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人民日报社与中国作家协会：“与雷锋同行”征文启事

      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要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的要求，人民日报社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与雷锋同行”征文活动。弘扬雷锋精神，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唤、文明进步的坚实阶梯。征文以文学作品的形式，热情讴歌雷锋精神；大力颂扬各行各业学雷锋活动中涌现的先进模范、道德楷模，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鞭挞各种违反社会公德、背离传统美德、破坏社会风尚的消极现象，激励人们争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者，共同建设我们时代的精神家园。一、征文细则1.作品以光明、昂扬、激奋为基调，注重文学品位，内容健康，情感真挚，语言清新，有独特的视角和个体的体验。2.作品文体以散文、杂文、随笔、诗歌及短篇报告文学为主。3.来稿均为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字数在2000字以内为宜，诗歌在40行以内。4.征文时间为2012年3月底至12月底，应征作品除择优在人民日报副刊“与雷锋同行”征文专栏刊发外，人民网、中国作家网同时开辟专栏刊发优秀作品。二、评选及奖励征文活动结束后，由评论家、作家和资深编辑组成评选委员会，按照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评选优秀作品，并对获奖者颁发奖金和证书。获奖作品及部分应征作品将结集出版。三、投稿地址1.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与雷锋同行”征文组，邮编：100733，电子信箱：FK@people.cn。2.北京市东土城路25号 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与雷锋同行”征文组，邮编：100013，电子信箱：lfzhengwen@163.com。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3月22日

  2012-04-09 13:52:35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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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作家应该面向苍生 背对文坛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11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100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阿拉伯及越南等十几种语言出版，在国内外文坛具有广泛影响，多次获得国际、国内文学大奖。印象：面向苍生背对文坛2011年，高粱红透了的时节，作家莫言终于以长篇小说《蛙》摘取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前，他曾两度与这项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擦肩而过。看过获奖作品简介，我就被他那独特的“取材”所诱惑，跑到书店，买了《蛙》，又对着那奇特的结构惊叹：书信体＋话剧剧本，颠覆了小说惯常的结构。只有想象力疯狂，如天马行空的莫言，才能做得来！依然是在高密东北乡厚重的土地上，依然是莫言敏感、洒脱、张狂的文字，依然是大开大合、跌宕起伏、敢爱敢恨、魔幻浪漫的现实主义风格。唯一的不同：“姑姑”的形象非常陌生，却又有几分熟悉。“这一个”的人物力量，震撼着我的灵魂……这几年，相对平静的文坛，其实是有大事发生的。怀揣使命感的作家，有勇气涉足重大而敏感的题材。如贾平凹的《古炉》写了“文革”，莫言的《蛙》写了计划生育。他们驾驭重大题材的文学能力令人折服。联系采访莫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去年7月，他就回到老家高密东北乡“躲清静”去了。获奖前后，除非万不得已，他几乎谢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经过一番联络和等待，我的耐心和执著总算得到理解。当然还有一个小情缘，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曾得到孙犁的赏识，这也算是跟天津日报有缘吧。2012年3月6日晚上，忽然接到莫言先生的电话，他说，明天上午你来吧，后天我要去外地。他给了我一个惊喜。又发来短信，详细告知我行走路线和地址。一个大作家对老记的这般热情，让我好生感动。第二天一早跑到北京。走进莫言家客厅，墨香书香扑面而来，一件书法作品苍劲雄浑：特立独行有如此；进德修业欲及时。他没说这是座右铭。我却从那墨迹间瞧见了他著文做人的潜影。也许同为“50后”的缘故吧，我们聊得兴致勃勃，还不时地开怀大笑。山东大汉的爽快，酣畅淋漓！《蛙》涉及人性、人类的繁衍等好多重要问题，而且“计划生育”很敏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面对我的问题，莫言说，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文学。中国当代作家都有一种对大时代、大题材的偏好。大时代必有大人物。大时代得有大胸怀。即便大时代的小人物，他的胸怀，也超过凡庸时代大人物的胸怀。所以，作家都希望把笔触延伸到大时代里去，再现一个波澜壮阔的背景。多少年来，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写大时代、大事件，有很多路径，像托尔斯泰，上至沙皇、库图佐夫，下到普通士兵、农奴，全方位展示了一个时代。《战争与和平》是了解当时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我们当代中国作家，依然有这样的情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当时，我并没有非要去写一个计划生育的题材。我还是从人物出发的……《蛙》的主人公是“姑姑”，一位从医五十多年的乡村妇产科医生。生活中，莫言确实有一个姑姑，是他大爷爷的女儿。她退休好多年了，在高密东北乡还非常有名。他说，我每次去她家，都是车马盈门呀！开着轿车的、骑着自行车的、用拖拉机拉来的，给孩子看病的、求子的，天天络绎不绝。病人就是信任她。我们东北乡是胶州、平度、高密三县交界处，三个县的病人都来找她。应该说，我们东北乡有几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比如，我是她接生的，我女儿是她接生的，我女儿的孩子，也是她女儿(县人民医院妇科主任)接生的。一般都是农村人往城里医院生孩子，我女儿从北京到高密生孩子，有意思吧。姑姑把我们接到人间，看着我们成长，然后几十年了也崇拜她，喜欢她。成为作家之后，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应该用文学的方式，为姑姑树碑立传，把她变成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她的经历太丰富了，从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历次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磨难，都经历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成长、死亡。她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国妇女许多宝贵的品质，另一方面，她的职业与她后来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存在极大的矛盾。她内心深处非常痛苦……同样，《蛙》的写作也是痛苦而艰难的。他说，写姑姑这样一个文学人物，如果把计划生育避开，那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姑姑的一生当中，最有戏剧性的，内心痛苦最深重的，个人命运最曲折的部分，都是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如果不把计划生育作为背景，显然是不成功的。最终，作家的使命感和文学智慧，还是帮助他完成了《蛙》的创作，以震撼人心的文学魅力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我们一直聊到将近中午，依然意犹未尽。莫言如一团火，烘得我浑身发热。我看到了他那颗赤诚而火热的心。他表达的心声，颇富哲理，堪称经典：他说，作家应该面向苍生，背对文坛。他说，三十多年我只干了两件事：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他说，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同情好人，也同情恶人。揭示别人的恶，也袒露自我心中的恶。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他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存在于老百姓的记忆里，真正的历史在民间。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人民永远是文学的主角。[NextPage]以文学本质驾驭重大题材记者：从2005年撂笔到2008年提笔，《蛙》的写作曾经搁置了3年，您是怎么破解这个难题的？莫言：写作对我是没有停顿的，只是“写”暂停了，“作”还在继续，我搞了很多调查，思考研究了更多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公开化了。比如，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把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既然作为一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发表意见了，那么，我用文学的方式来写这个小说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这不能说我有多大的胆量，作家也不是拼胆量的。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拿起笔来重新写。一是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嘛。再一个，我感到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驾驭这个题材了。什么能力呢？就是分寸感。一个作品可以写了，并不代表你能写好它。什么叫写好呢？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写出来它要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不能让政治、让问题淹没了艺术、压倒了艺术。应该是问题包容在艺术之内，政治包容在艺术之中。是用文学艺术统领这些问题，笼罩这些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分寸感。记者：小说中，姑姑的形象让人心灵发颤，这是您一贯的艺术感染力。《蛙》为何能成为社会各方推崇的优秀小说？莫言：好的小说有很多衡量标准。用小说的方式塑造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是我的最高追求。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就看它有没有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塑造出来了，就写了一部好小说。这个追求，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因此，《蛙》这部小说，尽管涉及重大问题，但没有让问题把艺术淹没，我始终坚持把像姑姑这样一个人，写成在我之前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我觉得，自己的追求还是部分地实现了。尤其是姑姑晚年的反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姑姑的反思，实际上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反思。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在忏悔，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男人的忏悔。因为我们都是从历史走过来的人，而且亲身经历了计划生育最严峻的年月，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我，包括您，现在起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当时我们在部队或其他单位工作，要模范遵守规定，作为党员，更要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痛苦地做出选择，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一种牺牲品。像我太太这个年龄的女人，80%以上都有过堕胎的经历。记者：是啊，经历过来的人，都有同感。莫言：当时似乎也无所谓，年轻嘛，到了人过半百，回首往事，感觉一生当中犯了许多错误，这个错误是最严重、最不可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对生命的扼杀……我在小说里也包含了我对这段历史深深地思索和忏悔。这样的忏悔，还有没有继续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存在？我想也很难避免。人，批评别人，总可以做到毫不留情，一旦进入自我批评的语境，就下意识地自我保护。[NextPage]姑姑具有典型社会意义记者：您通篇写了姑姑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甚至写得过于残酷，让人触目惊心，您为什么下笔这么狠？莫言：姑姑这个妇产科医生，她的心态、身份与社会职位的极大矛盾，她的内心痛苦，实际辐射到广泛的社会层面。想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历次的“左”倾错误，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就是有很多像姑姑这样的人。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和作为社会人的矛盾，最后，大家都选择了做社会人。为了保护自己。为什么反右打了那么多右派？实际上，有一些人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的，结果，别人被打成了，自己也没有逃脱。当然，也有些人是愚忠，上级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姑姑有一个阶段也是这样。后来，她内心产生了严重冲突，良心面临着不断的自我拷问，尤其到了晚年，当她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痛苦更深。姑姑的痛苦和矛盾，不仅仅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的痛苦和矛盾，而是那一代人的痛苦和矛盾。在那个时代，各个行业的人，都或多或少面临过姑姑那样的心灵困境……姑姑的典型意义，实际上突破了她的行业。应该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扭曲的、矛盾的、痛苦的心灵写照。记者：这就是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吧？莫言：既然这个形象有这样一个背景意义，姑姑这个人物到晚年的灵魂搏斗、自我拷问，就显得特别有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是执行了命令而免除这种自我拷问。真正有良知的人，会永远灵魂不安的。姑姑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领导，是他们让我做的。但是，姑姑没有这样，始终认为她自己的手是不干净的。她晚年做的许多事情，嫁给一个泥塑艺人，他们在不断地复制她记忆中的、被她“消灭”的那些“婴儿”，希望以这种近乎宗教的方式，来获得一种灵魂的解脱，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情节，包含了艺术夸张。所以，在罪与非罪之间，我罪与他罪之间，姑姑的这种思索、辨析、拷问，对于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都有很深的启示意义。心灵的体验最难记者：有些作家地位一变，就写不出好作品来，创作力衰弱了。您为什么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总有有影响的力作问世？是使命感使然？莫言：作家的使命感，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拿起笔来写东西，他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使命感就包括在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也是由他的人生观、文学观来决定的。强加的使命感，就像把一根拐棍插在土地里，是不可能抽出芽苗来的。记者：您的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高密东北乡，是不是在家乡体验生活更方便？莫言：我经常回家乡，我爱家乡，我感恩家乡……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当然北京也有生活，办公室、部队，哪里都是生活，都可以变成文学的资源。关键是能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体验生活的说法，也未必科学。我要写东西了，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这可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把自己的心跟所写人物的心贴在一起，甚至产生一种交流、同化，这个过程是挺艰难的。比如，我要写一个乞丐，化装成乞丐到桥下露宿，在河边支起窝棚，怎么让心跟乞丐贴到一起，感到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乞丐，这个过程挺艰苦的，非常难。我确实有过体验。因为潜意识里忘不了你不是个乞丐，作家的身份根深蒂固。所以，当你面对来自外界的歧视、白眼、凌辱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就会被大大地稀释。一个真正的乞丐，被富人家的狗咬了，那种对富人的仇视，那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怎么让心跟体验对象融合在一起，甚至就变成他，这才能完成一种真正的体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的体验。这种体验，需要心灵足够宽阔、想象力足够丰富，能够更加准确地推己及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替别人想象，你不是叫花子，你的想象有可能跟真正叫花子是合拍的，这一点，需要挖掘灵魂深处所具有的还没有被唤醒的本质。我不敢说我有天赋，但作家确实要有天赋。[NextPage]背对文坛是自我精神提醒记者：您是一个敢说话的人，您说要背对文坛，并且把“名利场＋垃圾场”毫不忌讳地送给文坛……莫言：(大笑)这是一种态度，并不是说“背对文坛”就跟文坛的人彻底绝交，是说内心深处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有文人就必有文坛。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剑拔弩张，跟人家去作对。有很多朋友嘛，在文坛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很有价值，也是一种奉献，牺牲自己的写作。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不然，你怎么还是作协会员？还是作协副主席呢？记者：背对文坛，是您把名利看得很淡，把获奖看得很淡。莫言：作家不是为获奖写作的。一个作家获奖的未必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有评论家和读者说，《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文学就是这样，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但毫无疑问，《蛙》是这4年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坦率地讲，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获奖。但评奖的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他跳过两米，你跳过两米一就得奖了。只管写好你的小说就是，获奖不获奖，由他去！其实，获奖也只是给作家头上戴一个花冠。它很快就会枯萎的，很快就被抛到一边。很多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认可，是后世人认识到他伟大的文学力量、非凡的价值，成为经典之作。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相信文学青年一代记者：磨难出作家，愤怒出诗人。您的经历很丰富，挨饿度荒、当工人、当兵……“80后”这些作者，生活相对简单、大致雷同，还有可能产生比较重要的作家吗？莫言：我对“80后”的认识，慢慢在改变。文学跟痛苦和磨难联系，饥饿、战乱、灾难、病痛，但后来我发现，灵魂的痛苦跟物质生活的贫富没有关系。他们面临的精神痛苦，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差。我们当年，饥饿了，给两个馒头、一碗红烧肉，痛苦立刻解除。他们现在精神上的痛苦、困境、压力，不是两个馒头一碗肉能够解决的。所以，这种认识需要调整。我对女儿的态度，以前总觉得，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房子、车子，帮你买上，还痛苦什么？我发现这些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可能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痛苦。我看过一部俄罗斯小说，一个大款的儿子，父母离异，给他超级的物质享受，后来这个孩子骑着一辆超豪华的摩托车，一头撞到卡车底下去了。他面临的精神痛苦不是物质所能解决的。在精神痛苦中，他们未必能写出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类型的小说，但是，肯定可以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时代的小说，或是伟大的作品，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这要给他们时间，未必就在三十多岁时写，也许是到了四五十岁时写。

  2012-03-30 14:24:57 作者:肖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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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非：文学从语言上是需要变革的

   格非，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陈思 摄为洪峰被打，余华和马原去云南探望，几位“先锋小说家”的聚首，让关于先锋话题的探讨再次进入公众视线。当年，在中国文坛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的还有格非。近日，在沈阳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端论坛”上，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格非先生做了题为“小说评点与例话”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之前，格非就先锋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先锋小说呼应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华商晨报：当年是谁提出了“先锋小说”这一概念？格非：先锋小说的概念，一直都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那个时代是追求新的，先锋就成了新的概念。最早有好几个名字，比如实验小说，然后是新潮小说，最后确定是先锋小说。华商晨报：那您怎样理解“先锋小说”这个概念？格非：这个概念和我们写作的人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在乎被归到一个什么流派下面，用一个什么理论的名词来概括，至少我个人不感兴趣。先锋小说呼应了当时社会不断向西方学习的现象，西方新的理论不断涌入，当时每过一两个月就有一个新的说法，大家对这方面的说法比较在乎比较敏感，所以会有不同新的描述。华商晨报：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锋派”具有精神的超前性，文本也不同于以往的创作，成了文学创作的一种时髦，您被贴上这个标签，是什么感受？格非：个人无所谓，我对批评界既关注也不关注。说关注是我比较看重一些朋友，他们对我作品是一种什么看法，我会去留意，他们也会直接和我来说。说不关注，我不关注别人究竟对我的作品怎么看，是赞扬还是批评，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习惯，和批评界的关系不是特别紧密。曾经，文学每过一年就有一个大的变化华商晨报：“先锋派”建构了无序、隐秘、奇异、怪诞的文本模式，这种在当时看来很奇特的叙述方式，您如何看？格非：和时代是相关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出现了非常多的变化，最早是寻根啊，反思啊，到伤痕小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和余华苏童没有很深入交换这方面的意见，尽管在那个年代我们交往很多。但有一点是必须的，文学从语言上是需要变革的。反映生活，每个人的感知不同，如果语言不变革的话，新的作家起来后，不能有效地表达这个现实。我们这代作家有意识地在语言上变革，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非常热，年轻人很喜欢新的表现方式，也看了大量的现代主义作品，当时也是翻译的高峰，哲学界、文学批评界包括创作界，都有呼应，在这样的氛围下，文学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很感谢前辈的作家，他们做了很多努力，那个时代，文学每过一年就有一个大的变化，和今天不一样，如今可能十年都没变化，那时一年中有各种会议在全国召开，会有新的说法提出来，思想非常活跃。(杨东城)

  2012-03-30 14:22:15 作者:杨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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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外教师余一鸣：做创意写作实践者

   余一鸣南外教师小说《入流》再获文学大奖余一鸣：做创意写作实践者小说《不二》获得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让我们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昨天，记者从中国作家协会获悉，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余一鸣创作的中篇小说《入流》，又摘得第三届“茅台杯”中国作协《小说选刊》2011年度文学大奖，他也是我省今年获得该奖项的唯一一位作家。同时获得本届大奖的，还有铁凝等六位作家。新人奖则颁给了20出头的一位“90后”女孩海潮。参加完在北京中囯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颁奖典礼后，余一鸣回到南京接受了扬子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作品发表，好评如潮“入流”如今成了一个日常的俗语，余一鸣告诉记者，他的中篇小说《入流》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2011年2期，不久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2011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中篇小说年选2011》﹑《2011中国年度中篇小说》﹑《新世纪最佳中篇小说2000-2011》等优秀小说选本。面对一年内两次获得文学大奖，余一鸣感慨说：“获奖是鼓励，也是压力。与这次获奖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作家的作品相比，自己还要不断努力。”颁奖会后，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抗抗对他提出了殷切期望，嘱咐他要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描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虽说小说虚拟的是陌生的江湖，但具有“仿真性”，每一处细节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余一鸣说，他记得评论家孟繁华对他的这种写法给予了肯定，“这种写法最见作者的写实功力。”孟繁华认为，余一鸣对场景、气氛的处理非常到位，让人如临其境。尤其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完备自足，隐秘的心理动机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作为教师，做实践者《不二》《入流》《放下》是余一鸣近年来陆续发表的三部曲，这三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路途上出现的新人。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这三篇小说都着力于“恶”。他说，余一鸣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担忧这些人物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余一鸣把这三个中篇组成一个系列，旨在肯定扬善惩恶在当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他越来越坚信，直面当下的写作是有价值的，同时对于作家来说，“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处理好当下的题材，也是一种挑战难度的写作，能在现实题材当中体现出小说的技巧性来，那更是考验。”谈到以后的写作，余一鸣表示，年内将有一个长篇出版，一个中篇也将面世。他的题材将逐步转向他熟悉的教育题材。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面临一次重大转折，身在其中有许多感受，他会用小说表现出来。他表示，始终将自己定位于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从语文学科而言，写作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最佳途径之一，要想打破应试作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必须鼓励学生创意写作。而作为教师，自己要做实践者。“90后”获新人奖据《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杜卫东介绍，《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已经成为文学界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文学奖，获得这个奖项的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都已经成为当下小说界最为活跃的创作力量。本届获奖的三个“中篇小说奖”和三个“短篇小说奖”各有千秋，既有直面现实的，也有追忆往事的；既有追寻心灵密码的，也有勘探存在本质的。比如铁凝的短篇《飞行酿酒师》；陈继明的中篇 《北京和尚》等。尽管在题材上有所差异，却无不体现了情感的丰富、思想的张力、人性的细腻、文字的质感，以及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索精神。除了常设的“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外，本届又增设“新人奖”，颁给了海潮的《伙夫玛曲》，杜卫东说，海潮年仅20出头，是一位“90后”女孩，这么年轻的一位作者，作品中却包含着丰富的痛苦和对美丽生活的向往，不能不说是这届评奖的一个亮点。扬子晚报记者 蔡震 文/摄

  2012-03-30 14:19:08 作者: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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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仃之子张郎郎：不辜负这辈子的故事

   “不辜负这辈子的故事”张仃之子张郎郎和记者聊新书，聊记忆 ▲张郎郎说，“我相信每个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单镜头，像纪录片一样，以后的历史研究者把这些充满真实细节的单镜头综合起来，那个更有价值。” (资料图片)▲《大雅宝旧事》 张郎郎 著 中华书局 2011年11月 定价：28.00元这张照片大概摄于1952、1953年，当时是去动物园玩儿，应该是梅溪阿姨(黄永玉太太)拍的。这是大雅宝孩子最全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是这本书故事的一个缩影。(资料图片)通过《大雅宝旧事》一书的责编联系到张郎郎的那一天，刚好赶上他从美国回北京。听说我们要采访，和他聊聊旧事，他爽朗地答应了。这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叱咤风云的人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却因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十年。1977年底出狱不长时间后，张郎郎一直漂泊海外。他牵挂着故土，牵挂着父母兄弟，牵挂着给他一生理想主义底色的大雅宝。海外生存艰难，几乎不可能有业余写作。去年，他终于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退休，一心一意把余下的时间交给回忆，交给写作。《大雅宝旧事》之后，张郎郎还计划写北京八大胡同旧事，明年他的纪实小说集《宁静的地平线》也将在国内出版。透过这些珍贵的亲历者回忆，过去宏大叙事中模糊的历史正在逐渐清晰。电话通了两个小时，其实郎郎老师的身体非常不好。十年牢狱，常常睡在地下，严重的风湿终于加重了心脏病，1986年他就在香港装上了金属瓣膜，还笑说“从此没心没肺”。长期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两年多前写完《宁静的地平线》后突发脑梗，位置刚好在海马区(语言中枢)，“当时英文全忘，中文字都不认识。现在才慢慢恢复”。他笑说，为了未来的写作计划，自己现在是“保命”哲学，“不能冲刺，只能慢跑。不然大家想听故事，也都听不着了。”[NextPage] “这张照片是个缩影”《文化广场》：听说封面这张大雅宝出游图是董沙贝先生寄回来的，当初是去哪儿玩，还能记起细节吗？上一版的封面，用的是一张北京胡同屋顶的照片，新版换了这张图，和书中所讲的“童话”似有呼应，用它做封面的深意何在？张郎郎：这张照片大概是1952、1953年的时候，我们是二三年级的小孩，唯一的大人叫黄永玉，是孩子王。当时是去动物园玩儿，应该是梅溪阿姨(黄永玉太太)拍的。这是大雅宝孩子最全的一张合影。后来一对应故事，会觉得这张照片是个缩影。我特别感谢董沙贝，就是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先生的儿子。旧版出版以后，他买了一本，从头到尾认真批注。后来他扫描了这张图片，我发给出版社，责编说不够清晰。他又把照片从日本快递到美国来。我拿到原版照片，做了一个精密的扫描，这才有了现在的封面。《文化广场》：新版对旧版进行了一些修订，加了些什么新内容，哪些错漏修正了？新加的文字和图片，有没有值得一说的？张郎郎：《大雅宝旧事》出版以后，大雅宝的孩子也都看到了这个书。好多热心肠的人，尤其是董沙贝、董沙雷、董一沙，后来李燕和李小可、祝重寿等也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都提出，能不能再写本《大雅宝旧事》的续集，因为很多地方都没展开。我说这个计划可以，但是原来那版仍有不少错漏，比如小时候记的典故不一定都准确，新版在细节方面进行了一些订正。另外，许多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董沙贝不仅提供了许多新图片，包括现在的封面，还为大雅宝画了两幅油画。在这些的基础上，觉得不再版就可惜了。再加上，很多人主动要求把自己家的家事写出来，可以比过去敞开写了，新版在内容上就丰富多了。[NextPage] “很多人把它看成揭秘”《文化广场》：写作这本书最初的缘起是什么？张郎郎：这本书2004年在文汇新民出版社出了以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在文艺界尤其是美术界已经传开了。第二版在中华书局出了以后，在新浪好书榜2012开年榜上居首，过去根本没想到，我一直认为这是本小众读物。这次它卖的很好，原因是大家对于怀旧有兴趣。而且，这里面可能有个心理错位，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揭秘，至少大家没有看到过那些大师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有些人希望看到更多的揭秘，实际上，我没打算写一本揭秘的书，因而书中有很大保留。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我跟黄永玉的太太张梅溪的一个约定。她本来要写一本大雅宝的故事，书的名字叫《小白帆》，后来年龄大了，写不动了。那次，我去他们家作客，她说“你不是已经开始写了一点回忆了吗，你年轻你先写”，所以我抛砖引玉，我写出来以后，她不得不写得更好、更全面。李小可还说“咱们应该成立大雅宝的孩子类似的文化机构或沙龙，然后大家都来回忆”。《文化广场》：在文革期间，大雅宝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兴坼胡同之风的今天，据说大雅宝胡同已经缺头去尾了，原来的那个院子是否安然无恙？您最近一次回大雅宝是什么时候？那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张郎郎：大概前两三年，我回过大雅宝。只有董希文家还有一间房子在那儿，原来我们是四个院子，至少还有院子。现在根本没有院子，都盖成了房子，原来的建筑都看不见了。大雅宝和金宝胡同连在一块，现在变成一条街，叫金宝街。过去的胡同牌号不是现在这样的，过去是按照顺序排的，一和二是挨着的，现在一面单号，一面双号，一号是空军招待所的院，已经卖出去做商业用途了。[NextPag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单镜头”《文化广场》：这本书最有意思的是儿童视角，换句话说，其实是另一种曲笔。对于那段历史，为什么“只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回顾？张郎郎：这本书一开始写的是一个明白人讲过去的故事。我第一次写“大雅宝旧事”，是1980年到1981年刚到香港，最初在《观察家》杂志上连载。刚写了几章，就有人好心告诉我：你赶紧停吧，从自己的视角替别人分析，很多人会不高兴。这一放就放了20年。2002年，我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突然生病了，在家里躺三个月，我就干脆利用这时间把书给写出来了。重新写的时候，为什么改成了孩子视角？我只写当年的大雅宝是怎么回事，大家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描绘当时的图景。如果说当时黄永玉这个摄影师，拿镜头照出了大雅宝的故事，我就从我的角度，用这个镜头再写一遍这个故事。我只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其实我们真正的人生故事是到青年时代以后，在这之前，我们完全是一群被社会还看不上眼的毛孩子。《文化广场》：儿童视角是不是更容易还历史一个客观性？这些年您一直追随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余英时教授，也从伯克利大学的历史教授魏裴德写历史的方式寻找借鉴。这些海外历史学者，对您写作历史是否有观念上的影响？张郎郎：确实有影响。我看到他这类学者都以严谨方式谈历史，他们写的历史故事和我熟悉的中国历史故事不同。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常用一套解说的框架去取舍材料。魏斐德他们更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我相信每个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单镜头，像纪录片一样，以后的历史研究者把这些充满真实细节的单镜头综合起来，那个更有价值。[NextPage] “那是我一生的源头”《文化广场》：传记往往是人们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为什么在异国他乡漂流多年的您，非要写出这个孤本童话？写作这本书，记录大雅宝，让您必须去写的理由是什么？张郎郎：郑义对我说：你如果不把你的故事都写出来，你就辜负了你这辈子的故事。他的意思是，你正好经历了这么奇怪的时代，你的所见所闻，不可重复也没法复制，你赶紧把最原始的资料记录下来。即使不做文学加工，将来对历史研究者也有帮助。过去尤其在北京，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当时被判过死刑，挺轰动。那到底他为什么？他现在怎么想，很多人都有这个好奇。那么你自己得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为什么要从大雅宝写起？某种意义上，那是我一生的源头。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一个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大雅宝一直住到1957年。1957年以前，北京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而且在北京胡同里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我们院里住的老先生都是国宝级艺术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聚合，现在任何两个大师都不可能再住在一个院里，当时大家却都是平民心态，喜欢艺术，爱画画，每个人都很平和。我记得黄永玉家种了一个大葡萄架，全院的孩子都去给他浇水，我记得那时候每家都种各种各样的花，那时候大家还看花，院里养了那么多猫。记得有一次我们家的一只猫被别人拿石头砸死了，孩子很激愤，大家对所有动物都很喜爱，但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尤其在文革时，所有的动物都被消灭，所有的花都被砸坏，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人。所以当我失去自由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想起的就是大雅宝的那些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唱的那些歌还在吗？我们那时候的理想还在吗？[NextPage] “一片乌托邦式的高光”《文化广场》：作为一个标本，一个时代的横切面，大雅宝是否具有典型性？它是建国初文艺界的缩影吗？除了艺术界，文学界、戏剧界、学术界等等，是否都有这样的聚居地？那些地方的风气是否同样温纯？张郎郎：大雅宝不是孤证，北京像这样的院儿有好多个。作家协会的院儿，北影的院儿，音乐学院的院儿等等，这些艺术家在1949年到1957年都有一段童话故事。艺术家的子弟经历了这么一段黄金年代，但不能涵盖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以后还要写《先农坛旧事》，写那帮从延安保小到北京来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还有胡同里那些真正的贫民子弟，他们的生活又不一样。我书里写到的摆摊瘸子，是北京平民的赤贫生活，当时真不敢相信北京还有这样的家庭。为什么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还一直怀念大雅宝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关系，可以说每个孩子不仅属于自己家，也属于其他家，属于这个大杂院，那时候的人都是一种有爱的动物，而且每一个人都那么有学识，那么谦虚，那么诚恳。应该说在1957年以前，人与人之间是一种非常纯洁、真诚的关系。所以才吸引了大批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延安式的乌托邦扩大以后，似乎大家都生活在一种乌托邦的幸福愉快的高光之中，虽然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但是那时候都以为会越来会越好。[NextPage] “那些孩子梦还没做完”《文化广场》：从小在浓郁的艺术氛围当中长大，这群人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对后来人生道路产生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张郎郎：本质上都影响着我们家六个孩子，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过去叫理想主义，现在叫云里飞，生活在自己的抽象世界里，社会属性特别差。不知道官的重要，不知道钱的重要，不知道怎么营造自己的地位，你关心的东西，你觉得你是精神层面的无冕皇帝，那是最珍贵的，但社会并不那么看。所以你跟社会之间有一个互相不理解的鸿沟。但我们这些人自己活得还挺高兴。《文化广场》：书中有篇文章叫《童话的来由》，写道：“我从小就糊里糊涂掉进一个童话王国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糊涂人，人家都不看童话了，我还在童话中生活。”在我理解中，“童话”在这儿指的就是理想主义。张郎郎：是。那次我和张大伟(我弟弟)，还有几个当年的朋友，一块到张润峰家，大家聊天，唱我们小时候的歌儿，张大伟记词记得特别清楚，小学的歌儿都能背下来。其实，这帮人至今都没长大。理想主义者不容易长岁数，他的心灵还在那个时候。大雅宝那些孩子，艺术家的梦还没有做完还在追索。有些人这么说也很好，一辈子是个梦。我有个弟弟叫寥寥和这个社会没法和谐、没法融入，因为他向往在这个时代非盈利地搞文学艺术，这怎么可能？他现在住在通州，过着很贫寒的生活，和自己的女友天天画童话绘本。有些朋友喜欢看，他就混口饭吃，没人喜欢看他就发给朋友看。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可以说这种想法很好，很理想主义，这就是我们那帮孩子很致命的一个缺点。在社会上根本混不出来。[NextPage] 我们那时是“纽漂”《文化广场》：海外中国作家和学者的生存状况，大多数如何？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否还是心理上的困境？张郎郎：顾城还没去世时，到纽约来，我们在一块聚。他发现我们这些滞留在纽约的玩文学艺术的中国人，像波西米亚人一样，就那样挤在那儿凑合，也喝着酒，也谈恋爱，写着东西，但是生活在底层边缘。那个时候，很多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也只能在地下室，就跟现在的“北漂”一样，我们那时是“纽漂”，在纽约漂着。当初我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挤成碎片。后来出国了，好像得到自由了，但是在经济压力下又被磨成齑粉。本来左肩膀刚适应了，现在右肩膀又被压上了。《文化广场》：从我们有限的视野看来，例如哈金，是融入西方评价体系比较成功的一个，但是哈金自己也说“你的过去写在你脸上”，年轻时说自己是“世界公民”，但老了以后，身体和心理都不那么强的时候，过去就回来了，压也压不住。您现在是喜欢北京，还是喜欢美国的生活？您个人在海外生活，面临的最大心理困境又是什么？张郎郎：没有根的植物，不容易活。唯一的办法是，尽量找志同道合的人，凑近一点，靠彼此的体温取暖。但是中国人容易发生内斗，好在我们这一批人从普林斯顿大学开始，大家是比较合得来的朋友，现在有几个都在华盛顿，还都挂单在余英时先生的中国学社下，几十年都没有分开过。虽然接不着“地气儿”，我们互相传传气儿呗。我对外界环境不挑剔，在北京就觉得北京特好，乐不思蜀。在美国又觉得美国特好，也乐不思蜀。现在我的想法很直接。要听故事，和把那故事弄清楚，必须在北京。写故事还得回美国。因为我在那边安静，没有人打扰。在北京你想有一天闲下来，都不可能的。[NextPage] “把自己重装了一遍”《文化广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您就在海外一些高校任教，做研究，也教授中国文化。这些经历对您整个知识体系和学养，是否有根本性的改变？张郎郎：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之后，最直接的影响是把过去所学的框架全打碎了。我们原来的框架往往以论带史，用观点统帅一切，对吸收新的知识是有妨碍的。人就像一个电脑，原来的系统和后来不断安装的软件越来越不兼容，我干脆就把我自己这台电脑重装了一遍。再放进来的资料，不指望它马上萌发出新的体系，但至少别走味儿。把原来冲垮了以后，我现在改成了没有系统。我是鼓书艺人，又不当历史学家。我还是恢复到一个单镜头，一个摄影机。《文化广场》：《宁静的地平线》明年要在内地出版，这本纪实小说集里，除了曾收入《七十年代》的那篇文章外，还有些什么篇目？张郎郎：我给了出版社九篇，写的都是大墙里边的故事，包括周恩来义女孙维世的故事。多数没在刊物上发表过，个别篇目在《今天》上登过，少数在网上能找到。这本是小说集，有两三篇因为当事人的原因，我把真实的故事变成虚构的小说。《文化广场》：听说您还要写“太阳纵队”，这个话题目前可以多大程度地还原了？八大胡同的写作计划进行如何了？张郎郎：往下写到“太阳纵队”，同样不能用现在的视角来写。这次回来，我们到郭路生家，还有张润峰、张新华，我们五六个人在一块，还原当时的细节。这样做，不能说百分之百还原，但比一个人主观叙述要好得多。否则变成孤证了，那就不行。“太阳纵队”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安平里旧事》，也是一个胡同的故事。那时我住在安平里，“太阳纵队”从发起到解散都在那儿。写育才学校的叫《先农坛旧事》，写中央美院的叫《帅府园旧事》，每个胡同都是一个个群体的故事，同时跟北京当时当地的文化相关。 

  2012-03-30 14:11:58 作者:刘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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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李扬：精品带来影响力

  精品带来影响力——全国政协委员李扬谈动漫产业发展   编者按：动漫是创意，给人以梦想和快乐，充满想象力和感染力；动漫是产业，是文化产业中极具生机和活力的组成部分。从“唐老鸭”到中国动漫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李扬与动漫有着不解之缘。在近几年的两会上，他的提案都与动漫产业息息相关。近日，本报记者就动漫产业发展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借船出海打造精品问：李委员您好！目前中国动漫产业在影视制作方面作品颇丰，像您也参与了3D版《大闹天宫》等动漫电影的配音，国产动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比起《功夫熊猫》等动画电影，我们还是存在差距，尤其是缺精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答：动漫产业有其独特的属性，其中必备三个要素，也就是三大投入：人才、时间、金钱，三项缺一不可。按照国际上的动漫产业规律，虽然动画片的利润非常高，但是制作时间也长，基本是成正比的。像我们熟悉的《功夫熊猫》、《阿凡达》，都是投入巨资，用国际级的精英团队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策划、制作、宣传，才获得了市场的巨大成功。从我国自身来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去的产量并不高，但它制作的动画片却是部部精彩、有口皆碑，如《葫芦娃》、《大闹天宫》、《九色鹿》等等。反观我们现在，电视动画年产量达到26万多分钟，但你能脱口而出5部经典作品吗？我们没有真正把握好动漫产业的属性，在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欠缺，没有多少公司能够耗费人力、财力、物力踏踏实实用数年来潜心打造一个精品。所以现在虽然产量很大，但很多片子可能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制作出来了，短平快，但投放市场后却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有些连成本都收不回来。问：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出精品，尤其是富有中华文化特色，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呢？答：我们总说功夫是你的，熊猫也是你的，但功夫熊猫就不是你的。动漫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我们与美国、日本等动漫产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客观差距，我们不缺题材和市场，我们缺的是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中华文化蕴涵着丰厚的资源，中国的市场对全世界都有着巨大吸引力，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加大投入、整合资源，与世界顶级的动画公司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制作技术，以及成熟的影视市场，生产几部中国题材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通过精品把动漫产业快速提高上去，扩大影响力，同时也通过动漫的形式让中国优秀的文化走出去。借船出海，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行业管理引导促良性发展问：动漫产业的发展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全国有上万家动漫企业，几十家动漫基地，您认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答：从市场状况来看，动漫很“热”。国家现在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有很多扶持政策，人们对动漫产业的市场前景看好，投资热情高。但必须看到我国目前大多数动漫企业规模小、竞争能力不强，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找到合理的经营模式及长远的发展规划。动漫产业目前存在散、弱、乱的现状，总体投资大、产出大，但精品少，无形之间就形成了极大的浪费。此外，动漫产业链被分割，更是制约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比如，影视制作、图书出版、乐园建设各自为战，并且由不同的部门主管，没有很好地进行资源整合。问：您曾两次在提案中指出，在动漫行业要建立相关的行业协会，加强管理和引导，是否就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忧虑？答：是的。全国有15000多个动漫公司，每年动漫节有100多个，每年生产的动画片超过26万分钟，有几百万甚至更多的人从事动漫行业、研究动漫衍生产品，如此庞大的产业若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必须加强有序管理。中国动漫产业如果想往高端发展、形成产业规模，需要在行业内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管理协会来制定相应的行规，设立标准，协调各方关系，整合多方资源。拓宽眼界丰富文化需求问：在传统动漫产业的基础上，现在文化管理部门又提出了“大动漫产业观”，动漫创意和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与其他产业加速融合，动漫创意、制作、传播、消费等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您怎么看动漫产业的这个特点？答：自从2007年担任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组负责人以来，我考察了很多国家的动漫产业。动漫是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仅是丰厚的经济效益，更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民族文化。常常有人问，您为什么说动漫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龙头？这要从文化产业的基本属性和理念来看，在我眼里，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内涵，辐射周边各个行业，并产生经久不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文化内涵的产业。虽然是以文化出发，但是能覆盖各个行业，动漫产业是最能反映出这个特点的。我们去欣赏舞蹈，但很少人会因为喜欢这场表演买一双舞蹈鞋来做纪念；看一场京剧后也鲜有去买戏服的，但只要看过米老鼠唐老鸭的孩子，他路过专卖店都会想买印着米老鼠的糖，或者印着唐老鸭的杯子。他不一定喜欢吃那块糖，他只是喜欢那张糖纸。这就是品牌，这就是产业。问：这些糖纸、杯子其实就是衍生品，是动漫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答：动漫产业规模很大，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于局限在影视制作这一块，其实它的领域很宽泛，还包括动漫教学、动漫乐园、动漫衍生品等，这些项目的市场空间可能比影视产品本身更大。你去看看《乔布斯传》就可以知道，《玩具总动员》的衍生产品经济收益高达5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票房价值。去年我两次去日本的迪斯尼乐园，买了一种圆珠笔回来做礼物。这支圆珠笔的按钮是一个唐老鸭的脑袋，随着按压，唐老鸭的眼睛会一闭一张的，很可爱，收到礼物的人都爱不释手。这支笔680日元，合人民币80元左右，比一只普通的圆珠笔售价高出很多，但依然好卖。目前我们几乎没有极具品牌影响力的衍生产品，类似的情况还有动漫乐园、游乐城等等。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文化需求非常迫切，怎么去整合资源，满足这种需求，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是发展动漫产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2012-03-30 14:08:54 作者: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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