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倪延风：童话创作生存艰难 我们缺少童话

   小红帽、大灰狼、公主和王子(点击观看王子影视作品《精舞门2》)……一说到童话，想起的总是这些经典的形象，而说到著名的童话作品，更多想到的也是西方的那些名著。对于中国人来说，从传统时代开始，纯粹依靠想象力创作的童话就很少，在今天，童话的阅读和创作也依然和西方差距遥远。我们究竟缺少什么？在我们的儿童世界里，为什么更多的是成人般的严肃，缺少一些天真的情怀？倪延风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编辑我们的故事缺乏想象北京晨报(微博)：说到童话，印象中大多都是西方经典，为什么很少有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倪延风：在儿童读物中，今天的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安徒生、格林等。在本土的读物中，更多的是原本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故事，或者根据传说改编的故事，比如孔融让梨、女娲补天。此外更多的是带有教化性质的读物，使得儿童的启蒙过程中，道德教化色彩比较浓厚。而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童话，更多是依靠人们的想象创作的。北京晨报：是什么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倪延风：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环境的不同，导致表达方式的不同。中国文化延续的时间久，跨越的时空大，使得我们有大量的素材可以使用，也有无数的经验智慧需要传承，而欧洲文化时间较短，更多的是需要创造。两种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人更注重道德规范的培养，而欧洲人在创意上非常发达，比我们要强。童话影响孩子一生北京晨报：童话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倪延风：可能今天不少家长觉得童话不重要。其实这不对，童话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它不但培养一个孩子的情商、想象力、创造力，甚至也带有知识性、语言逻辑、文学修养等方面的塑造。此外更重要的是，它对一个人性格、心灵的影响，并不仅仅在儿童时代，而是一生的，它可以让人的心灵更加纯洁和善良。童话本身的美也同样吸引着每一个人，有的人上了大学，乃至于工作了，仍旧喜欢看安徒生童话，即便是知道故事情节，也还愿意再读。所以说，童话的创造可能最初是为孩子，但是创作出来以后，它的影响力却被拓宽了。北京晨报：小时候没有机会读，长大了再读可以吗？倪延风：读童话最佳的时段自然是儿童时代，虽然说一生都可以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很多观念开始定型，以后再读，就很难再有儿童时代的阅读效果。课业繁重无暇阅读北京晨报：今天的孩子童话读得少，是什么原因？倪延风：主要原因，我想还是许多家长乃至老师观念的问题。小孩子本身课业很重，长辈们更加注重的是名次、成绩、升学等问题，有的甚至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考虑到未来的就业问题，所以孩子身上有太多的负荷。学习之外，还要学习各种技能、参加无数的培训班，要的是孩子未来有更强的竞争力。而读名著，则没有这种直接的效应，所以不愿意让孩子花时间、花心思去读。其实这是一种误区，是对童话的功效和影响力认识不够。北京晨报：这种误区是怎么产生的？倪延风：这可能是整个社会环境造就的，我想没有一个家长本身愿意自己的孩子晚上12点还没写完作业，早上5点又要起床上学。更多的还是环境所迫，虽不想却不得不为。童话创作生存艰难北京晨报：似乎市面上所能见到的童话书籍，多是经典作品，少有新作品？倪延风：确实如此，当前儿童文学的创作并不太好，老的创作者也就那么几个，能有一些有市场效应的，也都是偶然现象，很难形成社会效应。新的创作者和作品又不多，形势也就越发严峻。北京晨报：是什么原因让童话创作疲软呢？倪延风：第一是创作者生存艰难，写童话不能生存，即便是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也很难推广，导致创作者越来越少，自然出现好作品的概率也就低了。此外，一些家长给孩子选书，也有过度迷恋知名度的问题，名著之外很少会选，不仅是国内，国外的一些新作品销量也很小，这也愈发加剧了新作品出现的难度。童话有入口没出口北京晨报：改善童话处境的困难在哪里呢？倪延风：其实新作者、新作品也并非没有好的，我们也一直在挖掘好的作品，但是效果不佳。比如有些作品本身很不错，我们报奖，也获奖了，但是接下来往往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很难在市场上产生影响力，现在的局面是有入口，没有出口，即便有好的，也往往只能深埋。如果环境不能改善，最终可能连入口都越来越小。北京晨报：不能获利则无法激励创作者？倪延风：相对来说，国外有些国家的童话创作比我们好很多，原因正在这里，他们有比较完善的版税制度，盗版也少。我们的版税制度不完善，创作者的利益得到不很好的实现和保证，即便是有一些能够得到市场认可的，但无法形成群体效应。困境不局限于童话北京晨报：有没有什么改变的办法？倪延风：童话创作的困境，是整个社会的综合原因所造成的，要改变，就需要社会形成一种共识，改变对原创的态度。所以，童话原创真正深层次的问题不仅限于童话，而是整个文化创作共同的问题，没有文化环境基础性的改善，童话创作自身也很难有改观。北京晨报：也就是目前还没有改变的契机？倪延风：如果说有的话，第一，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是见效最快的，当今社会正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期望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切实的引导和支持，让创作可以成为创作者生存的手段。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观念的改变，让人们能够意识到童话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就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要锻炼身体，但总有许多东西被放在它的前面，先考上学再锻炼，先找到工作再锻炼，先赚钱再锻炼……童话也一样，在这个效率先行的时代，不改变观念，很难被真正重视。晨报记者 周怀宗

  2012-03-19 10:26:22 作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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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妮: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还在

   诗人王小妮一位诗人，在大学课堂给年轻人讲诗，总会被人轻易认定为美好诗意之事。但从她的新书《上课记》可以窥见，现实比浪漫的想象复杂得多。自2005年始，诗人王小妮成为海南大学教授。站在讲台上，她面对的是可寄以希望的年轻人，也是苦读多年走过高考的沧桑学子。他们单纯热烈，是未来时代的主人翁，有纷繁的梦想与追求，也承载了此一时代的沉重。作为一位母亲，王小妮曾经对教育现状有极深的忧虑与焦急，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损害、被无谓地消耗，担心他遭遇不必要的丧失、倦怠、困苦，担心他在齿轮螺丝钉构成的教育工厂中，被虚伪、阿谀、逢迎等熏污，担心他来不及好好长大。……孩子终于还是长大了，教育并没有损伤他的正直、善良、独立自主。王小妮对未来的信任与希望正落于此：人性中蕴藏着独立意志和善。于是，尽管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还在。【人物简介】王小妮 1955年生，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诗人节”。2001年夏受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联合颁发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其“上课记”系列散文曾获首届朱自清散文奖，今年结集出版。【手记】坚持不成为现实的同谋在母亲的位置上，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王小妮看到太多与教育有关的乖谬与晦暗，她并不是一位坚定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因缘际会走上大学讲台，她不准备与那些乖谬晦暗作战，亦不欲针砭其弊，而是“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好老师。多年来，王小妮宽和地倾听学生，努力去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却发现自己用心植入课堂的价值原则与底线，在学生的真实生活中常被无意识地遗忘了。似乎有一种力量，胁迫着她的学生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关心分数紧张考试、被学生会的权势诱惑、急功近利、屈服于物质、抱怨生活。很多次她离开教室和学生结束闲谈分手，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扑向她，“这是真实的深及精神的悲哀”。而她仍努力着去发现年轻人身上最小的纯净，并将其说出来。现实的沮丧，是每个人参与的结果，希望，也在每个人身上。教育的效果在未来，如果能改变或触动年轻人的内心，未来的一部分亦将发生改变。王小妮没有与那些痛声疾呼教育之恶的人站在一起。她理解制度环境败坏毒害个人的能力，也为孩子们身上丧失的独立与自由伤心，终究还是相信善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根基，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在我们的采访最后，王小妮说：“我也快退却了。”她敏感善良，带着对生活对人最大的善意，努力让自己的课堂变得丰饶，期待能启发学生身上潜行向前的力量，但还是有掩不住的黯然神伤。■ 对话价值观底线，源于生命本性新京报：你自己提到“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那么，当你以老师的身份，站在一群年轻人面前，打开自我世界的界限，你有过倦怠吗？王小妮：有失望但几乎没倦怠。更多是感谢，能忽然离这些年轻人这么近，从各自不同的人身上感到生命不屈从的力量。也许一直有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自己并没发觉，突然它们获得了另一条奔涌的渠道。新京报：“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与学生“交谈”的意义，为何在你那里会那么隆重，以至于到“自我拯救”？王小妮：这个和上个问题相关联，有衔接。默默地独自的悲观的内心能有一部分获得表述的机会，甚至可能获得理解或者认同，你在心里想来想去的某些东西能部分地向别人转述，而且，是可以寄以期待的年轻人。写诗是一种自救，当和后来人交流时从中感受到了宽延的救赎的可能，如果是真的，多好的一件事。每代人都需要生命的底线新京报：1955年出生的你，在精神成长最为郁勃的年华里，遭遇的是一个错乱动荡的年代。你自己是怎样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的？在现实课堂与生活中，你会与学生分享对这底线的理解吗？王小妮：我是对“文革”有准确记忆的见证者，写过一组小说“1966年”。在我的经历中，价值观的底线从来不源于学校教育，后来的学生们相信也如此。我更坚信它源于生命的本性。本性爱自由，本性爱同类，本性厌恶欺压告密等等。好的老师好的课，一定带有它独有的个性气息，这其中不可能避得开价值底线。当然，这种底线的不断碰触，是自然的无处不在的，这可不是“思想品德课”。新京报：在《上课记》里发现你对年轻一代对学生，有着难以掩饰的失望，你是怎样对待并处理这样的失望情绪？王小妮：情绪总是在变，失望和希望，失落和耸动，就这么纠结交错着。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有过一次深深的失望，直接在课堂上讲出来，接下来没课的一天半时间，几乎不能脱离那情绪。直到再有课，是另外一个班，进教室的时候走得很慢，看着已经到了的学生们，我发现我内心里真是很喜欢他们，虽然不是同一拨人，忽然，一瞬间就释怀了，这个书里没有，“2012年上课记”刚刚开始写，还没写到这段。新京报：孩子们不能真实地省察自己，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对此的忧虑，在《上课记》里能找到很多。你为何看重对自我的思考与表达？王小妮：自我是最真实真切和可知可控的，如果把自我都给丢了，人还有什么？过去，或者现在很多场合，总在强调集体，我从来就怀疑这个，没有好的真实的个体，集体不存在。我也快退却了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很多学生来自农村。这意味着他们一旦毕业，举步维艰，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很残酷地伤害他们。作为他们的老师，你会为此感到焦虑吗？王小妮：焦虑说重了，忧虑更准确吧。时常冒出担心，而这担心从一个个个体，渐渐汇聚成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这时候倒是真忧虑。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想介绍一个同学到深圳的报社实习，举手之劳吧，可报社的朋友很为难，连实习一个月都是件难办的事了。我能做的也许只剩了告诉他们春运回家“钱要贴着肉”。新京报：你曾说，诗歌可以成为容人安居的寓所，教育可能让你安居其中产生梦想吗？王小妮：没大目标，更没梦想，想想下两节课怎么上得比今天好点，更生动更有新意，像寻找一首诗的走向一样，短暂地享受其中。出了一间教室和一张课表，其他都是你无力去做，完全没有幻想空间的。你看到的只是能够写出来的一本《上课记》，它怎么能和独自躲在诗里相比，它只能令人焦灼其中。我也快退却了。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2-03-19 10:21:18 作者: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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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电子平台"多管齐下" 图书走出去念好本土经

        注册常青图书公司，销售中国图书；收购中国书刊社，踏进美国本土发行渠道；成立长河出版社，在美国策划中国图书；建立华媒国际集团公司，将业务范围拓宽至电子平台和培训机构——自1984年以来，中国外文局在北美市场上，不断为中国图书开疆辟土。“最有效的策略是收购海外出版社”、“本土策划、本土发行”、“一定要用当地人做当地事”、“互联网提供了最好的平台”……2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图书使者们，身处时代变迁、观察国际形势、感悟探索苦乐、积累“出海”经验。同样介绍中国茶文化，中国人写的书和美国人写的书，在国际市场上的命运天壤之别；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少儿类图书，海外销售前景看好；颜色、字体、用纸等细微之处居然也能泄露图书的中国国籍；亚马逊等零售商正尝试自己出版图书，给传统出版社带来挑战；购买几本中国书的版权，加工合并后在美国出版，成为“走出去”新模式；铺天盖地的电子书为中国图书“出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近日，华媒国际集团(美国)公司总裁王欣，再度启程赴美。在回国的日子里，他最爱分享这些从“前线”带回来的最新动向；与此同时，外文出版社顾问，曾任常青图书(美国)有限公司总裁的徐明强，也正在为国内某家出版社的“漂洋过海”出谋划策。一位是正活跃在北美根据地的图书使者，一位是曾在海外开疆辟土的先锋队员，王欣和徐明强，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有着各自的观察、感悟和建议。赶上了“走出去”的好时光出版社、电子平台、培训学校等渠道“多管齐下”“必须实现图书的本土化”，在王欣和徐明强各自的排行榜上，这均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头条秘诀。首先是渠道的本土化。以北美市场为例，从1984年至今，王欣和徐明强共同的东家——中国外文局完成了图书传播渠道本土化的“三级跳”。第一跳，建立海外根据地。1984年，中国外文局在美国独资成立常青图书(美国)有限公司，销售中国图书。然而，直至2000年，徐明强担任常青图书公司总裁时，“常青”仍因中国公司的身份，打不开北美发行渠道。第二跳，收购国外出版社。2002年，常青图书公司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合作，收购了历史悠久、知名度高的美国本土出版发行机构中国书刊社，随后共同出资成立美国长河出版社。这次蜕变很完美，意味着中国图书的一只脚踏进了美国本土的发行渠道。徐明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认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最好的策略是收购海外出版社”；多年后，王欣将此一役定性为“加上常青图书公司的进出口及批发业务，我们基本实现了本土化图书出版发行的完整业务链条”。第三跳，拓宽业务范围。2010年底，华媒国际集团(美国)公司成立，王欣任总裁。除了整合原有的出版、发行、书刊进口贸易和批发，华媒国际策划了电子出版物和电子商务平台，注册了常青国际文化学院，为国内书业“走出去”提供培训和交流。电子书和培训机构，为中国图书“出海”建造了两艘新船。“北美中国图书的桥头堡”，如今，王欣常爱如此介绍华媒国际的使命，“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程度是历史上其他时期难以比拟的，我们赶上了‘走出去’的好时光。”本土策划一定要依靠本土力量介绍中国茶文化，中国人写的书卖800册，美国人写的书卖6000册10年前，中国外文局收购中国书刊社，沿用原有名称，保留本土团队，连“接电话的都必须是美国人”——这是徐明强的故事，“搞文化事业，一定要用当地人做当地事。”10年后，在华媒国际的团队里，负责图书策划、编辑和设计的，100%是“老美”，招揽不少国外“中国通”成为“编外”编辑甚至新书作者，未来还将聘请当地人做总经理——这是王欣的故事，“不能把人直接从北京搬到美国，必须本土策划，紧紧依靠本土的力量。”根据徐明强的调查，在中国题材的英文图书中，美国人写、美国出版的书，卖得最好；其次是中国人写、美国出版的书；卖得最差的，是由中国人写、中国出版的书。王欣提供的案例更令人吃惊：介绍中国的茶文化，中国人写的英文书惨遭销售滑铁卢，只卖了800册，美国人写的英文书却再版了两次，至今卖出6000册。在美国书业“泡”了一年多后，王欣发现，本土化的团队果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本土化的人脉网帮助他广交朋友，得以参加各种研讨会和书展，加强与美国本土学术机构、大学和出版社的合作；通过这些当地朋友，王欣结识了几位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他们成为由华媒策划的“中国先哲”系列图书的编辑；中文书“变身”英文版，从章节、段落再到标题，经过美国员工的妙手，往往更能吸引当地人的眼球；甚至，在诸如字体这种细微方面，美国编辑的花样也更多，哪种表达用哪个字体，很有讲究，不像国内编辑，对于英文字体，只会用有限的几种。互联网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中文教材和少儿图书有“钱途”，外国人想认识当代中国和年轻中国在传统书业市场上浸淫多年的徐明强，如今被问及图书的“出海”渠道，却脱口而出：“互联网提供了最好的平台。”电子书阅读器2011年的出货量比2010年增长了108个百分点；美国学生现在上课只带两样东西：笔记本电脑和IPAD——电子阅读风暴全球来袭，徐明强发现，无国界的网络使“书号、印刷、仓储、发行、出版等传统瓶颈都消失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哪怕书挂在网上供读者免费阅读，出版社也更省成本，因为传统的印制和发行环节占了纸质图书成本的六至七成。在这个“最好的平台”上，全球最大网络图书零售商美国亚马逊公司开设中文图书销售频道“中国书店”；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悠悠秦淮》、《昆山轨迹》、《看中国》等中国书，登陆IPAD客户端，“邂逅”了远在美国、英国、希腊等五湖四海的朋友；华媒国际已与国内出版机构达成了销售几万种中国电子书刊的协议……渠道的坚冰日渐融化，内容能否更合老外的胃口，便显得至关重要。据王欣观察，两类中国题材的图书很有“钱途”。在海外市场销售最好的是中文教材和相关读物，因为“国外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美国家庭学汉语都从娃娃抓起”。其次是少儿类图书，特别是中英文对照的少儿类图书，“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家长们对教育都舍得花钱，通俗简单的中国故事，很受欢迎，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司马光砸缸、阿凡提等。”受众则主要是华人家庭，华人和美国人结合的家庭，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以及曾到过中国的美国家庭。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培育出有影响力的卡通形象，熊猫在国外有很好的基础，但目前开发得还不完善”，王欣说。年初，参加在奥地利举办的一场文化论坛，徐明强则被不少外国人追着问，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年轻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未来有何打算。“和传统中国相比，外国人越来越想了解当代中国和年轻中国。”(陈星星)

  2012-03-16 00:00:0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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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江河：诗歌是持续一生的事

  欧阳江河说：“我今生所来的地方。远得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欧阳江河认为诗是思想和词的手工劳作。●欧阳江河1956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原名江河，著名朦胧派诗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其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事物的眼泪》、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现居北京。“今生的理想是做一个好的诗人。有来生的话，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好的诗人、作家。”近期，在与诗人吕露的对话中，欧阳江河，这位著名的朦胧派诗人如此袒露自己的心迹。■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吕露：你的作息时间？具体告诉我。欧阳江河：比较有规律，但也偶有例外。晚上基本是在一点至两点入睡，早起时间大致在八点至九点之间。上午早餐后，写作或阅读，上网处理邮件，午饭大致在一点左右。下午很少写作，通常是与朋友一起喝茶聊天，处理具体事务通常也会在下午。有时写写书法，有时接着阅读上午读的书。晚饭基本是与朋友们一起吃，我的朋友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朋友，所以我的晚餐时间有些长，通常要两个小时。晚上多半是听音乐。晚十一点后停止听，接下来我会看一个或两个电影。吕露：看起来很小资。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生活。欧阳江河：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吕露：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家都把写作当成一种社交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喜爱写，你觉得呢？欧阳江河：他们有权利从社交的角度定义自己的写作。我的写作角度可能与此相反，我讨厌用写作来社交，我也有我的理由：诗歌是复杂思想的产物，而不是交流的产物。吕露：特别痛苦的时候会怎么度过？欧阳江河：陷入沉默。尽可能不见人。平常我是一个好客的，喜欢说话的人。吕露：你最爱什么样的女人？欧阳江河：我其实不会预先知道爱什么样的女人，爱上了才知道。吕露：你去过一些国家，最难忘的两个国家是？为什么？欧阳江河：我把这个问题缩小一下，改成最难忘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威尼斯，一座特别适合散步的城市，“星期三你就离开的地方，星期四还呆在那里”。另一个是纽约，一个我每年都去的地方，很大，很有活力，这个城市的混杂性让我呆在其中很自在，外来人可以活得像本地人，只要找到窍门，可以花钱不多就活出滋味和个性。况且纽约的文化生活之丰富居全球之首。[NextPage]■从无写作意义上的嫉妒心吕露：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男人？欧阳江河：一个还算与人为善的人。一个根深蒂固的精英分子。有时候性子急，但通常心境比较平静。吕露：什么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是不是知识分子？欧阳江河：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吕露：最近在听什么音乐？欧阳江河：总是听古典音乐。主要听俄国钢琴家李赫特的早期录音，听他弹奏的巴赫、舒伯特、贝多芬。还有德国老一代管风琴大师舒尔策五十年代演奏的作品，全部是巴赫，非常珍贵，是那种旧时代的，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的演奏风格。吕露：那你比较欣赏的歌手？欧阳江河：范竟马，一个意大利美声唱法的男高音。吕露：真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欧阳江河：真诚太重要了，几乎意味着生命本身。否则，活得像个假人是很可悲的。吕露：你有嫉妒心吗？比如写得比你好的？有句老话说文人总是相轻。欧阳江河：我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写作意义上的嫉妒心。文人相轻，更多指的是彼此看不起。同时代的同行中，有少数我所敬佩的人，看不起的有一大堆，但抱歉我一个也不嫉妒。吕露：你相信爱情吗？欧阳江河：相信吧。吕露：你最欣赏的作家？欧阳江河：庄子、卡夫卡、叶芝、庞德、契诃夫。吕露：酒量怎样？欧阳江河：一般。吕露：独处时都做什么？欧阳江河：听音乐、看书、写作、写书法、看碟。在你这一代新青年看来，这是不是很无趣？[NextPage]■“我肯定不是名人”吕露：你眼中的中国？欧阳江河：我越来越神往古代中国。至于当代中国，我认为非常有吸引力，混乱，有活力，不过一切都太快，太急迫。整个国家已经没什么精神上的想象力，但不需要想象力好像也能活得不错。吕露：你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吗？你是名人吗？欧阳江河：我在精神气质上，在为人处事上，在价值观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加了限定语的。名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和大众社会建立的关系而言，我肯定不是名人。吕露：你是在排斥“名人”这个称呼吧？欧阳江河：一点也不。所谓名人，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定产物，就像大款和媒体人，体育和娱乐明星，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就像世袭贵族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吕露：你最感谢谁？欧阳江河：最感谢的人还是父母。这是真的，不是象征性的。吕露：你的理想？欧阳江河：今生的理想是做一个好的诗人。有来生的话，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好的诗人、作家。也许做个最好的钢琴家或者指挥家。欧阳江河：凡事追求完美，有时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现在人老了，好了很多。吕露：你有虚荣吗？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在乎钱吗？你最在乎什么？欧阳江河：有虚荣，但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连这个不在乎我也尽可能加以掩饰，好像还是多少有些在乎的样子。钱的事情，我一生钱不多，但从未缺钱过，总是刚好够用，我一生未被金钱的事情困扰过，这是我生存的一个基本诀窍：千万不要为金钱所扰。所以我不大在乎钱的事情，而且绝对不在钱上面欠人。我最在乎的，还是做人的正派和体面，不与一个庸俗和猥琐的人打交道。吕露：你觉得诗歌是什么？欧阳江河：对我来说，诗歌是持续一生的事。是思想和词的手工劳作。吕露：最近有什么计划？欧阳江河：最近要写诗，我指的是深思熟虑的重要作品，而非可写可不写的即兴之作。还要办一个自己的书法展览，听几场自己想听的音乐会。吕露：你觉得最远的地方是哪儿？欧阳江河：我今生所来的地方。远得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NextPage]欧阳江河诗选一夜肖邦只听一支曲子。只为这支曲子保留耳朵。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谁在这样的钢琴之夜徘徊？可以把已经弹过的曲子重新弹过一遍，好像从来没有弹过。可以一遍一遍将它弹上一夜，然后终生不再去弹。可以死于一夜肖邦，然后慢慢地、用整整一生的时间活过来。可以把肖邦弹得好像弹错了一样，可以只弹旋律中空心的和弦。只弹经过句，像一次远行穿过月亮。只弹弱音，夏天被忘掉的阳光，或阳光中偶然被想起的一小块黑暗。可以把柔板弹奏得像一片开阔地，像一场大雪迟迟不敢落下。可以死去多年但好像刚刚才走开。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可以让一夜肖邦融化在撒旦的阳光下。琴声如诉，耳朵里空无一人。根本不要去听，肖邦是听不见的，如果有人在听他就转身离去。这已经不是肖邦的时代，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时代。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在弹。轻点，再轻点，不要让手指触到空气和泪水。真正震撼我们灵魂的狂风暴雨，可以是最弱的，最温柔的。

  2012-03-14 20:40:45 作者: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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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设立文学基金 让年轻人坚守创作

  “文学期刊是作家创作和生存的土壤，如果没有经费来支持文学期刊，文学创作者就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如图，刘远摄)在京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次参加全国两会，她提交的提案是关于设立文学基金的，“我希望能在基金的鼓励下，有越来越多的有文学理想的人参与文化创作，共同推动文化强国的建设。”范小青介绍，目前国内不少文学期刊生存困难，一大批赖以生存的文学创作者拿着微薄的稿费，艰难生存，而如果文学期刊消亡，这些文学创作者将失去“自留地”。这批文学创作者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之一，他们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创作出很多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一旦这个人群越来越少，我们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将锐减。据介绍，江苏省作协有个专门扶持省内青年作家出版的“壹丛书”计划，已实行两年，影响非常好，但是仍然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扶持文学期刊就是扶持这批文学创作者。”范小青说，扶持的经费可以通过设立文学基金来解决。政府可采取各种政策，呼吁和鼓励经济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文学基金的建立，以保证那些真正有潜力的对文学有探索与贡献的作家们的生存和创作的延续，以保证文学期刊不流失和不消亡。“文化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对社会发展也是十分有意义。”范小青建议，在设立文学基金后，可以采取透明化管理，让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也推进文化发展。

  2012-03-14 20:33:54 作者:毛庆 江瑜 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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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独特而亮丽的文学景观

  纵观新世纪湖北文坛，不难发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这便是湖北青年女作家群体的强势崛起。纵观新世纪湖北文坛，不难发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这便是湖北青年女作家群体的强势崛起。姚鄂梅、阿毛、华姿、王芸、李榕、王君、苏瓷瓷、童喜喜、郭海燕、望见蓉、汪静玉、千里烟、邹君君……这一个个才情充溢、各具异彩的60后、70后与80后青年女作家，已经组成了湖北文学队伍的新方阵，昭示了湖北文学的后继有人。她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不仅大量在《人民文学》、《收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内顶级期刊、出版社刊发出版，而且连续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转载，或入选中国文学排行榜，产生了全国性的反响，为湖北新世纪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在新世纪短短十多年间，湖北青年女作家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实绩，除了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应该归结于她们创作思想的日渐成熟与她们对文学本质的准确领悟。在她们那里，文学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习气，变成了植根生活厚土的坚实之果。她们果断地让文学的笔触跳出一般儿女情长或闺阁私情的樊篱，走向了大千世界与五彩生活，因此获得了广阔的天地。她们的作品浸透着如水的柔情，但却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性别叙事尤其是身体叙事。她们写女性，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命运，但意义常常超出了女性生活的范畴。多姿多彩时代生活的投射形成了新世纪湖北青年女作家文学作品繁富、厚重与坚实的主题。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她们作品中对人生理想或精神价值的不懈追求。在日益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功利主义畅行其道，理想主义似乎无处存身。然而，姚鄂梅的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却在重温八十年代中执意让精神贵族重登新世纪的生活舞台。作品中的康赛、小西离开内地、避居西部边陲、把写诗当成神圣追求的举动，与其说是在做文学梦，不如说是追求精神的纯净与生活的信念，是在像《瓦尔登湖》作者梭罗那样选择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方式。尽管这样的追求显示了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致无法善始善终，但却通过对世俗利益与精神自由的烛照彰显了理想主义的高贵。文本的背后是一场人生意义的思辨，也是对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的隐形反拨。她的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有着类似的书写，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宋小词的长篇小说《所有梦想都开花》作为“青春体”小说，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正是理想，而青年人的理想，就像植物一样等待开花结果。与张扬理想相对应的是一批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批作品以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显示出湖北青年女作家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以及思考生活的深刻性。它们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与时代剧变中的挣扎，却更注重凸显他们抗争命运、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强品质，给读者一种感奋的力量。王芸的短篇小说《日近黄昏》之所以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是她通过一个抗癌警察的平凡故事，诠释了一种面对生活挫折与灾难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她的中篇小说《黑色的蚯蚓》和《虞兮虞兮》书写下岗女工的生活，写她们在职业、婚姻、家庭与情感上遭遇到的各种矛盾、挫折乃至不幸，写她们内心的挣扎与情感的痛苦，着力表现的却是女工们搏击生活风浪的努力，对生活永不放弃的态度，对家庭、对社会与对自己责任的承担。无论樊松子还是余熙，都是如此。“就像断成两截的蚯蚓，痛过之后，再活出两倍的生命。”这样的话，正是樊松子们超越人生苦难、抗争命运与重获新生的真实写照。王君的系列中篇小说《香精》、《我不是强奸犯》、《关闭》在对她熟悉的商海生活等书写中，融入了她对经济生活与底层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人性复归的呼唤。同样写现实，另一些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却以浓厚的“介入”意识显示出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她们运用文学的“镜头”，勇敢地对体制的僵化、人格的分裂与习俗的丑陋等不合理现象进行“曝光”，实为勇气可嘉。苏瓷瓷的短篇小说《李丽妮，快跑》表面上是一个精神病院护士善于跑步的故事，实际却是对精神病院管理制度松散、医护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医疗事故频发现象的大胆质疑，拷问了当下的医疗体制，也拷问了正常人的理性与医护人员的良知。童喜喜的儿童小说《嘭嘭嘭》有意通过儿童的眼光，去无情地撕开成人的“面具”，让虚伪的成人世界在童真的儿童世界面前无处遁逃。如果按照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对历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现实书写。望见蓉的长篇小说《首义铁血路》在纪实与虚构之中还原辛亥革命历史风云，这种大历史的书写正是以服务改革时代的政治生活为现实出发点的。王芸的散文集《穿越历史的楚风》，通过与历史文化名人的对话显示了对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智性反思。对湖北青年女作家来说，对女性情感生活的书写体现出她们的爱好与优势，也是吸引与打动读者的一大法宝。这方面作品，她们创作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童喜喜的长篇小说《爱乱了》、望见蓉的长篇小说《爱情斑马线》、千里烟的长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情人》、汪静玉的小说集《邂逅天堂的后窗》等，均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没有停留在表层的情感书写，而是深入到对人生幸福与意义的哲理思考，着意于对生活现象的文化追踪。李榕的中篇小说《深白》写女医生高飞与沈心的情感经历，涉及了现代都市女性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交友等多方面生活场景，歌颂了都市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阿毛的长篇小说《谁带我回家》指出女人在取得事业成功之后，还需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对女性解放命题的否定之否定。宋小词的中篇小说《天使的颜色》讲述了一个女儿帮助父亲抗癌的故事，或一个女儿行孝的故事，作品张扬的不仅仅是亲情与孝道，尤其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精神立场的坚守。

  2012-03-14 20:23:44 作者:吴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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