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余华：鲁迅作品晦涩，我赞成淡出教材

  余华余华的作品《活着》带着疲惫、倦意和微笑，前晚7点，在重庆大学大学城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余华坐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原本只能容纳300人就坐的地方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微微地张了张嘴，不知是吃惊，还是想说点什么。作为重庆的女婿，这是他26年来第一次回到重庆。他在重大的演讲，没有像他的外表一样温和，而是沿袭了他的文学风格，让人疼痛。演讲沿袭一贯的疼痛风格余华在重大的演讲，选择了一个令人感到抽象的题目———《人类学商品店》。为何以此命题？余华自言是灵光一现，他在某处看到一商店打出了这一招牌，感觉很有意思，就为演讲定下了这个题目。然而余华的演讲却不像题目那样抽象，反而让人疼痛。余华的《活着》、《兄弟》这两部代表作，无一不是通过直白地描述文革的暴力场面而闻名。批评家谢有顺认为，“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的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余华并不讳言自己疼痛叙事风格的来源。他笑称，这与自己曾经从事牙医工作以及父亲也是一名医生有关。而在演讲中，余华同样用疼痛的语言，详实描述自己曾无数次在医院里看见父亲手术后脱掉带血手套及医生将从病人身上割下的肿瘤扔进医院的同一个池塘的场景，引得学生不断地发出“啧、啧”声。但这并非余华叙事风格的疼痛原因。余华继而谈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对其中一个情节一直不懂：两个人边理发边讨论，讨论着，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就是一枪。我想这怎么可能？”后来他听刘建宏讲到一个来自巴西的故事。一个巴西足球明星有次边开车边接受电台电话现场采访。突然他对主持人说：“你等等，现在有杆枪对着我的脑门，我把钱给了再来回答你的问题。”“持枪抢劫在南美很普通，所以这个情节也就容易理解了。”最后，余华总结道：“你要理解，任何一个荒诞作品的作者所处的社会也一定是荒诞的。所有的文学都有现实的依据。”作家收入排行榜很无聊近期，有媒体公布了“2011年作家收入排行榜”，80后作家郭敬明以2000多万元的收入排名首位，而余华并未入榜。面对在场学生的提问，余华表示这样的排行榜“很无聊”。“这样的排行榜没有意义，也不一定准确。我从来不关心这样的排行榜，不过世界上总要有人去做没有必要做的事。”余华说。而对学生提及的前段时间余秋雨因为盗版猖獗而封笔的事情，余华说，他从不与盗版抗争，盗版是个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余华认为，当今社会上，还有比盗版严重得多的问题，比如猖獗的假冒食品药品等。而盗版、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有一个不得不消费它们的群体，他们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余华称，要根除盗版和假冒食品药品，只有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余华的回答得到在场学生的热烈掌声。当代知名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等，长篇小说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也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文论及音乐评论。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给人以震撼。而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则更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声音>对话>重庆晨报：请谈谈你对当今大学生的看法。余华：实事求是地讲，我对现在的大学生很同情。他们毕业后要找工作，工作找到了要准备买房，而我们当时毕业后却不用担心工作与房子问题，都是国家给安排好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我们当时大得多。老实说，这一代的大学生虽然生在一个好时代，但这个时代给他们的机会并不多，他们的压力很大。重庆晨报：你如何看待鲁迅作品淡出中小学教材？余华：尽管我一直推崇鲁迅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点（鲁迅作品淡出中小学教材）上我赞同。因为鲁迅的作品比较晦涩、阴暗，不利于中小学生的阅读，他的作品更适合成年人阅读。重庆晨报：你在《活着》里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你作品中的很多人物似乎都是在忍受中活着。而现在的年轻人却认为活着是为了享受，您怎么看这种差别？余华：时代不同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没有个人空间，更无法承担社会责任。当时中国社会之间的纽带是家庭而非个人。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个人舞台”，有了更多个人空间，唯一的差别只是“舞台”的大小而已。这是时代的不同造成的。重庆晨报：你不久前出了一本关于微博的书，怎么看现在的微博文化？余华：第一，微博给大众提供了一个较自由的平台，大众能够自发地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这很好。第二，微博也是一种快餐文化的表现，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与写作方式，也是时代的产物吧。余华在重大的演讲受到了大学生的热捧，容纳300人的学术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余华自己都有点吃惊。“很多同学为了能占位置，下午四点多钟就来了，晚饭都不敢出去吃了。”大学生对余华的热情，在学术报告厅充当礼仪的学生感同身受。而演讲结束后，专门安排的余华签名时间，等待签名的同学拿着他的新书在讲台前排起了长队。余华为何这样火？“他是我第一个见到的立体的作家。”一名大学生的回答也许代表部分人的看法。但这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重庆医科大学的李文浩，是在网上看到余华要在重大演讲的消息后，专程从学校赶到现场聆听讲座的。李文浩说，余华的作品虽然充斥着一些残忍、血腥场景的描绘，但是读他的文章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他读完《活着》就喜欢上了余华。重大学生刘毅彪说，他喜欢余华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早在高二的时候，他就读过了余华的那部著名的小说《活着》。“读者与作品的相逢是一种缘分吧。”刘毅彪引用了余华在演讲中所反复提到的话。他称，这部小说让人欲罢不能，与之前曾经读过的小说作品不同，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是个十足的悲剧角色，厄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作者却毫无同情。这样一种悲情的氛围，让人愈发体会到平凡生活片段的可贵，而这让年少的自己对生活陡生敬畏与珍惜。 重庆晨报记者 许星 实习生 彭骎骎大学生：余华作品让人震撼“大学生压力大，我同情他们”

  2012-02-06 16:59:25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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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一直要到鲁迅，才有“忧郁”

  顾彬在潮汕韩江边（摄影/伊人）一家之言11月上旬，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在汕头大学图书馆演讲厅做报告，题目为《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忧郁问题———兼谈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该活动由汕头大学文学院主办、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国文化算是一种快乐文化。不过，楚辞中不少诗歌表示一种悲哀，汉朝的五言诗也是，唐朝的诗词更是。德语国家的文化是一种忧郁文化，它代表一种现代性的忧郁。忧郁(melancholy)、悲哀(sadness)、忧郁症(depression)三者都不一样，可是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忧郁等观点的人经常对概念没有很清楚的了解，随便把忧郁与悲哀混在一起。中国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基本上没有忧郁的现象。中国古代的常用字词“愁”、“忧”、“无聊（纳兰性德的）”等都与忧郁有关，但不等同。等到“五四”时期，鲁迅的文字充斥着的“无聊”，才可以看成忧郁。我与“忧郁”（melancholy）是分不开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来源，我的妈妈是维也纳人，如果你们去过维也纳，你们就会知道，维也纳不光是“死亡”的首都，同时也是“忧郁”的首都。我那里的亲戚们，从早到晚，都在告诉我“活不如死”，我大概从8岁开始思考为什么人能够活到80岁，为什么不会感谢上帝让他们活这么长时间。过去关于忧郁我写了很多东西。从中国的问题来看忧郁，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不仅是理解的问题，也是翻译的问题。什么叫忧郁？首先，我们应该分清忧郁和忧郁症，忧郁在精神上是好的，而忧郁症是一种病，它需要一个大夫；另外，忧郁和悲伤也不一样。如果你们学过基督教、神学，你们就会知道，在欧洲的中世纪，一个人发愁，是犯了很大的罪，那是表示他对上帝的创造表示怀疑，因为，那时候人是不能对上帝的创造表示什么怀疑的，他应该信上帝。因此，到文艺复兴之前，没有人敢公开说，我是忧郁的。因为，他会受到神父们的批判。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想独立思考问题，不会再听神父的话。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人，想要独立，想要没有任何限制，但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他的限制，那么他有可能想成为上帝，但人没有限制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会感觉到他的无力，那么，他会开始忧郁，但是，他应该如何面对他的忧郁呢？天主教的神父们都非常非常孤独，所以，他们很容易忧郁。德国的一个神父写过一本书《忧郁的意义》，他告诉我们，我们缺少了什么东西？我们缺少的是上帝或者人的爱。忧郁不需要什么原因，忧郁是一辈子的，如果忧郁可以离开你，那不是忧郁，而是悲哀，悲哀需要一个原因。忧郁，是一个文人的态度，这是文人一辈子需要的态度，否则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文人。文艺复兴以后，人们会说，“神圣的忧郁，请你来找我，与我一辈子在一起”。如果你们看过唐朝的诗歌，那么，你们会知道“愁”这个字，到处都找得到，但是，无论是楚辞还是李白，他们“愁”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了发愁。“悲秋”，唐朝的哲学家们把人的感情和时间联系起来，从李白诗歌中的“愁”，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时间，时间过了就不会再来。南唐冯延巳的诗歌《鹊踏枝》里充满了“惆怅”、“闲情”、“新愁”等。“愁”和时间感、死亡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论语》里头没有“愁”，但是，有“忧”。从《论语》来看发愁的问题，那么是谁发愁谁有问题。中国哲学真的没有什么词可以来和“忧郁”比较。比如，纳兰性德，清朝的王子，是贵族，什么都有，但是，他的诗歌中最多的词是“无聊”，是法国人用来形容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另外，也可以从《红楼梦》看，可以从元朝、明朝的杂剧、传奇来看，我们都会发现在舞台上有一些皇帝会为一个女人，而哭一个星期几个月，是极度难过的状态。一直要到鲁迅的“无聊”，我们才能翻译成为“melancholy”（忧郁），鲁迅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melancholy”（忧郁）。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以后，他慢慢开始写作，他老用“无聊”这个词，这是说明他知道“现代性”给人家带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更大的孤独。孤独让一个人多思考，多面对自己，当一个人的时候更能够知道空虚。现代性的忧郁，如果是坏的忧郁，那不算；好的忧郁是不想成为一个限制，最后却注定成为一个限制。（黄美萍整理）

  2012-02-06 16:55:42 作者:黄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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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文学的种子会生根

      毕飞宇和他的作品  实习生 李忆南 记者姜小玲 李君娜对很多人来说，毕飞宇的名字，可能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若说起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由徐帆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青衣》，无论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歌舞皇后”小金宝，还是《青衣》中“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筱艳秋，应该都不陌生。这些大银幕、小荧屏上的生动鲜活的人物，都是出自这位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毕飞宇的笔下。继2005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 《平原》之后，毕飞宇的第二部长篇、《推拿》将笔锋首度转向了盲人群体，描绘了一群盲人推拿师的独特生活。这部小说在去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近日，毕飞宇入选星尚大典“星尚文学先锋人物”，并来到上海领取了属于他的这份荣誉，在做客星尚频道《今晚我们读书》。节目后，毕飞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小说《推拿》背后的精彩故事。黑暗里的“亮”色这或许是毕飞宇写作生涯迄今为止，最有“温度”、“亮色”的一部作品，尽管封面上写着“一个从未在阳光下呈献过的故事”，封面主体是黑色，而主角也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一群盲人——这就是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推拿》。虽然外界对于《推拿》结构褒贬不一，但是毕飞宇却认为，这是他所有作品中结构最好的一部，“盲人的生活有着强烈的特点，就是‘琐碎’，如果把整个内容串成一条线，我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 ‘性格’，那就是书中的‘王大夫’。书里面没有主角，虽然对于小说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忌，但是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平等。 ”《推拿》自2008年问世至今，尤其是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不少人都会问毕飞宇同样一个问题：你是在哪里体验的生活，如此贴近一个“黑暗的世界”？毕飞宇笑言：“体验生活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很可笑，好像一个写书的人必须体验生活才能写。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说家体验生活是没用的，一个小说家，他的力量来自于日常生活。”他坦言，自己跟盲人之间构成的关系，并不是他去寻找、窥视、打量、挖掘的。“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残疾人学校的师资力量的。等我到了推拿房，与他们交流，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我们的哪个老师是你的学生’。”这是毕飞宇与盲人推拿师之间的渊源，“我们构成了一个日常的关系。虽然我带的学生中没有盲人，但是身为老师，我有一个重要工作要做，就是要带着学生去见习，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就开始和盲人打交道”。创作《推拿》的动机也是源于和盲人推拿师交往中的一件小事。 “一位盲人按摩师请我吃宵夜，我先下楼去等他，当时外面的路灯坏了，我本能地要扶着楼梯下去，但是看到下面无边的漆黑，我发现自己的脚就是踩不下去，这时候那位按摩师的女朋友 (同样是盲人)走到我身边，带着我走，一下子就到了地面上，她说‘毕老师，这次你可不如我了’。 ”回忆那时的场景，毕飞宇说：“那个刹那，第一扇门被打开了，也是最重要的一扇门，我想写这个群体。 ”好小说是“等”来的在毕飞宇以往作品中，多以女性为主角来展开情节，如《青衣》中的青衣演员筱艳秋，《玉米》中的玉米、玉秧、玉秀三姐妹，毕飞宇也因此被评论界誉为 “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然而，毕飞宇却并不认为女性题材能够概括自己的写作生涯，而《推拿》也并不意味着“转型”到盲人题材成为终点。 “前些年‘读’的是女性，而《推拿》‘读’的是盲人。我写作的动机，永远是‘人’。人、人性、内心、处境、关系、命运等等是我最感兴趣的几个命题。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总得有年龄和性格，所以这次的《推拿》以盲人为切入点，来刻画一个具象的人。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和盲人打交道，但毕飞宇创作《推拿》并非有意为之。“最早我并没有想写这部小说，当时只是想把这个题材推荐给一位法国导演拍摄纪录片。”那时正好他的肩膀扭伤，需要接受推拿治疗，“不是为了写小说而去做推拿。如果是那样，我就是怀着文学目的去的，是一种体验生活，而我是去治疗肩膀的，是一种生活目的。文学目的是很可疑的，但是生活目的是很珍贵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他们有了一点一滴的了解”。毕飞宇和盲人推拿师们非常熟悉，“熟悉到我有‘儿子’、有‘女儿’、有‘女婿’、有‘兄弟’，我去了之后，他们对我的称呼很古怪，毕老师、爸爸、大哥……叫什么的都有”。尽管和盲人推拿师“关系特别好”，但毕飞宇说，书中写到的场景，并非自己的真实经历。 “小说一定是虚构的，我永远不会用写新闻的方法去写小说。书中写到的推拿场景，并不是真实的。同样，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而来源是想象和理解，即使我不写小说，我也会坐在那儿天马行空地想象。作家不缺乏想象的时候，写作的诀窍其实是‘等’。冰心老人曾对铁凝说过，好的婚姻和爱情不是‘找’来的，而是‘等’来的。好的小说，也是等来的。 ”相信文学的生命力《推拿》，让他登上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对于这次入选 “星尚文学先锋人物”，他同样重视，亲自来上海领奖。问他如何看待这个与时尚甚至是娱乐更沾边的奖项，毕飞宇笑言：“一个跟文化相关的奖，无论是什么奖，没有诗人和小说家出席，都是不可以的。有了诗人和小说家的声音，也和上海兼容并包的大舞台相匹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奖项就是一切。 “现在的光环都是不实之辞。作为小说家，如果哪天意识到自己有光环，那么小说家的身份也就彻底‘完蛋’了。小说家最大的生命力，便来源于其普通人的身份。头上有光环，脚下就没地。 ”眼见年轻的孩子们为了明星的一举一动而欢呼雀跃，毕飞宇对于“人气”则看得很淡。让他担忧的，是国人不愿读书、不爱读书。“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孩子们看了我们的书，永远不会尖叫。小说家对于人生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应该给任何人以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说起成长，很多人都容易误解，总觉得是孩子的事情。但其实直到九十岁，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内心提出要求，那就是成长。在我看来，不爱读书并不是因为追星或者媒体的诱导，真正阻碍国人读书的，是教育体制和升学模式的问题。我曾经在爱荷华大学演讲，台下几乎没有中国人，中国孩子表示‘没兴趣’，但外国孩子却很喜欢。教育资源匮乏、恶性竞争砍了第二刀，而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第三个原因。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着巨大的代价。慢下来，时代才能够积淀。 ”与光环、人气相比，毕飞宇更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生命力。他说：“我是一个自负的小说家，而这种自负来源于对作品生命力的相信。去年三月，我获得亚洲文学奖时，有记者问我最大的喜悦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十年前的作品到现在还活着’。李白之所以那么了不起，因为所有孩子在学说话的时候父母都会教‘床前明月光’。只要汉语在，李白就在。就算是没有文化的母亲，也会教孩子‘床前明月光’——活着的文学，力量之大是很恐怖的。 ”不过，毕飞宇却并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去写小说。“我不鼓励孩子们去写小说。一个民族在一百年里有十个作家诞生就够了，并不需要那么多作家。此外，文学创作不仅没有光环激励，且不能养家糊口，写小说并不好玩。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坚信一点：文学的种子会在某些人心中坚定生根，无论外界环境怎样。 ”问毕飞宇是否自认是当下一百年里的“十分之一”？他自嘲道：“一百年后，别人对我的评价可能只是：这个人是来打‘酱油’的。 ”

  2012-02-06 16:50:11 作者:姜小玲/李君娜/李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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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文学收获了什么？

  龙年伊始，各种门类各大领域热衷的盘点刚刚告一段落。然而，中国文学在过去一年的业绩如何？又有哪些被热衷关注或被无意忽略的文学作品和文坛现象？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一个高峰“就2011年的一些重要长篇小说来看，从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家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历史题材和文化反思两个向度上开拓甚勤，且成绩不俗。”评 论家雷达认为，2011年的长篇小说主要表现为两个大的动向：一是对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行回顾，深切反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问题；二是对历史进行 深度回视，追寻古国文明的“天香”与“高原”。贾平凹的《古炉》以近乎原生态的手法给我们展现了一份中国当代沉甸甸的心史，直逼那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 动。《古炉》于2011年问世，在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方面，无疑至关重要。此外，曾写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震撼之作的杨显惠，在其新 近问世的《甘南故事》中，将反思的视角投向正在消失的民族原生态文明。杨显惠以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甘南草原原有的民族文化 生态正在工业化的步步逼进中快速消解着。复旦大学教授、博导陈思和认为，2011年文学领域还是有较大的收获。从整体上说，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期，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 《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等，都不仅代表了这些资深作家近年来的最高创作水平，而且从整个文坛上说，也创造了一个相当辉煌的景象。此外如方方的 《武昌城》、格非的《春尽江南》等都有新的追求和境界。2011年的文学奖项也是陈思和关注的范围。他说，茅盾文学奖虽然届届都有质疑和争论，但在他的感 觉上，这一次是比较说得过去的。不是说这次获奖作品有多大成就(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未必能够代表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但至少是关注了在一线艰苦创 作、并且富有成就的一些作家。文学奖未必能够成为优秀作品的标杆，但至少应该是一种对文学良好生态的促进而不是助长歪风邪气。陈思和更看重一些民间自发性的奖项，如四川的在场主义散文大奖，今年将30万元人民币重奖给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充分显示了海峡两岸知 识分子的朗朗风骨；江苏兴化首届颁发的施耐庵叙事文学大奖在茅盾文学奖之后举行，却以耳目一新的评奖标准颁发给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 宁肯的《天藏》、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一批重要作品，展示了今年文坛多元独立的评价标准。评论家白烨关注到作家主体的成长。他认为，作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首之年，2011年的文坛，要事较多，大事不断，创作活跃，活动频繁，呈现 出了前所少有的丰富景象与活泼局面。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文化强国的重要《决定》，中国作协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整体的文学事业产生 深远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上也在稳步提升；而类型化的网络小说，则由为各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提 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的方式，获得了更大的延伸性发展。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2011年的中篇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这个批判性不是作家的姿态，而是现实生活方向感和价值观的偏离所 致。文学的批判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是，文学所持有的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矫正器的作用，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 的所在。评论家孟繁华注意到，2011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问题。比如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尤凤伟的《相望江湖》、徯晗的《誓 言》、关仁山的《根》等等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作家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这一倾向显然带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在2011年的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评论家贺绍俊指出， 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中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 音，相比过去来说开始起到监督社会和权力的作用。比如许春樵在中篇小说《知识分子》中涉及到一个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朱山坡的中篇小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 源》，其小说灵感显然来自这些年学术界此起彼伏的抄袭风波。最值得一提的是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格非以缅怀80年代的方式去诘问当下的物质主义， 可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为盛世写下的“衰世之书”。批评家能否面对丰富多彩的写作在谈论文学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在于小说。仅就小说而言，有一些潜在的但是很重要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可能就像地理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 常常不被人注意。文学也是这样。每到年底，各种排行榜出来，对文学算账。局限在传统的文学视野里，算的都是很表面很有限的账，局限于文学期刊、局限于熟悉 的面孔，某些真正的变化却被忽略了。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我们的文学视野可能是有问题的，批评家们能否真正面对当下丰富多彩的写作和阅读？比如《人民文学》第11期推出的“新锐12 家”，比如最近的《文艺风赏》，都能从中看到新的独特想象力、新的言说的方式。有些作家，在网上、在书店里，已经得到读者的高度喜爱，却迟迟不能进入文学 批评家的视野。文学的变革在默默地发生着，批评家需要跳出文学期刊的视野——当然文学期刊首先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如果盘点散文看不到李娟，盘点小说看不到 刘慈欣、阿乙，那么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关在狭窄的视野里，喜欢和注意到的都是熟悉的作品。什么是“熟悉的作品”？就是有些作品不用看都知道肯定会在专家的 感受范围和阐释范围之内，会得到专家们的喜爱。传统文学视野和公众阅读视野分裂了。我倒觉得，应该分析一下批评家的视野、公众的视野和市场的视野有什么差 别，努力避免批评的圈子化、狭窄化。评论家需要贴近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文学生活和阅读生活，而不是限于那些已经熟悉的作者和习惯的作品套路、习惯的判断 尺度。

  2012-02-06 16:47:29 作者: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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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觅：作家的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缺一不可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愈发汹涌地席卷而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就无法像原先一样只注重本土经验，而是需要拥有更为广博的世界眼光。对于如何较好地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些青年作家表达了各自的看法。艾玛说，鲁迅先生当年就曾指出，既要克服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性，又要克服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性，只有打破了这两重桎梏，才能不至于落后，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个告诫也适用于文学创作，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倾听。她谈到，本土经验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学的根基。各民族历史经验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注定我们不能用非本土的演进模式来书写本土经验，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立足于本土，以非常明确的方式道出各个民族和时代的思想与情感。但是，我们不能让人一提起中国文学就联想到特殊经验。近现代以来，世界资源为中国文学的本土书写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足以说明这一点。不管写什么，也不管怎么写，缺乏对当下人类共同境遇的探究、缺乏足够的思想深度与精神维度、没有普遍性关涉的本土化叙事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作品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这一点来说，相对开阔的多维视野对一个作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张运涛对此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本土经验是作家书写的源泉。作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映照历史，反思当下。他们坚守自己的本土经验，写出自己对社会的反思与疑问，这样的作品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有照亮前路的精神之光。可以说，本土经验决定了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作家也要跳出狭隘的个体，书写整个人类的困惑与迷惘。作家可以书写地理意义上的小镇小村，但作家的情怀不能狭窄。作家应该跳出本民族的某些囿困，成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当一个作家真正做到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时，作家的本土经验就超越了民族的局限。因此，掌握一门外语就显得很有必要。如果说走出书房是作家贴近生活的第一步，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则是作家走向世界的工具，也是作家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武器。语言虽有差异，但都可以体现全人类认同的审美价值。作家的责任除了再现历史外，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用绵绵不绝的人性之光去光耀人类。戴荣里谈到，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现实之中，而现实生活闪现的是不同的文化元素。当我们看到世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信息化浪潮的影响下呈现更加急遽的变化，我们会为我们的写作选择而困惑。世界是结构性的，文化也是结构性的，虽然文化自身的意蕴不容易让我们觉察这种结构，但在传承的过程中，文化的结构性已悄然形成。当我们吸收、承接本民族的文化时，这种结构性构成也会无形中融入文学创作中。世界文化的多元呼唤无法阻止作家探究独立风格的脚步，作家就是在这种文化的多元结构中探索着自己前行之路。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可以成为一个守旧的分子、一个躲在田园里的自鸣得意者、一位无视世界先进文化的消极探索者。优秀的作家会主动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那些全人类共通的文化结构正是作家追求的内涵所在。一个追求国际化的作家，绝不会是一个满足流畅阅读异国语言的肤浅之辈，而应是追求人类共同欣赏的文化结构并化为自身艺术实践的人。在世界级的文化追求中，那些本土经验才能成为激活作家崇高思维的催化剂。在马小淘看来，写作本身就是面向全世界的。因为文学不是对琐碎故事的描述，它的终端是心灵，而丰富的心灵是跨文化的。一个人的视野、阅历和对世界的认知经由作品被传递出来，而文学作品具备超越种族、宗教、时空的力量。她说，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尽管20岁之前没出过国，我却并不感到闭塞，是阅读让我接纳了世界的丰富饱满。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为我开启了另一个炫目而丰盛的世界，我发觉纵使永在方寸之地亦可遥望无尽的远方，怀揣书籍使我可以轻巧地感知天下，成为永不落伍的井底之蛙。后来，当我在意大利寻访但丁故居、在西班牙参观堂·吉诃德与桑丘的雕塑时，这些初来乍到的地方并没有给人陌生的感觉。但丁、塞万提斯这些文学的巨人不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但却好像一个了不起且十分亲切的邻居，陪伴我成长了很多年。我甚至无需指引，就能从那些青铜雕像上认出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万水千山之外，没有一点陌生感。最近我正在读裘帕拉希利的小说，她生在英国、长在美国，作为印度人的后裔，她的小说浸染着印度文化的细胞，涉及了很多移民及他们的后代面临新文化时的迷茫和困顿。仿佛两个世界的传译者，这种矛盾冲突让她的作品气质独特、动人心魄。可见，作家落笔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却以拔高的视角超越了这种差异。白琳回忆道，大学时教翻译课的老师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因此课堂上能够了解到张爱玲的文章中哪些好句子是直接来源于英文的俗语或谚语。白琳认为，成就张爱玲出众才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将从西方文学的大量阅读中汲取的语言与思考，巧妙地隐藏在丰富的民族地域文化和扎实的传统文学基底之中。作家的文学想象与创作始终都离不开本土经验这一大的坐标系，但也总是会随着世界眼光的开阔而发生改变。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大门在中国作家面前打开了，而传统文学的根基却慢慢消解。一些作家虽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并热衷学习，却在写作时处处流露出翻译体的痕迹，他们失去了国学的基底，仅仅从外国文学潮流中寻找模仿、借鉴的对象，这种创作态度与理念令人不解。作为现代作家，当然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文学，通过分析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优势与局限。但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足够的本土文化基础与体验却要大胆放眼看世界，就如同失去了基本的思考与判断，所看、所学、所用也就都无从谈起了。多年从事文学编辑的张鸿发现，当下的中国文学写作有两种不良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照搬西方文本的模式和对西方文学的饕餮；二是死守本土，拼命重复自己和别人，竭力找到一条能迅速出名的路径，却失去了自己。作家应该做一个圆规，定好自己的点，之后随意地辐射出去，渐行渐远。在这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而这个点就是自己的本土文化。如果想要安分地写作，那就好好地埋头写，即使叙述粗糙幼稚，但其中本土固有的文学经验还是通过大量的无意识结构而存留下来，并形成了作品的基本人性和文学性。当然，还要重视由语言所辐射出的修辞、形式与风格的脉络，重视生活中那些新生的事物，而且不能丢了自己的思想。正所谓再小的角落也能写出大文章。曹谁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中，东方和西方、古老和现代、高雅和通俗等因素都激烈碰撞，中国作家应当将我们的体验通过文学传播向世界。中国文化或文学走向世界，语言是一大问题，不过最关键的是整个文化系统所体现出的综合生命力。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及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汉语文学自然会水涨船高，因为通过翻译理解一种文化或文学是迫不得已的事，汉语言文学只有在汉语中才能被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的作家应如学贯中西的前辈一样精通一门西方主流语言，以发现那些曲折隐藏在语言中的文化的精义，从而了解真正的西方文明。还要翻译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到世界其他地方，同当下国外的作家多多进行交流，这样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写作中考量整个人类的文明，合璧东西、融合古今、合一天人，在我们的作品中让本土体验扩大化为世界经验。(王觅)

  2012-02-06 16:46:10 作者:王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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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日报：学问须以生命打底

  “丛林在飞……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这句诗，是黄礼孩和《诗歌与人》的生命见证。这个时代似乎不需要诗歌了，但诗依然被一首一首地写出来。今天，现代化在中国的全面胜利，意味着一个强大物质中国的诞生，与此同时，人们却陷入了空前的精神空虚，全球化正在使我们在自己的故乡流离失所。海得格尔说：“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是的，诗近乎宗教，她引领无家可归的灵魂回家。没有诗，很多人的心灵将失去存在的依凭。读诗，人的心灵会在语词光芒的明灭中获得无形的充盈，“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诗是从容不迫的，“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马一浮语)作为读者，我们总是信任那些安静而有耐心的诗人，那些为诗歌倾注全部情感、力量的人，就像黄礼孩，这位对诗歌有着宗教般信仰的信徒。黄礼孩是《诗歌与人》大型民间诗刊的策划、编辑，也是自始至终的无偿出资者。如诗人于坚在《道成肉身》中所言，“主流文化今天是如何富起来的文化，它与"常德"的文化精神毫不相干。诗比过去三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少数诗人孤独地坚持着精神活动的"无用性"。在今天的中国写作中，坚持着"常德"和高品质写作的是一批诗人。新诗在时代的急流中没有垮掉，诗对无用的守护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负隅顽抗，附庸风雅。当代诗坚持的是无用，而不是虚无。当代诗成功地抵抗了乌托邦浪漫主义和风花雪月的诱惑，抵抗了"政治正确"的"有用"。”在利润压倒一切的时代，黄礼孩办刊《诗歌与人》，其精神价值远远超出了诗歌之外。因着志趣才情，一刻不停奔跑的黄礼孩，与同路前行的诗人李森相遇了，两位诗人彼此惺惺相惜。因着师生机缘，李森教授的弟子明飞龙，走上了研究《诗歌与人》的道路。明飞龙是云南大学中文系0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从入学看，他是我的师弟，但从年岁、为学为文及人情练达来说，他是我的师兄。这些年，一切向人民币看齐的大潮席卷而来，不少研究生，虽认准了以学术为业，但很少有人真正喜欢自己的研究对象，写论文，做研究，不过是申请课题经费、取得学位证书、或者通过职称评级的途径。也有真喜欢学术的，但大多年纪轻轻就为知识规范、理论框架所累，心灵似乎被格式化了，所写的一篇篇论文、一本本学术著作读下来，给人的印象无非是认认真真、规规矩矩，没有多少生机和活力，更别说是气韵了。没有喜欢，没了个体生命的投入，文字是定然不会温润动人的，学问就更谈不上贯通天地人心了。很多人研究的学问离生活越来越远，渐渐成为“纸上的学问”，再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能得就是自得，得中有乐趣。我不是学问家，却也明白，做学问，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的，要有心得，有人生，而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积，知识谱系的梳理。明飞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心有所得的。2010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著的《诗歌的一种演义研究》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诗刊的发展为背景，关注当下正在变化和前行的文学现象，从《诗歌与人》创刊时的诗坛格局及其编辑方针，其人文立场、诗学建设、影响力等方面去探讨，呈现出《诗歌与人》的艰辛成长、独特个性和卓越成就。此时，这本著作就摆在我面前，它是第一部关于民间诗刊的研究专著，是飞龙兄学术起步的见证。短短3年，完成此作，我佩服他的勇气和坚韧，更欣赏他著作中显现出的异质思维和心得。异质是种种矛盾在作者身上经过重重斗争留下的痕迹：一方面，他是秩序的囚徒，另一方面，他也是反抗秩序的勇士。他在反省自己审美心灵的疼痛中，逐渐恢复被现行教育损伤了的直觉和率真；他虽然还未“达之于道”，却本能地拒斥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冷漠；他遵循规范，也带着镣铐跳舞；他仰视前辈，也不忘发出自己的声音。字里行间，你能发现他的睿智和会心，有时还杂着大胆的臆断，这些看起来最不整饬的部分，却正是这部著作中最见才华、最见性情的地方，它所塑造的是一个研究者的心灵底色，里面埋藏着他的学术理想，也昭示着他不同凡响的创造精神。他读书，写作，做研究，都不忘认识自我，拓展自己。日渐敏捷、活跃的美学趣味，使他敏锐地呼应着诗歌中那些若隐若现的气息；逐渐开阔、深远的专业视野，使他在审视的高度上渐渐贯通文与人、过去和现在。虽然文字还不够通透，但因有生命做底子，这部著作不仅可读，而且可亲，更禁得起深思。其中许多“活泼泼”的觉悟之思，被淹没在词语的海洋中，未必醒目，但它们是我读之最难忘怀的部分。没有生命做底子，没有对人的深切认识，没有分享人类精神内在经验的真心，所谓的学问，就难免苍白。明飞龙无意于用晦涩的概念来炫耀自己的理论视野，而是围绕黄礼孩和《诗歌与人》，以此把握当下文学的一些关键脉络，澄明自己的心性，说出自己的关切。从这个角度上说，研究，也是研究者心性自我成长的过程。以此心证别心，以别心印我心，这是更大的学问，是王阳明说的“自家心性活泼泼地”，这也是飞龙兄研究学问的朝向。在本书中，作者采访了诗歌界近一百名诗人，从旁去看《诗歌与人》，心有所念，眼即所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个体，每个人的声音或许渺小，但小声音积存起来，也可以成大声音。访谈中，著者既品味诗歌，又与人分享了“精神生活”。使研究成为人类精神内在经验的一种分享，把文学置放到了一个为更多人所共享的价值世界里，这不仅是人类精神的交流，也是学术研究的希望所在。明飞龙研究《诗歌与人》，其文字后面站着人性的丰富存在，用一种人性去理解、赞叹另一种人性，文字就有了体温，有了生气。

  2012-02-06 16:41:56 作者:朱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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