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日本女作家：着迷中文就像“谈恋爱”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着迷中文就像“谈恋爱”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大学期间曾公费到中国留学两年，其间游走云南、东北、蒙古、海南岛等各地。目前专职写作，2005年起，开始为《万象》等杂志撰写专栏。列侬的妻子到底叫大野洋子还是小野洋子？一直蒙查查的，不知究竟。直到看了新井一二三的书《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才搞明白：是小野洋子。当年日本外务省打字机技术疏漏，把大野和小野两个姓氏译成一样的，所以才有多年来中文译名中大野洋子小野洋子的混淆。新井一二三，跟茂吕美耶一样，是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文/图 巩一璇喜欢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喜爱王家卫的电影、张爱玲的小说，新井一二三在大学期间就来到中国留学，谈及对中文的着迷，她说“就像谈恋爱”。一个道道地地的东京人，却将中文写作当做是自我疗伤的方式。她很喜欢旅行，从一个人旅行到带上老公孩子一起旅行，她说太忙的时候想到下一站旅行计划，就觉得可以活下去，“不去旅行会死”。1984年夏天，新井一二三来到北京学习中文，当时还鲜有外国人来中国旅行，她至今仍记得中国朋友对她的好奇，“问了好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我们每个月工资多少钱，我的爸爸是不是资本家”。时隔多年，新井再次来到中国，带着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午后四时的啤酒》，她说感觉到多了很多自由的气息。采访中，新井向记者透露，她非常喜欢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她最初学中文就是看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韩寒也是她关注的作家之一，“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看他写的文章，跟我看日本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写的文章感觉一样，果然年轻人都是有共通性的。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吃亏的，他们想买房也买不起，想找房子租也找不到理想的。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水平都比我们那个时候好，但是他们的前景是不好的，所以心情不好，蛮可怜的。”话新井一二三在日本，白马王子选择的是有钱的女人广州日报：世界各地都常见到日本的旅行者，日本是一个很爱旅行的民族吗？新井一二三：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是不能去国外旅行的，因为战败后，没有外汇，政府是不开放对国外的旅行的。到了1970年才开放了，但都必须是参团旅行，像我父母到了很大岁数才有机会出国，1985年他们第一次来到上海。从那年开始，他们每年都要去很多地方旅行，现在已经去过一百多个国家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上了年纪的人有一些积蓄，每年出国旅游是很容易的事情。广州日报：日本媒体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新井一二三：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认识比较少，像我最近在日本出的一本书里讲到了北京的羊肉，我说涮羊肉非常好吃，很多日本人都没听说过，他们一听到北京，就只知道北京烤鸭，像北京的涮羊肉传到日本后变成了日本的涮涮锅，他们都不知道，就是觉得很新鲜。相对来讲，中国人对日本的知识会多一些。中国人看日本的电影非常早，像高仓健、山口百惠都是很早就被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星，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明星知道得非常少，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邓丽君，现在还有一个章子怡，都很出名。但很多日本人都知道中国的大熊猫。广州日报：您常出门旅行，也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和我们印象里的日本女性形象很不一样。现在的日本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广州日报：上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日本也通过了男女雇佣平等法，就是要促进女性去参加工作。但我们那个时代的女性还是会做比较女性化的工作，所谓的男性化的工作还是男人来承担。后来日本也受了美国的全球化的影响，就把助理的工种撤掉了，现在如果你来日本的公司工作，非得做跟男性一样的工作。30年以前，你长得漂亮愿意做家务，会有白马王子来娶你，但是现在的白马王子选择的公主是有经济能力的女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就找不到结婚的对象。 内容简介：《我这一代东京人》是一部随笔集，是新井一二三对现当代日本全方位的私人化叙事文本。在书中，她以一个平民兼作家的平和目光，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乃至市井风情，作了客观翔实的描述和审视，告诉读者一个真实而具象的日本。必须指出的是，新井一二三的这本书是用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她写自己的家庭近半个世纪以来从贫穷到富裕的显著变化、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本国内的政治事件，写文化气息浓郁的银座、老字号“洋食屋”……巨细靡遗。充满思想和智慧的文字，在她的作品里随处可拾，她似乎在警示发展中国家，要以日本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为明镜。

  2012-03-20 21:19:11 作者:巩一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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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该不该明星化？

        3月2日，在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名家论坛上，参加名家论坛的四位作家毕淑敏、张鸣、郭敬明、马家辉，以及几位知名出版人，就当下的“作家明星化”问题，展开了讨论。    作家及出版人讨论的“作家明星化”，可谓是一个时效性、针对性、现实性都很强的文学话题，也是一个文化话题。    的确，观察一下当今文坛，在一些作家中，有的热衷于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有的喜欢在商业活动中走秀，有的则甘愿做市场化和商业化作家，有的喜欢把自己包装成为“娱乐明星”，有的热衷于掀起文坛“口水仗”来为自己增加知名度和曝光率……    作家明星化，或说作家追求“明星化”，可以说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些作家的行为，可以说基本上与文学无关，与坚守文学精神这种最重要的文学特质无关。    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文化语境当中，作家面对娱乐文化大潮的冲击，应该怎样处理作家身份和明星身份的关系？作家在文化人格和文学行为上该不该“明星化”？一些作家和出版人认为，没有一位真正好的作家是被包装出来的。明星和作家有一个根本不同，明星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包装出来的，但是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真正的作家，其魅力来自于他的内在特质、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以及超凡的才华。不管是“明星作家”还是“作家明星”，都是作家，是以他的文本征服人。    曾经阅读书评家董鼎山的《西窗漫记》，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些作家，他们因上电视，接受访问，发表演说，签名售书等，而遭到社会和文化界的批评。人们希望作家应该在文学创作方面谨守踏实、严谨、专业的行为准则，而不要被冠以“明星”，成为娱乐化、迎合大众趣味的人物。    作家要明星化，或者一味把商业文化作为追求的价值，明星价值、娱乐价值乃至商业价值，会使他们的心灵状态和精神世界变得浮躁甚至焦虑，恐怕很难再以极大的热情去关心文学和时代、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关心文学的内在本质规律，关心热爱他的广大读者的文学阅读需求。    明星化、娱乐化的作家，对文学也好，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好，他们追求更多的是“娱乐需求”，而不是“精神需求”，或者，他们仅仅是把“作家”这个身份，看作是一种商业文化激情的冲动，而不是一种灵魂的需求和精神的信仰。在面对这个时代种种欲望和诱惑时，这样的作家，让人们看不到他们所应该具有的坚守的精神姿态和表现出来的静默而坚定的灵魂。这样的作家，不甘心于做寂寞、孤独的文学世界的精神“囚徒”，而是非常希望成为当今这个消费时代娱乐文化大潮中的“弄潮儿”。    作家通过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担承的职责是什么？是把灵魂赋予肉体，把理智赋予兽性，把粗俗变得崇高，把黑暗变成光明。追求明星化的作家，他们则不再感兴趣于给广大读者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而是乐于提供更多的商业娱乐。这些作家，他们创造的激情和灵感，会被淹没在琐碎甚至无聊的娱乐世事之中，以至于只能依靠制造事件，甚至还不是文学事件而是娱乐事件来引起文坛的注意。    作家，是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作家，要用他的作品为社会鼓与呼。作家若走向明星化，会最终失去自我，他们的一切行为会越来越戴上了当今娱乐文化人格的面具，他们的行为也会越来越表现出典型的商业喜剧模式，而在广大读者眼中，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像是表演。

  2012-03-19 10:41:30 作者:袁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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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委员提议提高稿酬标准 尊重作家创造

   文学作品的稿酬标准偏低一直是困扰作家们的一个难题。据了解，我国现行稿酬标准的依据是1999年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基本稿酬是“原创作品每千字30元至100元”。而稿酬所得税起征点30多年从未提高，就使本已不高的稿酬收入更显“雪上加霜”。在近30年的时间里，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上调了两次，但稿酬的个税起征点一直停留在800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一问题。有关“建议提高稿酬所得税起征点”的提案，使得这一关系作家权益的话题备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提交了3份提案，都和稿酬有关，其中一份就建议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李冰表示，30年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物价上涨，诸多因素促使工资、薪金的个税起征点一再调整。而同样作为劳动收入的稿酬的个税起征点却没有调整，这无形中降低了以稿酬为主要收入的作家的生活水平，制约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因此，再次建议尽快修改现行税法，将稿酬的个税起征点提高至2000元，原来4000元的标准也相应提高至10000元。李冰说，从劳动周期来看，创作作品是一种特殊劳动，要经历查阅资料、收集素材、采访创作、修改润色、定稿交稿、出版印刷等多个过程，期间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不能以年、月、日简单计算劳动周期。另外，根据对自由撰稿人状况的调查发现，我国目前的作家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由撰稿人，他们没有工资、薪金等收入，全靠稿酬生活。对于他们来说，800元的个税起征点显然太低。尽快调高稿酬的个税起征点已经关系到很多作家的温饱与生存问题。由此可见，提高稿酬的个税起征点，是稳定作家队伍、繁荣文艺创作的需要，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此外，李冰还提出了制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标准和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文字作品付酬办法的建议，因为这两方面目前在我国仍是空白。李冰注意到，《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规定了以纸介质出版的文字作品的报酬标准。但如今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却没有相应法律规定，使用者和权利人都是依照纸介出版的标准约定或者自行约定报酬。结果，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网站适用完全不同的报酬标准，一些网站故意压低报酬，这样不利于文字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也不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建议制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的国家标准，依据网络的特殊环境，文字作品网络付酬可以采用一次性付酬、按字数付酬、按照作品点击率付酬等方式。对于进行纸介质出版的网络作品，按照纸介质文字作品的标准计算稿酬或者在合同中另行约定。很多作家也表达了对提高稿酬税起征点的期望。陈建功委员就曾不止一次地提交过建议提高稿费个税起征点的提案。聂震宁委员表示，文艺创作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精力，有的作者甚至倾注一生的心血完成创作，要求作者在领取稿酬的当月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不符合科学的文艺创作规律。聂震宁的看法得到了徐坤、方方、陈村、李洱、叶广芩等作家的支持。徐坤谈到，上世纪初，正是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和自由撰稿人行业的发达，使得鲁迅先生那代人能成为经济和人格上独立的知识分子。现行低稿酬制和30年一贯制的800元稿酬个税起征点政策，实际上是在降低以写作为生的知识分子的声望，取消了写作这个行业的独立性，消灭了自由撰稿人存活的空间。冯骥才委员说，目前的确亟需提高稿酬标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进一步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关注个税起征点不能仅仅关注工资，稿税的起征点现在就显得落伍。稿费、专利等智力劳动所得一直没有提高过，在原创的知识产权方面要提高起征点，鼓励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是全国人大代表、作家赵玫近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她谈到，网络侵权的现象现在十分严重，很多作家作品在网上都可以随意找到，版税等报酬更是无从谈起。虽然国家现在已经有了《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等相关的法律，但执法不严、力度不够。同时，网络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也就需要以新的评判标准促进形成良好的网络秩序。值得期待的是，稿酬标准的修订工作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近日称，原来的稿费标准很低，“知识分子劳动创作的是知识产权，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有的可能长达十几年或几十年。因此，国家版权局准备调整这个标准”。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副司长汤兆志在回应外界呼吁提高稿酬标准时曾表示，国家版权局已经积极着手修订新稿酬标准，“将在相关作者、作品使用者、行业协会中进行调研，多方面征求意见，适时调整稿酬标准，以便更好地保护作者的权益，同时也兼顾权利人与使用者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也表示，文著协已经接到相关上级部门的委托通知，即将开展调研，为科学合理制定新稿酬标准做准备。(王 觅)

  2012-03-19 10:38:46 作者:王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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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仲池：写作到底应当表现什么

   写作到底应当表现什么？这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也是每一个作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许多，尤其是看了当下的一些所谓的“畅销”作品和某些时髦作家的种种纯虚构的写作，我心有所忧，不能不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7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世纪，更加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然而，今天作家的写作到底应当表现什么，反倒成了问题。走进书店，打开电视，翻开杂志，满目呈现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虚幻世界，猛男刁女，奇装异服，尖腔号叫，不一而足。即使有些揭露黑暗的作品，也穷尽极丑极恶极凶极毒的描写刻画，读着看着让人恶心恐惧绝望，至于作家应有的思想光亮，文人情怀，灵魂关照，热血温暖，阅读抚慰和宽广视野，江海胸襟却无影无踪。这难道仅仅是写作的技巧和方法吗？我认为从实质上看这是根本感情问题和艺术的坚守问题。恩格斯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问题非常明白，一个作家的作品表现什么其实是受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他的作品不应当是自己个人欲望的表现，而恰恰是要把自己的笔和心灵向着创造世界的人民群众深情地呼唤、倾听。要把他们的生活波浪、生命足迹、期待与痛苦尽情地表达出来。深邃而生动，形象而质朴地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风采。而现在的问题就发生在我们不少作家因为缺乏对历史、现实发展，尤其是所处的“历史潮流”的深刻认识，他们对生活长河中的光明与黑暗，曲折与激荡、美和丑、假和真在心灵的感知和视野的捕捉中陷入偏激、执拗和冷漠，因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主流和阳光面，感触不到温润与壮阔、艰难与欣慰，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性感的刺激面，情绪的怨恨面，从而热衷于去挖掘表现个人的欲望、妒恨和隐私，而不能用公正的、公平的、理性的、宽恕的乃至是悲悯的态度和眼光对待历史、对待现实、对待生活、对待人。当我们静下心来，细想想自己读过的那些曾经影响自己的一生，或者引导自己走向写作之路的作品。我们便会发现那些作品中表现的人物，坦露的情怀，放射的思想光芒，乃至对景物、世态、风花雪月的描写又是何等的耐心、从容、智趣、细腻、精粹、瑰美、热情、真诚。特别令我们难忘的，当读到那些心声共鸣、柔肠寸断、大气回荡，抒发主人公内心的感情涌动的文字时，往往会热泪盈眶、心潮起伏，不能自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作家的写作是在用灵魂、用心肠、用眼睛、用整个生命的律动和感悟在写，这是真正真诚的写作，是儿女对母亲最虔诚的歌吟。我依然相信鲁迅先生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这一论断没有过时。当然，我们用写作表现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铸聚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并不意味着只是一味地歌颂光明。而正好相反，我们仍然需要也必须表现铸造光明的艰难险阻和忧恨痛苦乃至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巨大创伤。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联系群众，感知群众的命运颠簸和感情波澜，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和是非心，而且更要扩张自己的胸怀，放开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情感，升华自己的境界，使自己真正成为思想者，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在这里，我还要说，写作者要解决“表现什么，怎样表现”的问题，而批评家则应当更加敏锐、中肯和理性地解决如何评论作品“表现得怎么样”的问题。然而，当下的文艺批评虽然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完全用“私欲”和“己见”写作；但也仍然蒙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不敢触及作品深处藏着的那些让读者早已排斥和怀疑的“小”。有个别批评家甚至真假不察，美丑不辨，善恶不分，肉麻地、不负责地去捧那些“地沟油”般的作品，这与做虚假广告何异。我们要真正用心和血、用智和情写出的从“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作品，还作家的清醒和清白，真诚和雅致，让作品的生命绽放当代国民精神的绚丽光华。

  2012-03-19 10:36:48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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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士林：时代需要“诗性文化”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如果一个德国人遭遇挫折，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如果一个中国书生科场失意，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写一首诗——中国古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今天，诗性文化对于我们的时代有何意义？《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刘士林，在平仄回响的诗性文化中，追寻我们精神的回乡之路。中国文化是从 “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本质上是诗性文化解放周末：您曾是一位诗人，多年来一直研究诗歌美学与文化，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刘士林：对我而言，“诗性文化”概念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纯乎偶然”。1990年前后，当时我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意大利学者维柯的著作《新科学》，他在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的概念，在这个观点的启发下，我几乎是带着几分“诗意的迷狂”撞进了诗性文化之门。解放周末：维柯带给您最重要的启发是什么？刘士林：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古代各民族都以“诗性智慧”的精神方式创造了最初的文化模式。在人类文明之初，由于具有反思功能的理性意识尚不成熟，人类不能区别主体与对象、感性与理性，而只能借助诗性智慧来思考和创造。诗性智慧，从人类学上来说，类似于人类学家讲的原始思维，从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讲的“艺术思维”。这与我们当时都把西方理性哲学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源头有质的差异，同时也为重新理解东方文明、特别是有“诗的国度”之称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解放周末：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这种不区分自然与人、个体与他人，甚至不区别生与死的生命方式。 “诗性智慧”这一人类最初的智慧又是怎么消失的呢？刘士林：诗性智慧正如庄子说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曾是人类在远古洪荒年代共同的生命方式。随着距今最近的第四纪冰川及大洪水时代到来，直接摧毁了原始社会异常丰富的食物资源，终结了人与大自然同体合流的原始和谐关系，人类开始走出自然界；再加上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成熟，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对生活资料的激烈竞争，促发了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在这两种经历后，人类开始面对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 “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欲壑难填。解放周末：对于这样的变化，不同民族和文明又是如何回应的？刘士林：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产生了四种回应的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人这个“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三是希腊类型，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人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和紧张。第四种是中国类型，这是一种诗性智慧的反应，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对立。可以说，这是一种找回诗性智慧或重建原始和谐的努力，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不愿割裂原始人群遗留的血缘亲情；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又希望能保持与大自然固有的亲密与和谐关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本质上是诗性文化。在古代，诗性文化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我们民族的最高生活哲学解放周末：回顾历史，中国曾是一个诗歌高度发达的国度，诗性文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刘士林：如果是一个德国人遭遇了挫折，我想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音乐中德国是“一切民族之王”。而一个中国古代书生要是科场失意，他往往用诗歌来排遣解忧。中国古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为了窥探到中国文化的诗性本质，我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过“诗”的文化本源。解放周末：在其中您看到了什么？刘士林：由于古代诗歌理论不发达，“诗”的真正意思一直是个谜。在甲骨文里我们没有看到“诗”字，只有一个相近的“寺”字，后来很多人都认同了“诗者，寺人之言”，也就是说，“诗”就是“寺人”说的话。解放周末：这个“寺”的本义何在？刘士林：对甲骨文里的“寺”，在当代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以人类学家叶舒宪为代表，他把“寺”解释为类似于后代的“宦官”，进而从“性文化”、“生殖崇拜”的角度解释诗。我则更倾向于从“食文化”角度理解诗。具体说来，甲骨文中的“寺”在字形上从“手”和“足”，“手”和“足”在上古是主要的度量工具和标准，“手”是分配食物(即生活资料)的量器，“足”是丈量土地(即生产资料)的工具。当然，这“手”和“足”也不是一般人的，而是特指部落酋长或首领的，这些掌握分配权力的人就叫做“寺人”。由此出发，我把“寺”解释为中国最古老的食物和土地分配体制，而“寺人”在分配时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说唱，所以他们的唱词，就是最初的诗。解放周末：与物质生产相关的“寺”又怎么变成后来的审美的“诗”？刘士林：根据我的研究，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殷周之变。从商人的“重鬼神”的宗教性歌舞到周人的“重现实”的仪式性歌舞，“诗”由此贴近人间和实用。二是周秦之变。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周代复杂的“用乐”制度流散，导致“音乐”和“诗歌”分家，“诗”从具有明确政治功用的“乐舞”中独立。三是魏晋之变。到了魏晋时代，诗歌主要不再承担伦理教化作用，抒情与审美功能分化出来，与现代的诗歌越来越接近。解放周末：这与我们认为的“诗就是审美的”有很大不同。刘士林：这是对诗性文化的一个现代性误解。一般人多把它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抒情艺术，只产生愉悦或宣泄情绪的审美功能。但实际上，诗性文化更重要的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功能。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看，“诗”从一开始就是食物分配制度的符号表征体系，后来又发展为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系统，《乐记》中讲的“声音之道与政通”，《毛诗序》中讲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讲的都是中国诗歌特有的“诗性政治”与“诗性伦理”功能。其实，诗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限于此，作为一种深层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诗性智慧建构和塑造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实践方式和文化创造模式。解放周末：怎么理解？刘士林：这可从三方面看，首先，在人与自然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而不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其次，在人与社会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友好社会关系，而不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他人即地狱”；再次，在人与自身之间，它代表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关系，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诗性文化以独特方式处理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所以在古代，诗性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最高生活哲学。既要清除诗性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又要努力使它成为疗救“现代病”的精神资源解放周末：诗性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当代后工业社会，诗性文化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刘士林：我曾用“情感的芦苇”和“思想的芦苇”来比喻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情感的芦苇”是以诗性文化为代表的感性、直觉的思维方式，“思想的芦苇”是以西方理性文明为代表的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现代文明是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历史进程，这是“情感”发达、“理性”不足的诗性文化在现代世界处处遇到障碍和麻烦的根源。 “五四”以来，尽管时间已过去百余年，但由于并没有真正完成理性启蒙的任务，使我们很难理智地剖析社会转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这当然和诗性文化的积淀过于深厚相关。我也一度对此十分悲观，甚至认为诗性文化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解放周末：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诗性文化是否会像《广陵散》，“于今绝矣”？刘士林：当然不是。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与反复之后，我认识到，其实包括诗性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各有各的局限性，也各有其无法回避的现代性困境。胶着于“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诗性文化而言，既要捍卫它的存在与尊严，又要努力展开对它的批判和改造。诗性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内部既有高度发达的审美机能和诗性精神，同时也有在诗性文化霸权话语下不发达的实用理性机能和实用理性精神。一方面，我们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华民族就需要完成理性的启蒙，因此我提出要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来补充诗性文化的理性不足；但另一方面，诗性文化尽管不符合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启蒙”的要求，却适应了后工业时代追求“生活质量”的审美主题。对诗性文化，既要积极探索如何清除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也要努力使它成为疗救现代社会病与文化病的精神资源。解放周末：怎么理解诗性文化在当下具有“治病”的功能？刘士林：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千年后，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显露和现代社会病象横生，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从历史进程看，工业文明的结果是人类主体性的无限膨胀与自然环境资源的恶性损耗，但诗性文化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却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历史实践方式。尽管它也是改造、征服自然的，但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人类的贪婪，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是诗性文化治疗“社会病”的价值之一。解放周末：具体怎么治疗“文化病”？刘士林：今天，我们面对着西方强大的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现代文化就很容易在理性冲动中变得机械、僵化，而后现代文化也时常会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因此，中国的诗性文化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它揭示了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这就有可能走出西方现代的“非理性异化”和后现代的“肉身的沉沦”。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当代文化，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守护诗性文化，就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在唐诗宋词的平仄中踏响我们精神的回乡之路解放周末：当下我国提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否意味着诗性文化迎来了复兴的契机？刘士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两个词引人注目，一是“文明的冲突”，二是“文明的对话”。无论你赞同何者，最重要的是先弄清什么是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只有这样，才可能发生真实的对话，否则上演的只能是“三岔口”闹剧。在我看来，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是诗性文化，西方是理性文化。今天看来，最大的问题是理性文化的霸权化，它对诗性文化的误读与“现代阐释”，造成了当代中国人对诗性文化普遍的茫然无知。解放周末：具体表现在哪里？刘士林：以我个人的经验看，我给学生开《中国诗学》时，第一节课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有没有谁通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 ”但悲哀的是，这么多年过去，至今仍没有碰到一个学生站出来说我读过。我想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审美观念、审美心理上普遍“西化”，他们已很难在唐诗宋词中找到令人激动、愉快的东西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再美的音乐对于不懂得音乐美的耳朵也毫无意义”，这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剩余精力与时间花费在文化快餐上的深层原因。这当然是令人悲哀的，如果一个身上流淌着诗性文化血液的民族，只能与西方文化的“情”与“理”交流与共鸣，《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只能尘封在图书馆里，这不仅只是一种尴尬与悲哀，更重要的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解放周末：只有自觉我们文化的根在哪里，才有与世界交流对话的前提。刘士林：今天提出的“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在本质上是“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就要求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我以为，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解放周末：守护诗性文化，我们该怎么做？刘士林：我想，最基础的是认识与了解它。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唐诗和宋词是中国诗性文化发展的巅峰，都凝聚着诗性智慧。近年来，人们惊呼国民阅读率连续走低，如果追问一下，即使在有限的阅读中，又有多少是唐诗、宋词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朱子说，读书目的在于“变化气质”，因此，守护诗性文化，就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在唐诗宋词的平仄中踏响我们精神的回乡之路，直至我们生命中的诗性机能复活，并开始感觉、体验、思想与劳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改变当下日益“麦当劳化”、“好莱坞化”的文化现状，引领日益粗鄙、机械、商业化的日常世界走向艺术和美。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未来的世界，绝不仅仅由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抵制理性文化的霸权，才能真正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理应承担的伟大伦理职责，也是对当代人类文化建设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2012-03-19 10:32:40 作者: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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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直接表现生命欲求 应该重视喜剧教育

   陈偑斯 罗雪村绘在一个泛娱乐化时代，我们却满怀“喜剧的忧伤”：舞台剧，影视剧，乃至小品相声，诸多形态的喜剧似乎并没有得到与时代相称的发展，能长久留在人们心里的代表性作品少之又少；同时，人们对喜剧佳作又充满期待，内心满足的会心一笑，抑制不住的开怀大笑，充满智慧的“高级的笑”，似乎都已成为往昔的美好记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喜剧观念、舞台技巧还是艺术教育？如何理解“喜剧精神”？消遣、释放还是寻求解脱？今天，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也许孕育着喜剧发展的生机和未来。陈佩斯，早年以出演春晚小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曾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他，在岁月的沉淀中，追溯传统喜剧的古老渊源，寻索喜剧与人心的深度契合。眼前，这位重新站在舞台前端的喜剧人，思考的深度和灵光与他艺术印象的滑稽幽默构成了如此之大的张力，也正因为这种张力，让人对中国喜剧“高级的笑”重新鼓起信心。喜剧精神不妥协、有智慧地走出困境编辑：我发现几乎所有形态的喜剧你都曾涉足，像二子系列电影、春晚小品、电视短片、电视剧、话剧，包括去年参演歌剧《蝙蝠》，客串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等。喜剧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陈佩斯：喜剧是最接近人的，它直接表现生命的欲求。所有的喜剧都从人类的欲望开始，一个生命有活气，才有欲望，欲望实际上就是一个“生”的概念。悲剧则是通过生命被桎梏、被压抑、被折磨、被屈辱等被动和死亡来表现对死亡的悲悯和哀怜，来达到一种宗教的解脱感，求得一种被人尊重的地位，这是悲剧的方法。悲剧一定要摧毁，才能体现出悲情。喜剧不是直接描述悲情和渲染悲情，而是在悲情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东西。编辑：喜剧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吗？陈佩斯：喜剧，古称“滑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按我的理解，“稽”由“禾”、“尤”、“人”、“日”构成，“尤”是“犬”，“日”是变体，意为沼泽。前有狼，旁有禾，后有沼泽，人在其中茫茫然，往哪走？无处可去，就是困境。滑由“水”和“骨”构成，像洗排骨一样，骨头是滑的，但又是硬的。有态度、不妥协，同时又能度过这个困难，这就是滑稽的会意。滑稽不是投降。“降”，左边是台阶，右边表示一个人拎着重物往下走，是退却。滑稽不是，它是要度过灾难。遇到困境，有滑稽的态度就好办了。滑稽的态度，第一你要有骨，有骨气、不妥协，第二要有水，灵活、有智慧，这样才能度过巨大的灾难。卓别林总结说，所有的喜剧最终都要给角色制造窘境，这是不错的。但为什么困境就是喜剧呢？其实在创造困境和解脱困境的同时，观众从中得到了优越感，获得了生命的快乐。编辑：除了通过观看喜剧获得快乐，人们也需要以喜剧的精神来面对生活。陈佩斯：很需要这种精神。多少年来，观众对悲情戏已经习惯了，只要音乐一慢下来，主持人的调门往下一降，板眼一松，大家都进入悲情的节奏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动物和人的行为都是可驯化的，喜剧也需要驯化，这种驯化需要方法。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天天被悲情的东西浸泡，人们就被驯化以悲情的、破坏的方式去行为。其实好的心态，从小可以培养的，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心态，最起码需要两种，一种是积蓄能量的，一种是释放能量的。在这个意义上，喜剧精神能够弥合很多社会矛盾。它能够教给人一种新的不同的解脱困境的方法。每个生命都会遇到困境，遇到困境怎么去解脱？喜剧教会人们不但从精神上，而且从实际上通过有机的、能动的方法去化解，而不是以消极的、破坏的方式去解决。喜剧套路“燃烧”观众有法可循编辑：你在喜剧的实践里发现了喜剧有法可循，而方法古今中外又是共通的。陈佩斯：当然有方法，但要看我们有没有好好梳理。任何一个作品，只要有效果，都有它自身的结构，也都是有方法的。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中唐僧磨磨唧唧絮絮叨叨，这都是作者有意识强加的。孙悟空的身份是徒弟，用徒弟来颠覆师父，影射当今社会的师生关系，以及孩子们对某些教育方式的反感。我们一般人没有看出“厘头”，其实他大有“厘头”，而且非常智慧。周星驰了不起就在于他完全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一套新的形式感，使他从港式喜剧中脱颖而出。所以喜剧要有方法，比如戏弄权威、不知情、错位甚至常见的误会法，都是喜剧的套路。编辑：能否以大家熟悉的你的早期小品为例谈谈你对喜剧套路的理解？陈佩斯：以《吃面条》为例。这个小伙子没拍过电影，想出名，也认为拍电影很容易，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事，结果吃面条把他吃坏了。这里头就用了喜剧最小的手段：不知情。《警察与小偷》就出现另外一种窘境了：两个人都不知情，都在犯傻，观众优越感就加倍了，生成更奇妙的东西，叫错位。小偷穿着一身警察的衣服，却说着小偷的行话，就产生了错位，造成了窘境。台上角色的窘境引起观众的优越感，他们之间产生了势差，形成了一种势能，这种喜剧舞台欢乐的“场”就形成了。到《主角与配角》，这个错位就更大了。它用服装来错位，衣服一互换，身份也就互换了，这个过不去，那个也过不来。俩人都在奋力地挣扎，结果都进不到对方的角色里去，两个人都失败了，所以势差就更大了，戏也就更好看了。编辑：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艺术与物质生产不同，是“妙手偶得”，说“套路”就俗了。陈佩斯：其实不是，经验完全可以变成科学的认识，艺术的规律也是可以认知的。就像声乐里的中央C，选择这个频率作为中央C是有生理道理的：这个振荡频率会促成人体细胞的舒适感。它是有能量的，喜剧不也是这样？人物关系形成之后，就产生了势能，这种现象是可被认知的，能用物理的方法测出来，这就是回馈的笑声。喜剧结构的快慢直接影响观众的笑声，这就是物理的规律。把一个悲情的人变成一个快乐的人，相当于平白无故把温度从零一下子升到100度，这是需要能量的。能量的产生需要有燃烧，需要有化学、物理的变化。喜剧也是，用很多方法，使它燃烧，让观众的心理温度从零升到100度。喜剧人需要积淀、培养、训练自己的方法，我们的观众也需要被驯化。编辑：你认为喜剧要有科学的方法，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陈佩斯：对。必须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然后才能谈得上方法。你要一开始就否认喜剧的物质属性，就不着边了，不着边的东西就没有方法可谈，只要你承认它的物质属性，咱们就能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它。没有科学的方法，只能凭着大概，永远只能盲人摸象，永远在揣测这个东西而不能掌握它。那怎么能让它模块化？怎么能谈得上大生产？思想方法落后了，就不能客观地对待事物，怎么可能把它做好？这些年，我就是在力图先去认清它本来的样子，进了门槛以后再去发展，求变。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喜剧教育从厘清观念、搭建故事入手编辑：多次听到你赞赏福建泉州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你的理由是什么？陈佩斯：800多年了，这中间多少古老的剧种都没了，梨园戏顽强活到今天，而且一直在变化。《董生与李氏》完整的科范都是按照传统做的，但整个叙事干干净净的，按照现代戏剧的形式做。在变革当中又有顽强的坚守，坚守造成它不同，而变化使它生存。科范的表现，音乐的流动性，每一秒钟都能感觉到它的坚守，反过来你又能感觉到现代的气息。它在探讨人之大伦的价值，是人性重要，还是“守节”重要？它从一个古典的、几百年前的艺术形式，一下子站在一个最现代的前端。同时它给予我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因为它贯穿了从“前戏剧”到“戏剧”层累的几千年脉络，一直到现代人的理念和西方戏剧的影响。编辑：戏曲以外，当代戏剧似乎并没有在这个传统基础上演进。陈佩斯：中国艺术界有一些专业人士对中国喜剧妄自菲薄，认为中国没有喜剧传统，甚至说中国古代没有喜剧艺术，他们太不重视自己的学习了。我也是通过这些年学习以后，才知道我们确实有可借鉴的东西，甚至我们有时候摸索了几十年的东西，最后一看，古人就是这么演的。有时候觉得自己特了不得，好像开一代先河，等真见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只不过承袭了古人，或者暗合而已。编辑：因此喜剧教育应该发挥作用，传播科学的喜剧观和有效的方法。陈佩斯：我们对喜剧连科学的认识都没有，只是知道这个东西挺好玩，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舞台排练的时候，往往是观念上的问题把你绊住了，让你进行不下去。过去我们的戏剧往往是从评话、章回小说而来，是有程式讲究的。但是现在，怎么铺脉络、怎么结这个扣，怎么搭故事的桥段，全都不要了，上来就想，我怎么能几句话就让他乐。怎么办呢？用很多新潮的语言、新鲜的事物，三说两说，或者就是靠肢体的跌打损伤直接刺激。从发现结构，一直到熟练地去创建结构，这是我们喜剧的传统。但现在学校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教育，没有教他们去创建结构，因此大家自然而然就走向了解构——破除故事的结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正规院校不培养喜剧人才，在艺术教育里，没有喜剧这门课。其实喜剧人才是可造就、可培养的，是有方法可循的，而且中国有丰厚的喜剧传统积淀，但这些都被我们忽略了，这是我们艺术教育体系的缺陷。现在我们有条件，也应该重视喜剧教育了。

  2012-03-19 10:30:28 作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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