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方方：故事是小说最基本的材料

  核心提示：作家方方凭借小说《武昌城》荣获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作家称号。获奖当天，凤凰网文化编辑于一爽与方方进行了独家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只存在写的问题 不太存在写给谁看的问题凤凰网文化：您其实出生在南京？方方：是，两岁之前，没有太多记忆。凤凰网文化：您一边是作家一边又是作协，您怎么协调？方方：作协不是一个管事的机构，中国的体制是，只要你写的好，就能当副主席，一直到退休换人，大部分是冠名的。所以茅盾文学奖出来很多人质疑作协，总觉得怎么只选副主席。其实这就弄反了，先是写得好，甚至媒体对体制内体制外有些误解，只是饭碗，根本不会影响对一个事物的判断，把作家分成作协内外的划分方式就是有问题的。凤凰网文化：其实《武昌城》也出来一年了，和您之前的作品相比，转变在哪里？方方：其实本质上也没有转变，我以前大部分都是都市题材，我不能说喜欢吃一个菜就一辈子吃一个菜，不过我敢说，某些基本的东西我是没变的。我的作品我还是觉得应该真正的读者去读的，我觉得好的作家和好的读者是同一个比例。凤凰网文化：存在写给谁看的问题吗方方：我这只存在写的问题，不太会出去跳脚宣传，所有的作品都是两个人完成的，除了我还有接受者，受制于接受者的知识层面等等。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教育体制的问题，通常要读比实际年龄小几岁的作品，不像我们那代人，我们从小就是读成人书，也没书读，换句话说就是加速成长。所以我觉得我的书可能是很多人三四十岁才可能喜欢。你看我们那个时代，比如苏童，20几岁的作品就是成年人看的，现在就缓慢点儿，不过80后的作品也开始慢慢进入成年人世界了。这个受制于个人阅历，80后读一样的书考一样的试，所以会有雷同。只有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才会比较有个人表达。凤凰网文化：您刚才说有个核心的东西一直没变。方方：一直没变，我不会去阿谀什么。[NextPage] 故事是小说最基本的材料凤凰网文化：其实您之前也在电视台带过？方方：82刚毕业就分配到湖北电视台电视剧部，当时这个行业比较日新月异，也比较浅。78届的不夸张地说，那届算是天之骄子，大学的时候发过小说，后来自然而然就过去了。电视剧讲究结构，不需要文字，这个就不好玩了。凤凰网文化：您的意思是，故事是小说最基本的材料？方方：没错，电视剧方面就不需要这些，文字在那个市场没有任何价值。后来觉得没意思了，就离开了。不过也待了7年，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7年，也不用坐班，重大稿子弄弄，弄过好多获奖感言什么的。商本位社会 作家最招骂凤凰网文化：后来就去了作协，被养着？方方：哈哈哈，这就是观念的不一样，我倒觉得是我们养着作协，拿着底薪。2000年之后，像作家这种专业工作的部门可以说是社会上最低的，比公务员差得多得多，现在是商本位社会，历史上从不像现在作家这么不招待见。不过我们也承受着社会上各种骂，没钱还挨骂，我们只能觉得是，可能作家好骂吧，不然你骂一个警察试试。凤凰网文化：讲讲这次的奖项吧。方方：原来本来是最佳小说，后来我过来才知道，最后评委就又给换到年度作家了，还有点儿意外，我也习惯了。我作品还比较硬，所以经常入围，但是利益关系又决定能不能最终，我又不会弄这套。反正都是游戏吧，包括作家首富什么的。不过谁会真为了一个奖于是得到很大鼓励？那不太可能，反正还是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把。凤凰网文化：您这状态是性格原因吗？方方：反正我就是这性格，好多人也都认识，我80年代就出来了，但也不可能为了这个奖求谁，不过既然给了我15万，我也挺高兴，吃点儿喝点儿。凤凰网文化：再说这回的作品《武昌城》，怎么控制掌握的这些材料？方方：反正写作是有技术的吧，我写了几十年技术肯定不是问题了，总之就是写之前，脑子里就有了战争的历史的城市的等等的画面，然后把我自己需要的人物搭建在这个画面里面，我不可能写当时当事，但是，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我首先是人 再是女人凤凰网文化：您觉得这个需要训练吗？我觉得女作家涉及这个题材的不多。方方：我觉得我首先是人，才是女人，不是先是女人，才是人。很多女人觉得必须内心柔弱才是女人，我不是那种时代成长起来的，那会儿柔弱谁理你啊！凤凰网文化：那现在男人品味变了？方方：那我也犯不着讨他们喜欢，哈哈哈！凤凰网文化：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意识里特爱写的人物？方方：那肯定会啊，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人表达，那所有作家的个人表达凑在一起就是民族记忆。我当过装卸工，所以会写普通老百姓尤其底层。另外我家庭是知识分子，所以也会涉及。凤凰网文化：讲讲武汉和武汉人吧，有什么是其他城市无法给您的？方方：比较直率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武汉人就像美国人一样，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且武汉这个城市，处于内陆深处，跟几大古都相比，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当过古都，和沿海城市比，又没这种地理条件，依靠水域、小商品、租借，才慢慢起来，成了一个大城市。历史上只有两个城市称为大，大上海，大武汉。所以为什么武汉人爽，就是刚才说的水域租借，码头工人多，那必然是那么一个气质。不过还是比较土，俗！记得我80年代去上海出差什么的，还有好多亲戚让世界隔的太开。不过这对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影响，文学本身就是比世界要慢，当然，慢不意味着视野不开阔，所以也还是要多交流，所以当年有笔会什么，保守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保守。凤凰网文化：一般来说写完这种比较重的题材会不会影响日常生活，跟入了戏似的？方方：哈哈哈，我比较职业作家了，而且已经不会觉得小说是个特别难写的东西。凤凰网文化：您是比较规律的职业写作状态？方方：有时候腿都快写肿了……[NextPage]人到中年 天凉好个秋凤凰网文化：年龄感对写作的影响大吗？方方：大！看世界的眼光完全变了，年轻时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是天凉好个秋。我20岁写《武昌城》，那写不了，写了也不是现在这个写法。当年看人没有这么透彻，也比较冲动。而且现在挺奇怪的一个事儿，我们这种50年代的作家，现在还都没停笔，而且创作力也依然比较旺盛。凤凰网文化：您个人觉得什么原因呢？方方：主要是生活条件好，身体好吧，哈哈哈！凤凰网文化：不过其实很多人也说，您年轻时候的作品就有很强的命运感，甚至虚无。方方：如果你去坐在桌子前不停地写不停地问，那最后肯定就是虚无，凤凰网文化：跟剥洋葱似的？方方：那肯定的，最后是虚无，虚无之前可能还会悲观，但是，没意义不能否定去积极地做些事情，就跟人最后都要死一样，但是也不能现在就死吧，凤凰网文化：《武昌城》创作之初和最后成稿的差别大吗方方：反正写的过程中，会不断有灵感，所以也是不断调整，有些调整是很细微的东西，凤凰网文化：咱再问个大点儿的问题吧，比如现在的文学环境。方方：文学环境吧，我已经不太关心了，上面的要求，或者写点儿什么读者给面子，跟我都没关系，我自己写的有乐趣就行了。别说众口难调了，我根本就懒得调，很多人跟我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好好写，慢慢会积累读者，就像刚才说的，好作家和好读者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很多卖的好的都是烂书，那种读者一拥而上有劲吗？凤凰网文化：您最在乎小说的什么元素？方方：我从小就是我们那片儿特别会讲故事的，那我肯定觉得故事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好的小说都是有好故事，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没故事，可是也好看，但我只是说，我自己的长项，比较善于讲故事凤凰网文化：那故事好看，影视改编找您的应该挺多吧？方方：恰恰相反，我比池莉作品的影视化少得多，好故事不仅仅代表是适合影视的好故事，好故事也不一定都是通俗的好故事，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作品里的故事性比池莉好，哈哈！凤凰网文化：下一步还是继续围绕家乡的历史吗？方方：恩，现在还比较感兴趣，其实肯定也不是写历史了，主要还是写人，文学就是人学，大家不都这么说吗？

  2012-04-16 10:36:05 作者:于一爽

  • 0
  • 9584

• 振兴中国电影，文学岂能缺位？

  振兴中国电影，文学岂能缺位？——第三届“中国影协杯”编剧论坛引发的讨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的这句话依然适用于我们身处的这个变革的时代。“其实我们电影编剧和电影文学创作者都有一个感觉，这十年来，大家都感到有一种失落，或者是说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著名作家、编剧柳建伟如是说道。“要知道，现在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还设有文学部，其他各个电影制作单位、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公司，都没有文学部，没有文学编辑这样一个对电影文学创作起着支撑性作用的环节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电影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电影文学的缺失造成的。饶曙光说，“现在大家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尤其是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提出拿出30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和奖励剧本创作。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对于电影文学和电影编剧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在日前举行的以“关注现实生活，引领社会进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影协杯”电影编剧论坛上，与会的编剧和专家们就电影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方面展开了积极的研讨。或许之于中国电影来讲，在经历着产业化的高速进程之时，电影文学、电影批评更应回过头来，反思遇到的问题，启发全新的认识。电影文学 从扪心自问开始电影在反映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方面， 《飞天》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剧本把“中国航天”的宏大国家叙事与主人公的个人命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表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该片编剧之一柳建伟却面临着困惑：“ 《飞天》的确获了不少奖，但我知道这样一种重大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处于整个话语中心的边缘。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去年《飞天》获得金鸡奖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意外得奖，是冷门。我想现实主义创作遇到了问题。这些年，实际上是商业大片和话题性文艺片占据媒体中心位置的时代，是票房至上的时代，是欧美四大电影奖项引领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时代。作为主旋律题材的创作者，对此我是非常困惑和无语的。 ”《岁岁清明》以杭州茶园的三个清明节结构全剧，在叙事方法上作了一次新的探索。剧本试图把“生活化”和“戏剧性”两种极致的风格在一个故事上统一起来，追求的是“意外”和“惊奇”的美感。该剧编剧程晓玲从40岁开始写剧本，她经常在思考写作的意义，“我一直在想，不就是一部电影吗，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较劲。我真的不想把我看到的现实扭曲着写，我也不想把我的所思所想藏起来，说一些拧巴的话，我愿意说一些真诚的话。我也会扪心自问：其实我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也不会为五斗米折腰，想想也没有什么可自欺的。我坚持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我的创作不是对生命的绝望，不是对城市喧嚣的厌倦，而是希望以平静的心态去写我感兴趣的内容。 ”关注现实 找寻鲜活的切口《钢的琴》是一部风格无比独特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真实地描写了东北老工业区一批下岗工人的喜怒哀乐。剧本把现实主义描写与理想主义色彩结合在一起，用诙谐幽默、略带调侃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该片的导演和编剧张猛则从年轻创作者的思维给予电影文学新的解读。他说，“其实《钢的琴》中带有一点小小的微观政治，它踩着一条线前行，我想观众能体会到这种微妙的存在，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就不对了。我想对于我们这些编剧来讲，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对于我们的体制、变革，有一些思考和关注。比如《钢的琴》描写了失落的工人阶级，是一种独特且个人化的创作感觉，它带来的声音，带来的画面、色彩都是特别直接的。如果我们忽略它，那么我们影像的性格都没有了，这是我非常坚持的。 ”“电影离不开油盐酱醋。在洞察社会人生，尤其是在表现社会民生方面，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内地电影其实是落后于电视剧的。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著名编剧黄丹这样说道。他说道，“民生的话题正成为中国电视剧的最大母题。比如说房价的问题，再婚的问题，养老的问题， ‘80后’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我们在电视剧里面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在电影里却很难看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失恋33天》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有前两年具有比较高认知度的《人在囧途》 ，情感表达也非常的饱满。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关注与回应。 ”现实社会，文明风暴的中心，每天都生产着大量电影素材，关注现实，找寻鲜活的切口，应该是中国电影当今最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与会专家们也谈到，关注现实，影片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就是写实，用抽象的方法，写意的方法都可以来表达关注现实的主题。人文关怀 与产业发展的平衡点去年罗伯特·麦基来中国讲学，特别提到了电影文学创作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善的中心。黄丹对此阐述到“无论社会和人本身，我们相信社会肯定有它的灰色地带，人也有他的灰色地带，可是人总有向善的本能。影片当中如何寻找‘善的中心’ ，成为任何观众、任何国度、任何民族所有的观众内心出发的内在需求。而这个善的体现，并非是很高大的，正是在人类有缺陷、很迷茫的时候，这个善才会显得更加好看且更富有吸引力。所以也正因如此，无论电影涉及到的现实是多么的残酷、无奈，但总是会给观众一个向善的引导，有时候会体现出一个想象性的好的结局。我们在想，当前我们有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依靠？ ”饶曙光也谈到， “我们在树立当前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回到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挑战，从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梳理电影文学创作发展的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创作和制作区分开来，从创作层面上讲，都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一种表达，都是对生活的独到的观察和发现，都是引人向上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从内心升华出来的。但是产业化时代，它其实又有创作与生产环节的脱离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从创作角度解决这样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因为，只有中国电影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 ”

  2012-04-16 10:32:50 作者:张悦

  • 0
  • 9585

• 李浩：倡导开设文学写作专门课

  文学是否可以教授？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没有疑问感：文学可以教授，并且的确需要教授。没有谁天生就是作家，就是大师。如果这点没有疑问那文学技艺可以传授就不应有任何疑问，所有的成功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讨论却是有心的，有益的。因为这一常识并不为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度，把一切模糊化、不可知化、玄学化是一种固执的现象，深入人心。在西方人那里，一到一万之间至少有一万个格，而一格到二格之间还可以更加细分。它需要追究，这个点，到底处在一和一万之间的哪个位置，如何更为确切。而在我们东方，一和一万是可以模糊的，互换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是如此……两种方式当然各有利弊，说这样的话并非对什么什么进行谄媚。但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教授上，我可能更倾向于西方的方式。应当把文学的写作开成一门专业课，从写作的诸多面入手，譬如如何用词，让每个词准确而生动；譬如如何讲述故事，把故事讲得生动美妙；譬如如何设计人物，让每个人物如何发生关系，并成为牵动的线，譬如……说实话，我不知道说文学技艺不能传授、作家不需要“培养”的说法从何而来，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但身为作家、编辑，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这一“理论”可怕的后果。太多从事创作的写作者(尤其是基层写作者)因为缺少文学技能的培训，用几十年的努力也没有进入到文学中，尽管他们的文字里有时也不乏闪烁的亮点。太多的作家基本功相当薄弱，只会讲述通俗故事，而且存在太多疏漏，那样的文字真的是如同嚼蜡。太多的文学批评家不懂文学技艺，缺乏文学审美能力，他们夸夸其谈的不过是被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嚼过一万遍之后的口香糖，不能和文本贴近，不能指引阅读，并且了无趣味。我说过一句过于苛刻的话：在现在，至少有80%以上的作家、批评家、编辑不懂文学，尽管他们有着或大或小的名气，占据着位置。何以至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少教授文学技艺、提高文学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准的课程。当然，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也深感缺少“这一课”的诸多缺憾。我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努力、体味去尝试理解在前人那里已成规律的东西。有时，我就像王小波笔下的那个有些弱智的表姐，多次自鸣得意地宣称：我懂得了一项很不错的技术！我会钉扣！却不知道，我费了巨大心力才得到的技艺在别人那里尤其是大作家那里已经是旧识，不值一提。如果有“这一课”，我根本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弯路，根本不需要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这些精力本可抽出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在《北京文学》工作期间，我曾和朋友们编辑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栏目：“文本典藏”，邀请一些作家学者推荐各自心目中最好的短篇小说，说出推荐理由并做眉批。阅读这些眉批让我感慨不已。有时，会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阅读中的错过是多么巨大，重新注意到它，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我的枕边，有一本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是他在美国大学里教授文学时的一部讲稿，他让我重新认识那些甚至已读过多次的文学巨著：《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当然，我并不认同他对这些名著的所有理解，对文学的所有理解。但就技艺的熟稔，就如何完成个人的“风格和结构”，如何用“处在两块肩胛骨之间的那块骨骼”去感受震颤和领略文学文字的美妙，纳博科夫给予我太多的教益；并且，也带给我巨大的懊悔：如果我在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的时候读到这本书，能聆听像纳博科夫《文学讲稿》这样的文学课，我的写作肯定会更完美，我的某些已经固定下来的错谬和短板也许就能得到纠正和弥补。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科学”，特别是结构和故事设计，特别是一些新颖的技法运用，特别是上世纪“文学爆炸”以来诸多作家令人目眩的文体实践……米兰·昆德拉在强调“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的同时，还曾提示他的读者“一部作品，应当是前人文学经验的一个综合”。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图书，而如果有“文学课”的指引、辨析，则一定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少些偏见和错谬，少些夜郎自大的固执。我说文学创作的教授不应是什么问题，这不只是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其实在中国的古代，也是一直这样做的。我猜测，说文学创作不可教授，大约是出于艺术类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不可复制性的认识——音乐、美术、中国书法，这些艺术也都有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不可复制性，而且中国用来书写的毛笔、宣纸，因材料的特殊性就已注定自我复制的艰难，任何一个书法家、画家都不太可能将已有的作品一模一样地复制一遍——可书法、绘画最强调的是什么？首先是临摹，临帖。首先是，看你笔墨的出处。为什么到了文学，同处在艺术范畴的文学，却变得不可教授了呢？要知道书画对艺术个性的强调更为严苛啊！我想知道，哪位作家能不学习、体味前人经验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我请你吃满汉全席。白纸黑字。著名诗人、俄罗斯女作家阿赫玛托娃曾经如此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匠人，我懂得技艺。她拥有的肯定不只是技艺，但，这个强调却实在富有启示。何况，文学创作课，也不会只教你如何掌握创作的技术而不学习审美和面对世界、人类的可能态度。当然，“这一课”的教授实在是具有难度，对教师的要求实在是高，可因此就不做，一味地让大学的“学术”僵硬板结得像一块木头，则更为有害。至于说有了“这一课”，全民就都能成为作家，都能写出大作巨著，我以为又是一个相当的谬误。这里边，似乎有一点“大跃进”的味道。我不反对全民写作，多读点书，多想些问题，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写出来，是一件幸福的事。但也必须看到，“作家”其实是有门坎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越来越高。过去有些所谓的作家，现在看起来可能算不上是什么作家，最多是通俗作家而已。有了“这一课”，毫无疑问，会提高民众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水平，会使一些民众懂得审美，也会使一些作家具备更高的艺术水准，这个提高可以是普遍的。但，也必须清楚，“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并不能全民普适，这点儿，永远不能。就像不是所有人学了数学、化学，就都会成为数学家、化学家、科学家，能够成为某某家的永远是一个少数。美国有文学创作课并且相当普及也不是所有的聆听者都成了作家，且不说大作家。只能说有了“这一课”，作家肯定会出得多些，民众的欣赏水准肯定也会高些，不至于让我们总是在平庸和低端上打滑。(作者为河北作协《长城》杂志编辑，曾获鲁迅文学奖)

  2012-04-16 10:30:12 作者:李 浩

  • 0
  • 9663

• 让“稿荒”来得更猛烈些吧

  最近，新闻出版总署传出将对稿酬标准作出调整的声音，一些原本准备在几个月内发表作品的作家敏锐地嗅到了气息，决定暂停发表作品。有作家为记者算了笔账，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按照千字80元的标准发表在杂志上，只能拿到1.6万元，而如果稿费涨到千字150元，那就是3万元。作家“惜售”，让一些纯文学杂志闹起了“稿荒”。在大众心目中形象比较清高的作家，竟然算计稿费变化“惜售”作品，甚至连已准备发表的也撤稿，似乎显得有些“鸡贼”了。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虽然写作是创作精神产品，但作家们也生活在尘世间，需要每日的柴米油盐。花费精力写出作品的作家，谁不希望能获得高一些的稿费呢？不过在笔者看来，拟上调稿酬标准，结果导致文学杂志“稿荒”，未必是大面积现象，很可能只是突发小状况。尤其是作家“惜售”，笔者相信，只是少数人的暂时行为。的确，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稿费由千字80元涨到150元的话，能多获得稿费1万多元。可稍了解文学杂志就能知道，它们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平均每篇作品也就万把字，作者为了几百元去“囤积居奇”，有意思吗？如果需要靠稿费吃饭，难道在杂志稿费上调之前，就不需要有米下锅么？更何况，很多杂志社表示，新稿酬标准只是参考性质，他们未必涨得起，也就是说“惜售”未必有用。另外，真正靠写长篇小说赚钱的作家，主要是出单行本拿版税，而不是从文学杂志获得可怜的稿费。至少，也可以投给高稿费的杂志吧？其实，对于多数传统型文学杂志来说，“稿荒”从来就是个伪问题。在过去的文学热时期，给这些杂志投稿的作者多如过江之鲫，多数人只求发表出名。后来随着文学热慢慢退潮，投稿的人是没那么多了，可每个省市也就那么几家纯文学杂志，而作协会员至少有几百名，一些大省甚至有2000多名，仍是“僧多粥少”。再说，一些自信、有实力的作家“惜售”，不正好给那些伪作家甚至买发表者腾出了空间？倘若真正按照市场机制运行，作家“惜售”、杂志闹“稿荒”，不仅是正常现象而且是好事一桩。因为这将让文学杂志展开激烈竞争。那些面向读者和市场并且善于经营的，将有更大发展空间，而那些连正常稿费都付不起的，会被自然淘汰。希望纯文学杂志的“稿荒”就像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一样，倒逼这些杂志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而不再由政府养着文学杂志，按杂志行政级别来体现文学作品的档次。当然，文化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而文艺创作也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向钱看。但是，即便仅仅从尊重劳动成果角度看，千字仅几十元的低稿费标准，也应当成为过去时了。一些纯文学杂志因为稿酬标准调整出现的“稿荒”，笔者期盼“稿荒”来得更猛烈些。垃圾杂志和垃圾作品都减少，是文学和作家之幸！

  2012-04-16 10:28:27 作者:李 清

  • 0
  • 9559

• 祁艳：杜甫很忙，文化很闲

  网络文化永远生机勃勃、日新月异，最近的网络红人竟是生于千年前的“诗圣”杜甫！一幅由蒋兆和创作、用于高中语文课本插图的杜甫像，被涂鸦成各种现代角色：或身骑白马游荡，或手执钢枪混战cs，或开着哈雷威武四方，或大摇蒲扇卖瓜……这一组照片现身微博之后，被大肆转发，并被赋予更多角色：从灌篮高手、美少女战士，到网游主人公、听ipod的潮人，应有尽有。在1300年之后，杜甫意外变得“很忙”，这正是当今文化很闲的折射。首先，杜甫的插画对于上过语文课的几代人而言，是很多人的学生时代的记忆，随手在语文课本上的写写画画也是曾经枯燥课堂的一种常见举动。“杜甫很忙”的红火，正是成人世界对青春叛逆的一场集体缅怀。尽管杜甫诗歌等经典文学作品有着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常年应试教育的高压，使得学生在接受之时会产生一种厌倦心理，随手涂鸦缓解了应试教育的枯燥学习，表达了对应试教育的抵触情绪，是对被束缚的创造力的发泄。因此，应该有更好的途径去发掘、释放学生的创新精神，让其无穷的创意以正面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次，学生涂鸦杜甫在网络上受到追捧，并被以更丰富的形象延续，是当代大众娱乐文化对传统经典文化的一种消解。对于原本应该被尊重、被严肃对待的传统经典，赋予各种现代流行文化的符号，表达了“穿越”主题的大众文化，也延续了网络狂欢时代的“恶搞”之风。在严肃经典与娱乐的极度反差中，取得诙谐的喜剧效果。应该说，这种“恶搞”是具有一定创意的，抓住了大众文化的时代趣味，也表达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里的“自嘲”精神，这是超越单调的日常生活，对想象力的一种发挥。平面化的、常见的流行文化符号消解了杜甫代表的民族经典文化的深度，并通过网络将此事件快速扩散，瞬间爆发热度，这正是大众文化具有的快速、娱乐、平面化特征。“杜甫很忙”这一网络恶搞事件，也反映了在大众娱乐狂欢的时代，文化深度意义在逐渐消失，经典文化的势力范围逐渐被缩小，新奇、刺激、有趣、浅显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而深刻、隽永等则成了呆板、乏味、冗长的代名词。当时代的文化被迅速更新换代，当经典不再以经典的面貌出现，而只存在于对转瞬即逝的热点追逐中时，又不得不让人焦虑：这个时代的文化是否是苍白甚至是空白的？或者说，正是因为文化很闲，所以才会出现“杜甫很忙”的现象。对此，我的看法是，恶搞可以，但不能拒绝去了解杜甫，也不能够去抛弃作为传统文化涵义上的杜甫。如果“杜甫”等一系列传统文化的符号，失去了，或者说被遗忘了作为经典的意义，那也无法产生涂鸦后强烈的反差效果，诙谐娱乐也就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经典文化的尊重、学习、传承，是长期的事，恶搞只是偶尔为之的事件。对“杜甫”的系列恶搞行为，也有不少抵制声音。河南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就喊停说：“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绝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对此，倒可不必太惊慌。杜甫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具有分量的代表人物，绝不会因为几幅被涂鸦的肖像而被人贬低了其文学成就，也不会因此就被人们遗忘、曲解。杜甫若活在今日，从其诗歌里的自嘲色彩来看，老先生对“被忙”一事也不过是莞尔一笑。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也不乏对经典名作的再造而变成具有现代特色的艺术品。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就被西方的艺术家改造成各种揉入时代生活因素的版本。而著名的艺术流派——波普艺术在其自成风格的过程里，就是从对经典、对人物的再造开始的。一方面，我们要尊重、继承传统经典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时代风貌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反映当下的流行文化特质。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对杜甫最尊重的纪念形式，不是恶搞或者抵制恶搞，而是去重温他那些关心百姓的诗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老先生一生漂泊，忧国忧民，他所操心的那些民生问题，他所深刻思索过的社会问题，1300年过去了，今天改善了多少？再读这些诗歌时，希望我们不会脸红。作者单位：文化部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2012-04-16 10:27:00 作者:祁艳

  • 0
  • 9580

• 石厉：文学需要飞翔

  近期有人强调文学应贴近心灵与现实，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典文学自不用说，从西方现代主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不会诞生在真空中，也不会凭空想象，即使是历史文学、童话、寓言或科幻等文学样式，不管它们的情节多么离奇，也都呈现出心灵与现实的观照背景。不同的心灵背景和现实背景中所产生的文学形式都有不同，先秦有楚辞、汉有赋、六朝有骈文、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这也是王国维所认为的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深层原因。文学是在心灵、现实的土壤上产生的，但是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不会沉入到心灵与现实中止步不前，都会以讽喻、象征或批判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心灵环境与现实环境进行独特的反思。因此面对心灵与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贴近或反思的对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灵与现实？因为创作者自我的心灵也好、他人的心灵也好，心灵永远都是一个谜语一样的东西，谜有谜底，但是心灵却没有谜底。以前认为上帝是心灵的谜底，但是自从“上帝死了”以后，人们的心灵就像泛滥的河流，不仅随处拐弯抹角，而且四处奔流，你根本无法紧随其后，不但常常给别人造成灾难，给自己也造成灾难。而现实呢？不乏为了物质利益而战天斗地的名利场。在这种情形下，理论家感到一种压抑和苦闷，重申文学要贴近心灵、贴近现实，这种重申如果仍然让文学、让作者也让读者在心灵与现实的迷阵中无法自拔，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试图要寻找让心灵透气的窗口，是试图找到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那样既入世又出世的现实，那是文学的幸运。能不能实现呢？我认为还是需要限定，那就是在文学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完全可以实现，那些许许多多优秀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例证。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的意义。文学就是给人一种理想、给人一种继续寻找的力量，给人一种永远的感动与冲动，不管结局如何，人们却永不放弃，用哲学家尼采著名的概括来说，文学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在尼采的阐释中，“酒神精神”是悲剧精神的本质，是人类伟大精神的见证。这种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对于复杂现实与人类狭隘心灵的一种超越，对悲观结局的一种超越。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灵越来越曲折，现实也越来越复杂。文学中主体所面临的心灵与现实这个客体，已今非昔比。这也是《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论道时反复指出的人心与现实都不古的事实。人的心灵并非古典主义时代那样简单、朴素，现实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与纯净，心灵也可能是伪心灵，现实也可能是伪现实，或者说现实与心灵越来越不是自己所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人所在的现实与心灵被扭曲、异化的现象，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过。因而只靠单一的反映或贴近，文学也无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文学。事实上任何一个由人群组成的社会，都不存在一个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心灵。海涅在1824年写的小诗《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中直接叫喊：“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我要请教德国的教授去！/他有的是拼凑人生的本领，/能搞出个明白易懂的体系。/他还会修补宇宙结构的窟窿，/用他的睡帽和破睡衣。”(杨武能译)这首诗歌反讽了教书匠对残缺不全的世界和人生所故意进行的掩饰，理性的虚假的掩饰让诗人生厌。我记得舒婷曾在一首诗歌中写道：“我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舒婷的这首诗歌曾经让人的内心受到过震颤。在舒婷富有象征含义的语汇中，之所以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那是由于天空可能不纯洁、道路可能不正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现代社会的人类比做一窝蚂蚁，人就像蚂蚁一样被本能的欲望控制着，也就是被无穷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心灵和欲望。他认为人类理想的心灵则是超越物质利益而指向精神层面的，是对于自由的向往。他的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其中主人公所有的行为与心理都是围绕这样一条心灵悖论式的存在而展开。他在《略谈乔治·桑》一文中指出：“她的信念、希望和理想，都建立在人的道德感，人类的精神需求，人类对于完善、纯洁的憧憬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欲望上。……即承认个人及个人的自由(因此也承认个人的责任)。由此并承认义务以及对于履行义务所需要的严格的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完全承认个人的责任。”这既是在谈论乔治·桑的小说，也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有了受物质利益驱使的心灵本能，也就有了追逐物质利益的纷繁现实，文学的责任就是要试图超越这种人类受本能驱使的心灵和在利益追逐中形成的现实，从而为人类的心灵建立一种信念和理想，这种信念和理想并不是空泛的，是建立在道德与责任基础上的人的自由，或者是对于自由的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人类的心灵是空泛的、茫然的甚至是罪恶的，所以他笔下那些被痛苦煎熬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由于利欲所致。利欲让人陷入罪恶的牢狱不得自由，幸福平静的人生需要超越人本能的欲望。而建立在道德、正义和他人幸福基础之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另外，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能动的参与者是作家这个主体。作家除了要描写心灵与现实这样一个客体外，随时还要反观主体自身，也就是说作为现实存在与心灵所在的主体，同时要反观或面对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在这种反观中，常常会走样，正如古诗所吟诵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在感知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时，由于主体本身对客体认知过程的绝对干扰，很可能使这样一个过程发生偏离，从而出现量子力学中所说的“测不准”现象。所谓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是指测量工具本身对测量对象的影响导致所有的测量结果都要发生偏差。而文学艺术中，作品的创造者即主体不是标准严谨的工具，主体的复杂与自身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使测不准的几率将远远超过现代物理学中工具对测量对象的测量。因而本来是试图对于心灵与现实的贴近，结果却因为主体本身的偏差，而最终无法贴近。不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常常是差之百里，谬以千万里。这就是主体与客体发生背离的一种结局。事实上，面对客体时，创作者从任何一个角度试图进行的非虚构描写都具有角度的限制，限制就意味着片面或无法窥测全体，无法达到感知中的通透。现实的迷雾在你试图贴近现实时常常会将你与现实一同笼罩，让你无法看清现实的真相，文学却要揭示这种真相，因此文学艺术鼓励作家要运用想象、虚构、象征等非现实的手法逼近心灵与现实，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目的也是为了超越角度的限制，为了弥补真实描写中无法填补的空缺，为了廓清真实描写中的迷惑。只有在对客体的想象和虚构中，主体才能够获得解放，才能够全方位地触摸到对象世界的全部，才能让文学超越大地的囚禁，飞越到自己的天空，才能让文学具有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贴近心灵与现实，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是写实，写实反而会消解文学的意义。只有超越现象的真实，才极有可能获得本质的真实。因而这又是一个悖论，文学离不开心灵与现实，但是又必须超越心灵与现实。文学的创作者，仅贴近心灵与贴近现实的写作，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对心灵与现实的不断感知中，最终超越心灵本能的狭隘和局限，超越现实中的功利和障碍，人类才能凭借文学体会到更加自由理想的境界，主体才能在对客体的感知中，最终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文学才能够意义无限。不然，那种出自动物的利欲本能、虽然是写实但却是功利的、堕落的文学，呈现给人类的只能是心灵的无底深渊和现实的泥潭。

  2012-04-16 10:25:18 作者:石厉

  • 0
  • 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