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曾祥铣：文学追寻之路风雨兼程

    【人物简介】曾祥铣，生于1937年，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盟盟员，民盟遵义市委原主委；原遵义教育学院副院长；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贵州省写作学会顾问，中国写作学会、贵州省写作学会、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遵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现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遵义市志》特聘顾问，《遵义百科全书》编辑部常务副主任，遵义师范学院客座教授。【核心提示】翻开《黔北星火》、《人文遵义》、《黔北20世纪文学史》，有一作者的名字会映入眼帘，那就是遵义文学界的曾祥铣。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却又对本土地域文化研究有着深刻的见解，走过75载风雨历程，曾老从幼年时期对本地文化的“疑惑”开始，点燃了他下半辈子“就搞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情。他说，黔北文化很厚重，探寻历史的来龙去脉是漫长而艰苦的文化之旅，但是带给他的却是回味不尽的享受。不论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曾祥铣都在为遵义的历史文化教育鼓与呼，他身体力行，著书立说，为振兴黔北奉献着一颗赤子之心。“读十年师范，教四十年书，蜗居贵州遵义，关注黔北文化。”这四句话概括了曾老简单而又丰富的人生经历。眷念本土文化读懂一个人，从读他的作品开始。在此之前，对曾祥铣的了解来自于他的著作《人文遵义》。这本书从三百年前遵义定位为黔之北，描写到石器时代拉开辉煌序幕，再到先秦时期仡佬先民“开荒辟草”；从秦至唐中纳入统一郡县，到唐末宋元土官世袭统治，再到后来的明代平播与改土归流、南明清初、清中后期清末民初、民国中期、民国后期的历史阐述，让笔者有了如同翻开了遵义的历史画卷。对曾老的事早前也略知一二。无论炎炎夏日或是寒冬腊月，总会见着他穿行于遵义的大街小巷，出没于教室会场。只要站在讲台上，他就声音洪亮，激情飞扬，分析问题有板有眼，鞭辟入里，幽默、风趣、诙谐，调动着听众的情绪。见到曾祥铣老先生本人时，他正在为四月份即将出版的《遵义百科全书》进行最后的修正和完善。从这位留着平头，头发花白，平易近人，心态淡定的老人身上，笔者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对遵义本土文化深深的眷念。少年时的曾祥铣，就读于遵义师范(校址为现在的十一中)，数理化成绩优异的他却偏爱文科，喜欢唱歌，还会作曲，对遵义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年遵师校舍左侧荷花池畔有一“郑莫祠”，是1930年为纪念郑珍、莫友芝两位著名学者而修建的。郑莫祠与曾祥铣学习的教室仅一墙之隔。早读或休息时，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荷花池。“究竟郑莫祠有何典故？在我儿时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心结。”曾老谈到，那时的他常常会伫立于祠内供奉的郑、莫塑像前，思考名士赵乃康在檐柱上题写的对联“阐汉宋两朝学术，为西南百代儒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觉得遵义肯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究竟会有多少文化名人，历史故事，他说不上来。他想，如果将来有机会，他要一探究竟。追寻文学征程说起十年师范生涯，曾祥铣充满了感激。初师班，他读了3年，由于毕业时年纪小，19岁那年，在遵义师范就读半年，接着又读了3年的中师。考上大学后的他，仍旧学习的是师范专业。也就是在就读中师的时候，激发了曾老的文学兴致。1955年，第一篇文章《阴天》，发表在《贵州体育通讯》上，随后又陆续在该报上发表多篇消息，还被聘为遵义通讯组副组长。大学时的曾祥铣，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在一起，成立了竹筍文艺组，编辑刊物——《竹筍》，还担任了副组长和副主编。这时，他偏重于对文艺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一位姓李的教授策划在中文系学生中成立一个贵州文学研究组，曾祥铣成了这个组的成员。在仁怀18年的教书生涯中，曾老笑侃“自己是名合格的教师”。他教学工作严谨，对教育情有独钟。关注教育全面发展，为成人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闲暇之余，他的重点转到了研究沙滩文化。他拜读了所有相关书籍，越读，就越是感到黔北文化的厚重。“局外人对遵义了解太少，遵义文化的开放性、丰富性、革命性值得深挖。”曾老说，就是这样的遵义情结，让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坚定下半辈子就做地域文化研究。曾老感叹，真正开始对文化的深入研究，恰好是在遵义市政协工作的时候。自己分管的是文史类，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和文学相关的知识，当时组织领导文史旅游资料编辑出版工作《海龙囤风雨录》、《遵义掌故》、《遵义胜景》、《邓小平在遵义》等一批研究性的作品，就是在此时诞生。2004年下半年，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曾老团结全市历史文化界热心人士，组织开展大型活动数次，足迹遍及遵义的山山水水，致力于遵义长征文化、国酒文化、沙滩文化、播州文化、民族文化研究，发掘、搜集、整理资料，组织会员编辑出版了《遵义文化10讲》、《抗战的遵义》、《红星璀璨——10位老红军口述的长征故事》、《历史的结点》、《遵义沙滩文化论集》、《遵义史话》、《遵义历史星空》等10多种书籍，定期出版会刊——《遵义历史文化》，为会员提供作品发表平台。在文学探寻的路上终于见到阳光，苦苦追寻没有白费，这对于曾祥铣来说，比吃了蜜还要甜。曾老有颗平和的心，他笑谈，我生于牛年，其壮如牛，其犟如牛，其命如牛，惟其笨还不如牛。这里有自谦也有自豪。这是一种执着的个性，也是一种坚持的精神。在教书、从政之余，退休后的他与王刚合著了有关黔北文学的两本专著(《那片诱人的土地》、《黔北20世纪文学史》)，加上自己独立完成的《漫话读书笔记写作》、《黔北薪火》，能说其命如牛吗？他那部50万字的《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从古至“五·四”运动前的遵义文化状况在这部书中一一展现，这个萦绕曾老儿时的“心结”，终于被打开。感恩社会给予不得不提的是，从思想到行为，曾老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由来，曾老说是受到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启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个观点，倡导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构建和谐世界。而“文化自觉”，在他看来则是人要在意念之中将文化摆在重要位置，心有所想，才会有所进取；人要将自己置身于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并为之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将优秀文化传承下去。他说：“文化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如果将一个轮夸大，将另一个轮缩小，那么这车不但跑不起来，也许还会颠覆。”“我热爱遵义的历史文化，我为此感到骄傲。”曾老说，自己意识到了文化的力量，为文化无条件的奉献也将跟随自己一生。“童年时期，家庭的教育让我懂得感恩。读十年师范，没让我花一分钱。一个人的能力是后天赋予，我感谢社会，让我在文学追寻之路上坚定不移，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为社会出点力，是幸福的，是理所当然的。”曾祥铣已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他为人谦虚，让人敬重。有人尊称他为贵州黔北写作界的“三君子”(另两位为作家文博豪，教育专家薛星北)，但他自称：“读10年师范，教40年书，蜗居贵州遵义，关注黔北文化。”

  2012-03-22 18:02:06 作者: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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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开祯：我们只是一些文字的俘虏

    我们只是一些文字俘虏 《凉州往事》被改编成电视剧即将登陆央视，作者许开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根据许开祯长篇小说《凉州往事》改编的电视剧《光荣大地》即将登陆央视引起人们的关注，原因却不是出演电视剧的各大明星，而是许开祯的这次写作，远离了官场文学，从自己的出生之地谈起。“我写《凉州往事》就是对我外祖父及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追忆，是土地上人们的生存与挣扎。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许开祯对自己以及现如今的图书市场进行直言不讳，只为文学不再悲哀。凉州孕育了我的文学梦凉州是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地方，也是许开祯出生的地方。“每个作家，心里都有一片沃土，这片沃土有可能是他故乡，也有可能是他梦中某个地方。我的故乡凉州有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有看似剽悍实则纯朴的民风。这里不但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更有许多神话般的民间传说。这片故土孕育了我的文学梦，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与力量。作家其实都是有故土情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土的眷恋与热爱之情就越深。凉州培育了我，它是我创作不竭的源。 ”许开祯对凉州的感情或不是这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清楚的，在这次的《凉州往事》中，他竭尽所能地细致描述这凉州的一草一木。这次的《凉州往事》中，许开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了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结束，可表现这一时期的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小说都不胜枚举，对于自己笔下的《凉州往事》，许开祯有着另一番理解。“《凉州往事》写的并不是战争，是写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存与挣扎。一群看似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底层百姓，与脚下这片土地相依为命，生生不息。突然有一天，外敌入侵，原有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他们被迫走到了另一个方向。于是在战争的引领下，他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这生活里有血，有泪，也有大爱和大恨。我想在这本书里表达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世外桃源，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孤立的。战争也罢灾难也罢，最终能扎扎实实走出来的，还是草一般坚强和不衰的平民，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魂。 ”跟风的作品与文学无关在写小说的这些年中，也一直有人不断的请许开祯来创作剧本，这对于写作与收入不太成正比的作家一行来说，编剧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收方式，可许开祯却认为“写剧本，作家必须要委屈、必须妥协”。“剧本创作跟小说创作完全不同，小说是纯个人的东西，是个人经验与理想的表达。剧本则是集体思想或智慧的结晶，它要表达的，是集体意识。对作家来说，写小说可能更从容，更舒展，表达得也更真实。而剧本不一样，受制的东西太多，作家必须屈服，必须妥协，必须让步于文学之外的力量。剧本创作会对小说创作构成伤害，会让作家失去很多东西，包括品质，包括文学追求，以及会在审美趣味上逼迫性地发生改变。但我相信，真正好的作家，是能将二者优雅地结合起来的，只可惜，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我会努力。 ”之前写官场文学时，许开祯的很多书籍都成为了人们跟风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写作，在他看来，不能称之为写作，它们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完全不同，作家应该抒写自己的心灵，跟风的作家心灵是枯竭的，没有激情，不存在心灵与生活的碰撞。“商业主义下各种文学行为都会产生，而且相当活跃，但跟文学两个字无关，是金钱对文学的一种掠夺，一种丧失。作家应该看重自己作品在市场中的表现，这种表现其实是作家跟读者的二次对话，是一种共鸣，是心灵的呼应。可完全迎合市场的作家说到底是内心没井，拿别人井里的水养自己，这样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是没有养分的。 ”文学本质上是娱乐近年来，获奖、签售、作秀等等活动，可谓是风生水起，也让人看到了作家也有渐渐“明星化”的趋势，可作家明星化是否合适，许开祯有话要讲。“明星化其实也是市场体制下作家的一种畸形表现。时代的发展让我们常常困惑，茫然，不知怎么应对。传统的观念比如作家应该守住清贫，守住寂寞等被时代大潮冲垮后，一大批作家找不到北，不知道脚往哪迈。这个时候聪明者率先跳出来，抢占山头，树起了明星旗帜，让文学不再成为一种孤单的劳作，不再成为一种寂寞者的美丽，成了大众娱乐与狂欢的工具。作家的好坏以粉丝的多少来评判来鉴定，作品的优劣以印刷量来判定，这是文学步入的另一个歧途。在我看来，文学既不能成为纯私人化的东西，当然也不能成为大众的快餐消费品。”但反过来说，文学是否就应该死守教条，完全的回归纯文学或是严肃文学的范围中去，许开祯也并不赞同，这种拒绝与时代对话的人也终究会被时代淘汰。文学既不应该被抬得过高，神圣化，也不应被大量的注水，掺杂太多世俗的东西。如果说将文学打个比方，大多数人都会说，文学是心灵的慰藉，像是一碗可口的鸡汤，可许开祯的答案却会让所有人吃惊。“文学从本质意义上，就是一种娱乐，但这娱乐是纯精神层面的，跟现行流行的这种娱乐方式不沾边。在娱乐的同时，给人启迪，教人思考，让人变得更加善良，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才是文学的真正功用。”作家在现在也是一个广泛的词语，可许开祯认为，被成为作家的人，应该是有独立的人格、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并顽固地去追问的人。“眼下有独立人格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在丧失着这种人格。所以我说，这个时代，是没有作家的，包括我，也不是一个能配得上这称号的人。充其量，我们只是一些文字的俘虏。 ”

  2012-03-22 17:57:37 作者: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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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写下去 有望产生代表海南的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担任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百万元“特别大奖”终评召集人。关向东 摄中新网万宁3月21日电(记者 关向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21日对记者说：“希望参赛作者坚持写下去，当中有望产生代表海南的优秀作家。”莫言是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百万元“特别大奖”终评召集人。“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由海南省作家协会、海南奥林匹克花园有限公司、海南骏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天涯社区联袂举办。于2008年5月25日向社会发布公告。依据公告规定，参赛作品必须是以海南社会生活和人文历史为题材的汉语长篇小说，特别是反映海南建省成立大特区二十年来闯海人创业经历的优秀汉语长篇小说；参赛作品必须是2006年(含2006年)以来创作和出版的原创作品。赛事从2008年6月开始，分三年进行，每年评出一个“年度优秀作品奖”，奖金为20万元人民币。三年大赛结束时，再从三年入围作品中评出“特别大奖”作品，奖金为100万元人民币。莫言已是第三次担任这个大奖赛的终评评委，其中第二年度因在美国出访，他以书面的方式参与终评。21日，从下午第一次工作会，到晚上的工作晚餐，终评评委们围绕着入围作品 、文学大奖赛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等话题，始终讨论热烈。莫言告诉记者，“最初是应朋友之邀来帮忙，三年来已先后看了十多部入围的海南题材长篇小说。尽管工作量不小，但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海南的历史、人文、风俗，海南人的内心世界，让我这个高密来的山东人，对海南的认知具体了不少。”“文学大奖赛”对文学创作，是有益还是有弊？评委们各抒己见。记者请莫言老师谈谈他的看法，他说：“从这个大赛来看，因为一个赛事，吸引这么多爱好文学的人拿起笔，书写自己的内心，书写海南的历史、风俗，书写社会的巨变对海南人的影响，对海南的文学是件好事。”因为“特别大奖”奖金颇高，大奖赛第三年度参赛作品提交期结束后，网络上网民一直对终评高度关注。莫言认为：“客观地说，三年来参赛的作品质量逐年在提高，引起的社会关注也逐年提高。关注度高是件好事，说明文学创作在海南被人们重视起来了。不少讨论还围绕着小说写作技巧本身，说明海南的作者和网民的文学素养都因之有所提高。大奖赛是一个引子，300多部作品参赛，说明海南积蓄了一定的创作能量。我希望赛事结束之后，参赛作者坚持写下去。从目前看到的作品来看，其中有不少作者很有潜质，潜心下去提高对人性、对社会的洞察力，提高写作技巧，有望成为代表海南的优秀作家。”

  2012-03-22 17:38:27 作者:关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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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岁再闯文坛 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状态

   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马原。马原携新作《牛鬼蛇神》回归60岁再闯文坛 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状态30年前，作家马原曾被誉为先锋文学的“大师”，20年前，他却突然抛出“小说已死”的言论，从此隐退文坛。“一个作家如果选择了沉寂，也就等于选择了痛苦。马原长时间不写小说，他一定在寻找些什么。”与马原相识多年的作家龙东这样评价他长达20年的“归隐”。现在，马原回来了。在日前出版的第二期《收获》上，马原以长篇小说《牛鬼蛇神》高调回归，并迅速引爆了舆论的热点。“我只能说，我的回来，连自己都感觉意外。”马原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作家与作品我把生命状态都融入这本书中南方日报：如果大元是你的写照，是否也暗示了你的人生也受到了某一个人的强烈影响？马原：这本小说探讨的领域特别辽阔，它涉及到人、鬼、兽、起源、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我愿意把自己数十年写作的经历放到理性、逻辑的基点上汇成一锅，把我人生中体会到的神奇和诡异尽量吸纳到这本书中来。至于李德胜并非一个具体的人，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是我多年来对一种未知、神性的一种敬畏，只不过把它具体化了。我想通过大元这个人物来解释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成功地写出了这点。但是在我心里，在李德胜面前大元是无力的、不自信的，他一生都为此汗颜。南方日报：您一直强调写作的形式，这本书也不例外，每一卷都倒着写，故事发展带有特别大的跳跃性，为什么这样安排？马原：我明显感受到，先前所写的书实际上都是在为这本小说做准备，可以说，我把我的生命状态都融入这本书当中了。至于结构，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无论写哪种人类感情，文章套路大概都差不多，如果都用一种习惯方法去写，就没有新鲜感了。在小说领域里，我是个“技术至上”者，一直认为“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如果你的思想不是特别崇高又采用一种中庸的写作方式，可能难以得到大家的关注，难以达到感动人、震动人的效果。作家与文坛小说这种能力可能是属于青春期南方日报：大家都很好奇，为何在“归隐”20年后，重回文坛？马原：我不是为写小说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在随机的状况下从事不同的工作。20到40岁我在写小说，40到60岁基本停止写小说而去做其他我感兴趣的事情。我之前也没想过，会在60岁的时候回来当小说家，原来没有过这个期望，它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状态。可能小说这种能力是属于青春时期的，虽然有很多作家一直坚持写作，但是我停笔的时间太长了，写了20年、停了20年。突然间，我又有了这种写小说的能力，实在是妙不可言。我不知道以我现在这样的能力还允许我写多少，但是我认为一年写2篇长篇是没问题的。南方日报：您之前提到，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如何去理解？马原：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许多人对我的小说进行了研究和批评，但我认为，我所集中关心的形而上的力量在我作品中的呈现及给我心灵的震撼都没有被分析和挖掘出来，许多研究让我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或许真的有些东西我看到了，别人没有共鸣；又或者有人跟我一样，不会把看到的这些用线性逻辑语言描述出来。这可能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我作品当中一直有形而上的、悬而未决的价值取向的表现，不特别明显，但又若隐若现。南方日报：上世纪80年代初先锋小说刚开始出现时，不少读者都感觉到有一种阅读障碍，因为太混沌了，没有了判断标准，您觉着现在人们是否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状态呢？马原：我不认为情况有所改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人们依然不比以前更能感受、感知和破解这种“混沌”。社会越来越金钱化，人们越来越趋向于线性逻辑、趋向于“理性”，而这正好是“混沌”的反面。在30年前，中国文学比较活跃，更多人愿意去思考，现在人们变得更简单化，习惯把所有价值判断归结在金钱上，但事实怎么可能是这样？最好的东西永远属于少数人，而非多数人。作家与高校好作家能给高校带来不那么世俗的风气南方日报：此前您进入同济大学中文系教书，首开中国职业小说家进大学任教先河，发展到现在，“作家执鞭”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马原：作家跟教授一样需要博览群书、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如果作家一生中只把自己的作品留给世人，那是一种浪费。作家进高校是一个合理的回归，他们比完全从高校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知识、经验更博、更杂，另外，他们的出色除了体现在作品上，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学生而言是一件好事。南方日报：你在大学里都开了哪些课程？讲课方式与其他老师有哪些不一样？通过这种形式，大学生不会写作的现象是否能得到某些改变？马原：我主要教授“阅读大师”、编剧、电影研究和导演研究这些课，“阅读大师”跟一般名著赏析课是不同的，阅读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生活方式，跟职业技能的提高没有关系。依靠作家去提高学生写作水平这种想法不现实，但一个好作家能给一个环境带来更好的风气、能导引一个方向。他们往往会给高校带去一个不那么功利、不那么世俗看问题的方向，而这种方向可能跟一种健康的人生方向相一致。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马原：在上海，我要做一个合格的系主任、导师、上海公民，必须循规蹈矩，今天我是一个退休的“猫”在海南岛的“东北佬”，去掉以前那么多的身份，每天骑骑车、阅读、写作、享受天伦之乐，过的是一种特别平和的日子。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周豫记者 吴敏实习生 曾美芬 江艳博

  2012-03-22 17:33:54 作者:记者吴敏 见习记者周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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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大畏：年轻艺术家一定要沉到生活中去

   连日来，延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施大畏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的“作品有生活就‘大’没生活就‘小’”的话题，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中央媒体对他做了采访(详见本报3月8日第一版)，昨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会场外，本报记者再访施大畏。他深情寄语年轻艺术家：一定要沉到生活中去，“不沉底生活，哪儿来艺术作品？不沉底生活，怎么可能使作品、使自己变‘小’为‘大’？”小题材也能有大格局施大畏说，身为艺术家，他一直是一个“生活的信奉者”：“如果生活真的感动了你，你的作品就一定会得到更大的社会效应；而如果没有沉底到生活中去，哪里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动呢？”但眼下，他这样的“传统观念”似乎不大能赢得年轻人的认同，对此他感到纠结。“如果我和年轻的画家说，我来出钱让你沉到广阔天地中待上两个月，然后再来搞创作，你猜会是啥情形？”施大畏对记者摇摇头，门下弟子们很可能吃不了苦，几天后就坐着飞机回来了。施大畏的烦恼是：让现在的青年画家再打好背包走进农村，这种传统的生活体验方式还管不管用？近些年，他看到了很多格局偏“小”的画作，也听到过对感受生活的不同见解：“我的身边就是生活，我画我身边的东西不是挺好嘛，为什么要去关注个人生活之外并不熟悉的东西？”他坦言，不少30多岁的画家的技巧比他当年好，可就是生活太平静了，亟需补上生活这一课。“诚然，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审美爱好与艺术风格，对生活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完全可以找到自己希望表现的题材，艺术本来就有丰富性。宏大叙事与乡土元素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表现生活。”施大畏说，就像身边的小河与桌子上的一杯水，同样可以成为创作题材，但你如果没有走进生活，就不可能表达出与众不同的内涵，“你看过林风眠先生的作品吗？夫人远赴巴西，不在身边，画作主体是简单的一个花瓶，旁边却有一副手套，情感的寄托跃然纸上。”施大畏见过青年艺术家画一个工棚里农民工吃馒头的情景，是农民工题材，似乎“接地气”了；可再细看，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在画中看不出来，“那种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和面对现实的纠结，这个群体种种独特的心理状态，究竟怎样表现？对生活的认知和观察，需要时间的积累，这不是随便拍个照、采采风就能找到答案的。”施大畏焦虑的是，现在很多作品不缺个性，却少了思想，看不到艺术家的社会思考与责任心，见不到用心灵去感悟到的生活气息。永远跟市场保持距离“什么是生活？周遭一切都是生活，大小生活叠加，就是社会。关键是艺术家要有良知，要有担当，对生活挖得深才能触动心灵。”在施大畏看来，艺术创作有两种需求：生活需求和生命需求。前者与市场有关，市场可能带给你财富；后者源于生命的本能，就像荷兰画家梵高，即便穷困潦倒、终日受病痛折磨，仍旧要作画一般。“当下艺术创作的状态浮躁，正是因为诸多年轻艺术家们把作画当成了改变生活、改变社会地位的手段，功利之下，艺术创作不再纯粹。”施大畏告诫年轻人，艺术不是艺术品，艺术是崇高的。如果迷恋艺术品市场，只把作品当成流通的艺术品，把优劣交给市场判断，艺术能力就会渐渐消失，而且再也回不来了。“也许你的画能卖个几百万，但你永远达不到大师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说，艺术不是社会功利的需要。惟有凝结起生活的感动和艺术家精神，才会跳出自娱自乐的个性小圈子，思考广阔社会的共性问题，才有可能创作出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记者 王乐

  2012-03-21 09:50:12 作者: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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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旅作家王筠：信仰，战胜最寒冷的冬天

   “信仰，战胜最寒冷的冬天” 专访作家王筠，谈《长津湖》创作背后——     王筠：军旅作家，原籍安徽灵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1980年11月入伍。1981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至今已在省级以上和全国性文学期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200余万字。2012年，王筠集二十年研究朝鲜战争的积累和对长津湖战役幸存将士的采访，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长津湖》，全景再现了朝鲜战场上那场最残酷的战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曾有一场战役让中美士兵都不愿去回忆，它就是长津湖战役。1950年冬天，志愿军第二次战役进入收官阶段，在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长津湖，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的第20军、第27军和第26军与美国海军陆战1师狭路相逢，展开强强对决。长津湖战役持续了17天，其惨烈堪比人类战争史上任何一场战役。由于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士兵多是南方子弟，入朝之前并未做好充分的御寒准备，零下三十多度的酷寒天气中，志愿军战士很多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被冻死在冰冷的雪地里。根据美国公布的资料，在这场战役中，美军伤亡7000多人，其中阵亡及失踪2500多人，冻伤减员为7300人。关于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是此战出现了我军历史上最严重的冻伤减员现象，冻伤3万余人，冻死4000余人，减员4万多人。由于战役过程的特殊性，多年以来，长津湖战役一直被视作军史的一个谜团。军旅作家王筠运用20年时间搜集相关资料，采访了数十位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老兵，写作长篇小说《长津湖》，试图通过文学全方位还原那段隐秘的历史，作者本人也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艰难。面对记者的采访，王筠这个老兵忍不住一直想说下去。[NextPage] 瘸子的话是真的直到今天，王筠都相信，创作《长津湖》是命运一个冥冥之中的安排。小时候我家有一个邻居，是个看起来五大三粗实际上成天拄着个拐杖只有一条腿的瘸子。瘸子很乐观，也很勤奋，脸上总挂着那些平和的笑容，一天到晚驾着他粗糙的单拐，噔噔噔走过来，又噔噔噔走过去，总也没有个清闲的时候。瘸子会修理手表，还能摆弄无线电，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大人们说他是个志愿军，在朝鲜打过仗，一条腿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掉了。瘸子听了这个话就会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很严肃地纠正：不是炸掉的，是冻掉的，他这个情况在朝鲜的时候很多。我们都不信，瘸子这时候就很伤心，说他这个要算是万幸了，就冻掉了一条腿，他的很多战友——几百人、几千人都在朝鲜冻死了，冻死了也没有找到尸首，漫山遍野的大雪把他们覆盖得严严实实的，他的那些战友都在雪被子下面长眠了。我小时候，报纸电台整天宣传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志愿军战士的腿不是敌人炸掉的，是自己冻掉的，怎么可能？大人们一致认为瘸子是在胡说八道，运动来了之后，因为瘸子造的那些“谣言”，有人造他的反，拉他去游街，说他反动。稍大一点的时候我读书走进了学堂，印象中教科书上写着这样的文字：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帝是侵略朝鲜的罪魁祸首，也是破坏中国和平安宁的死敌，我们幼小的心灵都对美帝国主义充满了无比的仇恨。可后来，读到了许多史料，我们的史料，美国的史料，韩国的史料，发现原来事情远不是教科书上那样简单和武断。发生在这个狭长半岛的历时三年的战争，尽管有中美两个大国的参与、碰撞和搏击，但是朝鲜战争实实在在是朝鲜半岛自己发动的战争，开头也仅仅只是一场内战而已，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已成为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的冷战前沿。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背景，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美国人和中国人来到朝鲜都是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去部队从事创作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部队的干休所，我们济南军区所属的某集团军就是当年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那个部队，这个干休所里至今生活着几十名亲历“长津湖”的老同志。通过交谈，一个老同志告诉我，你家邻居那个瘸子说的不是假话，他一定参加过长津湖大战，他那条腿就是冻掉的。[NextPage] 迟浩田将军也不忍回忆如果没有亲耳听到当事者的回忆，王筠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存在这样一场惨烈的战役。经历过那场战役的迟浩田将军多年之后说：“尽管长津湖战役已经过去60年了，但至今都让我刻骨铭心。”志愿军第9兵团共15万人，作为原定攻台的主力，3个军都是超额编制，每个团都是四四制甚至五五制加强营。朝鲜战事紧急，这些南方子弟兵来不及整训和作好在高寒地区作战的物质心理准备，就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接到了直接入朝命令。9兵团久居江南，一切战备训练都是着眼台湾，现在却来到风雪连天的高寒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准备。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志愿军士兵穿着华东温带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干部的棉衣还没有发放。原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换装，由于战况紧急，20军的列车开进山海关时，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部队如此单薄的衣装大吃一惊，熟悉朝鲜高寒气候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看到战士们的单衣单裤十分震惊，立即警告道：“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了，冻都得把你们冻死了！”将库存的5万件日军大衣、棉鞋全部拿出来调给9兵团使用，东北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也脱下身上的衣帽送给9兵团战士，可这么一点临时调拨和脱下的衣帽，也有很多没能来得及送上火车。为了还原那段寒冷的史实细节，我先后到访过这个部队的4个干休所，我想知道，人在极度严寒中行将冻饿而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老同志告诉我，当时的天气过于寒冷，美国人的罐头和中国人的土豆都冻得梆梆硬，美军陆战队官兵吃下了冰冻的罐头就会造成腹泻，而志愿军战士们要用枪托或是石头，先把冻土豆砸碎然后才能放进嘴里嚼。志愿军冲击美军阵地，不怕完不成任务，也不怕攻不上那个山头，他们怕的是没有饭吃，怕的是没有弹药打，怕的是负伤了以后抬不下来。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极为恶劣，部队缺医少药，输液瓶子全冻裂了，无法输液，几千名伤员得不到救治，他们只能在零下几十度的荒山野岭上爬回自己的后方，许多人道上就冻死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当年也参加了长津湖战役，他是山东招远人，小的时候曾和父亲一起闯关东，有东北生活的经历，懂得御寒和防止冻伤的方法——冷的时候不要用热水，用雪来搓手搓脸没事。他把这话记住了，一冷了马上拿雪搓一搓，再搓脸，所以他是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门桥附近的高地上，志愿军一个连的官兵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在雪地里，人人都是手执武器的姿态注视着前方，没有一个人向后，全部冻死在山头上。整整一百多人的连队，全部化作了晶莹的冰雕。迟浩田将军回忆，“我第一次看到战士，瞪得眼睛很大，脸上都是冰，这种场面确实我从来没见过，没见过一次冻死这么多人。”[NextPage]  长津湖战役即将搬上好莱坞巧合的是，今年6月，美国导演埃历克·布雷维格(曾拍摄《地心历险记》)执导的3D大片《严寒十七日》就将上映，这部电影同样取材于长津湖战役。自己的小说和美国大片“撞车”只是巧合，这说明长津湖战役同样让美国人刻骨铭心。我在写作《长津湖》的时候还根本不知道美国人拍什么《严寒十七日》，但是像长津湖这样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大事件，无论走入中国还是美国读者和观众的视野，那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而言，这都是一件不能忘怀的事情。好莱坞大片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救世、英雄。美国战争题材的电影有很多对于战争的反思，上个世纪的越战电影就加入了很多人性的内容。《长津湖》的主题不是救世，也不是英雄，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想说是信仰。信仰是强大的灵魂。写作《长津湖》的时间并不长，从2011年的3月1日到2011年的8月1日，前后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为《长津湖》所做的准备却有将近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无数次扪心自问，没有御寒的服装，没有果腹的食物，甚至于没有像样的武器，在人的承受力已达极致的极端环境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的前辈？他们穿着单薄的服装，拿着简陋的武器，饥肠辘辘，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无休无止地冲锋，冒着美国人猛烈的轰炸和密集的弹雨，勇往直前，明知会倒下也义无反顾，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精神从何而来？在与长津湖战役老战士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听着他们淡定的诉说，遥望着60年前的情景，我会突然想到今天的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部队。今天的装备和待遇和那个时候已有天壤之别，这当然是这个伟大时代带给我们的财富，但是与前辈们相比，我们又似乎缺少点什么，缺少那样的一种精神。它来自于坚定的信仰，正因为有这样的信仰才能迸发出无穷无尽的意志力和忍耐力，才能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传递出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闻达)

  2012-03-21 09:42:19 作者: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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