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雷达：长篇小说作家多重发掘历史文化

      对文学而言，2011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足以令几近边缘化的文学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先是8月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与揭晓。这股热潮还未降温，全球关注的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于10月6日揭晓，中国诗人比较熟悉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摘得桂冠，他的名诗《写于1996年解冻》，在各种场合被提及甚至朗诵。这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话题。再后来，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了。当然，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高举文化建设与创新的大旗，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如何在新语境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成为热议的重点。它使凛然而至的严冬也变得温暖了几许。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的视点无形中似乎升高了，对2011年的长篇小说进行一次观察和梳理，就显得非常必要。当然这里只是笔者个人的一种视角。  对民族心史的深切反思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沉重的历史指针在时间深处忽然抖动了一下，使整个中国禁不住停下加速度的脚步，回过头来凝望历史，并做出深切反思。人们不仅回顾百年中国的发展历程，还回顾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的盛衰与兴亡。我稍稍查阅了一下相关报刊，在纪念辛亥革命方面，各大出版社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如《辛亥风云》《武汉首义家》《铁血首义路》《辛亥女杰》等等。还有好多这方面的长篇小说在等待出版。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重要节点，在这一时刻，古老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作家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历史题材的重大价值，意识到这可能是出大作品的宝地，惜乎目前还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的作品。相比之下，祝勇的《血朝廷》个性较为突出。《血朝廷》试图从多维角度对清末宫廷50年的历史作出新的书写，虽未直接写辛亥革命本身，实际与之息息相关；对晚清50年的研究，其实已被纳入辛亥革命的研究范畴之中。在这部具有非虚构特点却又充满了心理探索的小说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物被拥向前台。光绪、慈禧、珍妃、荣禄、隆裕、李鸿章、袁世凯……在这一张张已被定型的历史面具之下，作者潜入他们的内心，揭开他们最幽暗、最神秘的精神暗箱。祝勇表示，故宫将是他毕生的写作资源。小说的领域自然不能完全依仗对重大史事的书写，按勃兰兑斯的话，文学是灵魂的历史，它的想象空间很大。就此而言，贾平凹的《古炉》不管有多少争议，带给我们的毕竟是一份有关中国的沉甸甸的心史，它直逼一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动。作品从最微末、最边缘处写起，整部小说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在快与慢、变与不变、动与静、大与小、强与弱之间，基本都取了后者。他要写出那个年代，最底层的中国人血液灵魂中深藏的某种根性，试图传递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情绪，以及中国人曾经怎样活着的信息。“CHINA”这个特殊的英语单词在《古炉》一书的封面、封底、扉页处前后出现了6次，诚如贾平凹所言：“古炉就是有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的寂寞的古炉村，何以在1967年的春天突然变成人性之恶盘桓的乖戾之地？这一切，是通过一个相貌丑陋、却能与自然万物对话，大事来临前总能闻到特殊气味的少年狗尿苔之眼之心发现的。少年的内心充满了善，当小说中的“善人”死后，这少年痛哭不已，也只有他看到“善人”死后留在世间的空白，即那颗“善心”。可怕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段人性失常的历史本身，可怕的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淡漠和遗忘，以及这种淡漠与遗忘有可能形成的文化土壤。作者的努力值得尊重，他要写出生活本身的自在性、完整性、复杂性、多义性、纠缠性，要让许多未被文学照亮过的角落显现其原形。它不是靠情节、靠故事、靠大起大落的架构，而是以人物、细节、场景三者为要素缓缓推进。不过，这部作品缺乏更深刻的理性参与也许是一个疑点：是否过于痴迷民间乱象，过于依赖生活流本身，以至主体的驾驭和穿透显得薄弱？事实上，贾平凹自《秦腔》以来的创作均是如此。作者说，文学就是“写生活”。这句话是耶非耶，需要辨析。《古炉》的问世，在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方面，无疑至关重要。巴金先生生前曾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古炉》是很有资格摆进纪念馆的陈列架上的。 对历史文化的多重发掘近30年来，历史被一再地重新演绎和重新诉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似乎已经不是何为真实何为虚假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叙述和怎样写的问题。我们似已进入了后现代语境。对“消费历史”的叙述者来说，自然不必为历史精神负责；但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寻找真实的历史，寻找历史文化之魂，仍是他们一贯的痴心追求，甚至为之虚构出一个世界。王安忆就为上海虚构了一种它童年的情状，此即《天香》。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力图为上海画一幅当代风情画，寻找她红颜凋落的灵魂。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爱玲，她们共同虚构了一个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但是，《天香》越过了张爱玲，也越过了王安忆自己，越过了已知的现代文明，直达400年前的晚明时代。那时上海滩刚刚从淤泥上裸露出来，成形，逐渐繁华。一个古典华丽的园子在那里落成，那就是天香园。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幅充满流言与情欲的当代画，是上海有些繁乱的“今世”，那么，《天香》便是一幅冷艳而散溢着天香的古典画，是上海的“前生”。显然，王安忆不仅要在语言风格上靠近古典主义，而且在文化元素上也在追忆失去的古典时代。小说叙述的是明嘉靖三十八年至清康熙六年上海县申家四代人的命运。小说虚构了一座拥有江南风物的园子、几个拥有丝绸刺绣技艺的女性，单是作品中家族的姓氏，就能引起人的文化想象。上海别称申的由来据说始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上海曾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而王安忆在《天香》中以晚明上海申家“天香园绣”的发展为线，描绘了一幅上海的社会万象图，并试图以此找寻上海的文化源泉。从大处着手，慢慢进入细节，又从细部雕饰，再汇入历史，这被看做王安忆娴熟的叙事技艺，但如此写到底毕竟有些不同。从作家写作的角度来讲，这不失为一次冒险；从当代文学来讲，也不失为一次寻找。与王安忆一样，方方也在选择历史叙事，而且选的是战争和革命的叙事。对一个女作家来说，令人颇感意外。方方说，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我们应该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死。王安忆的《天香》基本上是虚构，方方的《武昌城》就更近于写实。方方力图呈现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分攻城篇与守城篇。当然，我们仍然不能认为，这就是历史事实。事实与真实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显然，方方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回到1926年，亲眼目睹了历史惨烈的一幕，亲眼看见惊雷闪电中一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容颜。以新写实名世的方方，与池莉共同营造着一个市井化气息甚浓的武汉，各有各的风景，以至使这座城市与王安忆们的上海、贾平凹们的西安、毕飞宇们的南京，冯骥才们的天津有得一比。这一次，方方要冒险，不仅写历史，而且写革命。我一直在想，对于那段革命史来说，今天我们如何用文学去重新表述，又如何与教科书里的历史有所不同，这是一个难点。另一难点是，对于革命，我们怎样重新去认识。在那几十年里，有太多的主义、太多的派别，也有太多的牺牲。中国处在一个启承转合的大时代，难免要牺牲一大批人。我们如何在远处将它们看个清楚。方方的尝试很有价值。此外，陈启文从文化视角重新思考家族史的新作《江州义门》也值得注意。 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透视近年来长篇小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自我调整，那就是一些作家从生动摹写外在的欲望化故事，开始转向精神内部的探究和分析。这是作家的又一次向内转，显示了时代对文学的深沉呼唤。张炜的《你在高原》便是一个显证。在这种偏于向内转、写精神的路径中，写知识分子生活或者说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为主旨的作品多了起来。2011年有几位作家对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呈示，并对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格非的《春尽江南》，黄蓓佳的《家人们》，以及近期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都是这样的作品。《春尽江南》是格非三部曲小说的最后一部。格非的三部曲均以表现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知识分子内心历程为中心。第一部《人面桃花》展现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与理想探索；第二部《山河入梦》刻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与实践；新出版的《春尽江南》则把关注目光投向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和知识分子的人生样态。格非用冷静的态度表现主人公端午由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向一个无聊度日的小职员的转变，他的妻子家玉则从一个文学青年蜕变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他们二人以及周遭人物终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却无时不显现出失败者的某些精神特征。《春尽江南》中故事时间只有一年，却把世纪之交前后大约20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极力呈现出来。格非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内省气质。在我看来，黄蓓佳的《家人们》同样突出。这是一部当代《雷雨》式的、把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内容渗透、挤压、置换为家庭伦理冲突的形式感强烈的小说。虽然它没有乱伦、弑父、恋母这样一些更为惊悚的情节，但它在貌似平静中藏着深波大澜。我们习惯于那种血腥的、诡异的家族叙事，以为家族作为叙事的壳，其功能已尽于此，却很少想到，在今天的现实中，家庭内部仍然有大量人性冲突可挖。《家人们》确有政治家庭化、家庭政治化的一面，这是那个时代使然。在家庭这个容器里，埋藏了多么尖锐的善与恶、假与丑、良知与出卖、爱与恨的人性冲突，从而显现出人性的深度与丰富。杨云、罗家园、乔六月、罗想农等知识者的多副面孔令人难忘。严歌苓给人的一贯印象是擅长书写古与今的女性命运，但其新作《陆犯焉识》却以细致而深刻的笔触直指大的历史变动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小说背景跨度大，从繁华的美国到上海，再到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令人如身置其中。为了本书的创作，她两次专门到大西北一个藏族自治县调查。作者坦言，她之所以刻画主人公陆焉识，是因为对自己的“根”的好奇。其原型来自于作者年少时着迷的神话式人物——祖父。陆焉识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大变革时代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变故，他一直渴望自由却处处受到阻挠，爱情如此，婚姻如此，事业如此，最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他最终重获人身自由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作为知识分子，陆焉识本质上仿佛是永远囚禁于非自由状态的囚犯。严歌苓带给我们的思考应是：何谓自由？ 对个体命运与价值的思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个体的苏醒才是现代中国真正的开始，所以，对个体价值书写的重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向度。可是，什么是真正的个体价值，个体价值在历史中如何存在，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如何选择，这些也许仍是国人所面临的难题。2011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作品继续体现着对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个体命运的审视和思考。范小青的《香火》一出版即被人喻为“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也有人认为《香火》讲述的是禅的故事。更大程度上，《香火》用一种魔幻的方式讲述了“香火”的命运。在中国当代那个有名的大饥馑的年代，一个乡村少年吞下一只从棺材里跳出来的青蛙后，竟然有了特异功能——能读出白纸上的“观音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少年的母亲对他有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父亲为了让少年活下去，把他送往寺庙，自己却在这途中死去了。这个少年于是成了庙里专门伺候和尚的“香火”。在所谓“破四旧”年代，疯狂的人们来砸菩萨像，香火突然看见了父亲的魂灵。他与几个人合力，终于保住了寺庙以及镇寺之宝。一个原本不信神灵的少年竟然成了保护庙宇的主力。命运之神在“文革”之后又一次来造访香火，他卖掉祖传的珍贵物品，只为翻修太平寺。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个被抱错了的孩子，而这一切，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当经济的大浪席卷而来，他与父亲已经并肩坐在天上。《香火》里魔幻色彩很浓，香火的大师傅能坐化，而少年有特异秉赋，关键时刻，他能看到父亲的魂灵等等，这些加重了人对命运的思考。这里有必要提到海飞的《向延安》。这部作品之所以在红色题材中别具一格，是它突出了革命大潮中个体生命和个人选择的独立价值与诗性美感。作品的书名让我想起“七七”事变后，全国成千上万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挠，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去寻找光明和理想的动人情景。如果说，我们曾经担心，新一代的写作者身上，深度背景在淡化，政治情结和忧患意识在淡化，担心他们既没有老一辈的苦难体验，又没有农村生活的磨练，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作品的深度。而现在，我们看到，新一代作家如海飞，他们重诉历史的冲动没有止息，并能以一种新的叙述和新的理解出现。除了以谍战、以传奇、以更为注重人性的复杂和多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外，他们还能特别展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光彩和诗意。命运之神的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在大的历史之中，人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向延安》让我们思考的不止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呈现了乡土新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叙事的传统虽然庞大而深厚，但似乎随时有陷入模式化泥淖的危险。魔幻、怪诞或诗意的虚构，虽然花样翻新，却仍像是不断的复制与流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新的经验、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来冲破习见的模式。去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之所以引起了一股“非虚构”的热潮，就是因为它的陌生化效果。2011年，就我的阅读而言，长篇小说中写乡土的也不少，但能表现出一种乡土新经验的却不多。一向以中篇见长的葛水平，写出了长篇处女作《裸地》，表现出独特的笔墨情调，貌似平淡却回味无穷。《裸地》的时间横跨清末民初到土改以来，背景是山西的移民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葛水平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眼光，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一个女性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几十年间山西太行地区的沧海桑田巨变，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生存的关注、对艰难生存中的人性美的展示。盖运昌、女女等人物的厚重和扎实，以及与这些人物相关的情节和场景，使小说别开生面，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感觉和经验。曾写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震撼之作的杨显惠，今年有《甘南故事》问世。这是一部跨文体的写作，既可作为短篇集成来读，也可看成一部长篇小说——因其主题和内在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杨显惠以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甘南草原原有的民族文化生态正在工业化的步步逼进中快速地消解着。世界大潮浩浩荡荡，谁也无法阻挡，但是，作家仍然用他的笔顽强地抵抗着这一异化大潮。这不禁使人想起很多现代派作家，如福克纳、梭罗等人对这一深邃的生态主题的发现。这里我想推荐一部尚未引起广泛注意的长篇《城市门》。作品写的是当下，却在“秦砖汉瓦”般的历史背影下推动着情节发展，从而有了文化的厚度。作者王海以忧郁的心灵触动了当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大难题：精神失落与生存困惑。张旗寨和掌旗寨的土地、村落、庙宇全部被商业征收了，转眼之间消失了，农民们虽然拿了一笔征地费住进了新居，可他们的生活从此乱了套。作家以敏锐的视觉，书写农民在失去故土后的精神苦闷和移迁新居后的生存挣扎，对失地农民的精神去向与生存困境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并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失范、心灵的迷惘。“龙爪宝地”没了，“秦汉战鼓”虽然成了非物质遗产，进入了省城艺术团，可说到底，鼓是“敲”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虽说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可这文化正处在巨大的裂变之中，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除上述作品，2011年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些新趋向。比如，一向被视作“80后”领军人物的韩寒推出了新长篇《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被评家称为“公路小说”，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表相，不是一种内在的表述。《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表现出冷峻的调侃和不易觉察的嘲讽，以及韩寒式的思考。韩寒在序言中写道：“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书献给你，我生命里的女孩们，无论你解不解我的风情，无论我解不解你的衣扣，在此刻，我是如此地想念你，不带‘们’。”一种关注个体存在的态度、一种 “在路上”的新锐感觉，加上出版发行时所引发的热点，使“80后”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外，台湾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的新思考，张大春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城邦暴力团》，在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的情节中揭开了一部别样的中国现代历史，带来了另一种阅读震撼。 我的提问以上文字自然不能概括一年来所有长篇小说。我没有读到的好长篇肯定还有一些。这里所谈到的充其量只是大河上的几朵显眼的浪花。事实上，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我是心存疑虑的，限于篇幅，在此略谈一二。比如，怎样看待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便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无形中呼应了巴赫金当年所言：资本主义文化在创作上最重要的惟一的文体就是长篇小说。现在每年有2000甚至3000部左右的长篇出版，还不算网络上海量的长篇。有道是，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一定的质量，此言似有理，但并不是说只要有了数量就自然而然地会蹦出杰作，若是同义反复，一万部也未必能出几个杰作。文学不是按照百分比的比例生产的。第二，长篇小说如何亲近时代，亲近读者，以得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长篇精品的产生一定要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一切伟大的、杰出的作品，都离不开它的时代，而且它一定是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期盼，是关心他们的疾苦与生存以至灵魂的；如果与他们的生活和精神无关，他们是不会关心长篇小说的。原创力的秘诀在哪里？创新性的关键在哪里？原创力只能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去汲取，创新性只能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第三，我以为对长篇小说而言有这么几条还是要坚持的：要坚持长远的审美眼光，甚至可以拉开一定距离来评价作品，避免迎合现实中的某些直接的功利因素，要体现出对人类理想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一定要看作品有没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没有人性的深度，特别要看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还要看作品在艺术上、文体上有没有创新，在人物刻画、叙述方式、语言艺术上有没有独到的东西。长篇小说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体裁，所以有必要考虑它是否表现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心灵发展和嬗变的历史。尽管有人认为，现在已从再现历史进入了个人言说的时代，但在根本上，文学即是灵魂的历史。

  2011-12-25 19:09:01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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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需要“青春文学”？青春文学如何突围？

  青春文学：如何突围12月初的各大图书网站销售排行榜上，有4位“80后”作家的作品位居前十，除了南派三叔的悬疑小说《盗墓笔记》，韩寒的《青春》、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鲸鲸鲸的由豆瓣直播帖整理成书的《失恋33天》这三部“青春小说”，新登上了一个市场化的文学销售巅峰。如果说对“青春文学”普遍定义是“正值青春写青春”，那么“青春文学”可以算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内部的类型文学，巴金、曹禺、茅盾等人早期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划为此类;但实际上，对“青春文学”的命名是从1996年出版的《花季雨季》开始的，随着21世纪的韩寒和郭敬明备受关注，它也常常被用来特指“80后”的文学创作。总体来看，“80后”的创作几乎都不曾偏离“青春写作”的航线，他们因此命名而名声大噪，却也因此命名而受限一隅。谁需要“青春文学”?“青春文学”高居排行榜前十证明了它的消费群体极具购买力，同时也表明了它具备特定的、稳固的消费群体——中学生是它最忠诚的读者。显然，那些王子和公主的幸福故事、会说话的小动物、上天入地的大冒险不再能吸引迈入中学教室的孩子们了，虽然他们依然是定义上的“儿童”，但是在心智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后儿童”的青春时代。即使是熟读世界名著的中学生，也并不一定彻底被这些经典养刁了胃口，他们对同龄人的作品同样怀有巨大的好奇心，更不用说那些只读“青春文学”的孩子了，他们合力将“青春文学”抬至市场的巅峰。评论家白烨指出，当下的青少年普遍对宏大叙事和刻板说教不感兴趣，他们更喜欢阅读和他们自己生活、情绪紧密相关的文学作品。因此，阅读同龄人的“青春文学”是他们极大的心理需求。而且处在青春期的人总是热烈地寻找同盟，虽然他们极度渴望流浪、反叛、与众不同，但是对小圈子内的“知音”的寻觅与归属却愈发重要。他们借由书本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只能借由书本划分圈子的边界，同时，一个身在远方又写出自己心声的同龄人，更容易令人心潮澎湃。据此，白烨说，“青春文学的稳定读者群也为它的商业繁荣带来了保证”。随着青春文学作者的火爆签售和作品热销，作家张抗抗也表示了忧虑：“用商业化的、娱乐化的方式选拔文学新人，对于唤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是好的，但新人本身也应该再推敲文学的含义，不要被泡沫推得太远。”如果单单从青少年的文学素养、知识储备的需求出发，那么“青春文学”确实可有可无，“青春文学”的缺席并不代表人生的必要缺憾，但是我们并不能忽略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他们在混沌纷繁的青春时代，亟需一个安慰的想象世界，而恰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时代，他们的心理需求直接转化为了市场需求，因此一个安慰性的想象世界很容易被建造起来，因为他们的心理并不那么复杂;同时这个想象世界总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求得了安慰之后，理所当然地要抛弃它;而在这个想象世界里，成人世界开始不再遥不可及，这在某种程度也填补了青少年面对社会的“知识性空白”。但对于同样出身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韩寒和郭敬明来说，写作则具有了不同的文化意义，而青春文学在他们面前的分裂也正预示了这一类型文学的两极分化。韩寒在一种批判现实的向度上转向现代文学的传统，而郭敬明则尽情将个人情感释放。当然不无吊诡的是，韩寒的最大规模的读者群——中学生，实际上并不能完全领会韩寒在个人创作上的调整与努力，更不关心他在“现实”世界里冷眼想象“梦想”，又从“梦想”世界审视“现实”的用心。韩寒小说中讥讽官场政治、资本强权、文化转轨、环境污染，也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这样痛苦又“别无选择”的挣扎，是韩寒作为一名“作家”的不懈追求，但在他的大多数读者看来，只有无尽的反叛才是他们最想获得的资源。郭敬明以“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文笔抚慰了十年来的中学生群体。对于承担着各种家庭与学校压力的中学生来说，一个尘埃落定、繁花似锦的梦幻世界是对现实最好的逃离，即使是一个梦里花落的悲剧，也胜于每天重复的考试与作业。这种对青少年心理的熟稔和对他们恰到好处的抚慰和疏导，是郭敬明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原因。“青春文学成为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文学角度来看是见仁见智的。文学应该直面人生的很多丰富性，但当下的青春文学主要是在为压抑的孩子们提供幻想。”北大教授张颐武说。无论是反叛还是抚慰，中学生这一群体都对其有着强烈且不自觉的需求。不过，大多数青春文学都对“抚慰”做了深程度的开掘，这也证明了中学生对这一类型的青春文学的庞大心理渴望。当然，不少青春文学已经过犹不及，走向了颓败、灰暗的个人情感黑洞。而且，青春文学虽然在出版上一枝独秀，但在纯文学刊物上几乎没有阵地。《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唐朝晖认为：“大部分批评家骨子里依旧看不起青春文学，青春文学中的纯文学令人担忧。”“快餐文学”还是“严肃文学”王朔在《动物凶猛》里对青春所做出的出人意料的刻画，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同时代的姜文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成功地获得不只一代人的认可，这足以证明青年人写青春的作品完全可以超越“青春”。但23岁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的巴金、23岁发表《雷雨》的曹禺、25岁成立“文学研究会”的茅盾这些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当时未能得到“青春文学”的命名，20岁在《星星》上发表诗作、在《青春》上发表小说的苏童也从来没有被人称为“青春作家”。在这个意义上，“青春文学”明显有别于严肃文学，这一类作品之所以被冠以“青春”的头衔，是因为这个头衔意味着写自己的生活，即使没有严肃的思考;意味着或者带有严肃的思考，但不是自己的思考。这个头衔就是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妥协，也是对这一类文学作品创作边界的成功“塑造”。如果说写作“青春文学”的作家都计划赚到盆满钵满、娱乐读者，不免失之偏颇，而且快餐式作品也的确适应了很多读者的需要;但是对于有志于创作“不朽”的“80后”作者来说，情况依然不那么乐观，而且这样的状况对于严肃文学作者来说，同样也没有什么好转。很多青春写作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作者的生活里充斥着个人情感，所以只有这个小小的世界他们才有经验来描述，他们才有感觉去抒发，他们才有想法要分享，但是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无非只有爱和不爱，或者各种爱和各种不爱。曾担任“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总决赛的评委王海鸰对当年入围作品的评价是，“技术纯熟，没有新鲜感，情节大众化，似曾相识。一上来就用电视剧的方法写小说、编故事，一唱三叹，没有‘三角’不成戏，太多地运用巧合，却没有任何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没有打动人之处，是在拙劣地模仿和想象成人的生活。就我的文学观来说，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一直没有变过，现在却是个倒退，我看到文学的力量在当今青春小说的创作中一再地消解”。感觉幅度的急剧收缩造成了作家笔下的世界的萎缩，这对青春文学来说，实际上是致命一击，因为它本来已经具备种种青春期个人情感的宣泄的特征;同时感觉强度的表浅造成了他们笔下人物的苍白，因为这些靠事件推动的人物本来就缺乏心理深度。如此一来，青春文学只剩下一张写满“爱”的白纸，它常常要凭借一阵好风才能到达云端，但绝无可能永久居留在那里。抬高或贬低，都不必要这些“80后”作者无疑都承认自己的“个人化写作”，其中他们的个人风格也都相当明显，但读者和评论家更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一代人的代言人，即使这样的命名可能粗暴地将他们内部的分歧一并抹杀。在“80后”的“青春文学”尚未被命名之前，有关代际创作的指称已经出现。“第三代”最先在知青文学中登场，随后第四代人要求将“老三届”一代定义为第三代，而将自己这一代命名为“第四代”，后来更出现了“五四的一代”、“解放的一代”、“四五的一代”、“游戏的一代”等解释性命名。在电影界，代际命名显得稍为清晰一些。“80后”最初是由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发展的代名词，指的是国家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以此讨论1980年以后所出生的独生子女人群所面临的生活、成长、文化发展问题。“70后”和“90后”都是“80后”的派生词。一代人理应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对代际文学或是电影的分析中则很容易看出一代人的共同陷阱与失语之处。绝大部分的“80后”作者都成长于90年代，这个时代呈现出与新中国前30年完全不同的面貌。对于很多“80后”作者来说，写幻想，过于荒诞以致与现实毫无互文之处，或过于美妙以致凡人难以相信;写现实，则在描述草根或底层的苦难之外一无超越，或沉浸在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乃至一举一动的想象中不能自拔。幻想与现实的双重失守使“青春文学”变成了速食安慰剂和时尚消费品，它们很容易变成一代人回忆年少时光的引子，而不是整个值得纪念的、波涛汹涌的年少时光。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曾在《2005青春文学综述》一文中指出，2005年青春文学的三大看点为：青春疼痛、玄幻、欲望。这个总结性评述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生命力，因为“以时尚文化作为写作资源固然新奇，但很快就暴露出内在生命力的早衰。即便富有革命性的反叛主题，也在反叛的途中随着人气的上升演变为一种新权威话语”。一部分青春文学作者已经努力克服这些特征，这样的努力也同样应该被注意。无论如何，青春总是人生中值得镌刻的一笔，《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相信：“青春文学永远自有其价值。它是一代人的成长履历、青春的地震仪，记录着一代人的心理振动，也带着时代的痕迹。其价值总是要等时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认的。任何过于抬高或贬低青春文学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只有超越青春，才能飞升青年作家飞氘的小说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刚一出版便颇受好评，他在微博上透露，这是一部“轻”的作品。卡尔维诺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中阐释了这个创作概念，他对“轻”的重视并非在回避外在的现实和沉重，也并非完全无视“重”的轻佻、轻浮，而是极力表现与“重”相对的轻盈、轻逸。这显然是青年作家“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新的写作角度。无论是纯真还是编造，我们似乎能够在一个悖论中开启对文学的新想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经验，这部青春作品不时流露出对“主流叙事、公众常识、共同梦的冒犯”，影片对于“文革”记忆的个人化书写并非基于“作者电影”野心，而是力图重新叙述一段早已被定性的岁月。所有的时代特征并不具备政治性的反讽，反而成就了一个大院少年无法复制的青春，同时影片展示了那个时代微妙的阶级和社群特征，连“群架”也呈现出一种残酷又不无血性的辉煌。这部一直被冠以“青春片”名号的电影，与第四代导演的“青春祭”般向主流艺术索要一份私人记忆不同，也区别于第六代导演的阴暗压抑的“冬春的日子”，它刻画了一位少年开始面对人群、面对社会，人群和社会却拒绝承认他的艰难历程。人们对往事的记叙和回忆总是带有二次创作的色彩，但这部影片却洗尽了矫揉造作的自恋姿态，不仅拒绝美化那段艰难的青春岁月下个人的真实心态，也拒绝美化个人在特定时期的位置与选择，更拒绝把青春放在一个相对的两个极端：要么极度乐观高亢，要么极度抑郁悲观。有意思的是，姜文本人既非第五代导演，也难于被归类为第六代导演，人们常把他看做是夹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中间的一个特殊案例。当一部作品和创作者已经溢出惯常的界限之外，它和他才有可能跻身优秀之林。当然，青春片和青春文学的定义是不同的，青春片多半不是由正值青春的导演所拍摄，但青春文学大都出自青春少年之手，他们的人生体验、反思毕竟有限。在去年秋天的“中日青年作家交流”会议上，北大教授陈晓明指出：“青春文学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传统。但是青春文学也面临几大问题。如，文学如何超越近代自我，如何面对现代科学。”这表明青春文学在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部分的同时，和当代文学一样面临着诸多重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写作值得鼓励，但青少年总会成长，当他们不再是青少年，他们还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流传下去吗?或许青少年作者很难创作出不带有“青春”噱头的作品，同龄人也在热切地渴望知道他们的生活和想法，但他们只有跨出超越青春文学的这一步，带着青春标签的青春文学才真正可能“引领人们飞升”。

  2011-12-21 07:32:12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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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洪波：孩子的幻想是我写作的动力

  有人说，“金波荡漾的小河，再冷的冬天也不会结冰。”是的，今年77岁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爷爷，他永远怀抱着一颗火热的童心，他手中的那支笔，为孩子们一写就是55年。昨天，江苏少儿出版社为他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特地赶来南京为他祝贺。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高洪波说，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赶上了好时机，再过十年二十年，。白发里是否住着小精灵？金波答：孩子的幻想是我写作的动力“我是既兴奋又忐忑，北京话叫‘接不住’，给我这么多的荣誉，受不住呀！”昨天上午，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里，数百名师生和金波的粉丝们，用歌声和舞蹈为从事55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金波爷爷送上了祝福。簇拥在鲜花丛中的金波，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他说，每次来江苏，都要被感动一回。走上讲台，金波对大家讲了两个小故事。有一次，金波来南京走进一所小学，也是为学生签名，“一位孩子签完后提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说要拔一根我的白发留作纪念。这时一旁的老师以为他调皮，把他轰走了。后来我很后悔，为何不听听他想要做什么？”这事让金波一直很纠结，又一次，金波来南京另一所学校，遇到一位“小记者”，在金波临上车时，他问金波爷爷头上的白发里有没有住着小精灵。“我恍然大悟，其实，第二个孩子已经为第一个孩子回答了问题。孩子们的心就像盛开的花朵，充满了美好的幻想。这就是我从事55年儿童文学创作的动力。”看着手中印制精美的《我喜欢你，金波儿童文学精品系列》，金波告诉记者，10多年来，江苏出版了他的很多书，仅仅《小绿人》，他就被孩子们追着一口气写了《追踪小绿人》《又见小绿人》《我们都是小绿人》三本。中国能出现JK·罗琳吗？ 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赶上了好时机为何金波能有这么多的粉丝？记者很好奇。与金波名字一样有个“波”字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高洪波认为，“中国3亿7千万少年儿童，是他的强大背景。这个数字，可以抵得上欧洲一个国家。”他说，自己也是儿童文学园地的一员，他为这个头衔而感到骄傲，“在欧洲，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最受尊重。所以英国能够出现JK·罗琳一点也不奇怪。“可喜的是，眼下中国也出现了《喜羊羊和灰太狼》这样的好作品。”他认为，相对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作家赶上了好时机，就连外国人都很羡慕。“每年的作家富豪榜虽不能代表全部，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现象，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是他们，杨红樱、郑渊洁、曹文轩，还有郭敬明，而成人文学作家却都被甩在了后面。”当问到中国何时也能够出现罗琳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时，高洪波的回答十分肯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一定能出现。”为何现在无书可读？高洪波：孩子们都去打游戏了此次金波作品研讨会吸引了600多人参加，高洪波也被宏大场面震惊，“江苏不愧为出版大省，而且是儿童文学强省。江苏有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如南京的黄蓓佳，苏州的王一梅，昆山的马升嘉，常熟的金曾豪，他们都曾多次获得大奖，而且昆山还成立了一个儿童文学写作群体。即使曹文轩人在北京，但他是盐城人，写的都是家乡的故事。高洪波和金波，葛冰、白冰，两波，两冰，还有刘丙钧5位儿童文学作家，连续10年为《幼儿画报》撰写命题专栏，写的都是眼下孩子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我们经常为此碰面，共享写作资源，因此，有人戏称我们是‘男婴笔会’。”每年中国出版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可是还是有人觉得无书可读，对此，高洪波说，“不是没有好书，而是有的孩子都去上网，打游戏了。他们要寻求减压，寻找自我。”他认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成了“问题儿童”，自负、自私，缺乏集体荣誉感，不会与人交流，“中国为什么足球上不去，都是独生子女，谁家舍得让孩子去吃苦？所以，有的事情，儿童文学也无法承担。”（蔡 震 文/摄）

  2011-12-21 07:26:46 作者: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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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鲁迅是个好作家 但不适合中学生

  作家余华。韩璐摄讲座现场。韩璐摄12日晚，作家余华在重庆大学举办名为“人类学书店”的文学讲座，称鲁迅是个好作家，但不适合中学生。“这个‘人类学书店’是今年感恩节我在纽约逛街时看到的书店名。因为主办方一直问我讲座叫什么名字，我实在没有想到好听的，就用了这个。”余华在讲座中幽默的说。中新网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能容纳300人的报告厅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连余华演讲的台上都坐了不少学生。有部分学生因为无法进入会场，就爬到报告厅外的窗户上趴着听讲座。在讲座中，余华数次提到鲁迅，并表示鲁迅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家。“以前我们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只有看书。当时能看到的大部分的书都是鲁迅的。”余华说，鲁迅是个非常好的作家。对于时下鲁迅的文章在中学课本中有所删减，余华认为，鲁迅的文章不适合中学生。“鲁迅确实不属于孩子，他属于那些有社会经历，在社会上吃过苦的人。我小时候也不喜欢鲁迅，因为他写的东西太晦涩难懂。后来进入社会，有了一些社会经历，才开始喜欢鲁迅的文章。学生时社会经历比较少，所以很难理解鲁迅文章中的内涵。”余华说，鲁迅本身就是一个聚焦点，所以他的作品即使一个小的删减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韩璐)

  2011-12-21 07:23:28 作者: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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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不要希望每个人都能写出经典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如何写出与时代匹配的经典作品，中央台记者对话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记者：很多人都感慨，近些年来，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越来越少。您觉得少的原因是什么？莫言：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讲，真正代表一个时代的、能够成为经典的，永远是几部作品，不会是很多，几十部甚至上百部作品。不要希望每个人都能写出经典，也不要指望每年都出经典，因为从文学史来看，三十年是一个很短的瞬间。记者：对于作家来讲，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够写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经典作品来？莫言：第一条是要真正地深入到生活里去，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浮光掠影。不仅仅是人要下去，关键是心要下去，感受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第二条就是不要太受很多表面现象的迷惑，抓住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矛盾，把握这个时代最准确的脉搏，反映能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方面的变化。记者：如何做到让读者满意？莫言：只有一个写作者带着情感来写作，故事先把自己打动了，才有可能打动别人。读者在读你的书的时候，能够从中发现他自己，作家所灌注的作品感情能够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这样就是一本好书，就会赢得读者的喜欢。记者：我们注意到，社会的浮躁之风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文学领域的创作，您觉得作家该如何注意这一问题？莫言：生活中就像一条大河一样，水面上充满了泡沫和飘浮物。作家不要被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所迷惑、被吸引，在描写的时候只写泡沫，而不写真正的深流；去写那些奇怪的事情，而不写能够反映社会本质的事情。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记者温飞） 

  2011-12-21 07:22:2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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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家：能够喜欢上文学就是一种福气

       这几年，麦家的名字可谓红遍了大江南北，从《暗算》、《风声》到《刀尖》，麦家的谍战小说一直畅销。昨天，麦家与浙江财经学院师生一起做了以“青春与文学”为主题的交流。 麦家谈起了影响他一生的一句话——“家有良田，洪水来了，就淹没了；家有宫殿，可能被大火烧了；而肚子里有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尽。”讲这句话的是他的父亲，那时候的麦家刚上初二。父亲用这句颇有哲理的话鼓励他要继续求学，这给了少年麦家极大的感悟，也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烙印，之后，他很自觉地发奋读书。麦家12岁那年，去堂舅舅家拜年，在灶房里，他发现了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第一次看见小说的他，立即问堂舅舅要了回家。一本不完整的小说，却是麦家人生看得第一本小说，看得他夜不能寐。  一本小说无意间打开了他的内心世界。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情感，有生死，有爱恨。激动不已的麦家甚至用毛笔把小说人物的身份、相貌、主要经历都给记了下来。“有些段落，我甚至能够背诵。”“文学就是月光，万物靠阳光生长，却离不开月光，拥有了月光，才拥有了情感、才拥有了情绪。”情感、事业和经历，麦家通过自己少年时的小故事告诉大学生们，青春期养成的好习惯以后可以受益一辈子，人在青春期最容易迷恋文学，能够喜欢上文学就是一种福气。

  2011-12-21 07:18:49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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