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大时代需要大作品 不必计较中心或边缘

  陈忠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形态下，我感到人生信仰人生价值和人的道德建构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纷杂现象。对于创作而言，我觉得这是产生大作品乃至史诗的时代。我相信会有人在未来的年月来创造出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白鹿原》被认为是成功呈现上世纪前50年中国人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2月10日，第62届柏林电影节开幕，王全安导演的新作《白鹿原》成为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在出征柏林前，王全安在西安放映了一场导演版《白鹿原》。多方人士提前观影后指出，此片内涵厚重，话题极具争议性，所承载的期待与意义，很可能会为中国电影留下一部写进历史的作品。遗憾的是，此片最终只获得了摄影银熊奖。1993年，小说《白鹿原》面世后一个月，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正在美国，委托自己在国内的弟弟联系了陈忠实，得到了电影改编权。“我当时就写了个委托书一样的东西，同意吴天明来改编。我很信任吴天明，因为他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和追求那我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很放心地交给他。后来七岔八岔地都没有拍成。给吴天明写委托书后不久，上海的谢晋，他好像有一个创作团队，他们打来电话，说谢晋想拍《白鹿原》。我说我已经给吴天明了。但是后来都没有做成。”陈忠实说。18年后，王全安把小说变成了电影。看过电影的陈忠实对导演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对于片中张丰毅演的白稼轩、张雨绮演的田小娥、段奕宏演的黑娃，陈忠实表示与原著中的人物气质基本吻合，对于这几个主演的表演感到满意。不过，电影回避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小说里的朱先生和百灵两个重要人物也因此消失，对此陈忠实先生表示，“遗憾总会有，但电影终归是遗憾的艺术，受限于时间空间都很大，自己尊重导演的选择。”这几年里，因为好小说的缺乏，陈忠实的《白鹿原》突然成了一个文化热点：西安电影制片厂把它改编成电影，请来王全安导演；北京人艺把它改编成了话剧，林兆华执导，濮存昕主演；首都师大把它改编成了音乐交响舞剧；北京一家公司与央视正在拍它的电视连续剧。被陈忠实称为“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白鹿原》发表时，陈忠实50岁。《白鹿原》在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以后，影响由文学界内部进入社会，成为了超过160万册的畅销书，还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阅读书”当代文学唯一入选长篇小说。这些年里，在文学品质上，《白鹿原》已经完成经典化、大众化的传播过程。在文学创作上，《白鹿原》已经成为一种尺度、价值判断标准。记者在北京一家宾馆专访了陈忠实。[NextPage]最好的回报是读者的呼应《新民周刊》：《白鹿原》刚出版后，就有影视公司要买改编权，但后来又传出《白鹿原》不能被改编的消息，现在怎么又突然能够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了呢？陈忠实：《白鹿原》刚出来的时候几位大导演都有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想法，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不准改编的消息。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是因为一个作品从出来到大家接受有一个过程吧。《新民周刊》：你自己为什么不做编剧？陈忠实：我不能当编剧，小说和电视剧、电影、话剧完全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白鹿原》改编难度的确很大，首先是人物众多，一部电影至多两个多小时，但是小说要涉及上百个人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展现，是不可能的；其次，小说并没有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而电影要求故事性强，这两方面都是改编最难的地方。改编成话剧、舞剧有同样的困难，我从未试探过话剧创作，舞剧更隔膜了，现在学习也来不及了，让话剧和舞剧编剧去完成再创作，比我肯定高明。我最想看到的是电视剧，只有电视剧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充分展开，拍它个40集。《新民周刊》：我11年前采访你，你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但对于社会接受心里没底。这十几年，这部作品不断被加印，成为了畅销书，还要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你怎么看这部作品被接受的过程？陈忠实：我写小说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完成交流和呼应。我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写到长篇小说，这个交流和呼应的层面逐渐扩大，尤其到《白鹿原》的出版和发表，读者的热情和呼应，远远超出我写作完成之时的期待。这十几年来，这部作品也带来了不少荣誉，获了几次文学奖。但真正能给作者长久安慰的还是这本书的畅销和常销，读者对它的兴趣没有减弱，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暂且可以说它不是一个过眼云烟。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每年加印几万或十几万册，持续这么多年。算起来，《白鹿原》销量已经超过160万册。我以为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和最高奖励，一个作家通过作品完成对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才可能引发那种呼应，也就肯定了一部作品存在的价值，肯定了作家思考和劳动的意义。《新民周刊》：你当时对我说《白鹿原》是一部可以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书。现在，你还怎么认为吗？陈忠实：说这句话，是我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文学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他问我“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喝了酒，性情也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书。写了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垫棺作枕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这个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形式，所指完全是内向的，让我从小就迷恋创作的心，别弄到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这个期望应该是实现了。[NextPage]   创作困境《新民周刊》：多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当时说正在准备下一个长篇小说，已经准备了两年时间，《白鹿原》发表出版已经有18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这个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版？陈忠实：《白鹿原》写完后，我一直想写长篇，但这个小说和《白鹿原》没有直接的联系。《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的事，刚把《白鹿原》写完的时候，我心里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欲望，能把后50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激起表述的强烈欲望，才会扬起艺术表现的新形式。可惜，至今未能获得。正是缺失这种独特的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凭一点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对我这个现象我不知道研究小说和作家的评论家如何从理论上、心理上进行阐述。按说《白鹿原》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和社会的好评，应该进入创作的兴奋期，结果我正好跌入对小说的兴趣最冷淡的心理，写作的情绪和欲望都没有，对小说这个体裁的兴趣一下跌到最低点，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回升不起来。《新民周刊》：具体来说，你的困难在哪里？陈忠实：我面对的一个重要困难是，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生活离我的生活非常近，我个人的理解和体验反倒很难进入有深度的独辟的理性思维。按说我对乡村生活的积累，写后50年应该更加得心应手，因为后50年我是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的。但直到现在，对20世纪后50年历史的理解过程还在持续着，重大历史事件对生活的影响，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形成怎样的体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前50年的那段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有自信的，所以写起来就很从容，就是感觉我自己对那段历史有独到的体验，现在对后50年达不到对那段历史的那种理解和体验，没有那种自信。《新民周刊》：你的压力是来自自己，还是外界？比如发表可能有争议，或者不能被出版。陈忠实：这个我没有考虑过，如果我想写就会写，问题是我自己理解和体验到的那些东西，无疑是我要负责任的。从创作的常识来讲，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不可能直接进入创作，必须化成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才能进入创作。我写作的时候，特别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些年里，对这段历史的“回嚼”一直在脑海中进行。这些年里，我的压力和痛苦不来自外界，而是来自自己。这个新长篇小说，我还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独到的一种理解，把这种理解变成作家写作的体验。一个作家对创作的理解是要很长的时间的，个人形成的对创作的感受和理解都是很难改变的。这个过程我现在还没有完成。我有时候就对自己说，中国现在不缺长篇啊，现在一年有一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我会写的，还在完成准备过程中，我就这样自我宽慰。[NextPage]长篇小说热《新民周刊》：你怎么看这几年的长篇小说热？陈忠实：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譬如一个县一年就可能出版几部长篇。我亲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全民写诗的大跃进景观。我也被感染得诗情澎湃，在作文本上写了好多首民歌体诗歌，其中一首四句的诗在《西安日报》发表，稿费一元。这是我今日第一次向你透露，我一直不以这首小诗为处女作，今天话说到这里顺便提及，却仍然坚持以60年代中期的散文为处女作发表。只是向你说明当时全民诗歌创作热到何种状态。现在的长篇小说热，与上世纪50年代的情景有质的区别，那时候是从上到下全力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是强扭的不熟也不甜的瓜。近年间长篇小说写作热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有意操纵的因素。应该说是当代文学空前繁荣持续繁荣的大景观，是新文学出现以来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很受鼓舞。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大幅度提升了，使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能力。上世纪50年代有谁能在报刊上连续发几篇散文和小小说，都会成为一方地域的名人，现在出版几部长篇小说，仍然很难进入社会关注的视野，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仅仅在于对高水准长篇小说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我是从每年年终专家作的创作评述里获得这个印象的，能被读者热心关注和评论家非说不可的小说比例太小了。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新民周刊》：现在文学界终于开始对过去的上个世纪开始发言了，格非写完了《人面桃花》三部曲；余华手上在写一个关于江南小镇一家四代人一百年生活的长篇小说；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写的也是一百年的农村；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人一百年的生活沧桑；阿来的《空山》写藏区一百年的变化。更多的作家在对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发言，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长篇小说追求？陈忠实：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现实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激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小说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理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新民周刊》：现在长篇小说很多，但我们很难看到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那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完美反映中国这一百多年里生活变化、精神变化的长篇小说，你怎么看待这一类小说？陈忠实：还可以举出一串被公认为史诗的长篇小说来。仅以你列举的5部小说看，其中3部都是俄罗斯(或苏联)作家创作的。俄罗斯是世界文学的重镇，可以列举的影响到世界的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美国也有海明威、福克纳等一批影响到世界的大作家和史诗性作品。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按说中国人口比上述国家多几倍，为什么出不来如你标高的史诗，看来与人口的多少关系不大，印度也是人口大国，除了诗人泰戈尔，也很难再有谁能排进你列举的那个行列。按人口说，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都是人口大国，尽管日本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作品的影响力也很难进入你所标志的作品行列。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也没有直接关系，你列举的俄罗斯作家的史诗，都是在旧俄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科斯生活的哥伦比亚，也是一个用我们的话说属于发展中国家。我的确解释不了那些史诗为什么出现在那些国家，类似水平的史诗却没有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出现。我更无法预测未来能影响到世界的史诗会在哪个国家产生，真希望能在某个中国作家的笔下诞生。[NextPage]不必计较中心或边缘《新民周刊》：近些年，文学界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讨论会很多，如果有一种评价标准，中国的长篇小说标准是接近前苏联好还是西方好？陈忠实：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人不一样，我这个年龄层的作家很自然接触苏联文学，包括到新时期之初，仍然继续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50年代西方世界的能翻译过来的作品主要是具有左倾倾向、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作品。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政策问题，西方很多经典之作不准进来。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学的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介绍进来的时候，我自己阅读也倾向他们，通过阅读不断扩大视野。在文学影响上，上世纪80年代进来的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不亚于过去的苏联文学。像我这代作家也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文学观念。当然，比我更年轻的这些作家读的多是西方文学，他们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可能就要少些。《新民周刊》：对当下社会，你怎么判断？当下社会作为文学题材，造就史诗小说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还是更小？陈忠实：当下的社会，起码在我有生之年的对比性感受里，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开明，以及文艺政策对文学规律的尊重。恕我不再列举事实，因为太多了，谁都可以看到。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单是心理层面已经经历了几波可以称作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的现在时，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的纷繁景象，让正在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人，呈现着某些费解的困惑和迷乱。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形态下，我感到人生信仰人生价值和人的道德建构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纷杂现象。对于创作而言，我觉得这是产生大作品乃至史诗的时代。我相信会有人在未来的年月来创造出来。《新民周刊》：你对“文学边缘化”这个提法怎么看？陈忠实：我听到过也看到过“文学边缘化”这个说法。我尚把握不准其意指。如果从字面上看，就是说文学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边缘上的事了，或者说从社会的中心或次中心位置被挤到远离中心的外沿了。我想，文学在中国，什么时候都不在中心位置，盛唐的诗歌很盛，然而处于唐王朝社会中心位置的仍然是政治、政权、经济和军事，李白这样的大诗人无非是给皇帝凑一点热闹罢了，凑不到向上就被轻轻拨到一边去了。在世界上或富或贫的国家里，似乎都仍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还有科研为主体，稳居其社会中心，小说和诗歌在任何国家似乎都挤不到社会的中心位置上去，更挤不到总统和国会的议事日程上去。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的雅兴，只能在衣食无虞的空闲时发生。我记忆里的“三年困难时期”，乡里人普遍饿肚子(且不说饿死人)，城里人抄着吃不到月底的粮票过日子，欣赏小说吟诵诗歌的兴致恐怕很难激起。我觉得文学是一个健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且有重要精神内蕴的东西，却不必计较在中心还是边缘。

  2012-03-04 09:45:15 作者:乌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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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烨：风险小 网络文学成大众文学领域

  电视剧《雪豹》、《蜗居》、《和空姐一起的日子》、《裸婚时代》、《步步惊心》，电影《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这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影视作品均改编自网络小说。这一现象也引起一些专家的关注。在《芒种》杂志社等单位2月18日在北京举办的文学高峰论坛上，有专家分析了网络文学在影视改编中持续走热的主要原因：除了网络小说创作贴近生活，与市场需求几乎“零距离”外，网络小说改编风险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月18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参加论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网络文学成大众文学领域白烨提供了一组调查数据，截至2011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4.85亿，文学网民人数达2.27亿，以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过作品的人数高达2000万人，注册网络写手200万人，专事网络文学的职业或半职业写作者超过3万人。在网络写作队伍中，18岁至40岁的占75%，在读学生约占10%。跨地区、跨行业，跨代际，使网络文学为大众性、社会性的文学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传统文学为主体的文坛结构与文学布局。网络文学参与人群广、社会影响大，成为当代文坛发展得最快、成长性最强的新兴文学板块。作品更接地气网络文学在2011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那就是改编影视的作品比较集中，影响也较大，这是网络文学延伸性发展的一个新趋向。白烨介绍，以前，传统文学中小说创作，往往是影视创作的主要文学源泉，近年来，网络文学中的历史、穿越、职场、言情等类型小说，也开始为影视创作提供原作，成为影视改编的另一个重要源泉。那么，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咋就这么火？白烨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作者有着特别的生活积累，网络小说的写作主题和素材大部分来源于作者自己身边的真实生活，相对于闭门造车，这种贴近生活的真实感，使得作品更接地气，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除了故事本身，网络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对当下社会热点现象的关注与剖析都很吸引读者。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也具有相应特点。而通过这种影视改编，可以促使网络小说的写作更接地气、再聚人气，求得自身的良性发展。风险小在创作过程当中，网络小说的作者与网友随时互动，使得作品与市场需求几乎“零距离”。因此，影视剧制作人普遍认为，改编网络小说的投资风险比较小，因为网络小说本身已拥有大批读者。由于网络小说有读者基础、改编难度小、戏剧性强，对于制作单位和影视投资方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原材料”。此外，网络小说能够顺利地转换成影视剧还与成熟的网络代理有关，一些网络代理公司一旦有了好的剧本后，就会积极向影视公司或电视台推广，其结构细化程度不亚于一般的影视公司，有审核内容的部门，专门负责版权营销的部门，还有专门对口影视改编的部门。影视公司可以通过网络代理完善剧本的改编计划。 （王臻青）

  2012-03-04 09:42:19 作者:王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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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作家没必要联合一起包装韩寒

  逐条回复网友微博评论，专门体验网上“语言暴力”。方方——作家没必要联合一起包装韩寒图为：作家方方(资料图片)近日，“方韩”之战似已落下帷幕，但相关话题和争论仍然不时被引爆。这两天，武汉作家方方在微博上连发数条微博力挺韩寒“非代笔”，并花费数小时回复网友评论，并按“加分、减分、及格”给网友发言打分，“开始我就是想玩一下，后来就想体验一下网上的语言暴力，了解一下网友的文明程度。”方方说。对此，记者昨日专访了方方。韩寒真是草包他的朋友会“踩”他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韩寒事件的？答：韩寒事件自然是从报上看到的。我因为跟朋友搭讪，被质疑派的粉丝围攻上来，心想认真回答几句也不妨，于是就认真答复了几句。哪晓得认真并没有什么人听，所以索性一直认真的回复，试试网上暴力到底如何。问：您说相信韩寒不是代笔，有什么理由吗？答：跟韩寒我没有任何交往，只是断续地看了同学和朋友转来的一些博客。少年成名，他自然是有些少年的叛逆和轻狂，这是“年龄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真的在慢慢成熟。还有一点，按说这时候出来“踩”韩寒是多好的机会呀。但他身边没一个这样的人。如果韩寒像指责中所说的那样草包无赖骗子，文章由父亲代写等等，如此这般不堪，又怎么可能会拥有那么多的朋友？现在的年轻人，都傲。没本事，谁服你。问：你一直在关注韩寒？看到了他的转变吗？答：韩寒的文章，有的写得不好，有的写得不错，是他那样的年轻人的水平。不过这几年他的文风的确有了变化，骂人的话少了，后来他的文章变得成熟大气起来。问：您微博“挺韩寒”，网友第一反应会联想到您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身份，因此也会质疑您的观点？答：正因为我亲历第一届新概念大奖赛，我可以保证，这个评奖没有任何猫腻。韩寒的文章在所有初赛稿中是不错的，好文章大家会相互传阅。第一届大赛程序上是有不严的地方，但我们这么多作家，没必要联合起来去包装一个高二学生韩寒。作家不记得自己的作品很正常问：有没有想到在微博上表态，会引起这么多网友的关注和“对峙”？答：一开始听别人讲有什么“网络水军”，我也不信。但确实有不少网民不听你认真对话，胡乱叫骂的。其实大家私下议论很多，但都不敢在网上明说，一旦说了，就会遭到围攻以至谩骂。更多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自然也是如此，不小心落到网上，索性试试好好跟网友说话，看看会怎么样。问：网友在您微博评论中质疑韩寒忘记自己文章的内容，不知道如何解释“三重门”的含义，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差距也比较大？答：作家不记得自己的作品是很正常的，书名也是很难有标准的解释，对文学作品进行这样的分析是不合理的。至于风格的变化，有时候写作环境和心情不一样，写出来的作品也会很不一样，从写作角度来说这很正常。问：在质疑精神和“保护一个稀有年轻人”之间，您和身边的文坛前辈，意见有没有不同？答：可能会有吧。我们没有聊过。我们作协的人对这些似乎并不关心。但作家们很多都还是相信韩寒。

  2012-03-04 09:40:11 作者:张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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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疼痛不写作，疼痛是创作的原动力

  阎连科每部作品他都试图有新的突破，并且，他做到了。阎连科说，写作像作曲一样，要为每部作品找到适合的调子。他说话带有浓郁的河南土话口音、装扮乍一看很土；生活中的他用iPhone4、开奥迪A4，先锋的创作理念更是锐不可当，把这些矛盾的东西凝结在一起，阎连科有这个本事。 阎连科，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和《阎连科文集》12卷等。曾先后获国内外各种小说奖二十余次，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等二十几种语言，发行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在国内外最具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激情与愤怒“没有疼痛就不会写作” 山东商报：有评论家说：“《受活》可以说是在继续赵树理的写作路子。”介意这种说法吗？阎连科：这是偶然一次，一个评论家这样说，很少有人联系起来。我们的共同点是对农村的熟悉和了解。我对农村现实很关注，更多人把它和西方小说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和拉美的小说，有人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狂想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梦魇现实主义、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等。 山东商报：在《〈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一文中，您说：“推动我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进展的不是别的，而是激情”，“我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激情’，是‘愤怒’”。激情和愤怒都会带来痛苦？阎连科：我经常说没疼痛不会去写作，疼痛是创作的原动力，具体点就是激情和愤怒。长篇小说没激情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说具体的情感和表情，而是小说的一种情绪，犹豫、痛苦、欢乐的情绪，总和是激情。今天大家都在说欢乐，电视上艺人都在说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荣誉，每个明星都说的时候，社会在堕落。以带来欢乐为目的，就是在粉饰和掩盖。充满痛苦就应该面对，你可以逃避现实，你也得允许别人面对现实，当所有作家都不面对现实的时候，文学会出现巨大问题。今天的现实到了最复杂、丰富和荒谬的时候，需要作家去洞穿，以各种方式传递给读者，不能回避这些。 山东商报：您说，自己是个“一生做错事情的人”，让我想起了格非说的：“我更愿意代表失败者”。阎连科：社会是胜利者的舞台，不是失败者的舞台，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失败者永远要在台下，这是必然的。格非这话非常清晰的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我的文学观，说句没那么严肃的话，是以错误的方式去写错误的文学。我经常说，我是一个到哪里都“犯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文学追求，这条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非常固执的走下去，有点死不悔改。没有任何快感，无非就是坚持要用自己的声音唱自己歌而已，就是一声尖叫或委婉的哭泣，毕竟说出了自己的话。就像我们说的滥竽充数，不会唱歌也能获得一定的掌声，但要是站在台前说自己不会唱歌，那会让很多人不愉快——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的方法就是尽量和文学圈子来往少一点。不谈文学，就没什么尴尬不尴尬，每个作家那样写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不能因此不赞同对方。 [NextPage] 名望与作品“文学史的地位对我的写作毫无意义” 山东商报：无论所谓的“名望”还是销量都与您的作品不匹配。阎连科：我的读者群已经不少了，比如《受活》卖了15万册，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我非常满足。卖出去的估计有三、五万册没看完就扔掉了。文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不是写文学史的人决定的。当代文学史需要一段时间来鉴证哪些作家作品有意义。文学史给阎连科的地位，对我的写作毫无意义，我只想低着头写好作品，让写作最大限度获得自由，你真正写出好作品来什么结果都是可以料想到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丁庄梦》可能好点。严肃文学、纯文学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当然贾平凹、余华会好一些。中国目前的范围内，文学界限如此清楚，不太可能出现一夜之间就越界到那边去。 山东商报：可青春文学作品动辄就卖上百万册。阎连科：这是好事。即使卖了三、五百万册，它抢夺的不是纯文学的读者。随着这些80后、90后对人生阅历增加，只要不停止阅读也会转向对鲁迅、曹雪芹这些经典的阅读。即便是郭敬明、韩寒的读者，一百万里最终会有一部分人从青春回到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要责怪那些读者。山东商报：您似乎很悲观，但仍然坚持写作。阎连科：我会经常问自己，如此悲观为什么还不停止写作。从40岁以后，发现没有其它可以做的事情。写作这件事情虽然不愉快，做别的更不愉快。我的写作中得不到什么欢乐，很多作家说写作像抽烟喝酒很愉快，我不是那种状态，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忘记一些事情，但是带来的痛苦更大一些。山东商报：据说您每天是从上午8点写到10点？阎连科：我的写作一天是2小时，2000字。这样算一个月该有五六万字，实际上三万字不错了。一天写2000字，坚持不到半个月就得散心。我创作量比较小，一年不超过20万字，平均到每天500字。对不需要坐班的人，是非常小的数字。 [NextPage]阅读与生活“我喜欢湖人队，喜欢那些特别艰难中、不可能获胜时获胜的” 山东商报：2009年，您以13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这数字准确吗？阎连科：那年就出了个《风雅颂》，还有个文集，印了1万套共12万册，我不知道数字从哪里来的。我肯定不是作家里的富豪，那个是荒诞的事情。必须承认，我的写作能让自己过得比以前好得多，生活并不非常拮据。早年间，写过电视剧，希望挣钱买房，照顾家里。现在靠写作可以养家了，至少最近六、七年完全不写影视剧。说心里话，真想挣钱，可以去写电视剧，有人跑到家里谈一集给十二万，我两天就能写一集。小说的语言和影视有区别，影响创作。 山东商报：那您平时还看电视剧、电影吗？阎连科：电影看，电视很少看。国产片大家都说好的，你可以作为消遣去看一下。我对电影没什么明确的喜好，看电影比阅读要轻松。阅读对语言的敏感和享受也不同。 山东商报：日常生活里有什么乐趣？阎连科：上午写到10点能看半场NBA，觉得轻松，下午和朋友聊天，听听饭桌上的奇闻和新闻、闻所未闻的事情。想看到林书豪的画面。我喜欢湖人队，喜欢那些特别艰难中、不可能获胜时获胜的。会喜欢科比这一类，不可为而为之的感觉。 山东商报：妥协这个词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作中能妥协多少？阎连科：对我来说，已经很多次妥协了，《丁庄梦》是为妥协而写。《四书》我非常清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我一生最胡写的一次，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不管小说在国外有多少人翻译，我第一读者是母语的读者，真正理解我的人。有的作家会说，有些东西难以通过，摇摆会找到艺术的通道。没有通道就是放弃，没有双赢的说法。我虽然在摇摆，但仍坚持写作。也会在心里衡量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咬牙，坚持往前走了。最近非常心慌，2010年写的书在2011年没出版，有时会让我内心觉得写作上某些想法会有所摇摆。还有一点，比如前面写的争论很大，下一部书连续不能出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不愿意听到的议论，这是很顾忌的。 [NextPage]诗意不能掩盖生活的荒谬“为什么对鲁迅倍加尊敬？他用一个人的肩膀承担了民族的苦难，今天愿意去承担的人，会遭到无数人嘲笑。”记不清多少年前的某一天，打开收音机，被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连播小说牢牢抓住，这题材并非特别喜欢的类型，语言让人震撼。这部小说是《受活》，作者是阎连科。之前的采访延误，在约定的时间，我打电话给阎连科：“能给我二十分钟吃完盒饭再给您打电话吗？”他赶忙说：“你慢慢吃，我一下午都在，都可以等你。”他总是这样善解人意，据说在北京五环外，阎连科常要在傍晚时开车将朋友、记者等送到地铁13号线出口。“我家住得远，他们路上不方便。”“您的脊椎好点吗？”话题从他的病开始。“颈椎、腰椎、膝盖都不好，所以过着非常散漫的生活，没任何体育锻炼。没什么事的话三四天都不下楼。就是看看书，写东西，发呆。”谈起文学史上的地位、各类榜单，他毫不在意。谈及格非的《春尽江南》，他毫不吝惜赞誉之词。“一部很好的小说。创作中对人和现实的解释，对历史的正视，更胜出他以往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古炉》，都了不起。”他担心某些厚重的作品并不会得到媒体的关注，“大概只有一部分热爱文学、有一定良知的人关注吧。”谈到他开的奥迪A4，用的iPhone4，他笑了。“实话实说，很早是开捷达，外地朋友非要和我换，我两年后才给全了他钱。手机也是朋友送的，除了短信、电话，别的功能很少用。微博是稀里糊涂开的。”他自嘲说，大概是人缘不好，每次发微博，都有人骂。“各抒己见可以，但他们完全是对立立场。”他采取的对策是当这些完全没发生，一心一意读自己的书。“每个作家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已经是命运决定的。鲁迅不喜欢张恨水的写作，他也写不出来的。我必须宽容理解所有人的写作，好与不好你是做不来的。”他剖析说，自己不算知识分子，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今天以嘲笑承担责任为己任，盛赞那些幽默欢乐的作家和作品。诗意不能掩盖生活的荒谬。”每过几天，他会上网看看邮件，基本不看电视，信息源基本是靠饭局听段子。报纸送来，也不看新闻。“对创作的影响，就是对生活的接触慢半拍。”说话间，他让我稍等片刻，拿来最近看的《聪山诗文集》。“诗文集对中国汉语言运用的那种绝妙让你无法想象，你会发现自己在小说语言上的短板弱点，甚至每写一句话，都觉得毫无意义。”

  2012-03-04 09:34:47 作者:张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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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信：创作不是某种生活中的消耗品

  阿信与不二良共同完成的展览阿信的房间2010年的MoCA上海当代艺术馆“纯真年代”展览，阿信首次以“音乐、视觉跨界创作者”身份，正式发表个人的多媒体创作。他在Dear Ball与Dear Box两件作品中，延伸五月天演唱会中的视频精华，融入于几何雕塑，以结合光学精密投影与大型空间雕塑来作互动呈现。其实最初策展人陆蓉之找到阿信时，他有点不相信这件事真能达成。他觉得MoCA上海当代艺术馆的标准很严格，而他又还不曾把自己看作职业的艺术创作者。展览最终办成了，他挺意外。之后的阿信从上海MoCA上海当代艺术馆一路前进到威尼斯双年展，去年还在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参与到《无声的乐章。有声的书法——董阳孜、阿信联展》中。日本的女性摄影师、电影导演蜷川实花于2011年年底与阿信合作推出《天堂影像书》，阿信与其时装品牌Stayreal御用模特儿Nikki一同成为蜷川的拍摄对象。书中最前与最后的照片相互呼应着手牵手的画面，传达着“爱，可能真的是通往天堂的阶梯吧”的概念。日前，阿信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小时候曾认为自己是可以唱歌的，老师听过他的试唱之后却把他归类为“音痴”，这条路看来不大可行。他也曾想过做画家，结果父亲把画家常会吃不饱饭这么一个现实摊到他面前。在被认为唱不好歌的音乐人与饥饿艺术家之间，阿信达成自己梦想的方式像走回旋楼梯。[NextPage]创新过程如投石湖中“万人有声书法”，是阿信在去年年底《无声的乐章。有声的书法——董阳孜、阿信联展》中参与的环节。阿信从小学习书法，别的孩子可以出去玩，他却要在笔墨纸砚前努力体会老师“想像笔下有一个钢珠，要用力按下去却又不能太用力”的书法境界。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太接触书法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于是希望在展览现场能让大家通过肢体动作、声音的喊叫来完成属于自己的书法。到场参与者的即兴行为被随机采样，与大屏幕上的九宫格结合，完成了”有声书法”的构想。在那次展览的演讲交流环节，阿信谈起过自己创意的达成方式。那就像往湖泊中丢石头：你经年累月地投石湖中，每次都只听到“扑通”一声，好像什么都不曾获得。但有一天，某颗石头扔下却不再下沉水底，因为你过往丢下的石头终于填满了那个湖。这些石头是否有它们具体的名字？阿信花了点时间去回忆。“我自己比较少从单一的作品里面得到灵感，大家可能会以为看到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就突然产生想法，其实需要蛮长时间的沉淀和消化，那个时刻才会突然蹦出来。”从音乐人到艺术创作者，阿信觉得这个转换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从台北师大附中美术班，到实践大学室内设计系，他回忆说：“有关创作的事情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呼应和相关的地方。当初其实没有想到会把领域拓宽成这么多不同的项目，不过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主要一堂课就是创作概论，有一整年都在讨论有关基本创作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所以当时受到的训练算蛮扎实。”他还不经意地提到，上海的“纯真年代”和台北的“一克拉的梦想”突破了某些艺术展的纪录。将过去未必有到艺术场馆看展的人吸引过来，这可以被看作是阿信艺术尝试的收获之一。他把小时候的书法课、大学时代的基本创作练习看作必须的功课，投入之后获得的东西远超过预期，因为“当时觉得有些乏味，但是后来的际遇让我觉得幸好当时有熬过那些枯燥的阶段”。[NextPage]“ 我的作品都不太艰深 ”“梦想是颗钻石，但是是一颗血钻石”，在台北与不二良等朋友共同经历过“一克拉的梦想”展后，阿信把梦想具化为这么一个句子。“很多人有梦想，但又都会觉得梦想是很难达成的。然而我觉得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磨练和苦难，就让我想到《血钻石》那部电影。大家为了开采钻石牺牲很多汗水、生命和努力。其实每一颗钻石的成形就要牺牲那么多的青春和岁月，我觉得这样形容梦想是蛮贴切的。”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很幸运，因为追求永恒的梦想“其实是很不人性跟人道的”，而在追寻过程中，能够跟朋友一起合作，产生可以令人享受工作的乐趣，阿信觉得这个是自己能坚持一路走下来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世界末日在当下发生，他宁愿先把梦想丢开，好好享受当下，和朋友去吃一顿麻辣锅。“一克拉的梦想”就像阿信回归艺术专业交出的答卷，而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地球”延续着同样的概念。他的作品之一，是重达200公斤的“地球扭蛋”。机器里其他的扭蛋都是白色，代表地球的那颗却是纯净独特的蓝色。“人类最后的纯真年代”是阿信那个系列的灵感来源。这种纯真在他看来就如同童年在手里握着仅有的几个硬币，跑去杂货铺转扭蛋机。因为常常不能转到想要的那个玩具，于是他说“我要造一个扭蛋机”。如果说“地球”系列作品在诠释的概念很多人一看就能明白，那也并不意外。“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一个跳板的角色，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作品大家能够有更简单的角度去欣赏艺术品，所以我的作品都不太艰深，但又有一定特别的含义。借这个跳板，能够让大家认识他们之前没有了解的东西。”阿信带着自己在艺术相关领域颇有成就的伙伴加入，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多关注，让伙伴们的梦想也能变得更大。[NextPage]“ 我的收获远远超过预期 ”记者：从你开始接触音乐的那刻起，有那种单看封面就让你觉得“嗯，这个很棒”的么？阿信：我蛮喜欢the Beatles在1969年的Abbey Road唱片封面，至今来看仍是经典。记者：你的大学专业和设计有关，这些年也有一些和品牌合作，以及做自己品牌的设计师工作，你觉得做视觉艺术方面的设计，和创作音乐有怎样的区别和共同点？阿信：我觉得透过不同的媒体介质都会产生出不同的创意，写词、写文章大部分是单打独斗的。视觉与艺术经常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协力完成。中间过程都很艰辛，但每每看见成果后一切很值得。记者：“我们正处在越来越视觉化的时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MTV引领视觉感官流行，到如今潮流文化、时尚文化对年轻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局面来看，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阿信：“可视化”是种只会不断前进，不会在往后退的一条路了。当然在这过程中，一定会有人持反对或是赞同的意见。我倒是认为既然这是一条只能往前走的路，那就好好地往前走，而保留大量值得被珍藏的历史扉页。我相信视觉、文字与文化都是相辅相成的，无法任意地舍弃任一部分。记者：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地球”系列是你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么？能谈下你对这个作品的看法么？阿信：去年很荣幸地受邀前往威尼斯双年展，全新的“地球”系列的雕塑，是我对于现今地球的感受，以地球为中心思想，希望人类再次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自己所居住的地球，与省思回到最纯净的当下。每一次的创作都是投入很多心血的作品，每个创作都代表着我对世界的一个想法，所以个人是蛮喜欢这系列的作品。记者：在上万乐迷面前现场演出，和用艺术作品来表现自己，哪种方式对你而言更自如？阿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团队的演出、一种是纯粹个人概念的表现。在艺术创作上，我个人反而喜欢不那么直接表现，因此在颜色或形体上以抽象居多，让观看的人对于每件作品都能有不同的想象，这样所产生的互动会非常有趣。记者：对蜷川实花你怎么评价？阿信：我非常欣赏她的作品，经过这次的合作更佩服老师的专业以及亲切的态度。这次包含影像书拍摄、同名写真展与联名商品等，老师全程亲力亲为为这次的合作注入非常多的心血，非常感谢。在拍摄过程中，快狠准的拍照风格，也是相当令人激赏。如果说为老师配上我曾写过的歌曲，应该是《星空》吧！听说老师非常喜欢星星，事务所的名字也叫做“Lucky star”，我想实在再符合不过了。如果要为她的照片配上乐器的话，我也许会选电吉他，强烈的重拍节奏，无论是solo或是合奏，都得是具有爆发力的音色。记者：如果让你拿起照相机拍照，你会想拍什么题材？阿信：我也很喜欢摄影，大部分拍摄“物与景”居多。因为经常出国巡演，我会随手纪录当地的风景与当下的心情，我喜欢所有美的事物。对我来说摄影与文字都是创作的一种方式。记者：你曾说过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够永存，因为这个比名气更不朽，这是否也算是梦想之一？阿信：我比较不是认为自己是职业的创作人，我希望自己的创作不是某种生活中的消耗品。大家总是会希望自己的生活中会有新的东西出现，我希望自己做出来的音乐是耐听的，虽然未必是经典，但是希望大家在一生中有遇到喜怒哀乐会愿意去听它们。不朽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我到现在尽量做，到有生之年应该都无法定论，在我死去的那天可能可以来检视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去追求一些永恒的梦想其实是很不人性跟不人道的，对我来讲有时候在追寻这个东西的过程，能跟朋友一起合作，由此产生出乐趣，是我很享受这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记者：从一次次的艺术创作项目中，你获得了什么？阿信：我觉得自己的收获远远超过预期，当然其中经历过一些必须的功课，例如小时候要练书法，大学时代要去练习基础创作的你西。当时觉得有些乏味，但是后来的际遇让我觉得幸好当时有熬过那些枯燥枯燥的阶段。从前年的“纯真年代”，直到去年的“一克拉的梦想”展，我带着着艺术相关领域颇有自己成就的伙伴来加入。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这些艺术家，以后也希望能跟内地的艺术家来合作办展，让更多人认识他们。(据《外滩画报》)

  2012-03-04 09:28:35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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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匡政：电影对文学性的要求在降低

  奥斯卡向来青睐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佳作，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9部影片中，有6部改编自畅销小说。最终，《后人》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该片改编自女作家凯哈特赫明斯的同名小说；马丁·斯科塞斯的力作《雨果》改编自布莱恩·瑟兹尼克所著的魔幻小说《造梦的雨果》，获得本届奥斯卡5项技术大奖；《帮助》改编自凯瑟琳·斯托基特的同名小说处女作，斩获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文学与电影的“联姻”，是否意味着电影原创剧本的匮乏？2月27日，著名文化批评家叶匡政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目前3D电影以及电脑特技的出现，对文学作品改编剧本有着沉重的打击。在无数文学与电影的合作中，作家们带给导演们的灵感可谓源源不竭。回望奥斯卡80余年的征程，被它青睐的改编自文学作品的优秀影片不胜枚举，如《乱世佳人》、《杀死一只知更鸟》、《日瓦戈医生》、《铁皮鼓》、《飞跃疯人院》还有近几年的《老无所依》等。再观国内电影，张艺谋的史诗片《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王全安的电影《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的同名小说，正在拍摄的冯小刚的新片《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叶匡政认为，作家同编剧还是有差别。“电影更强调视觉语言，而小说则注重语言的探索，两者对艺术的要求有着本质不同。”叶匡政指出，由于现今的影视剧多取材于小说，使得相当一部分小说在创作时就有为电影服务的趋势，“一些作家从图书市场中获取的收益已越来越少，因此期待作品被更多地改编成影视剧，这样的话版权利润会更加丰厚。”叶匡政认为，本届奥斯卡中获得最佳影片的《艺术家》并不是在剧情和语言上最为出色的，此片胜在“拍摄手法”。“随着电脑特技的发展，类似《阿凡达》等3D电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以后对于电影文学性的要求可能大大降低。这种趋势对从小说改编成的剧本有着很大的损伤。”

  2012-03-04 09:26:18 作者:李佳佳 谢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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