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文学报：新媒体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新媒体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与创作研讨会”日前在杭州举行。研讨会由上海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共同举办，来自两校的数十位学者、专家就此展开讨论，为新形势下文学发展把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指出，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拓宽了文学领域，弱化传统写作中的说教意味，将文学回归到原初的状态，娱乐、消遣性更为突出。在创作中，互动性更强的新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写作的独立性，大众在一段时间内的兴趣趋向使得跟风创作的情况较为明显。“影视改编的诱惑和动力也使不少作品出现了关注场景、对话，忽略内心和细致描写的情况，文学图像化的倾向较为明显，不少作品被戏称‘略微一改就是个剧本’，弱化了小说原有的特质。”对此，他感到较为忧虑。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忠认为，新媒体使得杂文这一类型获得了重新发展的力量，其社会批判性更强、与社会和媒体结合更紧密，并在文体自由化上取得了一定突破：“作为一种碎片化时代的传递，我们需要看到其中闪光思想的存在。”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张直心则表示，与传统评论相比，网络评论更为鲜明、精悍、生动、尖锐，可读性和及时性也更强，但由于缺乏监管，夸张和哗众取宠的写作在网络评论中很常见，有的更是演化出“暴力评论”，由正常的批评越轨到谩骂和恐吓，偏离了评论的原本初衷，这也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在创作与受众的问题上，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詹玲认为，新媒体创作体现了一种读者先认可、商业再跟进的新模式，在以下层面上更符合大众心理：充满悬疑性，满足猎奇性；引发集体创作兴趣；对传统形象的颠覆和重写；满足自我张扬、个人欲望的满足等。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徐秀明则在对多位网络作家的写作分析中提出，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结合是许多网络小说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高度强调自我表达的同时，不少作品以文化和兴趣为本位，所包含的文化类型和体系非常丰富。但他同时认为，当下以网络小说为主的新媒体创作大多存在欲望流露多于理念表达、功利目的大于价值引导、精神建构方向摇曳不定的缺陷，需要一定的引导和规范。 许多人担忧，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兴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写作和表达方式。多年研究新媒体文学的上海师范大学钱文亮教授则更关注其中的文化意义。他认为，新媒体可以说是文化平权的提前实现，一条微博得到广泛传播，必须条件是在题材、话题上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真正与广大读者的兴趣和需求接轨。“新媒体狂欢化、娱乐化的表面下凝结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期待，大大提高了热门题材、审美风格和审美语言的更新速度，也提高了文学中创新性因素的整合和推进。我们需要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并给予足够的耐心。”    

  2012-05-04 20:32:33 作者:记者 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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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莉：我会继续探寻文学最美的本质意义

  “我会继续探寻文学最美的本质意义” 记者胡孙华 10年来从不主动申报文学奖项的武汉作家池莉，不久前又获得一个重量级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该奖项来自于她去年的中篇小说《她的城》。“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是2007年设立的国家级文学奖项。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共同创办设立，面向全国公开出版的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评选。该奖创立5年来，已成为在文学界乃至海内外具有影响的权威文学奖项。五届评奖陆续推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便有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张炜的《你在高原》，以及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叶广芩的《青木川》等优秀作品。《她的城》是2011年第一期《中国作家》杂志的头题中篇，随后被《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后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畅销至今。仅在当当购书网上，《她的城》获网友评价1500余条，好评如潮。“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颁奖评语是：中篇小说《她的城》以平民态度，讲述了3个武汉女人在这座城市里的婚姻遭遇和生命成长历程。简约的故事设置中，凸显了作者对生活细微之处的洞察与穿透，而饱含于人物情节叙述里的温情，则体现了作者对于世俗生活的丰富性与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历年来获各种文学奖70余项的池莉得悉作品获奖，还是“感到由衷喜悦”。没去参加颁奖典礼的她，发过去了一篇两百字的获奖感言。她在感言中说：我在你们这里获得加油和鼓励，更会从这里再次出发，继续探寻文学最美的本质意义，任何艰难险阻，在所不辞。《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在颁奖典礼现场宣读了池莉的感言，一度哽咽。 【独家专访】 伴着文字前行，守好我的城 池莉已经在这座城市写了30年了，还将不停地写下去。昨日，池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写作、谈读书、谈生活、谈女儿、谈电影……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平实的话语亦如她的文字，坦率真诚、通透睿智。我对那些活得最艰难最无助的人饱含敬佩之情并流露于笔端，这是我特意献给顽强生命活力的礼赞。并不是外国人比我们觉悟更高，或比我们更风雅。而是我们的逻辑出了问题，违背了人性。近十年来，我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我不合适这些热闹喧哗的场合。但是“两会”不是一种活动，是一份工作。看电影与看书，对我没有差别。都是文化也都是娱乐。只是符号不一样，一个是文字想象，一个视觉形象。 关于写作 记者：您在小说中指向市民阶层，指向日常琐碎的市井生活；而您自己的生活却是那么小资，旅行、阅读、看电影、看球赛……这个有矛盾吗？池莉：我没有矛盾。我很统一。你提了一个我始终都没有理解的问题，包括我的一些研究者、批评者，不少人都持有你这种观点。我真的对此统统地惊愕不解。因为我的写作，正是要反假大空话语，反以阶级划分人群，反以政治职务划分人群，反所有的意识形态包括所谓的小市民意识形态。我只是要写人、个人、真实的去掉脸谱化类型化的个人。不错，在写作中，我对那些活得最艰难最无助的人饱含敬佩之情并流露于笔端，这是我特意献给顽强生命活力的礼赞。难道因此我也就一定要被类型化？如果我小资而不小市民，就是矛盾的？人哪有那么简单？！哪里可以那么归类和贴标？！我们的思维怎么可以如此狭窄呢？！记者：借用您的小说名字《她的城》提个问，作为一名武汉作家，您的“城”是什么样的？池莉：永远有长、中、短文字，随着岁月前行，立体交叉在我的身边，这就是我的城；争取写得更好，争取把武汉挖掘得更深，争取让武汉更加迷人，争取让出版社一看到我的作品就不得不拍出最高版税，这就是我的城。我的生活很职业：平时除了埋头写作和阅读，过一段时间就会出去走街串巷。不是家庭妇女的逛街，是作家的逛街，不购物的，只看建筑、街道、看人们在做些什么、盒饭里吃了些什么，找弄堂口歇下来，慢慢和陌生人扯闲篇，慢慢聊生意和家常。记者：作为这座城市的代表作家，作为市文联主席，您在写作中会有意识地给这座城市的文化注入怎样的精神？池莉：我一直一直一直在写的武汉人，他们各个不同，但骨子里头有一种共同的城市文化基因，这就是生命力顽强、大气、粗放和潇洒。用武汉话说：对朋友，最舍得，是敞(Ca)的！对敌人，不信邪，敢赌狠！我想我能够传神写出来，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并发扬优点修正缺陷，就不错了。至于是否可以注入什么精神，那是子孙后代才能够发现的东西，我不知道。 关于阅读 记者：您经常出国游历，见多识广。在国外，是如何推广阅读的？国外读书是何种状态？池莉：我没有见过国外政府大规模地强势地推广阅读，这种推广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国外阅读推广主要在民间，实际上也不算是“推广”，就是社会常态。他们的出版、阅读、评奖、文学节、艺术节、朗诵会、书友会等活动非常活跃，五花八门，频繁又普及，阅读等同于他们的“精神面包”、水和空气，不可或缺。即便当代网络发达，但他们外出旅游度假，背囊里肯定要带书。他们乘坐地铁公汽飞机轮船，多半也会捧书阅读，就像我们在公共交通上习惯打瞌睡养神发呆和嗑瓜子吃零食一样。记者：为什么国外阅读状态和我们不同，您心目中的阅读之城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池莉：我以为，并不是外国人比我们觉悟更高，或比我们更风雅。而是我们的逻辑出了问题，违背了人性。我们的读书，自古至今，功利目的很强，学而优则仕，从考状元到考公务员，录取都是以成绩分数为标准，因此人人都被要求阅读统一的书本，不管个人是否有兴趣，也不管是否能够开启个人才智。这样被迫读书，当然让人很反感很辛苦。更加上苦读N年，踏上社会以后，又发现社会自有它的一套生存游戏，学非所用，浪费的只是青春和生命，毕业后的个人生活压力接踵而至，疲于社会竞争和应对，还有多少人可以保持广泛阅读的精力、心境和兴趣呢？当然很容易去选择轻松一点的打瞌睡嗑瓜子打麻将了。人总是永远向往美好生活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逻辑。只有当阅读成为一件对个人有利的事物，阅读才能够蔚然成风。外国顺应了这个逻辑，他们从小可以自由阅读，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喜欢的书籍更容易开发和促进人的聪明才智，阅读越多，智慧就越多，创新意识就更强，融入社会的能力就更强，事情也就会做得更加漂亮，因此也就更容易升职，更容易涨薪，更容易被爱和爱。阅读就这样成为一个良性循环和生活习惯。比尔・盖茨就是这样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尽管他开创了一个电子网络世界，但他个人还是酷爱捧书阅读，现在他家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图书馆。我心目中的阅读之城是：武汉三镇满城书香，读者人人得其所喜。只要我们在强有力的阅读推广中，尽可能设计与提供合乎人性逻辑的方式方法，持之以恒，不言放弃，复兴武汉文化，一切皆有可能。记者：您正在系统地读什么书？有何启示？池莉：这几年我反复读柏林，以及涉及他的所有书籍。我认为，这位已经去世的英国当代哲学家开启了消极自由主义的智慧之门，为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为多元共存的可能性，作出了革命性的思维和分析，对现世极具实践指导意义。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 关于身份 记者：您是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您觉得自己合格吗？很少参加公众活动的您，却从来没缺席过全国“两会”，您为何格外看重这个身份？池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以为我是敬业守职的。的确，近十年来，我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主要是许多社会活动已经变成秀场，我不合适这些热闹喧哗的场合。但是“两会”不是一种活动，是一份工作。人大代表不是自我标榜的，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是要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审议和监督一府两院的年度工作，维护和修订法律，投票选举新一届中央政府。因为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格外看重这个职务。这是一份非常神圣的工作。记者：作为文联主席的池莉，作为作家的池莉，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池莉，思维上有没有差异？若有，是什么？有没有冲突？池莉：宏观地说，没有冲突。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够体验多种角色。工作思维肯定有差异，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性，使得个人受专业局限的思维得以拓展和开阔。记者：有报道称您把您的女儿亦池当做您最成功的“作品”，您是如何“创作”她的，她现在是什么状况？池莉：我从来没有说女儿是我的作品，那都是别人说的。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是女儿的作品。没有孩子之前与有了孩子之后至今，应该说我的性格和修养在逐渐变好，以前糟糕到甚至认清不了自己的糟糕。我自己带孩子，和她朝夕相处一起长大，共同经历所有的艰难困苦。我们不存在“圈养”和“放养”的概念，凡事都和她商量，以她感觉最好为原则。她没有什么青春逆反期，我们特别亲，很有默契。尤其在她18岁以后，她越来越多地照顾我，下厨献艺，指导我穿衣吃饭，料理我的国际版权，谈心聊天开玩笑，现在她已经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毕业工作了。最重要的是这孩子特懂事，心地善良，宽容厚道，乐于助人。我真是不知道自己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为此，前年我出版了《来吧孩子》，书一直在发行。 关于爱好 记者：电影被称为“造梦工厂”，而女人天生爱做梦，所以有人说电影是为女人而发明的。您喜欢看电影，是因为您喜欢做梦吗？或者是，你想从电影艺术中吸取营养？您的小说很多被改编成影视剧，是不是因为创作中受到电影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池莉：我不爱做梦，但我喜欢电影，我只选择世界一流的好电影。我主要是观看人类不同的命运以及承受命运的方式与能力，还有审美，解惑，学习知识，足不出户可以去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我看电影与影视改编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自己从来不改编自己的小说，在小说被改编之前，我也不知道它会被改编。记者：您最喜欢什么类型的影片？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或哪几部影片？最近看了《泰坦尼克号》吗？池莉：好电影我都喜欢，不分类型。我喜欢法国上世纪60年代前后所谓的黑色电影导演皮埃・梅尔维尔的作品，印象深的有《莱昂莫汉神父》，也喜欢德国导演哈尼克的作品，《白丝带》印象深，还喜欢土耳其籍的德国导演法提阿金的作品，比如《天堂边缘》。喜欢的电影太多了，数不完。现在伊朗和东欧、北欧的几个国家，电影越拍越好。奥地利也很厉害。法国有起伏，时好时不好。英国比较稳定，一直比较好。俄罗斯在进步。美片我已经不喜欢了。15年前还算喜欢，看过《泰坦尼克号》，当时也流泪了，主要是感动，但是现在不会再去看，也不再会有泪。美片里头我只选择动作片和传记片，其他一律都太“好莱坞模式”，故事都换汤不换药，过于简单化。记者：看电影与看书，对您来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通常，电影被归于娱乐，而图书被归于文化，您把看电影当做娱乐吗？若看一部电影，您觉得非常好，您会不会去找这部电影的原著读读？池莉：看电影与看书，对我没有差别。都是文化也都是娱乐。我吸取和欣赏的东西是同样的，只是符号不一样，一个是文字想象，一个视觉形象，我脑子里可以自如地转换。当然，我更喜欢看书。一般说来，原著会更好。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改编电影《一树梨花压海棠》，尽管作家自己亲自写剧本，还是小说好。对于读者来说，文字的丰富想象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具体形象的表达，还因为读者的个人想象多半是自己演主角，任何导演选定的演员都不如自己，人人更爱自己嘛。不过，电影有电影的表达优势，许多故事会更加适合形象表达。3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武汉女人生活在长江之畔的这座城市中，命运以特定的形式将她们纠缠在一起。军人出身的百万富翁蜜姐爽利干脆、愤然逃离家庭的原白领丽人现擦鞋妹逢春懵懂天真、出身大家的蜜姐婆婆宁静包容，当面对感情与世俗、婚姻与道德，痛苦与重生的冲突，经历婚姻带给她们的伤痛，她们如何彼此理解、相互扶持，带着伤疤所特有的美丽，继续在长江千年不断的涛声中生活下去。池莉，作家。武汉市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武汉市政协常委等。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主要作品见北京十月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的《池莉经典文集》(九卷)。另有散文集《老武汉》《怎么爱你也不够》《熬至滴水成珠》《来吧孩子》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及话剧京剧楚剧广播剧，包括《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不谈爱情》、《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水与火的缠绵》、《云破处》(法国巴黎剧院)、《所以》等等。历年来获各种文学奖70余项。法、英、西班牙、日、德、韩、越南等外文译著不断在其语属国家出版。

  2012-04-30 21:32:55 作者:记者胡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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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青年缺少鼓励 每天都在大片地死亡

  在今年上半年，最火的作家当数阿乙，他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成为焦点。辞去县城公务员的职务之后，他以狂热的阅读之旅完成了从警察艾国柱向作家阿乙的转变。阿乙的小说笔触冷漠，性格也冷漠，他的笔下显示了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和巴里科的风采。阿乙是一位怎样的作家？或许本文会让你认识一部分阿乙。向加缪致敬的“山寨存在主义”在阿乙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书腰上有诗人北岛的一句话，北岛写道：“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阿乙也因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出版获得了诸多关注。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小说写了一起无动机、无理由杀人案，杀人者仅仅是因为空虚，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找一件事情做。小说被评为“发现了存在于社会理性结构之外的种种可能”。阿乙称，2006年他看到一个新闻标题，“无由杀人案”。筹划了一年多后，阿乙试图去写，但写废了。2011年3月阿乙翻箱倒柜找了一堆材料，还买了刑事书，做了读书笔记，决定重新写。阿乙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仿的是加缪的《局外人》。“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可能是滚动式发展。影响我的作品的，一部是《局外人》，另一部是《茶花女》。《局外人》模仿《邮差总按两遍铃》，《茶花女》模仿的是《曼侬·雷斯戈》。”“读了加缪的小说，就一直在想哪天要向加缪致敬一下。后来碰到一个案子，一个冷漠的高中生把她的女同学杀了。中国的媒体叫它‘无由杀人案’。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但是大家对这个案件的解释都是失败的。”阿乙称，他认为杀手杀人是因为特别无聊，觉得生活特别烦闷，于是他便按照自己的设想写出了小说。阿乙称，加缪写《局外人》也是刻画了一个被社会残害的人。“我写这篇小说也是一样，杀手会被社会很多人残害。但是我又觉得应该让他有‘主动’,主动来制造这个事件。最近听到一些评价，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山寨《局外人》’、‘山寨存在主义’,我觉得都还是蛮合理的。”写作是一种独裁谈到作品的源流，无论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还是《寡人》等作品，阿乙写作的触角更深入地回到了县城那种有质感的生活。“以前我一直要离开县城，但是后来发现写的东西更偏向县城，那种生活更有质感。”阿乙发现，后来在报社上班时觉得大家之间性格差别不大，那一年他也没有碰到过性格鲜明的人，没有什么可写的小说，这让他感到焦虑。后来阿乙学会了推理，喜欢观察人，坐地铁、吃饭、逛街最喜欢看别人吵架，因为吵架的时候最能暴露出当事人的性格，阿乙就能猜出他们的关系。“我现在所写的小说依赖于现成关系的越来越少，更依赖于剧本创作的写法，先把人物关系、性格设计好，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办法。”阿乙称，写作是一种独裁。“每个人都有原始的欲望，一种统治别人的本能，我自己也是被人统治了很多年。但我发现写作也是一种独裁，就独裁我自己，伤害自己，玩儿自己。我其实是玩儿不过别人，被淘汰出来才开始写作的。”阿乙觉得电影成本极高，需要协调制片人、剪辑、化妆、群众演员，所以艺术形式里面最好把控的就是写作，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够了，对别人也没有伤害性，管好一个人就行了。“我是一个人的企业。”阿乙说。作家总有隐秘的内心世界，阿乙称因为自己生性比较冷漠，不太关心世界，只想写东西。“如果某件事情触动我的话，我就会愤怒，触动不了的话，不管它是自焚还是毁容，我都会很冷漠，基本上对这些我是不参与、不关心，碰到我头上我就会很愤怒。”阿乙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和生活保持一定的敌意，对生活很不热情，简单吃饭，不怎么与人交流。文学青年每天都在大片地“死亡”曾经当过小镇警察、县组织部公务员的阿乙，在26岁的时候离开县城，到周围充满陌生人的大城市工作和写作。提到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阿乙称，2008年的他给30多个媒体文学版编辑邮箱投了140篇文章，都没有回音。偶尔只是回复，说他的邮件“已收到，会仔细阅读”，不过阅读到现在也没有回音。“我记仇比较厉害，我把这些邮箱都登记下来，有几个编辑后来返回来约稿，真想回个‘去死’,但是还是忍痛给了稿子。”给阿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将小说全部发到某个小说论坛上，势利眼的版主说他写的东西就像他爸爸记的账，这让阿乙很悲伤。谈到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阿乙讲了他所处的私人圈子的故事。2005年前后，因为与罗永浩有共同的朋友，最终阿乙认识了老罗，并把自己的博客开到了牛博网上。2008年，阿乙称，“完全出于保护和关心”，罗永浩帮他运作了第一本小说《灰故事》，有了第一本，就有了后来出版的所有小说。“可能全中国作家非常少，文学青年非常多，每天可能都在大片地死亡，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人去鼓励你。”阿乙称。汉语图书中虚伪的东西太多此前有种说法，1968年至1978年出生的作家被称为“中间带”，阿乙名列其中。对于所谓的60后作家、70后作家，阿乙有自己的看法。阿乙称，60后作家经历了一个文学爆发的年代，70后作家有一股先锋的潮流，他比较喜欢70后作家中的余华、马原等人，因为他们有很多很成功的作品。“80后中，也有一些纯文学作家，但是这个群族被出版行业利诱，很快就被培养成了商业模式的写手，他们不能算是作家。”阿乙称，“中间带”的写作状态基本上是“饲养”的状态，民营出版商不会主动来找他们出书，而传统出版机构，他们则很少关注。“中间带”里面若不能遇到一个慧眼君子，很可能自己写着写着也就沉沦下去了。而提到阅读对于写作的功效，阿乙称，他读过外国小说，读的都是翻译版本，所以导致自己的小说有点像翻译体，可能是“中毒”了。“我26岁前读的都是《读者》文摘、《杂文选刊》等，看李敖、柏杨的书会上瘾，但是读过以后不会再有营养了。后来有人提醒我，我才有意识地读外国的小说。”阿乙的家里买了很多弗洛伊德的书，是为了给自己压力，逼迫自己去读。阿乙称，自己写作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一个坦诚的态度，因为他觉得汉语读物中有很多虚伪的东西，而虚伪是写作的大敌。 

  2012-04-30 21:29:53 作者:记者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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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话周庄”散文·诗歌创作大赛启动

  由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文学报社、昆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周庄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夜话周庄”全球华人散文·诗歌创作大赛近日启动。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华语写作者，征求以“夜周庄”为题材、表现水乡风情、突出“夜游周庄”的散文、诗歌作品。《文学报》副刊将选刊来稿中的优秀作品，国内散文、诗歌界权威人士将担任评委，8月底完成终评，获奖作品将于10月结集出版，最高奖金10000元。参赛者请将作品和姓名、联系方式一并投递至yhzzsg@126.com(诗歌邮箱)及yhzzsw@126.com(散文邮箱)，纸面稿件请寄：上海市延安中路839号文学报“夜话周庄”大赛办，邮编：200040。散文篇幅原则上每篇不超过5000字(质量特优者不限)，诗歌(现代诗或古典诗词均可)每首不超过50行，组诗不超过100行(质量特优者不限)。征稿时间为4月22日至8月10日。

  2012-04-30 21:26:32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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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彬：金庸的小说看一部等于看了全部

  3月，广东汕头大学聘任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讲座教授仪式在科学报告厅隆重举行。汕头大学副校长乌兰哈斯教授、文学院院长TerryBodenhorn教授等人出席了本次仪式。仪式后，顾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金庸作品的现代性不足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而传统文学是作为政治工具存在的。以金庸为例，他并不是现代性的作家，因为他太中国、太国粹了。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是语言很优美的，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为中国所需要，并制造了一种中国或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民族最优秀文化的美好愿望，他的作品令读者们感到充满自信。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造成了现代性不足的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会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们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我原来认为好的文学是谁都想看的文学，但是现在开始质疑，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应该对个人的阅读偏好持宽容态度。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英语国家的观点则是分为两种：雅文学和俗文学，但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是属于俗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讲故事的问题，同时也是道德宣扬的问题。在现在的德语国家，由于传统道德的日渐消失，很多作家已不想通过写作来宣扬道德层面的理念。而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主张的是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观点，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但这些道德并不一定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金庸的小说情节的设置都有雷同之处，看一部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吸引读者某些“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这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本身没有什么文学素养，语言能力也很差，以“用身体写作”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德国的畅销书同样可能有语言水平很差的问题，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品能否带来娱乐，能否有轰动效应。群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群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读者，是媒体的一个产物。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可以从金庸现象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1、美学的精疲力竭。到1972年后，金庸只是修订和改写了自己以前的一部分著作，基本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很多中国作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发生，在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同样的情形。2、大部头的问题。金庸的作品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可以被称为“砖头”。出于销量的考虑，出版商知道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而且吸引眼球的，他们也懂得如何引导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不同读者去购买这类型的书。大部头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写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出版商成功的销售策略。3、为赚钱而写，为卖作品而写。文字整理/陈玲摄影/叶楠楠

  2012-04-30 21:22:42 作者: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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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评奖活动启动

  （记者 李向红 实习生 孔婷婷）4月26日，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评奖活动正式启动。柳青文学奖是经省委宣传部批准，继省委、省政府设立的陕西文艺大奖文学奖之后的我省又一文学大奖，柳青文学奖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等六种文学体裁。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推荐参评作品，均应为在2009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期间由国家批准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中文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结集参评的作品，须拥有合法出版书籍的统一编号和版权页。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参评。本届参评作品推荐时间为2012年4月10日—2012年6月10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评奖办公室设在陕西省作家协会柳青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今年10月，将在西安市长安区举行颁奖典礼。 

  2012-04-30 21:20:55 作者:李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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