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李佩甫：文学有灯的 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1953年10月出生，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编辑、第二编辑室主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等。现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等9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黑蜻蜓》、《钢婚》、《田园》、《李佩甫文集》四卷等，《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等6部电视剧。作品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等。这是一幅城市与乡村相连的巨幅浮世绘。李佩甫的《生命册》(作家出版社)所呈现的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每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泼皮无赖，“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漩涡……但是在他的笔下，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警惕庸俗化的泛滥读书报：网络文学呈现繁荣景象，您怎么看待全民写作的时代？李佩甫：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网络化、商品化时期，也是全民写作的时期。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认识，但是这不叫创作，这顶多算是一个故事，或者说算是一种经历。现在是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的一个时期，创作不是生活本身，要用认识的眼光照亮生活、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生活、用悲悯的眼光认识生活，用独一无二的表述方式，有文本键入意义的创造，有作家的思想和认识在其中，才能称之为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文学是有“灯”的，这“灯”至关重要。不然活了一辈子，不知道怎么才能活得好。多元化是好事，全民写作也是好事，但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辩性和想象力，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没有道德水准的社会生活是可怕的，没有精神语言指向的文学也是可怕的。读书报：《羊的门》和《城的灯》之后，我想大多数读者可能会有一种惯性思维，以为第三部肯定是仍然延续这样的词序结构，为什么是《生命册》？李佩甫：认识是有过程的。之前的两部是从《圣经》上找到的名字。但《生命册》不是。《羊的门》中把人当作“草”来写，写这块土壤的生命状态；《城的灯》主要写人逃离乡村；到了《生命册》，是从人性的角度，写一个人的生命史、成长史，写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对这块土地的认识。读书报：网络作品您看吗？李佩甫：有了网络之后，每天都要翻一翻看一看。网络小说也关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写作，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是纪实作品，关注自我，特别真实地渲泄，因此在网上可以看到各种人生。当然垃圾也有，好的蓝本也有。你想象不到，比如有人对武器的了解、对各种装备的熟悉程度，让你惊诧不已。我现在看书很奇怪，诺奖的作品也是在网上看的。我对文字很挑剔。一天，突然在网上看到赫塔·米勒的作品，我一看文字，就想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文字是可以获得诺奖的。读书报：一茬一茬的写作者如此具有活力，您有没有一种危机感？李佩甫：不客气地说，我们经历，他们没有。这种经历决定了看问题的方式和对生命的认识。当然网络作家的读者也多，他们有现代化的交流方式，是我们欠缺的。读书报：《生命册》之前在《人民文学》刊发后，网络上刊登了电子版，您注意到网友的反馈吗？李佩甫：有好几十篇文章评价，我看到后很吃惊，网络传播速度太快了，过去也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但那时网络没有这么发达，影响没这么大。[NextPage]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读书报：从《李氏家族》开始，您的长篇小说大多是表现乡村或农民题材的。《等等灵魂》以都市商战为背景，与前几部小说比较有什么异同？您觉得成功吗？李佩甫：许多年来，在我的创作意识里是没有题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等等灵魂》和《城市白皮书》，之前还有《学习微笑》，是写城市精神状态，是纯城市化的作品。而《生命册》写树的成长过程，写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写它生活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我期望自己对根的关注更多一些，写人与土地的对话。在这块土地，我是把人作为植物来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怎么长成了这个样子，可以生长到什么样子，为什么局限在这里？我关注“土壤学”更多一些。读书报：这与您的成长经历有关吧？李佩甫：我一直有个观点，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在童年世界观基本定型了。后来会不断修正自己，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生长的幼芽好好保护会健康长大，如果精神上是病态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发作。我这几十年，有很幸运的部分。1974年到1980年左右，我先上技校，尔后在工厂当工人，开过各种各样的车床。1978年，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到了文化局，成了专业的创作人员。每个人都会有他最适合干、也能够干的事情。有的人一生都未必找得到，我很幸运，很早就找到愿意做的事情。读书报：您的创作一直很顺利吗？从处女作《青年建设者》、《谢谢老师们》到1986年发表成名作《红蚂蚱 绿蚂蚱》隔了8年，这8年的时间，您经历了些什么？李佩甫：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我是苦苦追寻了很多年之后才找到写作的资源。《红蚂蚱 绿蚂蚱》里，有我对那片土地透骨的热爱。不用想，日子会跳出来。那种天然的熟悉，一风一雨、一草一树非常熟悉。所以我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写出好小说必须找到熟悉的生活源泉，找到一口井。我的源泉就是平原，我在这里长大，无论是四季变化、植物生长、人的生命状态都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各国的作家，最后都要有自己熟悉的土地，才能走向极致。读书报：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但是我注意到，您80年代的作品反而不如后来的《羊的门》更有冲击力。李佩甫：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阅读期，所有的作家都张开毛孔吸收西方所有的文学元素和营养，中国作家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一句“多年之后”打垮了，走不出这个“多年之后”。作家们都在模仿，所谓先锋小说就是仿制好的产品。包括我自己也写过意识流，有的作品也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但是不成功。这里有个“化”的问题，仿制很多，完全本土的作品还没有“化”过来。中国作家拿出本民族的文本是一个难题，这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困境，也是瓶颈。当年好像我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快捉到那只鹿了，鹿就在眼前了，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于中国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在亚洲并不落后，比如印度［裔］的奈保尔、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跟这些作家相差无几，但是跟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距，瓶颈就是文本建设。[NextPage]中国作家失语了读书报：《生命册》在文本上尝试了新的探索。李佩甫：我用树状结构的写法，以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主写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树状结构很容易写散，所以书中埋藏了很多隐笔和伏笔，比如说“见字如面”，“给口奶吃”，“汗血石榴”，都是隐笔，是结构上的铺垫，是开启这部长篇的钥匙。有些人物尽量贯穿始终，情绪是完整的，语言走向比较一致。我在文本形式上做了探索和实验，用内心独白写一个人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他身后的巨大背景作为树枝的分杈来表现，就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把人当作植物来写。读书报：我想很多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难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成功的尝试？李佩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作家写出一批很好的作品。中国改革开放后变得多元了，社会生活丰富了，中国作家失语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走在时代前面，可是当代生活中，作家思考的时间不够，文学不可能跟生活同步。读书报：当年《羊的门》引发的争议，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李佩甫：《羊的门》其实是写土地的，我集中了这块土地最尖锐的问题，更多的是对阶段性的社会生活的反思，更多的是批判意义。文学本身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和修正。写完后书出了，我觉得这是我要写的。曾经有一个晚上，好象满天空都是飞舞的钞票，但是很快被一阵大风吹得一张不剩。当时我有点沮丧。但是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仍然一直想写平原。我清楚我是写平原的，不可能有人超越“我”的平原。读书报：河南作家走出来的特别多，您有没有面临这样的机遇？李佩甫：河南作家基本上埋头创作不饰张扬，我也属于这样的“土著作家”。多年前，作家刘恒曾经问过我，说你愿意来北京吗？我说我是个外省作家，北京太喧闹。我就是写平原，写土地，就是人与土地的对话，写植物与土壤的关系。读书报：年轻一代作家，似乎还没有太有分量或能够被人们记得住并广为流传的作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李佩甫：我们完整地经历了社会形态的大变革，我们见识过两种形态的生活带来的不同的好的因素和恶果。很多年轻作家没有这个经历和见识，作品就不一样。读书报：您对自己有怎样的期待？李佩甫：我还会写，不过会有一个充电期。创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变成精神的事情，变成产生快乐的事情，虽然创作在某一个阶段是苦的。

  2012-05-04 20:51:37 作者:舒晋瑜

  • 0
  • 9583

• 赵长天：文学为什么需要“新概念”？

    新华网上海5月3日专电题：网络大潮下青春文学将何去何从？访“新概念作文之父”赵长天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青春文学究竟是什么？一百人心中有一百个答案。从早期《花季·雨季》《三重门》，到时下走红的文学系列《最小说》《鲤》，那些出自“80后”“90后”笔下的校园、初恋、亲情、友谊……曾令一代人怦然心动。而今在网络文学的大潮中，中国的青春文学又将何去何从？在“五四”青年节前夕，记者对话上海《萌芽》杂志主编、“新概念作文大赛之父”赵长天。时代变迁催生了“韩寒们”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在北京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后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杂志《萌芽》。不过，当年的“青年文学”与今天的“青春文学”大不相同。赵长天说，《萌芽》诞生之初只是鼓励年轻人去创作，创作的内容和受众并没有按照年龄来特别区分。而今天的“青春文学”则特指“80后”“90后”们表现自己生活的文学作品。在《萌芽》创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刊登的稿件与《人民文学》的风格并无两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少年与成人阅读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书、一样的文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有了“白衣飘飘”的诗歌文学，而最巨大的变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赵长天分析，当改革开放的影响力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在一些沿海城市，尤其是在上海，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80后”“90后”恰恰是在他们的青春期经历了这样的巨变，敏感的他们与父辈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一些人动笔写下不同的感受，这些文字也是同龄读者当时最向往也最需要的。他认为，除了时代变迁，互联网的兴起也是成就“韩寒们”的一大契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接触校园外信息的渠道率先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他们很快地“全球化”了，这也使他们的眼界更快超越了父辈。文学为什么需要“新概念”？“中国"青春文学"的诞生，确实与新概念作文大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我们只是想创造一种有别于应试作文考试的、新的比赛模式。”赵长天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萌芽》曾尝试向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寻求人才和作品的推荐，但依然很难找到受青年读者欢迎的“惊世骇俗之作”。赵长天坦言，“后来我们发现，好苗子未必都在重点中学里，要从茫茫人海找到那些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需要一个更广阔、更具包容性的平台，这样才有了"新概念"。”他说，1998年诞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从一开始就定调“重点关注”那些可能被应试教育提前淘汰但确有文学才能的学生。据他回忆，大赛的组织架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设有组委会、工委会和评委三个层次。工委会中包括各大名校的社科部（处）负责人，有的甚至是教务处的，这些人对人才的去向都是具有决定权的。在作文评比以外，担任评委的中文系教授们，可以单独对有才华的学生进行面试，高校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书面综合测试，并参考平时成绩。赵长天认为，“新概念”这样的选拔方式，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虽然到大赛第三届时，开始采取获奖选手高考加分的办法，但不拘一格的平台，已经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回顾十多年前的“新概念”作文内容，大部分青春文学描写校园生活、家庭生活，包括很多不被允许出现在应试作文中的所谓“地下”内容，比如羞涩的初恋、对教育制度的不满、面对家庭变故和父母离异的感伤。“青春文学”会消失吗？“青春文学”会消失吗？当记者问及这个话题时，赵长天的回答有些令人惊讶。他认为“会消失”。他分析说，“80后”“90后”青春文学这个概念，极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因为它是特定社会变迁下的产物，“80后”也会长大，当这一代变成了成年人、变成了中老年人，他们与下一代的“代沟”或许就没有他们之前与上一代的那么明显。他说，这时，青春文学的分野就会变得模糊，文学按照作家和读者的年龄及内容来“断代”的可能性降低，则又会回归到一种趋同性的阅读。事实上，时下一些“90后”也开始告别青春文学的阅读年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回头再看那些作品时，觉得最吸引人的是“写了自己身边的事”，但也有一些矫情、有一点消费主义……赵长天指出，以《萌芽》和“新概念”繁盛为标志的青春文学，也面临“门槛更低”的网络文学模式及数字化阅读的挑战。“因为更多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文字曝光在网上，客观上也模糊了青春文学的概念，你无需知道一个作者的年龄和背景，作品可以是"穿越"或"架空"的，读者的覆盖面也更广了。”同时，这位资深文学编辑也强调，不要为网络文学和年轻写手过分担心。“每个时代的成年人往往都会为下一代人担心，但孩子们总会成长起来，文学依然在传承，我们需要的是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一种让人才可以持续涌现的保障机制。” 

  2012-05-04 20:46:15 作者:记者许晓青

  • 0
  • 9573

• 文学批评的贫乏与哲学的贫困有很大关联

  文学批评的贫乏与哲学的贫困有很大关联■今天的批评需要容纳更多的声音，需要一个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批评的重建不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批评家可以独力完成的，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批评需要在不断的争论和思想交流中生长、发展  ■作为批评家，不要盲目去相信概念，不要去相信理论模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批评家孙郁是鲁迅研究专家，他常以鲁迅先生对文学的态度和思想作为视角，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学。孙郁说，鲁迅的目光广阔、思想深邃，今天的批评家与之相比，眼光有时太过简单，思维也太过单一。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发展需要在不断的争论和交流中获得，因此，今天的批评需要容纳更多的声音，需要一个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批评的重建不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批评家可以独力完成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批评需要在不断的争论和思想交流中生长、发展“重建文学批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重建不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批评家可以独力完成的，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 ”孙郁在出席“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他鲜明地提出，一个文化生态比较健全的社会氛围能够促进好的文学批评的出现。孙郁进一步解释：“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一个多元的文化生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批评需要在不断的争论和思想交流中生长、发展。比如，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进入到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普希金、果戈理等一批作家创作的丰富性使批评家们认为需要用某种理论来阐释和解读他们的创作。但是，当时俄国的文学理论资源比较贫乏，于是，他们从欧洲借鉴了一些文艺思想，批评界的声音很多样，形成了很好的氛围。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对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相当活跃，不过，孙郁认为，对批评贡献最大的是作家而不是批评家。 “我多次说过，中国最好的批评家其实是作家，比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等人。当时的一些批评家(如成仿吾)反而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大多只是运用概念，对现实的认识不足，也缺乏问题意识。 ”“还有郑振铎、瞿秋白，他们两人同样既是作家也是批评家。再比如李健吾，他写过剧本，批评文章也写得很好，既有对艺术的感觉，又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写出了那个年代非常优秀的批评文章。后来，所谓的学院派逐渐多了起来，比如梁实秋、朱光潜等人，他们的贡献是丰富了批评的话语，但是，这一类的批评往往是放在一个思想体系里面，从个人的趣味出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总是存在一些隔膜。此外，还有左翼批评家周扬、胡风等人，他们的声音又是另一种特点，有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在。应当说，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很活跃的，各种思想不断交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批评文章，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也很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总之，孙郁认为，文学批评需要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批评氛围，使批评界形成多种批评流派，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激发批评的活力。学院派批评僵化的八股调阻碍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接受……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创作，是一种智性很高的活动……真正的批评应该是率性的，有生命力的“当下中国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体批评，这类批评能够透过现象作出及时的评论和反应。另一方面是来自作协、文联工作人员的声音。还有一方面就是学院派批评。其中，学院派批评又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在象牙塔里的思考，另一种则是知识分子带有批判性的批评。 ”孙郁说，批评只有在多种声音的交流中才能产生出一个很有趣、很生动的对话空间。在孙郁看来，不同的批评流派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 “当然，现在的批评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当中也包括十分尖锐的。但是，我认为，从批评目前总体的情况看，问题确实很多，也时时令人感到焦虑。学院派批评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其僵化的、八股调的倾向很显然已经阻碍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接受，陷入到一种自说自话的批评模式当中，作家不买账，读者也与其存在隔膜，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坦白说，据我所知，很多作家并不把批评家放在眼里，虽然他们也会有选择性地、悄悄地看批评家的文章。 ”孙郁认为，批评和创作之间这种尴尬的关系恰恰暴露出批评本身存在着许多不足。他强调，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创作，是一种智性很高的活动。“除了社会要为批评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之外，批评家自身必须要努力提升学养。今天，制约批评家提升学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功利性因素的影响。一有新书出版，出版商就找到批评家的门上来，让批评家写阿谀式的文章，有的批评家为了名利就会去写那样的文章。另外，学院里的批评家往往要按照大学评估体系来写文章，使得这类的写作也存在很多问题。 ”“真正的批评应该是率性的，有生命力的，有艺术感悟力的，还要是审美的，具有鉴赏性的。当然，按照每个人知识结构和性格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至少它应当是富有智慧的，在审美趣味上能够带有亮色。 ”孙郁描述了自己对优秀的文学批评的理解。面对同样一个事物、一个形象、一个意象，文学存在着无数种可能，理论同样存在着无数种可能……作为批评家，不要去相信理论模块，批评应当是具有生命力的认知哲学“不可否认，当下也有很好的批评家和批评文章存在，但是为什么大家仍然觉得不满意呢？ ”孙郁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讨论文学批评的重建，也应当从这些问题入手。“首先，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存在隔膜。批评家总是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表达，而作家却并不接受。第二，批评家和现实生活之间也存在隔膜，因此，切入问题的方法便也就出现了问题。 ”因此，孙郁建议，学院以外的人应当多读书，而学院之内的人不仅要多读书，还要多去了解社会，观察生活。此外，他还提出，今天文学批评的贫乏与整个时代哲学的贫困也存在很大关联。 “当一个时代没有很高的哲学思想做背景时，优秀的批评家也很难出现。上世纪80年代，批评比较活跃，那个时候出现了李泽厚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家，于是便有了一批批评家，他们在学术上跟随着李泽厚的思想前行。可是现在，我们有没有具备那样高度的哲学家呢？或许也有，不过，影响却远远不够，没能辐射和引领批评的发展。 ”“一个时代的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会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反观当下，中国批评家在哲学方面的修养很不够。当我们回望历史，看到那些杰出的批评文章，必然会感到惭愧，因为，无论是学养，还是对社会的认知，我们都有很大的欠缺。 ”孙郁提出，作为批评家，不要盲目去相信概念，不要去相信理论模块，批评应当是具有生命力的认知哲学。 “其实，面对同样一个事物、一个形象、一个意象，文学的表达存在着无数种可能，理论同样存在着无数种可能。 ”“我们应当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批评氛围，批评需要民间的声音。不过，来自民间的、独立的声音太少了。 ”孙郁说，尽管互联网的发展使一些新的批评声音出现，但是仍未能构成体系，大多是碎片式的、即时式的。 “我认为，要为批评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学者则应当沉潜下去，努力治学，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要努力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丰富自身的学养。同时，还要不断与现实进行对话，强化对社会的认知。” □本报记者/王研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出生。2002年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等。

  2012-05-04 20:44:02 作者:佚名

  • 0
  • 9583

• 施战军：边地文学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学中心

  记者王新鑫、吴翔宇报道:伊犁，一部淳朴的民族叙事史诗。伊犁河谷的清风带着文学生长的味道吹开人们的书页，也不时地拂过一江春水向西流的河面。伊犁河，这是连接着各族儿女血脉的脐带，是多民族文化共同编织的丝巾，飘在祖国母亲的肩头，欢迎着远道而来的朋友们。5月1日，《文艺报》主编阎晶明、著名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当代文坛三位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作家同聚伊犁，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为伊犁人，特别是为喜欢文学的朋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阎晶明风趣地说，能和伊犁的朋友一起进行文学交流，是我们解除旅途劳顿与疲惫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来到伊犁，就有责任与伊犁的朋友们交流一下大家共同热爱和关心的文学，哪怕只是简单的文字交流。他们来到伊犁后的热情、与伊犁朋友滔滔地畅谈文学，我们可以感受到为了祖国边疆文学的发展，他们正做着一份努力。交流中，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和阎晶明不谋而合地表示，西部，也可以更确切地说，伊犁，是文学创作的大沃土。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来到伊犁，是施战军任职《人民文学》主编后的第一次远行。他说，虽与伊犁的亚楠、陈予等朋友关系甚好，但也是第一次来伊犁，意义非凡。“看见伊犁的朋友们，我心里感觉特别舒服，感受良多。”从读书到当老师，在高校里待了27年的施战军同其他几位作家有着共同在师范学院读书的经历。施战军说，来到伊犁师范学院，感觉很亲近，特别是看到坐在前排几位年长的老师们。作为伊犁人，我们是幸运而幸福的。施战军说，伊犁是一块文学宝地。4月30日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那里的文学朋友就说他们那里没有文学刊物，只有报纸的副刊，当地的作者感觉很不平衡。博州的朋友很羡慕地告诉我，明天你们要去的地方伊犁，那里不仅有《伊犁晚报》的文学副刊，还有文学期刊《伊犁河》杂志。包括现在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也没有本地的文学刊物，很多作者都处在一种嗷嗷待哺状的呼吁中。而在伊犁却具有一份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伊犁河》，它的很多消息在国内重要媒体上都有报道，很多作家都在《伊犁河》发表作品，很多作品也都被重要的文学期刊转载。他表示，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愿意帮助伊犁的作者拓展更大的空间。施战军说，当车驶入伊犁的地界后，我们知道自己才算到了边疆，完全清新的感觉，无论是建筑物、街边的小摊以及人们说话的样子，尤其是表情，他们看问题惊喜的样子、孩子的微笑，这些表情完全是天然的明澈的，他们的惊喜就是惊喜，害怕就是害怕，满意就是满意。而在一些大城市中，行色匆匆的人们总是面无表情一脸愁苦样。来到伊犁，可以说见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性健全的小世界，内地的作家都应该到伊犁来看看。伊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基础与文化积淀，施战军畅谈了他对边地文学的见地。施战军：边地文学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学中心从文化的关注度来看，我觉得，边地文学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学中心。这些年来，人们对边地文学所展现的创作，一开始充满了好奇与审视，到现在有了一种欣赏，而且有融入的渴望。有融入的渴望与好奇，这与旅游观光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看到的不是所谓异域风情的色彩，我们是从人们内心的感觉里发现了人本该有的样子。随着科技的兴盛和文明的发展，人本应有的样子一点点地被掩盖、伪饰，或者说被撕裂。发现和回归人本该有的样子是人类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未必能够实现，但是在通往这种理想的路上留下文字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比如说伊犁亚楠所写的散文诗，其节奏、语言与内地很多作家的散文诗的特色就完全不同。内地的作家们处在文化过熟的地界，他们写作的主要感觉从阅读而来。而亚楠除了阅读之外，他摆脱不了伊犁本地的文化语境，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非常具有及物性，长时间待在城市写作的及物性相对比较低，他们非得使一把劲，而在伊犁的文学创作，可能一抬手就能是这种状态。边地文学是一种过去很多已经经历过高度文明的人，从小听到的传说的附体，一种传说转化而来的。尤其在边地有无数迁徙而来的民族，充满了由迁徙带来的内心那种综合性的感情，包括对亲情、爱情还有对不同社会环境的适应，尤其对不同风俗的形成，这之间意义很大，文学价值的核心是有构成的，但构成这种灵魂的东西需要很多血肉，从浑然一体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风俗之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也无论是中心文学还是边地文学，都要展现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历史时期由人心所映射出来的人的各种行为、处事方式、婚丧嫁娶等所展现出来的整体的风俗面貌。巴尔扎克就曾说，他写的是风俗史，而不是政治史、经济史。一个地方的风俗能被作家写入、写活，那他就有可能成为作家，之前就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著名作家。归根结底，文学都有它最终的指向，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人原本所拥有的样子。二、风俗之魅。风俗之魅中有无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我们探究的欲望。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用怎样的叙事方式把它展现出来，叙事方式是对人的情商和智商的一种挑战，而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创造性的幸福。从边地文学这个角度考虑，寄予着一个最终的东西，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去寻找曾经丢失的部分。文学是一种人文，寻找失落的东西，对某种琢磨不清的未可知的东西充满了敬畏感，边地恰恰保留着这些东西。

  2012-05-04 20:41:48 作者:记者王新鑫 吴翔宇

  • 0
  • 9595

• 毕飞宇：唐诗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太重要了

  记者王新鑫、吴翔宇报道:伊犁，一部淳朴的民族叙事史诗。伊犁河谷的清风带着文学生长的味道吹开人们的书页，也不时地拂过一江春水向西流的河面。伊犁河，这是连接着各族儿女血脉的脐带，是多民族文化共同编织的丝巾，飘在祖国母亲的肩头，欢迎着远道而来的朋友们。5月1日，《文艺报》主编阎晶明、著名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当代文坛三位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作家同聚伊犁，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为伊犁人，特别是为喜欢文学的朋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阎晶明风趣地说，能和伊犁的朋友一起进行文学交流，是我们解除旅途劳顿与疲惫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来到伊犁，就有责任与伊犁的朋友们交流一下大家共同热爱和关心的文学，哪怕只是简单的文字交流。他们来到伊犁后的热情、与伊犁朋友滔滔地畅谈文学，我们可以感受到为了祖国边疆文学的发展，他们正做着一份努力。交流中，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和阎晶明不谋而合地表示，西部，也可以更确切地说，伊犁，是文学创作的大沃土。毕飞宇：著名作家“新疆我来过几次，但来伊犁还是第一次，感觉很新奇，这两天我准备去亲身感受一下伊犁的美景。”毕飞宇对美丽伊犁的向往不言而喻。他说，在他没来伊犁之前，就知道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都拉塔口岸这两个较大的口岸，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发配伊犁。毕飞宇在当天的交流中，可能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他将桌子上的话筒攥在手中，关掉台上所有的录音设备，说出了这样的开场白：“如果让我再回到学校，我的重点肯定不会放在现在这个部分(小说)，我想我会一下子抓住唐诗，因为我觉得唐诗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太重要了。”毕飞宇在与大家的交流中，主要讲了四点（唐诗、《红楼梦》、《水浒》、“五四”时期的文学），而这四点用著名作家董立勃的话来说，毕飞宇将自己写作成功的秘诀用这四点已经告诉了我们。毕飞宇：大方透漏写作秘诀唐诗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太重要了唐诗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太重要了，你会从中体会、领悟到很多对写小说有实质性帮助的东西。如果我能够回到大学时代，我将会把重点放在研读唐诗中去，而研读中，我很可能又有两种侧重。一个是盛唐唐诗，一个是晚唐的唐诗。其中我还会将李白和李商隐作为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去研读。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的作品，有一个特别好的方面，这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是“致命”的要素，这个就是“奇想”。“奇想”这个东西，你要说它具体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感觉得到“奇想”。比如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一首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觉得这首诗充分地体现了盛唐的气势。如果一般人来说，也许可以说“黄河之水远处来”，但作者觉得不够，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说法叫“黄河之水高处来”，但是作者都没注重这些想法，却突然“神经质”般来了一句大白话，“黄河之水天上来”。我觉得这个“天上来”，对我们读者来说是非常锐利、凶猛、浑厚的，带有一种恢弘、拓展的奇想。这个便是一个小说家在完成“奇想”的过程当中，一个必备的东西。如果有人问我所谓盛唐“奇想”，所谓李白最了不起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哪儿，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两个字：直接。我这个说法可能很不科学，研究唐诗、探究宋词的老师可能会反对我这个说法，但是对我来讲，从唐诗里面学到“直接”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它不给你绕，就那么横着过来。除了研读盛唐时期李白的唐诗，我还会暗地里把李商隐“拉”出来，好好地研读。李商隐给我的价值，和盛唐时期给我的价值感是完全相反的，与盛唐李白诗句的“直接”相比，李商隐的诗句是那种曲折的，或者说晚唐作品的表达方式都是特别曲折的，而晚唐诗句的曲折其实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直接。晚唐的诗句都是绕着弯子的，作者的内心特别丰富，非常幽寂，虽然看上去想表达，可是又表达得特别含糊。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句诗的意思我年轻的时候读不明白，我在想，这是写乐器还是写音乐呢？但是，你要知道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是48岁，跟我一样大。而48岁的我，现在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句诗。年近半百，快50岁的人，面对五十根弦的琴，你就会发现，李商隐的诗句很是话里有话。“锦瑟无端五十弦”中，“无端”这两个字来的特别蹊跷，真是绕着弯子，跟李白的“天上来”完全相反。“无端”这两个字真是太“无端”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人生的伤痛（我什么事情都没干呢，怎么就五十岁了）。同时，还有一个隐晦的思考在里面，这琴为什么不是20根弦或40根弦，为什么就是50根弦呢？当你用手碰一下琴的时候，琴弦上就会立即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就象征李商隐不同的年纪，“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弦、每一柱就代表每个年头，代表李商隐每个年头都过得不容易。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李商隐这首诗说的多么得变故，说的多么得隐晦，这种变故、隐晦在我看来就特别艺术。《红楼梦》可以读到人生的尽头在唐诗后，我第二要抓的就是《红楼梦》。其实，我大学四年的时间，都没有读过《红楼梦》，一直到30岁以后才开始读。在我看来，《红楼梦》是人文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从《红楼梦》这部作品中，你可以学到一位诗人、一个小说家所想学到的一切。因为你在任何时候，翻开任何一页，它都能给你惊喜。你在20岁的时候，它能给你20岁的惊喜；你在50岁的时候，它能给你50岁的惊喜。总之，我每次阅读《红楼梦》的时候，都会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你完全没有必要花一辈子时间去研究《红楼梦》，这样对一个普通喜欢写小说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对于这本书，应该过几年读一遍，这样一直读到人生的尽头都可以。写人物，《水浒》是最好的老师在好好读《红楼梦》的同时，我会把我的重点再放到《水浒》上去，这是我的第三个选择。《水浒》也许是小说中写人物最好的一本书。《水浒》有一个特点就是写人物。但我说《水浒》是写人物最好的小说，可能有人现在就会反驳我，“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作品，那么多的好小说写了那么多的人物，你为什么一定要关注《水浒》这本书呢？”我会说，《水浒》这部小说，可能写人物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是《水浒》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最短的篇幅，最短的时间把一个人物拉出来，没有一部作品是做得比它好的。它为什么会具有这个能力呢？因为它的人物太多，又没有一个宏观的构架，写了一百多号人，草莽英雄居多，人物又很相似，在这种相似的情况下，把人物的个性特征抓起来，这是极难做到的。那么又有人反驳我，“在一个短时间内，一个短小的篇幅里面，塑造一个人物的能力有那么重要吗？”我会说“有”，任何一部小说它都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所谓的“主人公”。主人公在性格成长的过程中，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他发育，而在主人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次要人物，这些次要人物如果每个人都按照主人公的写法去写，都给他们充分发育的时间，那么一个20万字的小说，可能200万字都写不下来。那么对于作者来讲，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次要人物形象地刻画出来，给读者一个交代。如果在小说中要把人物写好，就要在塑造主要人物的过程中，刻画好许许多多的次要人物，这个本领就要向《水浒》学习，它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把《水浒》学好了，无论多复杂的小说，多难刻画的人物，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个人鲜活起来。“五四”时期的文学是朴实价值最好的体现而对于第四点，我放在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我认为，“五四运动”、“五四”文学，是朴实价值的最好体现。“五四”时期的文学在表面看来是中国文学，其实当我们打开“五四”文学的“窗户”以后，才会发现整个人类的文艺复兴和整个人类的启蒙运动，这两个对人类非常重要的阶段，都包括在中国的“五四”时期，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如果你要问我，“‘文艺复兴’也好，‘启蒙运动’也好，他们重要吗？”我想说的是“非常重要”。它重要在哪？因为它非常充分地体现出朴实价值的价值。如果你要问我，“‘五四运动’、‘五四’文学的价值在哪儿？”我也用同样的一句话告诉你，因为它给我贯彻了朴实价值的价值。

  2012-05-04 20:39:19 作者:记者王新鑫 吴翔宇

  • 0
  • 9597

• 西部文学可能是中国未来文学的希望

  记者王新鑫 吴翔宇报道：伊犁，一部淳朴的民族叙事史诗。伊犁河谷的清风带着文学生长的味道吹开人们的书页，也不时地拂过一江春水向西流的河面。伊犁河，这是连接着各族儿女血脉的脐带，是多民族文化共同编织的丝巾，飘在祖国母亲的肩头，欢迎着远道而来的朋友们。5月1日，《文艺报》主编阎晶明、著名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当代文坛三位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作家同聚伊犁，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为伊犁人，特别是为喜欢文学的朋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阎晶明风趣地说，能和伊犁的朋友一起进行文学交流，是我们解除旅途劳顿与疲惫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来到伊犁，就有责任与伊犁的朋友们交流一下大家共同热爱和关心的文学，哪怕只是简单的文字交流。他们来到伊犁后的热情、与伊犁朋友滔滔地畅谈文学，我们可以感受到为了祖国边疆文学的发展，他们正做着一份努力。交流中，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和阎晶明不谋而合地表示，西部，也可以更确切地说，伊犁，是文学创作的大沃土。阎晶明：《文艺报》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对于阎晶明来说，伊犁还是一块全新的土地，第一次来伊犁的他对伊犁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很了解，但从他的言语中，却表现出对伊犁这块热土充满希望的态度。阎晶明说，在西部，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是最强烈的。很多从西部出来的作家在这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地域创作优势，伊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这个现状，对于在这里搞创作的作家肯定是一个优势。因为这几年中国文学界，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很多都在写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著作、民族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民族题材的作品具有很广泛的关注性，就算从国际上来说，有关民族方面的著作也是很受关注的。对于伊犁，阎晶明就很明确地指出，中国西部，包括伊犁在内，很多省区都是多民族交汇的地方，这里往往是不同文化高度、层次、内涵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地方。在这样的前提下，这里的文人墨客便能更好地发挥，因为这便是这里的写作优势。阎晶明说：“像伊犁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产生大文学、大作家的，比如王蒙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期，在伊犁的生活以及这里的风俗民情对王蒙创作的启发和感触也许就很大。”然而，对于伊犁作家、文人该如何发挥地域创作优势，阎晶明表示，这还需要每个作家自己去探索。同时，第一次来伊犁的阎晶明表示，伊犁的文学气息、氛围和内地很不同，他说伊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的汉族人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所以，伊犁多种文化的交融肯定会形成一种独特的“东西”，这种“东西”对文学来说具有很广泛的丰富性。阎晶明：西部文学可能是中国未来文学的希望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从总体上来说发展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每一年，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在全国各级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和已经达3000部以上。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这个数字在当今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是无人能及的。除了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之外，如今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兴盛，实际在网络上还没来得及出版成纸质出版物的小说数量更加庞大，很多网络作家每年要写上百万字，这几年网络文学已与传统文学形成并肩的分量。这其中，大量的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等大型刊物上，包括伊犁本土的文学刊物《伊犁河》以及《伊犁晚报》副刊，是当地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从这个量来说，我国文学发展的状况还是很好的。现今，尽管文学期刊和报纸面临着很多困境，电影、电视、网络等新的传媒手段的出现，传播途径、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学本身作为一种传达人们思想、情感，表现人类历史、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它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而且很多过去人们对文学的担忧，甚至衰亡性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种新的变化，使得我们对文学、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比如说毕飞宇、董立勃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开始的路途，都是按照传统的文学生产的方式，就是自己在书斋里写出作品，从短篇小说写起，试探性地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不管是散文、诗歌、小说，网络作品被追逐的读者也很多，当评价一个作家在当代文坛的位置时，对于文学评论家则是一种考验。在如此繁杂的文学格局中，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冒出来，能够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定范围内、一定年龄阶段、一定社会阶层的引起读者关注的作家，这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向这个目标努力。那么靠什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是在座的作家以及伊犁的文学爱好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伊犁乃至新疆，或者可以说整个中国的西部都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这次来到新疆所接触到的文学界的朋友，还有平时了解的整个大西部的作家朋友，我觉得他们在创作上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体现出来。西部的很多作家孜孜以求，把文学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们完全是把文学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进行一种追求。我觉得这一点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能成功的最大的动力。这些年来，我接触到的新疆、包括整个西北地区的作家，我都有这样的感觉。从甘肃、宁夏、青海一直到新疆，更大的范围也包括陕西，这些年来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大家都可以达成这种共识。在伊犁，这个不同民族交汇的地方，有着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伊犁产生大作家、大作品是有先天优势的，而且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国作协前任副主席王蒙就在伊犁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是伊犁这片土地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素材，所以多年来他的作品中都体现出了这片土地给他带来的丰厚资源。去年王蒙出版了以在伊犁生活为主题的《你好新疆》，就是很有分量的作品。在伊犁本土，也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诗人、小说家。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在民族性、地域优势的确立之后，还有一个现代性、全国性以及更大范围的参考系，也包括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去寻找独属的创作路径，或者说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如何去区分优劣，找寻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关于文学的评价体系。文学评论本身就具复杂性，这么多年，小说家能不能获得成功，需要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能不能在自己一如既往的创作中，表达出一个恒定不变的价值观，一种对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基本不变的看法，这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内核。一个作家在不断地进步、发展，他的成就也在不断地累加。但是，作为读者、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当你阅读了这个作家所有的作品后，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变化中有一个宗旨不会变，就是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试图从别的作家那里寻找一种启示，对自己文学创作寻找启示性、示范性的一种作用都是通过对一个作家整体性的了解，在他不断成长、不断变化中能找见那个不变的“宗”。那个叫做根本的东西，如果你认同那个东西，那就可以说，这个作家就是你喜欢的、认可的作家。

  2012-05-04 20:34:12 作者:记者王新鑫 吴翔宇

  • 0
  • 9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