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冯骥才：韩寒无须解释 作家自信最重要

       今年初的“代笔门事件”，将韩寒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我是韩寒，就不会搭理这事，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我还是继续写文章，不断地发表作品”。昨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文化界的政协委员、著名当代作家冯骥才如此表示。 据了解，“代笔门事件”发生后，韩寒不断传手稿上网自证，还让父亲发文“交代”。冯骥才表示，他不赞同韩寒的做法，他说：“韩寒完全可以不理这个质疑者，我的文章就是我的，语言是我的，风格是我的，气质是我的，作家的自信比什么都重要。”冯骥才认为，写作是回归心灵的一种生活方式，要去享受它，至于其他的，没必要管那么多，他还引用《哈利·波特》里的一句台词“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来鼓励韩寒。“如果我是韩寒，就不会搭理这事，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我还是继续写文章，不断地发表作品”。与此同时，冯骥才对韩寒的才华表示肯定，“其实韩寒挺有才华的，是挺有思想锐度的一个人。”还建议“韩寒最好把电脑关起来，要是天天在网上，他肯定受不了”。

  2012-03-12 12:05:18 作者:特派记者 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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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升:当好伯乐 名家力作新人培养都得抓

   54岁普通工人毛建军因中篇小说《北京人》而步入文坛，他的“横空出世”，让人们对文学新人这个词有了更多理解和更多期待。《北京人》的“出生地”《北京文学》已有62年历史，当代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处女作都是在这家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他们由此走向文坛，像浩然的《喜鹊登枝》、余华的《星星》、刘恒的《小石磨》、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张辛欣的《在静静的病房里》、张宇的《河边丝丝柳》、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等。昨天，记者就文学新人培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可探索的方式，专访了《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他不禁大声疾呼：“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做致力于培养本地文学人才的基础工作，而仅仅凭借政府拨付的财政经费去抢夺（美其名曰‘引进’）数量有限的文学人才，或者只盯着为数不多的知名作家，文学新人靠谁去发现和培养？新人不能涌现，中国的文学何谈繁荣与发展？”善待新人设专人接收每一篇自然来稿记者：《北京文学》发掘文学新人计划进行了多久？具体是怎样的形式？杨晓升：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最苦恼的事莫过于将自己的心血之作投寄编辑部之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北京文学》自2001年改版以来，我们强调，编辑部必须重视自然来稿，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设专人接收每一篇自然来稿，登记、编号、统计，每月分发给每位编辑审读。编辑审读自然来稿的数量、质量及成果纳入编辑每月的工作量和考核。我们还采取特殊措施，在《北京文学》上刊登启事，向读者郑重承诺：“只要在来信来稿的信封左下角贴上《北京文学》的原始标志并付足返程邮票，本刊将做到每信必复、每稿必回信，并提出处理意见。”此举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响应，每月来信来稿像滚雪球般增长。此外，《北京文学》改版后新设“新人自荐”栏目，专门发表业余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处女作，配发作者的创作自白、照片和简历，同时刊发编辑对作品的短评，此举创全国文学期刊风气之先。记者:在培养新人方面，《北京文学》还有什么帮扶措施？杨晓升：如果资金条件许可，我们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努力善待所有来信来稿，无论采用与否，争取对每篇自然来稿都能回复审读意见；同时，对有潜力的作者进行不定期的短期培训；对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并引起文学界关注的文学新人，组织研讨会加以推广。面对名家不能只想摘果不想育苗记者：您认为如今在文学新人选拔、培养上，是否存在值得注意的不尽如人意的倾向？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活跃的、出版商争相抢夺的依然是为数不多的那些成名作家？杨晓升：文学杂志社、出版机构、作协和文化管理部门，都希望看到文学新人的出现，口头上也时常喊得很响。问题是，他们当中的很多只想摘果不想育苗，他们忽视或不愿意做大量艰苦的、琐碎的、长时间的基础性工作，普遍缺少对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长效机制的探索、建立、激励与保护。更多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商，只紧盯为数不多的知名作家，不惜重酬“抢夺”他们的新作品，原因显而易见：名家的作品有较大的发行量，能带来较大的商业利益。而长期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既辛苦且带不来经济效益。有些地方的作家协会则只为少数名作家服务，甚至看到其他地方某位新作家得了全国奖，就想方设法要引进（调动工作关系及解决户口迁入），美其名曰“引进人才”。殊不知，这人才是人家培养的，你花重金、用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夺人之爱，人家并不高兴，何况以这种方式去摘人家的果实，也不算什么真正本事。     当好伯乐名家力作新人培养都得抓记者:发现新人、促成新人成长的空间是否具备，如今还缺少怎样的氛围？比如在资金上、人力上、机制上，还存在哪些困难？杨晓升：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具备了有史以来发现和促成新人成长的最好条件与空间。就文学创作的现状而言，文学的精品力作虽然主要有赖于优秀的实力派作家的创作，但文学的未来与发展却有赖于文学人才源源不断的发现与培养。这道理就像中国男子足球，因为缺乏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因为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的原因，中国男足这么多年总是踢不出亚洲，只能蜗居在国内自娱自乐。我以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应汲取中国男足的教训，要更加重视群众性基础工作。首先，各地的作家协会和文化管理部门不能急功近利，要两手抓，一手抓名家力作，另一手抓新人培养；政策和资金上要两头并重，全力支持。其次，要建立、完善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体制和机制，各地的文学期刊和作家协会，在力推文学精品力作的同时，要以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致力于文学新人尤其是本地区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并将此项工作业绩纳入本部门的管理与考核。文化管理部门不仅要奖励新人新作，还要奖励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业绩卓著的编辑等相关人员和相关部门。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一些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重视不够，也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同时，资金、人力上投入远远不够，机制上更缺乏有效管理与保障。  

  2012-03-12 12:02:13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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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写作是摆脱自卑感的一种途径

   杨澜与刘恒合影《杨澜访谈录》 专访刘恒新闻稿件张艺谋说他是唯一一个只要创作就能成功的编剧；冯小刚说一出手就能用的剧本，全国不超过两三个编剧，他，就是其中之一；王朔说他是作家里写剧本功力最深的一个人。他，就是刘恒，人送绰号——中国第一编剧！《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云水谣》、《集结号》、《金陵十三钗》；“张大民”“秋菊”“陈秋水”“谷子地”“玉墨”，这些经典角色从文字到影像的第一次改变，都是由刘恒的笔杆子完成的。圈里圈外都称刘恒是个大好人，他是许多风格迥异的导演的最佳合作伙伴。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独门绝技，让大家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他用来“揽瓷器活”的“金刚钻儿”又是什么？在《杨澜访谈录》的演播室里，刘恒亮出了自己的“金刚钻儿”。接《金陵十三钗》是为了逞能2011年，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尽管与奥斯卡再度擦肩而过，导演张艺谋却赢得了评论界“再度回归电影的经典叙事”的评价。而刘恒作为此片的幕后编剧，功不可没。其实《金陵十三钗》的原著作者严歌苓也担任了该片编剧，在这样一种自己价值很容易被埋没，如果做不好就会招来骂声的情况下，刘恒为什么还要接这份工作呢？他觉得，除了一种职业习惯外，自己接这份工作还为了逞能，如果说编剧界是有江湖的话，他希望自己的“刀术”可以在江湖上炫一下。虽然导演张艺谋对刘恒的剧本赞赏有加，并说《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本子是他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的剧本。但是张艺谋也曾经拿着这本稿子拿给几十人传看，接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意见。事后才知道此事的刘恒对张艺谋的这种举动表示了理解，虽然他曾经也认为自己的剧本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经过那么多的职业磨合后，刘恒发现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跟导演相比要受局限的多，导演的认识更广泛，所以他认为不让导演改剧本是不恰当的。刘恒曾经用两句话来比较文字和影视的魅力，对他来说小说是妻，影视作品是妾。如果一部小说是一部好作品的话，它有永久的生命力，而作为一个编剧，一个剧本在影像作品完成的那时起，就宣告了它的死亡。即便如此，刘恒还是那么地热衷于当编剧。他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原因，是他无法抵抗文字转换成影像之后所散发的魅力。无论文学还是作为影视作品的编剧，就写作而言，在刘恒心中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他相信自己的电影剧本会随着自己整体的质量的提升而获得它应有的价值，别人的剧本可能被泯灭，他的剧本不应该被泯灭。做编剧的“独门绝技”——闭关刘恒被称为是中国第一编剧，他的作品几乎次次成功，他究竟有什么独门绝技能让自己的作品拿出手便能成功？自认为抗干扰能力弱的刘恒每次创作都会选择闭关，他会选择偏远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北京郊区的深山里呆上三四十天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为了避免干扰精力，他会把有电视的卧室门用繁琐的绳子拴紧，自己在客厅的餐桌上写作，客厅的沙发就是他的床，沉浸在写作快感中的刘恒疯狂地熬夜写作，饿了就吃方便面。人们都说写作是另外一种苦力，因为写作的过程除了有精神的折磨还有身体的折磨。在小说《苍河白日梦》的创作中因为感情投入太深，写到中间刘恒便嚎啕大哭，吓坏了身边的老伴，这种精神折磨外人根本无法想象。体力上的折磨就是在文思泉涌的时候，写起来便停不下，直到颈椎动不了了就在地上躺会，然后起来继续再写。创作《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刘恒在三十几度的高温下，没有空调，大汗淋漓，脱了膀子坐在水泥地上的大凉席上煮几个冻饺子，这让刘恒有种农民锄完地在低头歇着的感觉。快乐来自写作，痛苦也是因为写作。刘恒就是在痛苦和快乐中完成了他一部部经典作品。“不能没道理的公开攻击别人”刘恒的好脾气远近闻名，2003年就全票当选北京作协主席的刘恒，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得好，更是因为他的好人品。人说文人相轻，文学界的各种口水仗从古至今从未断过。近些年各种依靠媒体和网络平台而引发关注的文人“骂仗”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其中从没有刘恒的身影，因为他一直忙着做他的好人。在刘恒的道德观里，不能没道理的随便公开攻击别人，即使有道理也不会出口攻击，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性，“他会因为他的这种恶劣的行为受到惩罚。我的语言，对他的伤害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他也担心公开攻击一个人，如果产生偏差，这是无法挽回的。刘恒承认自己有些圆滑，他的老伴有时候也说他太过谨慎。在刘恒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自我保护，当自己不去攻击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就失去攻击自己的理由了，但是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仍然有时不免遭到“攻击”。在某一天早晨起床后刘恒突然感悟人一生下来就被贬低的定理，他认为人一生中任何时刻都在被贬低，都在被攻击，被污蔑。而最主要原因源自人们的误解，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别人的想法和别人的伤痛。写作是摆脱自卑感的一种途径有人说，大多数作家在写作的最初都是写的自己的个人经历，刘恒也不例外。从小生长在北京老胡同里的刘恒，在和周围邻居小孩相处时观察到，大家内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形成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对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的人可能冲破这种自卑，有的人可能就被自卑压住。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青少年的刘恒当过兵，也做过汽车厂的装钳工，但是他选择了以写作为生，而选择写作的原因，刘恒说是源自内心的召唤，那时就想成名成家，下意识的想用这种追求来满足自己青春期的各种欲望。但刘恒骨子里的愿望是想留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生命痕迹，他甚至开玩笑的说“狗路过一地方还要撒尿，留下自己的气味”。在写作的最开始刘恒就把眼光投向了自己的生长之地。他的小说《黑的血》后来改编成电影《本命年》，便写出了那一代年轻人内心的自卑、挣扎、没有归宿的矛盾心理。当然内心有自卑感的还有刘恒，但是他是那些冲破自卑的人中间一个，文学可能便是他摆脱这种自卑感的途径。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东方卫视，2012年2月24日(周五)晚23:50播出的《杨澜访谈录》。

  2012-03-12 11:58:3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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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沐：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

       海南作家杨沐日前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阿纳提的牵马人》(南方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这本小说集距她上一本小说集《飘逸的海岛》已经过去十年。十年磨一剑，虽然这期间杨沐还写过不少给她带来全国知名度的散文、诗歌、甚至剧本，但十年出一本小说集对于勤奋的她还是间隔太长了点，不过小说的分量可谓刀刻斧劈。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对杨沐进行了访谈，杨沐的从容和远离尘嚣的安静让人印象深刻。 海南周刊：你的日常生活都被写作占用，为什么这本小说集距上一本间隔了十年？杨沐：我也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说他的第一本书出版用了他十年，第六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只花了一年半时间。我的情形正好相反，第一本小说集用了大约四年，而这第二本却用了十年。我是个种树、摘果子但不会储藏的人，我总是需要别人帮我储藏，有人张罗着给我出书我就出，没人张罗，我的果子堆得家里、院子里到处都是，自己疏于窖藏，或者做成果酱。这十年，除了小说我还写过有些反响的系列散文、诗歌，写过两个长篇小说，两个电影剧本，但情形都差不多，都没有储进地窖。当然我没有责难出版环境的意思。呵呵。 海南周刊：好像你跟这个热热闹闹的时代有些间隔。你认为写作是什么？作家跟所处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杨沐：不是隔阂，而是每个人与身处时代会有不同的关系。这大概更多与性格和世界观有关。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同样，作家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我们最好不要如此判断：不写农民工的作家就是小资作家，他的作品就不好。作家的生态园里最好也是多样共生。至于我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就生活在当下的滚滚红尘中，我们被外界所有的一切推着往前走，你能做的，就是边走边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罢了。在这个前提下说写作之于我是什么就比较能说清了。近30年在内地文学经历了伤痕、寻根、现代、后现代、新乡土、新现实主义等等之后，特别是在我本人也年过四十之后，写作在我看来是写出经验和认识。经验就是这个时代共有的或一类人共有的经验，比如说知识分子经验，比如说女性经验，当然也包括个人经验。认识就是对这些经验进行梳理后，自己可以达到的认识。这要借助一些古典的、现代的理论。比如借助女性心理学、女性主义理论等等来认识女性经验。海南周刊：你怎么看女性写作？更深入地说，你是否忌讳自己跟时下颇具争议的女性感官写作混为一谈？杨沐：不管女性写作它叫个什么，女权主义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或者其他什么，它都是存在的，并且是一个不断抗争、争取发表、争取说话的过程。女性说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不太被看重，一种是被极其看重。可能我有些偏激，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话语被极其看重的，要么与权力有关，要么与眼球有关，眼球背后是什么自然不言而喻。而一般普通的、中间层次的女性言说，跟同层次的男性话语相比，总是要弱，弱的层次千差万别。女性写作跟现实的情形大致一样，那些跟眼球有关的“女性写作”，被热捧或恶搞；而大部分女作家处于中间层次，她们的言说不被重视或者被轻看了，甚至一些女作家都不好意思言说女性经验和女性的思考，她们更愿意声称“站在人类的立场”，这里一个根本原因是，女作家如果坚持书写本性别的经验和认识，几乎一开口就处于劣势，这种劣势一个表现在话轻无人信，一个表现在被窥视。所以，心有惴惴的女作家们不愿进入这个“窄道”。但是，身为女性、女书写者，你不说谁替你说呢？另一个性别的写作者吗？这就像自家的孩子不自己养，要赖着让人家养。过去，养不起吧让人家代养，现在你有能力养，你就不应该推给别人。男作家作品里的女性毕竟是男性眼里的、转述的，有责任和勇气的女作家应该承担起这种思考和表达。我并不想说女作家从女性角度还是从人类角度写作哪个更高级，但是，严肃认真地书写女性经验和认识的，的确需要更大勇气。因为她面对的批评者一般都是站在习以为常的正统立场上的，而这所谓的人类正统立场，几千年来是男性指定和确立的。呵呵。海南周刊：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杨沐：我只能说，我是个对自己有责任感的人。海南周刊：以往你的作品，让读者感觉你是一个视野开阔，内心强大的作者。《阿纳提的牵马人》，却让人读到了茫然、挣扎、无力感，而全书又弥漫着“善”的气息。你自己怎么看这种不同？而“善”又在你的生活和写作中是个什么位置？杨沐：《阿纳提的牵马人》收录的十篇小说，多是这十年前半段写作的，你觉得这些作品过时么？如果你不感觉过时那可能说明，人类的一些感情是共通的，比如说茫然、挣扎、无力感、善等等，不会因为过了十年这些情感就不存在了。让她们不显得过时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语言，优雅的语言，在十年间是不会过时的。另外两种阅读感受也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的变化。一个作者十年间思想不发生变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因为他(她)读书、写作，他(她)的变化比不从事这一行的人更明显，而且有“据”可查。作者，是伴随自己的作品成长、成熟的。“善”是个人气质，我坚持认为，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一般不会落差很大。海南周刊：对《阿纳提的牵马人》这本书你有什么期待？杨沐：对于一个早已嫁出去的姑娘你还有什么期待呢？你只能希冀她在今后的岁月里静好，在图书馆或某人的手里安享她的旅程。再过十年，希望还能剩下一半不过时；再过二十年，还能剩下一两篇不过时。

  2012-03-12 11:53:37 作者:蔡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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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诗人作家朱文：写作就是一场娱乐

  朱文：写作就是一场娱乐昨日做客网易微访谈 回答“惜字如金”维持“神秘”风格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刘莎莎)“就我本身而言‘写作’的发生是静悄悄的，就像夏天，一场雷阵雨以后，院子里忽然长出一丛蓬蓬勃勃的杂草。为什么写作？玩呗。”这是著名作家、诗人、导演朱文形容自己写作生活的文字。昨日，以“玩乐”态度写作的朱文做客网易微访谈，与网友们畅聊女人、文学、电影以及人生。在1小时的访谈时间里，网友们共提出130余个问题，提问范畴涉及创作、导演、电影以及女性。而在微访谈中，朱文则保持了一贯的“神秘”作风。他在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尽管网友们的提问五花八门，但是朱文只回答了16个提问，且每个提问回答都是一句话。朱文曾在接受幸福大家主唱、作家、记者吴虹飞访问时表示，他不是一个喜欢谈论自己作品的人，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也因此，他被迫成为一个“有些神秘”的作家和导演。之前出版的作品不会再次出版作为一名自由作家，朱文的作品在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如今，他的小说已经和方文山的歌词、崔健的摇滚乐一起收录到了大学课本之中。他的文学作品曾改变过一代文学青年的文学梦。朱文的文字“无论你说好说坏，只要你读了都不可能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平平”，因为充满了他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洞悉能力和气势磅礴的叙述才能，而且特别善于在平常甚至琐碎的生活中揉入坚硬突兀之物，从而展现小人物生活中隐忍和荒诞的层面，很像“魔术表演”。昨日，网友王多功还特别晒出朱文的旧作《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达马的语气》、《弯腰吃草》、《弟弟的演奏》、《看女人》、《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一十个人物》的书影。网友贩大果询问朱文，之前出版的书籍是否有机会再版？现在淘宝把旧版书价格炒得好高。朱文回应称，以前的版不会再出。电影旧作“买不到”新片筹备中导演朱文“触电”的时间很早，早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触电”。朱文的敏锐在于，他比任何一个人更快速地记载，并且，迅速放弃了写作的营生，投向他更热爱的电影。他写过的电影剧本有《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其中，《过年回家》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1年，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又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2002年在第54届柏林电影节上，由他编剧、导演的电影《云的南方》获“亚洲电影促进网络”大奖。然而，与他获得的荣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电影作品在国内甚至连盗版碟都很少见到。在昨日的微访谈中，也有网友问及哪里可以买到朱文的电影作品，朱文回应称暂时买不到。在昨日微访谈中有网友表示，朱文停写小说令中国读者丧气并询问朱文的新进写作计划。朱文则回应称，目前自己正在筹备新片，没有新书写作计划。而当网友问及新片具体内容时，朱文表示自己都是“干完了说。”网友阿力山大根提问朱文，是否会将自己以前的小说作品改编成电影。朱文回答说：“现在还没想。”中国女性内心和身体都要独立三八节将近，也有网友问朱文“觉得中国女性真正独立吗？”朱文回答言简意赅。他表示，“内心和身体都要独立才好”。网友小仙女豆豆问朱文：“女人总说男人不了解女人，但是看小说的时候，才发现，男人有时候了解得更透彻，有时候，从某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捕捉到女人在想什么。我想问朱文老师，是不是真的很了解女人的内心世界吗？”朱文回答说：“男女的思维是不一样的。”网友岁月无声问朱文最欣赏的女性是哪一位，朱文则笑言，他欣赏的女性“挺多的”。

  2012-03-11 19:13:18 作者: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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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高三女生苇子：90后需要多读书

  90后高三女生网上晒书引关注 希望澄清对90后的误解重庆女生苇子：90后需要多读书苇子清纯的长相与漫画家夏达有点相似。近日，重庆巴蜀中学高三女生“苇子”(网名)因一篇名为《我家没有宝马车，只有藏书数千卷》的网帖引发关注。她不仅有青春的外形，敢于表达自我的姿态，更提出要刷新社会对90后“脑残”的传统认识。以“书二代”一词对抗“富二代”。在父母传给她作为“成人礼”的3000多册旧书中，大多收获自80年代末四川美院图书馆的一次大清仓处理。相当部分是文革时期出版的绝版书，备战高考的苇子目前只读过其中的百分之一。她表示，自己离“读书破万卷”的境界还很远，发帖是希望大家了解，90后中也有人了解书的价值。自从发布“晒书”帖后，绝大多数网友鼓励她的行为，视为90后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有很多人质疑她借机炒作。对此，苇子表示“习惯了”。她认为，自己就是热爱写作，在网上发帖和作家写书一样，都是个人自由。“作家又不是垄断行业，为什么我就不能写呢？”其实，苇子引发传媒关注更多来自她借助传媒力量，自觉介入社会的一系列调查，过去两三年内，她与多家媒体合作，参与社会调查，陆续在网络各大论坛发布《90后油灯女孩的圣诞梦》、《听乡下老农讲土地的故事》、《我对90后同学的三份问卷调查》等帖子，并写下了对家乡重庆地理历史和红卫兵墓的纪实调查帖。经这些调查帖子整理出中篇纪实作品《一个高中女生的社会调查》，2012年5月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物《当代》杂志社发表。苇子透露，自己还是西藏人民出版社的签约作者，长篇校园小说即将出版。■ 对话“每一代人可能都会被上一代人误解”新京报：部分人认为90后“非主流”，“脑残”，“炫富”，喜欢读郭敬明的小说，用火星文写作。你认为对吗？苇子：我觉得90后不都是那样的，十天前我做读书调查，访问了七个女同学，其中五个有文学梦，还有人写过赌场和商战的故事，他们关注拉斯韦加斯和澳门赌场，向大人了解情况；我们的80后老师有一回在班上问，谁喜欢郭敬明，结果只有一个举手。每一代人可能都会被上一代人误解吧。90后接触新事物较快，还没接触社会，充满好奇心，一开始没什么辨析力，会迷惑，但是书可以改变一个人。读书后，就会积极阳光很多。网上说现代人道德低下，我觉得和读书太少了有关系。好书字里行间有力量，拉人向善。新京报：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书和奔驰宝马相比，说你不是富二代而是书二代？苇子：网上很多90后炫富女和艳照门，我这个叫旧书门或救赎门，宣扬这种精神，也是唤醒良知。这个社会物欲横流。宝马车和书籍是鲜明对比。要从年轻人做起，现在的90后学生，太多看穿越小说言情小说的，不看名著的，我身边就有同学分不清作家海明威和快男海明威，这的确说明90后需要多读书。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做社会调查的呢？苇子：我高一去日本游玩，回来发帖，得到网友鼓励，又写了90后的金钱观，被媒体注意到，采访后，他们邀请我去参与民生调查，让我去长长见识，我的90后同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2011年，我写下了《90后油灯女孩的圣诞梦》，我想更了解这个社会和其他的90后怎么想的，所以平时没事我就会对班上的同学展开调查。关于重庆地理历史和红卫兵墓也是被网友鼓励写下的，他们想知道90后是怎么看自己家乡的历史的，而我也能从这些调查里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012-03-11 19:06:44 作者:刘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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