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顾彬：中国的精神不在诗歌中就在散文中

     主持人语 顾彬说，自己从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只说过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中国当代文学肯定有问题。中国小说有很多很大的问题，一是语言的问题，一是形式的问题，一是意识的问题。中国文学中第一流的无疑是诗歌，中国的精神不在诗歌中就在散文中，而不在小说里。本期嘉宾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著名的汉学家。1945年12月17日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诗人，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50多部。近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红楼梦研究》《中国诗歌史——从皇朝的开始到结束》等，重要译作有六卷本《鲁迅选集》。今年8月29日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采访手记（2010年9月18日 成都）“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首始于韩愈，到宋代渐成气候，宋人对杜甫的入蜀尤为关注，明清时期对“入蜀”文化现象的认识上升为规律总结，这一说法得以尘埃落定。2007年秋，顾彬悄然入蜀，到川大讲学，晚上出没于酒吧与盖碗茶之间，与翟永明、柏桦、钟鸣等诗人欢聚，研讨当代汉语诗歌。那时人们只知顾彬是个汉学家，热衷于对汉语文学“指谬”，柏桦也只知他在写诗，详情也知晓不多。2010年9月18日晚，极度闷热的天气没有阻挡诗歌爱好者的脚步，上百人来到窄巷子白夜酒吧，参加四川文艺出版社举行的《顾彬诗选》发行仪式。《顾彬诗选》是顾彬诗歌在中国大陆首次翻译出版，西南交通大学林克教授是该书的主要译者。在发行仪式上，顾彬以德国人惯有的严谨，端坐一旁，一笔一画为爱好者签名留念。记者注意到，顾彬使用的是已经大面积匿迹的吸水式钢笔，而且用的是40岁以上人群才熟悉的蓝墨水。他把顾字右边写成繁体，左边的“雇”却写成简化字。在他近乎独创的书写格式里，我似乎感觉到他从唐朝诗人杜牧那里面朝当代的“转身”。透过这淡蓝色的笔迹，我们不难推测顾彬教授身上的中国情结。晚上8点40分，诗人翟永明、林克、柏桦等先后与顾彬对谈了中西诗歌创作、翻译理念、中国现当代文学及诗歌创作特点等问题。在几盏聚光灯下顾彬一手支颐，陷入沉思……柏桦纠正自己在诗选序言《顾彬是谁》当中的一个小错误。2007年秋顾彬到达乐山后，用邮件发给柏桦一首诗《于观道中》，柏桦以为是顾彬在乐山的见闻，其实呢，这首诗是顾彬在重庆北碚缙云山所写。此诗先由德文写就，旋即被他译成中文。与其说这是顾彬“入蜀”的一个发现，不如说是顾彬献给诗国的一个礼物，也可以说是顾彬正式现身汉语的第一首诗。这样，在众多身份之外，顾彬迅速靠近了他心仪已久的诗人身份。其实顾彬早在16岁就开始写作了，一直到1994年才把作品拿出来发表。他的第一本诗集《新离骚》于2000年在德国波恩出版后，诗集《愚人塔》（波恩，2002）、《影舞者》（波恩，2004）和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维也纳，2005）也相继面世。柏桦高度评价了汉译本《顾彬诗选》的价值，认为顾彬的诗歌具有“一种闪电的震撼”。对此，顾彬表达了德国人的谦逊。他站起身，摊开双手，用略带洋味的汉语回答了读者的一系列问题，最后还分别以德语、普通话及四川话朗诵自己的诗歌，将晚会推向了高潮。[NextPage]实录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我的历史感是中国和德国的问：刚才林克教授提及，中国历代作家无人敢于把自己的作品命名向《离骚》靠近。 “离骚”即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你的诗集命名为《新离骚》，是否含有离开“忧愁”不得、又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意思？你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这一含义。顾彬：《新离骚》对我来说就是又碰到忧郁的意思，书名大概是指我又发愁了的意思。我并不是要去与屈原比高下。问：当代汉语新诗的美学向度、修辞指标等，多是来自西方诗歌。你一直推崇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唐诗），但我在你的《顾彬诗选》里感到你的一种“打通”东西方诗歌的努力。在《顾彬诗选》中，我十分喜欢你的组诗《华南哀歌》，这是对“华南”风物的现实性记录与感悟，并催生自己的哲思：“光明跟随你进入深渊，我留在虚假的光照中”。顾彬：我跟北岛一样，我的诗来源是唐诗和西班牙的朦胧诗派。我的语法、意象来自唐诗，我的一部分思想和词汇来自西班牙。不过我的历史感是中国和德国的。《华南哀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谢谢你喜欢它们。问：在当代中国诗歌界，荷尔德林、里尔克等德语诗人的影响深巨，这对非基督文化背景的中土而言，是否是一种误读？能否讲一讲你的诗歌观念？顾彬：好的文学超越所有的边界，因为好的文学包括一切。它不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宗教的文学。我习惯用一种非常“冷”的方式写作。早年，我记得一位法国诗人说过，诗歌不是依靠感情而是依靠理性而写成的。我以前的写作也许有一点点感情，但我不满意。我的第五本诗集《世界的眼泪》将在维也纳出版，我目前正在创作第六本诗集，希望写得更开阔一些。你们看到了，在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德国队踢球很有激情，不完全是靠理性，所以他们也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我们德国人身上也是充满矛盾的。[NextPage]我的任务是把中国当代优秀诗歌翻译到国外问：柏桦盛赞你正在写的《中国戏剧史》，你认为中国戏剧的关键词是“忧郁”，真是如此吗？你如何看待“幽默”呢？顾彬：写作《中国戏剧史》的期间，我的记忆都停留在清代和京剧。如果我放弃，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其实，德国只有两三个人在研究中国文学，我一直在等待他们拿出一部我所希望的《中国戏剧史》，但他们写不出来，我等不及了，就决定用3年时间完成一部《中国戏剧史》。我认真阅读了大量元代杂剧、唐宋传奇以及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我发现中国早于欧洲三四百年就开始重视“忧郁的历史”了。所以我的《中国戏剧史》中有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尽管王国维认为中国有真正悲剧精神的作品是《桃花扇》和《红楼梦》，但在清初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里，其实悲剧精神是很突出的。皇帝为了一个女人的死亡，抛弃了自己的王国，为此难过了很长时间，这完全符合欧洲的悲剧精神。我想中国人固然有幽默感，但中国戏剧有两个最了不起的贡献：一是忧郁，二是感情。柏桦：谈到“忧郁”，我想起了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在她采访延安红军的时期，有一次她对毛泽东说，用中文唱《国际歌》特别忧伤，这与她在西方听到的完全不同。也许，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确有“忧郁的历史”。我想以此来佐证顾彬先生的发现。问：翟永明说过：“我曾经在德国居住过一年，我也去过顾彬先生所在的大学，参加各种诗歌和文学交流活动。因为不懂德语，我不好评价顾彬的翻译如何，但从我参加各种朗诵会的效果看，中国当代诗歌在德国还是很受欢迎的。从这个角度看，他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是成功的。”你既然是翻译家，为何不自己翻译自己的诗歌呢？顾彬：第一，我是德国人，我毕竟无法将汉语当作自己的母语。汉语真是太精微了，需要一个人数十年生命的浸淫；第二，我十分忙碌，每天黎明即起进行写作，加上研究工作太多，无时间为翻译自己的作品而忙活。所以呢，我可以肯定，林克教授会比我自己动手翻译效果更好。我无法把自己翻译出来（将自己的作品完美地翻译为汉语）。我的任务就是把中国当代优秀的诗歌翻译到国外。[NextPage]40年来我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问：“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这是你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的自白。1970年代，德语世界恐怕没什么人关心中文和汉学，从事汉学是你的选择吗？顾彬：我要重复我在“交大”说过的话：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我真没有喝过“二锅头”，但不可否认我有自己的偏爱。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好作品。20世纪50年代的老舍、70年代的多多、80年代的王蒙或王安忆、90年代的翟永明、21世纪的欧阳江河等等。这些人不玩文学，他们对文学忠诚。我从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只说过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中国当代文学肯定有问题。如果我们谈中国文学的话，中国文学好像是中国小说。跟西方一样，如果我们在德国谈德国文学的话，德国文学是小说。中国小说有很多很大的问题，一是语言的问题，一是形式的问题，一是意识的问题。我老说中国有好的文学，但人们总以为小说才是文学，诗歌不是文学，这是非常错误的。我发现中国文学里第一流的作品总是诗歌。我原本是学哲学、研究神学的，准备当牧师，学了多年才改攻汉学。我偶然读到美国诗人艾滋拉庞德用英文翻译的唐诗，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了，他的这些唐诗译作，至今在欧洲还有十分广泛的影响。我读过他翻译的李白诗歌以后，感到诗中充满了生动新奇的意象，这些意象在西方诗歌中是没有的，所以我很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诗。值得一说的是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成了我转向汉学研究的直接诱因。于是我想看看能不能学古代汉语，了解一下李白是怎么回事，便慢慢开始学习古代汉语，从此走上汉学之路。那时——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末——德国没什么人想学中文，得知我的选择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问我：“你在干嘛呢？”“你会找不到工作的！”1968年，我下定决心改读汉学，并学习多门外语，同时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和日本学。在攻读完汉学博士学位一年之后的1974年，我与一批德国学者来到北京，进入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前身）进修了一年汉语。那时中国的环境确实不好，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好老师，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我的汉文名字“顾彬”就是一位中国老师帮助我取的。这一年最大的收获，除了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真切的认识外，就是认识了鲁迅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此后，更多的时间是在日本。那时中国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于是我决定到日本去学汉学，因为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极其密切。日本学者到过中国的人很多，他们走过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在日本也保存了不少珍贵的中国古籍。柏桦：我补充一下，顾彬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是西文中迄今为止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文学史巨著。《中国文学史》的中文版由李雪涛教授负责翻译的协调和校勘工作，其中3种已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欧洲人把中国文学史有观点地讲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NextPage]中国的精神不在诗歌中就在散文中问：你是否具有 “唐诗情结”？我们知道，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既是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也是小说家，他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大量有关中国的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可否这样认为，高罗佩是用小说叙事的方式认识中国，你是用诗歌的方式认识中国？顾彬：高—罗—佩？哦，我读过他的不少作品，但我不认识他。我自幼是读中国唐诗长大的。1973年我的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教授论文是已经译成中文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读杜牧的诗，使我想到我们德国的诗歌。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德国的诗先是“思”，然后才是“诗”，哲理诗很多。中国古代的诗却是以意象为主，好像诗中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其实思想感情都融注、渗透在诗中的人物或山水景物中去了。我认为中国的精神不在诗歌中就在散文中，而不在小说里。我十分感动于苏东坡的诗文……我在诗里写道：与诗平行的命途多蹇。

  2012-04-24 14:18:51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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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烨：80后90后青年作家内外缺失什么？

  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从创作方式到作品样式，从文学态势到文坛格局，都在不断演进。诸种变化中，最重要的动向便是文学新人的纷至沓来与长足崛起。这一新的创作主体使文学创作队伍大幅度地年轻化，也使文学创作的生态更具多样性。可以说，文学新人的成长，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新收获，也是当下文坛的亮点。如何在年龄上界定青年作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主要彰奖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的冯牧文学奖，以40周岁为“青年”称谓划线，迄今已持续十数年，这大致代表了文坛共识。以此为参照，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群体，还可细分为“70年代人”、“80后”和“90后”。三个代际的青年作家，共同构成当下文坛最具活力又颇为壮观的青年作家队伍。主力与后备新生的文学力量青年作家们在现身文坛的时间点与借以赢人的关节点上，互有区别。“70年代人”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新世纪之后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但因为这一群体中较早露头的卫慧、棉棉的作品受到严厉批评，严重遮蔽了这一文学群体，并影响了人们对整个“70年代人”的重视与评价。崇尚个人化写作的这代人，比较熟悉都市生活，创作多以都市背景和青春题材为主，如丁天、周洁如、卫慧、棉棉、冯唐、盛可以、金仁顺等人，随后的乔叶、阿袁、章元、滕肖澜、傅爱毛等，是一个写法多样、活力四射的实力派写作群体。尤其在目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70年代人”已是中坚。“80后”在新世纪之初逐步显露，渐成气候。先是张悦然、郭敬明、韩寒、春树等，紧接着蒋峰、李傻傻、张威(唐家三少)、小饭、那多、蒋方舟等相继登场。近些年来，这一群体又不断有新面孔加入，并带来新的气息，如笛安、七堇年、落落、祁又一等。如今，“80后”在文学追求与创作手法上，越来越呈现出不断分化的趋向。与“70年代人”不同的是，他们熟悉市场经济与流行文化，更注重读者反应和市场需求。这些年才崭露头角的“90后”，大都是学生作者，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前者有何天白、刘辰希、魏天一、李军洋等；后者有李墨白、韩淑娴、区琳、谢然、吴姗姗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80后”的遮蔽，但有着不输于“80后”的巨大潜力。同为青年作家，三个代际在人生与文学的积累上、在艺术的历练上各具差异。“70年代人”更为成熟和稳定，创作更接近现有的文学传统；“80后”正在走向成熟，文学素养比较芜杂，很多人尚不够专心致志，一些人发展的路向还氤氲不明；“90后”尚处于文学爱好者的习作阶段。因此，目前的青年作者队伍中，“70年代人”和“80后”是主力军，“90后”是后备军。[NextPage]以小见大与类型写作新异的创作追求面对不同代际又卓具个性的青年作家群体，很难概括其写作上的总体特性，但作为年龄大致相近、出道大致衔接的文学新人群体，又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从看取生活的视点、描人述事的重点来看，青年作家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正在“进行时”的日常化生活现实和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对较为重大的题旨、过于宏大的叙事，他们以不无警惕的姿态保持着距离。“小人物”、“小状态”、“小情趣”，构成了写作中的要素，郭敬明的一部都市青春小说就索性命名“小时代”。这种审美取向带来的是描写对象的平民化和表现方式的细琐化，这对文学创作与当下生活的密切勾连，以及对普通人的观潮，是丰富也是深化。与低视角和平民化相联系，青年作家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更注重薄物细故与以小见大，常常使个人的生活状态与内在情态等，得到充分的观照与细切的揭示。这种取向的写作，更多的与“底层写作”、“边缘状态”、“中间人物”、“青春成长”联系在一起，并使传统的小说艺术与当下的青年文化形成了内在对接。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传统的写作领域，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庞大的青年作家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身于网络小说与类型小说的写作，并在这新兴的文学领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些年网络小说以类型化的方式获得了长足发展，如玄幻与科幻，武侠与仙侠，后宫与穿越，悬疑与惊悚，官场与职场等，通俗小说经由细分而趋于专门，正好适应了大众文学阅读的分层与分众。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由于一些作者苦心孤诣地把经典文学因素带入类型小说写作，其作品在当下文坛也影响甚大，如唐家三少的玄幻小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唐欣恬的婚恋小说等。这些新的迹象也表明，类型小说写作大有可为，它与传统小说在品质上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NextPage]疏离与对话新人的内外缺失  青年作家的成长使文学队伍进一步壮大，文学事业的发展后继有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不断涌现，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生气与蓬勃的生力，他们出道的多渠道和活动的多领域，也是当下文学场域与文化空间不断扩展的有力证明。这一切，只有在深入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才有实现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新人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并由此折射出文学批评与文学体制方面的某些不配套等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并切实解决。从创作来看，青年作家普遍对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忽视，对重要的社会问题明显疏离，这使他们的作品在具有生活底气的同时，缺少精神上的大气。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堪称气象万千，与此相称的文学描写一直比较乏力。这当中有多种原因，青年作家在这一方面的力所不逮和不上心，是其中之一。还有不少青年作家表现出对经典文化的不屑，对传统文学的远离，他们不仅厚今薄古，而且崇洋尚外，在文化积累与艺术传承上，更重视横向的借鉴，而轻慢纵向的继承。在当下一些玄幻、悬疑、穿越等类型小说中，难以看到丰厚的人文内蕴，而多是炫技与游戏，盖因这种写作本质上是出于艺术想象，并非立足于人间烟火的坚实大地。如果说远离“宏大叙事”的写作缺少文学的历史担当，那么，游弋于神鬼之间的文字游戏，显然缺少人间生气。这虽是一种写作选择，但显然与“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的打造相去甚远。对于有理想有追求的文学新人来说，这种个人追求与时代需求的不相适应，委实值得认真反思并加以调整。从文学生态来看，文学新人理应在现有的文学秩序内得到关照与扶持，但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其一，文学批评依然多把目光集中在名家名作，对新人新作较少光顾，更缺少从宏观层面对一些倾向性问题进行认真跟踪与细致剖析，从而对文学发展作出建设性批评。比如，在市场上广为行销的玄幻、穿越、悬疑类小说，最需文学批评加以引导，但文学批评恰恰在这一领域严重缺席。面对不断放大的文坛，文学批评如何及时更新，并释放新的活力，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其二，由文学期刊、文学评奖等构成的现有的文学体制与秩序，其关注的重心，主要是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已经成名的作家群体，正在成长中的作家、网络领域的作家，过去一直不在视野之内。近年来，出现了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结对子”、“80后”作者加入作协等，但改善力度不大，办法不多，还没有达到在相互走近中相互了解，在相互了解中相互影响的理想状态。青年作家与传统文学有一定的疏离，但他们又是当代文学的未来主体，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与沟通深度，实属当务之急——针对文学新人的工作，看起来是为青年作家、为当下创作，实际上，是为文学未来，也为文坛整体。

  2012-04-24 14:14:47 作者: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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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蓉：“80后”作家与他们的批评者

  前几年，“80后”文学是文学市场上的新宠，霎时间，但凡以青春的名义，总可以写几篇文章，蹦跶出来。这几年，市场见惯了“80后”青春的脸，作为一桩文学事件、社会现象这一话题的热度有不少降温。“80后”实际上已逐渐分裂，“80后”文学成为了个人的斗秀场。于是，近些年，我们又听到另一种说法，正如被遗忘的“70后”作家一样，“80后”缺少严肃的良好的评介，更呼唤同代的“80后”批评家。在我看来，“70后”作为一个从年龄代际划分的写作群体固然没有得到及时且持久的批评推介，但对于写作者个人来说，“70后”现在却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70后”批评的缺失可能使“70后”写作者在文学流脉中显得话语声较孱弱，但并没有阻止优秀的“70后”写作者在文学界逐渐崭露头角(这群“写作者”既指“70后”作家也指“70后”批评家)。“80后”也如此——如果这个提法够准确的话。需要澄清的，是文学史上“80后”的概念，让我们首先从“80后”作家开始。“80后”一词，从诗歌始，于小说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在《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手下风起云涌，最初是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的书写为代表。他们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清新风气，获得了大量同龄人的推崇与喜爱，成为跨文学界与文化市场的青春偶像。但不得不承认，对“80后”的定义，“80后”自己也是百口莫辩。以代际为主要方式的划分，必然使写作者对自己的身份表现出疑虑。“80后”的划分实际使相当部分的“85后”未及赶上大潮处于波峰的那两年，同样也湮没了众多“80后”的异声——那些不同的生命历程所致的复杂题材，那些只属于小范围团体的成长书写，那些逃出同龄人审美期待的青春想象。于是，我更愿意认定，最初获得承认的所谓“80后”写作实质上是“青春写作”的一种代称，是在物质逐渐丰裕、追求财富欲望的市场经济时代，一个经历过现代化转型的、完全建立在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信念的年代，与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体系几近隔膜的基础上产生的巨大文化喧嚣，是文学新军与文学传统的一次碰撞。而代际意义上的“80后”作者意义则更加复杂，作为整体的“80后”，无论是文学资源、知识构成还是价值取向，都有明显的不同，而他们呈现的则超出于青春期描写，表现出个人对现代社会、对城市乡村、对国家与历史纷繁多样的想象和梦境。“80后”的出现是自然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在历史中找不到佐证，他们也无须挣脱之前的社会、文化、历史所带给写作者个人的集体隐痛。时代转型的“阵痛”在“80后”这里找不到，社会、文化、传统的“断裂”于“80后”而言不过是个平滑而精准的切口。不管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还是革命、理想、反思、理性，他们天生具有与传统断裂的优势，在这断裂中，新的文化精神形态又无法为前辈所代言。他们的青春，除了自己书写，又有谁能替他们书写呢？如果就写作题材来看，文学传统中的青春书写往往是作家向后的反观，是成长完成后对成长的模拟，其最终兴趣不在青春本身，而其后隐藏的独特而丰盈的历史、文化、精神秘密，是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探索与体悟。而“80后”却是在社会、文化的现实背景上对自身生活处境、精神状态做的镜像表达，是现在时态的。再反观“80后”提法刚出现的当时，这些新鲜的写作者不过也就是十七八岁甚至更年轻的光景，是实实在在的我手写我心，而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80后”的称呼也越来越暧昧，内涵意蕴的外延也越来越复杂，所以说他们——“80后”原初意义的代言者们，是弥补文学上对“80后”一代青春的叙事空洞的写作，恐怕也就不为过了。从外在表现上看，原初意义的“80后”写作呈现出青春书写的形态，而“80后”一代与时代文化话语的应和、市场的捕捉与推手、“80后”创作的分化及与主流文学界的互动等等，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80后”的文学批评，以及以“80后”面对“80后”，同代批评家面对同代创作者的提法，只怕也会成为伪命题；而为批评某一代际的作品，去虚构一个与之对应的批评群体，则是一桩看似无理的事情。其根源既是大部分文学群体对某个文学现象、某些群体的合理化忽视与集体失语，也是对批评使命的推诿、简单而粗暴的任务分配，更是对批评自身规律的不尊重。“80后”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市场现象，而“80后”批评却无法走同一途径。2004年，对“80后”讨论风起云涌之时，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出版《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春树、小饭等10位“80后”作者进行了集体炮轰，书中22篇批评性文章的作者也都是“80后”。可以说，十少年作家的批评，这些批评群体和推出“80后”作者一样，走的是商业运作的方法，带有浓厚的投机意味。这样的批评方式固然从形式上贴合了“80后”写作反叛的个性气质，但却未必给“80后”批评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不管是对批评者而言，还是对写作者而言。同代之内的批评观照在体察领悟层面更加便利，那些作品中的细节呈现和隐喻所指，文本结构上的变化更加易于发现，而更深层面独立的理论思考却由于个人积淀不同较难实现，历史的深度往往被拉平。“80后”的文学创作依托着青春期的感性与想象力的资本，而针对“80后”的评论却不能受困于感性的阅读体验维度。批评本身需要理性的沉潜和审美思辨，需要社会、历史的深层观照，需要从文学“传统”里出生，保持历史的连贯性，获得整体的审美批评性考量，并进行当下性的审美诠释。因而被寄予厚望的“80后”批评者，更需要处理文学批评传统与摆脱批评模式的关系，弥合现代转型为文学批评领域带来的裂缝，从个性和共性上全面把握批评对象的主体性和创作生态。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脱离于历史的“80后”同样是“历史的中间物”。这一切都使得“80后”批评者的发声相对滞后。批评界需要“80后”充当怎样的角色？也许，这个可能在某个时期全面登上舞台的批评群体将会以“80后”一以贯之的反叛个性，超越批评现状的想象力与空间，多少让批评重新面临新的选择，在摆弄西方各种经典理论的废弃游戏场上搭起个可以自己立得住的文学的巴别塔来。比虚拟出专门针对“80后”作家的“80后”批评家更重要的，是塑造独立的写作品性，不管是于作家而言，还是于批评家而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80后”批评的呈现更加难得、更加重要。因为真正成型的“80后”批评很有可能在断裂的文学传统维度上建立崭新的知识场；在批评的视线中积累批评的规模与影响力后，为批评的方向在理论上带来可能性。假如作品转瞬即逝，对它们的评论是否也随之烟消云散？文学批评如若必须依附于研究对象而存在，甚至刻意强调为某一研究对象而推出与之相应的批评群体，那文学批评又如何获得独立的品格？文章已死，而评论却留有余温，这多少让批评者心生向往。虽然我依然认为批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另类方式，但是批评者没有创作谈，批评者要说的话，全在他们看世界的眼光里。(赵蓉)

  2012-04-24 14:13:43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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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晚报：80后写手兴起作而优则仕

  南派三叔 （资料图片）“作而优则仕”正在80后写手中蔚然成风。近日传来消息，著名网络写手南派三叔正式荣膺磨铁图书公司的副总编辑。无独有偶，2009年当上长江文艺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的郭敬明，今后有望“扶正”担当该中心的总编辑。南派三叔是写手，也是一份杂志的主编，然而现在其头衔上又要增加一个职位——副总编辑。按照管理划分，南派三叔将负责磨铁图书公司的小说、漫画类作品的策划组稿工作、部分重点作家品牌维护工作、部分重点图书项目营销工作等。据悉，南派三叔与磨铁渊源深厚，其成名作《盗墓笔记》，就是由磨铁推出的。南派三叔由最初的签约作者，到现在升任副总编辑，用了差不多5年时间。就“作而优则仕”这点而言，南派三叔其实比郭敬明还晚了3年。2009年郭敬明当上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曾轰动一时。出版社高层对 郭敬明这3年来的业绩相当满意，“郭敬明未来将从北京图书中心的副总编辑升任为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金丽红最近在一个场合高调宣布。这也意味 着，生于1983年的郭敬明将有可能成为国内一线出版社年纪最轻的一把手。据记者了解，另有一些写手目前对于“入主”出版机构管理层也跃跃欲试。出版机构竭力将著名80后写手拉进阵营，其目的是借写手之名扩大自身影响力，并且利用写手的人脉扩大作者群，对于写手而言，被请进出版机构高层 任职，从原先的签约作者，荣任管理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价值的肯定。不过对读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能读到写手更多作品。因此也有人担心，身兼多职的写 手们恐怕将为工作所累，创作精力或被分散。 “工作多了，可别忘了还要写出更好的小说啊。”一位读者在网上这样给南派三叔留言。对此，出版社方面则表示，请写手加盟管理层，有利于凝聚更多的优秀写手 为读者创作作品。 尚青相关新闻莫言：80后还未显出大家风范在近日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在与读者互动时指出，目前80后的作家还没显示出大家风范，应该扩大生活面，由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把作品上升到新高度。现场一位80后女孩问莫言为什么中国评论界对80后的关注很有限？莫言说，评论界有权威地位的人大都年纪比较大，这一代评论家对80后创作认知 的理解有问题:“我也是这样，我读80后的作品，觉得该痛苦的地方不痛苦，不该痛苦的地方他们哭天抢地。这也许影响了对作品真正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但 莫言也认为目前80后作家没有写出可以打动不同年龄读者的作品，希望他们能从小圈子里突破，开阔视野，获得宽阔视角。

  2012-04-24 14:10:01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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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余光中、谢冕眼中的诗歌

  4月20日，在北京大学聘请余光中先生“驻校诗人”仪式和“余光中、朱炳仁、谢冕对话：《乡愁》会《云彩》”两项活动的间隙，本报记者对余光中、谢冕两位先生进行了专访。余光中：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谢 冕：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诗歌没有衰落，但创作式微记者：现在诗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您认为这个时代，诗歌衰落了吗？余光中：诗在这个时代好像被冷落了。我知道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时北京的《诗刊》印20万份，非常流行。那时诗歌是大众化的。但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喜欢体育就看体育报，越来越小众化。具体到诗歌，比较广义来说，一般人喜欢听流行歌曲，流行歌词就是他们的诗了。他们要不要更高层次的诗呢？也许不需要。所以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拿唐诗宋词来说，也有白居易的民谣体，李白的许多灵感也来自乐府，乐府就是民间流行的歌。我的诗，还有郑愁予、三毛的诗被谱成了歌。还有很多人在写旧诗，很多人在读唐诗宋词，所以整个加起来，我不认为诗歌是被冷落了。英国有6000万人，在英国，诗一般就印500到800本，如果能印到2000本就要偷笑了。在台湾地区，单本一种诗卖到1万本的诗人有二三十位，我的诗选这么多年销售5万册，郑愁予比我销的还多，席慕容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上百种文学奖，这个不能叫小众化。谢冕：正像余先生所说，上世纪80年代大陆出现了许多优秀青年诗人，现在看来，我对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写作，持肯定态度，他们的诗不错。之后，很快进入90年代末、新世纪，我不是特别满意，现在是写诗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不多，好的诗就更少了。我可以这么说，这么些年，让我感动的诗，海子以后就很少，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诗，但几乎没在我脑中留下印象。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清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诗人间接经验不够，他们读古代的、国外的、当代的优秀作品不够，甚至有人很狂妄地说不取法于任何人，这很要命，优秀的诗人不学习前人、不借鉴前人是不可能的；二是新的概念化写作正在形成，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同题诗会，每个人的诗读下来，都差不多，有独创性的太少，这是我对眼下的一个评价。现在诗社、诗集很多，诗歌节、评奖也非常多，但只能说是热闹，还谈不上繁荣。余光中：我在港台地区担任诗歌评比的决审委员，我们几个委员也是往往觉得诗不够好，经常是第一名从缺，第二名也从缺，表示我们的抗议。[NextPage]尊重艺术，好诗还需时间考验记者：当代华人诗坛为什么出现作品数量多而质量不高的情况呢？余光中：为什么诗不好？就是因为大家不认真写，一挥而就，认为有灵感就写得好了，结果有几个共同的毛病。一是句子太长，我们古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最多也就是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10个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11个字，了不起了，后来新月派有10个、12个字。现在有的诗则是20个字、25个字一行，连副刊都很难把它排版出来，可是到第三行，又5个字，这一长一短，毫无章法，违背了人类的呼吸规律。你有自由不尊重古人的和外国人的规则，你没有理由不尊重自己的规则吧。就说打球，都要有规则才能打，游戏都有规则，艺术难道就没有规则吗？真正的艺术家是自己发明出一套规则来，自己可以遵守，也便于后来者遵守。谢冕：对，现在很多诗没有章法，其实诗歌是最讲规则的文体。余光中：第二个毛病是回行太多，一句话第一行没讲完，到第二行，第二行也没讲完，到第五行才讲完，就是断句断得不对！不断地回行，引起误会。第三个毛病是细节太多，从头讲到尾一共28个细节，主题在哪里，看不清楚。这三个大毛病不克服的话，根本成不了气候。谢冕：现在诸如“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这样的诗，很多，别说回行了，根本谈不上是诗，甚至比普通的说话还要糟。记者：前一阵，网络上有一位自称诗人的，他写下诸如“妈妈，我饿了，妈妈，我没钱了，妈妈，我写诗了”的句子，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诗歌，引起很大的争议。对此，您怎么看？谢冕：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网络上的大量写作，不需要编辑，自己就可以发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个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他，因为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是，牵扯到写诗，还是要必须考虑你写的是诗。“诗”和“不是诗”有很大的差别，两者没有界限让我感到很不安。我昨天还看到一首“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诗在网上走红，引起许多套写“真热啊，真的很热很热，非常非常的热”等等。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我尊重大家的写作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要维护诗的尊严。诗，是很美丽的，是表达美好情感的。我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诗不能随便写，这是对诗的不敬。不知道余先生是否同意？余光中：我完全同意。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发表诗，但另一方面你发表的是不是诗？还是有艺术标准在那儿衡量的，不是你一高兴就一挥而就的。从文学史看，某一位诗人，在某一时代很叫座，可后来就衰退了。像龚自珍，梁启超就说过，当年自己很崇拜龚自珍，但后来看也不够好了。不过，像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传到现在，还是新的，是万古长新的。所以，诗还是要靠一点时间来考验的。[NextPage]对青年诗人的几点建议记者：余先生，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诗？另外，两位先生对青年人的创作有什么建议？余光中：我当初为什么写诗？因为我不满意上世纪30年代的诗，也不满意上世纪50年代的，所以我自己来写，写自己喜欢的诗。那么我写的好不好呢？不是我自己认为好就好的，而是要有公论才行。一个作者总是幻觉自己昨天写的诗最好，否则他不就是退步了吗？但这是幻觉。我有些诗写好了不发表，摆在抽屉里，过两个月觉得还兴奋，就是不错。所以，不要急于发表。当然，有的诗越改越糟，有的诗越改越好。谢冕：青年人要创作，第一还是要多阅读。多读《再别康桥》、《乡愁》这样的一些好诗，包括戴望舒、艾青的诗，胃口不妨大一些，多读一些外国的好诗、中国的古典诗歌，有了对前人的学习，才可能结合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行创作。我也建议中学课本要多选诗歌。余光中：巴金讲过一句话，就是作家要学者化，作为诗人，多读一点诗，启发就会比较广。还有一个方法，是先读选集，各家各派的，然后看中哪一人，就去买他的专集，钻研得比较深一点。然后要背诗，古典诗要背，比如我背陆游的“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有时背不得了，此身合是诗人“否”？一去查，是“未”。你记错的，或是写的，与好诗进行比较，就看出好诗好在哪儿，这些细节就可以学，技巧也就慢慢摸索会了。记者：“驻校诗人”对青年诗歌爱好者有什么帮助？对诗人自身也有帮助吗？余光中：所谓驻校诗人，这一观念是从西方开始的，也不一定叫驻校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也可以驻校，名叫Writer In Residence，就是住在校园，以创作者的身份，对有志于创作的文学系或比较文学系的学生进行帮助。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经常在大学演讲，有时住上一段时间。北大现在也采用这种方式，非常好。这样做，可以让那些有兴趣创作的同学请教你，来分享你的经验。经验非常重要，经验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一位老作家可以把他的成功与失败传授给你，所谓失败，就是告诉年轻人此路走不通，你如果走下去会浪费时间。当然，这样的作家要足够高明，学生才会有启发。当然老作家可以传授三招两式，年轻作家也可以间接启发老作家。年轻人想法不一样，老作家也能拿来做参考。比如说毕加索，在巴黎的时候就有媒体问他，谁是当代最年轻的画家，他回答：就是我啊，因为我还在探讨，还在不断获得发现。记者：余先生，您认为自己仍是一个“很年轻”的诗人吗？余光中：这就牵扯到“江郎才尽”的问题，不是说你的才能被神仙要去了，而是你到了一个程度，题材都枯竭了。如此境况，一是你已经对生命不敏感，二是你的语言已经僵硬，你觉得中文写来写去不过如此，你已经技穷。如果你觉得你的母语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还没有被李白、杜甫、曹雪芹写光，就还是可以发展的，是有主题的。至于主题，是永远不会写完的，一个作家成名了，青春的朝气过去了，就到了中年，中年有中年的境遇，老年有老年的心得。换个地方，也会有主题，譬如从北京到新疆，就有了新题材。换一个身份，也会有主题，原来为人子弟，后来为人父母，现在为人祖父，我写四个女儿，写下《我的四个假想敌》，子女的童年就是父母的第二个童年，总有新的灵感。现在我已经写到孙子、孙女了。创作是没有止境的。(本报记者 王庆环)

  2012-04-24 14:04:37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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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刚：不能让电影成为生活的全部

  腾讯娱乐讯 (文/小西、图/小钢、视频/段煜冰)4月22日，华谊兄弟在京发布“H计划”，导演冯小刚在会后接受腾讯娱乐专访。谈到新片《一九四二》拍摄历程之艰辛，冯小刚坦言：拍这个电影在体力上太累。在采访中，冯导竟流露出息影意图：我不能让电影成为生活的全部，现在接二连三的拍电影，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一定是个错误。反思现状：变得“娇气”，吃不了苦了自《一九四二》开拍以来，外界频传冯小刚“鸭梨山大”。大概是难以承受度日如年的拍摄工作，冯小刚曾在微博中透露厌倦拍戏，引来网友关注和调侃：“难道冯导也需要‘休假式治疗’？”冯小刚导演对此表示：“主要是拍这个电影体力上太累，我现在时常在想自己是不是变得娇气了 吃不了苦了，我经常在想，不能让电影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其实，冯小刚并不是第一次爆出退休的想法，早在2010年密集宣传《唐山大地震》时，他就直言自己59岁一定退休，“多一年都不行。不过我和华谊还有一个五年的合约，打算把这五年的五部戏拍完了，就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的人生。”好电影源于生活 冯小刚想重拾画笔冯小刚在接受采访时感慨，自己五十多岁了，应该抓紧时间生活：“拍好电影第一要不能每天生活在电影里，否则电影都是化学勾兑的酒，还有就是要再生活里有一些新的感触，有一些酿造的感觉，有这样的积累才会萌生一个想拍电影的欲望，一直以来我和电影都过于密切了，我五十多岁了，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还有很多比电影还会有意思的事儿，老这样拍，不见得这样把电影拍好，现在很多年轻的导演拍出了很好的电影，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生活有储备，现在我接二连三地拍，已经没有正常人的生活，一定是个错误。”谈及如何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冯小刚自然也有憧憬：“自由和快乐能使你的精神状态很健康，这样你才能萌生出拍电影的想法。”而一直热爱美术的他还想重拾画笔，腾出时间来多画一些画儿。

  2012-04-24 14:02:3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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