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颜歌：写作成了日常生活 如执子之手一般

  在80后的知名作家中，颜歌的不同在于她坚持纯文学创作，并获得了文坛的认可。从10岁起开始发表作品，颜歌已经陆续出版了近十部长篇小说，这些互有关系的小说构建起了一个具备独特标签的文学世界，且追求突破的颜歌让每部小说在叙述和技巧上都互不相同。近日，颜歌的长篇小说正在陆续修订出版，颜歌与记者对谈了其创作的独特文学世界和对写作的诸多思考。写作成了日常生活，如执子之手一般齐鲁晚报：据说你曾经为了写作导致全身水肿，你到底对写作痴迷到何种程度？颜歌：全身水肿去输液那次是2005年写《良辰》的时候。《良辰》，它对我来说太特别了，一个多月我写完了《良辰》的十个故事。有一天我突然对父亲说：“爸爸，我好像病了。”他仔细一看，才发现我的脸浮肿了，腿也肿起来，没有一双鞋子能穿上脚。父亲不知道怎么办，打电话叫来了姨妈，然后把我送到了医院。输液治疗了一个多星期才渐渐恢复。那一次其实是一次很极端的经历，并不能作为写作的常态。我也在风景良好的露台上写作，或者在飞机晚点的候机大厅里写，还有一次，家里朋友聚会的时候，几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一点点写完了《异兽志》的一章。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写作于我，曾经呕心沥血，生离死别，到现在，成了日常生活，如执子之手一般。齐鲁晚报：是不是要创造一种具备独特个性的文字，首先要成为一位具备特质的写作者？颜歌：特质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相信每个人都各不相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喜欢写作的原因。有人说作家刻画万物众生，我却做不到。我写作的最初标本是我自己，长期相处的也是我自己，我希望最后我能参透的也是我自己，这就够了。[NextPage]留在了巢穴里，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齐鲁晚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这么会巧妙叙述、会讲故事的？颜歌：写小说这件事，最初无非是一种倾诉欲，以及小小私心里希望自己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从十几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还在写，看着身边的同学、同龄人，甚至是最初在一起写作的朋友，都成长起来了，像鸟儿从巢穴中飞出去了，涌向五彩缤纷的世界。最近开始产生这种感觉，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我被留了下来，将留在巢穴里，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如果说我写得比十年前更好，只是因为我留在了这个地方，一直在写。齐鲁晚报：通过多部小说逐层构建你的文学世界，这是你要逐渐打造的写作风格吗？颜歌：毫无疑问，我在构筑一个文学世界，就是“平乐镇”，《五月女王》这个长篇算一个，断断续续的短篇，还有现在手头在写的长篇。我想写中国的城乡接合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眼中的城乡接合部和故乡，因为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戏剧性、有冲突、有脏乱差——这都是我喜欢的。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也可以说成风格，这样说的话，“平乐镇”当然是我的风格，里面的人都是我的父老乡亲，张口说的都是四川方言——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齐鲁晚报：在写作技巧上，你觉得一个作者可以借鉴其他作家吗？你的《声音乐团》曾被读者认为与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结构相似。颜歌：当作家之前先是读者，喜欢的作家当然有，还并不少。作家们都是吃百家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不受到他人的影响。从吃下去的杂粮到写出来一本书，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过程漫长、精致、神秘，可以视作文学的发酵。就拿《声音乐团》来说，为了做出交响乐的形式，我用了一个复杂的四层双向逻辑结构，写完以后的一天，我忽然发现，这可能会让人想起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当时我的心情是“哎呀！”——念头就过了。果然，有人以这个为观点写了评论。我也可以提炼出这两部作品能让人联系起来的标记：女作家，姐妹，戏中戏。非常简单的数学对位题，读的人愿意这么来想《声音乐团》，我想不过是为了偷懒和图个方便。[NextPage]我的必需品：孤独，失败，迷失齐鲁晚报：你说过，“保持自己的失败感和卑微感，这样我才能成为更好的小说家”。这应该是你所认同的作家应有的处境吧？颜歌：“作家要保持失败感。”我说不出这么有指导性的话，我只能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失败感。”仅仅针对我个人。而失败感的存在并不能作为一种工具，使我的小说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在某一部作品中显示出它的高超之处来。作为小说家的我，对于创作的物质要求少得可怜，有电脑就可以，纸和笔也能凑合。但在精神世界里，有几样东西一直都是我的必需品：孤独，失败，迷失，乃至最终的无用。齐鲁晚报：你说要写一部“地道”的小说，怎样的小说是一部“地道”的小说？颜歌：所谓“地道”的小说，我希望是一部能说服自己的小说。世界上其他人对它的评价、感受，我无法作主也没有兴趣作主，因此，归根结底，是希望作为小说家的我能够说服作为作者的我，希望作为个人的我能够和作为小说家的我在其中相处下去。我常常在回答这个问题，都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套用我以前的话——“我要写一部可以放在我坟头上的小说”，就是这样吧。齐鲁晚报：你曾说你写作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你现在怎么定义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颜歌：写作主要来说还是自己的事，但它的确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假设它应该是我一生要做的事了，而有时候，我需要同伴、战友、围观者和敌人，跟他们讨论、争辩和长谈，得到称赞、诋毁和批评，这可能就是我和读者的关系吧。以前我说“我只按自己的想法来写，其他人都和我没关系”，现在我说不出这么绝对的话了，任何一件微小或看似无关的事情都可能以神秘的方式对未来造成重大影响。齐鲁晚报：你的生活是怎样的？颜歌：有时候会不想写，有时候就想一直看书，有时候想做饭，有时候想去旅行。基本上，我把这样自由散漫的生活过了五六年，每天睡醒了就起床，困了就睡觉，写不下去了就不写。成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身份把我生活中所有一切无聊无趣甚至无意义的事情都变得合理化了。作为一个职业观察者，我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这么想的话，运气不坏，就会一直写下去吧。运气坏的话，可能就去做点别的什么，然后偷偷写。(记者 师文静)

  2012-04-20 01:28:11 作者:师文静

  • 0
  • 9765

• 王必胜：散文创作需要品位和风骨

  不管作何解释，散文受到关注，是时下文学不争的事实。凡二十多年，在所谓文学风光不再、日渐边缘化的情势下，散文却保有方兴未艾、高歌猛进的势头。当下的散文创作，可谓泱泱大势，花开四季。仅从其巨大的产量、规模宏大的作者队伍，以及众多文学刊物上的栏目，包括一些专门性的散文刊物，林林总总，可以看出其数量是可观的。而且，从文学的年选、选本、选刊看，散文也占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销售量和读者群。据统计，散文的量，仅出书一项，每年都可与长篇小说比肩，达三千部(集)之多。当然，这里是指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散文作品。然而，散文最容易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文体，成为各种文学垃圾的袋子。所以，在这样的，既有无限的量的虚高扩张，又有来自评论界对其提出的散文创作纯粹化的要求之下，不能不提出散文创作的品位和风骨问题，这也是一个支撑散文创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品位是指精神气质、品性和德行之类，而风骨则是灵魂，是气质之上的一种骨气。散文如果缺少了风骨，就如同人得软骨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论及“风骨”，在刘勰看来，文章风骨者，“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刚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散文的定义众说纷纭。与其进行定义，不如在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较中认定。散文是文学园林中一株奇花异树，如果把小说比做牡丹，雍容华贵；杂文比做玫瑰，瑰丽冷艳；诗歌如同月季，妖娆灵动；而散文就可视为桂花，不事张扬，多是暗香浮动，其气清雅，其味浓郁，其形高洁。而这盖源于其风骨与灵魂。读一篇好散文，我们不满足于其知识的丰富、文献的广博，不止步于其语言的华丽彩饰，不流连于情感的充塞。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它的思想的分量和题旨的深挚。我们从盎然诗意中看到人文精神，我们从鲜活的纪实场景中看到文化源流的磅礴气象，我们从人物故事中看到了生命精神的传承蕴涵，我们从游走行旅中看到了自然与人生的牵连融会，或者，我们在文本中，得到的是精神指向上的感悟。我们喜欢这类散文，是因为作者超越语言和故事之上，有深刻的精神生发和意义表达。我们从中得到了关于自然、人生、文化、情感以至生命，诸多方面的形而上的精神滋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文章的精神气度和思想的分量。散文创作是没有题材限制的。所谓花鸟虫鱼，世上万物，无所不包。亲情、历史、生态以及游历、读书之类，成为散文题旨的几大方面。在时下的散文创作中，亲情感悟、历史回思、对思想者精神世界的描绘，以及关注日常生活与现代化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成为散文创作当下性的重要内容。当然，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写作形式上，也有不少作者进行多方试验和理论言说，如新散文写作、大散文的试验，以及在场主义等理论归纳。只是，与散文创作的风火强势相比，这些试验和理论主张没有得到更多的呼应，也因为没有文本上相应的变化和出新，而呈现出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状况。检视散文近年的创作，我以为，散文恒定的几大类题旨延续了散文创作的基本状态。我们可以为许多书写亲情和逝去的人生、过往的历史的回忆之作击节赞叹；我们可以追寻散文家们游历天下名胜，倾情于抒写者的见闻才情以及独到的感发，为那些华美飞扬的文字而倾倒；我们也可以触摸一些读书思考者阔论天下、纵横时事的一颗真诚火热的文心，为那些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的人文良知和人文情怀而兴奋。所以，散文的高下，首先是在思想内涵上、在品位和风骨上，见出特色和斤两，这些也成就了当下散文的标格和气象。当下的散文，我们看重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涵，是其风骨刚健的品相，是对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的生发和提炼。过去的一年，历史前行遇合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百年。“文章合为时而著”。在两个纪念时间中，作家们应时而作，却有自己的独特感发，有着个人化的主体精神的张扬。在对过往历史的凝视和回望中，有对党史人物和红色历史的重新描摹，有对延安精神的深度阐释，有对辛亥百年人和事的一种当下认知。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无论是对群体形象的描绘，还是对某个史实、某一人物精神的重新开掘和表达，散文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都得到凸显和高扬。这一绕不过的年代叙事是历史节点中文学书写的重点，也让一些散文特别是“红色散文”有了风骨，见了分量。尤其是几位有着“少共情结”的老作家的文字，情感深挚，在期盼与寻找中，完成红色人物、历史情怀与时代精神的对接。像梁衡的《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项小米的《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可作如是观。惟有这样的一些作品，所谓纪念，才显示出意义。梁文着重于一代伟人张闻天在庐山旧居的寻找，感叹于一个孤傲灵魂的晚景，也感叹于：“历史是一个公正的判官：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怅然千秋，一腔情怀，如泣如诉。王文则将延安时期领袖们的民主精神、亲民作风、法制思想以及个人的精神情操一一再现。它是对共产党人的精神源头的回望和凝视，是对深重的人文情怀的呼唤，是对民主和公平的珍视。熊育群的《辛亥年的血》、黄刚的《山高谁为峰》等作品中，一代年轻作家将他们对于革命历史的精神眺望，写得情义充盈，寓意高迈，尤其是对于过往的历史和人物，如何承续其精神，如何在精神方位上进行对接，是这类宏大主题中的人文因子。当然，不独是这类红色风云和革命叙事，散文的题材广泛，题旨丰饶，通过时下驳杂纷呈的生活风景的多侧面展示，通过心灵情感诸多层面的开掘，散文的当下性和烟火味等等，油然而出，丰富了散文的总体面貌。写凡人生活、市井人物，甚至于青春记忆、童年往事等等的作品，也使得散文从整体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有了丰厚的灵魂和峻朗的风骨。作为时下文学多产户，散文作品的铺天盖地，业界对散文的宽容，读者对散文的渴求，种种因素使得散文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有着无限可能。在一个一切都在变异与发展的时代，散文是幸运的。然而，我们也应该警惕散文过度泛化，过度散漫而随意的轻唱浅吟，或小题大做、无病呻吟，这些会导致散文创作的误区和读者的冷漠。同时，我们也不必为抒写风云而硬性地高蹈升华，以宏大叙事为能事，从另一面隔膜读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好时下散文纪实、纪事的真切、直面和赤诚。这种非虚构类的作品受人关注，也许正是散文精神和风骨高扬的一个佐证。在众多的文化散文中，我们看到，无论考察地域、抒写故乡、描绘记忆，还是关于亲情母爱或家国人生，这类纪事写实的文字，形成了一种风潮。但我以为，只有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元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对于所写的内容不虚夸，不矫情，不炫耀，这样的散文才是最有品位和风骨的。比如，在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这个较长的文本中，广袤而开阔的地域方位、广大而粗犷的精神视野，结合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场景，使我们看到一个既边远辽阔又沉静而滞迟的生活，其间，有黄土地上的人们坚韧中的固执，有底层生活中的放荡而正直的秉性，有自由生命状态下的无奈与渴求，也有原生态文化的粗鄙、结实与淳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方有着特殊文化意义的山地风貌、人文景象时，采用了潇洒淳朴的笔调和几近田野笔记式的写实文字，成为时下散文的一大景观。多年前这类散文被当做大文化散文风靡一时，也许已经见惯不怪、了无新意了，而贾平凹此次不惮重复、再续此道，表明作家的自信。他遮蔽了许多主观情绪的表达，以细致的描摹证实了他心中的定西——这块文化、生命、自然的大地上，活跃着无限可亲可爱的自由精神因子，也为我们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特殊的乡土文化标本。而这可能是散文最需要与大地、与人生、与自由生命对接共生的东西。另外，老作家袁鹰的《发热年代的发热文章》从另一方面直面上世纪50年代精神狂热者们的行为，反省作为参与者的过错，并进行精神救赎。一代过来人对于当年种种热昏作为的自觉与自省，读来令人扼腕。历史的进步和精神自强者的自省，成为散文家思想层面的可贵表达，使这类纪实回忆的文字平添了分量。此外，刘亮程的《树倒了》以及冯唐的一组写日常生活的散文，都是在对生活真实的描绘上，显示其性情，虽细琐但不低靡，虽是日常小事，却也有微言真谛，有着别一样的精神内涵。散文这个文学品种业已有了既定的写作路数，即对于生活和人事的真诚描绘和书写，因而难以在写作上有多么新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试图在总体上找寻一个年度、一个时段的散文创作特色时，即便是有些微的发现，我们也会欣喜，也会着重地举荐。若当如是，散文的风骨就是我们对过去一年散文精神品质的认定。(王必胜)

  2012-04-20 01:25:29 作者:王必胜

  • 0
  • 9844

• 穆陶：“人民性”是文艺创作的要义

  倡导作家的“人民意识”，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在当今观念纷纭、思想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文艺思潮多元杂糅，惟其对文学“人民性”的淡漠，令人枨触独深。由于对“人民性”在理论阐释上的声音微弱，影响于创作实践也显而易见。贴近现实、深入社会民心之作，显得凤毛麟角，能引起社会轰动者更是淡若秋水微波。咎其原因，或曰受网络冲击，或曰社会人群生活节奏加快无暇读书，这些说法，或许不无道理，但我以为，主要原因尚不在此，而在于文学本身。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无论生活习惯如何不同，人们的精神追求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作为精神载体的文学，应当是与现在时的人们的思想情感相通的。相通则昌，相悖则衰。文学失去了读者，文学远离了民间，文学变成了圈子以内的自导自演、自舞自唱，由此失去民众的眷顾，自在情理之中。当今文坛，不难看到创作情态的恣肆与文学作品的缤纷多姿，却鲜见发自真性情、出自大忧患的警世之音！莫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人间喜剧》那种经典的文心建构已如雾中远峰，遥不可见；即如《子夜》《李家庄的变迁》等那样贴近时代、反映社会民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几近式微。追求玄远而以象牙之塔为尊者有之，假借挖掘人性而躲避崇高者有之，惟扎根于民众的心中、想人民所想、见民众所见，从而写出反映人民的实在思想感情之作不多。此者，难道不值得文学界思考吗？文学需要叙写民众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要义，也是时代的召唤。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作代会、第九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要时刻在心里想着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民”二字。心里没有人民的作家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成为像鲁迅、高尔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大师！我以为当代作家应当自觉地履行三句话：为时代见证，为历史钩沉，为人民代言。而为人民代言是最为重要的。有了人民才有历史，有了人民才有国家，有了人民才有一切。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其实，无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儿子，忘记了人民，就等于背叛。在许多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到“人民性”一词，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写帝王将相的作品，如果不是以人民的立场来反映帝王将相，而是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来写，那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一个时期，人们热衷于大写、大誉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小说、传记、言论，传誉于社会，充斥于文林，甚至在全社会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做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其实是违背时代潮流的，甚至是反人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指出，曾国藩是一个儒学造诣很深的地主官僚，同时又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用自己练养的军队，又借洋兵洋炮之威，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残忍地杀害了几十万来自于平民百姓的太平军，换来他“中兴名臣”、“曾文正公”的美谥。可以说，他是效忠于清朝廷的，但不能说他效忠于人民。相反，他是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背叛了人民的！而胡雪岩呢？很简单，他是一个由官府撑腰牟取暴利穷奢极欲的资本家，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典型。这样的人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吗？作家艺术家不能被一些虚假的、旁门左道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自己的思维，要坚定不移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之本，来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创作观。确立正确的文化理想，坚定文艺创作的自信与自觉，将社会使命与历史责任真正化为创作的动力，至关重要。这样的动力，需要有思想与信仰的支撑，需要有建立在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之上的忧患意识。古往今来，凡是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思想家应当有义务、有责任来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心怀国家前途，关心人类命运，应是作家艺术家最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须明确，使命和责任是与名利观念不相容的。作家艺术家应当耐住寂寞，不能“一切向钱看”。“一切向钱看”的文艺家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利欲的膨胀、理想的淡化、人生价值的迷惘，不时困惑着某些人的头脑。因此，谈使命感，谈责任感，谈文艺创作的自信，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倡导独立思考精神，切忌“随风起舞”，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可避免歧路亡羊之失。心里想着人民，非指一定要写工人农民的题材，而是要将人民的思想感情诉诸笔端。为人生前行伴吟，为社会呼唤光明，应当成为作家最高的信念和光荣职责。正如列宁所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穆陶)

  2012-04-20 01:24:01 作者:穆陶

  • 0
  • 9718

• 吴艳：加强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

  网络文学是在新型媒体互联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与传统纸质文学比较，历史短，发表作品门槛低，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量确实极大，影响也不小，我们的文学批评不能将网络文学排斥在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批评有效性与否，针对网络文学的批评是很好的检验和证明。广义网络文学批评应该指一切针对网络文学现象、网络文学文本的批评，除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视角及其理论方法，还包括多元文化视角下用新媒体及其传播形式所进行的文学批评，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就是其中的一类。我们提倡的网络文学“在线批评”，不仅要“在线”，及时，还必须具备专业水平。它一方面是针对网络文学(作品原创、在线)文本及其相关现象的批评；一方面要求“在线”书写和发表。加强和提高文学批评有效性也包括对网络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重视和提高，因而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应该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网络文学批评现状可以说是热闹与沉寂并存。对网络文学批评的论文不少，也可见以网络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相关专著。《关于“网络文学”研究论文情况一览》(见中国专业学术期刊网)收录2003-2009年的论文共553篇，其中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79篇，占总量的14%；针对网络文学文本的批评有24篇，只占总量的4%。欧阳友权主编的“网络文学教授论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共五本，是国内第一套专题研究网络文学的学术丛书，有《网络文学本体论》(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批评论》(谭德晶)，《网络叙事学》(聂庆璞)，《网络文学禅意论》(杨林)，《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蓝爱国、何学威)。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论》从多维视野下研究网络文学批评：媒体的、多元文化的；批评主体的；批评美学特征的和批评文本的。其中也谈到“在线性”对批评形式的影响等问题。由对网络文学批评论文和专著的抽样分析，可以作出初步结论：目前的网络文学批评，理论层面、一般性成果方面比较热闹；文本批评、高层次成果方面则比较沉寂。如果以“在线”为检索对象，发现普通跟帖多，即兴、感性的只言片语批评多，以“在线”方式对原创在线作品的专业性批评，即艺术感、理论感、历史感结合的文学批评则少之又少。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批评里热闹的一方是一般性的论文，是只言片语的跟帖，有深度的文本批评、高质量的批评成果方面是不热闹的，甚至是沉寂的。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对文学文本深度、及时的批评关系密切，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为何评家忽视了这个常识？以在大专院校里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老师为例，其缘由大致可分为不愿和不敢两个方面。所谓不愿，是指不愿意从事专门的网络文学批评，更不愿意用“在线”方式进行网络文学批评。据马季统计有70%网络写手不以文学追求为目的，网络文学批评的难处首先表现在这里：要甄别批评对象，哪些是文学的，哪些是非文学的。甄别量太大，许多人没有时间做甄别工作。另外，剩下的30%的网络文学文本，其平均文学水平也参差不齐，网络文学门槛低决定了及时、在线的网络文学整体水平与纸质刊物文学水平还存在差距，况且网络文学的新元素不一定能用我们已有的文学批评理论去阐释，所有这些都减弱或阻止了评家的热情。现行高校科研体制也制约了大学教师参与网络文学批评工作。在许多高校，所写论文不满3000字、未在纸质刊物上发表的均不算科研成果；高校对老师科研工作每年都有量和质的要求，有的还是硬性指标。别说是网络文学文学批评，就是对纸质文学文本的批评，尽管及时，尽管具备艺术感、理论感、历史感，具备问题意识，为繁荣发展当代文学作出贡献，有时评家仍然没有把握：文学批评的成果是否少有学术价值？如果说文学批评成果是否算科研工作量只是外在条件的制约，文学批评论文是否具备学术价值，则是评家发至内心的质疑。按理，好的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批评史是有地位的，甚至地位不低，尤其到了20世纪，文学批评家获得了与大作家、大理论家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也是一个常识。为何评家缺乏这样的自信？这就不仅仅是体制问题，连带着是对当下文学批评质量及其有效性的质疑。除了不愿参与网络文学批评，还有不敢参与网络文学批评的理由。甄别量太大，有看失手的可能。如果是在线批评，则不能完全接受没有门槛的跟帖。网络上的语言狂欢，跟帖中的非文学成分甚至显示出的语言暴力，不是一般从事传统纸质文学批评的评家所能接受的。批评主体的“不愿”和“不敢”，造成网络文学批评现状热闹与沉寂的不平衡，造成缺乏有质量、有深度的网络文学批评的局面。我们倡导网络文学批评，就是基于这样的环境形势。我们提倡运用“在线”方式，对网络文学进行及时有效和专业的批评。通过及时的网络文学文本批评，可以普及文学创作常识，让广大网络写手对基本文学创作规范有所知晓、有所认同，提高广大网络写手文学创作与创新意识，分辨读者市场需要与坚守艺术要求的不同，使网络文学创作既是网络的，也要是文学的。其实，市场需求和艺术要求的矛盾并不为网络文学所特有。说远一点，19世纪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老古玩店》就是很好的例子。狄更斯曾主编一种名为《汉佛莱的座钟》的文学周刊，虚拟每周从一个隐居的老人汉佛莱的座钟里发现一篇故事手稿然后公诸于世。《老古玩店》是其中的一篇，原标题为《老古董商和孩子》。后来，刊物销路不好，狄更斯便仓促上阵，边编写，边排印，把原来的故事扩展成长篇小说，分章连载，这就是《老古玩店》。在“缺乏直接的、有意识的设计”和一边编写一边排印方面，与今天的许多网络写手的一边创作一边发表及其相似。《老古玩店》以女主人公小耐儿与外祖父的流浪为主线，写出了一部带有“流浪汉”体性质的小说，把连载形式的特点发挥得恰到好处。小说结局小耐儿之死，体现了当时读者大众愿望与作家创作的尖锐冲突，即反映读者市场期待与艺术规律的矛盾，是一味迎合读者市场甚至经济指标，还是坚守艺术创新立场？狄更斯尊重“流浪汉”小说文体规范，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老古玩店》所处的时代环境、小耐尔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注定了小耐尔之死，这样的结局是现实主义与艺术创新的胜利，《老古玩店》也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就说明，文学作品包括网络文学作品，不管是内容元素还是形式元素，作者一旦选择，就一定要遵循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行艺术的创作与创新。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更多的还是对网络文学文本的批评。文本批评是对评家艺术感悟力、文学史眼光和理论穿透力的极大考验，因为好的文学批评可以成为“文学文本与文学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桥梁和纽带，他的职责是传递美感，保持和强化美感，增加接受者审美快感的强度和深度”(王先霈)。美感可以凭借文学批评而分享和传递；文学批评说到底总不能撇开审美与美感的传递。坚持加强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与发现、提升中国经验，创新文学批评理论关系密切。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于广大网络写手有普及文学创作常识的作用，促使他们提高文学创作与创新意识；同时作为评家自己，也可以通过及时的文学批评锻炼艺术感悟力，在文学文本与文学接受者之间起到“中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以“增加接受者审美快感的强度和深度”。最后，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还可以将批评提升到理论层面。“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韦勒克的批评观代表了20世纪追求“文学批评理论化”的最终诉求。这种观念将文学批评的阐释与过度阐释即“虚构世界”区分开来，同时又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创新性质，将文学批评落脚在批评本体和主体即批评者自身。因而通过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发现、提升中国经验，创新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可能的。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可以是即兴的，但不能止于即兴的只言片语，而是对感性的条理化和理性化。虽不是动则千言万言的篇章，却也要求尽量阐释充分。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尽管难度大，参与者不多，却是文学批评有效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通过网络文学的“在线批评”可以普及文学创作常识，“传递美感，保持和强化美感，增加接受者审美快感的强度和深度”，在网络文学文本批评研究中还可以发现、提升中国经验，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提供范本。(吴艳)

  2012-04-20 01:21:09 作者:吴艳

  • 0
  • 9672

• 孙桂荣：促进青春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当代青春文学建立一份历史档案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它一方面要与当下争议最多、也最火爆“时髦”的文本相遇，另一方面则要面对不少倍受冷落、尘封已久，但却至关重要的文本或事实；一方面需要梳理繁杂纷扰的作家、作品、现象与思潮，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概念、范畴、规约、思想资源、中外语境等理论问题进行一番学术探讨。无论时代进化到何种地步，完全脱离“地面”(现实、社会、人生)放飞青春梦想的文字还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臆想奇幻”为特征的青春文学大肆流行，也是因为时代为这类读物提供了充分可接受的文化语境，这使得它们的生产、流通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而非“超时代”的)。所以，青春文学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儿童文学向成人文学的过渡与转化，它还是一个时代症候的标志，记录了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史、成长史、文化史。在此意义上，至少这样一些作品可以纳入到新时期青春文学的经典谱系中来：《回答》《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人生》《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你别无选择》《十八岁远行出门》《年轻的潮》《与往事干杯》《致无尽岁月》《成长如蜕》《糖》《三重门》《誓鸟》《梦里花落知多少》……既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文学，为什么直到如今它才从儿童文学、通俗文学、主流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显性”分支？简单地说，青春文学在新世纪的今天浮出话语地表实在是天时(新面孔、低龄写作与青春叙事的组合，在目前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比之其他元素更易于得到商业运作的支持)、地利(青少年对课外阅读的强烈需求与青少年文化投资在中国家庭所占异乎寻常比重，共同催生了一个比成人读物远为庞大的读者市场)、人和(随着青少年写作水平的逐渐提高与日益张扬的个性，群体性地涌现出一批渴望、并有能力对其正在进行的青春岁月进行同步性书写的青春写手)三元素“合谋”的产物。也就是说，尽管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文学，但以往的青春写作往往是零散的、个人性的、成人回忆性书写的，理论资源、评论方式也一般囿于主流文学范畴之内，所以它们在文学史上大多被纳入到了“知青文学”、“先锋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通俗文学”等命名中，而其标识的青春主旨亦相应被不同程度地削弱或遮蔽。然而新世纪以来以“80后”为代表的低龄写作的横空出世却使得群体性的、“我手写我心”的、“现在进行时”的青春写作成为一种潮流：大张旗鼓地彰显青春叙事，并与庞大的读者数量相呼应。至此，青春文学在新世纪终于完成了从隐到显、从附属到独立的华丽转身。如果说“70后”文学的命名、出场方式、思维方式、理论资源更像是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自然延续(尚处于主流文学序列)的话，“80后”则另辟蹊径地绕过主流文坛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长并壮大起来，而恰恰是这种“殊异性”标志着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青春文学”的真正崛起。如今见诸媒体的报道，“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市场年产值500亿元左右，青春读物约占5亿元市场份额，且每年以5%的幅度增长”，“据某机构图书排行榜显示‘青春主题图书是近七年文学类畅销书的主流’”，“青春文学受热捧、传统文学被冷落”，使得“青春文学”不仅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文学潮流，简直成了与“传统文学”、“主流文学”、“经典文学”并列(而非其内部分支)的别一种文学样态。无论如何，命名一件事物便是证明并强化了它的存在，青春文学在当代文坛破茧而出的过程也是它发展、成熟、壮大的过程。尽管目前的青春文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像艺术上的粗糙、稚嫩，模式化、复制化现象时有发生，作者偶像化与读者粉丝化迷失了应有的文学精神等等，但从当下的文学运作机制与国人的阅读态势来看，它在读者市场、作者队伍、策划营销方面均有着一个十分广阔的(甚至其他文学类种难以比拟的)前景，却是毋庸置疑的。惟愿它在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之后能够珍惜目前的文化境遇，真正实现自身的健康、有序、可持续性发展。 

  2012-04-20 01:16:53 作者:孙桂荣

  • 0
  • 9632

• 第四届“桃园杯”诗歌大奖赛揭晓

  由《诗歌月刊》杂志社和淮北矿业集团工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桃园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日前在淮北桃园煤矿落下帷幕。本届大奖赛共收到来自全球华语诗人诗歌作品两千余首，经专家评审，诗人吴少东、江峰创作的组诗《夭夭之桃》、《桃花中国》获特等奖，李满强、王文海等30位诗人的作品分別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颁奖仪式在桃园煤矿工业广场举行，这是一次“三贴近、走基层、接地气、写矿工”的诗人在行动活动。来自海內外的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曾凡华、梅丹理（美国）、王明韵、陆健、高兴、孙晓娅、王玉芳、子川、赵焰、江泓、莫幼群以及诗歌爱好者、矿工代表300余人出席颁奖仪式。安徽省人大常委、诗人吕绳振，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庄保斌、书记处书记王艳，书法家、淮北矿业集团工会主席张宇和桃园煤矿矿长徐华礼等向获奖诗人颁发证书和奖金。

  2012-04-20 01:12:52 作者:黄微蓝

  • 0
  • 9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