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冯积岐先生，到目前为止，您文学创作已经30年了，请您谈谈30年来的文学创作和取得的成绩，好吗？ 冯积岐：我是农村分田到户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天干三晌，早晚加两班，和当时的许多农民一样，除过雨雪天，一年四季，常常是两头不见太阳，挥动锄头、镢头，扶着犁把在田地里劳作，不要说写作了，甚至连读一本小说的时间也没有。1982年，我们家四口人分了7亩6分责任田。秋天，种上麦子，我才有了闲暇，趴在土炕上练习写小说。1983年5月，在《延河》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续绳》。当时，一共写了三个短篇，其中一篇发表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使我有了写下去的自信。于是，边读边写，边写边读，可以说，我已经过了30年的文学生活，身心紧贴在文学上，把灵魂也投进去了。有评论家说，我是用生命进行写作的。对此，我不否认。连省作家协会看大门和扫院子的师傅也说，我是写作的“老黃牛”。因为，我的日历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也守在写作间，常常把自己从案头写到医院的病床上才罢休。回首自己30年的文学创作，无论成就大小，觉得从心灵上皈依了文学，是文学的忠实信徒，为文学付出了牛马般的劳动。按理说，命运不会亏待为它付出代价的人。我像农民一样辛辛苦苦地耕作了30年，有了近八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了250余部中短篇小说和500多篇散文，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选载，也多次选入年度优秀小说选。就数量而言是很“可观”的。当然，文学创作的成就不仅仅是量化的。我觉得，这30年来，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艺术探索，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景观。不过，感到惋惜的是，对于我的作品，批评界的声音十分微弱。 记 者：您比较低调，不愿意去凑文坛的热闹，坚信“将灵魂铸成文字”的目标并一直为此而努力，能否谈谈您的创作感言？ 冯积岐：我常常有一种惨败感，尤其是今年以来，这种感觉被30年的时光揩擦得如同玻璃一样明亮。我崇尚、尊敬梵高、毕加索、达利等伟大的艺术家，可我不愿意做梵高，不希望活着的时候被曲解被淹没，乃至穷愁潦倒而取得身后名，而希望像毕加索、达利一样在生前得到承认、肯定。可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就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所说，面对的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坦率地说，我没有获得所谓的国家大奖，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时候未免觉得无奈和悲哀。但又想，既然文学创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也就无所谓成败。作品好坏与否，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记 者：您的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松陵村”世界，揭示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些共性问题，更在意的是“真实性”问题，您自己怎么看？ 冯积岐：不错，我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凤山县松陵村的地方，显然，这是我虚构的一个空间，这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和福克纳虚构的美国南方的一个叫做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杰弗逊小镇是一模一样的。福克纳为了求得“真实”还给那个虚构的县绘制了地图，标明某个镇某个村在什么方位。我以为，作家虚构的世界就是他的艺术世界。福克纳自称是“农民”，也确实开着拖拉机犁过地，作务过庄稼。可是，他不只是美国南方的作家，他是影响了全世界几代作家的大师。他虚构的那个小镇并不仅仅是为了彰显美国南方文化。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固然地域特色很鲜明，但他的小说指向也不只是在地域文化层面。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地域文化层面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好的小说有心理层面、哲学层面，思想层面等等。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像福克纳、马尔克斯一样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你可以写一个小镇一个乡村，你可以写农民、工人、士兵甚至流氓、小偷，但是，你的视点要向上，要在人生、人性这个大课题上做文章。我笔下的人物确实生活在“松陵村”，他们面临的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小说家，一个有创造意识的小说家，我的意愿是用一支笔把鲜活的人物固定在纸上，一百年过后，读起来也是活的。 记 者：您提到一个作家要有“支点”，您所说的“支点”是指什么？ 冯积岐：我所说的“支点”就是作家的精神向度的问题。一个作家精神向度的高下决定作品质量的高下。一个好的作家，要自觉担荷人类精神的苦难，也就是说，对人类有一种终极关怀。要有悲天闵人的大情怀。要有责任感，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未来负责。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写人的灵魂而不是内分泌。内分泌只是本能，而灵魂是指人的精神内核，是人的精神中最隐秘的，最难体察的部分。同时，“支点”也是思想来源。 记 者：您说过，“坚持写自己喜欢写和愿意写的作品是心灵对自己的吩咐。”这段话的意思是，写作是自己的兴趣或真实愿望而不是外在的功利？ 冯积岐：现在对作家诱惑的东西太多：名、利、权、色等等。一些作家为此而坚守不住，也就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写，而是依眼前的功利为唯一的价值取向。面对如此多的诱惑，能坚守住自己实在不容易。文学创作的规律本应该是，写自己体验最深的东西。我多次说过，一个好的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现实，面对未来，面对自己，面对文学本身。虽然，我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也没有获得应该得到的声誉，对此，也忿忿不平过。但我心里明白，必须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社会生活的一切，对待文坛的丑恶现象和腐败行为。就像我故乡的那条石头河，沉静的石头永远蹲在河床上，而那些脏物、浮萍总是在河面上喧嚣。多年前，我就说过，也许真正的好作品没有在书店里的书架上或编辑手里，而是在作者的抽屉里；也许，真正的好作家没有在获奖名单上或主席台上，而是在深山里的一间草房里苦读或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蜗居。 记 者：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您写的多为先锋小说，尤其是在短篇小说中做过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而九十年代却转变为现实主义，保留了现代派的写作技巧，您在写作上是不是借鉴了外国文学的一些资源？ 冯积岐：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从世界经典中吸取营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学写作阶段，先从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读起，后来，喜欢上了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吸取了许多现代主义的优秀的东西。在写作中，开始探索我所谓的“现代现实主义。”我认为，艺术形式就是内容，是内容的一部分。现代主义的精髓是夸张变形的。现代主义不只是在欧美，也在我的家乡岐山。我的家乡是青铜器之乡。我七八岁的时候在县文化馆的青铜器上读到的饰纹就不是写实的，而是夸张变形的，具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和元素。在我小时候就看到的秦腔《游西湖》中，李慧娘作为一个“鬼”可以声讨贾似道，拔掉他的胡子，可以和裴郎共处一个舞台。人鬼同演人间悲喜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在国外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所以说，我的现代主义资源不只来自世界经典，也有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令我遗憾的是，当代小说在“好看”的旗帜下变成了“故事大全”，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追求了。一部作品只是一堆素材。 记 者：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了一批好作家和好作品，他们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陕西也成为全国文学重镇。陕西文学要有新的突破，您认为缺了什么？ 冯积岐：陕西的作家和陕西的文学事业在全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每一个陕西作家的荣耀和自豪。我也仔细地想过，我们的作家并不缺生活，整天在生活中泡着；也不缺体验，体验是深刻的；更不缺艺术实践，作品出了一部又一部，就是没有大作品问世。究竟缺什么呢？如果说欠缺，就是缺真诚，缺勇气，缺艺术良知和艺术修养；缺深刻的思想。有的作者没有读几本书，拿起笔就写大部头的长篇。中国文学史和世界史的高峰在哪里？世界文学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一无所知。有些作者，把生活混同于艺术，把听来的故事挪到纸上，认为就是小说。艺术美学在哪里体现？思想内涵是什么？作者自己也许没有廓清。不要急功近利，老老实实地锤炼自己的艺术功力和对生活的洞察力，老老实实地写作才是唯一出路。 记 者：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不知您对《讲话》精神是否有新的理解？ 冯积岐：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写出了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好作品，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老中青三代作家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懈努力，成绩显著，有目共睹。当代作家们要充分地、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讲话》精神，比如《讲话》所谈到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至今依旧很经典。2005年至2007年，我挂职担任凤翔县委副书记，2011年，我到岐山县去“定点深入生活”，这是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贯彻《讲话》精神的举措。实践证明，作家只有到生活第一线去，把自己摆在老百姓的位置上，才能真正体察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才能触摸到生活的底蕴，才能获取“真”生活，摒弃“伪”生活。坐在舒适的写作间胡编乱造不行。真诚的生活体验乃至深刻的生命体验，是写出大作品的必要前提。 （记者 张立）
2012-04-23 00:11:31
作者:记者 张立
-
0
-
9587
-
□张鸿高兴诗人、翻译家，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和罗马尼亚语。198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2001年至2003年被任命为中国驻康斯坦察领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罗马尼亚文学简史》、《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要译著有《凡·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托马斯·萨拉蒙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等。编辑和研究之余，从事散文和诗歌创作。作品已被译成英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荷兰语、越南语等。难道中国不在世界上吗？张鸿: 日前,正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中国参展团阵容强大,出版单位181家,专业出版人士1000余名,展台面积创伦敦书展历届主宾国展台面积之最。您能和我们说说“主宾国”的具体身份吗？ 高兴：按照惯例，国际书展的主办方都会确定以某一国家，尤其是某一国家的文化为主题进行宣传，这个国家就是主宾国。英文叫Guest of honor。主宾国除了参加展会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活动，比如要配合书展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像作家对话，新书发布，电影放映，文艺演出等等，若组织得当，所有这些活动会在展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宣传攻势。主宾国可以看成是第二个“东道主”。主宾国享受的各项待遇，是普通参展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成为主宾国，对任何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特别的荣誉，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一种文化外交，正好可以宣传自己的文化，树立自己的形象。当然喽，担任主宾国，也是需要相当的经济和文化实力的。试想，一个上千人的参展团，光机票费就是一项巨大的开支。不是随便什么国家都能承受的。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频频成为国际书展主宾国，实际上是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高的自然结果。 张鸿：这种“引进来走出去”的做法，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是否是一条捷径？ 高兴：这种做法，对传播文化，应该有利。但是否是条捷径，我还不敢肯定。对一些提法，我依然保留自己的看法，比如“走向世界”，比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编委会上，我们的老前辈冯至先生，就曾针对“走向世界”这一说法提出质疑：“难道中国不在世界上吗？”这一发问值得我们深思。因此，“走向世界”很有可能是个伪命题。再则，我们不少人所说的“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走向美国、英国、法国等所谓的“文学大国”，仿佛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可，就是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其中除了文学传播这一良好的愿望外，有时也会夹杂着盲目、虚荣、私心、媚俗、急功近利和弱国心理。我想强调的是，文学自有文学的规律和逻辑，文学更是一种积累，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成长和发展。传播文学，推动文学发展，不能急于求成，而是需要更好的文化环境，更有效的文化政策，以及国家持之以恒的高度重视。在此方面，法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 [NextPage]“中译外”人才太有限张鸿:您怎么看诺贝尔文学奖？ 高兴: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目前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对于获奖作家本人，还是对于获奖作家所代表的国家，都是巨大的荣誉。但我们也不能把它看作文学的唯一评判标准。每年十月前，都有媒体邀我预测诺奖，我一般都会拒绝。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出其不意。应该看到，除了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还掺杂着太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因素，比如经济因素，比如国际传播力因素。因此，我们还是尽量用客观冷静的目光看待这个奖。在我的心目中，有太多的作家该得、却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以色列的奥兹，比如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比如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喜爱。张鸿：中国文学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取决于什么？高兴：说到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力问题。要知道，中国文学目前的国际传播力十分有限。别人都读不到你的作品，又如何来欣赏你呢？这又涉及文学翻译了。文学翻译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外文译成中文，另一是将中文译成外文。在我国，外译中译者队伍庞大，而中译外人才有限。汉学家中，有些是优秀的中译外翻译家，可惜不多，而且零星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各个语种中。而要培养和建立起一支优秀的中译外文学翻译队伍，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本身的提升。总体而言，中国文学似乎还处于成长过程中。 过去，翻译家译一本书可以买一套四合院张鸿:从一个文学翻译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翻译是什么状况？中国的翻译水平如何？ 高兴:必须承认，目前，我国文学翻译的生态环境和外部条件令人担忧。在我国，真正能读外国文学原著的读者并不多。大多数人读到的不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因此，更进一步说，读外国文学翻译，实际上就是读外国文学翻译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文学翻译的。做文学翻译，要有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此外，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这是项创造性的劳作。说到创造性，我们要特别警惕。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很可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成为众多糟糕的翻译的借口和托词。这一现象，起码在中国译坛，严重地存在。于是，我在想：文学翻译是否也该有某种“准入证”？因此，文学翻译时刻都在呼唤优秀的译者。说到文学翻译状况，语种之间，差别巨大。小语种，状况悲惨，优秀译者严重匮乏。而英语、法语、俄语等大语种，情形要好许多。张鸿：您曾经是一名外交官，转而投入文学翻译领域。与所谓的大语种相比较，小语种的文学翻译前景如何？据我所知，世界文学中很多的文学大家都是用小语种写作，如米沃什、布罗茨基、卡尔维诺、帕慕克，等等（我们定义的“小语种”，是排除联合国通用语种即英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外的所有语种）。高兴：转向翻译，出于对文学热爱，也是我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常常难以实现，因为，目前在中国小语种文学翻译队伍确实已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因素错综复杂，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与对文化的不重视有关。而要培养一批小语种翻译人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再说，从事文学翻译，首先需要热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从事文学翻译的。而目前，在我国，无论从翻译稿酬、学术评估还是奖励机制来看，对文学翻译都没有最起码的尊重。就说稿酬吧，一般在千字六十元左右。译一本二十万字左右的书，起码需要大半年时间。最后拿到的稿费扣税后也就一万来元。而一万来元要买房的话，一平米都买不到。想当初，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前辈翻译家译一本书所得稿费，可以买一套四合院。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想到此，我的内心总会生出深深的忧虑。[NextPage]东欧文学是“红色”还是“蓝色”的？张鸿:您最近主编一套“蓝色东欧”系列大型东欧文学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引起很大反响,据说这套丛书已经进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并且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怎么会想到做这套小语种的书？高兴：我们这一代人心中都有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在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重要的影响，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其中就有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还有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它们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有人会因为电影而喜欢上一个国家。我是这样。我后来决定学习罗马尼亚语，就与电影有着直接的关联。电影外，还有东欧诗人的诗歌。密茨凯维奇的。裴多菲的。爱明内斯库的。上世纪80年代，裴多菲那首《我愿意是急流》曾打动多少人的心灵。甚至谈恋爱，都能用上这首诗。正因了所有这一切，东欧情结渐渐地在我心中生成。2009年年，当花城出版社的朱燕玲、孙虹策划并鼓动我主编这套丛书时，我当时陷入矛盾和犹豫状态：既觉得是种诱惑，又感到某种挑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承担。天时地利人和，我不由得想起这句古话。张鸿:在我的印象中“东欧”是一个政治概念，对吧？ 高兴：一般人都会觉得，东欧文学就是指东欧国家的文学。但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特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1989年底，东欧发生剧变。之后，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同样，上述国家的不少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昆德拉就是个典型。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了，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张鸿:东欧文学有什么代表作家作品？ 高兴:说到东欧代表作家作品，那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哈谢克及其《好兵帅克》，赫拉巴尔及其《过于喧嚣的孤独》，克里玛及其《我疯狂的世纪》，昆德拉及其《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贡布罗维奇及其《费尔迪杜凯》，赫伯特及其诗歌和随笔，齐奥朗及其散文，卡达莱及其《石头城纪事》和《错宴》……每每想到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我就愈发地觉得东欧文学是座巨大的富矿。 张鸿:由于历史的缘故,我们一直以来认为东欧文学跟我们中国文学一样多出“红色经典”，这套书为什么称“蓝色”系列？ 高兴:的确,由于历史的缘故，东欧文学往往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的寓意也正在此。它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2012-04-23 00:06:15
作者:张鸿
-
0
-
9584
-
燕赵都市报冀东版记者 闫漪4月21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现年88岁的著名作家王火正式成为一名“开滦名誉矿工”。此次开滦博物馆馆长李军、研究员杨磊以及博物馆办公室主任赵平安等人于4月20日专程从唐山赶到成都，在王火老先生家中，带着开滦党委的嘱托，授予王火老先生该荣誉称号，表达着唐山人对老先生的敬重之情。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四十年代初，王火开始文学创作，反响较大的长篇有《战争和人》三部曲、《赤胆忠心——游击队长节振国》等作品。王火也因创作的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王火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倾注满腔心血创作出开滦抗日英雄节振国的三部文艺作品：《赤胆忠心》、《血染春秋》、《英雄为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反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深喜爱。也正因此，王火对开滦矿工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当年创作过程中，他多次到开滦矿区井下体验生活，到节振国烈士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走访老矿工、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在王火家中，李军、杨磊等人首先代表节振国的女儿节凤兰向老作家王火表示感谢之情，并将节凤兰委托他们带去的其亲自绣制的“寿”字祝福十字绣作品赠送给王火老先生。此行，开滦还特别赠送给王火老先生开滦矿工的矿帽、矿灯，以及精致的“龙号机车”铜模型作为纪念。此行，开滦收获颇丰，88岁高龄的王火老先生将提前整理出来的有关当年在唐山采访节振国英雄事迹时留下的大量珍贵资料捐赠给开滦博物馆，其中包括最早的1956年开始访问老领导、老矿工等的一些原始资料，其中有一张非常珍贵的，1956年王火老师在唐山赵各庄矿采访老矿工，根据老矿工们的回忆手工绘制的1938年节振国在抗日大罢工斗争时，党组织与节振国在矿区活动的地形图。“这些资料对于开滦意义重大，我们会倍加珍惜，也会倾心研究，让英雄节振国的事迹世代相传。”杨磊说。
2012-04-23 00:03:46
作者:闫漪
-
0
-
9573
-
词坛名家陈晓光当选中国文学学会新一届主席。 中国文学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现场。 广东新闻网杨草原、唐林珍、肖根平报道：为期3天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2日在梅州圆满落下帷幕。词坛名家陈晓光当选新一届主席。据了解，会议期间，来自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全国各省区市的140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回顾学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国音乐文学事业取得的新成就，共同谋划未来五年音乐文学事业发展大计，修改完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学会新一届领导机构。在闭幕式上，宣布了学会新一届主席团、秘书处、荣誉委员名单，词坛泰斗乔羽被推选为名誉主席，阎肃、洪源、张藜被推选为顾问，陈晓光当选为学会主席，宋小明当选为常务副主席，王晓岭、车行、甲丁、石顺义等14位著名词作家当选为副主席。新当选主席陈晓光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与在座的音乐文学家代表们一起回顾了中国音乐文学30多年的发展道路，并分析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机遇和挑战，畅谈创作经验，勉励音乐文学家们要团结进取，继承发展，改革创新，求真务实，推动中国音乐文学事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里程。此外，会议期间，梅州秀美的山水、独特的人文激发了音乐文学大师们的创作灵感，与会音乐文学家为梅州创作了一大批词作。(完)
2012-04-22 23:59:53
作者:杨草原 唐林珍 肖根平
-
0
-
9708
-
广东新闻网索有为、张璐琳报道：“隽永华章·锦绣中华”——经典诗文朗诵会22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上演。4月23日是第17个“世界读书日”，为倡导全民阅读，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以2012年“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活动为契机，联合发起主办“隽永华章·锦绣中华”——红色经典诵读活动。此次诗歌朗诵会是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组织策划的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的首场演出，演出邀请了来自北京的清华大学校友剧艺社的老同学和广东省著名朗诵艺术家姚锡娟、王虹、张琳、祖晴、牧言等共同演出。选取了《刑场上的婚礼》、《军神》等反映革命年代高尚情怀的红色经典，及《孩子，我为什么打你》、《你是我心中的明月》等充满温情的名篇。“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伴随着轻柔淡雅或慷慨激昂的音乐，抑扬顿挫的诗文诵读声像一缕细流，在听众们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当国家一级演员王虹朗诵《孩子，我为什么打你》：孩子，打与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得？……更引来听众的共鸣和阵阵唏嘘声。据了解，该场朗诵会也是2012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悦读·越精彩”读书季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它活动分别为：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看世界——手机图书馆”开通，图书交换季活动，“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粤海听涛·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华诞名家系列讲座，《汉字——文化津梁 中国奇迹》展览，悦读生活摄影大赛，多国文化体验月活动，生态环保南粤行——广东公共图书馆生态环保公益宣传系列活动。
2012-04-22 23:55:39
作者:索有为 张璐琳
-
0
-
9717
-
“吴小姐，不是我无理取闹，但我的不幸，唉，都算是你造成的。”演讲会后，有一位少妇模样的女子走过来，对我这么说。一时之间，我有些恍惚……不会吧，我跟她的不幸有什么关系呢？怔忡了几秒钟之后，我开始怀疑眼前这个模样端庄的少妇精神上有问题。但是，除了眉宇之间的淡淡愁容之外，怎么看她的眼神都与常人无异。“你的不幸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决定问到底。“是这样的，我先生是你的读者，他……本来是上班族，忽然有一天，他辞了职，说他要追求自己的梦想，要跟你一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己的人生。”“结果呢？”她说：“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失业两年了，本来还积极开发自己的兴趣，会去上摄影、素描课程等，后来也没看他上出什么心得、培养出什么专长来，也看不出他的梦 想到底在哪里。现在，我只看见他每天上网和网友聊天，约喝下午茶，唱KTV，动不动混到三更半夜……家里的经济只靠我支撑。我也是个明理的人，一说他，又怕伤了他大男人的自尊心，或者成为阻碍他梦想的杀手。我想他这样下去，只能跟社会与家人之间脱节得愈来愈严重，我该怎么办？”说完，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的困境还真棘手，在她叹气的那一刹那间，沉重的罪恶感压在我身上。我想，我不是完全没错。我 常在签名时写上“有梦就追”四个字。对我来说，有梦就追，及时地追，是我的生活态度。我总希望，在人生有限的时光中，我们的缺憾可以少一点，成就感和幸福感都可以多一点。错只错在我对“有梦就追”这几个字，解释得不够多。“有梦就追”，在实行上有它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梦想与面包冲突的时候。追求梦想，总是能让一颗心发亮。然而梦想与面包之间，自古以来常有些矛盾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真心追求自己的梦想，愿意少赚点钱，多折点腰，我们也都有佩服之情。比如，曾经当过电子新贵的工程师或捧着铁饭碗的上班族，决心离开待遇优厚但不再让他们快乐的环境，去当摄影师、导游，甚至开一家自己想开的咖啡厅。我也认识几个很会画画的朋友，本来在待遇不错的报社、广告公司工作，后来都决定离开上班族的轨道，回去当画家。这时，我绝不会用“画画是不能当饭吃的”来泼他们冷水，也都会祝福他们：“有梦就追。”事实证明，他们都能用自己的天分画出一番天地来。我不认为梦想与面包一定相违背，本来只想追求梦想，但后来以梦想赢得面包的人，大有人在。当然，有时候我们是在和现实赌博，总还得靠点运气。运气不好的，可能像凡•高，生前连一张画都卖不掉，忧郁而终。不，凡•高不算是运气不好的。他好歹还有身后名，而且是响响亮亮的身后名，这可不是每个艺术创作者都能享有的好牌位。还有数不清的画家，一样用了一辈子力气来画画，生前潦倒，死后也没在艺术史上占个小位子，根本被彻底地遗忘。追梦的本身是个赌博，但也不是单纯的赌博。你的才华愈高、想法愈周全、技术愈无懈可击、经验愈丰富、付出的努力愈多，或者人缘愈好，赢的几率就愈大。每个人胜出的几率并不一样。值不值得？就只有自己能判断了。赢了，通常还得感激许多懂得赏识自己的人，而输了，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怨天尤人。无论如何，我肯定人们追求梦想的决心，因为 我们这一辈子，总该做些自己觉得值得的事，尽管旁人也许会发出一些名之为“关心”的杂音来阻碍追梦者的意志，但自己的人生总得自己负责。问题在于，到底你追寻的是梦，是理想，还是只是白日梦？我不是没有泼过别人冷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你认为我应该辞职做个专业作家吗？”曾有位银行职员这么问我，“我想在家里写写稿子就好，印书就好像在印钞票，比我现在在银行当过路财神好。”“你立志从事写作多少年？开始写了吗？”我问。“我现在太忙了，我打算辞职才开始写，”他说，“我以前作文写得还不错，被老师称赞过。”“我想，你最好考虑考虑，”我忍不住说了，“因为，不像你想象这么简单。”我钦佩那些“肯定自己的梦想后决定辞职”的追梦人，却很怕那些“辞了职才想试探自己的梦想”的妄想者。后者因为想得太简单、做事太草率，实行梦想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如果真的热爱写作，不必等辞职才写。等辞职才写或等辞职才想学某项专长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在找借口脱离某个人生关卡，并不是真心追梦。这样的人，梦想失落后只会变成愤世嫉俗；花太多时间愤世嫉俗的下场，就是一事无成。字人人会写，所以大家会觉得写作比较容易。这么打比方更好懂：我们总不可能因为梦想当小提琴家，辞职后才开始学小提琴吧。那位转任摄影师还算成功的电子新贵，在他每年领巨额红利时，摄影作品早有独特风格。变成画家的朋友，在当上班族时，本来就画得一手好画。成功开设咖啡厅或餐厅的转业者，也都不是在开店前才学经营须知、才上烹饪班恶补的。他们早已花了经年累月的时间考察和尝试，像神农氏尝百草一样的兢兢业业。没有任何成功追求梦想的人，是在“一念之间”成功的。一念之间以前，不知已经累积了多少智慧与能力。多数人一下班回家，在看电视、睡觉、打电话聊天的时候，这些真正的追梦人为了日后有源头活水喝，还在花力气为自己掘井呢。我们只算计到他成功后可以得到多少面包，却粗心地忽略了他们滴下的汗水。总有人以为，辞职才能追梦，握在手头的面包好像变成阻碍自己梦想的绊脚石。我从不认为，辞职才能追梦，全心全意才能培养专长。以我自己当例子吧：其实我从没有想变成专业作家，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份可以支付生活的工作。这是因为过去常 有长辈劝我“作家不能当饭吃”，所以我决定，即使靠写作换不了任何面包，我也一样会写下去，至于为了要养活自己，得有一份固定薪水才行。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靠写作谋生，就不需要摇尾巴讨好任何人，我才能真正地畅所欲言，写出我心中真实的声音。追梦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必须逐渐建立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谁说你要放弃一切才能追梦？也别再怨梦想与面包两相碍，其实，阻碍你追求梦想的，不是你手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面包，而是自己的惰性。文/吴淡如
2012-04-22 11:22:41
作者:佚名
-
0
-
9574
璀璨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