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诗魔”洛夫:漂木归根: 七十年后游子的回归 素有“诗魔”之称的洛夫,在大陆或许并不家喻户晓,但在台湾乃至全球华人文学圈,洛夫却堪称诗界泰斗。七十多年前,他漂洋过海,定居台湾。从军官到编辑再到诗人,洛夫的人生经历充满了跌宕和转折:他曾以一首《石室之死亡》名动四海;他曾独挑大梁,以一本《创世纪》开启台湾现代诗歌的新时代;他曾挥洒长诗三千行,一首《漂木》震惊世界华语文坛。以耄耋之年而笔耕不辍,时至今日仍新作不断――做诗,洛夫是为大家;做人,洛夫亦可为当世师表。台湾吴三连文艺奖曾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洛夫:“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当世人用雷动的掌声和一场场颁奖礼向洛夫表达着对他诗才的敬意,洛夫寻求的,反而是年轻时由于命运作弄而渐行渐远的故土。近二十年来,远在大洋彼岸温哥华的洛夫数度回乡。正如黄永玉大师赠他的书中所写的,“漂木”也要归根了。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凯旋华美达酒店20楼的落地窗前,洛夫挽着夫人陈琼芳女士的手,微笑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1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南方日报:最近广州开展了“小学生诗歌节”掀起了一股诗教热潮,您怎么看小学生的诗教问题?能谈谈台湾的小学生诗歌普及教育吗?洛夫:在台湾,政府从小学开始进行传统诗歌教育,我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家庭也是这样培养孩子,这很好。新诗还是初高中甚至大学再进行培养。组织很多诗歌朗诵,这些诗歌朗诵比赛对于孩子对诗歌兴趣的培养也是有助益的,此外诗歌在国文考试中也会占据一定的比例。传统诗歌教育对整个教育影响很大。在台湾文化复兴委员会,就是专门提倡传统文化的发展的。南方日报:所以诗歌教育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很重要的?洛夫:是的。我也要求我的几个子女从小念诗,即使他们不一定将来走我的路去写诗,但是这段经历对他们将来的成长还是很重要的。念诗培养的不仅仅是对诗歌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对美的东西的欣赏能力。很多人儿时没有受到审美教育,长大之后便会缺乏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可能去单纯地追求物质,更多的受到一些次文化的影响。这都是缺乏审美教育对一个人人格的影响。你们刚刚提到“诗歌节”主张“培养孩子真实、自由的表达”,这话说得很对。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让孩子自由发展,这对孩子人格完善、才能和潜力的发挥都意义重大,对整个国民的素质提升也很有好处,所以“诗化教育”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2文学圈评奖争议:当权者应该避嫌南方日报:大陆近年的文学评奖常常争议很大,台湾评奖有这样的问题吗?洛夫:我曾经参加过很多台湾的文学奖项评审,台湾的评审分为一般初评、二评、终评,层层筛选。在终评的时候所有作品都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打印稿,评委评议的观点和过程全部公开,整个过程是很透明的。大陆文学评奖有争议,这我曾听朋友谈起过。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官员写诗”这件事情?洛夫:对诗歌的评审应该客观,作品才是核心,而作者本身的身份并不重要。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作品好就应该获奖。回到刚才评奖争议问题,事实上为了公平起见,承办者、官员、当权派人士应该避嫌,最好不参加。其实不参加并不影响社会对一个人作品好坏的评价,但是作为承办者或者当权者获奖,却容易造成制度上的缺陷,招致社会的非议。为了保持制度的完善和最终评审结果取信于社会,评审的当权者最好是不参加评奖。3根深方能叶茂:现代诗歌当扎根东方文化南方日报:在您个人的成长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位诗人?洛夫:我们这一代人,早年在大陆从小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受胡适、徐志摩、冰心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冰心。后来到了台湾,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对诗歌的欣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觉得五四时期诗歌的语言很粗糙和直接。所以我希望求取新的灵感,于是转向西方文学。当时中国受苏联文坛影响大,而台湾则倾向于受西方世界影响。至于我个人,早年受波德莱尔影响很大,后来年龄大一点,受里尔克影响较深。南方日报:您早年的诗歌意象奇特,文风诡谲,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大,被称为“诗魔”。然而近年读您的诗歌,其意象与境界逐渐回归开阔明朗,这种变化是否与您对东方文化的重新体认有关系?洛夫:是这样的。我早期的诗歌全面向西方现实主义倾斜,然而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发现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作家,都必须植根于本国文化上才能长大成为参天大树。因此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写诗,不但对作家来说不自然,读者也读不懂。因此我们才回头对中国古典诗歌重新认识,对古典诗歌的价值做一个新的评估。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古典诗歌的某些东西与西方文学是相通的。举例来说,如李贺、李商隐的诗与西方超现实主义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谋而合。因此我在很多高校演讲上呼吁年轻的诗人们把失落已久的传统诗歌意象之美找回来。这并不是要求我们的现代诗按照古诗的格式和手法来写,我们追求的当是神传,捕捉内在的无法言说的精神。这条路固然很难,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来说,它是一条健康和有希望的出路。4南方日报:您此次大陆之行主要是为了什么?洛夫:我这次来大陆主要是因为三件事情。第一件,也是我个人的大事,今年是我和太太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我们一起回到了湖南洞口办金婚,后来也在扬州和深圳办了总共三场盛大的金婚纪念礼。太太和我是52年前认识的,当时我被派往金门前线的新闻连,负责带领外来记者做战地采访,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我太太。她当时还是金门的小学老师。在金门与她相遇最终走到了一起,是我人生的里程碑,而在金门创作的长诗《石室之死亡》也是我个人诗歌创作的里程碑,可以说这是当年我在金门的两大收获。此来的第二件事情是应当地作协之邀在广东深圳、湖南洞口和江苏扬州进行三场诗歌朗诵会。这三场朗诵会都非常成功。第三件事情是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邀在南京的先锋书店进行了一本诗选《烟之外》以及一本散文集《大河的潜流》签售。南方日报:听说您将会在深圳定居?洛夫: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在深圳曾经表示过,自己年纪大了,希望落叶归根。第二天就被报纸用大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事实上我也在考虑,如果机缘合适,我有可能在深圳定居。专题策划 李贺专题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陈小庚 实习生 陈若然 链接:洛夫,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1928年生,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73年曾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任总编辑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历四十年,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等十一部,散文集《一朵午荷》等两部,评论集《诗人之镜》等四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名作《石室之死亡》广受诗坛重视,其中多首为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教授选入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精彩书摘服老是一种智慧今天的青年就是明天的老年。人的老化,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人到老年,精力一天天衰退,身体一天天老化,谁都无法避免。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曾归纳老化现象为八点:记远事,不记近事;笑时有泪,哭时无泪;喜欢孙子,不喜欢儿子;喜欢硬食,不喜欢软食;眼昏花,看不清近处;耳朵聋,好打听闲事;遇怪人,没观察就问;想尿远,反溺在鞋上。所以常听老年人说,自己都烦自己。《老老恒言》云:“年高则齿落目昏,耳重听,步蹇涩,亦理所必致,乃或因是怨嗟,徒生烦恼。须知人生特不易到此地位耳!到此地位,方且自幸不暇,何怨嗟之有?”就是说,人到老年,牙齿脱落、两眼昏花、耳朵听不清,又举步艰难,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面对这些现象有些老人就会产生怨恨的情绪,其实这不过是徒增自己的烦恼罢了,因为人必然老去,这是自然规律。人要面对和接受逐渐衰老的事实,不能因此成为心理负担。应该明白,人活到这个年纪已经不容易了,应该觉得庆幸,还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呢?“老年肝血渐衰,未免性生急躁。旁人不及应,每至急躁益甚,究无济于事也。当以一‘耐’字处之,百凡自然就理,血气既不妄动,神色亦觉和平,可养身兼养性。”意为老年人肝血已经逐渐衰弱,因而未免性情急躁。如果旁边的人不能及时对他们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就会更加急躁。但急躁是无济于事的,应该以一“耐”字来对待,学会忍耐,处理任何事情应懂得顺其自然,这样气血就不会妄动,神色也就平和,从而既养身又养心。人必须面对现实,正视自然规律。进入老年,不用害怕,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观念,要知道如何去适应,如何去保持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进而求得延缓衰老。人要学会服老,做事需量力而行。“少年热闹之场,非其类则弗亲。苟不见几知退,取憎而已。至于二三老友,相对闲谈,偶闻世事,不必论是非,不必较长短,慎尔出话,亦所以定心气。”《老老恒言》在这里讲的是,年轻人喜欢去热闹的场所,而老年人就不要去了,如果不知此理偏要去,无疑会让人讨厌你而自取其辱。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生活圈子,可以邀两三个老友对坐闲谈,偶尔谈论到世事的时候,也不必争论是是非非,更不要计较长短,这样才能定心养性、修炼出一个好身体。老年人在制定计划时要切合老年期的实际情况。以锻炼身体为例,青壮年时可以登山、远足,年纪大了可以散步、遛弯;青壮年时可以溜冰、潜水,年纪大了可以打太极拳、做广播体操……我在门诊曾接诊过不少病人,因为不服老,参加中青年强度较大的体育活动,结果出现膝骨性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不服老不行啊。”因此,服老是一种智慧。它不是认输,而是教会你面对现实,教会你一种适合你年龄段的新的生活方式,从而让你活得更健康、更精彩、更长寿。学会宽容《老老恒言》云:世情世态,阅历久,看应烂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谚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伤肝,于人何损?徒损乎己耳。《老老恒言》云:世情世态,阅历多了,也就看透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如今年纪大了,心衰面改了,应该更加达观。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生活中要谦和宽容待人,少生气,别人讲什么,由他去,不要计较,否则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而愤怒会伤肝,最终只能伤害到自己,而对别人却毫无影响。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何必呢?学会宽容是人生的一大学问。老子说“心善渊”,就是讲心胸应该像水一样虚静深远,能包容一切、化解一切,也就是说要宽容。西方有一则寓言,讲的是一位英雄一天在山路上行走,看到路上有个袋子,他踩了一脚,不但没踩破,反而增大了,他拿起一根木棒砸它,结果那个袋子竟然长大到把山路堵死了。这时一位圣人对英雄说:“朋友,忘了它,让它远去吧。它叫仇恨袋,你不碰它,它不长,你侵犯它,它就会膨胀起来,挡住你的路,与你对抗到底。”这则寓言的寓意很深刻,它告诉我们不要充满仇恨,而要学会宽容。宽容待人就会减少烦恼;宽容待人,你就会增加机遇;宽容待人,你就会心胸开阔、健康长寿。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不少人把它当成座右铭挂在自己工作或生活的场所。人们为什么喜欢这四个字,说明人们希望能学会宽容。“用争夺的方法,我们永远得不到满足;用宽容的方法,我们可能得到比期望的更多。”老年朋友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心态会比年轻人平和许多,相对也更容易学会宽容、做到宽容。(摘编自《《养老有方》)
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任何文学品种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饭,可以酿酒。苏轼说散文是用米做的饭,诗是用米酿的酒。诗中看不见米的形状,但本质来自米,形式有更大的变换。社会的变革把诗人旧的生活积累颠覆了,农村的田园诗意越来越少,寻找新的诗意,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诗歌在古代是士族的话语方式,在今天又多被认为是哲人的孤独吟咏。随着流行文化的兴起,创作“诗”的人渐多,但他们的创作往往因语言过于直白、口水化而不入流。真正的诗歌如何走近大众?如何引领大众从读懂诗到喜爱诗,以至于业余创作诗而不至于走向诗的反面?记者就此专访了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 记者:一般来说,小说反映现实,诗反映心灵,那么诗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雷抒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任何文学品种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饭,可以酿酒,苏轼说散文是用米做的饭,诗是用米酿的酒。诗中看不见米的形状,但本质来自米,形式有更大的变换。文体是文学样式的大致分界,但诗歌里也有叙事诗,如《木兰辞》 《孔雀东南飞》 ,小说里有诗体小说,如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 、闻捷的《复仇的火焰》 ,都是把生活事件、人物直接用到诗中,表现手法和小说不同。抒情诗也离不开生活,情绪是生活造成的。李白写《蜀道难》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社会生活的险恶如蜀道。杜甫的“三吏三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被誉为诗史。诗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背景中人物的感触,有的是想象、幻想,与现实的关联疏离一些,但来源于人的喜怒哀乐,总还是社会生活留下的印象。 记者:时下诗歌创作存在什么问题?雷抒雁:有的人把诗写得简单,不用心,避繁就简,所谓口水诗,张口就来。文学创作要经过艰难的构思,没有难度就没有精品,“出口成章”是不可取的。有的人把诗写得艰涩,令人不知所云。有的人写生活过于琐碎、细节化,没有大的社会背景和深的文化内涵,读来平淡无味。一些写给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主旋律诗歌,过程性内容太多,仅在历史事件上发挥,诗人自身的感触和立足于历史经验对当代生活的判断少。诗人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应该是参与者、见证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历程,最年轻的诗人见证了一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一路走来,见证了整整60年,其间有辉煌,有伤痛。诗人对历史应有独立见解,不能撇开社会生活,不能仅仅梳理历史,要从诗的角度驾驭社会和历史内容。 记者:您提到有难度才能出精品,又提到诗不能写得过于艰涩,难和艰涩的区别是什么?雷抒雁:艰涩是刻意为之。难是深刻的思考、经久的积累、反复的推敲,不仅锤炼语言,还应打磨思想。时代有时会带来错觉,诗人怎样认识?柳青写《创业史》 ,投入全部的激情、思考、才华,以为合作社就是人民的根本出路,其实那是历史的一段弯路,小说中人物为此做出的努力,现在看来是不适宜的。他的才华在叙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发挥得很充分,但对社会生活缺乏判断力。一些诗人回避现实,沉浸在对久远的、已有定论的时代的回溯中,一些诗人对时下的题材没有把握,一味地跟着新闻报道走。举例来说,今天的农村在向城市走来,农民进城打工,这一切与过去春种秋收、放牛养羊的生存方式不同,诗人应思考怎样认识新的生活,寻找新的语言表达。社会的变革把诗人旧的生活积累颠覆了,农村的田园诗意越来越少,寻找新的诗意,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另外,诗人要判断时下生活的真实性和长久性,改造新农村,推倒平房、砖房,建设城市楼房,对农民来说,旧的模式打破了,失去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未来吗?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样式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创作与中国农村风景、人物、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新的生活粉碎它们,好像把山粉碎成石头再制成水泥。山变成楼,语言也需转换,情感也需转换。转换是痛苦的,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写诗怎样做到既有难度又不艰涩?雷抒雁:写作是为谁?为自己写作,这话没有错,但既然发表,就是为公众,发表的作品对他人有意义,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写诗有三要素:自由、约束、自觉。文学追求心灵和思想的自由,但约束是不可少的。自由的限制才能表现美,好像芭蕾舞演员自由地旋转,但停住的一刹那是美。从《诗经》 《离骚》 、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个过程是自由和约束的相辅相成。自由是放开思想,思想漫无边际时则需要规整。古代先民的民歌是自由的,采诗的官员对其进行改造,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约束,形成《诗经》的四言体。 《离骚》对《诗经》的解放是充分地表达情绪。汉赋过于夸饰,无节制地铺叙,文体就走向了灭亡。汉乐府少限制,抒情叙事很自由,但太过散漫,至隋唐出现律诗,有对仗、平仄等限制。宋词适于演唱。勾栏瓦舍对宋词的传播有很大贡献。元代戏剧是表演艺术。元曲的语言更俚俗,利于百姓接受。而新诗是白话文的产物,不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因为语言变化了,诗也必须变化。以白话写律诗,文言文写现代诗,都不合适。白话诗近乎说话,以当代口语表达思想感情,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弊端也在于此,一些新诗写得泛滥,长无节制,动辄百句,信马由缰。没有把语言转换成艺术,是口水诗最大的缺点。诗不仅要表达思想,还要提供审美愉悦。说话的功能是交流,这就像小说和微博的区别,微博不是文学,只用于传达信息,不做艺术加工。今天,文学的参与者发生了变化,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写小说,可以在网上尽情发表,但给报刊投稿仍有“门槛” ,所以并非会打字就能当作家。网络文学参与者多、随意性大,很多网络写手沦为码字、卖字的奴隶。没有思考与审美就没有写作的乐趣,即使赚一千万,又有什么意思?并非一切现代化都可取,现代生活向诗人提出的挑战是既要适应它,还要保留传统的思考。读到“慈母手中线” ,就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读到“床前明月光” ,就会思念自己的故乡。这样简单的诗句,却最容易打动我们,藏在心底的感情隔了一千年、两千年也能重新泛起,因为人性是永恒的、真挚的、本质的,这是现在的诗所缺乏的内涵。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对故土、对亲人的感情不会变。生活暗示给我们的,我们能否捕捉到?旧体诗的诗性、表达情感的方式值得新诗借鉴。外国诗有西方的语境、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照搬是虚假的。写教堂、写上帝的中国诗人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情感,就不能像演戏一样把它们作为道具。正所谓写古不泥古,写洋不傍洋。 记者:您最喜欢的意象和诗中表达的最深忧虑是什么?雷抒雁:我使用自然意象比较多,如草和树。杨树叶在春天像小拳头一样慢慢伸出来,秋天又一片片飘落,自然而然想到人的生老病死;一棵树,冬天里把春天、夏天生长的都落尽,但冬天过后又能复苏,人却不能死而复生,诸如此类。人与自然容易沟通,我思考最多的是社会生活。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它们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在一起。社会、自然给我的暗示在我内心产生反映,我会寻找一种适合表达的形象和意象。我写悼念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诗《小草在歌唱》 ,难处在于选择“小草”这个形象。我想,真实见证她死去的是草。她在东北被枪杀,倒在一片草甸上,小草托着她、抚摸她的伤口、为她献上花朵。草作为真实的植物形象和她亲近。作为意象,草代表普通的人、普通的情感。还有一层含义在于“血沃中原肥劲草” ,她的血流进土壤,滋润着小草。上世纪80年代,我的《绿色的交响乐》写文化的荒漠上看不到绿色,提倡人们“植树造林”以改变社会; 《种子啊,醒醒》写在板结的土壤上,种子很难萌发,而种子代表新的思想。对生命和谐的呼唤、对良好社会生活的呼唤是我最想在诗中表达的内容。 记者:诗是最难市场化的一种文体,怎么能让社会上更多人读到诗?雷抒雁:任何文学作品,必须要找到通向接受者的桥梁,不是强行发行。把书送出去,人们也未必会读。宗教经典能令人信服,主要在于它的语言符合人的心理需求。 《论语》没有复杂深奥的论述,唐诗绝句短小,表达力强,它们都流传甚广。另外,诗中关注谁,谁就易于接受。诗有“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 。“无用之用”指的是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地陶冶性情,使人获得审美享受;“有用之用” ,举例来说,有的企业邀请诗人写诗,从美的角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这也是诗在走近大众。诗不能自我孤立、自我封闭,以小众文学自居、自我限制。认为这不是诗、那不是诗,诗要写成这样、不能写成那样,这都会妨碍诗的发展传播。好比家长怕孩子孤独,就不能限制他和陌生人接触。诗也要走出暖棚,到生活中去,和大众接触。欣赏诗需要一定专业基础,但大众也有文化素养,诗人不要认为除了自己别人都不懂诗,那样诗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的意义了。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中,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文化非常重视,具体到诗人、诗的创作,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雷抒雁:诗是文化的一部分,诗人在写诗的同时,要把诗推广到群众中去,多组织一些朗诵,给诗提供和群众接触的渠道。以前我们曾去工厂、农村朗诵诗歌,带着文化到群众中去,这值得继续提倡。现在的诗刚性不足。会写情歌的人很多,会写“战歌”和“国歌”的人不多。诗除了需要感性,还需要理性。理性美也是一种诗美。诗除了润物细无声,还要鼓舞人心,就好像我们唱国歌时,会感到热血沸腾。诗人不能太教条、太狭隘,过多以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来约束鲜活的生活和鲜活的创作,因为写诗不是为了流派和手法,而是为了生活、时代和心灵。即使不属于任何流派,能感动人的就是好诗。
专访作家叶开:语言文化的传统正在被工具化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最近,《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发了一篇报道,被多家网站、报刊转载,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报道的题目是:“小学作文让作家无语,语文教学步入危险时刻”,而报道的当事人是一位职业文字工作者,他以笔为飞刀,掷向中国的语文教育。他最初在博客里写下:“语文不除,教育已死”,一时广为流传,而现在,博客大标题则更进一步,他说:“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以上的言论出自客居上海多年的广东作家廖增湖。在文学圈里,他的笔名叫叶开,素来以阅读面宽,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如今是知名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 叶开:语文课似乎变成了思想品德课我曾经写过两篇作文,一篇是我女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的班主任布置的一篇关于家长写作文的作业,要家长来写对考试的看法。我对考试从来都是恐惧的,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真实情感写进去了,包括我对考试的各种不满和意见。由于这篇作文没有揣摩清楚教师要求的各项事宜,他们是想要家长表扬考试的,后来作文交上去以后就石沉大海了,后来我女儿拿回来了一张校报,我看到有幸被选上的作文都是大肆赞扬考试好。其实在我上中小学的时候亲身经历的,另外一个是我的孩子一步一步长大的时候,我看她的教材的时候深深感受到语文课包括语文教材似乎变成了思想品德课。教材编写都有主题的,我看到的一些教材其实主题都非常鲜明,每一个章节说什么都很鲜明,分专题,每个专题找文章来填专题。 潘采夫:现在的课文充满道德教化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多家长不太愿意孩子看语文课本了,而是寻找以前的那些读本,就是因为语文教育变成了思想品德课,课文充满了道德教化,比如要你去做好人好事,甚至在作文里面逼着你去捏造一些不存在的好人好事;第二,老师的教法充满了八股气息,有思想指向的教育,想什么不能想什么都给你规定好了。 赵九骁:扭曲了孩子的思想品德如果一些传世的文章可以给孩子在学习语文和写作文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人文思想,打开一个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认识生活的一个窗口当然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事实证明对孩子的思想品德的培养非常扭曲。 叶开:语言文学优秀的传统被淡薄化、工具化了我个人现在甚至很厌恶语文和作文这两个词,这两个词把活生生的语言文学、文字优秀和丰富的传统进行淡薄化、工具化了。比如国文、国语,在命名上实际上就把整个语文工具化了,道德伦理化了 潘采夫:语文教育的核心应是认识到汉语美而不是灌输别的我们现在的语文水平就是让人无法好好说话,好好写字。其实语文教育的核心应该是认识到我们汉语的美,能把话说好写好就可以了,别附加其他职能去灌输孩子很多东西,甚至说假话,这样会让他们厌恶自己的语言,这起到了反面作用。而且这个后果会导致一代一代的孩子变成审美感、语言、对中华文化认识很差的学生了。 叶开:许多教师在最大限度的帮孩子避免糟糕教材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一切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现状下,要对语文进行外科手术来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教材事实上还牢牢掌握在教委手里,不是一流专家在编教材。很多教师在教育的第一线,都有很多繁重的教学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教师还在想办法尽量不受这些糟糕教材的影响,给孩子读更多更好地作品,这是个积极的态度。 赵九骁:父母也应为孩子从小提供文化园熏陶能不能完成一次文化教育或者语文教育的救赎这不光是老师应该想的,作为父母,也应该为孩子从小提供一种文化熏陶、文化成长。 潘采夫:教科书应由专家编写,给孩子充分选择语文教科书应该放开,应该有更多的优秀教材有专家们来编写出来,让孩子,家长和学校进行选择。
文学的自觉——专访张燕玲女士 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你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要创作出这样的优秀作品,是不是尤其要强调其社会责任感?张燕玲:我以为不仅仅是社会责任感,更在于强调专业精神与担当精神,检巡当下的文学,有太多对消费时代的妥协,太多对当下现实的忽略,忽略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忽略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我以为“社会责任感”,对于作家最低限度也是最大限度的说法是:凭良知做事,以心灵写作,认认真真,守住专业底线,才有可能创作出穿透世道人心,具有精神重量与艺术品质,为时代笔记,为人民喜爱的精品力作。 记者:近年来,有种感觉就是老百姓对纯文学的需求越来越小,你认为是百姓需求在萎缩还是我们的创作能力在下降?张燕玲:当今社会进入全媒时代(新媒体、数字化、图像化),每个人都可发布信息,每个人都似乎可以写作,也都是读者,这样一个泛写作的时代,文学的空间自然会受到挤压。一方面百姓的选择在无限扩大,同时高品位的选择力却在下降。因为快餐文化的流行,低俗化与娱乐化泛滥,浮躁之下百姓疏于选择,大多处于被动接受与浅阅读当中;另一方面好的纯文学作品也失去上世纪80年代的震动效应,不少有实力的作家在浮躁与功利中失却了专业精神,或被影视牵着鼻子走,或去做商品代言人,或忽视文学原创精神,粗制滥造以及不断重复自己。因此,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区,不仅要求作家的文学自觉,还要警惕文化低俗化,尤其培育百姓的文化品位,包括阅读能力,让真正有修养品味的百姓回归阅读,有修养够品位的百姓才有可能选择与其相应的好的文化。再说,文学是不可替代的。不能片面追求发行量与受众面,真正的文学会以其精神品质和精神标高,感动读者并启蒙读者。 记者:全会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你觉得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创作者该如何把握?张燕玲:我认为当下文化最大的危机是低俗文化泛滥。我们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而且优雅高贵,尤其我们文学前辈的为人与为文,他们的情怀、良知与风骨等等道德修养都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如何通、续、连、接,才能不失落这些根本?这是当下文学的自觉。很多行业都有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文学界也不可避免,无论做人还是作文。我以为,在今天情怀、良知与风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专业精神的坚守变得弥足珍贵。现代生活变得喧嚣与繁华,作家是否可以试试关了手机,使心境清静澄明,使语言回到心灵。一如印度谚语所言:请慢点走,等一等灵魂。 记者:全会再次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是否意味着个性化写作将迎来更广阔的空间?广西文学创作者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张燕玲:11月22日,我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开幕式上,当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不仅再次强调了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还提出“要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提倡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精神为之一震,太及时也切中文艺时弊了。因为中华文明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为繁荣鼎盛时为战国春秋的诸子百家,那是一个可以与古希腊媲美的思想的时代。今天我们大多只谈孔子,可不能忘了我们还有庄子、墨子等诸子,还有魏晋的名士风骨,还有新文化先驱们关于“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文学的天性是自由民主,文化复兴与启蒙从来就没有停止,今天尤为迫切。因为当下不缺孔孟之人,最缺的是遗世而立的魏晋风骨。胡总书记这一观点的提出,便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只有艺术的多样化,学术的多元性,才是文学真正的繁荣与发展。尽管要真正做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我们已在路上。作为广西作家,我以为这是文学的自觉,对这一机遇并倍加珍惜。写作是个人化的行为,作家能走得多远,在今天得看他们是否远离浮躁,是否坚持专业精神,是否有天分并善于学习切问近思,然后才是善于写作。其实,良好的客观条件与激励机制固然益于文学发展,但真正的作家是不计环境并自有一股心在天国的执着,因为文学自有其通道,那里人迹罕至,情境暗生,没有算计,没有功利;虽艰苦卓绝,却自然天真,精神解放。 记者:全会强调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你对此有何看法?张燕玲:丢弃传统便会成为无根的失落的人,失落了人心、人性、人道这些常道,人何以为人?我们还有可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吗?在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如何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让世界认识我们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复兴已经成为当下重要且迫切的任务。过去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过于积极;而西方却对我们的文化知之甚少。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精神谱系不够明晰。于是,向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张扬成了今天复兴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自觉,从而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自信,把我们的文化传播给世界。因此,我们不仅要高度强调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还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认识我们,继而认同我们。我以为在今天,文化的认同就是最大的文化产业。 记者:会全强调要造就高层次文化领军人物和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要落实国家荣誉制度,表彰奖励成就卓著的文化工作者,你对此有何建议? 张燕玲:广西在五象新区建设广西文化艺术中心,电视上不断说要建成国内一流,有的场馆甚至是世界一流。我想,这当然是广西的光荣,但这只是物质与形式层面上的壮观,关键是我们拿什么装在里面?内容是不是也是一流的,或者有个性有品位的,重要的是实质与内容。而且这些形式与内容是广西人创造的,人才是关键,文学亦然。养护建设文学人才队伍,对广西尤为重要。我以为应建立良性有效的评价方式与价值体系,比如鼓励真正潜心创作、具有文学品质的好的作家作品,不要让好作家寒心伤心,营造一种爱文学的向善向上的能相互取暖、相互鼓励的创作环境,尤其对日益精进的青年作家。广西有一批70后作家相当优秀,他们是广西文学的未来。至于你提到的表彰与奖励,许多省区都有切实的实施。广西是否也可以对文化队伍进行阶梯式奖励机制呢?比如,以其成就影响力分级落实,即做好领军人物的表彰,也要对有潜质青年人才给予切实的帮助,哪怕是阶梯后两级,广西文化发展需要各方合力。记得2006年春,一位国内名家在广西会上发言说:“广西文学现象很好,但也很脆弱,就像吉林的美景‘雾凇现象’。‘雾凇现象’需要十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而广西文学现象要发展,也需要各方因素的合力,哪一种因素被破坏,广西就会受到损伤“。其警醒之切,历历在目。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关键一年。回首即将过去一年,有许多亮点和关键点。发展规划 4月20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颁布。《规划》总结了“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业的成绩,描绘了未来5年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蓝图:到“十二五”末,新闻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基本到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数字出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扭转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逆差状况,大幅度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基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共同繁荣的开放格局。基本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以人为本、面向基层、惠及大众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法规修订 3月19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随后,《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和《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也作了相应的修订。当前,以宪法为指导,以3部行政法规为核心、以5部部门规章为支撑、以251件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基本建立。这些为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精品力作 围绕着纪念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出版界推出一大批主题鲜明,导向正确,思想性、艺术性、耐读性俱佳的出版物。同时,1397个代表国家水准的重点出版项目圆满完成。它们记录了历史,传承了文明,服务了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求。报刊改革 5月17日,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意见出台,明确了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预计到2011年年底,首批转企改制的中央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转企改制到位。7月28日,中央各单位各部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工作基本规程印发,规程规定了具有法人资格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革的工作方案。公共服务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504400家,覆盖了全国84%的行政村。其中有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实现了农家书屋全覆盖。同时,城乡阅报栏(屏)工程建设全面推开,农村发行网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二期13亿的资金落实到位。全民阅读工程5年规划发布并开始实施,首次开展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评选活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开展,净化了出版物市场环境,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5200万件,查处各类案件18352起。做强做优 6月3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宣布重组。7月19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0月20日,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过了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上市方案。11月30日,凤凰传媒上市。12月2日,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壳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截至目前,全国已组建了12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有48家涉及新闻出版业务的企业集团上市,27个出版、印刷、音乐和数字出版基地建立,出版区域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治理教辅 8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以“治散治滥,打盗打非”为重点,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质量、价格、市场等6个方面提出对教辅出版发行进行规范。8月—9月,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又对2010年以来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清理检查。国际交流 1月25日,在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维珍书店,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与法国拉加代尔公司联合举办的“阅读中国”外文版中国图书全球春节联合展销活动开幕。这是中国外文版图书第一次在全球主流书店举行大型联展活动。9月29日,亚马逊“中国书店”启动。“中国书店”成为亚马逊图书频道首页上最显著的7大特色书店之一,也是亚马逊网站上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国家”命名的主题书店。10月12日—16日,第63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举行。中国展团携4000余册精品图书亮相书展,实现版权输出及合作项目共计2424项。8月31日—9月4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953项,比去年增加574项。(范军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作家维权联盟昨日对外透露,其诉苹果公司侵权一事已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此次维权涉及沧月、慕容雪村等9位作家的37部作品,索赔金额共计1191万元。在苹果商城(APP Store)上,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盗版使用,供iPhone手机用户下载阅读。作家联盟曾进行过推算,有些畅销书的下载盗版量多达上百万份,对单一作家造成的损失更是高达上百万美元。对此,联盟执行人贝志城表示,苹果公司在苹果商城公开贩售大量盗版书籍,并与其上传者共同盈利,“这种侵权行为根本就是明目张胆的盗窃。”去年7月20日,作家维权联盟曾向苹果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苹果公司停止侵权、删除盗版作品、赔偿损失。但苹果公司以不符合公司规定为由,拒绝删除苹果商城内的盗版侵权作品。去年9月下旬,作家维权联盟以一纸诉状将苹果公司告上法庭。对于联盟方面此次为何要向苹果公司提出高达上千万元的索赔金额,贝志城给出的回答是,中国互联网上有关著作权的纠纷一直存在赔偿金额偏低的问题,因此这次特别提高了索赔金额。但他同时强调,即使是现在的索赔金额,也只相当于合法获得这些知名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价格的几分之一,“这说明推动完善著作权法的道路仍然漫长。”(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