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张清华：2011年诗歌印象是过剩与匮乏

  就在人们刚刚还在为“新世纪”的到来而亢奋和惊悸的时候，第一个十年已是流星一样一闪而去了。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新世纪”确乎已经不再“新” 了，狂欢与喧哗的节日情绪渐趋沉落，网络带给人们的新鲜感也已不再那么强烈。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诗歌的景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它正回到一种“常态”。其标 志是，标志性的事件和噱头不见了，作为“行为艺术”的诗歌不见了，张牙舞爪的或裸露癖式的诗歌不见了，亢奋的、狂躁和尖锐的情绪与语言也不见了。这当然不全是好事。对于正准备书写“诗歌史”，将历史“知识化”的学者和批评家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喜欢的符号性的载体正在减少，他们必须额 外花时间，去从近乎无限的“文本现实”中去提炼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再是通过对“标志性事件”的命名与叙述，或通过某种背景氛围的渲染和烘托，而把历史轻易 地拎出。甚至他们的诗歌阅读的背景与氛围，也发生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变化。眼下我的处境也是这样，我所指望出现的可以成为“历史的痕迹”的极端化和标志性的 作品并未出现，而满眼映入的是不忍错过和删除的“好诗”。这也正是问题的所在，是我阅读的喜悦中伴随着失落的原因。因为职业性的病症总是使我在“好的诗歌”和“具有意义的诗歌”之间倾向于后者，并逼迫我想象它与“时代”之间的某种隐秘的回应关系，并且最终可能会扭曲我的感受力。假如一定要找一首“重要的诗歌”的话，王久辛的《安魂阿拉伯海》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它从拉登这一特殊人物身上延伸出来的关于信仰和生命、强权与恐怖、邪恶与正义的纠结混合的思考，给人以多重和深远的启示。“小诗”在这一年中似乎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我不知道此种感觉是否准确，但我个人确读到了比以往要多得多的小诗。虽然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于什么是 “小诗”进行过权威界定，但笔者斗胆以为，十行以内或许应该是一个合适的长度。在“写小诗令人发愁”(借用朵渔的诗句)的时代，推崇言之有物、能够以最少 的笔墨触及读者的心弦、甚至时代的神经的作品，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顺便说一句，我似乎突然意识到了“70后”、乃至更年轻一代诗人日益成长和显著的成熟迹象。除了朵渔，我还要向读者推荐这几位：孙磊、轩辕轼 轲、晓川、丁成、王东东，在我看来，他们的语言表现出了日渐坚实和准确的力量，所展现的经验和思想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深刻和清晰。即便是管党生这类有争议的 作者，其诗歌也是有敏感的及物性的，值得玩味。还有一些似乎是“新人”，然而我并不了解他们具体的年龄，他们是西原、碎岁、艾傈木诺、吉狄兆林、阿克鸠射 等，这些作者的作品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给人以新鲜与陌生的冲击；另外，一些女诗人的作品也值得推荐，如谭畅、舒羽、夏花、金铃子等，夸赞她们作品的深邃、睿 智和大气也许会有人反对，但至少我以为，她们的诗中并无通常易见的“小女人气”，同时也不止是以感性和“优雅的抒情”见长，而是以饱满充盈的精神性和冲击 力为标记的。还须特别提到的是一些成名已久的诗人，他们同样令人喜悦地拿出了优秀的作品：李亚伟、陈东东、胡冬、潞潞、大解、雪松、长征、陈超、耿占春、哑 石、发星、徐江……他们要么写出了依然才华逼人的作品，要么写出了练达老到而令人服膺的作品。特别要提到的一位是胡冬——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应该就是 “第三代”群落中“乘一艘慢船去巴黎”的那一位了，如今他手执个性独具的诗句再度归来，依然光彩四射。我同时还要表达对于身兼批评家角色的陈超的祝贺和敬 意，他在近年写出了一批凝思从容、让人怦然心动的作品，并且其中还不乏“以诗论诗”的“元诗”作品，展示了诗歌写作的“可开放性”的质地，令人玩味不已。“列名单”当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历来“列名单的批评家”可谓备受讥讽，但没办法，我这里无法不列出他们令人艳羡和钦敬的名字——虽然列得越多也就越是不全，有更多的诗人被遗漏在名单之外。岁末我才经友人提示，读到臧棣的《北岛，我不是批评你》的长篇访谈。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谈及，但因为这一年度中“事件”的缺乏，便只好列在这里。 也许感兴趣的读者朋友都值得去看一看，不是要从中读出对错，而是要引发一些关于当代诗歌历史流脉、关于其存在场域与文化环境、关于诗人当下的写作身份等等 问题的思索。如果非要表个态，那么我要为臧棣一反常态幽默洒脱的文风、也为北岛淡定处之不作回应的风范鼓掌——为他们在如今一团和气得有些庸俗的诗界掀起 了一点敢说话、说难听话的批评之风而喝声彩。不管臧棣的批评是否适度，我认为倒是有可能引发人们对于当代诗歌历史的重新思考，引发国内外重新认知国内诗歌 状况与作品成就，并且最终改变以往的谱系与定见，这就不是小事情了。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代诗人为中国当代诗歌所提供的思想与美感经验，基本上已经 “固化”为历史了，而“活在当下”的是更为丰富和新鲜的东西，因此北岛如果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讲话，自然是一回事，但假如他还以自己的写作和文本 为准则来发言的话，便会显得很有些落伍了。去年夏天，我为《文艺报》写了一篇题为《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的文章，来试图笼统地描述一下近十年来诗歌的状况，显然这是不得已的耍滑。但如果 非要通过某个“整体性的修辞”来指称这些年的诗歌状况的话，我仍然会坚持这个比喻。在今天，假如一个选本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它最终就是隐喻或者模拟了这 样一种“奇怪的混合”，假如读者从中读到了类似的感觉，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意义得到了确认。需要另外用“名单”提到的是新添的数种诗歌读本，它们是潘洗尘主编的《读诗》、泉子主编的《诗建设》、普冬主编的《新诗》、罗振亚主持的《天津 诗人》等。这些读本多是以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形式问世的，它们与原先大量存在的民间刊物如《女子诗报》《诗参考》《葵》《独立》《太阳诗报》《活塞》《灵魂 小组》等一起形成了看似“非主流”、实则已然成为主流的诗歌景观。不过，鉴于如今公开刊物和民间刊物之间界限的模糊，诗歌界早已不存在任何二元对立的可 能，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刊物的意义也同样被缩减了。这意味着，当代诗歌的传播媒介正在一种奇异的混合中，完成重新洗牌的过程。(张清华)

  2012-01-14 12:21:23 作者:张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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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华：2011年的儿童文学重新出发

  儿童文学创造的市场神话在2011年继续延续，但从创作到出版都不再把“市场”作为终极目标，与其说这是忘恩负义地否定了市场带给儿童文学的生 存空间和蓬勃生机，不如说市场的成功带给了儿童文学界自信、勇气以及反省自身的契机。儿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但并非是一味的顺从和依赖，在与市场斗智 斗勇的过程中，儿童文学界以自己的智慧予以市场积极的影响，促成了2011年创作生态更加多元，艺术探索更加活跃，向着文学回归、重新出发的新态势。荒野的呼唤：寻找儿童文学的新边疆新世纪以来，表现都市小学生校园生活的校园文学可谓风光一时，但从前两年开始，尤其是2011年，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者的目光开始从“都市”投 向“荒野”，一批以动物小说为主书写大自然的作品闪亮登场。“新边疆”既是精神意义上的也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批边疆省份的作家，携带着他们的作品亮丽崛 起，云南的湘女、汤萍、余雷，广西的王勇英，黑龙江的黑鹤，内蒙古的许廷旺，加上作品一直畅销不衰的老牌作家沈石溪，我把他们称为“新边疆作家群”。他们 的作品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却并非以边地的奇风异俗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给儿童文坛带来一股野性的、刚健的荒野之风。2011年黑鹤出版了长篇动物小说《黑狗哈拉诺亥》(接力出版社)，许廷旺出版了“草原动物”系列之《马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天天出版 社推出了“湘女自然文学精品”(《山狸猫金爪》《猎人的故事》《小马倌阿里》《大树杜鹃》)；福建少儿社推出了王勇英的长篇小说“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巴澎的城》《花一样的村谣》《弄泥木瓦》《和风说话的青苔》)。《黑狗哈拉诺亥》思考了草原牧羊犬的命运；《马王》以一匹马驹成长为马王的历程再现了草原行将消逝的现实；“湘女自然文学精品”系列以优美澄澈 的文笔和真挚饱满的感情描绘了云南边陲雄奇瑰丽的自然风物；“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呈现的是客家文化。这些作品打破了当下盛行一时的“城市儿童故事范 式”，带来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作品里面蕴藏着属于作者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他们最为熟悉的流淌在血脉深处的体验。不同的地域文化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和 气质，同时也成为他们创作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活力来自于它的多样性，同样，文学的活力也来自于它的独特性，来自于每个作家敢于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儿童文学出版界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创作上的转向——也许他们正是这种转向的推手，2011年天天出版社与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了“儿童 文学领域的生态文学创作研讨会”，会议向全国儿童文学作家发出了《生态文学倡议书》，与会专家表示在儿童文学领域倡导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现实的和深 远的意义。天天出版社宣称将陆续策划和推出一系列生态文学方面的儿童文学作品，引领生态文学创作潮流。 而湖北少儿社则推出了“中国动物文学大系”，对中国原创动物文学发展历史进行回顾、梳理与总结，第一辑已于2011年5月面世，同时还正式启动了《全球动 物文学典藏书系》出版工程。“新边疆”作家群的崛起和生态文学创作的兴起，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新内容，提供了新的美学风格，开辟了儿童文学精神上的新边疆。但是，无论是创作 还是出版，都要警惕一哄而上的跟风、克隆行为，避免每开垦一片处女地，马上有一群人乱哄哄地涌进来，以淘金的姿态在本来很深厚的土地上浅浅地挖几个坑，眼 睛马上又盯上了新的兴奋点，于是又一哄而散，留下一地的废坑，却不肯再多花一点力气，把井深挖下去，打出甘美的泉水。梦想与狂热：寻找儿童文学的新高度2011年是值得儿童文学界记住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作家们张扬了梦想的力量和变革的热情，他们抵御住了市场的诱惑和喧嚣的干扰，不甘于平庸，不 甘于自我复制，寂寞而决绝地沿着求索之路，向着艺术的纵深处走去，带着对儿童文学不容亵渎的庄重、圣洁与敬畏的表情。张之路的长篇小说《千雯之舞》(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刘东的长篇小说“青春一线成长”系列之《镜宫》(少年儿童出版社)、张品成的长篇小说《有风掠过》(明天出版社)、刘海栖的长篇童话 “扁镇的秘密”系列等都是维护了儿童文学艺术尊严的作品。在《千雯之舞》里，人在某种奇怪的音乐声中舞之蹈之，就会变成汉字，然后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这 让我想起麦克尤恩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立体几何》，只要把人按照某种角度进行复杂的折叠，人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立体几何》之所以如此让人过目难忘， 我想是和这个微带惊悚的细节分不开的。同样，《千雯之舞》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人世界”和“字世界”里自由穿行，可以衍生出那么多的曲折离奇的故事，人能变 字，字能变人，是决定这一切的核心想象。但这部小说真正打动人之处还在于作者对于汉字的真情，对于文学的虔诚。《镜宫》中17岁的高中生南海为了逃避现实 中的麻烦，无意中发现了电脑中的“镜宫”，他通过镜宫和另外的四个同龄人交换了人生，体验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四种不同的人生经验都写得富有质 感，血肉丰满，显示了作者扎实、充沛的生活积累。《有风掠过》则记录了战争年代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传奇命运，以一个少年人的成长历程写出了战争的 残酷和人性的复杂。《扁镇的秘密》充满了中国的、民间的气息，作者成功地把剪纸这个传统的民间手艺进行了艺术的转化，变成了一场快节奏的历险故事。用扑克 牌剪成的老鼠，一个臭鞋垫剪成的猫，一张擦鼻涕的手纸剪成的猪，这三个卑微的童话人物，要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历险。从无故事处演绎出栩栩如生的故事， 从无人物处雕刻出立体生动的人物，从无情节处写出曲折离奇的情节。这一切都源于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有爆发力的想象。以《少年摔跤王》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翌平，继续在鲜有人涉猎的武术、体育这个领域里开拓自己的疆土，出版了长篇小说《早安，跆拳道》(明 天出版社)，展示了“礼义、廉耻、克己、忍耐、百折不屈”的跆拳道精神。彭学军推出的短篇小说集《丁香木马》(明天出版社)涵盖了她少儿小说创作的全部题 材和创作手法：童年湘西、校园生活和游走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小说。这些小说或唯美诗意，或真切动人，或迷幻瑰丽，透出别样的神韵与品质。张洁的散文集《爸 爸的灯塔》(明天出版社)、陆梅的《辛夷花在摇晃》(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着明澈而精致的语言，真诚而深刻的哲思。此外，中少社推出了汤汤的“鬼精灵 童话”系列(《睡尘湖》《流萤谷》)，伍美珍的长篇小说“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推出新作《青蛙军团爱地球》(明天出版社)，杨红樱的长篇童话“笑猫日记” 系列推出新作《小白的选择》(明天出版社)，周晴的长篇小说“不一样的许多多”系列推出新作《秘密地图》(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有谢倩霓的长篇小说“优活 女孩”系列之《你是我的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白冰的幼儿童话“小老鼠稀里哗啦”系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薛涛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情报 鸟》(安徽少儿社)、保冬妮、熊亮的图画书……这个书单还可以无限制地开下去，因为推出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本就已经成为各个少儿社的重头戏。每个社都在绞尽 脑汁打造自己的原创儿童文学品牌，如明天社推出“独角兽丛书”，中国少儿社推出“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安徽少儿社推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 品书系”等等。作家们的才情并非是可以无限再生的资源，在一片“大干快上”的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我们也要冷静地想一想，有没有因为梦想而膨胀，因为膨胀而狂热，因为狂热而盲目，因为盲目而悄悄埋下出版泡沫的隐患。融合与抵抗：寻找儿童文学的新载体儿童文学界对待数字化的态度不是生硬的抵抗，而是采取与新媒体融合、互动的姿态，以谋取一种双赢的结果。2011年年初，浙江少儿社和盛大文学 合作，推出了全媒体小说“查理九世”系列。我们来看出版社为这套书所做的介绍：“‘查理九世’是一套与盛大文学旗下星梦童趣强势携手，联合腾讯儿童、洛克 王国、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云中书城等，精心打造的大型精品原创儿童冒险惊悚小说，也是一套游戏故事书。每册书由一个主要故事、10个小案件、结合其他 有趣的互动游戏组成。惊险神秘，妙趣横生！挑战头脑，快乐无边！” 2011年6月接力出版社推出了电影同名小说《魁拔》。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小说《魁拔》是‘魁拔’系列电影原著小说的开篇，内容上是电影《魁拔之 十万火急》的前传，与同期上映的电影互为补充。故事勾画了一个宏大的玄幻世界，融合了玄幻、寻宝、成长、父子情等元素，将引领小读者走进一段充满爱与勇气 的惊险旅程。另外，小说《魁拔》还通过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和盛大文学同步首发。”从上面这些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网络游戏还是作为影视的母本，在走出与新媒体对接的第一步时，出版方显然都钟情于冒险、玄幻、侦探类 的类型化文学。随着儿童文学产业化大潮的到来，势必会有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品与新媒体产生互动与融合，它们原本的身份因为融入了网游、动漫等新元素而变得有 些暧昧不明，浙江少儿社一会儿称“查理九世”是“冒险惊悚小说”，一会儿又说是“游戏故事书”，恰恰体现了对一个新生事物难于命名的踌躇。与新媒体的对接看上去为儿童文学尤其是类型化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新的艺术空间，事实上，传统的纸质出版这些年也对类型化作品青睐有 加，2011年中少社推出陈柳环的“萝铃的魔力”系列和杨老黑的“少年侦探小说”系列，都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如今，又有新媒体的加入，似乎类型化创作 的春天已经到了。但如果仅仅靠冒险、惊悚、玄幻这些表面的符号来吸引读者，必然无法维持长久的生命力。因而，在顺应新媒体的过程中儿童文学也要有抵抗的意 识，不要丧失自己的“文学”本性，沦落为网络游戏的附庸，因为好的类型化作品也必然是有着人文情怀和流畅的文笔的，粗制滥造或可为类型化创作带来短期的收 益，却不可能长期地立足于文坛。深度与广度：寻找儿童文学研究的新起点儿童文学的研究队伍是小的。但是纵观儿童文学这些年来的发展，有时候航向略微偏离航线，就会立刻得到富有真知灼见的儿童文学理论评论家们善意的批评和校正。因此，这个队伍虽然人少，却有着以一当十的勇气——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因研究人才匮乏带来的一种无奈。在2011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专著中，要特别提到接力出版社推出的彭懿的《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彭懿是最早研究世界图画书的专家之 一，这本专著是在他以往旧作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的，因而资料更全面、观点更严密。在一个浮躁喧嚣的时代里，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搜集、整理如此多的资料，彭 懿的研究态度让人心生敬意。这部书为很少读童书的中国家长们提供了可靠的指南，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与出版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书中不但 提供了如何正确理解图画书的实用技巧，而且还准确地勾画出了图画书的精髓。2011年，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出版了《童年的星空——2010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论文集》(接力出版社)，收录了全国100多 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儿童文学工作者和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获奖者提交的52篇论文。这些论文紧密联系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从创作、评论、出版 等多角度深入探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走向，反映了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的新面貌、新动向。青年评论家李学斌本年度推出了专著《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本书对“游戏研究”的历史演进、“游戏精神”的现实内涵以及“游戏”对儿童精神人格 建构与和谐身心发展的重要性都做了积极深入的探究。关于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是这些年讨论比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然而却一直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李 学斌的著述为开拓儿童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照。有人说儿童文学总是在作家富豪榜发布的那几天才会被注意到——原来儿童文学作家们还是挺能赚钱的。此外的时间，儿童文学都被抛入一个无人问津的 边缘地带，接受着别人的傲慢与偏见。但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真正的文学总是青睐那些安静、孤独的灵魂，我们只需看准脚下的路，勇敢地默默前行。(李东华)

  2012-01-14 12:19:40 作者:李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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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新诗综述：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

  对于2011年的新诗，我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一年诚然好诗不少，但并没有出现开一代诗风、具有颠覆性的艺术新质的作品；亦没有出现改变诗歌史 的大诗、巨作，或引领诗歌百年潮头的作品。新诗仍旧在探求、努力中成熟和发展着。虽然我仍然认为中国的一些新诗和国外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亦不逊色，但在世 界诗坛产生大影响的诗人，还需要时间的选择。一般说来，一种写作方式的成熟需要20年，即30岁、50岁、70岁的诗人各有自己的写法。但真正出色的诗人 是超越年龄的，是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以十年来界别一个时代有点勉强和浮躁。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十年之间诗的差别就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突破”，受到“赞 叹”，“而这些差别甚至都不如两秒钟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十年的差别尚且如此，一年之中又怎么能有更大的差异？即使有，恐怕也是数十年、上百年才可能出现 的鲜见开创之作吧。因而，对这一年新诗的盘点、扫描，我也只能换个角度说说而已。几首印象深刻的作品在我的阅读中，2011年新诗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首推刘立云的《切尔诺贝利》和沈苇的《安魂曲》(下)。这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问题。随着日本海啸 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泄漏，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面对生命的毁灭，25年前的一座死城更深切地撼动着人们的灵魂，从这一点着眼，从《切尔诺贝利》带来的心理冲击 力看来，它体现了一位诗人的“精神敏感性”，“对时间之流的沉思”。亦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灾难……给垂死的现代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它使高度复杂却有 点空虚的现代诗歌宫殿‘重新人化’了”。在这里，“现实”比“超现实”更为重要。《切尔诺贝利》虽多意象的罗列，但恰恰是这种罗列，成为“像有什么在漆黑 的如眼窝深陷的窗口/进进出出，但你看不见它/你看见的只是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的有力衬托。而撒下种子，收获谷物和蔬菜，“若要食用，必须等到两万年 之后”，这种撼人心魄的悲剧，事实本身的直接述说就形成了震撼。这是现实性、人性大于诗性的写作，无需任何装饰和渲染，技巧在这里显得多余，一己的感慨和 情绪的表露也过于微小了。《安魂曲》(下)是为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惨案而写，同样是令人心悸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样的作品我不是将它当诗来读的，在这样血腥的惨痛中谈诗 是一种轻佻。《安魂曲》(下)给我痛切的感受是入骨的哀伤和秋雨的寒意，“多么薄的天空和大地/多么薄的人世和命运”，对“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的忧虑。 这是一个在场的乌鲁木齐人对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一位和这座城已融为一体的似乎是伤其自身的痛 彻感受，那种大悲悯和大情怀令人钦敬、动容。这一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耿占春发表在《诗歌EMS周刊》的一些作品。耿占春是一位卓有建树、对诗歌的理解深入、通透的文学理论家，或许 正是基于此，他得天独厚，出手不凡。他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诗性意义的把握、对自我生命的洞察、充满感性而又融入智慧的写作，读之令人信服，并时有撼动心 灵的力量。此外，朵渔的《鲜花虚构》《高原上》等诗作，那种打破羁束、在语言上又有所节制，逼近困境的精神痛苦和孤独，对百兽之王的辉煌、忧郁的眼神和孤 傲之心的惊恐，都表达得恰到好处。诗行之中，似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有时又极强大的能量在传递。而吉狄马加的《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是涉及青海地震的诗 行，诗并非简单的情感倾向，不是见什么写什么的外在描摹，而是深入藏民信仰的灵魂表达。这25亿块用生命制造的石头、承载着另一种形式的石头，“才会像泪 水一样柔软/词语才能被微风千百次地吟诵”，这是真实的存在，又是虚幻的象征，才“创造了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正因为诗人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 故“我已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已经成为这片高原的主人”。这里还要说及的，是骆英新出版的诗集《7+2登山日记》。能登上世界最高的7座山峰，并 跨越南北极，这既需要体魄，也需要顽强的毅力，其行为本身便是一首首抵达极致的壮美的诗，令人感佩。这是用生命写作的诗，那些挑战生命极限的诗行，没有亲 临其境是无法体验的，靠再奇妙的想象力也是想不出来的。而这本书装祯、设计之精美亦令人神怡，无愧被评为“2011年最美的书”，堪称完美。词与物之间一首好诗的生成，源于诗人对有意味事物的发现，源于诗人对诗的敏感、对生活和语言的敏感，是前语言状态下诗的构想，或者说是对诗学结构的把握。 一条狗从树影中窜出被车轧死，只是一次交通事故，可这条被河南人带来外地又被遗弃的狗，听到路对面的乡音而狂奔致死，狗那悲伤而绝望的眼神，那无法说出的 生活之痛、相思之苦，却是阿华在《春风夜》的发现，才使此诗有了意味，有了情感价值。胡弦的《劈柴》亦是山区里常见的事物，可诗人发现“把一劈开，会有两 个一”，“他又把两根分别劈开，意识到/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并想到把斧子扬起来，复杂的局面就会随之出现。这是诗人独有的感悟，诗人意识到的，不仅是减 法的繁殖，更是一种精神的繁殖，是对社会与人生的体悟。他发问，一个为虚无效力的人，“在无限深处，是否有与内心相等的东西”？继而想到“家具是艺术，劈 柴/才是革命”，“在红桃J和方块K上，/有两把一模一样的斧子”。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从角色中退场的人，于虚拟的门前，“无数人影，正从中鱼贯而 过”，恐怕这也是社会之中“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吧。这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充满了智慧的沉思，是感性中知性的渗透。把握并传达那种动人的细节、微妙的心理，亦是诗作意味生成的有效方式。江一郎《秋日的午后，为妻子拔白发》中，主人公发现，这个刚过40的女人 更多细密的碎发已经白了，但他不忍心告诉她，却“佯装专注，挑出那些飘拂的/她自己所能见到的白发/一根一根揪落”。这种故意放慢速度，似乎很费心力才发 现最后一根潜藏的白发，内心却有着难以描摹的酸楚的人，用善意和不动声色的爱欺瞒着妻子，可在她盈盈笑意的眼角，又“看见不易察觉的，几条/鱼尾纹的，淡 痕”。而张忠军的《倾斜》写的则是雨中被淋湿的身旁的少妇，想把伞向她倾斜一点儿，然而想过一次、两次、三次，伞还是那样笔直。“我担心如果伞倾斜/她会 向我投来警惕的眼神”，担心被雨淋湿的她也许因为伞的倾斜受一次惊，这种复杂的心理，同样有着牵动心弦的意味。这种有意味、有发现的诗，在本年度新诗中尚有很多。刘洁岷的《站在栅栏后的女人》面容是虚幻的，草场只有“一缕奶的草香”在空气中淡淡地弥漫开 来，“那个栅栏后的女人/提着奶桶晃了一晃/然后站稳”，既是有动感、给人印象深刻的意象，也是细节的描绘。樊忠慰在《结婚》中，“我要把小时候那个洋娃 娃，从你的肚子里找出来”，还带着天真的稚气。徐俊国发现了怀孕的母羊，用蹄子缠着茎蔓，把身上的伤疤藏得严严实实，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能看见/自己的母 亲干净而美丽”。衣米一则感受到“颜色比文字更容易发疯”。伊路发现一只鸟儿偏着头，研究三角梅刚长出的一朵花，她则发现“三片花瓣的中央伸出三枚小梗/ 每一梗的顶端又有一朵小花”，这“究竟是一条  三条  还是四条/鸟儿怎么以为呢？”这细腻的观察，与鸟儿无法交流的发问，亦有着令人深思的意味。繁复的世态人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着眼，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该是重大、永恒的主题。因而，人的千姿百态、精神向度、复杂且单纯的内心，都成为本年度诗作斑斓多姿的表达与描述。谢帆云《王俊的儿子》读来令人动容。一个在监狱出生、被母亲用牙齿咬断脐带的幼儿，却牺牲在出生的当天晚上。这共和国最年幼的烈士，用啼哭证明 生命的不可遏制，“即便如此，他完成的仍然是/苏区史上最悲壮的阻击战：/没有战友，没有援兵，没有粮食和水，/单兵坚持到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这事件 本身便是撼动人心灵的述说，诗人的表达令人动心，令人深思，于20行诗中蕴含着诸多的言外之意，是能让人想到很多的、以少胜多的诗行。同类作品中，写得比 较好的，还有李晓泉的《小米》、韩玉光的《光芒的意象》，皆为有诗质的文字。和那些装腔作势、空泛的抒情，没有任何真切感受的所谓的诗相较，不可同日而 语。此类作品，我还欣赏张作梗的《站立》。这是“鄙夷那些趴着或跪着的诗/以绝不妥协的笔触，写一首站立的诗”。像界桩那样，以一个国家的尊严站立，像纪 念碑一样，“以纪念那些/为脊骨站立而/视肉体如草芥的人”。这是有骨头的文字、有气节和信仰的文字。李瑛在《谒沈从文先生墓》时，感受到“偏僻一隅/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兀自守望着尊严与孤寂”。雷抒雁以泪眼送母亲回归泥土，“可是，无论如何 /泪水也敲不开泥土紧闭的门”。而史铁生是将死亡看成《节日》的：“请费心将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啊，节日已经来临、听远处那热烈的 寂静/我已跳出喧嚣/谣言/谜语和幻影/最后的祈祷/是爱的重逢”。这是一种高远的境界，只有心怀巨大精神能量的人才能有的境界。林雪的《骨血》写的是一家本来只有5口人，春节时母亲却在餐桌上放了6只碗——“这餐桌上本来还应该/有你们的弟弟。那年月日子太难/他没被出 生，你们才活得更好……”读之令人心酸。卢卫平的《认尸启事》，写的是一位掌握了所有的证据、惟一知道真相者，却在沙漠中被冻死，又在冰柜里再冻死一次， “他希望早点火化，成为灰烬时/他能拥有自己的火炉/他能得到人间最后的温暖”，文字的背后则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超子的《初冬往日》写的是邻居家被 窃，放学后贪玩晚回家的弟弟成了嫌疑对象，于是“母亲像是惩罚自己一样/让弟弟跪在屋外”。而公路上装满橘子的卡车翻了车，村民们搬走了所有的橘子，整个 村子充满了欢笑声，“只有我的弟弟/跪着/目睹着这一切”。这种鲜明的对比，直抵事物的本质，同样令人深思。髯子的《声声唤》是“迁走骨头，叫上灵魂”的山歌调——“要搬迁了，爹/我们拆了老屋，爹/赶上牲畜，爹/领上女人孩子，爹/背起老娘走平川 啊，爹”；这一声声反复的呼唤，既沉重又无奈，动人魂魄。宫玺的《拟民谣》：“盛名美誉不是逛的/正人君子不是装的/贼不是好做的/官不是好当的/弄不好 不是臭的就是脏的”，口语入诗，晓畅明白，确有民谣意味，道出了简单朴素的真理。而姚振函的《安于低路的生活》赞叹“却像蚂蚊和蚯蚓那样/执著，乐观，傻 头傻脑/认认真真度过平凡的一生”，看似简单，却是不易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在这里还要说及的，是欧阳江河的《弗尔蒙特过53岁生日》。这是中国式的现代诗，没有西方现代诗那种决绝的去个人化、去人性化，然而，在“感性 非现实”、“魔术般”的语言方式、“穿插技巧”，以及“专制性幻想”、隐喻、暗示等表达方式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虽时而有与现实相关的感受，但创造 的依然是幻像、无痕的梦境，逼近虚无的空的透彻。除此之外，诗之现代意味明显的，还有罗羽的《对巴列霍的一次翻转》，几乎都是互不相关的词的排列，似乎是 拒绝理解的碎片的堆积，具有超现实意味，但由于词本身便具有意义，一些现实感强烈的词汇，仍如打碎的镜子，反射着现实的光芒，看似没有单一的意义却蕴涵着 诸多意义。而最后我要说的，是明迪的诗。这似乎是一位新人，诗既有现代性，又有日常性，其对语言及艺术的把握是异乎寻常的。或许，这是一位写作多年的人， 只不过懒得把作品拿出来发表。这样的人虽不多，但的确存在，且其诗作水准很高。(韩作荣)

  2012-01-14 12:15:56 作者:韩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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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抗抗：不觉得郭敬明很商业 建议多读些

  作家张抗抗回母校杭高谈写作 不觉得郭敬明很商业 抗抗和杭高鲁迅文学社社员合影 昨天上午，作家张抗抗回到母校杭州高级中学，和鲁迅文学社的同学交流。张抗抗，杭州人，当代作家，1963年考进杭一中，鲁迅文学社社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短篇小说《夏》。此次来杭是参加“毛江森奖教金”颁奖仪式。(杭高校友、中科院院士毛江森，荣获2007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他将省政府奖励的50万元，捐给母校杭高，设立“杭州高级中学毛江森院士奖教基金”，奖励在教学一线教书育人、爱护学生的好老师。)交流前，她说：“今天同学提问，我肯定真实回答，这也是文学最基本的要求。”张抗抗一阵风似的走进教室，长风衣，红围巾，很有精神。有同学问，怎么写作？注意什么技巧？张抗抗说：“很简单，随心所欲，保持自然，就是最大的写作技巧。”学语文最基本的要学会写应用文一名男生问：请问您对现在语文教育的看法。张抗抗：因为工作关系，我也不断接触教育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了解，但也是关心的。对现行语文教育，可能我会持批评态度多一点。最近教材在改革，这很好。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上学用的语文教材，到今天也许就不适合了。随着时代的改变，教材一定要更迭、替换，适合当下人阅读。替换中，我的一些散文、随笔也被选入，比如《天山向日葵》。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向着太阳转。我那年到天山脚下，看到种着成片的向日葵，一片金灿灿，非常美。但早上，向日葵没有向着太阳，傍晚也没动，这违反了我们常识中的规律，我就写了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后来文章选入教材后，我收到一位学生物的读者来信，他说向日葵趋光性很好，所以跟着太阳转，它需要吸收阳光完成光合作用，之后灌浆形成果仁。灌浆到一定程度，果盘很重转不动了，所以不再跟着太阳转。这些有趣的自然现象引发我们思考，也引发有关生活的追问。语文和文学不是同一回事。语文课人人要上，学的是语文的基础知识，包括如何运用文字，顺畅表达意思，连字成句写出文章。表达清楚意思、要求和想法。说简单点，学语文最基本要学会写应用文：日记、收条、请假条、工作报告等，范围很广。大学写论文，工作写总结，这些基本常识都得学会。有一篇老师认为的差作文我觉得好，因为真实我想到一点，现在作文的弊病很大，写得千篇一律，空洞，没内容。我前段时间在北京，听一所很有名的中学的观摩课，40人中选出10篇好作文来分析。这节课上，我看到很多作文，表达的感觉很空洞，句子通顺、感情健康，但没真实内容。有一篇被老师认为很差的文章，我看来却是比较好的，因为写出了真实感受。作文题目叫《散步》。现在同学没时间散步，放学回家赶紧做功课。这位同学回家和妈妈说，作文要写散步。全家就一起出门，散步。妈妈说上商场买东西，爸爸说不好，想去打球，妈妈不同意。儿子不知道跟谁好，勉强走了几步，爸妈吵起来。然后让儿子决定去哪，儿子说我也不知道，最后大家只能回家了。这个散步是比较真实的，体现了家庭成员的性格、趣味、“我”的茫然、无所适从、无法独立等，包含很多东西。但这样的文章老师不满意，不能得高分。后来经过同学帮助，改得比较“美好”了。所以说，应试教育里语文教学难度非常大，老师有要求，同学有个人意志，在夹缝中生存，确实难。汪曾祺喜欢《牡丹的拒绝》送了我一幅画一名女生问：请您分享下写作的技巧。张抗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难说，因为技巧涉及到很多方面，语言、叙事、故事情节、怎么塑造人物，肯定要开堂课了，哈哈。技巧对我来讲，重要的是写作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心里怎么想，怎么写下来。巴金晚年也说过，最好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但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你们，不能一味随心所欲，还要听老师，把最基本的开篇写好，中间讲故事，后面收尾。看到什么写下来，要有细节。到了一定年龄，可以把握自己时，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汪曾祺老先生很喜欢我的一篇随笔《牡丹的拒绝》(文章是讲知识分子拒绝的姿态，也就是精神独立)，为此还送了我一幅画，画面上是两朵牡丹，花瓣绿色，叶子反倒是红色。空白处还题了首诗：看朱成碧且由它，大道从来直似斜。闻说洛阳春索莫，牡丹拒绝著繁花。汪老先生说，这篇散文立意不错，但写得用力了，太遣词造句，有些刻意，因为太想写好，所以雕琢得有痕迹。这句话我一直在想，太用力不好，要流畅、自然。我们生活比较顺但常要写逆境和挫折一名女生问：我们生活比较顺，但常要写逆境和挫折，怎么写？张抗抗：我知道你们生活顺利，出了校门进家门。其实真正的挫折来自于内心，挫折感不一定要直接经历。社会上发生的事与你无关吗？同学不开心，你是否能感同身受？如果你只知道自己内心，和外界事物完全无关，那就被世界隔绝了。大家要学会跳出自我，感受其他事物，因为社会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能只写自己那点事，肯定会和别人有关系。我觉得同学可以慢慢扩大自己的视野。8岁不要去读18岁的书一名女生问：如果想提高写作能力，可以推荐看哪些书？张抗抗：阅读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也碰到。觉得一本书有意思，看完却发现不读也罢，但已浪费了时间。我觉得一个年龄段，要读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书，不要8岁去读18岁的书，我觉得不是很好，不是很赞成跨年龄阅读。少年时，我读鲁迅一点看不懂，但喜欢看《鲁滨逊漂流记》，给我想象、勇气、冒险，所以我去了北大荒。少年儿童读童话，青少年读青年作家。现在适合大家阅读的，有几个主要的青年作家：韩寒、张悦然，最近出来的笛安，出新书《南音》，还有《东霓》、《西决》等，这个我推荐。阅读当代青年作者作品，你们会发现他们与自己生活很贴近，他们会说出你们想说的话。如果你们还有些话，没被他们说出来，也还有些空余时间，那就可以选一些有深度的作品读了。我不觉得郭敬明很商业一名女生问：对现在韩寒、郭敬明等80后、90后作家的新写作文风如何评价？张抗抗回答：我对80后、90后作家写作很支持，我希望每个人以不同面貌出现，写出不同作品，展现才华、风貌和想法，尽可能表现自己，不要对他们有太多指导。自然生长到一定时间，他们会成长、成熟，我一直是欣赏态度。韩寒有韩寒的特点，郭敬明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是不同的，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不同。很多人说郭敬明很商业，排斥，我倒不觉得。我看过他的小说，还是蛮好看的，最起码教我们认识了不少名牌。而且他的小说语言，和当代语言很接近，和生活贴近，读起来快乐，被吸引。像这些独立的青年作家，和你们年龄接近，生活阅历、想法情感都比较接近，建议大家多读一些。据都市快报 记者 张娜

  2012-01-14 12:04:59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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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人”的立场是我永恒的坚守

   “人”的立场是我永恒的坚守——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 《平原》是毕飞宇的代表作 毕飞宇毕飞宇，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毕业于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当代作家。《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虚构是小说最重要的特点陈康太(以下简称陈)：首先恭喜您，长篇小说《推拿》几月前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写的是一群盲人按摩师的生活，我非常好奇，您是怎么得到灵感开始创作这样的题材的呢？还是为了写这样一个题材、写这样一种特殊人群而特意去接近他们，观察他们？毕飞宇(以下简称毕)：我没有特意去接近他们，事情是非常自然的，几年前我因为运动受伤，去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理疗，所以跟推拿师几乎天天见面、聊天，其中有些推拿师和我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将来要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创作本身也是一种缘份。当我有过这样的接触和经历，一旦灵感来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但进行小说的虚构和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陈：不管如何虚构，生活的细节还是离不开现实经历或经验的累积吧。比如说当您试图写一群盲人推拿师的故事时，对他们生活细节的观察就非常重要了。毕：是的，但对于小说来说，虚构才是它的本质。有很多事情，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但你可以基于你对生活的体验，以及你的想象去进行虚构，你的虚构甚至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前提是要让读者进入你虚构的领域，要让读者相信或认同你虚构的世界。陈：即使没有当过盲人，也能写出盲人的感受，这才是最见小说家本事的。毕：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大海，但他见到大海的照片，自然会产生属于他自己的关于大海的想像和体验。我在写《推拿》的时候，还没到过深圳，可我里面不是也写了推拿师在深圳街道的情景吗？ 写好短篇小说并不简单陈：您是怎么开始写起小说来的？听说您最早是想做诗人？毕：是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只想做诗人，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人人都想做诗人。陈：您是1983年开始读大学，上世纪80年代堪称“全民皆诗”啊，那时候谁没读过诗，肯定要遭人鄙视。不过到了今天，谁再写诗，别人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个疯子啊。时代不同，价值观也迥异。毕：是的。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虽然喜欢诗歌，但最大的特长却不在这方面，我更擅长虚构，擅长讲故事。所以才写起小说来。陈：进行小说的虚构和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能说说您是如何展开创作的吗？毕：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比方说你的灵感，并不是你想写什么，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的；比方说小说的构思，细节的串联，人物的塑造，此情节与彼情节的关系，此人物与彼人物的关系，等等。所以说这个过程，既工程浩大，又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陈：您说的这种情况，大多指的是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吧，短篇小说会不会简单一些呢？至少在情节和人物上比较简单，或者只写生活的一个截面，或者只集中写一个人物。毕：短篇小说会相对简单一些，但中长篇与短篇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人物和情节的多寡。其实真正要把短篇小说写好，一点儿也不简单。 作家好比植树人陈：在小说《平原》之前，您过去曾经非常集中地创作过中、短篇小说，拿过两届中、短篇小说的鲁迅文学奖，有些作品还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如《青衣》。您看过电视剧版的《青衣》吗？您觉得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之后，与原先有什么不同之处？毕：小说就是小说，影视剧就是影视剧，两者是分离的，是相互独立的。至少小说是这样。作家就好比是植树人，写一部小说就好比是植一棵树。树种好了，就从植树人那里独立出来了，任凭他人观摩，对于植树人来说，它始终是作为一棵树存在的。陈：也就是说，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就好比是画家拿纸笔去临摹一棵树一样，甚至好比是一个木匠拿锯子斧头去把树改造成桌椅板凳，这些画和桌椅板凳都是依存于画家或木匠而存在的。毕：所以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他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将一棵树植好，而不必去管将来有没有画家会去临摹这棵树，有没有木匠会把这棵树改造成桌椅板凳。但植树人能不能把树种得好，种得漂亮，实用，却会影响到将来有没有画家或木匠为之倾倒。但他不会刻意去关注画家或者木匠的需求。陈：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不久，关于中国作家何时、何人能获得诺奖这个问题又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上个月，作代会提出“中国文学要走出去”的观点，大概也与此有关吧？毕：我觉得一名优秀的作家不应该受到这些外来价值观的影响。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作家关心的事情，而是媒体和大众所关心的。那些过分关注诺奖的作家，往往会刻意迎合诺奖评委的喜好或西方文学的价值取向，而使得其作品毫无个性和特色，反而更不可能获得成功。真正有可能获诺奖的作家，譬如老舍、沈从文，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如马悦然所说，他们的作品有“中国味儿”，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味儿”。 坚守“人”的独立立场陈：您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毕：我一般不会制定太详细的写作计划。灵感比计划更重要。譬如《推拿》，原先没有任何准备，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就开始动笔。陈：像《推拿》这样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特殊人群——盲人推拿师，您觉得小说关注一种特殊职业来写，会不会更容易获得成功？至少在猎奇心理上，更容易抓住读者的心？毕：不是这样的。写一种特殊职业，固然能够激起读者的猎奇心理，但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即使写一个普通职业，写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写得精彩、生动、深刻，同样也可以牢牢抓住读者的心。陈：至少您在写《推拿》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盲人推拿师这个人群的特殊性而产生创作的念头的。毕：相反，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甚至希望规避掉一些属于这个人群特有的事或物，包括推拿师跟我聊天的许多内容我都没有写进去。我曾经说过，小说家不可以做同情与关爱的注射器，人的立场是我唯一愿意坚守的立场，而不可能是残疾人立场。 中国的都市文学会越来越好陈：茅盾文学奖这么多年来似乎一直比较青睐于农村题材的小说，麦家的《风声》算是一次例外了，您觉得是因为城市题材的小说不够优秀吗？您怎么看中国的都市文学？毕：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相对来说，农村题材确实拥有更多的作者群，也有更多的历史积淀，自然相对厚重的作品会多一些。陈：是否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跳跃式，而不是渐进式的，所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的都市，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化和都市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都市文学作品可挖掘的深度。毕：有这个原因，但不完全是。我相信中国的都市文学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自己的创作题材就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题材，也许我的这一部作品是写农村的，但下一部作品有可能就会转移到城市中去。一个作家既要遵从自己的意愿，写熟悉和偏好的人物、环境，也要不断挑战写作的广度和难度。

  2012-01-11 16:46:25 作者:陈康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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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的追求

   长篇新著《江州义门》近期由《花城》杂志推出陈启文：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 “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我时常被一种类似记忆的东西吸引到某个方向。我甚至感到自己又悄悄潜回了某个地方。”湖南作家陈启文说，这个地方就是“江州义门”。近日，《花城》杂志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江州义门》。这是一部“义门陈氏”的家族史，从义门远祖唐代陈伯宣起，到唐昭宗昭赐立义门，至元末陈友谅建立“大汉王朝”失败止，陈启文给读者展示了江州义门陈氏五百多年的家族建立、兴盛、最终几近灭亡的历史。谈及家族史的写作，必不可少的一点是对于家族史资料的掌握。而对于“历经无数变乱又遭遇多次迫害”的江州义门，想要找到一部比较完整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对此陈启文说自己“一方面只能在官修的史书中去寻找江州义门及其子孙的蛛丝马迹，一方面要遍览诸多不同版本的家乘谱牒，另外还有多次深入义门故地的踏勘考察”。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年。这样的前期准备无疑是艰辛的，但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是“对各种国史、家史、野史、方志和稗志的甄别”，因为江州义门的历史根本就难以说清楚。陈启文告诉记者，自己在写作中“一直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为这篇小说“毕竟这关涉到许多人祖先的历史，而且是很具体的祖先，数以千万计的义门子孙，对各自的历史都有不同的认知，或者说他们已经接受来某种既定的方式，而我的叙述可能改写甚至颠覆了他们既定的认知”。家族史写作并不鲜见，“写什么”似乎已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而“怎么写”成为了关键所在。当家族史的记忆遭遇到文学的表达时，如何叙述成为作家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陈启文说，“这是难度最大的一次写作，也是最漫长的一次写作。”其实，之前大量的家族史小说叙述无疑提供了一些范本，但在《江州义门》的写作上，它们都不适用，“我一直找不到一种适合它的叙述方式，凡在别的题材上可以运用的叙述方式，你在江州义门根本做不到”。最后，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的叙述，“在大历史和小细节之间进行介于某种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插叙”。这种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插叙方式呈现的文本效果则是，这似乎不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小说，它似乎非虚构化了。小说发表后，不乏质疑的声音：“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但对于陈启文来说，这恰恰是他得心应手的，“这种叙事方式比较适合我，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对各种文学体裁和题材我都有广泛的涉猎，对于我，唯一的取舍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去写，而不是先给自己套上一个框框，我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什么的，这只会让一个写作者越写越狭窄。”小说的写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或许也源自于陈启文对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写作的热衷，“近年来我的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写作，也让我写作的视野和驾驭各种体裁和题材的能力变得更加宽阔了，我是一个不愿意待在书斋里写作的人，更愿意走向大地，走向旷野”。陈启文说，“《江州义门》的整个结构是敞开的，这让我在保持必要的谨慎时也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叙事的旷达与自由，而对历史文化的探寻最终变成了一种生命体验，这让我有了一种回到历史现场、与那些古人进行沟通的可能。”评论家雷达在盘点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时，对《江州义门》有这样一个评价：“从文化视角重新思考家族史。”家族史的写作不仅是家族史的一种记忆，也是对历史真实的探寻，更是对历史文化之魂的重塑，作家的追求也正在此。陈启文对江州义门的探寻，一方面他寻求的是让义门能够长时间绵延的一种力量，“一种与信仰有关的力量———义”，更重要的，他探寻的是在这种信仰之上所建构的一系列制度，他称其为“中国的或东方的古代乌托邦社会制度”。他有这样一个观点：“江州义门堪称是中国中世纪家族史和社会史上的一大奇观，它缔造了一个‘饮食同味，食无别肴，衣襦同袭，家无私产’的家族社会，并把‘共有’和‘平权’作为一种制度予以立法性质的确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公有制社会形态。”但陈启文认为，“对于我们民族内部产生的这样一种真实地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国人似乎一直没有正视。”《江州义门》的写作，正是为了填补这样一份空白。“对江州义门的正视，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让世界重新发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除了专制，除了独裁，除了封建，除了王朝帝国，在这个民族内部还产生了另一种执著而坚韧的力量，还作出了对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艰辛探索与尝试。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已经被我们遗忘得太久了，它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决不亚于西方那些幻想家的伟大幻想，更不亚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盛世，它应该成为我们对这个民族认知和阐释的另一种遗产，也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财产。”这是陈启文的用心，更是他的写作初衷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启文说：“如果把《江州义门》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史绝对是误读。”

  2012-01-11 15:59:52 作者: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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