了30岁一些人就不读青春文学了，但是又会有更多年轻读者加入，青春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不用担心到底是青春的还是不青春的。齐鲁晚报：你的图书销量动辄以百万计，在年轻人的阅读追求上，你在起怎样的引导作用？郭敬明：我很难说给大家一个指引性，我更多的是把各种类型都呈现到你们面前，读者自己会去选择。比如说他今天看了落落的，觉得很喜欢，那他就会去选择落落的这种文体，或者继续去喜欢她的作品。那另外一天，他看了安东尼的书，觉得很温暖很浪漫，可能就会去喜欢安东尼的东西。我不会主观地去强行灌输你们应该看谁的书，我提供的是一个多元化的选择。我们的图书在同类市场占有6-7成的销量，但是任何事业都有瓶颈。占有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精品。让每一位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知道安东尼和落落等作家。齐鲁晚报：你拥有了比同龄人多得多的财富，财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作意味着物质、金钱等直接意义上的成功吗？郭敬明：在传统观念上的文人大多清贫，而我们通过图书赚到了一些利润，超出了传统从而引来质疑。而现在，拥有财富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和自己过得更好，可以去帮助很多有才华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的作者，很多员工，设计师，美编，在我的公司，我就肩负了很多的责任。财富像一把手枪，将财富握在手中，财富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首先是要看自己怎么用了。我觉得作家既然创作出了这么多的精神财富，就应该被人尊重，这种尊重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你真了不起”，还应该有物质上的尊重。大家都在辛苦地工作，凭什么别的行业能大把赚钱，作家就不行？房地产行业腰缠万贯你们不说，那作家辛辛苦苦写，写完了赚了钱，你们就说不道德，我觉得这不应该，这是很荒谬的。图书不能变成一个调齐鲁晚报：你现在拥有这么大的阅读群，有没有想过你小说中所传递出来的阴郁和乖戾的气质会传染给他们？郭敬明：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很让人心痛的东西。我不认为悲伤或者阴郁的就不能写，关键是看要用一个什么角度。《悲伤逆流成河》里讲的是堕胎，大家觉得很阴郁，这个女生很可怜。但是我的出发点是怜悯，让读者感到心痛。但读者现实中真正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思考该怎么办，是唾弃她还是保护她。这些我会在书中给读者一个正面的暗示。这是需要去思考的东西。而有一些前卫的小说，内容涉及吸毒、滥交这类的内容，作者是用一种炫耀的心态来写的，作者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很酷，这样写很个性，我们有区别，同样是写类似的内容，就看带着一种怎样的情怀去写，是悲悯还是炫耀。齐鲁晚报：外界很多批评家都认为郭敬明的写作应该介入社会或者推动社会，应该给读者传递一些积极的信息，应该摒弃快餐式的文化陋习，这些要求是不是对你太苛刻了？你在意过这些期许吗？郭敬明：一个人的作品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可能一些传统评论家认为很好的作品，但是出版后就卖了一万册，也很难说是批评家的审美出了问题，还是大众的审美出了问题。凭什么非得要以你们为标准，你们就能代表这个世界吗？当然大众也未必代表得了这个世界，但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读者觉得郭敬明的书与自己的生活很接近，而传统评论家觉得很好的作品，他们就是没有阅读的心情。大家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谁能代表谁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各种风格和类型的作品，不能说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好，金庸的武侠就不看了。《哈利·波特》是儿童文学，但是它就很畅销。不可能所有的作品都写人性、黑暗等问题，图书市场应该百花齐放，读者都有各自的选择，这样出版业才会繁荣，我倒是觉得图书不能变成一个调调，不能变成同一类东西。对大家的评价无所谓齐鲁晚报：你已在出版业摸爬滚打了近10年，怎么看这个行业？郭敬明：中国的出版业很多人都认为是没落了，衰败了，认为它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在我看来，一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来做这个行业，二是很多优秀的人才都去做电影、做网络、做房地产，这个行业没有留住这么多的精英。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行业，我和我身边志同道合的人会继续为这个行业做贡献。其实我认为中国的出版业都比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落后了几十年。在版权保护、规范流程、推进销量、作家投稿等方面仍有很多缺陷。现在国内作家写完稿了，就去投稿，出版社看着好就会出版，不好就推掉，这种模式太落后。当然也有很多出版社和出版人在做各种尝试，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只是大家没有做好就自认为出版业成为了夕阳产业。齐鲁晚报：有人说你对图书市场有敏锐的观察力，图书这么成功其中有什么诀窍？郭敬明：说不上来，平常自己比较努力。看的资料比较多，善于从中抓住自己所需要的。最简单的就是要分析一些数据，从中看出什么是流行的，什么是没落的。它为什么不流行？还要看很多的文章，分析每一位作者的文字，看看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这本书成功的市场推广方法是什么。国外最近流行什么，有没有新的商业模式，这些都要去学习。齐鲁晚报：面对诸多的争议，你希望多年之后大家应该怎么评价郭敬明在出版界的存在？郭敬明：无所谓。有些人觉得我浮躁，有些人觉得我对这个行业做出很大的贡献，有些人觉得我的图书有生命力，等等。其实都不重要，谁都无法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011-11-30 16:19:25 作者:佚名

  • 0
  • 9621

• 雷达：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被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等等，就都有突出的、鲜明的表现。 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惟写工农兵和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者，在今天就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些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对象，甚至偶像，这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们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束缚又无意中成全了它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便是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质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问题。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事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与现实主义精神相伴，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故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有益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在全国其他刊物，还有许多重要的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因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粱》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呼唤生命强力，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魂。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更为典型的文本，它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缘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视角，那就是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就文学来说，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特别是对人的发现，这个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且不断深化的重要精神课题，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对现实主义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凡庸作家的标准。事实上，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些年有的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加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又与深切的生活体验无法分开。网络的海量信息固然给写作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作者的亲历的感受和心灵的共振，因为那不是身上的骨头和肉，而创作需要生命的投入。在今天，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的现实处境。人们常说以往文学的轰动效应，多是借助于敏感的社会问题，承担了自身以外的任务，现在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现在的秩序才是文学的正常秩序，因而无须慨叹文学的边缘化。这样说当然是明智的，不无合理性，但也并不尽然。文学不能借此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满足于被动的生存。在今天，谁不努力展示自身的魅力，就没有谁的位置，这是很无情的。其实，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纯文学的销量和覆盖面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无法想象的。像《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书，正在创造发行奇迹。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大众需要和它生存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比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向度上？究竟是向那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削减原有的一部分功能，强化另一些实用功能，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精神价值，包括发扬现实主义的精神，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是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除了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的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

  2011-11-30 16:18:09 作者:佚名

  • 0
  • 9606

• 青春禁忌小说，拿什么来爱你？

      “那属于青春的禁忌文字不知感动你，还是吓到你，就像我们好像很难说清这是个‘爱情小说’还是‘恐怖小说’。”提起日本的审美，似乎很容易想到“菊与刀”、“樱花下埋着尸体”这样的元素。最近，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得主、1983年出生的日本作家金原瞳的中篇小说《裂舌》，因大胆的选材和争议性极强的“身体改造”话题，在两代作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以思想前卫闻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江晓原教授终于“绷”不住了，直言自己未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文学上的美感，称“书中对‘裂舌’过程的细节描述，让人头皮发麻”。江教授的观点立即受到“80后”作家的集体反驳，专栏作家“小转铃”干脆地直接挑战了江教授的审美观。她认为“叛逆不代表不纯洁”，相反她认为小说给她留下了非常干净纯洁的阅读印象，并表示对作者在书中写的“我在摸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么我要找找看有没有把自己变成阴影的方法”之类的话感同身受，尤为欣赏，认为是部难得的纯文学作品。两代人审美天差地别有意思的是，“残酷青春”写作的倾向在这两年的青春文学中确实相当流行，“80后”对“残酷青春”的欣赏与学者们对它“超过了自己的认知范围”的批判，正在更大范围透发出两代人的审美差异。日前，对青春文学比较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青年作者把他们的“审美”或“审丑”情趣带入到写作中来，作品内容非常“惊世骇俗”，表现手法也非常“心狠手辣”，这里既传达着他们对于人生、人性较为冷酷的观感，也显示出他们对于文字、文学较为实用的操持。对于文字的敬意、文学的敬畏，在这里基本看不到，这样的写作当然也没有责任感之类的考虑，所以基本上是不计后果的。然而，“80”后写手小饭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写作要传达的是通过年轻人狭隘的生存空间来展现空虚感的可怕。他说：“我时常看到新闻中有关文身、整容等报道。我不会去指责具有此类行为的人，每个人有选择人生的权利，个中隐情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从对这些人生活表象的残酷描绘，让我们看到残酷后面的情感内核。这让人联想到的是三岛由纪夫的残酷美学方程式——美的毁灭，美过于美本身。”用“纯洁”衡量缺乏意义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王晓渔表示，如果在今天还用是否“纯洁”去衡量“青春禁忌”的重量是缺乏意义的。很显然，从上世纪60年代青年反叛文化演变而来的青春残酷文化或者说青春禁忌写作，在日本、欧美等重要城市已形成流派。日本著名作家村上龙24岁就发表了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写的是美军基地附近的年轻人的生活。书名的意思是黎明曙光出现前的那一刻天空的颜色。在1976年的芥川奖评审中，这本小说引起评委的激烈讨论，最终多票胜出。小说中有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在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任教的栾殿武教授是该书中文版的序作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整部小说写了一群年轻人‘大梦醒来无路可走’，从而对越来越物质的世界发出的诘问。小说末尾，主人公把当时的社会体制比作一只巨大的黑鸟，期盼着有“温暖的阳光”帮助他的身影覆盖住这只黑鸟。因为有这样的思考，小说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据悉，《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迄今已卖出300多万本。栾教授进而指出，这条自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的线索，与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电影《毕业生》、英国的甲壳虫乐队、法国女作家萨冈的《你好，忧愁》等一脉相承。如何才是残酷的青春？18岁的萨冈在《你好，忧愁》里给出了答案：少女塞茜尔在父亲的影响下“对爱情这类东西产生一种大彻大悟”，于是她考虑着，要过“另一种生活”并将其作为“理想”。与小说形成对照的是，有时候青春的残酷性与青春禁忌小说在当下的尴尬处境一样，均表现为两种人生价值的激烈冲突。成世界性文学奖的选择无论如何争议，“青春残酷小说”其实已成为世界性文学奖的一种选择：一些世界著名作家和文学奖项均曾对“青春残酷小说”或“青春禁忌写作”投以青睐的目光。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就曾在他的代表作《青春》中以犀利的语言揭示了那些涌动在每一位青年内心的极限困惑。同样的，诺奖得主耶利内克也在《钢琴教师》中表现过这一主题。《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村上春树表示，“青春残酷的经验实际上已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舞台……就是要放开手脚来写爱与死，彻底地写写青春盛开和腐败。”对此，学者刘小枫认为，“无论什么条件下，青春都是极其伤身的。”更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让人触摸到了青春带来的疼痛，而这种令人不敢碰触的疼，正是绝大多数人曾经经历过却拒绝承认的。 

  2011-11-30 16:16:50 作者:陈熙涵

  • 0
  • 9634

• 对当前文学发展的一点思考

      前些天和几个朋友看完《阿凡达》出来，一位朋友忽然说，现在还需要文学吗？让我一惊。这问题提得似乎有些孟浪，但往深处想，在今天，这其实是一个深隐的、甚至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指的当然是我们熟悉并喜爱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也就是所谓纯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高雅文学。我看到不止一个论者在谈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时，说它如何“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萎缩化”了，言下之意是岌岌可危了。 从市场消费的层面看，现在确是一个泛文化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1980年代才是文学的时代。现在最受欢迎的是一些泛文化类的书籍，但必须具备大众文化趣味，例如时政、理财、养生、股票，权谋，励志，实用技术，宗教俗说，国学鸡汤，名人传记，奇闻异事，新历史叙述等等；像易中天，于丹这样的学术明星就是在泛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至于文学方面，趣味性，消遣性，猎奇性，实用性变得越来越突出，许多作品其实是一些通俗小说，题材则集中在官场、职场、情场、青春，校园，谍战，性爱，惊险，动物上。官场小说可能在文学类的发行量上居于首位。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与纯文学的距离拉得更大了，所以才有快感阅读取代心灵阅读，消遣阅读取代审美阅读之说。现在，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类型化文学，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类型化创作不但在网上也在图书市场上很强势，比如悬疑，推理，玄幻，盗墓，穿越，新史话等等，皆有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在跟踪和消费；而“青春写作”的发行量，更是不可思议。据说，郭敬明的《小时代2.0》号称“限量发行”，七天内120万册一扫而光，歌手韩红登台献艺，场面火爆。有趣的是，关于这部书本身却几乎无人谈及，目前尚无认真的研读和评说，看来“小粉丝”们主要是出于对心中偶像的明星式崇拜，还不是冲着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而来。还有人指出，网络带来的变化将表现在：原先的文学将从精英的文学到大众的文学——以大众媒介为主导的文学；文学的精神将由知识者的精英意识走向平民的草根意识；教化的文学也将变为以娱乐为主的文学。“去精英化”之后的文学，将更加倾向于精神的抚摸，而不是精神的锻造；大众更愿意把文学看作精神的快餐，而不是精神的圣餐。还有人进而指出，文学将逐步丧失主流艺术样式的地位，纸面文学将越来越高端化——最后成为极少数文化贵族的精神圣地。这样的看法虽然不无夸张成分，却无疑值得深思，有些似乎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还有人极端地宣布，纸质媒体和相关的图书馆，报社，杂志，都会在不远的时间里消亡。这样的断言未免过于绝望也过于绝对了。其实文化史的发展证明，阅读方式，传播方式，审美方式往往是“长期并存”的，一个吃掉一个或一个吃掉多个的情形在现代的宽容意识下倒是越来越少见了。影视的覆盖面之大，吸引的眼球之多，那就更是显见的事实。近年来总有一些电视剧或电影成为某一个时期的观看中心，热议中心，《潜伏》热播时用万人空巷不算夸张，此后就迎来了一个谍战剧扎堆的局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用于此就必然疏于彼，不知有多少传统文学的热爱者现在转而成为影视迷了。这就是纯文学所处的真实语境。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网络文学的高涨，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倍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兴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从时代发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的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当然，关于今天是否还需要文学的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我们强调文学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多么重要，这是对的，但是拿出来的理由往往不过硬。比如，有人说，因为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因而文学不会消亡。我常想，那其它的许多艺术和学科呢，医学不是人学吗，法学不是人学吗，心理学不是人学吗，人类学不是人学吗？可见说服力是不够的。我看，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文学是“情”学，只要人类的情感和良知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还有人说，因为文学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因而不能被代替。这也不对。那影视，美术，音乐，戏剧，何尝没有人文精神呢？事实上，在我看来，文学之所以不但现在、而且将来都会一直存在下去，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因为文学语言的魅力和能力是其它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的，除非人类不需要语言和语言的艺术了，否则，文学就不会消亡。人们早就发现，文学作为最古老的审美方式，它是最具原创意味和基础意义的艺术。文学向各门类艺术包括电子传媒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文本资源，而“文学性”一语几乎成为衡量一切叙事艺术的通约。当然，这得看文学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着什么样的情感，在这两方面是否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在这个欲望压倒理想，物质压倒精神的时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灯火呈现。如果一个作家是关注现实，爱憎分明，激情丰沛，关心百姓疾苦，相信永恒价值和理想精神的人，是一个不停留在故事的趣味上，而且能把故事推向存在的人，或者像福克纳所说，永远对人类的发展充满希望的人，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就不容怀疑。现在一些现代传媒极其发达的欧美国家，纯文学的发行量依然很大，在那里，作家受到很高的尊敬，就是明证。据说经济不景气的俄罗斯，平均每人每年读65本书，而我们是平均4本书，这个数字也是意味深长的。我有一个比较固执的看法，传统文学这一块，或叫纯文学，要能够在时间之流中站得住，决不是倒向市场化，类型化，时尚化，网络化，用通俗文学的某些元素所置换，恰恰相反，它需要的是更加坚守纯文学的审美立场，并且接受经典化的洗礼，才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存在下去。现在有种说法，说是惟有“深层次的媚俗”，才是文学的惟一出路。对此我表示怀疑。我只能承认，对大多数写作来说也许需要这样，但文学的生命却在于向经典化的攀缘。大自然的万物才是最有个性的，而机械和电子产品却是千篇一律的。社会愈是向物化发展，人就愈是需要倾听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个性的声音，以抚慰精神，使人不致迷失本性。文学有没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为时代人心所长期需要，就看它能否不断发出清新而睿智的独特声音。快餐文化一定会更盛行，但真正的文学不该是一只热狗加一杯冰激棱。大多数人不再相信永恒是可以理解的，倘若连作家自己也不相信永恒了，那将是文学的悲剧。文学无疑要被数字化、复制化、标准化、网络化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这是原创性被消解、个性被削平的最大威胁；而艺术一旦失去了富于个性的表达就不再有魅力了。我想，不论科技如何发达，世事如何变迁，某些最基本的规律是不会变的，例如，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生活， 作家与思想，作家与底层的关系就非常重要。愿我们的文学在属于它的空间里更自由地驰骋，更大胆地创造，那样的话，它的空间将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大了。

  2011-11-30 16:14:50 作者:雷达

  • 0
  • 9969

• 给青春多加几个形容词

      ●精彩的青春在作家窗外飞驰 青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彩，这样嚣张，满世界都可见到它呼啸飞驰的身影，从网络到校园，从酒吧到Party，从广场到陋巷，时尚如蜂如蝶追着它翻飞流转：哈日哈韩哈拉丁，光头板寸染长发，手机松糕养宠物，街舞锐舞PalaPala……青春的形容词如花瓣般洒落得满地都是。 “文章合为时而作”，文学界却异常固执地沉默着：我们尚没有自己的青春文学；在一个叫做“儿童文学”的王国里，勉强有一块叫做“少年小说”的菜地，作家们对那满地的形容词却视而不见，他们在忙着栽种着自己的青春经验，把玩着自己的青春记忆，不停地“探索”、“试验”，盼望着写出人性，写出永恒，并且希望今天的青春能在这里获得感动，而一任今天热闹精彩的青春在自己的窗外喧嚣着飞驰而过。 然而青春是耐不住寂寞的，它早已按捺不住表达自己的冲动，要么纷纷拿起笔来“自画青春”，韩寒、郁秀们借此一举成名；要么就转向港台及国外的青春题材，让《流星花园》、《蛋白质女生》们一炮而红…… ●破茧而出的“花衣裳” 一边是热闹红火，一边是冷冷清清，总会有商家跃跃欲试，总会有作家无法无动于衷。 “花衣裳”就在此时破茧而出。 说它“破茧而出”，是因为它的成员都有很深的“儿童文学”背景（郁雨君先后供职于《少女》、上海《少年文艺》，本人是儿童文学硕士；伍美珍来自《少年博览》；饶雪漫曾在江苏《少年文艺》工作），却抛弃了旧的“少年小说”的写作方式，不再囿于或固执于自己青春经验与青春记忆的书写，转而走向“都市”、“青春”、“流行”的写作路线；更因为她们是自觉的，因志趣相投而走到一起，成为国内第一个女作家的自动组合，明确地提出要“为14到20岁的朋友写作”；她们是勇敢的，不再躲在“儿童文学”、“少年小说”的旗号下作茧自缚，高扬起了“青春文学”的大旗。 短短几个月内，“花衣裳丛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1月版）、“花衣裳系列”（海天出版社2002年1月版）、“少年网事系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1月版）纷纷隆重推出，“花衣裳QQ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版）、“胖企鹅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也即将上市。仿佛就在一时之间，一件小小的“花衣裳”就撑起了一片五彩的天空，妆扮出一派迷人的风景。 ●我们花枝招展地迎风上路 “花衣裳”是时尚的。聊天、黑客、分身；街舞、派对、野营；卡通、电宠、电玩；QQ、FLASH、H．O．T；星座、血型、闪灵；追星、扮酷、叛逆；呆呆、酷酷、跳跳……种种青春的形容词，布满了她们的作品。 “花衣裳”是青春的。杰潘面对女孩子们的悲喜交加与磕磕绊绊，“从来就没有旁观”，每次都会“真心实意地投入”，并能“突如其来地爆发灵感、冲动和不一般的力量”。这不是爱情，甚至也不是友情。它只是青春的激情如花儿般自然地绽放，不求结果甚至想不到让人来欣赏；它只是心灵的阳光像歌声般溢出了胸膛，烂漫了自己也烂漫了这个世界。（郁雨君《呆呆向前冲》） “花衣裳”是纯美的：单看题目就可以让你沉醉了：《一只酒窝，去找另一只酒窝》、《假如给猪一对翅膀》、《眉飞色舞》、《我对老师有点慌心》、《最熟悉的陌生人》、《恍惚的翅膀》……尤其是饶雪漫，所有的故事都编织得聪明、精彩，弥漫着浓浓的诗性与黏稠却率真的少女情怀，任性、叛逆都散发着青春的美丽。 迎着时尚的风，伴着纯美的青春上路，“花衣裳”显得格外花枝招展。 ●给青春多加几个形容词 能够点缀些青春的形容词，没什么稀罕。这些飘飘荡荡的时尚表象，大部分都会在时光中风吹雨打去。强行剔除或许是大多数成人的愿望，加点东西让它自我沉淀与净化岂不是更好的选择？“花衣裳”采取的就是后者：给青春多加几个形容词。 她们给他们举行成长仪式：“飙舞的感觉无与伦比，大概像在飞”，可以“晃动满脑子的幻想和理想”“创造”、“攀登”，现实却让他们难逃“抽线木偶的命运”，只能街头狂舞一曲，带着快乐的“巅峰”体验，走上大人要求的“day day up”的漫漫长路，告诉他们，有时候“真的喜欢就意味着割舍”。（郁雨君《偶们都是木头人》） 她们给“冷的”他们送上“小棉袄”：隔着浩如烟海的网络，“你的寂寞和孤独也会直击我心”的瑟瑟，终于能够正视人性的暧昧与阴晦，绕过任性与叛逆的坚冰，融入亲情与友情，因为人类心中有阳光，“让人开心的理由很多，让成长变得更加顺畅的理由也很多”。（饶雪漫《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们教给懵懂的他们豁达与幽默：只要自自然然，钟情又何妨？更何况有时爱慕只是欣赏，失落并非绝境，一点点薄雾罩不住这一段充满阳光的风景；误解再多也能顷刻冰释前嫌，挫折刚过就能再次蠢蠢欲动，苦恼乍现便又眉飞色舞，这就是青春的快乐。（伍美珍《我对老师有点慌心》） ●一件衣裳的风景 《我为歌狂》已经卖了四五十万；《蛋白质女生》也卖得火了；一切都在预示着青春文学会有广阔而辉煌的前景。 然而我们的作家们却还只是贡献出了一件“花衣裳”的风景。 而且，让人惋惜的是，这风景还并非完全实在的风景，还没真正流行，流行的并发症就已开始出现：比如饶雪漫，几本书人物、故事大都似曾相识，免不了自我复制的嫌疑；针脚却还嫌不够精细，郁雨君有些篇章还需要更细致的提炼与结构（如《忘了，心要搭一座桥》），写网络也还有些力不从心；伍美珍讲故事的耐心与技巧还需要再加强，往往开头很精彩，结尾时却失之轻率与简单（如《牛仔服归来》）。 很明显，她们还需要更认真、更耐心的浸染、体会、思索、创造，而这最需要的是时间。如果我们不是只有这一件“花衣裳”，还会出现那么多出版社对她们涸泽而渔吗？一件衣服的风景毕竟孤单。 愿更多的作家加入到“给青春多加几个形容词”的队伍，让青春更加眉飞色舞。 毕竟，一个愿为青春多加几个形容词的时代，一个肯让青春眉飞色舞喧嚣飞驰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2011-11-30 16:13:16 作者:杨火虫

  • 0
  • 9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