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其中像苏格拉底的《申辩》、司马迁的《刺客列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茨威格的《世间最美丽的坟墓》等等,在毕生漫长的岁月里,竟反复浏览过好几十遍。经过这样不断的揣摩与思考,我对散文这种文体的特征,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怎样才算得上出色的散文作品?我的见解是,简单说来应该是在描绘社会人生和自然风光中间,具有饱满的形象与生动的细节,必须融汇真挚的情怀,蕴涵深邃的哲思,在文字和艺术技巧的表达方面,必须带上各自风格的审美个性。我还觉得对于充分表达作者独特个性的文学创作来说,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因此包括散文创作在内的这种心灵的记忆与挥洒,是一种异常艰难的精神历程,只要大体上能够做到写得生动活泼,丰盈多姿,足以启动读者朋友们内心的摇曳与思索,就是值得肯定的佳作了。再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一定会出现更为美好的前景。真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散文易学而难工”。因为读过若干文学书籍而又喜爱撰写文字的人们,为数肯定是很多的,用心从事这样的精神活动,无疑是提高整个民族精神素质的好事,比起聚集在街头巷尾搓打麻将或扑克来,自然要文明和高雅得多了。当前的多少报刊和书籍,再加上网络上的散文作品,数量真大得惊人,然而读后能够扣动心弦,引起思考的,却又极为稀少。应该提醒这些为数众多的朋友们,提高写作的水准关键在于积极主动地深入体察种种的社会人生和自然风光,坚持不懈地阅读与钻研许多有益于提高自己知识水准和思索能力的书籍,并且将这两者交叉和融会,进行相互比较与印证。在目前的散文创作中间,更为严重的是经常出现一些宣扬庸俗情趣的篇章,放肆地追求奢侈淫逸的享乐生活,将做人的基本道德完全都抛弃掉了,这样的写作方式实在是一种精神的堕落,值得警惕。有社会良知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应该紧紧抓住散文创作神圣的职责,深切地思索人类的命运——如何去建设平等、自由、文明和富裕的社会生活,逐步地解决贫富悬殊这始终困扰着整个世界的问题。像这样高瞻远瞩地撰写散文,是多么圣洁的歌唱,将会给读者贡献升华道德与审美情操的篇章!
针对“纯文学”、“小众文学”的话语追求,我们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学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在大众的承认和欣赏中生长,并以此影响和号召大众,成为人类灵魂的向导。这是我们的文学理想。文既成学,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存在的价值和依据。大众需要文学,文学得以生存,这决定了文学与生俱来的大众特质。唯有坚持大众的文学理想,文学才有生机和出路,才能找回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文学兴衰在于大众是否接受大众不接受文学,文学就要消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的结果,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运用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形式,提炼、加工社会人群生产生活中的感受和愿望,依赖有意味的语言符号,概括和磨砺大众的物质与思想创造,由此,文学得以成立。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精神活动的丰富和拓进,文学以它深刻、详切地摹写大众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专长,更加充分、本质地描绘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复杂性和规律性的优势,特别是它强烈的角色引导性,使大众从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和理想,大众接受了文学,文学得以生长和流传。大众对思想情感表达、体认的需要,是文学立足的根本。大众的取舍决定了社会的分工,放弃了大众的利益,任何行当都要失去自己的位置,文学也不例外。大众不接受文学,文学学科就要消亡。文学传达大众的意志、价值和希望,满足了大众的期待和需要。正是这种期待和需要,奠定了文学作为学科的社会基础,也决定了文学在实践和理论上,必须始终围绕大众的需求展开和延伸,使文学能够从个别体验表达不断上升为共性的审美愉悦,进而在思想和情感上,表达一定民族、阶级和特定人群的价值立场,使文学深刻表现并超越现实。这种展开和延伸,是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根本因素,是构成文学本质和价值的确定性基础。大众是文学的学科生命,如果被大众拒绝,“文”难以成“学”,文学家和文学就无法生存,各种文学理想就成为空中楼阁。大众不接受文学,文学就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文学始终是一定时期、一定人群情感、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表达,其意识形态特征毋庸置疑。文学作为审美的方式,其优长之处是化育大众的能力。它以审美为手段把握大众,在无形的社会意识和有形的社会力量中搭建了桥梁。文学被大众接受,才能以强烈的审美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抵达人心,召唤和激发人们对共同价值、共同愿景的体认。文学被大众欢迎,才能风行传世,实现其思想艺术蕴涵广泛、持久的释放,在一定人群中凝聚共识,影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大众远离了文学,文学就失去了传递价值立场的能力,就失去自身的社会功能和责任担当,就无法在上层建筑中据有一席之地,各种文学追求就化为泡影。文学要尊重大众,尊重生活当代社会,以新兴媒体为载体的各种新艺术形式不断产生发展,其表现力更加直观、快捷,对文学构成强烈冲击,被一些人认为是文学边缘化的根本原因。但深入分析,要害还是在一种艺术形式能否更深刻表达大众思想情感、能否适应大众的需求。文学疏离大众,放弃大众化的文学理想,掩耳盗铃式地追求“纯粹”、“小众”,最终必然败下阵来。与其惶恐困顿于所谓“文学的终结”、文学理想的危机,徘徊在私人话语、小众情调的樊篱中,不如勇敢地走进日新月异的大众现代生活,争取大众赏识、赢得大众的青睐。只有让理想始终脚踏实地与现实同步,与大众同行,文学才能有自己的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追求大众的接受和欣赏,以大众的文化表达为理想,是文学在不断寻求自身价值过程中形成的自觉,也是历史地、社会地成就文学的内在动因。这种自觉和动因,使文学写作成为充满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写作,成为迈向人类精神制高点的写作,成为提供改造社会的现实力量的写作。秉持大众理想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有作为的文学,是我们主张的文学。那些偏执的“小众文学”话语和“纯文学”主张,舍弃了文学最重要的价值确定性,远离了文学的本质,自毁文学赖以生存、文学理想赖以发展的根基。“小众化”固然可能是优秀文学作品暂时状态,但彻底“私人化”、“小众化”,决不是文学的归宿。“纯文学”的主张,带有抵抗文学创作功利化、庸俗化倾向的色彩,但它刻意制造文学和大众的机械对立和生硬隔离,或许是出于追求高尚和纯粹的动机,结果却走向虚妄。文学有“纯”的一面,但那是指对文学理想的诚挚追求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文学需要深入美的领域,但文学不可能自得其美,必须在与大众的交流互动中提炼美,融进社会风尚和传统去实现美。文学需要形式的探索,需要“先锋”和“实验”,但任何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严肃开掘,本质上都要主动顺应时代和大众,不断丰富表达立场、感染受众的内容,决不能“除了形式,还是形式”。大众的文学理想,与庸俗文学有根本的分野。时下有些作家一味热衷于快感描写、欲望写作,一心迎合低俗趣味,由此招徕眼球,这是对大众的文学理想的背叛。不为狭隘利益所困、把理想建树在大众的根本需求和事实利益上的文学家,一定会自觉划清同庸俗文学和低级趣味的界限。群众始终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其实践活动蕴涵着崇高和伟大,其精神世界是美的源泉。大众期待的、接受的文学,可以通俗,可以娱乐,但不能放弃对生活清晰透彻的认识、对人间真情的深刻书写、对美的不懈发现。我们只要抱定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执着理想,就一定会被其追求幸福的热望所感染,被其创造生活的能量所震撼,被其丰富鲜活的情怀所融化,我们的文学创作就一定会生动、厚重起来,写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精品力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成为文学作品重要的流通渠道和检验机制。市场化不是对文学理想的轻慢,而是为文学走向大众、实现理想开辟了新的途径。市场越是成熟,越是充分体现大众的根本需要和理性选择。随着大众素质和品味的提升,其认知和辨别能力必然会不断增强,空虚、矫情、肤浅、落后、低下的东西,可能会暂时蒙蔽一些人,但随着时代的进步,高尚的、严肃的文学一定会更广泛、更深刻地影响、号召大众。立足现实,放歌时代,服务人民当今中国,正在热切地呼唤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文学理想。我们主张的文学理想是立足现实、放歌时代、服务人民,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情感和精神风貌,表达人民群众的文化主张、价值诉求、理想愿景,以为人民群众代言为己任的文学理想,决不赞成那些无视文学本性、放弃文学责任,只在形式的碎片里穿凿、在唯美的幻想中沉迷、在沸腾生活的局外袖手旁观的文学理想。我们推崇的文学理想,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崇高理想境界、主动提升大众审美水准、自觉向大众传递先进价值、推动大众改造主客观世界热情的文学理想,绝不赞成那些在物质生活的表层无力爬行、在感观欲望的泥淖中沉沦堕落、在低俗趣味的沟溲中甘之如饴的文学倾向。我们也认为,这样的文学理想需要远离炒作喧哗,耐得寂寞,它意味着文学家得默默开采、潜心投入地艰苦创作。作品价值常常要历经时间的洗礼,但这既非不问世事地闭门造车,也绝非挖空心思地沽名钓誉。当今中国,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这样解放思想、激情满怀、意气风发地开创自己的美好生活,开创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主张的文学理想,是融入人民大众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理想,把人民大众的理想信念和审美追求统一于日臻完美、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唱。这样的文学,因为人民大众的支持而前途光明;这样的创作,因为扎根于伟大的社会实践而源泉不竭、活力迸发;这样的理想,因为主动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而保持刚健有为的进取心和永不停滞的开拓精神。真正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的文学家,一定会在社会发展进步中不断探索理想的方向,在与时代和大众的激情涤荡中不断打磨,在心灵家园的安顿、审美境界的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淬炼和弘扬、社会先进意识的唤起和凝聚之中,不断实现和升华自己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始终是为大众而坚守的文学理想。
文学理想的表达,是现实在变革发展中的艺术展现,实质是文学艺术超越性的体现,文学艺术超越性恰是文学艺术存在的生命。文学艺术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文学艺术创作将现实生活的原材料通过开掘、提炼,生发了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不同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性,这才有了文学艺术作品。如果失去了超越性,就失去了创作意义,就没有文学艺术本身了,就像没有蚕丝只有桑叶,没有服装只有面料,没有高楼大厦只有砖瓦石块一样。从上述意义来看,超越性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命。文学理想的表达,体现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英国诗人密尔顿的《失乐园》不仅揭示了人类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住诱惑的根源,而且抒写了人的自豪情怀、进取精神、革命激情。这理想光辉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意义。马克思在读到《失乐园》时指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这里,马克思把文学艺术创作比作春蚕吐丝,它源于现实生活,而诗作表达的理想光辉具有鲜明的创造性意义,因而具有重大的超越性意义。当代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抒写了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的人类共同精神的理想光辉,具有鲜明的文学超越性。作者写道:“这部长篇出来后,也许有人会问,你写的就是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吗?我可以说,是,也不是。虽然这粒种子萌生在那里,但它作为小说成长起来以后,早已改变了形态。虽然有些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但我并不满足和拘泥于这些,我还是为它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故事——虚构的,以及我们所了解的一些鄂伦春人的故事。”作者巧妙地把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比作植株与种子的关系,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来源于重大的创造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大量引进,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提高创作起了重要推进作用。但是一些人搞“原装引进”,如世界观的“本体烦恼论”、历史观的“非人性化”、美学观的“反向诗学”的“大迁移式横移”,阻碍了文学理想之路的通行。一些作品横移“本体烦恼论”,着力表现人生的烦恼、痛苦与绝望。一些抒写生活烦恼,工作烦恼,家庭烦恼,演员烦恼,新兵烦恼的作品,蜂拥出现在书刊上,就连被称为重量级的《秦腔》、《受活》等,也侧重展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烦恼、痛苦、绝望。作者们认为生活烦恼是“普遍的生存状态”或“生活的基本常态”,“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一些作品横移“非人性化”,热衷于表现纯然的兽性、卑微的龌龊的人性。有些作家只写龌龊、猥琐、扭曲、丑恶、自私、下流、空虚、无聊的人性;笔下人物,有的盗窃、赌博、吸毒;有的敲诈、诱骗、群奸,有的不爱任何人,只宣泄肉欲。一些作品着力表现丑,偏爱丑,赞美丑;有的赞美吸毒,有的赞美盗窃,有的赞美强暴,有的赞美乱伦。有的评论家则把这种兽性化的“人性”高扬为“个体意识新觉醒”,以至于以调侃方式抒写颓废无赖胜利的作品居然上了名刊的头题,几家选刊争相选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不仅使文学艺术苍白,平庸,而且使文学艺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萎靡症”、“颓废绝望症”。凡此种种,遮蔽了文学理想的光辉。文学艺术中理想的表达,不是从外部加进来的思想概念,而是将现实的变革发展予以艺术化展现,从中生发出强大的审美感染力。在这方面,成功的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首先要注重表现现实生活中主动进取、积极创造的奋斗精神。比如,在兆影的《红豆粘糕和奔跑》中,“我”遭遇了一系列艰难困苦,可“我”并没有被击倒,选择了坚持长跑。奔跑的意象展现了以主动进取、积极创造的奋斗精神超越艰难困苦的生存态势。弗罗姆认为,所谓超越,是指人渴望克服被动的生存态势,人总是不甘心成为环境的奴隶,力求由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角色,向着自己开拓的路线前进。这种对超越的要求,是“人的真正的自我,即人的本性特征。”其次要注重表现日常生活中超越常规的新鲜事物。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古丽、红嫂们突破常规展现的温情、善良、宽容的品格非常难能可贵,激发了读者大众的强烈美感。日常生活中超越常规的事物都具有特殊性。极为个别的特殊性,往往代表着人类的理想、社会的未来,本身就具有普遍性意义、超越性意义。再者要注重表现现实中多侧面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的心路历程。人,新人,英雄,其内心世界都是多侧面的对立统一体,其心路历程是在辩证发展中前行的。杨宏的《热血家族》以高有才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孙铭的《铁流》以罗泰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其心灵世界,都是崇高与平凡、公益与私利、英勇与畏惧、智慧与拙笨、新风与旧俗等多侧面的对立统一体。那些体现崇高、英勇、智慧、牺牲等等英雄素质,或在矛盾斗争中或在矛盾解决中常常占据矛盾的主导方面。这些英雄的成长,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英雄心路历程,是在辩证发展中前行的。英雄心灵的每次升华,都经历着生与死、血与泪、火与水的强烈激荡,因而产生出耀眼的光芒。注重文学理想的审美表达,只有文学放射出理想的光芒,我们的文学才能充满阳光,充满希望。
一年已过大半,年成几何,大致或可掐指算来。但算来算去,唯有这文学奖是最难有个准数的。大的如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实在难以猜度,终于导致英美有好几家赌博公司开展了对其的博彩业务。至于国内的文学奖,近来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茅盾文学奖了。 “武有第一,文无第二”之说,想来很有道理,所以要想在文学奖上做到绝对的客观与公正,显然是不可能的。评者也即是读者,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方面的“度量衡”历来因人而异。即使有明确的标准,但在理解与执行上也仍有着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距离。按照诺贝尔先生郑重立下的遗嘱,文学奖评选标准应是“创作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不难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词汇当是“理想”,这项遗嘱到了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的诸位评委手里,“理想”就被解释成了“理想主义”,而文学上的正统性、符合宗教精神和社会道德秩序、能激发人乐观向上的情绪就成了他们判别作品的标尺。也正因如此,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就使人大跌眼镜,原本众望所归的左拉被拒之门外,倒是由法国并不太知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普吕多姆意外获得。而诸如此类,竟又是不一而足。自然,依照萨特的观点,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文学奖本身并没有错,它总是心存善意的,也意在总结和激励。作家张炜对此深有感触:“得奖,这只说明评奖的人给予了你珍贵的鼓励,你应该感谢这鼓励,同时也要明白一切都要交给时间,要做得更好。只有行业里的傻子才会为某个奖赏去奋斗且沾沾自喜。心灵之业如果变成了摸彩和体育赛事一类的东西,那就太廉价了。” 但毋庸讳言的是,这样的“傻子”颇有层出不穷之势,且越来越在创作之外神通广大,也越来越把“奖”当作晋身之阶和名利之源,而丝毫不思忖一下这“奖”那“奖”是否与自己名实相符。1927年9月,当鲁迅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当即拒绝:“……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如此的不为所动,如此的硬气和警觉,如今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断听说的,是为了评上某个“奖”而不断折节的几近“文人无行”式的故事。但眼下在这扰扰攘攘之中,毕竟还不全是为奖而全然忘了作家本分或责任的人。从报上得知,天津女作家赵玫自从得了第一个鲁迅文学奖后,这些年就不再申报任何奖项。原因有二,一是不愿因庸俗的“运作”而亵渎了文学的真谛;二是远离尘嚣,她还想写出更好的作品。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值得亲近与信赖,往往也就因此而起。 不由得想到了孙犁和杨绛。孙犁是一位少有的真正纯正与纯粹的文学家,他从不凭借与谋求文学以外的任何东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依靠的只是其自身深厚而独到的创作功力。而一贯安宁与淡泊的百岁老人杨绛则是“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记得张承志曾说过,“有些人不懂得什么叫放弃‘功名利禄’。他们不懂:一片山河与人民的喜爱与接纳,才是对一名作家的价比千金的奖掖”。由此看来,许多时候,不仅要将人人趋之如鹜或来历不明的这“奖”那“奖”之类视若浮云,还得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和境界。
一个写作者当然是要有理想的,这种理想是沿着传统的路径,立足当下的现实,寻找个性的方向。写作者的创新意识是文学进步的动力源泉。一个死板固守的人是不会有进步的,老套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会被时代所摒弃。写作者并不会在多次的简单重复之后,就能自然地进入一种突破,而很大可能会堕落到平庸之中。我们一味地沉湎在经验的舒适状态里,想要实现自然的拔高、突破简直是有点妄想的成分。因此,写作者首先要注重读书,读经典。读经典的意义便在于主动寻求突破,不是在模仿中突破,而是在不同的经验的暗示下寻求自我的突破,找到自己创作生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作为引领创新潮流的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尤其需要思考这个命题:我们总有一天要长大,当我们的青春被消耗尽的时候,当我们的那点经历在经验的重复使用过程中枯竭的时候,我们将面对怎样的自己?作家的文艺生命和自然生命一样,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面临无可避免的蜕变。这种蜕变有两种可能:一是江郎才尽,二是更上层楼。如果一味地固守在已有的位置,倒退也许不会来得那么迅速,但是想要突破将会是举步维艰。我们的才华被挥霍一空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的是无路可去。写作者想要在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有这种危机意识,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作家都要面临着个体生命的老去和个人经验的嬗变与更新,写作活动如果不随着这种变化而适调的话,那么我们的写作只能面临着机械重复、老生常谈的窘境。如果我们想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远的话,就必须树立一种危机意识,要有勇于和过去说再见的决心,更要有向未来要力量的斗志。突破意味着要告别过去,而告别过去是不是就要被未来完全俘获?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将要进行的创作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地去进行写作。很多作家有想象力丰富、精力旺盛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能不能真正转化为写作本身的优势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很多作家或者过多地沉湎在现实之中,或者过多地脱离了现实,这就使得创作过于深沉或者过于轻浮,这也正是80后、90后那些引领创新的作家常遭遇批评家诟病的地方。这些批评并不是批评家的偏见,恰恰正是其症结之所在。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写作者都应当有一种担当,这种担当应该至少包括关注政治、关爱民生、关心生活、关怀内心。有担当的写作才可能是有价值的,我们所书写的许多流行跟风的文字短时期内似乎让一些读者有阅读快感,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可是时过境迁我们能不能保证他们有更长的阅读保质期?这便是经典和流行的区别,我们自己刮的那一阵风,究竟是旋风瞬间消失,还是季风长久不衰,这是写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多元时代面临很多的诱惑,我们要能够守住内心、着眼长远,写一部哪怕是一篇打动人心,温暖世界的文字,这样才能坚守住一个写作者的心灵阵地。写作者需要寻找自我,又在不停地失去自我,我们正是在这种确认与重新确认的变化中寻找自己。在一个阶段确认“我是我”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勇气去反问“我是谁”,然后义无反顾地重新出发,找到下一个“我是我”的确证。一个有志气的作家总是在出发,因为文学不同于生产标准件的劳动,文学需要的是更多的可能性,这样才可能多彩和丰赡。对于写作而言,我们需要的是有前进梦想,更要有固守的安静,有等待的耐力,有创新的智慧,踏实的劳动,这样的写作才会是有底气的,这样的写作才可能走进写作者的和读者的内心,被列在经典的书架上。
尽管被称作“文坛多面手”,但高洪波创作的重心始终在儿童文学上,自1979年创作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小弟要画热带鱼》以来,童诗、童话、散文、低幼故事、评论,他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尝试新的写法,关注新人新作,凝聚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力量,尽自己所能为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而努力。12月1日,在“高洪波文学创作40周年座谈会”上,高洪波的儿童文学创作自然成为与会者谈论的重点。——编 者高洪波与儿童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情缘,早在1984年,作为《文艺报》记者的高洪波就写了20万字的探讨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重要作家作品的论著:《儿童文学作家论稿》。在这部著作中,他对新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对他们的创作理念、创作追求及创作成就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还对儿童文学各个门类的发展现状、创作特点及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总结。四十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中,高洪波又出版了除成人作品外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有诗集、有散文、有小说、有理论著作。比如《大象法官》《喊泉的秘密》《我喜欢你,狐狸》《少女和泡泡糖》《飞龙与神鸽》《波斯猫》《高洪波散文选》《青春在眼童心热》《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说给缪斯的情话》《鸽子树的传说》《与鸵鸟对视》《动物日记》《唱片年龄》《悄悄话》《也是一段歌》《心帆》《我想》等几十部著作。其中,诗歌《我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散文集《悄悄话》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诗集《鸽子树的传说》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同行的眼中,高洪波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也因此,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带给小读者最纯粹的快乐和陶冶。张之路认为,高洪波心中有着对民族未来、祖国命运的长远思考,因而对儿童文学的热爱和关注始终如一。高洪波常说,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应是一位懂得儿童心理的教育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作家承担着比成人作家更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会尊重孩子,不能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式的教育方法”。“儿童文学应该用真情打动孩子的心,用美去陶冶孩子的灵魂。”高洪波身体力行,得到了作家们的友情与敬重。每次见到高洪波,总感到他精神抖擞,阳光灿烂。他是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金波的记忆中,有两件与高洪波有关的快乐的事情。一件是在幼儿园听课,老师讲的正是他的一首诗《我喜欢你,狐狸》,老师采用的是辩论法,那节课上得真热闹,正方反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最后还动用了“肢体语言”,幸亏被老师劝阻了,才没有打起来。金波回来和高洪波传达那堂课的情景,他笑了,又很遗憾没去观摩那堂课。还有一件事:金波在一份刊物上开设过一个专栏,点评幼儿的“口头创作”,发表的都是幼儿园孩子随口编的故事,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老师记录下来,投到刊物上。有个小朋友口述了一个故事,题目是《樱桃雨》,妈妈给记录下来寄到刊物上发表了。金波知道这是高洪波写的,把这一发现告诉了他,高洪波没生气,却很得意,那么小的孩子,听了《樱桃雨》,居然记得那么清楚,还把这故事变成他的“口头创作”了,他应当得意。金波说,“从我认识高洪波,他就是快乐的。这是因为他办事认真,每做一件事,必善始善终。虽有困难,也不后退,必有成果。时间长了,我发现快乐是他的性格,工作再累,也是兴致勃勃。后来,我又发现了,他的快乐是天生的。所以,他适宜搞儿童文学创作。这快乐,一方面是受孩子感染,一方面是他把快乐给了孩子,所以他永远快乐,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福分。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快乐的工作,是一种垂之恒久的神圣工作。这份工作可以逐渐把人导入一种高尚的境界。因为你面对的是孩子”。高洪波属兔,在白冰的印象中,高洪波是一只快乐的兔子。儿童文学创作中,高洪波一直践行“快乐原则”。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充满了童心童趣,充满了幽默、诙谐、幻想、理想和快乐。白冰说,“高洪波不是厄普代克笔下那只不知道为何而跳的兔子,高洪波的跳来跳去,是为了守望理想、守望文学、守望我们民族的未来,因此,我们喜欢他、爱戴他”。他的作品简单自然而富有理趣高洪波的儿童文学作品,简单自然而富有理趣,时常在快乐与纯真中,让孩子们体会到智慧的乐趣。李敬泽说,仅一天晚上的阅读,他就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高洪波这样受到小读者的喜爱和儿童文学界的尊重。那个曾经那么威风的、被关在笼子里变得很可怜的、被孩子注视着的大灰狼,吃了石头的鳄鱼,在山中种葡萄的狐狸……高洪波的这些诗不仅仅是作为儿童诗写得好,作为诗的品格来讲,也是非常高的。儿童诗,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写的。“怎么在最简单中达到丰富的理趣,是一个非常难的境界。瓦莱丽曾经批评过他那个时代法国的诗人把诗歌变成了只有受过高等训练的耳朵才能倾听的声音,已经达不到那种纯真、自然、简单的境界了。现在的诗也有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高洪波的儿童诗确实有一种洗脑洗心洗眼睛的作用,他让我们看到如何才能达到简单自然、富有理趣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的”。金波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育人的工作,也是育己的工作。高洪波始终和孩子们一起成长。进入花甲之年只是他的生理年龄,儿童文学作家独特的心理年龄才是他的第一年龄,这个年龄真实地体现了他的心灵状态。金波认为,当高洪波走进“男婴”世界,他便回归童年了,他像孩子一样站在丁香树前,去寻找“幸运花瓣儿”。他吹送蒲公英飞上蓝天。他痴迷地玩“植物大战僵尸”游戏,然后给这种游戏注入中国先进的理念,又发展成本土化的图书……这一切都是他进入“知天命”,继而又进入“耳顺”之年后的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儿童文学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因此,他是自然状态的纯真。当高洪波给孩子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刻便是他的节日。他拥有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那一份独特的快乐。这快乐,是一种智慧。这智慧与其说源于一种技巧,不如说是天性的恩赐。金波认为,高洪波是“抱起未来和希望”的人。作为从同一支部队走出来的战友,范咏戈认为,高洪波的儿童文学作品善于用孩子们的视角发现有趣与有益。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推动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一是启示我们重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包括追求本土风格,深入开掘和充分利用本土资源,面对儿童文学领域的外来强势文化,提供中国阅读。二是启示我们重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其发展中要注意避免成人化思维,注重儿童思维,儿童心理和时代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新要求,面对儿童文学成人化的现状,提供儿童阅读。三是启示我们重视尽快建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市场范式,关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娱乐、游戏、快乐元素,提供市场阅读。热情的儿童文学事业组织者高洪波曾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事业的组织者,他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带到森林里,让他们去采美味的蘑菇。自己在一旁看着,也是满心高兴的。这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魅力。张之路说,高洪波除了为儿童文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之外,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在指导和组织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高洪波为人心胸开阔,与他相处,没有鸡零狗碎的私房话,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许多作家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他为人宽厚处事严谨,因此他有许多的好朋友。他懂得感恩,尊敬长者,提携年轻人,重视传承。言谈话语,一言一行中都会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白冰认为,高洪波心中充满大爱,充满智慧,待人宽厚,所以,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快乐,并且用他的智慧把快乐传导给所有的作家、朋友、同事和孩子。他就像一只快乐的兔子,在中国文学事业的组织工作中,在创作界、评论界、儿童文学界、出版界,跳来跳去,让大家和他一起跳跃,让文学事业、儿童文学事业充满了活力。他命中了语文教学中的“三心”目前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排名中,语文课榜上有名,而语文课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写作文。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小学生在学完高洪波的儿童诗《我想》之后,纷纷自觉地想当小诗人,他们很乐意仿写高洪波的《我想》,因为这样的创作实在让他们感觉有趣。高洪波的儿童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和老师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追捧。高洪波的作品深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王蕾认为,童心、慧心和诗心是高洪波作品受到学生欢迎的原因。一是童心对接儿童生活经验,实现文学教育的审美体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语文教育在课程设计、教师培训、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洪波的多篇儿童文学作品被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不约而同地选入,主要集中于儿童诗歌和儿童散文。他的儿童诗《草叶上的歌》被收录进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6册中,这首诗歌调动了听、视、味、触等多重感官,将一片“绿茸茸”“亮晶晶”“笑盈盈”的草坪展示在小读者面前,是一篇充满着童真、浪漫与快乐的作品。很多小朋友在学习这首作品时课堂往往会充满着欢声笑语,甚至有的学生还会手舞足蹈,因为作品中描绘的景象、表达的意境、传递的情绪唤醒了他们曾有过的生活经验,在儿童的眼中草地就是作者所描绘的“蚱蜢腾空、蟋蟀欢笑、蜻蜓跳舞,充满着奶香味的甜蜜绿地”,学生们在听和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入境入神了。在这样一种文本对话中,儿童收获了快乐美好的审美感受,实现了文学教育的审美体验。二是慧心滋润儿童心田,传递文学教育的多元价值观。高洪波创作了许多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其中有一首诗歌《我喜欢你,狐狸》深受儿童喜爱。儿童喜爱这首诗并非仅仅因为作品的幽默风格,最重要的是这首诗歌解决了很多儿童心中的困惑。许多儿童从成人提供的图书上,从成人拍摄的动画片中,从成人日常的交谈中,觉得“狐狸”是一个坏动物,他聪明但狡猾,从不干好事,可是在高洪波的笔下,狐狸的“狡猾”是机智,狐狸的“欺骗”是才气。这样的全新价值观让很多儿童在初读这首诗时都很兴奋,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只不一样的狐狸,原来狐狸也是可以喜欢的,狐狸也是可以被崇拜的。这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具有独特的充满个性的美学原则。再比如高洪波的儿歌《懒的辩护》,“懒得挑水的人发明了自来水管”,“懒得上楼梯的人,把电梯装进高楼,懒得扇扇子的人,叫电扇不停地旋转”,这些有趣的诗句孩子们读得有滋有味,他们从中读到了异于平常的新鲜想法。三是诗心荡漾儿童心灵,培养儿童对母语的热爱。《我想》是高洪波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儿童诗歌作品,文字简单、干净、纯粹。这首诗歌充满童心、富有想象力的诗化意境与诗性语言是吸引儿童的最大原因。《我想》一开篇就用一系列只属于儿童行为的想象牢牢吸引住了儿童的眼球: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举一串花苞;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汲取营养;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看太阳;想把自己种在土地上变幻出春天的花草;这样的意境生动形象,顽皮稚趣,贴近儿童的生活。更妙的是诗歌极具特色的诗性语言,尤其是几句原汁原味的孩童诗性语言“悠啊——悠”“长啊——长”“飞呀——飞”的呈现,极富特色的节奏感与韵律感非常贴近儿童的语言特点,儿童开心的时候总是喜欢这样拖着长音或者重复着表达意思。很多儿童喜欢这首诗歌是因为写的就是他们头脑里的想象,说的话也符合他们语言的节奏和韵律。于是,孩子们拿起了笔,也要写出他们心中的美好理想。大量实证显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培养儿童语感和语言整体把握能力的绝佳范本,好的作品能通过生动、形象、富有活力的语言激发儿童学习母语的热情和主动性,高洪波作品在学校语文教育的课堂上受欢迎的程度,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