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2010年末,作家贾平凹亲自走访了甘肃定西地区,这块目前尚为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地方,其传统,落后,贫穷的生存现状深深触动了作家的心 灵。回到城市后,他写出了长篇纪实散文《定西笔记》。贾平凹坚持每年走访数十村庄,不打招呼,不让接待,直接走到真正的底层中去。他称,作家应该拒绝书斋 写作,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是底层社会。爱跑农村有空就想去虽然影响大的作品多为长篇小说,但是贾平凹一直没有中断散文写作,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要悄悄走访数十个村庄,不定期到乡村探访,了解下层社会。他爱跑农村,有空就想去,“要走就走了,要不走永远都是事,忙不完。”《古炉》完稿后,在经过了数年长篇小说写作后,贾平凹称自己像刚结束长跑一样难以停下脚步,就和一位朋友自驾车到陕南、河南、湖北交界的十几个 县走访,回来后又到目前中国最穷困地区之一的甘肃定西,走访当地农民的生存现状,每次走访完后,都有散文问世,只是这些散文并不像小说那样引起广泛关注。去年,贾平凹写近百年中国土地问题的散文《一块土地》获得人民文学奖。当时有人对他说:“没有比土地问题更让人关注的,您敢于直面这个问题,把一块土地的命运,写得荡气回肠,用土地本身表明了这是这个时代最深的伤口。”希望官员们能够看到“人离开土地怎么办?”贾平凹坦言自己很迷茫,他说,“定西是真正的贫困地方,农耕氛围很重,在那里能看到齐全的传统农具,手工耕作的牲口牛、 马、驴一应俱全,对传统农业保持得比较完整。中国好多地方虽然也贫困,但是农具、牲畜很多都没有了。”贾平凹称他将自己看到的这些都写在文章里。这些文章 看似都是作家随手写成,但贾平凹说他将自己观察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包含在了文章中,希望官员们能够看到。“现在人都关心大都市,被忽略的是县城的经济、底层的生存状态、社会情绪。”贾平凹在下面看到,在现在的县城,有本事的人都走了,都跑到大城市 来了,留下的都是爬不上去的机关干部,“他们的日子很悠闲,我在每一个县上,都能看到乡镇干部锻炼身体成风,他们比一般农民好,但又当不了大官。而县城的 建设,也都走的是卖地的路子,这些变化,不到下面去看,没办法知道。”贾平凹说。作家不能都写玄幻穿越贾平凹说,现在乡村干部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他们的重点工作已经不是收粮、计划生育,而是为自己前程奔波,维护村庄稳定。这些现状没人关注,但 又的确是需要关注,包括定西农村,包括陕西地方村镇。“文字虽然看上去是顺手写来的,但能感到文章背后有一个很关心中国、关注现实的心,也传达了各种社会 信息,有一定张力。”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散文。今年他仍然有跑村计划,这些走访不通知任何人,就是驾车到想去的地方,有些地方路况很差,一小时走不了几里,也常常在农家吃住。贾平凹坚持走出 书斋,写出最鲜活最有现实力度的作品。他说:“大量作家都在书斋里,都在写玄幻、穿越。我觉得有两点,一是作家始终要对社会保持一种鲜活的态度,二是作家 一定要保持自己对文字的鲜活感觉,这样才能进入写作状态。”本报记者 蔡震
“很多人以为《武昌城》的出版是为纪念辛亥百年,我一再说这只是偶然,它其实与辛亥革命无关。”在湖北省博物馆旁一家咖啡馆内,女作家方方大快朵颐后,快人快语说道。方方,本名汪芳。上世纪50年代生于南京,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昌城》是她发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以叶挺的独立团为首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与吴佩孚的北洋军较量、胜利挺进到武昌城下却严重受阻的情景。该小说结构,由上下两大独立篇章构成,上篇专写北伐军的攻城,下篇专写北洋军的死守。2006年,方方先写“守城”,四年后才动笔“攻城”。中国青年报:《武昌城》的创作初衷,与你之前写过的《汉口租界》、《汉口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是否相联?方方:我从写《到庐山看老别墅》开始走近近代史,阅读了大量中国政协和湖北政协上世纪50年代编撰的文史资料。非常有意思,我发现尽管我在武汉生活多年,对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事情却根本不知道。之后,我写《汉口沧桑往事》、《汉口租界》时,也有同样发现。这触动了我。但那时,我还没想到要写《武昌城》。只是在翻资料时,会把印象很深、以后可能会用到的资料归类,放在旁边。还有段时间,我和历史学家冯天瑜经常一起开会。他是老武昌人,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武昌的故事。后来写作时,我不一定引用他说的故事,但会根据他的讲述,营造出一种氛围。还有他人本的思想,也影响了我。最早,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北伐战役中武昌战役里“守城”的资料。我在书中写过,八月十五,城内有人结婚,吃的是荞麦。这些活生生的细节都是我从当年史料中一点点抠出揉进稿里。我想,我大概也属于人本主义者。面对史料思考时,我多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觉得他们在那样的围城下,活得太惨了。2006年,写完《汉口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后,我就开始写《武昌城》的“守城篇”。原先,我没想过写“攻城篇”。中国青年报:现在看来,如果不写“攻城”,书会显单薄?方方:“守城篇”就是一部中篇。我其实很喜欢这部中篇,但它发表后,没被转载,看到的人少。书的编辑觉得我应该在“守城篇”的基础上扩充内容。我想了想,觉得它已经很完整了,不想再动结构。扩充自己已发表的小说既没意思,也显得我没什么水平。于是我想,再做一个纯粹攻城的东西会很有意思,结构也会比较好。攻守两部,像树了两个人吵架,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总归有一方理多点,一方理少点。去年夏天,我路过加拿大温哥华,去同学艾路明家玩。他外祖父唐生智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参与指挥攻打武昌城。他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向我推荐李洁之的回忆录和张发奎上将的回忆录,这些书里有一些关于北伐武昌战役的回忆。书太厚,没法带回国,我便住在朋友家,花了一天时间,把所需要的资料摘录下来。包括谈到负责攻城的叶挺是学工程的,领着人想用车皮做掩护攻进城去;也提到北伐军夜间抢出曹渊尸体,并有人为之而死等等。资料中关于他们的服饰,行走路线,时间,天气情况,诸如此类细节,都提供了想象与发挥的空间。中国青年报:这时,故事结构、人物勾勒一一浮现了?方方:“攻城篇”是去年才写。原来在“守城篇”里,我写过陈定一的人头挂在城门上。这是真实的事件。我决定“攻城篇”还是从这颗人头写起。这颗头让人印象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书中男主人公“罗以南”,他生性软弱,加上世道艰难。这颗头是他好友陈定一的,他一下受到刺激,先想去当和尚,半途中又在同学梁克斯生拉硬拽下,加入北伐。下篇的女主人公洪佩珠,则错以为这颗头是她所爱的陈明武的头,而留在武昌城没能离开,从而有了一系列的悲剧。中国青年报:罗以南、梁克斯等虚构人物在史料中有原型?方方:没有。在看史料时,我觉得当时可能有这样的人。加上我在个人写作中,对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比较熟悉。我从小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太熟悉这帮人了。书中这些人投身战场的年龄,跟我父辈差不了多少。虽然年代不同,但本性相像。他们更接近我,也很容易产生想法,更容易让我写得舒服一点。当然也有不一样。过去的知识分子没有那么油,不会到处公关找人、说谎、天天打麻将。现在的知识分子多油滑啊。知识分子确实有软弱,自私的一面,这是他们的天性,是由思维方式决定了的。这种思维方式也与劳动方式有关。我当过工人,知道工人的思维。他们必须要集体合作,所以会表现出很仗义、大度的一面。但知识分子是个体劳动者,一条线想问题,所以很少为他人着想。可他们做人做事都很认真。现在知识分子不认真,虽不能说都那样,但蛮多活跃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多么油腔滑调,像些混混儿。当然也难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我以前说过,我判断知识分子真假在于,假知识分子对是非的判断,是以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为准,真知识分子则是以事情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有利没利为准。中国青年报:在这部战争背景下,展示人性交织的小说里,你到底想深掘人性的哪一面?方方:写作时并不具体想这些,如果硬要说,或许是想体现人道精神吧。比如书中的几名护士,她们不管面对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或是所要去的地方是否危险,自己是否会死,都不考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她们就要救人。当年的红十字受训就是这样。罗以南也是一个有人道精神的人。他以前只管自己,其他事与我无关。他对革命没有兴趣,甚至认为很残忍,不认为武昌城非拿下不可,但极端的事件会把他身上的潜能激发出来。他救梁克斯没别的想法,梁是他的同学,关系不错,他又是跟着梁一起参军来到这里。他不能让梁这样死去,一定要救他回来,救不出来也要去。至少他在想办法,在努力,这就是基本的人道主义。中国青年报:你在文末写罗以南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书中是否存在第二个主题——强调宿命感?方方:我觉得罗以南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他经历了枪林弹雨,从血海中走出来,继续参加革命往前走。我没明言他参加的是什么军队。但解放后,他是被押解回去的。他是参加了革命,作了他认为的贡献,但革命最终还是不要他了。很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我觉得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写下去。1986年我发表了四个中篇,《闲聊宦子塌》、《风景》、《白雾》、《船的沉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宿命感。那时我才30岁,好像宿命感与生俱来。觉得人左右不了命运,同时很多东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很多东西里又包括自己。比方说我不参加高考,不努力,我现在肯定是下岗。肯定是有自己的抗争,自己的付出,才改变了命运。所有事件都不是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分析导致活到今天这一步的各种原因。文学就是把很多人与事背后的成因表达出来,越丰富才能越打动大家。中国青年报:书中,罗以南信奉佛教,为何又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基督徒孟洋人?方方:以前在武昌昙华林有传教士出现,那边有些学校有教会背景,还有基督教堂。罗以南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生,从小受佛教熏陶,他确实想出家,想放下一切,他是典型的逃避型。孟洋人是确有传说,他作为基督徒劝说北伐军不要攻城,不要放炮伤害无辜。还有当年武昌宝通寺作过战场的野战医院,正好区域环境就是这样。中国青年报:你所有的作品不管描写什么题材,都归结在人性上,有没有想过突破这点?方方:我没有刻意去想突破。我没有把要出彩、要引起注意、要有所突破当成天大的事情。我只想写我心中想写的,我写作不是为了你们看突破不突破,突破也不是你们说突破就突破了的。而且我有信心这样写就很好,就会有很多读者喜欢。还有的题材结构也不是刻意做成的,事件本身这样写就很有意思,我不要特意把它写成什么。我不喜欢玩这种花招。我知道花招较易出彩,也喜欢看别人玩的花招,但我很懒,要是天天动脑筋想在小说上玩花招,憋个半年憋不出来,何必呢?写作最好是写自己的东西。你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提得有意思,我听进去了,下回纠正。听不进去拉倒!自己写得愉快就好了,你认不认可关我什么事?写作是件好玩的事情。中国青年报:你的作品让人觉得,你也在观察生活,质疑社会,但不如有些作家对现实有一种尖锐、强烈的批判。比如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坚硬如水》等。方方:或许我与阎连科的文学观念有差异吧。他的《日光流年》写得很好,还有几部,我都很喜欢。我喜欢的小说不是那种赤裸裸地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而是不动声色,通过人物的行动命运表现自己的想法。在作家中我应该算是很尖锐的,只是方式不同。很多批评和观点,我更愿意在会上当面说,公开说。虽然说了也没用,但仍然要说。我的想法是,得让另一种声音存在。这是我的个人方式,我只是不好作秀或者说不屑作秀而已。到了我这个年龄,不可能像热血青年一样说话更多是带着发泄的成分。对于社会问题乃至体制问题,我真觉得空骂无益,喜欢更客观更综合更历史性地来看一些现实问题,也更希望批评之后能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许这样会理性点。另外,互联网虽然能推动民主,促进社会进步,但同样我们也看到,一批网民穿上马甲是暴民,脱下马甲便是奴才。你到各单位看看,他们脱下马甲在单位里的表现、表态、发言,而穿上马甲后谁也管不着,他便神气了。当然,这也是不民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对老百姓也不能太苛刻。只是,理性地来看,人的本性大体相近。我认识几个人,也算精英,平常牢骚,不知多凶,但一到会上,全都变成了拍马屁。这些人啊,给一点既得利益,你看他们会怎样?我大概也是看得太透了。(记者 陈星星 程聚新)
曾当过小学教师的商晓娜擅长“成长”题材,现已出版《一年级的小豌豆》、《一年级的小蜜瓜》、“我们班的博客”系列、“同桌秘密日记”系列、“绝佳拍档”系列等图书。“被迫”写故事的小学教师商晓娜出生于1980年。她表示自己很喜欢80年代:“我记事很早,那个年代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大家也都有奔头。我们那时比较快乐、学习负担也很轻,不像现在的孩子要报那么多辅导班。”童年的商晓娜迷上了阅读,而且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被她视为上帝赐给她的学生时代的最好“礼物”。2001年,商晓娜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她多次用“突然”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身份的转变,“自己一直是学生,有一天,一下子做起了老师,一段时间感觉很不适应,而且很迷茫。说实话,我根本不愿意毕业。”然而,工作还是要做的,而且商晓娜也想把它做好。为了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她每周都坚持给孩子们读童话故事。渐渐地,商晓娜能够找到的童话书都差不多读完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尴尬。一次,学生问商晓娜能不能自己写一本书,她回答说:“可以试试。等有空,商老师就写故事给你们看,保证好看。”没想到一句玩笑话,竟然让很多学生翘首以待,他们时不时地询问故事的写作进展。面对“舆论压力”,商晓娜只好硬起头皮去编故事。在课堂上,商晓娜把自己写的故事读给学生听,再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修改。后来,外班的老师也将她写的故事读给孩子们听,效果不错。“主要是那些外国童话书,生活离我们的孩子太遥远了,而且主人公名字还很长,不容易记。”商晓娜笑着解释自己早期“走红”的原因。2004年夏天,在同事的建议下,商晓娜去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投稿。她没有任何经验,很紧张地将书稿交给编辑,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因为没抱多大希望,商晓娜很快忘了这件事。然而,就在那年冬天,她意外地收到了出版社的用稿通知。于是,商晓娜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魔法听诊器》。拿到了两本样书后,她将它们悄悄送给两位学生――一位学生是书中的主人公,但平时非常调皮;另一位学生则很喜欢看书但从小有听力障碍。“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天使,而且是需要鼓励的天使。”商晓娜说。喜欢出“新”的儿童图书编辑200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需要一名儿童图书编辑,询问商晓娜是否有兴趣担任。经过一番考虑,商晓娜决定尝试一下。她说,刚去出版社那会儿是春天,沈阳城内的桃花开得分外娇艳。一切,她都感觉很新鲜。在出版社的日子里,商晓娜喜欢给新人一些机会,“只要遇到有潜质的作者,我都会很兴奋,我自己就是从新人做起的,非常理解他们的不易。”目前我国儿童图书的量上是有了一定的增长,然而质上并不令人满意。对于如今的写作格局,商晓娜表示,以曾经的编辑身份来看,现在虽然出了较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但表面的繁荣后面仍然有不少问题,“很多书都是重复出版,创意不够,作家也存在着重复授权的现象,同样的书稍微改头换面就交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儿童图书一定要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作家们要降低姿态,蹲下来跟孩子们交流。”在编辑生涯中,商晓娜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编一套先锋的图画书。“当时,那是我的一个心愿,而且那时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有竞争力的作品。我争取了很多次,都无功而返。”重视“微观成长”的儿童文学作家2008年,商晓娜辞了出版社的工作,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她笑称:“专业作家还有一个称谓,叫‘无业游民’。不过,领了一张‘失业证’,我倒安心了。”对于“失业”后的时间分配,商晓娜向笔者扳着指头算起来:“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散步,下午逛街,晚上去看看电影之类的。周末嘛,我要休息的。写完一本书,我要给自己放一个假。我不想那么匆忙,好书是要轻松地去写的。”如今,很多年轻作家正以一种时尚、轻松的面貌出现,他们更愿意享受生活,这也消解了一些人对传统作家的印象。儿童文学的写作路向也在此中经历着一种变革。自五四运动起近百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家,从冰心、叶圣陶,到陈伯吹、张天翼、严文井,从叶君健、柯岩、洪汛涛,到郑渊洁、曹文轩、梅子涵、秦文君,再到近年的杨红樱,他们构成了一个精神谱系,这个谱系里书写着“常”与“变”。对于前辈们,商晓娜表示了敬仰之情,同时也强调:“现在的孩子要面对更多的物质诱惑和精神空虚,作为儿童作家,依然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个不会过时。”在儿童文学领域,“成长小说”的写作应该说还是相对成熟的,但“成长”本身大都是个虚指概念,更加侧重从概貌上进行把握,这种“成长”往往自然地过渡为“目的”,“意义”感也很强。准确地讲,商晓娜试图进行的是一种“微观式成长小说”写作。“微观式成长小说”更强调儿童年龄的区分,注重阶段和过程本身,致力于精细描摹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校园、家庭和社会生活,不倡导“本质化”的封闭式结构,而是尽可能以开放方式进行展示和讨论。商晓娜在写作中有时直接将读者明确定位为一年级学生,而且分为男生和女生。比如她的《一年级的小豌豆》、《一年级的小蜜瓜》,是两本注音文字图书。当年,这两本书刚刚写出来的时候,很多出版社都不愿出版,担心无法受到市场的认可。“它们至少被退稿过6次。”商晓娜说,她甚至想过要自费出版,因为她自己太喜欢书里面的小豌豆和小蜜瓜了。后来,这两本书终于得到了一家出版社的信任并得以出版,成为商晓娜最畅销的作品。2008年,商晓娜又写出了“我们班的博客”系列。这6本书,将一个班级的孩子从一年级一直写到六年级,通过班级博客这个载体展示了严旭、黄天源、鲁米扬等一群孩子的成长历程。孩子们在不同年级之间的生活和情感的细微跨度直接考验着作家,甚至每本书的文字深浅度都是一个挑战。在这一点上,商晓娜做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她笔下的孩子们经历着情感和兴趣的转移,能让读者感受到孩子们生活重心的转变。“绝佳拍档”系列是商晓娜的新作,书中细腻地描摹了双胞胎马一左、马一右及其周围同学的校园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颇为老道地刻画出了双胞胎兄弟的不同个性。不同孩子的语言特点也很明显,孩子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纯真让人感叹“天使在身边”。不过,交织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家庭生活之间的“社会生活”的层面并没有得到更为从容的展示。事实上,这也是她多本小说存在的“盲点”。或者,她目前并不想介入,也或者,这本身不是儿童生活的重心。
新世纪以降,文学商业化倾向愈益明显,一批文学丛书被推上商业炒作平台,阅读价值很快便转化为商业价值。正是在这一转化中,文学写作与大众趣味相遇,经过一番碰撞,前者找到融于后者的渠道,并在随顺后者中炙手可热。文学的商业化写作已然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当下形态,虽然尚有一批为捍卫文学高雅而孤独奋争的作家,但相当的一批写作者则追随大众趣味用极大的热情去寻找与发现文学商机。争获尽可能多的图书印数与发行量,成为一些写作者的目标,甚至是曾经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的目标。商业化的文学写作身分,不断地产生蜕变的力量,使文学写作者蜕变为文学商人。文学的商业化写作就文学传统写作而言,最明显的结果就是“祛魅”,即对文学传统写作价值取向的解构,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解构文学真实地反映生活本质的价值取向。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及历史必然性,这一现实主义真实性创作原则是文学传统写作一直坚持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学的商业化写作颠覆了这一标准,一是商业化写作追随的大众趣味对文学反映生活本质问题缺乏接受期待,大众趣味对于直接利益的即时性、平面性关注,压抑着对生活的深度求解;一是现实文坛活跃的文学商业化写作者们,多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步入文坛者,而那段时间,正是传统现实主义借着“文革”灾难的余潮而遭受质疑与拆解的时候,这批商化写作活跃者的现实写作,已不再追随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自然很少有现实主义真实性认知或认知真实的内在束缚,在这样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认知价值被解构在所难免。其二,解构文学引导与教育大众的价值取向。文学传统写作中,文学引导与教育功能始终是文学的神圣职责,近百年来,社会各方面都赋予文学教育之责,赋予文学写作者以生活导师、灵魂工程师的身份。文学引导与教育大众的价值实现于文学的超越性,即精神自由对于物质生活的超越,社会普遍性对于现实具体性的超越,文学写作者要有这样的超越精神与境界方能写出具有引导与教育大众的作品。然而,在文学的商业化写作中,超越性不断被现实性放逐,关系写作者直接利益的文学商业属性阻断着写作者的视野,写作者自愿放弃了精英身份、施教身份而随顺大众趣味,他们不再拥有教育之责,也不再有这样的能力,即使写了些寓教于乐的东西,也是乐字当先,教字可去。写作者现实地弱化或失去了对于社会人生的引导与教育身份。其三,解构文学播撒高雅审美趣味的价值取向。高雅审美趣味,是相对众人的日常审美趣味而言。高雅审美趣味是历史的凝聚也是艺术发展的凝聚。它所以高雅,在于它经由历史净化,更合于人的心理健康,更合于人的有机整体性生存。传统经典的文学写作者将之作为至高的审美价值在写作中自觉追求。文学的商业化写作中,现实以其直接利益关系形成强大的笼罩的逼迫性,使得高雅审美趣味在注重利益关系的现实审美中被遮蔽与排挤。文学写作者身陷功利性审美活动时潮,追随大众感性活跃、情绪激发、紧贴实用、变动不居的审美趣味。正是在对大众这些审美趣味的迎合中,文学的商业化写作远离高雅审美趣味,向大众审美趣味臣服。其四,解构文学传统写作模式的价值取向。为实现文学的认知功能与教育引导功能,文学传统写作形成了一套较为定型的写作模式,即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这种写作模式把承担着认识生活本质及规律、教育引导大众任务的主要人物置于写作中心,与之相关的各种作品要素均围绕主要人物设置与安排,主要人物与其他作品要素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在这样的主从关系中,文学作品成为一个由主要人物引发开来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越是严密,越是一招一式、一词一句均能纳入主要人物引发开来的性格脉络、情节脉络,则作品选材与结构越是成功。而主要人物又是某种认知理念或道德理念的体现。这套文学写作模式在不少传统经典,尤其是红色经典中被具体地运用与实现。文学的商业化写作中,文学的引导与教育传统已很少再体现为理想的性格化的人物塑造,人物的进取垂范意义被淡化、消解。平常化、缺欠化、复杂化、甚至妖魔化,成为人物塑造的标准。作品总是努力使众人在阅读中面对无法用简单的善恶好坏标准进行分类的复杂的常人,先前那类革命的、英雄的、正面的、进取的、感动的、同情的人物塑造中性格的丰富性,被无所谓革命、无所谓英雄、无所谓进取、感动、同情的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所取代,这甚至成为当下文学解构文学的引导教育传统的时尚性努力与时尚性标准。用传统文学价值取向作尺度对文学的商业化写作进行分析,并不是扬此抑彼,对文学的商业化写作做否定。事实上文学的商业化写作与被现实所接受,会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学价值取向的反思:文学的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感官愉悦的审美追求是否应该给予否定?传统的写作模式是否合于文学规律?文学有必要成为政治与伦理的追随者吗?等等,这类问题已成为新世纪以来写作与批评的普遍性质疑。文学的商业化写作肯定远离了文学传统写作的宗旨,远离了文学传统写作的价值体系,但它又开辟了新的价值体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读者中心取代了作者中心;审美感官愉悦取代了道德的受施;大众审美趣味取代了精英施教意识;平民文学取代了精英文学。而这是否更符合文学的本质呢?显然不符合。因此,我们不能由此对文学的商业化写作评价过高。文学的商业化写作如果过于商业化,文学性仅仅是附庸,文学写作者就会蜕变为文学商人,其作品就会在文学真正意蕴中退身。
为了沟通和交流,人类发明了语言,因为地域的差异,语言分化成了各种方言。进入到信息社会,随着网络这一新平台和网民这一新群体的出现,语言又随之演化,出现了“网络语言”这一新兴独特的语言种类。作为人们进入网络时代的入场券、网民闯荡网络的通行证,“网络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它在给网络世界和网络文化增姿添彩的同时,也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了许多新奇的尴尬与困惑。 一直以来,在网络上都流传着这样一句戏言:“哈哈很肤浅,呵呵很敷衍”。这句话虽短,却真实精辟地道出了网络语言中网络语气词的尴尬处境。曾经有网友这样发帖说:“真的很反感聊天中对方跟我用‘呵呵’这两个字,感觉太敷衍了、太假了,没有一点认真聊天的诚意,难道除了这两个字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是的,除了这两个字,就不能用点别的吗?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除了依靠语言,还离不开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的辅助。同样一句话,不同的语气以及不同的表情来讲,表达出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然而在网络交往中,当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非文本信息全都被剥离了出去,只剩下冷冰冰的文字,信息的传达就必然变得不够准确和丰富。对于语气词来说,其意思的表达本身就离不开使用者对语气的现场发挥,脱离了真实语境的语气词则必然失掉了其应有的含义与作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网络交往中,各种动态图片表情火热流行、纯文字语气词却屡遭嫌弃和诟病的原因之一。 相比较于坐冷板凳的网络语气词,网络流行语无疑是大有市场,深受网民欢迎的。它们频繁出新、个性鲜明,很好地迎合了网民们多元化的个性表达需求。然而就在它们流行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惑与压力。 许多网友都曾发帖感叹过,当今网络社会,真是“一不留神就要Out了”。记者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篇帖子,一位大龄网民讲述了从他接触网络开始,由于跟不上网络语言的流行节奏,而闹出的种种笑话。其中最典型是,有一次,他的女儿在家里和朋友打电话聊天时说了一句“坑爹”,然后这位朋友就在旁边紧张地听了半天,等到女儿终于把电话打完,他马上忍不住地问了女儿:“你们刚刚都在聊我些什么呀?”弄得女儿反而一头雾水。殊不知,女儿口里提到的“坑爹”和他并没有实际关系,只是一个网络流行的感叹词而已。 除了这位大龄网民的经历,曾经的“囧还没走,槑(m i)又来了”也是一个让不少网友感到十分的困惑与无奈的事例。刚刚弄懂了“囧”字,学会了熟练使用,这边又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槑”。是什么意思呢?要怎么读呢?这让人不由得想起2008年火星文风靡网络时,不少家长为了能够了解孩子的思想、与之沟通,争相购买《“火星文”翻译攻略》、《网络语言大全》等破解工具书,可谓是实实在在地被网络流行语给“坑爹”了一把。
从心里流出的,最终要由心去收获;从心灵出发的,最终还要回归心灵;由心弦弹拨的,最终还是由心灵来共鸣。对于文学来说,最美好的归宿莫过于此。然而现实是,包括网络在内的文学创作,虽然不至于像绿豆和大蒜那样被投机者垄断以抬升价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板块分割式的创作模式,迫使读者不得不朝向这些创作板块集中地区辐辏积压,这样一来,导致了写作与阅读双重滑坡,严重地制约和限制了当今文学的生机与活力。作者不是潜心于包罗万象的现代生活,而是心浮气躁地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推着四处捕捞,大凡能赚钱的尽管写来就是。比如近几年盛行的盗墓、谍战、穿越等类作品,不少文学写作者日复一日地“赶制”,即使冒“撞车”、“颠覆”之险也在所不辞。看似恣肆汪洋,声势浩大,到头来不过是远离艺术、现实和心灵的华丽泡沫,偏离了文学创作的轨道,忽视了活生生的当下,也辜负了我们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文学与商业结盟早就有过。巴尔扎克的那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社会状况有很多相近之处。作为后来的文学大家,巴尔扎克早先也写过不少随行就市的文学作品,但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了,留给后人的是他在穷愁潦倒的日子里的精神醇酿。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鲁迅、老舍、曹禺等老一辈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是长销的,不少作品今天仍然在一版再版,为人们所喜爱,但他们当时并不是为了卖文救穷或者在商业运作下而写作。文学的随行就市并不能保证有市场,倒是那些绕开了商业轨道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描绘不完的艺术前景和挖掘不尽的经典价值,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张旗鼓的商业操作不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却很有可能导致文学创作步入歧途。为了市场的热乎劲儿忙于“赶制”,看到风头急于抢先,这样的文字还称得上是文学吗?如果我们的文学写作义无反顾地驶上市场的快车道,每每随行就市,以争夺读者的眼球为荣耀,那么,我们的文学创作必然会在部分地拥有市场的同时丢掉了它本来具有的品性,失去了滋养读者心灵的作用,沦为填饱肚皮之后的另外一种单纯以娱乐感官和消磨时光为能事的低端消费品。 以“攒书”的方式出版牟利,是当今文学的大敌。人们习惯把那些能打开市场销路的书称为畅销书,很多商家依样画葫芦,争相炮制“畅销书”,这样的出版“怪圈”,不是看好了文学的魅力,而是人为地降低阅读要求,甚至有意无意地误导读者,贻害无穷。文学并非没有“行市”,但它永远都是潜移默化的,对于读者来说,跟文学结盟,犹如缔结芝兰之谊,何必非要看市场品文学?至于挤上排行榜或者是被出版商看好的文学图书,不少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和内容无关,因此适当的警惕心还是要有的。而对于那些以守望理想、面对现实为己任,倾心为读者心灵沏上一杯清茶、为时代认真把脉的文学作品,则需要静下心来去找寻与品味,因为它们并没有自我标榜,也往往和商业宣传、销售榜单无关。文学圈子本来就是一个“清水衙门”,虽然也食人间烟火,但不应为烟火所熏陶和缭绕。不随行就市的文学写作才有定力去十年磨一剑,也才有能力去灌溉心田、触动心灵。而高品位的文学阅读反过来对文学的写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召唤。在商业大潮的席卷下,我们不要奢望文学的满树繁花,真正能够修成正果的,恰恰是那些不为市场所动、横下心来为读者开辟一条阳光之路、甘当民族之脊梁、担负起家国之命运、哪怕道路崎岖漫长而默默跋涉的行者。路漫漫,惟愿文学之树在纯净的心灵里长生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