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李铭：写作其实没有什么动力 只是内心爱

   李铭：“幸福”是我的写作哲学     李铭，原名李民，生于1972年，主要作品有《村官李八亿》、《民办教师》和《星星点灯》等。另有剧本多部，曾获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鸭绿江》年度小说奖，电影文学剧本《幸福开花的声音》获2012年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最佳文学新人奖。 二十年前，出生于辽西一个贫穷小山村的青年李民年初中毕业了。等待他的是水泥厂的工作和疗养院的打工生活。流浪在城市的边缘，一晃三年，而后他成家，状况并没有因此变好，只是带着心爱的人一同流浪——到市场卖菜，在建筑队搬水泥，去酒店做保安……这一晃便又是十年。这十年本是人生最好的一段年华，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理想满腹。而他没有，吃住简陋，生活艰苦，唯一滋润他的只有文学。写作之初，他把水泥袋子当做稿纸，在疗养院的阅览室看书，在废品收购站淘书。白天工作，晚上创作，然后给各种刊物投稿。出于对写作的热爱，李民在城市流浪十年后，毅然决定自费到辽宁文学院学习。五个月的学习结束后，这个叫李民的青年人更换了一个笔名——李铭，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一个农民工，选择做自由撰稿人，几乎是前现代的故事情节。然而他是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写作其实没有什么巨大的动力，只是内心爱。我喜欢用我手写我心。我其实没有什么自信，我只相信一点，我能够感动和疼痛的，那么读者也一定会感动。”对于为什么如此毅然决然地从事专业写作，李铭回答如是。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曾说，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是不太计较结果的。爱文学是缘于心灵的需要，是一个人坚持下去而不需要太多理由的承诺。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苦涩毕竟是苦涩。一个农民工，有妻子，有孩子，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租房蜗居在城市过日子，而选择做自由撰稿人，若是一时冲动，这是意气；倘若这种冲动持续了八年，这是勇气。李铭坦言，这是他写作最困难的时期：“我在乡间写作，岳父一家(我是上门女婿)是接受不了的。在乡间，我就是二流子。所以，我只能选择带着妻儿出去写作。在另外的地方租房，内心很苦闷，缘于世人对我的不理解，缘于亲人的疏离。还有写作的困境，投稿不是很顺利，发表的少，赚的稿费也不多。生活勉强维持着，但是没有怀疑过自己写作的能力。”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对写作的悟性，李铭的写作生涯终于迎来春天。他的小说不仅在《鸭绿江》等杂志发表，还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作品与争鸣》等杂志转载。他蝉联了辽宁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先后两次获得《鸭绿江》年度小说奖。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奖项，李铭心存感恩，他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拐杖来扶持一下。”李铭的写作是底层的，笔下的都是乡村人物和都市底层人物。他自称是“生活型”作家，读书不多，却庆幸有一本书比别人读得多读得厚，那就是“生活”。若只有“生活”，李铭的写作不足为奇，他的特别还在于对底层素材的处理。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惊喜，有人称之为“李铭式的惊喜”。如果需要寻找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李铭的作品，那就是“幸福”。“李铭式的惊喜”即在于对“幸福”元素的处理。李铭的小说中，许多是以“幸福”为题的，比如《幸福的月亮》、《幸福的雪花》、《幸福的火车》和《幸福的萝卜》，还有最近获奖的剧本《幸福开门的声音》。“幸福”对于大多数底层写作的作家来说，几乎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语词。这个词太灿烂，没有阴影，与现实的苦涩不符；而它又太轻盈，没有重量，承载不了意义。在李铭那里，却不是。“幸福”如“月亮”，如“雪花”，如“火车”，如“萝卜”的这些作品，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底层，诸如小餐馆的厨师，酒店的保安，工地的农民工，等等。这些小人物如何“幸福”常常是李铭思考的问题。《幸福的雪花》中李凤芝，原本是一个精明的包工头的女人，平时贪图民工的便宜。关键时刻却为了工友的性命而向老板讨债，甚至不惜爬塔吊架子自杀。自杀不成，反而袒胸露乳，丢尽了颜面，却要到了钱，救了工友的性命。李凤芝落下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一朵幸福的雪花。李铭的设计别具匠心，有一种惊喜，一种美，还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李铭说，自己过去活在底层，曾经是酒店的保安和工地的民工，他接触过各种小人物，他们的生活是困苦的，命运多舛，恶劣的外部环境似乎要将他们压垮，然而他们还坚强地活着，活出滋味和幸福，就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在我的小说里面，很多人他们是幸福的。读者看到的是这个人物的命运多舛、苦难深重。其实，我们没有走进人物的内心。在那样的外部恶劣状况下，人物内心的强大支撑其实是幸福。幸福跟人的富足程度和身份特征是没有关系的。一些专家对我的小说有些‘微词’，他们觉得我在臆造一个‘幸福’。我很遗憾他们的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不曾底层过，也不曾渺小过，他们自然无法感知我和那些人物的幸福。对于一个社会小人物而言，幸福简单而又容易满足。”“所以，幸福，对于一个人而言，真的是公平的。一个腰缠万贯和一个住茅舍寒屋的人，他们的幸福感是公平的。在幸福面前，人人平等。我小说里面的人物，他们可能渺小，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阳光，因为他们热爱生活。”道理简单而浅显，“幸福”就是如此平凡，平凡如小人物。李铭是真诚的。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写作哲学。“我想，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一个作者想写作的时候，首先应该培养自己幸福的品德。”李铭说，“我是为自己写的，我的内心告诉我就应该那样写。我的精神家园就是我的幸福体验，温暖和疼痛，我同样珍惜。”相比十年前自由撰稿的艰难，如今李铭的生活改善了很多。结束了蜗居城市的流浪生涯，他现在是一家研究所的专业编剧，属于事业编制，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已经不在底层的李铭，过上了常人眼中的“幸福”生活。读者或许会有些担心，他的关于“幸福”的写作，是否依然真实？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让人感动？最近《幸福开门的声音》并不让人失望，只是我们依然期待着。

  2012-05-11 15:48:19 作者:刘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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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国武：看准了的事不能等，只能干！

    给无悔的青春留下历史的记忆——访湖南省邵阳市知青文学作家龙国武龙国武在他简陋的“编辑室”里给无悔的青春留下历史的记忆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述   实习记者   杨砚池   通讯员  高  启前不久，在重庆市举行的第二届知青杯文化文艺健身会上，来自北京、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区的800多名老知青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互动。作为湖南知青代表，邵阳知青文学作家龙国武不远千里自费与会，并给各省的知青友人带去了3套共7本由他参与编写的知青文集，其中包括全国性知青群体纪实文集《中国知青纪念文集》。“知青”是一段历史的代名词一间几平方米的破旧传达室内，临窗架着一张旧书桌，桌上摆满了各色书籍，倚墙立着一个门已经松动的旧木柜，柜门小心地上着锁，一张窄得无法翻身的小床放在角落里，铺放在床上的棉被显然历史已久。风不停地从并不严实的门窗缝隙钻进来。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龙国武14年如一日，亲手编写出了3套7本知青文集。“再困难也要出书，知青文学是民族的财富。”个子不高的龙国武身上有着一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回忆起那段知青岁月，龙国武百感交集。1968年冬天，初中毕业生龙国武在邵阳市绥宁县白玉公社插队。10年知青生涯，他过得非常艰难，白天要劳动挣工分，晚上孤身住在牛棚。尽管身患肺结核，经常咯血，但龙国武仍坚持完成自己分内的劳动任务。龙国武向记者坦言，生活上的苦没什么，当时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精神寂寞。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群体生活的向往让当时正值热血青年的他煎熬难耐，唯一能给他些许慰藉的就是书本。10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学，甘愿冒着被抓去批斗的危险向其他知青借书，一次，他意外地得到一部《法国作家评传》，让他大开眼界。“这些书和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没有它们我就出不了知青文集。”回忆往昔，龙国武感慨不已，“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历史有着特殊的贡献，在国家困难时，知青们积极响应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主动为国家分忧。在我心里，‘知青’是一个崇高的名词。正是因为那段知青岁月的积淀，回到邵阳市后，我才能动笔写出这些事。”[NextPage]看准了的事不能等，只能干当那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尘埃落定后，龙国武于1978年知青大返城时回到邵阳，被安排在市塑料厂担任保卫工作。文章因时而著，有了创作条件的龙国武开始考虑为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做些有意义的事。10年的知青岁月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他将那段特殊时代中的爱恨情仇全部化作感人的文字，点滴记录在他的作品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龙国武以知青生活为题材陆续在地方及中央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篇。1998年，他的散文《没齿难忘战友情》与梁晓声、叶辛、张抗抗等知名作家的文章一起被收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知青老照片》一书中。龙国武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他发现，虽然很多个人和单位都声称要编写反映中国知青那一代的文学作品，但除了零散的、不全面的作品偶见出版外，大多数的计划都胎死腹中。“看准了的事不能等，只能干！有条件要干，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干！”当时的龙国武生活条件并不好，他和爱人都在塑料厂上班，一起供养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而且当时龙国武的工作也从保卫科科长被调整为普通保安，以50多岁的年龄开始每天三班倒的生活。尽管条件很艰苦，但龙国武依然以“湖南骡子”的倔劲开始编写知青文集。自1999年编写邵阳知青回忆录系列开始，他参与编写了关于邵阳、湖南和全国知青的3套共7本文集，共计800余万字。其中，耗时3年才得以完成的《我们这一辈：中国知青纪念文集》堪称知青文学的里程碑。当时他想请作家梁晓声为其作序，寄去了四大本书稿。梁晓声在看完书稿后，被深深地感动了，给龙国武的回信中说“顿时觉得手中的书稿对我产生一种一言难尽的亲和力”，以致他毫不犹豫地为其作了题为《中国知青——城市知青与农村之间的纽带情怀》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上山下乡不是一般性质的“中国特色”的“运动”，而是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中国搞得无比混乱的“运动”中的“运动”。整整一代人，首先是“被运动”了，其次才是怎样在“运动”之中从精神、思想、情怀、命运诸方面自我救赎的历程。他还写道：“一个无书的时代，一个读书犯罪的时代；一个在上学的年龄集体被取缔了学习机会的时代，一个谁若坦言自己想上大学便注定将遭到批判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乃是在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之下度过的；而后来又一个事实证明，恰恰是这样的一代人，非但没整体上垮掉，反而整体上成为中国特别具有承受力的一代人。”《我们这一辈：中国知青纪念文集》分上下卷，共收录300余位知青的作品。在人手和资金都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龙国武联系知青好友筹集了16万元出版资金，并亲自精选编辑每一部作品。然而，这套龙国武心血的成果却几乎被人断送。在此困境下，龙国武以惊人的毅力用了3个月又将书稿重新编写改稿。在那一段拼命赶稿的日子里，龙国武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坐在旧书桌前编写。简陋的编辑室内放着两桶冷水，累了就泼些冷水在脸上提提神，困了就在长条木凳上靠一靠。2011年底，该文集终于付梓，得到了老知青和文学界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NextPage]岁月蹉跎，青春无悔一直支撑着龙国武坚持编著知青文集的，就是他认为知青文化不能缺席于历史的信念。“知青岁月的存在让我们有了一面历史的镜子，以创造现在和未来更好的行为模式。更好的价值，更好的历史。”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龙国武借知青文学这一平台变磨难为资源，《中国知青纪念文集》已经为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等图书馆收藏，为西昌知青博物馆、河南郏县知青纪念馆等图书馆和知青纪念馆收藏。“目前，有1700万以上当年的知青散落在全国各地，而且多已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通过知青文学来发展邵阳的知青文化旅游，扩大邵阳的文化影响力，以文化促发展，可以让我们这些知青为家乡尽最后一点余热。”目前的3套7本知青文集，已经让邵阳成为了全国的知青纪实文学大市，但龙国武还有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将邵阳打造成知青文学的“桥头堡”， 并且他一直在不懈努力中。目前龙国武已经开始了中国知青纪念文集另外6卷的编辑工作，依然是在那间很简陋的“编辑室”内。知青文化所蕴藏和辐射的力量和智慧决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厚赐与造化，更是对今天和今后的陶冶和润泽。对知青文化的关注与研究越多，越能感觉到知青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2012-05-11 15:44:32 作者: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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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比文化播散得更遥远 ——对话当今华侨文学重要作家、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女士 1华侨文学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学江门日报：对江门市民来说，对您最熟悉的有两样——您是华侨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家之一；根据您的小说《余震》改编而成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能谈谈您对当今华侨文学创作发展的看法吗？张翎：华侨文学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学，是根源于岭南和江南侨乡特有的文学，它是一种地域划分也是题材划分。华侨文学可以写侨乡的生活也可以写华侨在海外的经历。与二三十年前兴起的留学生文学相比，历史更久远的华侨文学相对来说还很“弱小”，很多的史料还待进一步发掘，这个题材还存在着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江门日报：您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山》获“中山杯”华侨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大奖，您本人也由此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小说家称号。您愿意社会在称呼您作家或小说家的同时，也承担华侨文学作家这样一个头衔吗？张翎：其实在写《金山》之前，我已经发表了《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三部长篇小说以及《盲约》等三本中短篇小说集。我并不是以侨乡题材开始我的创作生涯的，在《金山》之后我也转向了其他方向的创作，如《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我对人类的迁移历史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但不会仅仅拘泥于侨乡历史。我更愿意成为一个具有多样化视角的作家。江门日报：侨乡当地政府在推动华侨文化(包含华侨文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用？张翎：政府对文化(含文学)的支持，是一种远见和胸襟。去年当《金山》的法文版在法国作家节上问世，“diaolou”(碉楼)一词随着媒体的采访而进入法语词汇时，我深深感到：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比文化的力量播散得更遥远和广泛。希望侨乡各级政府能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推动海外作家的创作。我曾经和广东省的侨办建议过：可以尝试邀请国外媒体代表团来广东考察碉楼这样的文化遗产，把广东文化用“西洋”的视野推广到世界。[NextPage]2尽可能真实地书写一种疼痛的感觉江门日报：《唐山大地震》电影您看了吗，对比您的原作，您有什么感想？张翎：我看了，而且是在尚未公演的时候看的。电影和小说各自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各自获取了各自的受众。我觉得小说和电影是彼此丰富，彼此补充的，没有必要去探讨孰优孰劣。江门日报：关于影视与文学嫁接问题。像您的小说《余震》也是这样，现在不少文学作品，是在影视影作品红了以后，带动了市场上原著销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张翎：影视毕竟是大众媒介，而小说则是小众媒介。借助大众媒介的力量来推进文学作品，也是一种不错的机缘。当然，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更愿意小说能借助自己的力量面世，而后生存。江门日报：从小说《余震》可以看出，对重大自然灾害，您更关心这一灾难对个体的精神层面伤害与回归问题。您文学创作一直秉承这样的人文写作理念？张翎：其实作为小说家，我只是想单纯地、尽可能真实地书写一种疼痛的感觉，但作品在完成之后面向读者时，总会被赋予一些小说家在创作时没有或没来得及考虑的内容。在某一点来说，阅读和评论都是再度创作的过程，它们丰富了小说。江门日报：如果有朋友还没有读《余震》，也没有看《唐山大地震》，哪您是建议他先读小说还是先看电影呢？为什么？张翎：都可以，因为这两者是彼此丰富扩充的，并不存在相互抵消的作用。尤其是《余震》和《唐山大地震》，在内容和视角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彼此丰富的空间会更为宽广。[NextPage]3童年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江门日报：读您创作的小说，像唐山大地震、空巢现象(小说《空巢》)等国内的重大事件包括民生问题，都能在您创作中触摸到。作为侨居海外的作家，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您在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寓意海外华人根在祖国这样的认识？张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在我看来，童年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我的文化根底，是在我的童年时期已经形成了的，它附着在我的血液中，无论我行走多远，它都不会消散和稀薄。所以我的小说中不可避免的，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我文化的根。江门日报：您是英国文学硕士，也是听力康复学硕士，这种亦文亦医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张翎：这两者都在丰富着我作为小说家的营养基础。英美文学的底子使我有机会在年轻时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扩展了我的文化视野。而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又为我打开了一扇大窗，使我能有机会见识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开阔了我的生活细节光谱。江门日报：我们知道，鲁迅是学医出生，著名女作家毕淑敏也是医生出生，您也是。是不是医生职业那种特别具有爱心、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做事缜密的作风，更容易促进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最终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作家呢？张翎：我只是一个听力康复医师，我接触的病人和这两位作家接触的病人还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在医学领域里工作，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其他行业不一定接触得到的极限个例——这是创作灵感的一大温床。同时，在医疗的工作环境里，人对痛苦和疼痛，会有比别的行业更近距离的感受。[NextPage]4我对岭南文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崇敬江门日报：今后您创作反映华侨人生的作品，是会更多侧重新生代海外华侨的新生活？还是也会关注十九世纪像许多江门漂洋过海“卖猪仔”到北美等地早一代老华侨，重新展现他们悲惨的生活？张翎：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小说类型分得太细。从我的第一部小说《望月》开始到今，我一直对人类的“迁徙寻求”情结存在着极大兴趣。我的小说中有从东方远涉重洋来到异国他乡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环境的中国人，也有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来到东方寻求理想精神家园的洋人。当年侨乡的“金山伯”，是这个漫长的“寻梦”过程中的一个独特人群。我会持续关注“移民”和“寻梦”这个大主题。江门日报：能谈谈对江门这个中国著名侨乡城市的印象？张翎：我不是广东人，但我对岭南文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崇敬。我来过广东很多次了。广东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个地方的人们，很早就对外边的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的家居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一种因见识而淡然的从容，人和人之间也有着别的城市可能不具备的宽容空间。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赵焕明受访作家简介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20世纪年代中后期开始，张翎在海外写作并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年)，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年)，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年)，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年)，《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年)等。小说多次入选各种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中篇小说《羊》、《雁过藻溪》、《余震》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期2003年度、2005年度和2007年度排行榜。小说《余震》后被著名导演冯小刚搬上了银幕，这部名为《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后来感动了亿万中国观众。张翎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山》(2009年)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数个奖项。侨居海外，关心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存状况与华侨历史，张翎也成为华侨文学的骨干作家。日前，张翎女士来到我市，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2012-05-11 15:38:59 作者:江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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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冰：用符号能写出有趣的小说

   创作无字小说《地书》 谈艺术与生活、谈文字与跨界 徐冰：用符号能写出有趣的小说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布朗士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 《地书》中的符号及翻译。没有一个字的小说你见过吗？现在有人写出来了，他就是徐冰。把符号学的元素带入文学中，他的跨界尝试范围愈加广泛。昨日下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咖啡厅，他坐在一把“实验艺术失败”的椅子上，向我们一一道来他新作《地书》背后的创意和想法。现在的艺术方式是发散状的新京报：你曾说生活在当代的人才读得懂《地书》这本书，你为什么要创作一个如此介入当代性的作品呢？徐冰：我觉得我的态度就是艺术是要跟着生活走的，其实艺术的来源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比我们艺术发展要快的，有创造力的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有启发的东西，或者说能体现这个时代比较高的文明水准的东西，也许未必在当代艺术的领域之内，我所体会到的是很多东西都是在艺术之外的。新京报：比如？徐冰：比如facebook之类的非常新颖的网络元素，它所带出来的一系列新的视觉经验、创作经验、表达方式等等，都比我们概念中艺术领域的东西要更敏感。艺术这个范畴其实是比较旧的，不论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它们都是一个旧的样式，我指的是一个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可能就是盖一个美术馆，然后把世界各地的艺术品集中到一起展览给大家看，这种其实是非常古典的、欧洲城堡的方式。现在的方式是发散状的，就好像facebook，我觉得这是代表了未来的一种方式。你要是想获得创造力，那你必须从艺术领域之外获得创造的资源和启示。新京报：你曾说过《天书》、《地书》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你为什么要追求这种平等性？徐冰：《天书》的创作我是出于自己对文化的一种态度，我想思考的是人、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结果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知识人和文盲面对这个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所能理解到的东西其实是有类似性的。[NextPage]《地书》其实是由全世界人民创造的新京报：《地书》中的标志符号是一种新的语言吗？徐冰：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新的文字的书写方式，语言严格来说其实和文字是不同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符号也不能算作是新的，它其实是由全世界人民创造的，这种书写方式是受到了口香糖包装纸上几个小图标的启发，其实也可以算作是《地书》中书写方式的雏形。用符号来解释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古已有之，但在古代并没有一个国际化、平面化的环境，所以就没有现今这样的需求。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工作、生活已经与过去很不同了，但语言方式却还和滞后的传统一致，这促使很多人尝试新的方式来探讨语言、文字的问题。新京报：你觉得微博、手机对传统的语言提出挑战，更简洁、文言化，你觉得这会改变我们的语言方式吗？徐冰：一定会改变的，因为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文字你就可以看到演变的过程。我觉得文字的变化是随着技术进步所带给人们的新的生活需求而改变的，而书法是随着文字的改变而改变的。其实到了现在，文字表意之丰富大大超出了我们想象，就拿《地书》中的符号来说，这本书翻译过来有一万五千多字，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些符号、标志讲出这么长的故事。现实生活，比任何小说都要好看新京报：你在《地书》里对内容也有考虑，一个白领一天的生活，在游戏里是个赢家，但依然是现实的loser。徐冰：有些人觉得概念重要，小说内容不重要，但我的风格是，希望让我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和推进。新京报：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用符号写出伟大的小说？徐冰：当然可以，毫无疑问。这本《地书》看上去是非常琐碎的生活，节奏也很简单，对小说家来说，连作文都不会这么写，但这都是我们既定的对作文和文学的概念。我是有意这么一个格局，表示人的符号化的生活，比那些奇奇怪怪的无巧不成书的东西其实更本质，更说明咱们的生活。新京报：现在还看小说吗？徐冰：以前看一些，现在很少看，变得没有耐心，书很厚，就不想看了。社会现实生活，比任何伟大小说家用聪明才智写出的小说还要好看。新京报：尤其是在中国。徐冰：尤其是在中国，这绝对的。这些微博、短信连起来都是小说，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小说情节的变化甚至结局。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后来很喜欢纪实性小说，这些书蹊跷有可读性，比很多小说制造出的情节有意思得多。只用中间地带，才有新东西生长的可能性新京报：《地书》是一本书还是一部艺术品？徐冰：其实都属于，当代艺术的创作力其实都来自于，像我刚刚说的，领域之间。这种界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未来的人看今天，能代表我们时代文明成果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有“这是书还是艺术呢？”这样的问题。他们不会有古典艺术、当代艺术，或者设计艺术、实验艺术的概念，我觉得这些说法是我们这个时代为了工作需要才产生的。其实真正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水平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很难定义的，它都是处在被我们划分为领域之间的地带的，只有在这样的中间地带才有新的东西生长的可能性。新京报：我们对艺术或其他领域进行细分有必要吗？徐冰：细分是有必要的，但细分并不是目的，细分其实为了职业与深入研究的需求。像学院其实就需要细分，因为教育就是要保留、维护艺术生态、各种各样的艺术物种。在学院之外，艺术也许可以野蛮的生长。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姜妍 实习生江楠

  2012-05-11 15:31:47 作者:姜妍 实习生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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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莹：地方作家不能满足于“县城作家”

   “地方性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怀旧，也是迫切的现实需求。现在，有很多地方知识分子如退休教师，退休教育官员等，即使生活在城市，也都很迫切很焦虑地回到地方进行写作。他们为什么写？因为村庄即将消失。这些存在文化身份焦虑的人，有着对乡村这样一个区域空间即将消失的畏惧与担忧。所以，他们用诗歌、散文、小说来表达他们对地方的记忆。这是中国写作的一个传统，是地方文化身份的坚持和彰显。”学者费振钟如是说。近日，“中国小说之乡”授牌仪式暨“文学生态视野下的地方性写性”研讨会在江苏省兴化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作家、评论家与兴化本土作家一起，就“地方性写作”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研讨。地方作家不能满足于“县城作家”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地方性写作无疑已成为建立文化差异性、寻求文化多元共存的重要方式。“通过地方性的写作，我们可以建构起一个地域、一个微型社区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建立精神的自娱，寻找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或者对某一个地域的地方风情进行细致呈现，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提供文化人类学的标本。”青年评论家段守新对地方性写作的阐释，获得大部分与会专家的认同。但与会专家也提及，地方性写作在现实中并未受到足够关注。那些坚守地方、记录地方风土人情的作品，也会因为太过强烈的地域性，而难以获得广泛的读者认同。如何评价地方写作的实际意义？“我们不能以获奖、印数、普及范围来讨论地方性写作的成败。它的意义，在于通过日常书写来达到一个区域内彼此在身份认同、价值建构，心灵慰藉上的效果。它能培育地方在文化和文学上的自生产能力。如果地方上有足以令这一地方的人们自满自足的文化产品，那地方性写作就对地方精神生存意义重大。”评论家汪政表示。在外界关注地方写作状况的同时，地方作者也有自身的反省。泰州作家刘仁前写过长篇小说《香河》，其写作十分具有地域特色，是地方性写作的一个范例。作为写作者，他提及的是自己在多年创作中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底层写作者写作有时会太无所顾忌，比如，他们会过度使用方言，‘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掏出来’，这其实是文学自觉不够的一种表现。底层写作者有对土地的热爱，也要有文学的自觉。从事地方写作的作家们，应该有更开阔的胸襟。否则，地方写作者永远只能是个县城作家。”在研讨会上，主办方还宣布，费振钟将担任新成立的施耐庵文学研究院院长。“施耐庵文学院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每两年一度的施耐庵文学奖的规范性运作做充分准备。文学院成立之后，将聘任一批常任研究员和一批非常任研究员，担任施耐庵文学奖的提名工作，并为施耐庵文学奖提供学术的准备。”费振钟表示。他还提出，施耐庵文学院同时担负着以兴化为中心、建构地方性写作的文学核心，整合地方性写作力量的责任。地方与全球：如何对抗，如何妥协？一提及地方性写作，我们便会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全球化这个词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这两个词语之间隐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对抗关系。但是，我们对地方性与全球化这对词语的定位和解释，是否理解得太过对立？所谓地方性写作，是否就是用方言来进行地方风俗、地方人情的呈现？地方性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地方缩小，全球扩张”的局面？坚决抵抗可否带来希望？当下的地方性写作又处在何种状态之中？评论家们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而“兴化文学现象”无疑是讨论地方性写作的极佳范本。兴化出现一大批地方写作者，他们用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和方式记录兴化的历史人情，他们的生存和写作状态，无疑为分析地方性写作提供了绝佳的范本。这也是中国小说学会将“中国小说之乡”的称号授予兴化的原因之一。“地方性写作有其独特功能和意义，但这个意义不在‘抵抗’上。地方性写作抵抗不了全球潮流，其它文学类型也达不到这个功能。”段守新说，“地方性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地方经验的止步不前上，不能只写静态的、风化的、死去的风景。地方性写作是现代意识、民族气质、地方经验的结合。有胸襟的地方写作，必须能够对纷纭变动的转型期社会，作出现实敏感反映，要加强对人生关怀的宽度、厚度。”他以山西作家曹乃谦的写作为例，表达自己对地方性写作的看法：“曹乃谦用原生态的语言，表达出地方性写作的共性。但他展现的是僵化的、封闭的，看不到历史变动的农村社会。他的写作有意义，但是到不了很高程度。但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故乡，就没有完全固守在地方经验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展现出对整个时代的关怀向度。”“地方性写作需要把视野放宽，它不能仅仅针对一个地区而言。我们不仅要看兴化的地方写作，还要看西部文学写作和东部文学写作的差异。地方性与全球化，什么时候同构，什么时候反抗，不能简单一概而言。地域、乡土等在小说中的体现，这是表面的地方性写作。而根本的地方性写作的要求，不是这么简单。”评论家朱小如表示。“地方性面对全球化，是对抗还是妥协？”青年评论家林霆说，“既是对抗也需妥协，但绝对不是中庸。对抗是用地方的自足性、原生的民间性来对抗‘大一统’、‘全球化’，这是文学的本分，也是文学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原因。但妥协也是必须的。地方性写作必须对以人文精神为前提的悲悯情怀，和现代性视野，向普世价值的妥协，这是文学的根本，其永恒价值所在。”研讨会由中国小说学会、江苏省作家协会、兴化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叶兆言、张王飞、汪政、吴义勤、费振钟、庞余亮、刘仁前、谭湘、江冰、王春林等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

  2012-05-11 15:28:37 作者: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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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发展 多路创新 打造诗意安康

   作为城市竞争力的动力源之一，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发展也是未来城市重要的发展方向。它可以让一个城市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具创造性。陕西秦岭之南的安康，浩浩汉江穿城而过。这里曾产生过《诗经》里的许多篇章。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人们也一直在致力于保护和弘扬诗歌这一文化资源，努力建设一种兼容并蓄、多元繁荣、和谐共存的文化氛围，塑造时代精神和文化情操，追求着饱含诗意的美好生活，并致力于让诗歌文化成为安康与外交流对话的美好语言。文化载体是宣传文化工作的基础，也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2010年，安康日报社联合诗刊社、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陕西省作协开展了“悠悠汉江 诗意安康”诗歌年文化交流活动，建立了“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迈开了诗意文化建设的重要步伐。此后，安康开展了举办全国性诗歌赛事、设立专门针对青年诗人的“汉江·安康诗歌奖”等一系列诗歌活动，对安康城市形象起到了有效的推介和宣传作用。“一座城市无论多么繁荣，如果听不到诗人的吟唱，将会了无生气。一个诗人、一首好诗，将会赋予城市新的灵魂。所以有人说，诗人和诗歌是一座城市的名片。”负责“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工作的诗人李小洛这样说。她介绍，“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的宗旨就是要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诗人利用诗歌的力量，来参与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要利用诗人独特的文化创作力，融入当地文化建设产业格局。她同时坦承，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上还有待加强，比如进行文化实体化建设，做到有活动、有经营，使自身发展壮大，还有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地域性文化品牌建设等。据悉，基地今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依托安康汉江诗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载体的中国汉江安康诗歌创作中心，开展与诗歌有关的文化经营活动。受聘“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名誉主任的霍俊明也针对未来诗歌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必须要注重诗歌的地方性。而地方性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域，主要是维系人和该地发生的语言关系、传统关系、文化关系。霍俊明重点介绍了“汉江·安康诗歌奖”和刊物《新诗界》的情况。“汉江·安康诗歌奖”面向全国，评选上一年度创作成绩突出、在国内诗歌界影响较大且呈现独特个人气象的优秀青年诗人，以鼓励创新，丰富当代诗歌美学。《新诗界》将以开放性、独立性、先锋性和现代禅性为办刊宗旨。他特别强调，当下许多人把诗歌写作看成是很简单、很随意的事情，在自媒体和网络平台不断制造诗歌噱头，损害了诗歌的尊严。重提先锋性，就是要维持诗歌写作的难度，同时要维护诗人的高尚灵魂。谢冕、艾克拜尔·米吉提、吴思敬、商震等文学界人士都对安康重视诗歌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认为这些举措符合文化多元发展、多路创新的需要。“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成立两年来，方向正确，路数明确，效果也是明显的。要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有机地引入市场运作机制，让基地逐步走入良性发展，最终打造成有一定规模、有较大影响、有明显特色的诗歌文化景观。在那些关心安康诗歌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各方人士看来，汉水是安康诗歌宏大的文化背景，秦岭巴山是安康诗歌最基本的骨架，这里的诗歌应有汉水的神韵，有秦岭巴山的精神高度，有平凡人生的色泽，最终一定会形成自己的诗歌气魄。

  2012-05-11 15:26:29 作者: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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