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诗人为什么容易自杀

      一个诗人自杀了。又一个诗人自杀了。 许多朋友会不约而同地问：诗人为什么容易自杀？这个也许诸多心理学家也未必回答得出来的疑问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自杀的诗人为什么这么多？有一年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一个报告文学奖，其间和北京的文朋诗友们分析诗人海子之死，我说当时海子的诗歌创作已进入一种极度状态，他手拿刚完成的一大叠诗稿无意识地出门了，他走过河边，便把诗稿一页一页洒向波光粼粼的河面，他继续向前，前方是星光下闪亮的铁轨，于是他大步来到铁轨旁。这时他听见了远方火车的鸣笛声，他把承载火车的铁轨以及枕木看成是一排黑白琴键，于是他趴下身子，用耳朵倾听美妙的由远而近的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他不会想到自己会从此不再起来，更不会想到从此不能再拿起笔来挥洒诗篇。当时北京的朋友哈哈一笑并不同意我的联想。于是，我只能举出我自己经历的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应邀在南京河海大学协助诗友通宵编一本诗选，大致编完后已是凌晨，我推开七楼的窗，看到窗外雨雾蒙蒙的清凉山公园，我写了一首题为《清凉山》的小诗：“告别熟悉的公路寻你/在茫茫的雨雾里/翻遍石头城所有回忆/轻轻折断的/那一声鸟语的诗韵/还锁在千年古井老僧已去/落叶犹存/留得好一份自在的安宁与你对峙久了/雨雾已散尽/唯有感觉薄如蝉翼/在无言的柔光下/腾空而起我本远离城市而来/终将远离城市而去”。早上，好客的南京诗友陪我去灵谷塔游玩，我登上顶层，当我发现一边是巍巍中山陵，一边下面是绿树成荫时，我情不自禁地有想跳到下面的绿色地毯去打个滚的冲动，随之我的脚已经往栏杆外跨了，好在身边的朋友及时发现了，马上拉住我问干嘛！被朋友一拉，我马上清醒了，当时确实吓出一身冷汗，我知道这是写诗进入一种状态后产生的幻觉。于是，以后的我好几个月里不再敢去碰“诗”了。如果当时跳下去了，别人读了我的《清凉山》最后两句“我本远离城市而来，终将远离城市而去”，以为我一定是自杀，也可能举出一大堆或失恋啦，或对现实不满啦。其实，我确实没有一点自杀的念头。但那天跳下去一定是必死无疑的，人们也一定会说上海一位诗人在南京自杀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诗人之所以容易“自杀”是诗人被诗的情绪包围太久又在写诗进入一段时期时的幻觉引起，如同屈原、李白，也如同俄国诗人叶赛宁以及美国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等，跟有意识的自杀未必有关。

  2012-04-18 00:42:39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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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曼：拿什么拯救我们的阅读

  今年4月23日是第17个“世界读书日”，值此之际，《北京晨报》、凤凰网读书频道、精典博维文化公司联手推出了“41°文化论坛”，论坛将通过学者定期讲座的方式，共同推进全民阅读，打造学习型社会。幸运的是，论坛第一期得到了学者蒙曼老师的大力支持。 这是一个匆忙的时代，一个无暇阅读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反省的时代，一个重估价值的时代。世界总有太多的困惑、太多的伤害、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艰难……而面对这一切，我们该何去何从？人，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与蒙曼老师一样，许多人都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激情与梦想、挫折与迷惘，然而，还有多少人，依然记得学生时代的憧憬，还有多少人，依然忠实于曾经的理想？今天的我们，是否已成了自己当年所厌恶的背叛者与麻木者？一个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将无法自拔，一个只会仰望明天与他人的群体，将错过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其实，我们不是无可作为，我们可以从阅读开始，在阅读中，重新描画我们的梦。对此，蒙曼老师有异常精彩的解读。当下阅读太功利 北京晨报：对比当下的阅读和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区别在哪里？蒙曼：区别非常大。一个偏重理想主义，一个偏重功利主义。上世纪80年代正值文化复苏(有的人说是文化复兴，我觉得复兴言重了，复苏比较好)，此前几十年，除了少数几本书，其他的被禁止阅读，此时一下涌了出来，于是全民都在看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以及走向未来丛书、朦胧诗、翻译小说等等，这些书与柴米油盐无关，人们阅读是为了提升自己，获取心灵的自由。而今天的畅销书基本是成功类、养生类，不是说阅读它们就不好，而是功利色彩太强。北京晨报：功利色彩强会产生怎样的弊端？蒙曼：偏重功利阅读也有积极的一面，说明我们的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所以人人渴望成功。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人们成功，自然也就没人关注这类书。但这也带来肤浅的问题，靠读成功学的书就能成功吗？我从来不相信。说读书改变命运，是指阅读可以提高人的思考能力、精神品质，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提升，而不是将书中的内容活学活用，那将无法带来你期望的后果。[NextPage]青少年阅读应从经典开始 北京晨报：今天人们似乎更多依靠电子阅读。蒙曼：这同样有利有弊。优点是阅读面扩大了，缺点是泥沙俱下，电子阅读时代对读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选择读物、有怎样的阅读口味，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是取法乎上，今天则取法乎中，甚至是取法乎下。北京晨报：如何才能回到取法乎上？蒙曼：从创作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不行，还是要读者提高自身的鉴别力，我常对学生们说，书不到50年不要第一时间去碰，青少年阅读应该从经典开始，这有助于培养你的审美品位，这个基础打牢了，才能形成鉴别力，才能不被流行读物所迷惑。小梦想要依靠大梦想 北京晨报：当下阅读更偏重功利性，这是否也与时代精神相关，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今天人们似乎梦想减少了？蒙曼：确实如此，但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前两天我看了《泰坦尼克号》3D版，我在想，为什么它能如此打动观众们的心？因为它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美国梦，即只要奋斗，就能成功，出身并不重要。穷画家靠自己的才华可以得到贵妇人的垂青，而露西背离了她的身份后，靠当演员又重新获得了社会认可。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梦想是分大小的，个人的是小梦想，国家的是大梦想，如果个人的小梦想可以融入国家的大梦想，就会走向理想主义，如果国家没有大梦想，那么个人的小梦想就很难维持。北京晨报：换言之，应该从营造大梦想开始？蒙曼：是的。这就需要读书人和政府付出更多的能力，如果一个时代梦想消退，这两方面应反思自己的责任。[NextPage]传统不是挡箭牌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存有缺陷，这是导致梦想消退的罪魁祸首。蒙曼：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把问题推到传统文化上是不负责任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可古人不照样建设出灿烂的文明？儒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不同样在鼓励积极奋发吗？我认为，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积极引入现代价值观，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另一方面，重新反思传统，弘扬其中适合时代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传统，否则就会成为“四不像”，欧洲的现代化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正是通过对传统的整理与取舍，使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北京晨报：可这样的整理工作谁来做？蒙曼：依然要靠读书人和政府，古人说“三纲五常”，三纲今天不适合了，但“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应提倡呢？我认为，我们的文艺还没有复兴，期待着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应勇敢地面对历史 北京晨报：中国古代也从没出现过“文艺复兴”，因为统治者不愿翻旧账，怕影响自身的合法性。蒙曼：这取决于政治家的远见，就是摆好政治与文化谁大的问题，历史上许多明智的君主都能看到：政治应服膺于文化。他们明白，这样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做，否则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每代王朝都有历史的负面资产，但也有正面资产，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去面对。北京晨报：您说有勇气面对，指的是什么呢？蒙曼：就是肯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汉武帝穷兵黩武，晚年下“轮台罪己诏”，西汉因此又延续了百余年，唐代皇帝也下过“罪己诏”，也延续了百余年统治。事实证明，承认错误不可怕，它能表达出一种诚意，这样人民才会对你有信心，才会支持你。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日食、月食过去了，反而会更加明亮，不会影响人们对光明的信仰。对于历史污点，遮遮掩掩是愚蠢的。[NextPage]逆取之后应顺守北京晨报：昨天砸烂的，今天又复兴，怎么服众呢？逆取之后，难免给后来留下沉重的负担。蒙曼：但古人也说过“逆取顺守”，过去很重要，但不会比当下更重要，不会比明天更重要。过去确实是负担，但人们更关注面对历史的顺守。唐太宗不是逆取吗？杀兄囚父，可他开启了贞观之治，实现了儒家“君明臣贤”的政治理想，后人不照样称他是“千古一帝”？北京晨报：我们传统文化有很强的道德色彩，这和当下能否契合？蒙曼：我认为可以契合，我会背《共产党宣言》全文，你想得到吗？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最黑暗、最不平等、最不正义的时代诞生的，充满了人类大同、平等的理想，只要回到原点，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期许上来，就可以解决道德能量不足的问题。全民功利引人忧北京晨报：其实您说的这个情况，不仅孩子们知道，家长也知道，老师更知道，主管教育的官员们同样知道，他们对该不该改、如何改，都有很好的意见，可这么多明白人放在一起，为什么却总也解决不了问题，总是选择最糊涂的结果呢？蒙曼：这就是全民功利心的问题，我们走得太快了，物质极大发展，刺激了我们传统中原本就有的功利倾向。好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或者说到了一个瓶颈，未来不可能再像过去30年那样高速发展了，随着时代脚步放缓，将促进集体去反思，这涉及到每个人。其实，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么个过程，在埋头前行时，都会忘了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奔跑。全民功利令人担忧，但还是要寄希望于未来，因为人是有头脑的，明白人会从小的地方去改变，这些改变形成合力，就能成功。[NextPage]提倡全民严肃阅读 北京晨报：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今天的阅读应怎样去调整？蒙曼：政府、学者、媒体应更加负责，提倡全民严肃阅读。上世纪80年代，我正上高中，那时住宿在学校，晚饭后就去泡图书馆，《基度山伯爵》、《牛虻》、《红与黑》等中学时就看完了，可今天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没读过这些书。许多人说大学教育出了问题，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解决大学教育的问题，不能单从大学下手。我们确实应该深思，中学教育究竟该给孩子们什么，不能一提全面发展，就是大建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北京晨报：在高考制度下，现有教育改革的空间有限，如何入手呢？蒙曼：可以从课本改造入手，既然孩子们抽不出更多时间去课外阅读，可以在课本、参考资料中加大经典阅读的内容，2002年我博士毕业后，曾经有个志愿，想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给孩子们去编中学教材。因为我中学时是一个逃学的学生，可这是我的问题吗？实在是课本太枯燥乏味了，我喜欢文学，却不喜欢看语文课本，喜欢历史，却不喜欢看历史课本，喜欢地理，却不喜欢看地理课本，这种状况应有所改变。 千万不能走向简单化 北京晨报：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事大家都已经明白，有共同的声音，却怎么也推不动，这考验着人们的耐心。蒙曼：因为利益集团太多，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化了，如果各人向不同方向使劲儿，就可能造成停滞，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精神。上世纪80年代，改革成本低，那时也没什么号召，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利益驱动就足以让大家积极参与了，今天不可能再回到那个阶段，面对现实困境，应立足于解决，不要立足于追忆。北京晨报：在缺乏社会共识的前提下，怎么去解决？蒙曼：面对复杂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把问题简单化，建设社会共识也如此，不能着急，从历史上看，宗教、民族主义比较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如果采取简单化的思路，就很可能走入歧途，这是有非常多的历史教训的。复杂问题需要精细的解决方案，最忌讳简单处理。[NextPage]应接续士的传统北京晨报：今天我们的教育培养的都是工具型人才，这是不是也会制约严肃阅读？蒙曼：历史上，欧洲文化传承靠宗教，中国文化传承靠士，士对上是议政，对下是教民，古代士读的是教导仁义礼智信的经，所以他们主动承担着社会的道德责任。在今天，不要把知识分子都工具化，因为，工具化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接续传统的，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考量，即使是文科专业，在思想上可能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北京晨报：我们的传统已经出现断层，就算接续士的传统，恐怕也接不下去。蒙曼：知识断层确实有，但精神上并没有断层。在今天，仍有很多读书人在思考、在焦虑、在追问，这说明，关心道德、向往光明政治的传统依然不绝如缕，关键是如何去发掘。不论当下人们怎么看，我相信未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公共知识分子确实需要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但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会有所改观。阅读的父母才是合格的父母 北京晨报：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一代代的积累与传承，可今天许多父母放弃责任，不引导、不提倡孩子阅读，这该如何解决？蒙曼：许多父母问我，怎么才能帮孩子提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好榜样，自己要先成为好的阅读者，父母有更多人生历练，尝过阅读的甜头，也知道不阅读的苦头，不要只关注孩子的成绩，带他们报这个班那个班，因为在知识上，老一代人很难给下一代人以指导，关键是要在精神上、行为上加以引导，应该呼吁刚结婚的年轻人，在装修新家时，就要设计出书柜的位置。读书人、媒体也要多推荐、宣讲那些精品创作。北京晨报：今天的孩子生在电子时代中，他们已很难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了。蒙曼：所以有过阅读体验的人一定要把感受讲出来，阅读是件很快乐的事，所谓世事沧桑心事定，只有阅读才能让你把心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中，还有什么能让人心定呢？我相信，网络永远无法安慰精神，而读书却可以提升智慧，带来精神的享受。[NextPage]超越急功近利 北京晨报：严肃阅读渐行渐远，与急功近利的心态息息相关，如何才能超越这种心态？蒙曼：关键是要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个体才能有方向感，人只是沧海一粟，很容易被动荡所吞噬，个体为了保证最基本利益，只有靠学一门技术，追求一点功利的东西。有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从历史上看，明末出了许多忠臣良将，清末也有许多风云人物，但都没能挽救两个王朝的灭亡，这说明，结构性的问题不是哪个人来就能解决的。必须看到，急功近利的危害是巨大的，历史上隋炀帝为什么失败？他也曾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但步子太快了，搞的大工程太多了，结果出了乱子。历史与现实的主体都是人，所以历史可以告诉未来许多东西。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防止急功近利的恶性膨胀？蒙曼：这需要管理者有更多的自信。今天我们讲文化大发展，那么应该给文化什么？是给文化更多的钱，还是一个更开放的心胸？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关键是要摆正心态，不能什么都敏感，一味回避现实，那就有可能走入表态文化中，事事都站队，那就太荒唐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但电视里充斥的却是家长里短、婆媳纠纷、穿越戏说，这就显得缺乏现实关照。(陈辉)(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及中国古代妇女史，在《百家讲坛》因主讲《武则天》引起广泛关注。)

  2012-04-18 00:35:1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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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文字是我最耐心的听众

  女作家方方去年推出两部历史战争题材作品“文字是我最耐心的听众”方方日前在广州方所书店开讲“热爱式写作”。 王玥璐 摄日前，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发起主办的第10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东台山举行颁奖典礼，女作家方方获得“年度杰出作家”大奖。杨显惠、黄灿然、赵越胜、阿乙、李静分别获得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年度评论家奖。不同的是，今年大奖奖金有所变化，奖金总额由原来的20万元提升至30万元，其中“年度杰出作家”的奖金由10万元提升至15万元，其他5个奖项的奖金由2万元提升至3万元。颁奖之后，方方和杨显惠分别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方方简介原名汪芳，江西彭泽人。1955年生于南京，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中篇小说《风景》、《桃花灿烂》、《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民的1911》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去年，作家方方连续推出两部历史战争题材作品——《武昌城》和《民的1911》，小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直面中国历史中的主要真实，并引起文坛关注。14日下午，刚刚领完奖的方方在广州方所书店给读者带来了“热爱是写作的动力”的演讲，畅谈自己的阅读、成长故事，表达出她对当代青少年阅读状况的观察和思考。回忆起自己坚持了30年的写作，方方坦言，只有热爱文学的人才能一直走到底。她认为，文学能够解决很多心理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一直倾听你诉说苦闷、忧伤或是快乐，而当你诉诸笔端，你的文字就是你最耐心的听众。它容忍你诉说的一切，写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释放的快乐。”方方的小说格局宽阔、气势磅礴，却以庸常生活中小事暗喻生命、人性，悲壮而不可摧毁。“方方的作品蕴含了哲思的底蕴，她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情感性叙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曾经这样评价方方。女作家写战争，鲜有人尝试，一不小心还会落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在长篇小说《武昌城》和中篇小说《民的1911》中，她关注小人物的命运，直面中国历史中的主要真实，以女性的慈悲和宽恕之情回望革命的成败，在“攻”与“守”之间完成对一座城的精神确认。对于历史题材创作、女性作家笔下的“人性”探索，方方有着怎样的感悟和经验？演讲结束后，方方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NextPage] 虚构人物放进历史画卷南方日报：您以前是以“新写实”的代表而闻名的，作品也多是反映当代市民生活，这次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当代不少作家也在创作上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历史，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相对少了，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方方：“新写实”只是我的一部分作品，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也是写过去的事，并不是我经历过的生活，我也创作了几部关于历史的书，在此基础上接触了大量近代史的资料，那些素材会唤醒你的创作欲望，让你思考一个人在大时代下的命运。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相当惨烈，但大部分当地人都不知道。我当初看到这部分史料的时候也大吃一惊。我们学的历史没有任何“人”的细节，但文学就是要放大这一个部分，告诉你“人”在时代里是怎样的。当时间距离拉开以后，我们后人才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理想的角度去看待战争究竟给人类带来些什么，而不再用敌对双方的心理和情感去评价战争中的人。南方日报：历史题材小说需要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小说中人物、情节的发挥余地也很小，容易损失“可读性”。在您看来，创作这类小说应该如何把握符合史实和增强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和尺度？方方：我写的《武昌城》中所有的细节如钱数、店铺、战争状况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在我眼前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画卷。我无非是把自己虚构的人物放到这个画卷上，让他“游走”在中间，但不会破坏整个画卷，小说最重要是细节，细节不用瞎编。[NextPage]女作家细节感受更敏感南方日报：我们看到，在文坛上男作家往往取得比女作家更加高的成就，或者说文坛里面男作家总是多于女作家，而其实女性又往往比男性更加关注内在精神，您怎么看待女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创作境况？方方：女性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低微的，长久以来她们没有远足的机会，永远是在思春、思归、宫怨当中度过。在1919年以后，女性才开始走向婚姻自由、走向社会。1949年以后，中国女性迎来第二次解放，但当时她们的作品是“无性别”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才写出了男性写不出来的东西，她们是从骨子里的文字去表现出女性的困惑、欲望、需求等私人情感，这是男性根本体会不到的。南方日报：您不少创作中都保持着对现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同情，您觉得女作家的视角对于写作有什么帮助或阻碍吗？方方：写小说在对细节的感受上，男作家比不上女作家，男作家擅长理性思考，但小说经常是不需要讲道理的，把一个故事写出来，读者各有各的体会。在年轻作家群体中，优秀的女作家更多了，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她们面对的就业、荣誉等困惑和压力。[NextPage]写作是一种孤独的状态南方日报：您的作品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情感性叙事。是什么奠定了您这种创作心态？方方：这跟个人阅历、阅读、知识背景相关，我是当过工人才去写作的，看问题的角度就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其次，我属于女作家当中理性思维比较强的，家里人都读理工科，逻辑思维有了一定训练，所以我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一个现象，而不只是陷入感性的情感当中。南方日报：写作中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生活中您却时刻体现出了湖北女人的智慧、干练。方方：我做事、说话节奏比较快，给人一种风风火火的印象，但作家的职业要求我常常一个人在家呆着，只能面对自己和手头的笔。写作的时候，很多东西追问下去都是很悲观的，每一件事情都牵涉了无数的丝线，背后许多复杂的原因是经不起追问的，无论是快乐的、悲伤的、幸福的，往下问到最后都是可悲的，会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写作是一种孤独的状态，但我跟大家见面时就会很活跃、很开心，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麻烦的人，因为得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样才不会让人难堪。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实习生 曾美芬

  2012-04-18 00:31:17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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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瑶：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记者： 《外国文艺》创刊已有30多年了，它最初的办刊宗旨是怎样的？现在这一宗旨是不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和调整呢？李玉瑶：“纯文学、高品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刊宗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国内能够坚持像我们这样做的杂志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有责任坚守下去。借用著名翻译家、《外国文艺》编委林少华之语：“概而言之，那应该是出于一种对于文学、文化事业以至整个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而这在当下喧嚣浮躁、物欲横流、阅读出现危机的社会转型期，无疑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和高贵的坚守。”《外国文艺》曾经的辉煌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外国文艺》现在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个品牌，我们不希望改变这本杂志的风格与定位，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如何再让《外国文艺》走上一条复兴之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记者：回顾33年《外国文艺》的历程，您能概括一下它所走过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吗？李玉瑶：回顾《外国文艺》的历史并概括其特点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外国文艺》发轫于1978年，而我真正加入到其中是2009年。许多老编辑已经退休，甚至去世。简要来说，杂志创刊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1978年。时代的需求赋予了它一份历史的担当。于是，它率先引进了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积极推介西方的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人们或许因为它而了解了“黑色幽默”、“荒诞派”、“存在主义”、“后现代”。就传播信息、活跃文坛、推动文化界和翻译界的繁荣而言，20世纪的《外国文艺》是出彩的。由于“文革”的关系，在《外国文艺》创刊前，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与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墙，《外国文艺》则在墙上开了个窗口。今天这道墙上已经门户大开，窗口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但那时，所有的人都拥挤到窗口前，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一本杂志骤然间达到了发行十多万册的盛况。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20周年时，出版了一本《作家谈译文》，里面有几十位当今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写了他们与译文社出版的图书、刊物的关系，而其中有不少作家都认为，自己走上创作道路，是因为看了译文的书，也有的作家说，因为看了这些作品，他们产生了身为作家的幸福感。如果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包括《外国文艺》改变了中国作家的版图，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外国文艺》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但让人欣慰的是外国文学译本却成为书店里不可缺少的大宗商品，而其中许多现在为人熟知的外国作家，他们的名字第一次登陆中国，就出现在《外国文艺》上面。要说《外国文艺》的功绩，就在此处，没有这个窗口，就没有今天的门户大开。记者：去年杂志200期时请了一些老编辑或座谈或撰文。这些座谈的纪要和文章也刊登在2011年第五期的《外国文艺》上，可算做一种大事记。举办这些活动后，在编辑部和读者中引起怎样的反响，是否有一些新的办刊创意产生？李玉瑶：2011年第五期，《外国文艺》迎来了创刊200期。为了做好这期内容，编辑部集思广益，策划了各种活动——开展了“我与《外国文艺》的那些事儿”读者征文活动，微博、豆瓣同步跟进；为庆贺200期而举行的新老编辑座谈会上，历任主编、编辑们促膝长谈，“却顾所来径”，交流杂志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以笔谈形式约请了杂志部分编者、译者、写者，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先生，《外国文艺》老编辑戴际安先生，《外国文艺》编委、英美文学专家杨仁敬先生，《外国文艺》编委、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外国文艺》撰写美术评论的欧阳英先生，《外国文艺》编委、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先生，《外国文艺》编委、翻译兼评论家谈峥先生，以及《外国文艺》编委、翻译兼评论家袁筱一女士，他们分别就各自心目中的外国文学、《外国文艺》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希冀，读来温婉感人，文字间处处流淌着对过往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期许。另外由《外国文艺》编委、翻译文学研究家查明建先生执笔，以中外文学的视野对《外国文艺》三十几年的译介历程做了系统梳理，引领读者共赴《外国文艺》时光之旅。同时，编辑部还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贺词，包括知名学者、翻译家、文学研究者，以及兄弟期刊等，相信200期之后的它，将继续打造精品译文，传承经典编艺，力求看得更高，走得更远。记者：与其他同类的外国文学译文杂志，如《世界文学》《译林》《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相比较，《外国文艺》的独特之处在哪里？李玉瑶：《外国文艺》的特色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我们选择的作家基本上是在该国已经有名望的，少数是有潜力的新锐作家，以在世作家居多；二是基本上不重复介绍，至少不会在三五年里重复介绍；三是着重刊载作品，选择的作品是能够代表作家风格的，而评论等不占主要地位；四是注重作品的创新性和探索性。与我们相比，《世界文学》更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作家，《译林》刊载的作品可读性更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更注重文学评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记者：我们知道，《外国文艺》会刊发外国文学作品，对于版权问题将如何解决？李玉瑶：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是直接跟国外的版权方联系取得他们的授权；另一方面是与国内版权购买者协商使用。同时我们也陆续跟各国驻华领馆及文化机构等建立起常态联系，由他们帮我们联系作家本人来获取授权。记者：是否会与一些新资本进入媒体行业后办的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天南》《信睿》《大方》(杂志与杂志书暂时都放在一起论之)进行合作，还是尽可能避开这些自找生机呢？李玉瑶：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本身就拥有丰富的版权资源，《外国文艺》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社办期刊，有整个出版社作为强大后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很有底气的。我们汇集将努力全社版权资源之优势，策划出更精良的选题。我相信其他杂志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为了把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当然对于优秀的作家作品我们肯定也会考虑进行合作，这是双赢的方式，何乐而不为？记者：杂志在2010年以后在内容上有变化，在营销推广上也有很大变化，开了微博，上了豆瓣，与个体刊商进行了合作，这些新的形式给办刊者和刊物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李玉瑶：虽然编辑部人手紧缺，但我们依然不忘杂志的营销。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众多的选择让读者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的引导必不可少，信息的传递也得迅速、及时。编辑早就不是一项单纯的埋头看稿的工作。编辑必须敏锐地捕捉文坛的变幻，了解读者的需求，适时调整选题推出的时机，制造话题热点。记者：办刊多年，谈谈您做外国文学期刊的最真切的体会吧。李玉瑶：办好一本外国文学期刊从来都是难上加难的。这是压力与机遇共存的一项工作。抢占先机，比别人更早更快地发现国际文坛的新鲜热点是《外国文艺》出奇制胜的法宝。对编辑个人而言，除了基本的外语功底外，还要有对文学的洞察力和驾御语言的功力，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同时不间断地收集、筛选来自各方面的无数信息。这些都要求编辑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素质，才能具备更敏锐更独到的眼光，让期刊更上层楼。记者：我注意到微博上《外国文艺》有一大批“粉丝”，这很令人感动。办刊过程中，你们和读者会有怎样的交流？面临目前读者的年轻化，是否会在内容、作者等方面做出调整？李玉瑶：开微博、建立豆瓣小组，用这些即时方式与读者们互动，这些都是我们为了适应读者年轻化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封面、选题、内容、翻译质量，都是我们与读者沟通的内容，表扬、批评、建议，我们同样欢迎。只要是关乎《外国文艺》的，都可以谈。同时，我们还经常收到读者投来的稿件，我们都会认真地尽力回复。《外国文艺》从选题上一直关注的是最新鲜的当代外国作家作品，在这一点正好跟年轻人的需求相契合。如何挑选出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对译者的挑选也是慎之又慎。得到公认的优秀译者固然是我们的主力军，但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发现翻译界的新生力量，吸引更多新鲜的血液加入到翻译事业当中，也为译文出版社储备丰富的译者资源。记者：《外国文艺》有电子杂志吗？是否考虑过网上办刊，如何解决版权问题？李玉瑶：目前《外国文艺》还没有做电子杂志。但我们正在跟豆瓣网合作，推出网上阅读。目前在版权方面我们在取得纸质出版的同时也会签下电子出版的权利，而跟作、译者之间也达成协议，同时授权给我们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记者：我们知道，一本杂志的成功，除了编辑人员的专业、敬业之外，还要有一批好的作者队伍。多年来，《外国文艺》在作者、译者队伍建设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李玉瑶：确实，外国文艺是一个非常大和笼统的文艺范畴，一本杂志的几个编辑肩负不起这样的重任。虽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文学动向，也发现新作品并组织翻译，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们，有了他们，观点、建议、选择标准和至关重要的稿件都有了。正因为此，我们于2009年成立了《外国文艺》编委会。编委会从年龄上由老中青三代构成，有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为杂志撰稿的退而不休的老翻译家，也有高校里各个语种的学科带头人；从语种上涵盖了英、法、日、德、西、俄等各个重要语种；从地域上，编委们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重点院校。我们的意图是以这些专家学者们为依托，建立起一个辐射全国的作、译者网络。记者：200期之后的《外国文艺》是否可以说是“重新开始”，您作为执行副主编，对今后有何期望呢？李玉瑶：杂志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出刊至今，当归功于读者不离不弃的关注和需求；归功于作、译者长期的支持和奉献，也关乎编者几代人的不懈和努力。无论杂志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怎样的动荡和嬗变，遭遇过怎样的困境和挑战，这份忠实、这份付出、这份执著，始终由这个群体薪火相传。我既为之而欣幸，更为之而感激。而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回报这一切。我们会严抓选题，用更具前瞻性、更独到的眼光去挑选作家作品，策划更精彩、更具话题性的主题，让杂志的品质再上层楼。我们会邀请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进入到我们的译者队伍当中来，将原汁原味的优秀翻译呈现给读者。应该看到，随着信息渠道的多元化、阅读习惯的改变，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外国文艺》也面临与其他纯文学刊物相同的市场困境。如何找到真正能解决文学阅读的方式，如何面对追求形式创新、明星效益等生存之道，确实是极富挑战的课题。在这里，不妨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学习二字权当求索。求索需要理性的思考，亦需要对信念的执著。

  2012-04-18 00:16:01 作者: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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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莉：阅读让一个人活好几个一辈子

  作为武汉这座城市最具符号性的作家，池莉也想让更多的人体味到阅读的快乐。她说，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一边写，一边跟大家一起去读。对读书的快乐，池莉说：“我们每个人只能活一辈子，但通过阅读，一个人可以活好几个一辈子。”——阅读使生命的历程更久远。因为在她看来，阅读可以增加阅历。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但通过读书，可以了解其他人的人生和各种可能性；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可以通过阅读，去往无数的地方。无数的故事，无限的空间，无比的眼界，都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取，就像多活了几辈子。“阅读让人生无限地延展和扩张，这是阅读长远的快乐。另外，阅读还有一种现实的快乐。”池莉说，阅读可以解决很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她解释说，比如我们的消极、焦虑、迷茫等难以言表的痛苦，都可以从书中得到安抚和拯救。这十年，池莉一直都在“她的城”安静而孜孜不倦地写作着。她说：“我要写更多的好书给大家读，写更多的好书吸引更多的人去读。”这十年，池莉也一直过着以阅读为主的生活。她说：“大家都说饭后、睡前3小时是看电视的最佳时间，我舍不得那个时间。”她什么书都读，文学类、社科类、自然科学类，甚至包括宗教类的书籍。为了解最前沿的自然科学，她专门订阅了美国的《环球科学》。“我家里有很多藏书，我想找个恰当的时候和方式捐出去，送给那些最想读书、最喜欢读书的人，带动大家一起去读书。”池莉说。“可以让一个人活好几个一辈子。”谈及读书的快乐，著名作家池莉的感悟让人耳目一新。昨日，池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与读者分享她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不一样的读书方法。在昨日“读书之城”启动现场，几位军校学员拉着池莉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本书？”池莉回答说：“我的建议只有四个字‘读己所喜’。”对于一些领导、专家推荐的书目，池莉认为都还不错，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她说，读书是很花时间的事情，其实一辈子读不了多少书，“我的心得，普通人最好的读书方式是读自己喜欢的书，这非常重要”。在池莉看来，读书就像吃东西一样。小孩子最初只喜欢吃甜的东西，后来慢慢长大，逐步去尝试酸、苦、辣。书是一种精神营养，读自己喜欢的书，更能使自己的阅读兴趣像常青藤一样生长和蔓延。另外，池莉给读者的建议是“读好书，不读坏书”。如何鉴别“坏书”？池莉说，拿到一本书，翻翻前面，翻翻后面，再翻翻中间，如果发现文理不通，不知所云，胡编乱造，那一定是坏书，别读了。

  2012-04-17 00:04:53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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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文学院第五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开班

  4月13日，鲁迅文学院第五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张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崎嵘出席开班仪式。张健在讲话中向学员们介绍了刚刚在京召开的中国作协八届二次全委会对新一年扶持和引导网络文学发展作出的工作安排，并与大家分享了欧阳友权在此次全委会上所作的题为《新媒体文学的现状与影响》的文学专题发言。他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网络文学初具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网络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充分认识网络文学创作对于文学繁荣发展的意义，研究探索网络文学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切实加强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引导，进一步加强网络作家培养和网络文学人才队伍建设，确保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促进网络文学的繁荣，是中国作协的一项重要任务。鲁迅文学院在中国作协的重视和支持下举办的本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是全面提升网络文学作家素养、加强网络文学作家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繁荣网络文学创作、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健介绍说，本期培训班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引导和鼓励网络作家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帮助大家了解、掌握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和文化建设的状况，认识新形势下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文学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树立网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本期培训班还将帮助学员了解文学创作包括网络文学创作的发展潮流和基本态势，讲授文学创作的知识和技巧，探讨培养提高作家素质等问题。根据网络文学创作的特点，本期培训班在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对课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妥善安排，结合网络文学创作的特性，力图使教学更加贴近学员的需求。本期培训内容分为“国情时政”、“文学态势”、“创作知识和技巧”、“作家的素质与培养”、“研讨、交流、自修”和“社会实践”6个部分，以多种方式相结合开展互动教学，帮助学员正确认识时代的发展脉络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达到开阔眼界、把握方向、丰富信息、提高创作的目的。张健说，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这种建立在现代传媒基础上的文学样式，已开始对文学的创作观念、创作方式、传播方式、传播范围等产生较大影响，中国文学的格局和文学创作队伍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众多的网络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创作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也要看到，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作家如何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问题和为何写、怎样写的问题，网络作家只有贴近当今的生活，汇入时代的主流，才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才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他希望学员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提升文学素养，使自己的创作具有较高的境界和较大的气魄，逐步增强传承、创造、担当、超越的意识，为推动我国网络文学事业持续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来自中文在线的王小泉(泉泉)、来自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的任振华(夏言冰)、来自湖南作家网的胡红霞(盛世芙蓉)作为学员代表在开班仪式上发言。他们表示将珍惜这次难得的培训机会，努力学习，充实自我，力争取得更多收获。参加开班仪式的还有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胡殷红，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成曾樾、施战军等。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主持。据悉，本期培训班为期半个月，共有来自不同网站、不同地域的45位网络文学作家参加培训。(王觅)

  2012-04-16 10:40:20 作者:王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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