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之窗讯:近日,记者获悉全国大型文学网站——五四文学网给80后青年作家贾飞寄去一封特殊的聘书,聘书上标明聘请贾飞作为该网站的文学顾问,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实现强强联合,共同为青少年的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努力和支持,从而进一步提升文学网站的影响力。 据五四文学网总编“老骥伏枥”介绍,青年作家贾飞读大学时曾是五四文学网的签约作家,在该网站发表了文学作品20余万字。2008年还在众多写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该网站的年度网络优秀原作家。“没有想到,短短几年,贾飞在文学领域上,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和成功,在全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老骥伏枥欣喜地告诉记者,考虑到贾飞曾经是五四文学网的签约作家,又因为他的新书《中国式青春》目前影响巨大,全国十分畅销。于是,网站高层编委会经过商量决定,正式聘请贾飞为五四文学网站的文学顾问,希望通过贾飞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读者加入到五四文学网,从而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 收到聘书的80后作家贾飞十分兴奋,他称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五四文学网会聘请自己当顾问。“网站会员达20多万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网站能聘请自己当文学顾问,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受宠若惊。这无论对我的新书销量,还是对我今后的发展,都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贾飞告诉记者,以后他会继续努力,争取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
第三本小说在大陆出版 台湾作家骆以军谈台湾当代文学《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书封。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素材,骆以军原本打算放在《西夏旅馆》里,而现在这本书将成为《西夏旅馆》的“底片和解读密码”。 台湾作家骆以军在2010年凭借《西夏旅馆》获得当年香港第三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在他看来,台湾目前大热的一批女性作家还没有为大陆读者所知。这一年来,台湾作家骆以军在大陆连续出版了三本书——《西夏旅馆》、《遣悲怀》和刚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一年内来大陆做宣传也有4次了。骆以军说,每次来都像乘着时光机,回溯几年前甚至十年前的写作情景。5月13日,骆以军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做了一场演讲,这是继去年上海国际文学周之后,骆以军第二次来沪。其间,骆以军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这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早在2005年于台湾出版,其中收入了35个短篇故事,以小说家年幼次子的视角来漫游台北。阅读《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是欢乐的,少了《西夏旅馆》里的密度、复杂和历史感,多了恶趣味和家庭生活气,但轻松背后是台湾2005年前后的紧张气氛。骆以军说,作为《西夏旅馆》的准备,《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可能成为诠释《西夏旅馆》的密码。2010年,《西夏旅馆》获得第三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我们都是过渡品”东方早报:实事求是讲,过去一年,你来大陆做宣传太多了,这肯定已经影响了你的写作。骆以军:大陆是不能常来,过去一年我在大陆出了三本书,2011年5月才跟大家描述《西夏旅馆》,没过几个月就来上海书展描述2001年出版的《遣悲怀》,然后这次出版《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而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是2005年。我的写作时间完全被打乱,体能也吃不消。这次我还在台湾出版了专栏集《脸之书》,我在台湾才出来了一下——在台湾大部分(露面的)情况都是帮朋友站台。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媒体关注我们,就像这本《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我不知道怎么来讲它,因为在台湾就没有太大关注。而大陆有那么多媒体来关注。在大陆宣传期间,每天都一直讲,要是一直这样,创作者就废掉了。去年一整年我的状况都不好,去年3月我们在香港相见的时候,我状态还好,开始在写,但马上就生病(忧郁症)。然后就是连续在大陆宣传。我期望今年下半年能开始重新写。东方早报:拿到台湾出版的《脸之书》和这本大陆出版的《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我的想法是,你不该再出这类书了,该继续《西夏旅馆》以后的大书写作了。骆以军:我下一本小说写女儿,但我没有女儿。这可能是给自己一个难度,我想把《西夏旅馆》全部洗掉。《西夏旅馆》动用的力量太大了,所以结束了之后重新开始,就要像把电脑硬盘全部打碎才能开始。东方早报:过去一两年,台湾作家密集“登陆”,但我有一种感觉,台湾文学热可能在慢慢退潮。你怎么看?骆以军:这两年,天文、天心、大春(台湾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都来了,我们来讲来描述台湾和历史。但在台湾,他们并不是很热。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会讲很多台湾小说,第二年再来,我就有点怕了,大陆太大了,太复杂了,我从外头来,自以为了解,其实也是人云亦云。现在这个状况,对台湾的创作者包括我也是不好的。大陆的消费是快转的,台湾作家一个个过来,可能一两年就把这个作家二十年的写作消耗了。我如果长在大陆,我还写目前我在写的东西,那我就是说谎的人。我只是莫名其妙被放在台湾的空间里,所以长成这个样子。而莫言他们就能够写出《檀香刑》,所以无论我还是莫言他们,我们都是过渡品,真正的文学自觉还要看下一代。东方早报:其实我们对台湾当代写作的了解也是浅层的,如果关注《印刻文学生活志》上的封面作家,就可以知道,台湾写作的丰富性不只是天文、天心姐妹,不只是张大春、舒国治,也不只是你,但除了你们之外,我们了解不多。骆以军:过几天我要带一个台湾女作家代表团去深圳,台湾女作家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比如陈雪是我好哥们,她后来的叙事逻辑是写实主义,她用生命经验去书写。她值得尊敬的是一本一本写,她现在在台湾很红。陈雪的女同性恋体裁,很可能会在大陆大卖。胡淑雯就是写的太少,她的复杂度令人惊艳。此外,还有陈淑瑶、李维菁,这些女生团队挑衅了很多问题。“戏谑背后是我的恐惧和绝望”东方早报:回到《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这部作品写在《西夏旅馆》之前,这部带点戏谑成分的小说集似乎和《西夏旅馆》差别性很大,但这两部作品写作的背景又是相同的,也就是陈水扁时代紧张的岛内环境。你怎么看这两部作品间的关系?骆以军:也许过50年后,回头看我不同时期的小说,这本应该可以看作一本诠释密码,可以看成《西夏旅馆》的底片和解读密码。它没有放开,没有那么变态,从可读性来说也可爱一点。其实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大的长篇写,可以把它写得更加密集,但限于当时生活的条件就没有写。我本来想把《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放在《西夏旅馆》里面,因为《西夏旅馆》本来就可以拆成三四本小长篇,要是能把《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再放进去,《西夏旅馆》可能就成为无敌之书。也就是《西夏旅馆》里面有个未来次子关于台北城的记忆,去看某个特定年代的台北。而现在这些情况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更多的是台湾本地人的焦虑了……本土派把国民党推倒,然后建构自己的认同,可现在又看到另一个老大哥,他们的焦虑现在很像我们以前的遭遇,比如当年我爸爸他们被夹在时间的缝隙里。东方早报:所以这部《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看上去似乎是私小说,其实这也是伪装。骆以军:我理想中,这本书应该像大江健三郎的《静静的生活》,在大江的长篇里,这是一部小品,他虚构了女儿的身份。在大江的小说里,他的女儿通常不会出现,出现最多的是他的儿子光。大江的策略是伪私小说,不断用我,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策略。东方早报:把这部小说当作私小说更是误会。骆以军:有人把它当作亲子书,我的编辑也说这样挺好,因为希望这种误解能扩大读者群。可是我还是要澄清,这不是。如果按照亲子书逻辑,我无法提供正面的内容,里面是一个失败的父亲。这里面的次子并不一定是他,更多是我,我的分身。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小儿子有三四岁了,而写的时候他大概两岁多,也是我父亲过世前后。所以写这本书比较有心机,父亲没了,当时台湾的环境也比较紧张,直到《西夏旅馆》出来了,这个脓疱才挤掉了。但当时,我还没有动《西夏旅馆》,只是想把这本书写得很晶莹很可爱很耍宝。但这本书戏谑背后是我的恐惧和绝望,当时台湾比较激烈,两边也比较紧张,而且还有SARS。后来两岸局势缓和,《西夏旅馆》也写掉了,那种情绪就全部用光了。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爸是流亡者,他是一个很孤独的异乡人,他们每个人是独立的一棵树,他们的所有被历史剥夺掉,跑到别人的空间上。我还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只觉得父亲很严厉、愤怒,他扛不住还得扛。不像我,在外面被欺负了,还是能回永和老家。东方早报:你儿子知道《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吗?骆以军:我对他们说,18岁前敢看我的书,打断腿。我希望他们大学毕业或者大学到大陆来,台湾太像可爱动物区了,很绝望焦虑,社会又很固化,一整批年轻人被社会体制宠得很嫩很可爱。到那个时候再看我写的,就能更宽谅我。大儿子很文静正派,小儿子最近当了班长,小儿子就是一个“痞子人渣”,但奇怪怎么就会当班长了。小说里的小儿子不算是人渣,所以现实里他进化了,有这个“变态”爸爸,进化成现在超皮的孩子,我拿他完全没辙。
新华网伦敦5月12日电(记者白旭)英国城市诺威奇日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城市”称号。它是英格兰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英国另外一座曾经当选的城市是苏格兰的爱丁堡。 虽然诺威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不高,但这个英格兰中部城市曾出版过世界上第一部女作家撰写的英文书籍《神圣之爱的启示》。该书作者朱利安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诺威奇的一个教堂中。 诺威奇的诗人亨利·霍华德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创作无韵诗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体裁后来被莎士比亚所借鉴。而出生在那里的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被认为曾影响了美国的宪法。 “文学深深扎根于在这座美丽的城市,”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说,“诺威奇是个充满梦幻般氛围和情调的城市。” 诺威奇作家中心计划斥资700万英镑(约合7082万元人民币)建立一个国际写作中心,中心将于2016年正式开放。 除诺威奇外,世界上还有5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城市”称号,包括爱丁堡、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美国的艾奥瓦城、爱尔兰的都柏林和冰岛的雷克雅未克。
李佩甫 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小说,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等多项大奖,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新小说在“写脚印”孙竞:关于“平原”,你一直有写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2003年又出版了《城的灯》;到今年,《生命册》是第三部。这三部曲是怎样酝酿、产生的?李佩甫:每一个作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或者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内挖一口井,我是在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找到了我的领地,就是豫中平原。这个平原已经不是具象意义的平原,而是变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虚拟的平原,和原来具象是有一点差别的,就是作家心中的平原。《羊的门》是“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当时就想写这块土壤,想写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叫做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觉得《羊的门》主要是写草的,就是把人作为草来写,写这块土壤的生命状态,就是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当时是这样一个考虑,写了《羊的门》。1999年写的《羊的门》,2003年出版了《城的灯》,这时候关于写“平原三部曲”的想法在脑子里才是完整的,我要再写一部,更全面地、更宽阔地、更丰富地展现这片土壤的生命状态,我个人叫做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就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这块土地上的生命现象,这块土地的生命状态。《羊的门》就是写草多一些,《城的灯》是写逃离的,就是从土地逃离乡村,是一种对灯的向往、渴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是写叛逆的。到了《生命册》更本土一点,就是写到知识分子,就是这块土地上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更多是写他的背景和土壤,写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这样的话,“平原三部曲”就是完整的,在我心中需要完成的,我前后花了十二年写了这三本书。孙竞:《生命册》中的很多人物在时代变迁中,都发生了变化。比如“骆驼”开始是直爽侠义,最后变得贪婪狡猾。梁五方,原来聪明能干,最后成了流氓这样的人物。每个人最终都走向一个和自己的理想比较相反的道路。这样写是为了表达什么?李佩甫:我是想写一部内省书,是对自己五十年的重新再认识。我觉得几乎是叫做“写脚印”的,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如果你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你的脚印,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会走得更好一些,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本书可能更多的就是写这五十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人在这块土地上是怎样变形的。特别是写到各种各样的树,在平原上我跟乡村的木匠谈过很长时间,这块土壤的树离开土地之后会变形的。再一个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与中国五十年的巨大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人在走过这五十年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单一的年代,我们是渴望多元的。但是单一的年代容易导致纯粹,纯粹又容易导致极端,现在社会生活多元了、复杂了、丰富了,各种颜色都有,但是多元化之后,又会带来一种复杂、混沌、混乱,这时候人们又渴望纯粹。作为一个生命,他走过了五十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他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发现他是边走边看,看一看自己的脚印,在一个人思念家乡,回忆故土的时候,他发现他竟然有这么宽阔的背景,他身上竟然背着这么多沉重的负担。同时呢,他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认识,是一种很驳杂的,很混沌的,很矛盾的一种现象,是这样一个人。写到“指甲开花”孙竞: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于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葆有各自或大或小的理想,这些人物,又寄予了你自己怎样的理想?李佩甫: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我有一个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的,凡是无用的,都是无价的,比如一个桌子,哪怕是金的,也有价格,比如说百米赛跑跑了9秒,足球运动员踢进了一个球,再比如说凡·高画了一幅画。踢进一个球有什么用?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百米赛跑跑了9米没有任何用处,一幅画对一个具象的生活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它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人类想象力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想象力,我们不一定有飞机,如果没有相对论,就不可能发现原子弹。凡是无用的都是无价的,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的,我觉得文学应该属于这个范畴,它提供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一个沙盘,什么叫好?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文学给你提供一个一个沙盘,让现实生活的人在这里面,期望找到一种更适宜人的好的生活。所以看似文学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对于人的心灵是有用的,它可以对人类想象力提供一个沙盘作用,是这样。孙竞:你写的中原乡民,身上有坚韧、顽强的优秀品质,但也毫不客气指出他们身上的那些顽疾,比如嫉妒、冷漠。你曾经说,在写这些乡民的时候,“有一种指甲里开花的感觉,特别疼”,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李佩甫:我写的平原,应该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对我的家乡,对这块平原,应该是有深深的情感在里面,热爱着这个故乡。这本书就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这块土地,反省我的亲人们,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写的时候,每当写到他们,心里有点痛,当你拿笔的时候,或者打电脑的时候,真是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疼,就是说一个作家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不是你在写,是生活在写你,是它引导着你走,而已经不是你在写作了。在这块土壤,人们这种生活,这种经历,对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跟他们同命运。孙竞:你在书前面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你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了家门和内殿吗?李佩甫:我二十年前非常欣赏泰戈尔这句话,就是说人只有走出来,拉开距离,才能重新认识和看清自己最早生活的这块土壤,如果他生在其中,他永远是一个农民,农民不可能全面认识自己,认识生活。二十年前我非常欣赏这句话,立即记住,我觉得用在这本书里是很贴切的,因为吴志鹏这个人物是走出来的,他是个孤儿,乡民们养育他长大,而他走出来了,他的良心上有愧,他背负着这块土地,他身后有很多双眼睛。他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不是人的缘故,而是风的缘故,就是说一个时期的风尚会影响到这个地域生活的人们。他这样一步一步走开来的时候,他对家乡才能越看越清楚。只有拉开距离,这个距离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然后对那一片土地,那种生活,才能看出它的问题来。孙竞
“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需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为此,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于日前发表文章——《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无独有偶,作家叶开也遇到了“标准答案”的尴尬,并认为小学教材中多篇文章是对文学作品的篡改和删减,于是便撰写新书——《对抗语文》。语文填空题——最聪明的是(孔明)×(诸葛亮)√曾有一道小学生作业题,问:“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读小学三年级的乔乔,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于是她认真地写下:“孔明和庞统”。结果却得到一个大红叉,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乔乔很疑惑,但老师回答,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此种说法不禁让人觉得很荒诞。这是乔乔的父亲叶开第一次被语文教育刺痛。叶开是一位文学博士、作家、《收获》杂志副编审,此外,他更是一位父亲。所以,当女儿告诉他班主任要求各位家长写一篇《我看考试》的命题作文,优异者将选登在校报上时,叶开非常认真地去完成这篇作文,结果,很不幸名落孙山。后来多次参加女儿学校的家长征文竞赛,都落得如此下场,还被一位资深语文老师判定离题万里。于是,叶开开始关注语文教材,巴金的《鸟的天堂》,叶开花了两个晚上对比,发现很多的细节,比如,巴金在原文中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但被选进了课本后,却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相比之下,叶开觉得,“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除了巴金的文章,他还发现很多文学作品在教材中都有被删减、篡改过。因此,他撰写了《对抗语文》,并在博客里写下:“语文不除,教育已死”。文学作品被改编编写者贬低了孩子的智力此书面市后,据复旦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李又顺称,截至目前,此书已经突破3万册的销量,正在进行第四次的加印。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叶开,他否认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独到的见解,称自己只是把一些质疑提了出来,“我所指出的语文教材并非人教版,而是上海小学语文教材使用本。”叶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地方编写的教材,一一比对后发现,大量文学作品都是变味了,“朱自清作品被篡改和肢解得甚至面目全非,另一篇名为《餐桌上的大学》的课文,原来是意大利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后却被篡改成中国作品,文章主旨虽然没变,但细节全部被篡改。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原本用得很精妙的词句,因篡改者水平太低,被改动后处处露出马脚。”叶开在批评当下语文教材沉疴的同时,还将矛头直指教材的编写环节。“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所以精简了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他说,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自己女儿两天就看完了,《哈利·波特》系列几百万字,女儿每本都读了好几遍。现在女儿已经读六年级了,正在看作家霍桑的英文原版小说《红字》。“乱读书不如不读,不要小瞧孩子们,他们是识货的。”《对抗语文》一书中,分为三个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推荐儿童读物,共有120部书。对于叶开的这种看法,也得到了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的认同,他说,目前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团队里,没有儿童文学的学者和作家,编写者没有充分考虑孩子的语言需求。语文教材,看起来也是儿童作品的,但是选得质量不高。“安徒生的作品《丑小鸭》,原文六千多字,在某一版本的教材中,只剩下几百字。”声音专家:呼吁把标准答案改为参考答案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的同事回忆起自己儿子在一次数学考试中,将一道填空题的答案写成1/8,因其标准答案是12.5%,也被打了叉。对此,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游永恒认为,过于强调标准答案,的确是现在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考试因为标准答案的存在,抹杀了学生的想象力、积极性以及自我表达的动机。现在很多专家反对这样的现象,“我也呼吁将标准答案改为参考答案,只要学生写的言之有理,就可以给分,关于这点,教育界也在一步步地尝试改善。”而对于叶开提出的语文教材中的“篡改现象”,游永恒称,自己未核实过其真实性,但他认为,语文教材中的作品当然是要忠于原著,如果改造得过于偏离,反而得不偿失,误导了学生。网友:语文教材编写很正常,不必大惊小怪但成都商报记者粗略统计后发现,部分网友认为,语文教材的编写很正常,删减也无所谓,不必大惊小怪。不过其中一位网友“稻草人”却反对,他说,“我不禁想起了寒假在家的时候,帮妈妈改小学的语文卷子,都是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被这个教育体制完全同化,仍有少许想象力未被扼杀。”他说自己清晰地记得最后一题是要求写雪景的,然后十几个学生不约而同地用了“地上铺了一层雪毯,房上铺了一层棉絮”,后来得知是老师要求背的范文。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5月13日,历时一年的“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圆满落幕。大赛经历了初评、复评和终评三道程序,最终通过投票方式,25篇佳作脱颖而出。 “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于2011年4月启动,由江苏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提出倡议,上海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文学报》共同加盟主办。据了解,大赛在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数千名当代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积极参与大赛创作,截至2011年年底,大赛共收到信件来稿、电子邮件等参赛稿2000余篇。从获奖作品来看,它们大都真实反映了当代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贴近孩子的心灵世界。据介绍,“周庄杯”大赛的举办,对推动儿童文学尤其是短篇儿童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当下方兴未艾的儿童阅读推广更是一次有益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