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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文坛

  • 广西贺州首个地市级校园文学大奖首度颁奖

    “这次获奖真的让我很开心。因为获奖的荣誉既是对我过去付出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我的极大鼓舞和鞭策,为我今后的创作增添了莫大的动力。”刚从领奖台上走下来,刘海松随即非常平静地给她的老师发出了这样一条手机短信。4月24日下午,贺州学院第一届曲源文学新秀奖颁奖仪式在贺州学院广播影视教学实验中心演播大厅里隆重举行。黄艳萍、韦文宏、刘海松、王宏基4位同学从贺州市文联主席邱有源等领导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金,正式取得贺州学院首届校园“文学新秀”的“身份证”。据了解,黄艳萍、韦文宏、刘海松、王宏基均为贺州学院中文系在读学生。尽管他们所学专业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黄艳萍在大学期间,先后在《贺州文学》、《贺州日报》、《贺州晚报》发表散文十数篇。获得过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2009年“青春·中国”广西大中专学生征文比赛优秀奖。黄艳萍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回归现实创作。我在写作中秉承的是一种最朴实的创作思想,是对现实本真的抒写。我以为最实在、最真挚的情感才是唯一能打动读者的理由。”韦文宏曾经担任过贺州学院春萌文学社社长。早在上“大一”时,就独自编印了一本名为《流年》的个人文学作品集。他的散文作品《一夜烟花雨》、《秋的凉,终是来了》2011年1月刊登于《贺州文学》。他还在《萌芽》、《花溪》等刊物发表过一些作品。此外,他还涉足网络文学创作。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沫小染与夏》、《孽村》刊载于起点中文网,并获合同签约。刘海松近两年来,先后在《贺州日报》、《贺州文学》等刊物公开发表20余篇散文,体现出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准。其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三等奖。王宏基在《大学生周刊》上发表过《本土文化不可丢失》、《宿舍侃谈》等作品。他的散文作品《那个有太阳的夜晚》、《生命的思考》在贺州日报副刊发表。2011年7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爱的温暖》,并在广西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征文中荣获优秀奖。据悉,贺州学院曲源文学新秀奖是由贺州市文联与贺州学院共同设立的校园文学大奖,系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贺州学院客座教授邱有源先生的笔名——“曲源”命名,且是目前贺州市唯一设立的地市级校园文学奖项。设立这一奖项,旨在发现、培养、扶持校园文学新人,激励广大学生积极实践,勤奋创作,多出精品,促进校园文学繁荣。(李孝宽)

    2012-04-27 10:14:39 作者:李孝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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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惟群:写好作品最重要一点是扬长避短

    作家黄惟群:“宏大叙述”像注射雄激素的太监“文学已经边缘化”——— 很多人这么说。以世界的眼光看,文学不在社会关心的中心,很正常;但以中国的实情看,文学如此冷清,很不正常,因为,世上没一个地方有中国那么多的专业作家,没一个地方有中国那么多发表文学作品的报纸杂志。那么,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中国文学,究竟哪里出了错?在我看来,一个最重大原因:中国文学的主流努力不到位,大方向上出了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篇处女作,写的是当年知青的插队生活。小说没故事,只有场景、氛围、情绪。不能说这小说没缺点,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篇有特色、有味道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即使因为类型,也应该存在,这样的类型,当时几乎不见。然而,小说投了两年稿,怎么都投不中。两年后,一家名牌杂志的编辑总算把我找了去,好心地给了我一个忠告,劝我写一些改革题材的小说。那时,中国最时兴的,就是反映改革的小说。后来,我试了,写了几篇,一败涂地,至今想到都反胃。文学是极其讲究个性的。作家与作家彼此兴趣不同、关注点不同、兴奋点不同、引起创作冲动的对象也不同。舍弃不同,就是舍弃个性、舍弃天分,就没有真正的佳作可谈。人有所长也有所短。写好作品最重要一点,就是扬长避短。我们的文坛,老是不断发出“指令”,要求作家们这样写那样写,反映这反映那,且一旦“要求”起来,所有机构都跟着要求,媒体声音、领导指示、报刊精神、编辑意见、社会舆论,全都保持格外的一致。客观上,如此给作家规划的路、打开的门,太过狭隘,太过单调,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扼杀作家身上的优秀,使可能出现、应该出现的优秀作品,露头的机会都难有,更谈不上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个人天分的最高点上尽情挥洒。再举个例子。我曾对两部作品表示过欣赏。一部写出了人间真情,写得朴素、实在、真切,透出股山脉土地般憨厚的动人之力;这份真情与温暖,是生命在这世上的共同渴望。另一部进入了精神领域,省却铺垫,直取事件核心,写的是这个核的投射,于人一生一世的影响,写出了沉沉浓浓绕梁不散的氛围和感觉。意外的是,我所欣赏的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本人,不同程度上都表示了对这两部作品的不以为然。固然,其中有着常人意欲扩大自己优秀范围的企愿。但是,读了他们更多作品后,我发觉,这两部小说,确实代表不了他们。遗憾的是,被他们自我“欣赏”、确也受到广泛关注、称道的那些,我却读得不以为然。那些小说,有的追求故事性,有的跌入了政治、社会、时尚的口袋,有的着力书写的是性的绚丽与刺激,其中没有让我触摸到足够我激动、欢喜、满足的文学元素,不管是着眼点、用力点,思维方式、表现技法、情感的深度与厚度,还是隐藏其中的文学的玩味、体味、韵味、品味,与我所欣赏的那两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很多作家,本身拥有极好的文学素质,一些作品确已闪出耀眼光芒,他们的文学前景本该极其辉煌,但可惜,他们并没重视自身真正的文学能力,最终的努力,偏离了文学本质,加入了文坛的“主流”。当文坛一而再再而三的号召提倡,吸引聚拢越来越多的人,且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得“成功”,大量作家,在这样的“主流”、“趋向”面前开始动摇,开始混乱,开始看不清文学的魂,怀疑、或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初衷、忽视或不得不忽视自己真正的文学财富,潜移默化中,他们将文坛的崇尚与时髦当成了自己的追求。众多文坛的号召提倡中,对中国文学的创作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对表现大历史、大文化、大政治、大民族、大时代的大作品的大呼吁。大,几乎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永恒的等待、永恒的心病,成了大多文学工作者的共同仰望。不是没人合适写“大”作品,但肯定不是作家都合适写所谓的“大”作品。一万作家中,合适的几率恐怕不到百分之一,只是百分之零点一、甚至零点零零一。光从几率看,就足以看出这样一概而论的对大作品的呼唤的愚不可及。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心中有份对人对事的感受想表达。文学本以反映生活为宗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所有学科,因天然地存在于生活中而天然地存在于作品中;但是,文学作品中,对它们的注重、要求一旦超过了文学,那么产生的作品就不再是文学,就失去了作为文学作品而存在的价值。所谓大历史、大政治、大社会、大时代类的所谓大作品的存在,大多产生在文化归类还不明确的时代,那样的时代中,一切文化人的思考都可纳入小说,且那时的小说,也以如此表现自己的丰厚、宏大为骄傲。今天,那样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文学已不可能越俎代庖在他人的领域取得超过他人的成就。再以《九三年》、《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形式写小说,已不再成为需要,不可能再被广泛接受。还有一点更重要:作为文学的小说之“大”,并不意味着历史、政治、社会、时代面的展示之“大”;当代文学开始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与生活、社会的联系,非常实在,是以极其个体化的形式表现的;也只有个体与生活与社会的链接才最直接、最贴肉,最具说服、感染力,最具永恒的文学性。这也是《情人》、《麦田里的守望者》之类作品饱受欢迎的真正原因。长期以来,“宏大叙事”作为一个字眼,于中国文坛超额显示了居高临下的雄性统治风采。不知生活中多少人真的具有宏大胸怀与视眼,不知多少人是因“宏大”而写作的。感觉中,“宏大叙述”就像一个注射了大量雄性激素的太监的叫喊,响亮尖利,但还是无法解决底气问题、根子上的问题。“宏大叙事”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吗?对不起,“宏大叙事”仅仅是姿态,是作家可以摆出的多种姿态中的一种,与文学作品的优劣完全无关。文学叙事可以很大,可以很不大。宏大的小说可以很差,不宏大的小说也可以很好。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企图摆出“宏大”姿态的分文不值的小说,也看到了太多格外出色却完全不“宏大”的小说。文学作品,好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写得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立意高度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太多时间。这样的追逐导致的重大危害是,一些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因此养成一个习惯,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意义”、“高度”出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出发,削足适履,为自己的作品打造人和生活。毫无疑问,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缺乏真情实意写出的作品,打造出的人和生活,一定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成分,不同程度上脱离生活,是读者不能走近,不被吸引、不被打动的。然而,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的评论界忘记了应该扮演的角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用等于、大于作家的百倍努力,端着放大镜,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寻找哲学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等等所有能够站到“崇高”、“伟大”旗帜下的意义,哪怕只是相似,只有蛛丝马迹的挂钩可能,立刻将之提取,然后用文学所最痛恨的没有一点文采的语言,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往大处高处使劲地拼命地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大家目瞪口呆,说得包括作家也不得不仰起头。于是,一个非良性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2012-04-27 10:07:26 作者:黄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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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塞万提斯文学奖颁奖 97岁智利诗人帕拉获奖 

     诗人帕拉 新华社马德里4月23日专电 2011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颁奖仪式23日在马德里举行,97岁的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孙子乌加特代表祖父接受了西班牙王储费利佩颁发的奖项。帕拉由于年事过高留在了智利家中,乌加特代祖父发表了获奖感言。他说:“我的祖父希望我代他向你们申请至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场45分钟的演说……《堂吉诃德》不是一两个星期能写成的。”乌加特还当场朗诵了8首帕拉的诗,其中一句是:“您自认应得此奖么?是的。为什么?为我将要写就的那本书。”帕拉是拉丁美洲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无名的歌本》、《诗歌与反诗歌》等诗集,其诗作语言简洁且口语化,风格颇具活力。他的“反诗歌”理论对拉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塞万提斯文学奖创立于1975年,每年由西班牙文化部评选,旨在表彰和鼓励为西语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此奖被誉为西语文学的诺贝尔奖,通常于次年4月23日(塞万提斯逝世纪念日)由西班牙国王颁奖。尼卡诺尔·帕拉简介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 Sandoval),1914年9月5日出生于智利南部奇廉市附近小镇。受家族艺术氛围影响,自小喜爱文学创作。不过,帕拉一直接受的是自然科学教育。他曾于美国布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并曾多年担任智利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科学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意识到诗歌应该同诸如文化、政治与宗教的现实打交道。帕拉的诗歌原则主要是简洁,以俗语口语入诗,避免隐喻象征,反对欧化倾向。帕拉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54年出版诗集《诗歌与反诗歌》,轰动拉美文坛,成为继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帕拉的“反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对拉美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评论家认为,这种诗体与传统形式相比,更真实,更有活力,并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新奇感。西班牙文化部12月1日宣布,以“反诗歌”闻名的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获得2011年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颁奖仪式将于2012年4月在西班牙举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将亲自颁奖。帕拉还将获得12.5万欧元(约合107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帕拉诗歌欣赏:要爱护树木你为什么受那块石头左右长着杏仁状眼睛的孩童你有着肮脏的思想特别喜欢用石头砍树。从来不伤害任何人的人不应该受到这么坏的对待哪怕是沉思的杨柳哪怕是忧伤的甜橙树总该受到人的关爱和尊重:伤害树的淘气的孩子伤害了他的父亲和兄弟。老实说,我不明白,一个金发、瘦弱的男孩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卑劣的举动。可能你的母亲不了解她养的乌鸦却相信你是个真正的男性,

    2012-04-27 10:05:27 作者:谢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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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小武:繁华喧嚣之后,终须一片宁静

    繁华喧嚣之后,终须一片宁静宋小武在世界文坛上,年少成名的例子不少,比如英国著名女作家珍妮·奥斯汀21岁便开始写她的第一部名著《傲慢与偏见》;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的海伦·凯勒22岁便出版了她的自传;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不到24岁就写出了轰动世界的名著《茶花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中国,文学似乎与足球一样,命运不济,不要说青少年,就是中老年作家都未见写出一部被世界公认的名著。近年来,80后,乃至90后的青少年作家显得极其活跃,使萎靡困顿的的中国文学界显现出几分勃勃生机。他们像早春枝头那一点点翠绿,又如刚刚脱离母亲怀抱踏地迈步的孩童,更恰似黎明时东方喷出的那第一道熹微晨光,给人兴奋、喜悦,更带来憧憬与希望。坦白地说,我对于市面上大多数80后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就我浏览过的作品中,这部小说显得较为特殊。当我读完整部小说,脑海中久久回荡着这样一幅刻骨铭心的真实画面:一群80年代或者9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自己的人生初期,以不同的姿态,以不同的视觉,不同的方式,面对着自己旺盛的青春,面对着自己多变的人生和命运。正如小说的主人公贾小刀一样,他就是一个小时聪明,但不太懂事的调皮小子。在《古惑仔》正流行播放的那个年代,他与学校的小混混王亮、吴兵、大比、赵砍等人一起,不仅不认真学习,还不断旷课、打架、玩游戏等,最终使得其成绩一落千丈,高考落榜,留下无尽的悔恨。再如,小说中刘军与思思因早孕而导致分手辍学,斗辉因打架被学校开除,吴兵过早离校在广州搞绑架被关进大牢等等,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青少年现状。另外,值得庆幸的是,贾飞没有给予读者绝望,他依旧坚持自己一贯的风格,在迷惘之后终会见到黎明的曙光。贾飞在描述这个学生群体时,也以大量的篇幅和笔墨描写了踏实上进、辛勤努力的优秀学生,如来自农村的少年张河便是贾飞小说中代表激进的一个典型例子,智商、情商、以及家庭背景都算好的他,找准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努力学习,最终考上了北大……诚然,贾飞笔下这段残酷的青春往事,其实很多人都曾经历过,它也会勾起每一个读者关于青春的回忆。是啊,谁没有幼稚无知过?谁没有年少轻狂过?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类似青春故事在不断发生,也在不断结束。正如50年代初期,王蒙19岁的时候写下的《青春万岁》,就是第一代中国青年的“奋斗”典型。它也一直穿越这么漫长的历史,直到今天,还依然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还依然打动着无数的年轻人。再到后来以郭敬明为首的伤感青春文学,叙述了那一批人的幻想和悲伤。而如今,贾飞的原生态长篇小说《中国式青春》,更是将青春文学这一题材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也改变了以往关于青春文学的叙事模式和侧重点, 当你吃腻了山珍海味,当你疲倦了灯红酒绿,当你厌烦了城市的热闹喧嚣,或许这时你更愿意去吃一些萝卜青菜,你更愿意来到乡下田园回归自然,更愿意去享受那满目绿色的平静与安宁。贾飞的小说适时出现,也正如所谓的萝卜青菜、田园风光一样,它以一种最原生态的方式,给广大读者带来了一份别致的绿色早餐。繁华喧嚣之后,终须一片宁静。愿贾飞的小说给当今的青春文学带去一片不一样的曙光,不一样的精彩。“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可以预料,这部小说的出现会使本来就涌动的青春热潮溅起更高更美的浪花!宋小武简介: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文理学院兼职教授。发表出版长篇小说《人性的搏杀》、《蘑菇云下的匪帮》、《华夏精魂》、《孤岛女神》、《东方艳后风流梦》、《红枭》,理论专著《权力之谜》、《权力凭什么》,剧作选《史外英烈》。另有十余部大型戏剧发表并上演,其中历史剧《史外英烈》曾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剧本《地球村的儿女们》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儿童剧《妈妈》获省级一等奖。获达州市文艺创作政府奖及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2012-04-26 18:28:16 作者:宋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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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人梁小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生活改造

    梁小斌手书自己的书名“独自成俑”,表明对独立思考的推崇。作为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梁小斌的个人际遇与其诗作有着很大反差。他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诗作已载入中国文学史,更是无数人出口成诵的经典篇章,因有多篇作品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而注定将对几代人产生持续影响。然而,这些诗作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的转机,种种坎坷与捉襟见肘鲜有人知。因此,当深圳的一些专家、学者、评论家发起成立“梁小斌研究会”时,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发掘的文学“活化石”。著名诗歌理论家徐敬亚更呼吁,要重新发现梁小斌的价值,应该像热爱珍惜呵护顾城一样热爱珍惜和呵护梁小斌。日前,在深圳发起的“梁小斌研究会”成立前夕,记者独家采访了在北京深居简出的诗人梁小斌,其诗歌光耀背后的隐秘生活也一一浮出水面。只认诗不认人记者:新时期的著名诗人中,多数都因诗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和地位,您虽在诗坛享有盛名,生活境遇却很差。不仅被工厂除名,多年来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名分,一直靠阶段性打短工为生,很多读者都很好奇,不知道您是怎么熬过来的?梁小斌:也许读者好奇,我也觉得好奇。我还得定神想想,我是如何熬过来的。诗歌的确给我带来了声誉,国务院办公室编了一本书《较量》,里面分明说到梁小斌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但是,力量归力量,中国社会体制只认识梁小斌的诗,并不认识梁小斌这一个人。大约在1982年,我对什么叫做作家有了一个初步感知。我进京领奖,有解放军战士向我敬礼,当时,我土里土气的样子,大概不配享受敬意,还有红色地毯不知通向何处,我老实地踏着它走,就会找到辉煌大厅。在某研讨会上,有一位作家掏出一个糠菜窝头,在与会者中传递并品尝,但没有传递到我面前,即被当作珍宝一样收去了。那情景我感到陌生,深陷在沙发里的知名作家们在讨论老百姓是怎么苦,我当时对人民是怎么苦一无所知。因此,我没有资格进入作家体制内。靠“阶段性打工”为生,是安徽的朋友力夫给我的定论。我细数我曾经做过的工种,有绿化工、电台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事、石虎诗会主持人、广告人等。人靠打工生活,现在看是很正常的事,我主持电台的“文学剪影栏目”,我做得很好,我起草计划生育文件,计生委主任也很满意。我就是不懂,我为什么就干不好“作家”这个活。原来,在中国,干什么都可以叫做打工,唯有作家这个名分,不是自由职业。实事求是地说,有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市委书记也曾经关心过我的。我获奖之后,我请朋友吃饭,有朋友悄悄告知,市里领导要找我谈谈。谈什么呢?我在家里赶紧翻书,耽心领导说我不像作家。我在家等了一个星期,也没见领导上门找我谈谈。有好几次,相关领导都放话找我谈谈,但都未果。机会被我一次次地错过了,这是我天然的笨拙,因此只得煎熬。记者:诗人多难是寻常事。让我好奇的是,在诗人最被宠爱的新时期,您的生活道路却屡受挫折,请具体谈谈您当时的境况和如何应对化解?梁小斌:所谓“挫折”,大概也就是生活的变故。大约是1984年,我因长期不上班,合肥制药厂下文将我除名,文件上特别注明:通知梁小斌“本人和家长”。人事工劳科科长在春节前夕,冒雪将通知亲自送到我家里,我很过意不去,说“麻烦你们跑一趟,我本来应该亲自去取的” 。失去工作意味什么,我并不清楚,我心想,再也不用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了。但我的父母却认为厂里处理不公,就话里有话地说:“我这个孩子,自从被领导人接见之后,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工劳科长大吃一惊,说是回去再议议。我反正关起门蒙头大睡,甚至几天不吃饭,也不开门,渴了,就抓窗台上的雪吃。我吃雪时还在探索问题,我想:人不走运时,连水都在外面。我的父母在走廊探头探脑,他们害怕我自杀,另一方面,也想看看,按照他们的话来说,我这个没有工作的怪物。在卡夫卡那里,人有工作叫异化,在中国却相反,人无工作就是甲壳虫。[NextPage]阅读从“咸肉换书开始”记者:在您求知欲最旺盛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国的“文革”时期,书籍严重匮乏,您当时的阅读生活是怎样的?有没有对您有着特殊记忆的读物?梁小斌:“文革”时期,我父亲所藏的书大约是联共党史和鲁迅全集之类,但大都被我论斤秤卖掉了。后来,我家门口来了一个爆米花的英俊男孩,他从煤堆里摸出一本脏乎乎的书,凭我的记忆,可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但他并没有借给我看,而是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从自家厨房门后偷了一块咸肉递上,他又摸出了一本拜伦的《唐璜》。在连续送上了几块咸肉之后,他答应代我引见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名字叫绥民。绥民先生对一个文学青年的引导真是如沐春风,他在谈到古诗意境,枯藤、老树、昏鸦时,他女儿的钢琴声在院内迴荡,真是振聋发聩和美妙极了。原来,英俊青年手中的书,都是绥民先生的女儿偷出来给他的,而绥民先生出于谨慎,只借给我一本《中国新诗选》,这上面汇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成就。当时,阅读是一种禁区,我父亲为避我到外面闯祸,逼迫我没完没了地抄写毛主席语录,而且还要背诵,但这不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只得鬼鬼祟祟,只得躲进厕所,只能是神思恍惚。半夜里,一本《唐璜》像沉重的砖头从双人床上不小心掉到地下,父亲闻声拧亮电灯,做过公安工作的父亲从来未见过这种书,接着审讯开始,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到农村去,接受改造。记者:从您对知青生活回忆的只言片语里,可以感受到您是个有着偷懒耍滑特点的落后知青,请用一两个细节描绘您当年生活的基本形态?梁小斌:因为知青生活太清苦,我曾偷了农民的一只鸡,放在小提琴盒子里,拎到另一个知青点去烧,黑灯瞎火,煤油炉在床底下炖着鸡,我们全装睡着了,老乡伸头看我们,没见到什么动静。但是,鸡的香味我躺在床上却闻到了,我忽然跃起,拦住老乡,想挡住那风。这是徒劳的,这情景我写到了诗里:“鸡的芬芳在大步疾走,犹如戴着红色羽冠翩翩少年,骑着白马,将它被杀害的消息,在天亮之前,通知千家万户。”我不能睡下,与老乡在打谷场聊天,他大抵也看出了我的劣迹,老乡和善,只是没有说穿。就这么闲聊,正是村庄月光朗照的时候,我蹲在碾盘上想:“该放盐啦。”在虚拟中自我交流记者:在《地主研究》的前言里,您特别点明将此文集献给您的父亲。在成长历程中,父亲对您有哪些方面的影响?梁小斌:我的父亲曾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遗产给你们兄弟几个,我所掌握的破案技术,你们也用不着去掌握,就是掌握了也没什么用。”这话听起来颇感奇怪,原来父亲在想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让后代究竟继承什么,既然没什么钱,又没什么精神和技术给后人。父亲瞬间有着迷茫,为此,我深深地痛惜父亲的一颗心,父亲打我的时候,一时气急,竟找不到木棍,我竟不忍心让他发急,怕他血压升高,就告诉他,木棒在床底下,父亲找到木棒就说算了,算了,下次不允许了,去玩吧。我与父亲的隔阂不值一提,倒是父亲那一辈人其心路历程何其悲怆。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写信道,我的父亲一定有好几块脊背。他将最好的那块,带枪伤的脊背送给大哥去擦,而我只能看见没有枪伤的那一块。记者:在生活中,包括电脑等当下很多基本的现代化工具您都很陌生。这些生活技能的缺乏,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哪些具体影响?您自己有没有想到改变自己,以适应当下的生活节奏?梁小斌:因为视力严重不济,医生禁止我看电脑,我的脑海里实际上早已虚拟化,并将虚拟看成真的,我在虚拟中自我交流。梁小斌祖籍山东省荣成市,1954年出生于合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朦胧诗重要诗人之一。早期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等作品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并被选编进入《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一些主要作品多次被选入大学文科教材和全国统编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现为自由撰稿人。已出版诗集《少女军鼓队》、《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漩涡里》;思想随笔《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实说》等。

    2012-04-25 12:55:17 作者:王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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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月河谈创作经历:成名靠力气才气运气

    如今,二月河因身体原因不再创作长篇小说。(资料图片)二月河当兵时,已是“大龄青年”。记者朱建华 万建辉 通讯员李瑶 杨洪 安玥琪多年不变的板寸发型,普通的条纹衬衫,让67岁的著名作家二月河看起来像是一位“老兵”。昨日,这位有着11年军龄的“老兵”来汉,与武汉军械士官学校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学子交流。光脚穿皮鞋、河南普通话充满乡土气息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逗得学子们大笑,由此充分验证了这位作家既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位称职的“导师”。昨日,二月河谈创作经历时幽默地说:“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不惑之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他用了“力气、才气、运气”总结成名路。因小学、初中、高中,二月河均留过级,到他1968年当兵时,已经成了一名“大龄青年”。11年的军营生活,挖煤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低谷”:“当时好像就在锅的锅底,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向外冲。”这对他后来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军人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不退缩的品质”,都影响着他的创作。不惑之年涉足文学的二月河,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写完成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当时穷,没钱买电扇,晚上写作时为防蚊子咬,穿着裤子双腿泡在水桶里,胳膊上用毛巾裹着。”凌晨3时睡觉,早上7时30分就要起床踩着自行车去上班,他路上只能买个烧饼当早餐,然后到办公室里再喝点开水。30多岁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而自己还只是个副连,“前途渺茫”的二月河想到了转业。他说,转业的另一个原因是部队图书室的书,已难以“解渴”。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的环境,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阅读,《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但觉得仕途这条路不够宽敞,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进军文化领域。没有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不仅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而且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你不用搞别的创作了,这就是你的前途,这就是你的事业。”文学大家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手稿后,对二月河说。二月河与冯其庸相识,源于他投到《红楼梦学刊》的稿件石沉大海,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冯其庸写信“讨说法”。冯其庸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从中看到了其文学才气,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他是一位真正帮助青年人的导师。”昨日二月河这样评价冯其庸。他透露,为感激提携之情,早年他曾拿出5000元稿费送给病中的冯老,但被退回。后来他给中国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努力奋斗不行时,就要换个思路。”二月河总结道。[NextPage]︻二月河精彩语录︼◆谈创作创作环境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松。过去,写一本书,要经过好几审才能出版。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对专业作家写作的“垄断权”。现在,任何人半夜里想起一个段子,不用经过谁的批准,就可以“群发”。◆谈春晚春晚,不看会感到失落,看了会感到失望。很多节目雷同,很多歌曲似曾相识,创作原动力不足,文化创作很贫乏,建议通过重奖的方式激励创作。◆谈GDP发展不能仅追求GDP,唐朝时的GDP是美国的一倍,灭亡了;清朝与美国的相当,最后也灭亡了。一个民族要有灵魂,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唐朝在历史上除经济的强盛外,还留下了诗歌、留下了宗教。◆谈电视我不看电视剧。艺术创作要讲究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古装剧中侠客买酒,银子往柜台上一撩,见过找回的吗?三两银子可以供8口之家用1年,事实上平时更多的是用铜钱,而非银子。◆谈感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有自己的本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要学会转换思路。(记者朱建华 万建辉)二月河,原名凌解放,汉族,1945年生,国家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入伍,历任战士、宣传干事、连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后任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科长、区文联主席等职。创作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等清代“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等。

    2012-04-25 12:51:0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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