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张炜：文学要避免线性思维

  编者按： 2011年8月15日，为了拓宽作家视野、提升作家修养，激活文学创造力，河北作协副主席王力平、文学院院长司敬雪率河北文学院作家一行赴龙口访问著名作家张炜。评论家封秋昌、杨红莉参加了这次活动。两地作家、评论家进行了一场颇有深度的对话。王力平：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采用一种小批量、多批次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访问著名作家的系列活动，让我们的青年作家和大家、名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个相对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和著名作家的交流，拓展河北青年作家的眼界。司敬雪：第一站来见张炜老师，一个是张炜老师的作品看了很多，从思想方面、文学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河北作家学习的地方。再就是，特别想来山东，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根源、发源地。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时候，孔夫子创立的学说，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这里来，也要感受一下山东文化。张炜：主席和院长讲得太客气。实际上只要是到山东来的，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都给我们很好的评价，无论说到传统文化、还是当代创作。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山东作家的盲点也很多，有自己的局限性。当一种文化苍老的时候，表现在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怎样冲破原来文化的一些禁锢，但是又始终能够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这块文化土壤上深深地扎根，这是一对矛盾。离开了这个土地，一无所知；完全被它埋起来，埋得不露头、眼，有时候也会有问题，所以说山东作家有时候有这一个尴尬的局面。你们会发现，从山东走出去的作家，余华、莫言等，都表现出和山东本土的作家很多的不一样，这就说明和其它文化板块的交流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准备到各地，跟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对撞、交流，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有时候跟一个人接触起来，不一定跟他交流很多，他的气息和气场，能给作家很多感悟，会打开很多东西。王力平：您刚才讲到的文化的影响确实如此，我们在河北也有体会。河北是老区，有深厚的解放区文艺传统，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像建国初期革命战争题材的那一批长篇作品，构成河北优秀的文学传统。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在很多年之后，当我们面对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叙述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角度、视角的变化并不大。就是我们写了若干年，现在还不断有一些抗战题材的长篇作品出版，但一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张炜：山东作家，刚才讲的局限性，在本土的作家中表现得明显。他们走出去以后，耳濡目染，就会改变一些。余华就表现的比较明显些，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东住，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对他的影响很大。莫言主要成长的地方也都是在山东，莫言就是在龙口长大。很多山东作家都在外面，有的是山东籍，那就更多了。他们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就会有些启发，出去和不出去是不一样的，长期出去和短期出去也不一样。我随便谈一些山东作家的情况，陈占敏可以补充一下，因为他是最典型的山东作家，把山东作家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了很多的长篇，理论文章写得很不错，是山东省重量级作家之一。封秋昌：刚才谈到的作家的局限，我觉得无论是山东作家还是河北作家，心态一定要打开。我知道张炜在写作《你在高原》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考察计划，准备走遍山东半岛所有的村庄，而且到国外走了很多地方，目的就是来看一看，比一比，防止自己看问题的局限性。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河北作家来讲非常宝贵。经济要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封闭没有出路，那么我们作家也应该开放，应该面向世界。我们是河北作家，我们是中国作家，我们同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今天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应该逐渐具备世界眼光、世界意识。今天这个交流，也是打开我们河北作家视野的一个尝试。我拜读了张炜的作品以后，有些心得和感受。大概可以用四句话、八个字来概括。第一是生命，第二是超越，第三是灵魂，第四是空间。张炜：谢谢。给我非常大的鼓励。杨红莉：《你在高原》是个大作品，甚至我觉得就《家族》这一部，也堪称一个大作品，我看完之后思考的问题也很多，我觉得《你在高原》恐怕是最能崭新地标注出，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独特视角去书写历史，最能让我们看出这个时代与以往的写法不一样的东西来。我也给张炜老师提个问题，就是独白或者叫做抒情，它是单独地成片段的、成段的，为什么这样去写，是中断叙述的，就是说独白在叙述过程中起一个什么作用，你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张炜：谢谢。因为这个作品历时比较长，有可能作者埋在情绪里再走出来很长时间，再回去，可能有时候并不一定有你们那样把握起来更理性、更清晰。比如说，这个抒情的片段，实际上那就是一首散文诗，我个人当时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起码要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徘徊，就是不能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学，它必须立在那个土壤和根基上。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我们知道，小说这个土壤是非常单薄的，它是一个通俗文学，《红楼梦》以后才有了所谓的雅文学，也就是纯文学。它不是一个娱乐功能第一的文学样式，它是对接中国古代诗和散文的一种文学。但是我们毕竟写的是小说，肯定要寻找中国古典小说的流脉。那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古典小说主要是通俗小说和通俗气息很浓的那些小说。当然也不完全是，比如说《老残游记》那一类的，还有志怪小说，又有区别，但仍然是相对通俗的，社会谴责小说还是在通俗小说的范畴里。冯梦龙编的《三言二拍》肯定要继承，不继承中国的小说就没有源头，但更多地要继承《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这是一个参照，不可摆脱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西方的小说。西方的小说和我们的起源不一样，更多地来自它的话剧、散文，所以一开始有书卷气，跟我们不一样，它更多的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说的、唱的，不是话本一类的东西演化而来的。所以国外的文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不可以绕开。再就是整个从十九世纪走到今天的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一个巨大的参照，它一定会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觉得有了这三大块的参照，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三个巨大的石块都在这个地方，绕不开就得面对。那么《家族》，我个人觉得结构上肯定是吸收了西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些东西。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肯定要吸收，这是面对整个世界文学这一块。那么中国传统文学，比如说独白这一块，即便是中国的非常通俗的小说，写到一定的部分就一定会“有诗为证”。这个“有诗为证”有时候是脱离于文本的，完全是直接抒发作者的胸襟、胸意。你会发现，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有的人写到了一定的语境的时候，他自己会“有诗为证”，但是有时候他会稍微地艺术一下这个文本，他很激动地抒发一番。但是大致上你会发现，它和文本结合得非常紧密。但是我如果在今天仍然来一个“有诗为证”，就跟今天的整个文学、全球文学现代化的形势、文本的气质形成了对立和矛盾，不够和谐。但是我又想寻找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那个到时候“有诗为证”，所以我就把这个“有诗为证”改成了散文诗。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全都是散文诗。如果认真去对照的话，和中国传统文本里的“有诗为证”的角度、意向、作用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把它改成了散文诗。所以这一点，猛地一看离传统非常远，但实际上我是跟传统的一种呼应，改制，改变，重新的一个组合，这是小说的一个诗的镶嵌。但是这种镶嵌在语境里，在意境里，在审美方面，绝对不能跟其它的追求造成不和谐，造成对立。杨红莉：所以我在小说里读到的，那种诗人的情调，其实是在于这里。同时您说的这个，古代小说里面确实有，说话人在说话时插入“有诗为证”，您这也是抒情的自我在抒情。您这样一说，我们就觉的可以理解和接受了。张炜：中国的当代文学面临很多问题，有很多坎儿，刚才力平说的，也可以叫做瓶颈。我个人看中国的比较重要的写作，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我个人在写作中试图去解决的、但是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时间”的理解。时间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线性地去理解时间，比如说时间有始有终，圣经里面给出的是这个答案，我们的科学给出的答案也是时间是有始有终的，它是线性的。所以我们如果对线性的思维不改变、不质疑的话，那么对于在时间框架里的全部的内容，就会围绕着进步、进化去理解；对于社会历史，就会简单地运用我们已知的科学观和进步观去把握。不自觉地把复杂的人性、人类社会的发展，等同于达尔文的和西方科学发现的进化论。实际上，我们简单地从这几十年时间看，就会发现，社会的进步和进化远不是那么简单。它会反复，会循环，会不可预知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因素、像梦境一般地参与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人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的问题。鲁迅讲了：我原来那么相信青年会比我们老年好，后来看到有些青年更坏，就怀疑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对于时间的线性理解，会影响作品的结构，会影响到作品对社会生活现实主义的把握，会影响到人物的塑造，最终会影响到个人的哲学的思索、思想的含量，这些综合起来又破坏了你的文学的含量。所以我们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包括我个人陷入了一个迷失。就是怎样既保留对于以往历史的强烈的质疑和批判性，又不使这种批判陷入一种社会进化论的、简单的科学主义线性时间观。如果能够打破了这个，又保持了强烈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才是彻底的。这很难做好。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线性的时间论使我们那些强烈的批判变得廉价和偏颇。比如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猛批资本主义；我们学习西方的时候，又猛批我们的计划经济。这种批判就陷入一种误区，总觉得时间是线性的，社会形态是进步的，如果这个进步错了，稍微拐了一下弯，到另一个路上去，还是一种进步，这都是线性的理解。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随时能够掌握住批判线性的时间发展观，避免进化论式的、简单的、科学化的社会发展观，批判才是有价值的，才具有真正的文学高度、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和人性高度。我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回到现实上面来说，我们不能迎合潮流，不能市场化。在我个人的写作里面，我的批判大家都认可，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能批判的一个写作者。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陷阱，如果我的批判跌入了一个线性的、进化的时间观，我的批判最终也还是没有深度的，是廉价的。封秋昌：你曾经谈到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品的灵魂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关系，甚至不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感情，您是这样说过吧？张  炜：作品的灵魂，我们通常就会把它简单化为思想这一类的东西，把它作为立场这一类的东西，这固然重要。我原来也是信服这个东西的，觉得像思想啊，立场啊，这些东西都靠近作品的灵魂。比如你写人物，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人物体现的是他的思想和个人的生活立场，所以归来归去还是思想、精神、生活立场是它的灵魂，我一度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后来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呢？比如说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以杰克·伦敦为例，他在写《荒野的呼唤》之前的作品，非常感人，他的情节、思想、人物塑造，到后来一点也没有简略，他的思想越来越开阔，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读的哲学书籍越来越多，从文学的功力和技巧上看，他成长了很多。到了《雪虎》的时候，就有了很明显的对比，都是写狗，都是写动物，但是在他极其困难的时候，在底层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也包括海明威，他们早期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看了以后特别的感人。什么感人？就是作品里面的灵魂感人，我就发现这个灵魂啊，有时候不能简单化为思想、生活立场和生活态度。它这里有很神秘的东西，就是生命的那种张力，近似于生命情感也好，它插在里面，起最基本的作用。当然，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底层的时候，对整个的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反抗力和不满足感，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感人。那种感人，是让你在字里行间不能超脱的一种气、情感，说不清的某一种东西，一把它学术化我就表达不明白了，那是作品的灵魂。当一个人慢慢的得意了，各种方面也都好了，各种生活的压力也解除了，精神的压力也解除了之后，技法娴熟了，思想高超了，像好多诺贝尔奖作家得奖了以后，各方面也改善了，创作却不行了。高尔基在当流浪汉时写的流浪汉小说，到现在仍然是他最好的作品，到后来他写的作品仍然不错，但是那些作品就没有那个劲儿了，类似的例子举不胜数。所以，作家永远要保持自己底层生活的状态，永远保持这种批判性、批判力、觉醒力和警惕力，保持底层的敏感性，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一个作家被腐蚀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人有时候非常顽强，你怎么打击他也没有改变，给他个小官就什么都解决了，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这样不行。要防止被现实利益所腐蚀。张  楚：昨天我和封老师聊天，感觉作为一个作家来讲，面临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浮躁的、唯利是图的时代。一切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道德底线被突破，人一直以快乐的心态往下坠落，坠落到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坠落的过程中他肯定是有快感的，但是又感觉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想问张老师，您作为一个作家，这个时代肯定对您有影响，因为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中的各种好的信息、不好的信息无孔不入，您怎么在这个浮躁的、以利为义的时代里保持自己内心的那种宁静，那种开阔以及灵魂的纯洁性？张  炜：这个说法对我是一种很高的评价、鼓励，我是远远做不到这个的，我是认识到了对自己要有所警惕，我觉得我做不到。刚才讲了，我用了一个机械的笨办法，就像搞宗教的人一样。真正的有信仰的人，有时候不需要那些仪式，比如说基督教做礼拜等等。为什么有仪式？仪式是机械的、笨拙的办法，以保证自己尽可能地维持信仰。形式是有意义的。我说一个笑话，我家里人看电视剧，我走过那儿，我就想不能听这个，不能看这个，我就像挨了打的猫一样。猫要想咬小鸡的时候，家里人就打它。挨过打后，它走到小鸡的筐边，它闭着眼睛绕过去。我就像挨打的猫那样，尽可能眼不向电视机那儿望，自己绕着走过去，进屋把门关上。为什么？它的人物画着妆，有良好的形象，打着灯光，有剧情，好的对白、声音和表演，它用一切方式向你灌输，你不自觉地就被它影响了。你的语言方式不自觉地就和它一样了。这很可怕。有一次，我住了两个月医院，大夫说你不要看书了，看看电视就可以了。我这两个月没看书、没写作，没事就看电视剧。结果出院以后，我要写作，根本不会写了，一写就是那种电视剧的味。这就是耳濡目染。你的观点、看法，不自觉地就跟着它走了。所以我只能用一个笨办法，把自己和电视、网络、小报、电影隔断。再就是只要是时尚的、畅销的，首先就质疑它，回到个人的空间里面。我和占敏经常讨论这些，这是一个笨办法，就像一个宗教人士一定要做礼拜，用这种形式来规定自己，靠近他的信仰，不使自己滑脱。占敏补充一下吧。他对我帮助很大，他倔强地、顽强地追求文学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东西，坚定了我的信念。他最近有一本书叫《俄罗斯文学笔记》，正在《名作欣赏》连载。陈占敏：我接着张楚的话题谈。前几天晚上我和张炜散步的时候，他说，新建的娱乐城落成，咱们去看看建成什么样了。回来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时代的确发展太快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来给这个时代命名。比如说，我们从人性解放、放纵上，可以称之为欲望时代；从日用品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塑料时代；还可以从经济发展上称它为商品时代；从信息联络上，可以称之为网络时代。那天看了那个娱乐城，我就想，现在进入了娱乐时代。只要建成一个小区，就必定要建一个娱乐城。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全部都在娱乐，艺术已经变成游戏在娱乐。在这样一个娱乐时代里，作家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文学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我们是不是也沦落到变成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也为这个娱乐时代增添一份娱乐呢？这是我们作家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刚才提到我的那本《俄罗斯文学笔记》。实际上我是带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失望，包括对我自己的不满，转而去读十九世纪的文学。面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面对二十世纪后半期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我们认为他们还有所欠缺的作家，面对他们那种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于真理的坚定的、执着的热爱和追求，中国当代作家缺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不缺少才华，他们的作品中也并不缺少文学实验、文学手法，这些方面我们都做得很不错了。但是恰恰是好多得到喝彩的作品，在文学手法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缺少了真理的核心。我觉得，中国作家要为这个时代负责，这应该是需要予以强调的一点。我们现在并不一定强调要每一个作家，都站出来，赤膊相见去做斗士。但是有一点，作家至少应该做一个值夜的更夫，晚上当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出来敲几声梆子，叫一声“小心火烛”！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王力平：一段时间以来，我总在想、在不同的场合也总在说同一件事。当文学，甚至可以说当文化演变成一种大众消费品的时候，作家应该做什么？文学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让此前的许多想法都得到了回应。今天，在万松浦书院里参观的时候，张炜告诉我说，在这个占地一百多亩的园子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塑像，就是鲁迅。他说他想以此表达他对鲁迅的作品、鲁迅的思想和为人的高度赞赏。我觉得这是对的，我非常赞成张炜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刚才陈占敏的一番话，我觉得非常好。到山东来拜访张炜，至少我个人是怀着这样一种期待，想听到“小心火烛”这句话。我觉得，青年作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件事，就是不自觉地跟随着娱乐的时代，参与到娱乐的狂欢中。文学不能沦落为一种品质单一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像刚才张楚说的，坠落，并且享受着坠落的快感。如果沿用一种进化论的思维，说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我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一定要给自己敲响这个梆子，不断地告诉自己：“小心火烛！”恐怕只有这样，才有文学的未来。司敬雪：来之前我看万松浦书院网站，看到几幅书院风景片，非常自然，非常美好。当时我就想书院应该是在自然、朴实、美好的环境里。我跟王主席说，就在海边，一大片原始森林，还有河流，周围什么建筑都没有，就是一个院子，非常人性，非常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书院已经被包围了。听说是，有了书院，开发商就来了，盖了这么多楼。这些利益化、欲望化的东西真是阻挡不住的，滚滚而来。刚才听张老师说，他又在山上找了个地方，盖几间小屋，那里挺安静。不知道那个地方以后会不会又被包围起来。真可怕。王力平：这些房地产商在卖房子的时候会说：我们这个小区毗邻万松浦书院。张  炜：你说的对，所有的卖房子的都把书院这个绿洲印在地图，用一个黑点标出来，说我们这个小区是围着书院建的。这里原来是一个古老的河道，一片很茂密的松林，一栋房子都没有。我们一棵树都不砍，所以书院选址在松林的边缘，在河边上，这里一片荒草。原来河道很宽，后来房地产开发以后，河道缩小了。司敬雪：可能人性当中有这种需求，这种享乐的、娱乐的东西。力量很强大，也很固执。但我觉得，人也还有另一种东西，能够控制欲望。这个东西可能睡着了，但它一直在那。作家应该像陈占敏说的，做一个值夜的更夫，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警醒人们别玩过劲了。让睡着的那部分，在危险的时候，在该醒的时候，及时醒过来。要保证世界的安全，要保证世界不被毁灭，更进一步，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美好的生活。张  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龙口市还比较淳朴，人还很少。现在不一样了，它是山东省第一县市，是全国百强比较靠前的，现在要搞人工岛，要搞40多万平方公里，很大。是福是祸都不知道。现在一讲就是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种思维很可怕。人类只要活着就要不停地增长，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增长？没有。总是增长怎么得了？这种增长是破坏幸福的。无论怎么增长，有一部分人越来越痛苦，这是个矛盾。现在增长了，下一代怎么办？陷入这种无限制增长的思维模式里，破坏自然环境，预支下一代的幸福，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作家，不能说反对增长，起码要质疑增长，增长是人类的目的和未来吗？无限制的增长造成对人和自然的一种掠夺，这种增长就是倒退，但是很多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与经济破产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也不敢正视。前进就是倒退，增长就是衰落，富裕就是破产，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但是作家就是要顽固地去算这个账，就是陈占敏刚才说的“小心火烛”。作家面临这些肯定特别痛苦，这个痛苦要是很真诚、质朴，就会感人。康志刚：您写了那么多短篇小说，您最喜欢哪一篇？张  炜：短篇小说难写啊。我写了130多个短篇小说，我个人稍微满意一点的也就是十来个。当然长的写好了更难。有人说短篇小说难写，长篇小说好写，高尔基就说了：你的意思是造一把手枪比造一门大炮还难？比喻永远是蹩脚的，但是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就我个人的体味，当一个写作者，他的精气神，稍微涣散一点，不能凝成一个点的时候，不能聚焦的时候，他写不了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不能犯错误，千把字，万把字，犯了错误没有机会改正。长篇小说犯了错误，有机会让你改正错误。如果是语言差，还有内容的充实来补救一下，短篇小说的语言差就全都完了。长篇小说是一个更综合的文体，当然它需要更丰富的思想的、文学的、生活的、经验的、耐力的储备和能量。但是，短篇小说有不得了的高度和难度。我最佩服一个作家成名了，还时不时地能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个精美的短篇小说。那么这个作家一般来说状态良好。我个人这几年短篇小说写得少，固然与我大的创作计划有关，但是也是一个值得我警觉的信号。所以，我就希望我的朋友，一直保持短篇小说的那种敏感、冲动，保持创造力，这样这个作家就会很棒。千万不要觉得大就是好。不存在这个问题，大有大的难度，小有小的难度，《红楼梦》里的话说得很对。我们有时候思维就过于简单，有的说大好，有的说小好。它是两种东西。比如我们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翠玉白菜，很精美。小有小的美，它绝啊。但是它再美，再绝，能代替长城吗？同样，长城无论多么伟大，也没有翠玉白菜的精美。一个人如果有这两种能力，是不得了的。有时候我们谈问题，官方也好，民间也好，搞理论的也好，对汉语的运用没法求全责备。我们爱说的一句话，创造精品，要有精品意识。大家都觉得对啊，写得粗糙，大，不好啊，精品好啊。但是不能说长城是精品啊。能说是精品吗？不能。翠玉白菜才能用“精品”二字去概括，精品包含着玲珑、精致、小巧这些意义。长城是伟大、崇高、博大等，所以有时候只用精品来讲问题，不能满足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和表述的准确。蔡  楠：许多人把你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或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从《你在高原》看，我更愿意说你是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你在这部巨著里，你写家族、写生活，写你内心的高原，几乎囊括了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学试验，现代的，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广泛使用。荒诞、变形、魔幻、隐喻、反讽、意识流、互文性、陌生化……使作品有了巨大的创造性和神奇性，但却又是立足现实土壤上的。请问张炜老师，你是怎样把现代结构和现代笔法与广泛的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呢？张  炜：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在写作实践当中，常常是当作一种色彩和包装去使用的。认为产品再好，色彩、包装很土旧，就卖不动。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好多作品，追求现代的色彩、结构手法、语言的感觉，一味模仿国外作品，最后都会反过来伤害它，深深地伤害它。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吸收现实主义的营养，用你拿手的方式写下去。但是，这种作家肯定不是最优秀的。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接触现实、有批判性的，深刻的和敏感的，这跟对艺术技法的敏感和勇气，是密不可分的。它俩一旦剥离了，就不是一个有勇气的、好的作家了。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把内在的、源于生命的真实的感触，和对事物的现代表达融合起来。

  2012-01-31 21:30:0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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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唐：看事空一点做事实一点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出版 与记者侃“尘世风景”————因为自选随笔集《如何成为一个怪物》的出版，北京作家冯唐坐在了记者面前。集子分“耕读、琴鹤、饮食、男女”四部分，从文学谈到收藏，从酒色谈到人生，尽是冯唐眼中的尘世风景。冯唐和尘世的相处之道，是“看事空一点，做事实一点”。有人说冯唐年纪轻轻就干了不少事：1971年生于北京的他，在协和医科大学拿到了临床医学博士，又跑去美国念了MBA；现居香港，就职于麦肯锡之余，写点东西，小说《北京北京》等获得了众多读者。有人问他时间分配上有无妙方，冯唐称，“关键可能还是别惹小人，你可以省出不少工夫。”此外，他不看电视，且“遵循自己的真想法，不把时间花在自己认为只是为了别人花的时间上”。“上网，办完自己要办的就成，不会一直看下去，电脑一关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每一段时间，甚至每天，我都拎拎重点，问自己最该干的三件事是什么。这三件事做好了，其他的有时间做，没时间就算了。”冯唐称，他不会整天做人生规划。小时候体弱多病，“没啥可干的，也没啥书可看。除了教材教辅，除了‘老三篇’，其他没有太多东西。那个时候能做的，就是反反复复看那几个经典，看那几个古籍”。“上协和八年，目标非常明确。只是以一人之力看当时的医疗环境，很灰心、很丧气，基本没什么指望。而且做肿瘤科大夫，也跟我的性格不太符。它规定得非常死，比如今天给你下多少药，明天、后天下多少药。这跟我的做事方式不是太一致。可是，自己学的是医，数理化又很一般，文科可以自己学，这种状况我干吗去？一想还是先去美国学MBA。”毕业后去麦肯锡，“原来从来不知道有麦肯锡这个公司，到那边才知道这个公司还不错。”就弃医从文，在冯唐看来有两大好处：一个是人体结构学得比较清楚，描述起来比较准确。“比如你都不知道鸟的分类，你一看只能说是鸟。你不能写十万字都是鸟A说、鸟B说，你应该是麻雀说、黄鹂说。就像你有素描功底之后弄现代艺术容易一些。”第二，学医的时候接触死亡太多了，死人对世界观、人生观有蛮大冲击，“你看一些东西都是浮云”，相对来说作为旁观者看一些事，容易看到真相。但是写出了《北京北京》等系列作品后，冯唐又在网上说想办医院。就医生这个行当，冯唐称：“我们当时学的是，80%的病自己会好，还有20%的病自己好不了。但我一直坚信，这个行当应该回归到本源，即医生对病人的服务——医生关心病人，对病人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对病人，医生治愈他并不太常见，但让病人觉得更舒服一点，这是医生永远能做到的，哪怕就是拍拍病人肩膀，跟他说明天可能疼痛会好一点，也比病人一个人茫然无知地忍受痛苦要好。”冯唐称，人看事情，要看得“远一点，宽一点，空一点”，但是做事的时候“手要低，一定要落到实处”。“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改变局部，只能把一些小事做好。”

  2012-01-31 21:27:5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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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网络时代，我们怎样书写汉字？

  版式设计 蔡华伟 张芳曼 龙年春节祝福短信的批量轰炸，令人不禁怀念鱼雁传情的文字之美 网络时代，我们怎样书写汉字？阅读提示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全国短信发送量突破300亿条，除夕当天更是达到峰值，仅北京地区，就高达9.87亿条。而批量生产的祝福短信和内容重复的电子贺卡，让人不堪其扰，也不由得怀念日渐消失的手写贺卡那见字如晤的亲切和诚意。不只是纸质贺卡式微，笔与纸现如今也在远离主流的书写方式。网络时代，笔是输入法，墨分RGB(红绿蓝色彩模式)，纸有doc、txt，行、楷、草、隶、篆的转换，也不过鼠标一点。今人的书写状态，已发生巨变。远离纸笔、亲近键盘，闯入网络时代的汉字书写，有了哪些信息化的变形？我们该如何重拾汉字之美？又该如何看待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提笔忘字”？坚持手写近30年的作家、以文字谋生的白领、字库开发者和汉语言学学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故事和观点。[NextPage] 数字时代，也该寻觅手写之美作家  海  岩写作30年，我的小说手稿应该有上千万字了。不会键盘打字很遗憾，这也是我坚持手写创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手写已经成为我最娴熟的表达方式，最能调动灵感、思维、激情和想象力，执笔写作的过程也成为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并不是说，纸笔就比键盘更具独特效能，只是因为我尚未形成用键盘“敲打”作品的书写习惯。书写习惯往往能够左右作家的写作状态和思维方式，我在写作时，很容易进入“忘我”状态，运笔的动作都是下意识的。如果使用键盘，估计首先要想的是文字拼音或五笔字型，接着，手指要去找相应的键位，很难形成连贯的思绪。现在看看自己的手稿，它记录下了我的全部写作过程，是一种有趣的原生态的呈现。留下手稿，就留下了很多记忆。我并不排斥使用键盘打字，只是觉得网络时代，还是要呼吁保留手写的传统。我们写汉字，与拼写字母的感受完全不同，这种感受来自文化传统的影响。写小说、写剧本，常常和汉字打交道的人，更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汉字有独特的感受和喜爱，更能体会字形结构间的深远意境。书法引领汉字进入艺术的领域，汉字不再仅仅作为表达的载体，更是一种审美的客体，横竖撇捺的讲究、笔画的粗细、气势和韵律，都形成了汉字独具的审美感。书法让文字的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什么样的情感产生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内容对应什么样的气势。会写字，写好字，进而学习一点书法艺术，就不再停留在对文字的传统表意功能上了，而更多地进入到文化心理、文化品位、审美需求、文化传承的层面上。保留书写的习惯，就是保留我们对汉字的喜爱和对先人的敬意；保留书法这门艺术，就是要将对传统文字的传承融入我们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提高审美的修养中。(本报记者周舒艺采访整理)[NextPage]字库技术，根基还在书法那里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字库业务部副总经理  黄学钧字库，做的是书写电子化的工作，但字库发展的根基，还在书法那里。字库使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手好字”，但它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现实生活中更多人拥有一手好字。从徐静蕾等名人，到“粉笔奇人”崔显仁，方正字库选择收录对象，判断标准并不唯名，也不是人们猜测的慈善动机，关键仍在于其书法本身的质量：徐静蕾的字有超过十年书法练习的基础；崔显仁的粉笔字创意独特、功底扎实。而方正字库的柳楷、瘦金书、康体，就是基于柳公权、宋徽宗赵佶、康有为等人的书法进行的开发。书法是字库最重要的创意来源。字库是书法在计算机时代的最新表现形式。如果放弃了对于个人书法的要求，字库的发展也可能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我们曾为一位同事家不肯练字的孩子制作过专属字库，当看到自己手写的汉字被导入程序，孩子练字的热情确实被激发出来了。到了技术与成本都可以接受时，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专属字库，甚至可能出现一个人在各个年龄段都制作一套字库的情形。这种技术对于人们练习书法热情的激发，可能具备更内在、更持续的效果。(本报记者虞金星采访整理)  [NextPage]电脑输入，整体效率更为可观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文案策划  王  沁之前，在网上看到北大自主招生的一道试题，要求写一个偏旁相同的四字短语。我脑袋里立马蹦出一个答案：“魑魅魍魉”。可却怎么也想不起“魑”字具体怎么写。在纸上划拉了半天，最后还是求助于电脑的拼音输入法。如果事先已有构思、材料也已备齐，且事后不需要编辑的话，我手写和敲键盘的工作效率差不多。之所以敲键盘多于动笔，主要是因为工作需要在网上大量参考电子文本，文稿初成后还要进行反复的段落调整、文字修改，如果落在纸面上，既不便，又浪费。实际工作中，“敲键盘”的工作效率已经远超过“动笔”；但做一些细致的修改，我还是更习惯纸笔的形式。所以，“敲”完文章，我多是在电子稿上作大调整，在打印稿上作小修改。常用电脑输入，多是拼音输入，不太会去注意每个字的具体结构、写法，时间长了难免印象模糊。尤其对一些复杂些的字，有时候只记得囫囵个儿，不能确定某个部分怎么写。老是在电脑上写材料，有各种输入法作保障，知道拼音的，用拼音找，不知道拼音的，还能上搜索引擎用前后字句搜。连网络、用电脑、敲键盘，都不怎么亲笔写完整的材料了，这种“失忆”肯定会愈演愈烈。但“提笔忘字”的根本原因还是不确定字的写法，总有一些细节相对模糊。常用电脑输入法会助长这种不确定，与其说它是“元凶”，倒不如说它起了催化作用——根子还是在我们早年的书写练习上。(本报记者虞金星采访整理)[NextPage]书写传统，不会因电脑而中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陆俭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横平竖直，体现民族风骨，撇捺之间，是悠悠华夏文明。书法则是体现汉字之美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艺术，或行云流水，或苍劲挺拔，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计算机时代，汉字书写有了新的方式和介质。“字处理”逐渐确定了形码和声码两大类输入法。形码输入对汉字结构的拆分和音码输入都容易造成人们对字形结构和笔法的生疏，从而形成“提笔忘字”。不过，对于“提笔忘字”造成汉字书写传统的断代、形成丧失传统文化的“新文盲”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通观汉字书写的历史，书写工具、方式和介质一直在简化：甲骨文、金文时代，刻刀是主要工具，骨器、铜器是介质，铸刻是主要书写方式；在篆书、隶书到楷书的演进过程中，软笔成为主要工具，简册、丝帛和纸张相继成为介质，软笔书法成为书写方式，而铸刻演化成一门艺术；近代，硬笔逐渐取代软笔成为书写工具，纸张成为主要介质，软笔书法成为艺术。网络时代，我们更多地使用键盘、软件、屏幕，纸笔的使用率逐渐降低，或许将来优美的硬笔书法也能成为一种才艺，而我们书写所用的文字，仍然是汉字。如果能够更好地实现汉字的输入，汉字书写文化不但不会因电脑的使用而中断，相反可能会进一步发展。过去我们谈到一个人的汉字能力，通常只注意到认字能力、书写能力、审美能力。而进入网络时代，将会再增加一种“打字能力(汉字输入能力)”。打字的成品是比手写还要“纯正”的汉字，而且，电脑输出的汉字有多种字体选择。我们都可以输出和欣赏蕴涵着丰富文化特质的各种汉字字体，这是手写体无法比拟的。(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 

  2012-01-31 21:23:33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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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征稿

      《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是目前国内报告文学领域的最大规模的出版项目，为发现和推出报告文学创作新人，宣传和推介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优秀作家、作者和优秀作品，也是对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的一次大检阅，由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编的《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征稿活动现正式启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一、组织机构指导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主办单位：  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  中国报告文学网  北京纸磨坊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二、支持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社会报、文艺报、中国纪实文学网、新浪网等首都各大媒体和知名网站。三、入选宗旨：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报告文学大发展，展示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盛况。四、入选范围：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地报告文学作家、作者，新闻媒体工作者所创作的纪实类、报告文学类文学作品。五、入选条件：1949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之前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版发表或未发表皆可)。六、投稿办法：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 (E-mail) 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 200 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邮箱、QQ等资料。七、征集截止日期：2012年1月31日( 邮寄书稿以当地邮戳为准，电子邮件以系统收到邮件时间为准)八、入选办法：为保证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公平公正，本书将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及国家报告文学研究机构的著名作家、资深专家、教授、学者、评论家组成编辑委员会对所参选的各类报告文学作品进行严格评选，择优入选。九、入选须知：打印稿请用快递或挂号信，电子版书稿请直接发送到邮箱，参加评选作品不退还。十、出版图书规格统一为大 16 开，内文采用 70 克优质超白的轻型纸，封面统一设计制作，采用 250 克进口铜版纸彩印。版式字体清新雅致、印刷精美，有勒口、环衬，为现今图书最新流行款式。十一、入选题材要求：◆ 作品题材文字作品——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人物通讯、新闻特写、散文、调研报告等文体书画作品——本着创新的原则，提倡艺术形式多元化，欢迎作者采用书画艺术等表现形式摄影作品——纪实类摄影作品◆  题材要求作品应紧扣时代主旋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掘精品、宣传高尚、树立标杆。1、投稿说明：1) 稿件要求思想健康、语言流畅、构思新颖、逻辑严谨、有创新。(投稿时请详细注明稿件所投栏目)2) 所投稿件请保证文章版权独立性、无抄袭、文责自负。3) 稿件后面请详细注明：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单位等个人信息。4) 请勿一稿多投，收稿三个月内复函，来稿一律不退，三个月内若未收到本单位采用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2、书稿 ( 作品 ) 内容要求1)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2) 拥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3) 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4) 不煽动民族分裂，不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破坏民族团结；5) 不泄露国家机密；6) 不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不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7) 不侮辱或者诽谤他人；8)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相应内容。3、入选作品字数：字数不限，本集分短篇(8000字内)、中篇1万字-8万字)、长篇(8万字以上分别收录)十二、出版运作程序：《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由文学类出版社出版，作为建党9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珍贵史料，作为中国发展历程的宝贵文献，除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外，还将由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各大图书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市(州)、县(区)作协、文联等部门、研究机构收藏保存。此外，还将赠送各大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影视制作公司，各个电视台，广播台等单位收藏、评阅、宣传。十三、 入选作家待遇入选作家将由国家级媒体公布名单并由《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主办方颁发入选证书，并获得样书一本。入选作家优先吸收加入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作品一经入选，即付稿酬。十四、 选编出版计划2011年11月启动推荐选编出版工作，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编委会将在重要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工作站，具体组织各地选编工作。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亦可组成分卷编委会，以确保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优秀作品入选。编委会计划2012年2月起陆续出版发行，并将于2012年3月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和入选作家联谊会以及研讨会，同时举行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发展高层论坛，邀请入选作家代表参加。十五、其他事宜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十六、联系地址：来稿请寄：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东方银座B座22-G   邮编100022  苏旭东(收)电 话：010-84476597(苏编辑)   传真：010-84476597文学总监： 苏总监   400-168-2066投稿邮箱：  zgbgwxjpj@126.com       咨询Q Q：1084522391

  2012-01-29 12:37:3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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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年度好书榜”到底有多大参考价值?

     相信最近这段时间，无论是看报、上网还是刷微博，“2011年度十大好书”“2011年度十佳作品”等标题总会不时从字里行间跳出，在不经意间映入你的眼帘，因为每逢岁末年初，不少文化机构、媒体都争先恐后地为读者端出一道“传统年饭”——“年度好书榜”。琳琅满目的“年度好书榜”看得人眼花缭乱；不同榜单的上榜书目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又大相径庭到甚至令人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步。“年度好书榜”是否 会影响到大众阅读？媒体机构争相评选“年度好书榜”的初衷是什么？什么样的“年度好书榜”才堪称具备公信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一些读者、作家和出 版人，并同个别参与榜单制作的媒体同行进行交流，探讨“年度好书榜”的参考价值。 读者：精英感兴趣，大众受影响浏览完某网站文化频道2011年度好书评选活动中的100本候选书，徐力恒终于点击了“分享”，并评论道“比较像样”。在此之前，充斥在各媒体上的其他五花八门的“年度好书榜”始终没能吸引这位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目前正在牛津大学做宋代史方面研究的博士。因为多 数媒体或机构的“年度好书榜”都是文化副刊或读书版的记者编辑内部评选出来的，而在徐力恒看来，“媒体的年度图书榜如果没有评选者个人的署名，就让人不太 放心。”徐力恒选书的主要渠道仍然相对传统——逛书店。偶尔，他也会从自己较为认同的媒体或机构评选出的“年度好书榜”中选购部分上榜书。但即使买了， 他也不着急翻看，要先放一放，有时一放就是一两年，目的是为了等“坊间的评价沉淀下来”，看看“时过境迁”后，是否仍有人追捧和推荐。在当代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的石一枫也觉得“年度好书榜”对自己买书看书起不到什么作用。长期浸淫于文化圈的石一枫每年起码得读五六十本书，从来都是凭兴趣挑自己想看的书，顶多由于工作关系，会受些同行和圈子的影响。以“绿茶”这一更为人知的笔名纵横文化江湖多年的方绪晓也承认，“年度好书榜单”对精英读者层的阅读影响有限，但他认为其对多数普通读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阅读的作用。现为《文史参考》主编的方绪晓兼任过《新京报》等多个媒体、文化机构“年度好书榜”的评委和策划人，并对“年度好书榜”的大众影响做过跟踪调 查。2011年年初，方绪晓曾调查过针对普通读者的“春节阅读书单”，结果发现多数普通读者春节期间购买、阅读最集中的，正是《沉浮与枯荣》等在2010 年底频繁登上诸多媒体、文化机构“年度好书榜”的书。“这说明大众读者或多或少受到了上一年‘年度好书榜单’的影响，在春节期间购买或阅读了上榜书。文化圈、学者以及图书行业的工作者自然有业已形 成的阅读标准，对当年出版的书的情况也了解得比较清楚，可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所以经过不同媒体轮番评出各种各样的年度好书之后，很多好书得到大众认知， 就会成为读者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选购图书时潜移默化的引导。”上榜作家：榜单太多，说明不了问题专栏作家崔岱远的著作《京味儿》曾在《新闻出版报》评选的“2010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的生活类图书中排名第四。据他介绍，上榜后，该书销量涨幅明显。2011年，《京味儿》一跃成为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年度图书销量榜榜首。对此，崔岱远一笑置之：“上了高兴，比不上强，但说实在的，上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类似的榜单太多了。有的榜单上一本大家都没听说过的书竟然在榜首，实际指导意义恐怕不大。”崔岱远认为，各种各样的“年度好书榜”不能说没有价值，但要根据具体榜单具体分析。“有的榜单纯拼销量，而且不把个人购书和单位团购区分开来，连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辅导教材、新华字典什么的都给上榜了，你说还有什么意义？”而如果不以销量为依据，在他看来，“年度好书榜”评选结果的参考价值则更值得商榷，因为“好书的这个‘好’很难有一个客观标准，你认为好的我可能觉得不好。”所以崔岱远也和徐力恒一样，会更看重评选者是谁，以及评选标准是否与自己对书的品位吻合。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更多的上榜作家，比如在《新京报》2011年度图书排行榜中候选的《一句顶一万句》的作者刘震云，以及凭借《货币战争4》上了凤凰网2011年度图书排行榜的宋鸿兵等，都不愿对自己的作品登上各种各样的图书排行榜做出回应。了解记者的采访目的后，多立刻谢绝。出版人：比起好书榜，更看重销量榜既然图书登上“年度好书榜”能够带来销量上涨，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会不会想方设法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与媒体等评选机构“沟通”，力图争取自己的图书产品上榜以搏销量呢？“我们不会特意花精力去‘打榜’,榜单这种东西不确定性很大。”策划过《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等多本畅销书的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文治LAB总编辑苏静介绍说，虽然他们公司在图书产品的市场推广上向来力度很大，但却不会对“年度好书榜”格外用心。“都是媒体自己选，或者靠一个‘神秘的评委会’来选，我们推荐不推荐跟上不上榜没有关系。”根据过往经验，苏静他们发现，尽管“年度好书榜”中不乏畅销书，但冷门书若上了榜，未必见得就能够因此销量大幅上涨。“理论上，不管什么题材，小说也罢、历史也罢、生活书也罢，只要好读、诚恳，是好书，就一定会畅销。”但很明显，现在的书太多了，要想畅销，除了内容本身，后期的商业运作也必须纯熟到位。“各种维度的‘年度好书榜’能帮读者降低选择成本，但我们不会特别重视，因为书卖得好不好最重要，所以坦率地说，其实我们最看重的是销量排行榜、畅销书排行榜，因此我们不会通过什么渠道特意去‘打榜’。”针对目前很多畅销书榜中明显鱼龙混杂、部分烂书忝列其中的现象，苏静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书的商业操作“太成功”，比如用了“类似脑白金广告一样的包装方式”，迅速占领了媒体和书店的货架。“由于某类品种的群众需求量大，而市场上恰好没有真正好的书来满足，那么这类烂书钻空子占领市场和榜单的机会就会出现。不过随着图书市场供求信息越加对称，以及内容供应商竞争越加激烈，烂书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媒体：好书榜要做，烂书榜也要做“年度好书榜”在几年前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策划，但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媒体和机构的参与，以及一年又一年地重复，难免让人对“年度好书榜”产生审美疲劳。“审美疲劳？不一定吧。”曾任湖南《晨报周刊》文化版主编的袁复生已经为《潇湘晨报》主持了三年“年度风赏阅读榜”栏目，他介绍说根据读者、周边朋友的阅读反馈和其他媒体的转载率来看，榜单的效果不错。榜单公布后，他们还围绕榜单展开过好书朗诵会、好书派送、作家演讲等活动。“这种推荐好书的形式，我们肯定会一直做的。”袁复生总结出“靠谱”好书榜的三要素：有一个独立、不陈腐的价值观；一个水准高、阅读量大、能秉承公心的评委组；一个不会因为领导好恶、照顾关系等因素对评审结果进行否定或调整的主办方。在他看来，虽然缺乏特色，但各个媒体机构争相推出自家的“年度好书榜”这种趋势值得鼓励，而不应该统一垄断或者只允许个别权威发布，“要参差多元才好。”方绪晓也有同感。在他看来，不同媒体机构的评选机制虽然不同，但哪一种都有自己的优点。比如专家学者评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学养做判断依据，相对独立，但由于不太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其榜单在大众读者中的接受程度不是很高。媒体文化版编辑部对当年的出版动态和读者的阅读需求比较了解，所以他们评选出的“年度好书榜”会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更好地融合。除了坚持推介好书，从2007年开始，袁复生还挑头与一些媒体和文化圈的工作者共同推出了一个“烂书榜”，专门从畅销书里挑烂书出来排名点评。在前几年的烂书评选中，一些火得发烫的名人的作品都上过“烂书榜”，也有些是曾在书店显要位置看到的畅销书。袁复生自认“烂书榜”并没有多少权威，终审评委目前甚至只有他自己、潘采夫、王晓渔和涂志刚这四个人，所以当有媒体将他们称之为“主流知识界”和“专家”时，他觉得是“被想当然了”。“几乎每年，我都会强调一下我们‘独立书评人’的身份，我们只代表自己，不代表我们所在的媒体，也不代表什么‘界’。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批评的自由而已。搞烂书榜的初衷就是对大众媒体的图书评论不满意——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们觉得多数大众媒体的书评版充斥着太多无意义的赞美。”这个“烂书榜”在成功获得关注的同时，更多的是引起争议。虽然有人认为“烂书榜”的存在“太有必要了”，但也有人认为“烂书榜”是对烂书的另类炒作。   对此，袁复生并不否认，但他更愿意换一种说法——“‘烂书榜’客观上有不可避免的再度传播效果。”他更希望大家关注他们通过“烂书榜”对那些书所表达出来的看法。登上“烂书榜”的作家与他们打嘴仗，他们也并不回应，因为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个结论，只要表达观点。表达了，就好。他自然反驳，也挺好。接触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意见，是读者走向独立思考的开始。”(记者 尹平平)

  2012-01-29 12:33:05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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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篱：只要我还活着 写作永远不会结束

  西篱：文学不仅仅是梦幻的事业 西篱在鲁迅故乡绍兴记者：西篱好！上个世纪90年代，你的第一本诗集《谁在窗外》在中国诗坛和大学生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各高校大学生纷纷传阅并组织研讨。那时候大家读你的诗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挥之不去，也总有一种隐隐的疼痛震慑人心。痛与美，在你现在的作品中还存在吗？为什么？西篱：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秘史，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我诗歌中的痛，也许来源于父辈不幸的命运，来源于贵州乡间民生苦难，来源于漂泊，来源于民族性格中的忧郁……我的父辈青年时代由于政治命运的捉弄而来到贵州，至今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应该属于哪里。我在贵州出生长大，贵州便是我的故乡了。在贵州穷乡僻壤，汉族才是少数民族。我和苗、彝、布依等民族的孩子们一起成长，乡民们的苦难和隐忍、淳朴和忧伤，幼年时就深深烙在我心里，难以忘却，甚至影响了我的性格，让我多愁、忧患。在我的小说《夜郎情觞》中，布依人的哀歌充满了诗意的忧伤；《雪袍子》中，忧伤一直被含泪的微笑掩藏着。这部小说的结尾，铺天盖地而来的白雪封锁了世界，而小主人公周忻命运的谜底揭开。世界的纯洁和美令人窒息，命运的答案也让人无限惆怅和悲伤。但少年周忻和他的父亲，选择了宽恕。人性的善和美，就像严寒中的种子，瑟缩并颤抖，却期待着生长，默默地祝福……也许，这就是我创作中永远难以舍弃的痛与美吧。  记者：后来你又陆续出版了五本诗集，许多评论家对你的诗歌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最为统一的说法是“梦幻、唯美”，你对这种评价是怎样看待的？你对自己的诗歌又是怎样评价的？西篱：20世纪90年代，是文学最为美好的时代，文学得到的关注和尊重，在今天很稀罕了。我很感谢喜欢并欣赏我作品的读者和评论家们，尤其是评论家。著名评论家张建建先生，曾经用“幻有、流水、忧郁、遭遇”等等关键词来解读我的诗歌，我诗歌的“梦幻”、“唯美”特征，就是他和北京语言大学的阎纯德教授先后提出来的。我尤其感激张建建先生，他的艺术修养十分全面，可谓博大精深。我们通常看到媒体上的文学评论，往往是带表扬(或吹捧)性质的评价。张建建先生的评论，是进入创作者灵魂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就好像催眠师，在解读作品的同时，深入作家精神世界，认清她更为深邃的梦幻，寻找她更加真实的思想和感情。这种作家和理论家互相探究、互相认识和印证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记者：你所想表达的世界与文字传递出来的世界是否有差距？如果有，这差距有多大？西篱：作家表达的愿望与传递的实际效果肯定是有差距的。我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所传递的、读者接收的全部信息，是否达到一致。这当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的价值，再是文学的影响力。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和变化，文学的被边缘化，都让作家们感受到压力并产生忧虑。我还会努力，但，可能不会匆忙上阵了，在创作新作品之前，我一定会好好思索这两个问题。  记者：你的小说《雪袍子》和童话《白瓜黑瓜》系列作品写小孩，写动物，对动物的描写传神自然。有人说，当一个孩子不再爱动物了，他的童年就结束了。你的作品中多有动物的描写，你的博客里也多有动物的照片，你是否在为自己营造一个动物的世界，也为你的小说采集动物的素材，把他们鲜活的生命写进你的小说，以此来求得人类童年的延长？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你的梦幻诗意的小说叙事？西篱：童真本身就是饱含诗意的，人类如果能够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一定是美好的事情。我们心灵中的一些温情回忆，常常就是去童年生活中寻回的。我一定要永远保留着自己心灵中、作品中的诗意与童真，只有如此，才能永远保留住自己对这个世界眷恋和热爱。在我的童话中，动物是主角，孩子也是主角。这一方面是角色的设置，再一方面，其实也是童话的某种永恒精神使然。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童话要符合孩子心性趣味，引导他们向美向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睦相处，和谐共存，是我的生态理想。  记者：在你的创作历程中，几乎涉猎到所有的文体，而不管怎样改变，文学都有一个精神的最高统领，你认为，是什么统领了你的文本，或者说你的写作冲动的原动力是什么？西篱：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对这个世界(包括自身)的认识和看法。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并与他人沟通的方式。文学就是我的表达方式，是我与世界沟通的渠道。  记者：你作品中小说的比例显然已经超过了诗歌，你现在觉得自己身上诗人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小说家的成分多一些？你说“文学是一个梦幻的事业”，说说看，你站在了梦的第几层？西篱：谁说小说家就不是诗人呢？诗歌高度浓缩，小说则有更大的包容和更多的信息量，它们形式不同体裁不同并各有各的技巧，文学的宗旨和追求是一致的。“文学是一个梦幻的事业”，这个说法，我现在要做补充了。文学不仅仅是梦幻的事业，也应该在现实中体现出它的力量。我无法说我站在了第几层——如果指的是个人追求的效果的话。我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写得还不够多，不够刻苦。和光芒熠熠的大师们相比，我依然很渺小。面对文学，我永远都是渺小的。  记者：近日读你的童话体小说《黑瓜白瓜》，里面的主人公黑瓜也使用魔法，善良的黑瓜不拘于现状也要冲破环境对自身的束缚，去实现英雄的理想，表达了孩子们的梦幻和成长，这让我想起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童话体长篇小说《哈利波特》，请问西篱，你是否受到杰克罗琳的影响？西篱：一点也没有。我买过她的书，但看不下去，送给一个小孩子了。我更容易接受古典、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比如我小时候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今天也一样读得有滋有味。  记者：现在你正忙于各种采访和公益事业，也在微博里传播各种有影响的发言，比如：对于贪污、腐败、社会的各种失衡现象等，这将把你的创作带向何方？西篱：关注现实。远离现实的作品，力量一定是有限的。我以后的创作一定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追求真善美，比如童话类。它们是浮士德手中的玫瑰。没有这朵玫瑰，人类就会是地狱，人性就堕入深渊。另一个方面，就是对现实发声，不管有没有作用，都要发声。社会进步了，我们、我们的后代，才会舒服、幸福。  记者：你的女性写作、心理写作、都市写作是否已经告一段落？我作为读者之一，对你的童话体小说的创作很期待，你是否会大量的创作这方面的作品？也请说说《安徒生童话》或者《格林童话》与你的《黑瓜白瓜》系列小说的关系。西篱：只要我还活着，写作永远不会结束。一个女人，老了以后，无法谈恋爱了，但她一定还能写作？对不对？——笑。女性的、心理的、都市的题材或内容，是我的优势，在这些方面我的写作资源会充足一些。关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前面已经说过，这些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安徒生童话》中还有一种宝贵的东西，是现在的游戏类、玄幻类儿童文学难以比攀的，那就是对平民、对弱者、对底层人的关怀。这是安徒生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学习并且珍惜。人有贫富，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越是弱者，越要努力，越要心怀梦想，这算是我的人生观之一。作为平民的女儿，作为作家，我要用全部的感情来点燃饥寒者心中的火苗。  记者：对于小说与影视剧的联姻你怎么看？你的小说是否有改编成剧本搬上荧屏的打算？西篱：小说与影视剧的联姻，是影视技术进步、发展的重要体现，影视的影响力显然比印刷品更凶猛些。我现在偶尔也应邀写电视剧。你问的这个，其中有机遇和市场的问题，所以很难心想事成。  记者：请你说说关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体验。西篱：我曾经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一篇较长的文章：《历史与永恒》，就是谈传记文学写作的。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对历史和人生际遇的真实呈现和深刻反思，以及所蕴涵的由个体精神和情感产生的极大的精神力量，对读者心灵造成的冲击，常常会比虚构文学来得更猛烈。人们的每一天都在迅速地成为历史，所以，借助传记文学的叙述，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每一个鲜活的昨天，能够从历史中仰起脸来，与有缘的读者打个照面。我始终认为，传记文学应该追求永恒，要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让传主的精神和生命价值在读者身上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超越时间，超越国界，而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精神象征。我在传记文学创作方面没有什么成就，说这些，惭愧了。  记者：你曾经任过编辑的《花溪》杂志，今年实行全面改版，并且全市场化运作，关于这本纯文学刊物的命运，请谈谈你的看法？同时请你对贵州民族报提点建议。西篱：现在对《花溪》已经不了解了，但纯文学刊物的生存和命运，各地大致都一样，不走市场，就得走公益路线，或者靠政府养着。贵州民族报的办报理念很好，大气，也有锐气，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强烈的追求和展示。文化视野的广阔，决定了她的包容性和开拓性。这份报纸从思想和理念上突破了内地传统平面媒体的局限，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

  2012-01-28 15:30:19 作者:陈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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