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跟中国作家“有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中国本土作家至今无人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文学奖：我觉得中国作家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要了，这不是世界冠军马悦然的汉语造诣也体现在他对汉语口语的自如运用。 在瑞典驻华大使馆会议室里，他用流利的京片子跟人调侃，在会议室外偷空抽两口烟斗的时候，他跟过来套瓷的工作人员聊上了四川话：原来你娃是重庆崽儿……看得出马悦然是自在的，也是快乐的。在他的夫人四川人陈宁祖去世近10年之后，又有了新的爱侣，也是四川人。马悦然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有爱侣相伴左右。瑞典学院18名院士有一个座位图，马悦然坐第5把椅子，坐在那把椅子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叫G·马尔姆奎斯特。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的时候，很多中国作家几乎奔走相告，他们认为精通汉语的马悦然会为中国作家铺平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20年过去了，那些团结在马悦然周围的中国本土作家遥对诺贝尔奖的时候，依然是望穿秋水。 沈从文活到10月就肯定能得奖记者：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性的荣耀，但你曾劝中国作家，不要太看重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这样说？马悦然：我觉得中国作家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要了。这个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北欧的18个人，不，现在是14个人了，北欧的瑞典14个人，每年举行的一个仪式，他们选出认为是好的作家，并且是非常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很多，可能有500个甚至1000个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读到过他们的作品，没有人推荐他们，我们没有读过，所以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好多国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印度也没有，印度有泰戈尔，但是泰戈尔是用英语写作的。印尼也没得过，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作家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也应该告诉你，这个奖不是发给一个国家的奖。有一个中国记者，他骂瑞典学院说，冰岛得过奖，中国有5000年历史竟然没有得到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冰岛没有得过奖，法国没有得过，德国也没有，但是冰岛有写小说的作家得过奖，法国有作家得过奖，德国也是。我想再说一遍，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作家个人的奖，不是给作家祖国的奖。 记者：1985年，你当选为瑞典学院的院士之后，很多中国本土作家认为你的当选为中文文学竞争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20年过去，中国本土作家依然没有人能够问鼎诺奖，您有遗憾的感觉吗？马悦然：我告诉你，我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做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时候我就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翻译他的《沈从文自传》、《边城》、《长河》，那个时候我认为沈从文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我不应该对你说，不过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现在可以告诉你。1988年沈从文肯定会得到文学奖。你知道，我们瑞典学院每个星期四会开会，除了夏天的6、7、8月不开会。1988年的5月10日，龙应台女士给我打电话，她问，“你听说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我就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沈从文先生是活着，还是去世了？”他就问，“你说的是谁？”我说是沈从文。他说，“沈从文是谁？”我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再给李辉打电话，他是一个专门写文化老人的记者，我们是老朋友，我请他打听清楚，沈从文到底是活着还是去世了。他就告诉我沈从文真的去世了。我记得那是1988年5月10日。我告诉你，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记者：在你看来，除了沈从文，中文作家中没有人再能得诺贝尔奖吗？马悦然：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记者：鲁迅呢？中国有传闻说当年鲁迅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你否认过这个传闻。鲁迅不能获奖的原因是什么？马悦然：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译者为斯诺。——编者注)是杨宪益翻译的，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记者：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传说，有时候说是老舍，有时候说是巴金，说他们都差不多就要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这样吗？马悦然：巴金？就我看他的《寒夜》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非常惨烈的一个悲剧，写得非常好。《家》、《春》、《秋》是很有价值的，价值在哪里？将来的人要是想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人的生活怎么样，读《家》、《春》、《秋》就会懂得。但是从文学价值讲，就我个人看，巴金的《家》、《春》、《秋》远比不上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沈从文自传》，这是不能比的。老舍，虽然写过《骆驼祥子》，在1949年后也写过《茶馆》，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就不对劲了。茅盾呢，后来完全不写东西了，自从做了文化部长以后就不写了，不过茅盾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介绍北欧文学，茅盾做了很多工作，他自己喜欢北欧文学。记者：我看到你说，在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就是闻一多。马悦然：闻一多，1946年被枪杀了。他的《死水》和《红烛》很好，非常好。他的《死水》我认为是非常伟大的作品——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死水》是闻一多在诗歌构建方面最成功的实验，是五四运动期间诗歌中最悲哀的一首诗，是现代中国文学中韵律最完美的挽歌式的诗歌。他的诗有一种建筑的美，他是个诗歌建筑家，他的诗歌都有一个美丽的形式，非常好。他有一些短诗诗意很像唐朝时代的绝句。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他还有一首诗《闻先生的书桌》，写得非常好，写他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他看着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牢骚。他的诗歌都是用民间语言写出来的，像《飞毛腿》，完全是用北京的拉车夫的语言写的——“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管保是拉了半天车半天歇着”，这首诗非常好。1940年代中国好的作家还有冯至、卞之琳，我喜欢冯至的十四行诗，那个时候很多人反对他那样的写作，用借来的意大利或者英国的格律就不合适。但是我觉得他写得好，真的朦胧诗，朦胧得要命。[NextPage]中国作家不应该听外人的意见记者：在19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朦胧诗的群体，他们挑战传统，反叛历史，一段时期被看成是文化异端，我知道您关注过他们。马悦然：1982年我就在北京见过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严力、芒克，我读过他们的朦胧诗。1986年我去北京的时候又见到他们，跟他们已经很熟。有一年，上海的作家协会请我去参加一个诗歌创作小型座谈会，那时候我看见朦胧诗人写的那些诗歌，就感觉是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感觉非常好。但是朦胧诗人当年也受到老一辈诗人的批评，他们被当成有问题的人。不过也有人在帮助他们说话，我记得上海的辛笛当时出来说话，他就讲朦胧在中国诗歌里的重要性，他说所有中国诗歌中的最重要的、最具有文学价值的东西就是朦胧，他举了唐朝李商隐的很多诗。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胆子很大，他一个人出来就保护那些年轻的诗人。北京，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朦胧诗人。我的一个老朋友艾青，我认为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平反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拜访他。艾青就写了一篇批评朦胧诗歌的文章发表，我看了以后就很难过。我给艾青写了非常客气的一封信，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敢于挑战传统的人，他很早就写自由诗，胆子也很大，是个勇敢的、敢作敢为的作家。在1942年的时候，他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叫《尊重作家，了解作家》。我也跟艾青说：你不懂朦胧诗，可能是代沟的问题了，因为你是老一辈，他们是年轻一代，要是没有代沟的话就没有发展了，要是每一个人写出来的诗歌都是像艾青1930年代写出来的诗，那就没有意义了。必须有一些新的声音出来。记者：我知道年轻的作家你也关注。我很想知道您对年轻的作家怎么看？马悦然：年轻的作家是李锐、莫言、余华，还有一个苏童，我非常喜欢。他们，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特点。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是很长的，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有一年我在香港，我们在宾馆聊天，我说莫言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他说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李锐有他特殊的经验，特殊的经历，“文革”10年他从北京到山西吕梁山的邸加河村插队，有6年的时间跟农民生活在一起，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文革”给他的经验是他一辈子写作的主题，他不能离开这个主题，这个是他的使命，他要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让他们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情。有一个例外就是他写的《旧址》，这是应该读的书。《旧址》写他的家族1925年到1950年的历史，他的家族是做盐商的，他有点像俄国作家的大气魄，写得非常好。还有一个作家叫曹乃谦，他是山西大同人，他1991年在《山西文学》发表了几篇小说，短的短篇小说，400个字或500个字就可以把一个人整个的命运都写进去，有的就不写进文字里了，不写进去但是读者会明白，曹乃谦的文字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曹乃谦跟李锐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没有插过队，但是他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他是生产队长，他就从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出发。两个人都在用农民的语言写作，尤其是曹乃谦，他使用的语言有时候是非常粗的，非常脏的。他的语言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完全是民间性的，完全是农民的粗话，我把他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翻译成了瑞典文。记者：诺贝尔这一世界性奖项，与世界性荣耀连在一起，催生着作家的雄心，包括中国作家的雄心，但在评委中你是惟一精通中文的，是否可以说如果不能受到你的关注，中文作家就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视野？马悦然：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汉学家在做和我相同的工作，尤其是美国、法国，会把当代中国文学用英文传播出去。当然中文文学传播的障碍主要是翻译的困难。不仅是中文，日文、印度语、印尼语都面临这个问题。记者：那么，中国本土作家一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原因？马悦然：因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里，还有另外13个评委。记者：希望能听到你对中文作家的良好的建议，一个杰出的作家需要坚持的理想和原则是什么？马悦然：我愿意他们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不应该听外人的什么意见。就像苏童一样，我觉得苏童很厉害，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写作，他就按自己的方式写。《米》你看过吗？那是一部非常残酷的小说，你越看越感觉残酷。当年我看到《米》的时候没想到，一个年轻的学生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我想苏童他不会管别人对他的要求，他就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李锐也是，曹乃谦也是，别人对他的意见不管用。所以你们不要听我说什么，要看你们自己怎么做。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的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年大学毕业，到中国的四川作方言调查。1950年与陈宁祖女士结婚，当年秋天返回瑞典。195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到1958年出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秘书，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和澳州国立大学中文系，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1965年以来，马悦然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诗经》(部分)、《楚辞》(部分)，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诗、宋词、元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作品，以及朦胧派诗人北岛、顾城、杨炼、舒婷等诗人的诗作；此外他还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和沈从文、李锐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记者夏榆 实习生纪冰冰

  2012-05-09 20:53:39 作者:记者夏榆 实习生纪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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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弘：游走在法学与文学之间

  法学是我的本业,文学是我的爱好,于是,我在编写法学著作之余,创作了五部犯罪嫌疑小说。我的人生格言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我从法学走回文学,在小说中演绎我的梦想法学是我的本业,文学是我的爱好,于是,我在编写法学著作之余,创作了五部犯罪嫌疑小说。如果说前三部(《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是从文学到法学的创作,那么后两部(《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则是从法学到文学的写作。在前三部小说的创作中,我都是先有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后加入法学的内容。在后两部小说的创作中,我却是先有法学或法治的主题,然后再根据生活积累去编写案例故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更喜欢前者。作为一个法学教书人,我更青睐后者。1996年10月,我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去访问讲学。那次香港之行,我给自己附加了一项任务,就是要完成第4部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犯罪悬疑小说的创作,而我设定的主题就是反腐败。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在我主要依据影视作品和负面宣传所形成的印象中,香港虽然有高楼大厦和商业繁荣,但是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以“三合会”为代表的黑恶势力相当猖獗,官员腐败,警匪一家,百姓缺乏安全感。但是到香港之后,我在街头巷尾看到那些身穿深蓝色或浅橄榄色制服的警察都很文明,都很规矩。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感知,我发现政府官员大都是遵纪守法的,也是清正廉洁的。后来我得知,香港政府的清廉度在过去20年有显著提升,而成立于1974年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于是,我访问了廉政公署,对香港地区反腐倡廉的进程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当我于1997年3月离开香港时,我的行李中已经有了小说初稿,名为《神秘的古画》。颇值一提的是,《神秘的古画》是我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1998年5月,我应邀到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不久,我收到一位陌生法国女士的来信。她名叫玛丽娅·克劳德,正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并已学习中文多年。她通过偶然的机会读到了《神秘的古画》,很喜欢,决定把我的小说作为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她希望到北京与我见面并收集相关资料。1999年5月,我在北京接待了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研究生。我们交谈数次,她提了许多问题,也收集了许多关于我的资料。一年后,我拿到了她那印制精美的法语学位论文。随后,她开始翻译我的小说。2002年1月,法国的黎明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神秘的古画》。由于这是第一部被翻译到法国的当代中国犯罪小说,反应甚佳。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反腐败问题。2006年至2008年,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副厅长,对职务犯罪的现状又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我认为,反腐败,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如严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开透明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这样的制度,在我们的国家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目前拥有“不宜申报之财产”的官员实在太多。于是,我就提出了“大赦贪官”的设想。然而,有人说我是“痴人说梦”,有人说我是“不懂政治”。我确实有些痴,因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我也确实不懂政治,因为我希望自己能远离政治。在一个社会中,搞政治的人越少越好。于是,我从法学走回文学,在小说中演绎我的梦想。我利用今年的寒假,重写了《神秘的古画》,并改名为《无罪贪官》。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希望我能组织学者写一套“法学解读小说”。当时,我正在思考法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以为,法学应该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要汇集人类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类思想的精华。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发挥作用。为此,法学应该走出脱离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在法学著作中,“阳春白雪”当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更是不可或缺。我曾给自己设定一个治学目标: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没太注意的问题,讲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法治一定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因此,以文学的形式讲述法学的内容,宣扬法学的精神,进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养成法治文化,当是中国法治之进路。于是,我欣然应允,并找了几位法学圈内有文采有情趣的朋友,邀约写作。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如今,14年过去了,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的考奈特女士在来信中对我说,法国读者很喜欢“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如今,这部小说已经杀青,书名为《无罪谋杀》。我以为,无论是在法学还是文学中,有罪抑或无罪都是个穿越时空的问题。

  2012-05-09 20:51:00 作者:何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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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可以带来不同于经济的更高层次收益

  丹齐格谈文学阅读和写作我从四岁就开始阅读，然后一直读书，一直读书，每天可能都会看上一两本或者几本书。我对于书的喜爱非常强烈，比如每次旅行或者出访，都会带上很多的书。这次出来之前，朋友问我，行李带了什么？我就会说我带了“毒品”，我的“毒品”就是拉辛、普鲁斯特的书。读书有很多种类，更确切地说，书分成很多的种类，比如政治、历史、经济。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它们？读政治、经济对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的体制运作有帮助；读历史，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文学呢？是为了娱乐？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娱乐，那么读文学跟我们吃一块巧克力或者吃一个甜点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的结论是：读文学其实是毫无用处。但这也是与文学本质相近之处，文学是包罗万象，但就文学本身的用途，其实就是毫无用处。阅读文学带来精神享受和自由，但这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但同时也是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阅读毫无用处，更确切地说是高于所有功利性用途之上，它超越这个功利性。但是，文学可能在慢慢地死去。在我看来，法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典型性的过程，法国人依然非常热爱文学。《利己主义文学辞典》中几个关键词就是：文学、利己主义、法国、辞典，这些词其实都是跟文学相关，法国人对这本书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本书非常畅销。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读实用性的书籍，而对文学作品慢慢退去热情，但我并不是那么的悲观，我还是相信，文学依然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东西。文学读者的人数是在不断地减少，大家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大部分就是媒体，而法国中产阶级也越来越物质化，正是因为这种物质化的趋势，导致他们越来越少地读文学。此外，如果领导人比较崇尚文学，大家就会也喜欢文学，比如密特朗就非常热爱读书。大家可能觉得我对于文学有些悲观态度，其实并不如此。大家读纸质书的数量在减少，但我们阅读的途径在不断增加，比如Kindle和iPad上都可以阅读文学，只是读的书的形式不一样了，并不代表着大家对文学的兴趣在减弱。但作为个人，我还是非常欣赏、喜欢纸制书籍，书的旁边都有空白，空白的地方都是留给读者的自由。小时候我父母也教育我，读书的时候必须手持一支笔，这样的话对于作者的观点可以随时在旁边进行注释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在我看的书里面，都有非常多的注释，画得密密麻麻的。马拉美曾经说过一句话：读者是书本的创造者。也许这句话有一点夸大的成分，但是事实也不外乎如此。放了那么多书，如果我们不去翻看不去打开它，那么它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它的美感没有人可以发现。所以说，只有人去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价值才会出来。这个就像睡美人的故事一样，书就相当于睡美人，读者相当于白马王子，只有白马王子去亲近睡美人，去唤醒她的话，睡美人的美才会散发出来。 我们一直以为，文学阅读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也说数学、物理、体育很困难。既然所有的东西，所有我们一般认识当中有用的东西都有它的困难之处，为何不允许文学也有它的困难之处呢。所以对于读者而言，就应该把最好的给他，他就应该享受最好的东西。所以应该一开始让他去读普鲁斯特，其实普鲁斯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难，虽然篇幅很长，但是里面有很多可以欣赏可以感受的东西，所以读者在读这样的书的话，其实是一种享受，比去读一些垃圾或者粗糙的文字更好。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可能就是文学的脆弱性。原因是经济和消费文化。文学可能带不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无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小的咖啡馆里喝咖啡聊文学，大家就会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散漫的行为，或者是“为什么不去工作不去挣钱？”这就造成了文学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我写这本书其实也是为了提醒或者说是为了唤醒这样的一种意识，文学其实是可以带给大家不同于经济的更高层次的收益。这种收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收益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作家其实是一类非常不同寻常的人群，其实作家并不是一个常人，而是像老虎和狮子一样，具有非常强大的野心。对于个人写作，我并不赞成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再现，而再现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电视、报纸，比如你在街头巷尾看到的这些人所过的生活，它们都比小说本身更能再现现实。我更倾向于将文学作为一种描述，或者是用一种文学性的手段去再现生活。所以我在创作过程当中，非常注重句子的构成，句子的长短，句子的音节，这都决定了一部好作品。所以我不喜欢米歇尔·维勒贝克（2010年龚古尔奖得主），他的作品是以讲述故事为主的，他的作品属于通俗文学，是写给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看的。在法国有“抹布文学”这种说法，他就属于这一类。对于勒-克莱齐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早期的作品更能反映他对世界的开放性视野。但是他后期的作品，特别是获诺奖以来的这些作品，相对来说进入了封闭体制。诺贝尔奖倾向于颁给那些宣扬人道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家，而且也是非常严肃的作品，所以读起来并不是那么让人愉悦。（本文根据对夏尔·丹齐格的采访整理，早报记者 石剑峰）

  2012-05-09 20:46:43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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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家三少"走红曝光盛大文学商业模式

  盛大文学的签约作者“唐家三少”以连续100个月“不断更”、总阅读人次达2.6亿的惊人数字走红网络，目前，有关唐家三少创作的各项数据已整理完毕，送往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机构。 通过梳理盛大文学商业模式，解读盛大文学公开信息、媒体报道和有关数据统计机构发布的资料，唐家三少的创作之路展现在公众眼前：上午，唐家三少照例打开电脑，开始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创作。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靠着每天几个小时的码字，唐家三少一共写作了2500余万字，年收入成功突破百万。作为盛大文学的签约作者，唐家三少的作品首先会发布在公共阅读区，供网络用户免费阅读，点击率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将被转至VIP区，此时读者需要支付每千字2-5分钱费用。读者支付的费用，网站将和作者分成。唐家三少只是盛大文学旗下160余万作者中的一位，VIP作品被点击阅读，就意味着收入。 凭借着这“几分钱”的生意，盛大文学2011年全年营收7.01亿元，同比大增78.4%。盛大文学2010年营收3.93亿元、2009年营收1.35亿元，2009-2011年营收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28.3%。在模式上，盛大文学的VIP阅读制度和微支付奠定了网络文学的商业模式和行业基础，是网络文学从早期的兴趣爱好型向产业化发展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在制度上，盛大文学所创立的内容管理制度、版权管理制度、编辑工作制度、作家福利制度等都成为行业惯例和其他网站类似制度的基础。在网站运营方式上，盛大文学的网站模式、连载模式、付费阅读模式，乃至互动功能和方式，都被业界广泛采用。2008年，盛大文学在确立“全版权运营”后，使得千字2-5分钱的商业模式，成为更具产业远见的“全版权运营”的组成部分，在开展在线阅读的同时，针对单一作品的无线阅读、纸书出版、影视剧改编、网游改编等会相继进入开发进程，唐家三少的作品《斗罗大陆》已被改编成网页游戏和漫画。 同时，云中书城作为盛大文学旗下独立运营的数字阅读平台，首次将传统的店中店概念引入到数字出版行业中来，允许版权方及作者自己开店售书，云中书城为此提供内容录入、自主定价、营销推广、支付结算等一整套数字版权解决方案。云中书城作为分销平台，用户可通过云中书城官网、iPad客户端应用、iPhone客户端应用、盛大Bambook、PC客户端等渠道进行下载。截至2012年1月底，盛大文学云中书城Android客户端在十个重要应用市场排名前三。在无线业务方面，盛大文学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多家运营商合作，为移动运营商提供丰富的内容。 诸如唐家三少这样的网络作家，盛大文学还有许多。世界读书日“云城来了”微访谈活动中，盛大文学旗下天蚕土豆、耳根、安知晓、卫风等作家集体亮相，他们努力创作，在书写自己成功的同时丰富着网民的阅读生活，也在不断丰富着盛大文学商业模式的成熟，为缔造一个完整的网络文学产业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12-05-09 20:44:21 作者: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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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青年作家出书祭奠曾经的青春梦想

       新华网：80后作家出书祭奠青春 呼吁社会关爱青年人才 有些青年还未长大，有些青年已经老去。21世纪的青年个性锋芒如枪，因不愿蹉跎于寻常路，被世人奇怪，却是时代稀缺。近日，四川一位80后青年作家贾飞却以出版长篇小说的方式，祭奠曾经的青春梦想，并呼唤各界打开青年人才的“绿色通道”，予以青年关爱与支持。据了解，青年作家贾飞所著的长篇小说名为《中国式青春》，于今年五月由南方出版社常规出版，首印3万册。小说共计16万余字，是针对80后、90后关于理想、关于命运、关于人生、关于爱情、关于求职的青春励志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觉，对自己18年的人生，进行了一次简单而又细致的回忆，并大量运用了倒叙、插叙的叙述手法，穿插了白描、夸张、抒情的写作技巧，将一部青春的疼痛史，书写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的关心、帮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更需要我们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为青年人才的成长创造有利氛围，尊重和保护青年人才的奋斗热情。”作家贾飞介绍，有类于王蒙的《青春万岁》，其所著的《中国式青春》是一部青春少年的时代史，它全面描述了80、90后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因此，贾飞希望通过出版小说的方式，呼吁社会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孵化器”作为港湾，将为羽翼未丰的青年人才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其铺平成长之路。

  2012-05-07 19:29:24 作者: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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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写诗：一种附庸风雅的文字游戏？

  商人、诗人,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当两者集合到同一个人身上时,又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碰撞?在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游园集》新书发布会”上,作为房地产供应商的“另类”诗人聂广友,为我们解答如是疑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聂广友于1993年考入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大学曾任校蓝星文学社社长。毕业后即进入商业大潮。“经商以后,我不变的是对诗歌的喜爱,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忙于生意上的事,没有再写诗。直至2006年碰到诗歌界朋友,受他们鼓励,重新引发对诗歌强烈的兴趣。”他此次出版的《游园集》在诗友郑文斌看来,彰显了商业社会里诗歌的可能性。 事实上,聂广友作为一个商人身份的诗歌写作,在诗歌界绝非个例。正像有诗歌评论家所指出的:大凡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八九十年代浮出诗坛的一批诗人,他们在差一点“全民皆诗”的1980年代相聚,又各自离散,其中有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商业大潮里沉浮,成了名副其实的“当代富豪诗人”。 作为这群“商界诗人”中的一员,聂广友承认,在诗歌技艺上,他们比起那些学院派诗人会多少有点距离。然而他们的特殊经历,也使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学院派诗人所不具备的矛盾、复杂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更彰显出一种非常可贵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谈到经商与写诗之间的互动关系,聂广友甚是感慨。他说:“如果没有多年从商的经验,我对城市认识不会像现在这么深刻。很显然,诗歌的主要作用就是批判,对于我来说,就是要批判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也正是诗歌让他从来都没有丢掉内心的善良。“经商追求利润,但不一定讲良心。诗歌讲的是良心。诗人经商,会对他人心存一份善念。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把对方置于死地。”与聂广友相仿,有关诗人和商人的身份问题,曾为书商的李亚伟解决起来也是颇为得心应手。“浪漫情怀、想像力、梦想等等,能使商人将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而这些正是诗的特质。那些帝王将相,南征北战时也常常写点五律和七绝,歌以咏志。诗人从不弃绝社会生活,相反,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先锋。很多人一生只写很少的诗,有的甚或从不写诗但很诗意地生活,这些更是我敬仰的诗人。我是向他们学习。” 对于商人写诗的现象,有网友表示理解:尽管没法要求每个商人都对艺术感兴趣。但在普通人眼里,有了这些“艺术商人”,商业就变得好看起来。他举曾任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社长,并出过个人诗集《抒情时代》的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为例,正因为他身上兼具诗人和商人的形象,才赋予了中国创业者更多的个性色彩。进而他调侃道:如果当年江南春没去创办“分众”,那么中国的诗歌还会不会如今天这般落魄?“江南春可以抽出些时间和精力搞一个‘分众诗歌社’,将那些只会用下半身写诗的人、用上半身却不用脑子写诗的人、写不出诗还非要写诗的人、没钱写诗去找富婆包养也要写诗的人分门别类一下,深入细分一下。也许,这就是物质与精神兼顾,事业与文学两全,也算为他曾经深深喜爱的诗歌尽绵薄之力,做一次义工吧。” 然而,更多的人对商人写诗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充其量只是在玩一种附庸风雅的文字游戏,“也许不止是附庸风雅,更有曲意奉承者,热烘烘地贴上去,丢尽了诗歌的尊严。在诗歌领域里,讲所谓的与时俱进,为商人写诗的合理性铺路架桥,实在是不可理喻”。 或许正是各种非议,给处身商场的诗人们带来了困扰。无怪乎作为中坤集团董事长的黄怒波,时常会对媒体谈到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无奈。他说:“当我在某些企业聚会的场合,公开自己是一名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讥讽的笑声,这种笑声,会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从商多年,让作为黄怒波的我感到失去了许多人性纯真的东西,因此,我便一直以骆英的名字,执著写诗。”在他看来,只有诗歌才能让他找到真正的自我。 让黄怒波颇感欣慰的是,同行的讥讽、外界的不理解,并没有阻止他对诗歌的喜爱。近年来,他为各类诗歌活动捐资近千万元:“中坤集团有个设想——通过企业来推动中国诗歌的复兴。”他说,拿出几千万来发展诗歌,要比买个豪宅有价值吧。因此,在很多人眼里,黄怒波是作为诗歌活动家、资助者出现的。“商业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过几年,我的团队建设好了,我就会退出,去过真正的诗人生活。” 诚如黄怒波所言,不管人们有怎样的非议,对于真正沉浸在诗歌写作中的商人们来说。对诗歌写作永远心存感激。“正是诗歌写作让我们‘逃离’商业,与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残酷、利益至上的商业竞争中,我们都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最后归宿。”

  2012-05-06 21:21:38 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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