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竞报道,5月18日,“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多个大奖获得者陈丹燕来沈参加“陈丹燕论青春行走于成长”大型校园讲座媒体见面会,与沈阳的高校学子分享30年来她在写作历程中的喜悦与收获。曾多次在海外高校讲座的陈丹燕,声名享誉德国、法国、日本、奥地利、瑞士等国,作品更数度登上中国各地畅销书的排行榜。尤其是她的代表作《我的妈妈是精灵》是中国最优秀儿童幻想小说之一,并入选2011年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现场很多记者称她是中国版的罗琳时,陈丹燕说:“不敢当。我觉得作家不应该过分地重视故事本身,作家应该是个文字的锤炼者而不是故事的记录者。 ”
中国首部关于文化品牌的蓝皮书《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2012)》,18日在深圳文博会上发布。该书主编、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品牌是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走品牌化建设之路,让文化品牌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劲引擎。作为中国唯一的文化品牌专业研究机构,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自2006年以来,已连续推出7个中国文化品牌年度报告、60个分类品牌报告、252个典型品牌案例和3个省级文化产业报告,展示了中国文化产业在品牌建设上的喜人成就。欧阳友权认为,文化品牌研究抓住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牛鼻子”,较好地推介和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品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在推进文化品牌“走出去”方面也起到积极作用。“7年来,我们推荐的252个典型文化品牌都在朝前发展,可以说,我们为这些企业的成长助了一臂之力。”为保持品牌的公信力,中国文化品牌遴选全是公益性质。欧阳友权介绍说,每年推出的典型品牌报告不只单看其品牌价值,而是根据它的经济体量、年度业绩、业界声誉、社会影响和品牌价值来综合评选,并经过传媒举荐、团队调研、网络票选、专家评审、公示反馈等环节后才对外公布和推荐。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欧阳友权认为,随着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科技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他以传统的新闻出版行业举例说,2011年新闻出版行业总产出超过1.5万亿元,其中数字出版功不可没。各品牌新闻出版企业以数字化为契机,形成了新的增长点。今年,《中国文化品牌报告》首次被纳入国家蓝皮书系列。欧阳友权表示,今后会继续做好这一报告,通过推荐更多的文化品牌,壮大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崔道怡(《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 崔道怡(《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 何瑞涓(本报记者)我对能够“无中生有”创造“第二世界”的劳作,是艳羡景仰的。每见作家有新成就,都像本人也实现理想那样喜不自胜,对方会感觉到,也就会更亲近。为作家有新成就,我又像自己也投身其间那样尽心竭力。李国文曾表示:“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者。 ”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的人生使命,就在于“为他人做嫁衣” 。银白的头发,严肃的面容,大红的毛衣又给这不怒自威的样貌添上一些跳跃的活力,这就是曾被称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他曾在《人民文学》工作42年,发现了李国文、汪曾祺、蒋子龙、刘心武、迟子建等一大批后来的当代名作家。杂志报纸等刊物往往是作家启航之地,编辑在其中充当着伯乐的作用,那么,在这位火眼金睛的名编眼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怎样的作家才是好作家?编辑又是如何为作家做嫁衣裳的?我们不妨听崔道怡给我们慢慢道来。好的文学作品白纸黑字营建出的精神境界记者:您的《小说课堂》里讲到“编辑生涯” ,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 ,工作半年就发现了李国文。请谈谈您是怎样确认一篇来稿为优秀作品的?崔道怡:咱俩都是编辑,但你在报社,我原在期刊社,各自面对稿件的属性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文艺作品应该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它开拓出的精神境界,文艺评论是为这种境界充当“导游” 。因而,文艺编辑对作品或评论进行鉴定,需要把握不同艺术手段的独特素质。相对而言,艺术作品建构精神境界,借助相应“物质材料” ,文学比较简单,仅只运用语言。作为文学编辑,就得熟悉语言的艺术功能。看着白纸上的那些黑字,能不能被带进它所营建的那种精神境界中去,是我确认该稿成败的前提。看过几段文字仍然难以进去,便可弃置。在我心目中,成功的小说,仅只凭借白纸黑字,就能够呈现出另一个虚幻却更真实的世界。那是读者未曾亲历或虽身在其间却不知奥秘的。看小说可以清明扩展眼界心胸,可以滋润丰盈生命活力。在这点上,文学的质地、神韵,是其他艺术无法替代、不可企及的。当然,文学也不具备音乐、绘画等艺术独有的魅力。我的编辑对象,只在文学作品。而文学,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这就又得在保障文学基本属性前提下,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求。二十世纪后半叶,我经历过文坛的春风秋雨,感受了文学的回黄转绿。记者:您在“国刊” 《人民文学》工作42年,伴随着“双百” 、“反右” 、“文革”直至改革开放,文学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时代里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您一定承受过很大压力,能谈谈感受吗?您是怎样平衡作品之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有没有哪些优秀稿件无法刊登?崔道怡: 1956年春,提出“双百” ,进行“整风” ,文学曾一度繁荣。李国文的小说《改选》 ,可以说就是艺术响应政治号召的“典型” 。这位年轻作家艺术功力圆熟,作品结构确系地道短篇。它使我半年来寻觅佳作的眼光为之一亮,随即得到认可,发于7月头条,不料又半年后它被批为“毒草” 。刚发表处女作的李国文,被打成“右派” 。这使我被震慑,此后暗自警醒:对特别喜欢之作,反倒要格外小心。但我对文学根本的定力,未曾稍懈:若不是艺术品,谈什么政治性?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标准是首要的。因而,“大跃进”时,力劝周立波拿出《山那面人家》 ;“困难”时期,促成汪曾祺发出《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及至大转折的1976年春、1977年秋,及时地推出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 、刘心武的《班主任》 。前两篇,艺术情味浓郁;后两篇,获得了振聋发聩的政治效应。老舍的话剧《茶馆》写于1956年, 1964年陈白尘任副主编,希望能组织到类似佳作。我奉命请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新篇,并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和北京市交通局领导与几位“拉洋车”出身的干部协同。老舍写出了第一幕,念给我们这些人听。还没等我们表态,他自己先泄了气:“人家讲究‘打野鸭子’ (当时人艺正在上演的《千万不要忘记》 ,矛盾焦点在于一个“打野鸭子”情节) ,咱们这样恐怕不行! ”就此搁笔,没有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的编辑历程中,不是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无法刊登,而是根本写不成优秀作品。[NextPage]做好编辑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记者:您的《小说课堂》讲到了编辑和作家的区别,请问编辑是否也和作家一样需要天分?怎样才能炼成一位“认千里马,识和氏璧”的编辑?您认为编辑和作家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崔道怡:我从小爱好文学,大学上中文系,曾梦想当作家。后经实践检验,自认创美禀赋不足,又因职责所在,遂以审美为任。作家创美,读者审美,作为“第一个读者”和“读者的代表” ,编辑是专业的审美者。从事任何创造性强的脑力劳作,都得具备相应的天分。作家是创造另一个世界的“上帝” ,尤其需要命运的“上帝”赋予天分。如果说编辑也需要天分,那么指的也是创美经验。要炼为“认千里马、识和氏璧”的编辑,总得骑过马、玩过玉。惟其也懂创美机制,给作家提的意见和出的主意,切中肯綮,醍醐灌顶,他才可能引你为知音。我对能够“无中生有”创造“第二世界”的劳作,是艳羡景仰的。每见作家有新成就,都像本人也实现理想那样喜不自胜,对方会感觉到,也就会更亲近。为作家有新成就,我又像自己也投身其间那样尽心竭力。李国文曾表示:“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者。 ”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的人生使命,就在于“为他人做嫁衣” ,回顾来程,常默念创刊时任副主编的诗人艾青于1986年2月为《人民文学》所写的卷首语:“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记者:您在《编辑改稿趣谈》中提到老舍曾经表示“改我一字,男盗女娼” ,可见在编辑和作家的关系中,改稿是个重要课题。每个人的行文风格不同,如何保证编辑修改后的稿件也恰是作家所同意的呢?崔道怡:编辑对稿件进行修改加工,是个由来已久的重要课题,不仅产生诸多趣谈,而且有的曾纠结为文坛的“官司” 。我没有直接听到老舍的愤慨之言,但据我所了解这位大师级老作家的性格与脾气,他对自己笔下文字的严谨与执著,相信他因昏庸编辑涂改其心血结晶,会气恼而发出如此“咒语” 。前十七年至改革之初,有些出版社、期刊社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处于“垄断”地位,这养成了个别编辑对老作家稿件也敢“肆无忌惮”修改。我知其中“利害” ,即使改一个字,也要知会对方。后来估计作家有时碍于情面不置可否,索性不改也罢。所以,我之改稿,都是针对年轻新人的,基本上属于文字的梳理和润色,改后大都能得认可。他们用我改过之稿结集出版,我就不宜再说什么。若要了解《人民文学》编辑改稿的情况,可到现代文学馆查阅档案。《著作权法》原曾规定: “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但此法最近也在修改,据说把这一条纳进了“保护作品完整权”中。既然如此,编辑只消校对即可。其实,若作者都能像老舍那样珍重自己笔下文字,编辑改稿早就该下课了。[NextPage]返观当下单纯以娱乐为意旨的畅销作品,大都是季节性“过客”记者:近一时期,很多人都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您觉得当下文学质量和成就与彼时相较如何?崔道怡:文学是人学,是美学,源于生活源于群众,又与时代密不可分。无论任何历史时期,居于统治地位之阶层的思想无不也就是统治的思想,势必影响文学的状况。新中国前十七年,“以斗为纲”愈演愈烈,甚而发生“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事件,纯正文学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及至“文革” ,十年浩劫,只有八个“样板戏” 。幸而改革开放,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对于饱受“文革”苦难的公众,七十年代末的大转折,无异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这种心态宣泄出来,形成使人感慨激愤的“伤痕”等文学潮流。实际上,那是文学所表达的一种政治与心灵的拨乱反正,虽粗粝却鲜活,让人觉得有生气有力度。那种万象更新的氛围,确实值得回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人为本”深入人心,社会氛围和谐安定。与过去相比较,当下文学的生存环境,是最为宽松的。这使富于艺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得以更自由更充分地发挥才智,不断推出了总体素质愈加醇厚的精美篇章。且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之获奖作品,近几届就比初创时的更有味道和分量。最近我正参与本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审,阅读一批70后新人新作,就再一次观赏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喜人态势。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经济兴旺副作用之一,引发物欲和消费膨胀,精神领域里的娱乐成为大众时尚,从而涌现一批单纯以娱乐为意旨的畅销作品。其间也有经典性成果,但大都是季节性“过客” 。娱乐消费的生产过度,使渴望获精神营养的公众不满,由此怀念八十年代,这种心态值得敬重。然而,现实主流纯正的文学日趋繁荣,更值得欣庆。记者:网络的流行,使得很多作品不需传统的杂志为媒介,网民大众成为作品优劣的评判者,为此我有一种隐忧,觉得文学对生活的提升作用正在削弱,容易导致作家作品媚俗。对这种状态,您怎样看待?崔道怡:网络为生活也为文学开拓了新天地,这是大好事情。但目前普及性仍有限,如我这般老者,许多尚未灵通网络。我虽用网,却很少去看网络小说。生理上需珍摄,心理上待适应。同一作品,惯看白纸黑字,不愿面对荧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卷在握,静下心,读进去,恍如游历“第二世界” 。春雨南窗下,雪夜暖炉旁,读书乃是一种精神享受。纸上的文字,可反复把玩,比用鼠标调来调去更随意。因此,我认为在相当时期和范围里,以传统杂志等纸质为媒介的文学作品,仍会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纯正老到的文学生产,主要还是通过传统方式进行的。网络上流行的文学作品,我推测更多是年轻人的新创作,虽新颖却未必纯正,有待于调理和提高。有些写手只为赚钱,求快求多粗制滥造,曲意迎合低级趣味,实质宣扬酒色财气,很可能会导致道德滑坡。对此,我和你一样也有隐忧,却又觉得无可奈何。这一类的所谓创作,只要意蕴仍在法律底线以上,唯有疏导读者辨识,扬弃那些文字垃圾。文学也分雅俗高下,读者各有眼光取向,难以统一的标准衡量,也不必求其价值的统一。关键在我国真正的作家群体,更明确应负的艺术使命和社会责任,以自己独特又宽广包容的胸怀拥抱生活与群众,不断创造出能够赢得更多读者认可和久远时间流传的佳作。就我所了解中青年小说家的实力与潜力,我对纯正文学繁荣发展的健壮瑰丽,是满怀信心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下一句是什么?湖北省作协会员刘闻雯答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发生在江苏卫视《一站到底》节目上的一幕,然而之后刘闻雯被网友炮轰其徒有虚名,“凭一张脸进的作协”。不少网友怀疑湖北省作协“门槛低”,作家协会的门槛是否如网友所说?作家又是否一定要做到博闻强识?记者采访了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加入作协无学历要求据范小青介绍,江苏省作家协会目前每年都在发展会员,人数在100人左右。“江苏是文化大省,不过我们的会员总数才2000多人,其他许多省都有五六千人了。”据记者了解,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需要满足几个硬性条件:1、公开发表的作品数量在20万以上;2、作品的质量要通过协会进行的考核;3、事先要递交申请表,还须有两个会员推荐。而记者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章程》上看到,情况大体相同,“凡赞成本会章程,发表和出版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创作、批评和翻译作品者,从事文学编辑和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者,由本人申请,本会会员2人介绍或团体会员推荐,经本会批准,即为本会会员”。具体申请过程还要进行严密的申报手续。范小青主席表示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入会流程一样严谨,“如果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话会更占优势一些。”她提到,对会员的考核完全集中在作品上,并不考核其他方面,“学历这些我们不考虑,我们就认作品。作家要用作品说话,但如果就算把古诗词都背下来了但写不出文章,这也没用。”看书多和写好文无绝对关系范小青告诉记者,目前协会中已经有一批80后的会员了,他们的写作风格和老一代作家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好事,在题材内容上他们有许多创新。但是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最重要的一定是语言,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每个人的文笔都是慢慢打磨出来的,我们不要苛求年轻人能写出大作家的感觉。”80后女作家刘闻雯背错古诗,让许多网友怀疑她文学素养不够,而她也承认“还没一般的普通人看的书多”。那么多读书是否就能写好文章?范小青表示这并不绝对,“多读书肯定是有益处,但写作是要靠悟性的,不是书读得多文章就能写得好。”她强调要就事论事,不能因为这个作家不看书就将她全盘否定。年轻作家“跨界”可以理解记者了解到,江苏省作家协会中的大部分会员都不是专业作家,“靠写作来养活自己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在业余生活中进行文学创作。”同样,刘闻雯的身份也不止是一个作家,还是足球宝贝、平面模特、主持人……娱乐化的身份模糊了刘闻雯身上的作家气息,这也是众多网友诟病她的一个原因。范小青对此表示理解,“现在年青一代的作家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了。以前要求我们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但归根到底,如果要评判一个作家,那就得用作品说话,其他都不是标准。”然而,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家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相反观点,“她在台上答不上来题目,这件事我可以理解,毕竟可能紧张,忘记也是正常。但她以作家的头衔参加节目,我觉得这有些作秀的成分。”该作家爆料,不少官员也加入了当地的作家协会,其实是附庸风雅,“我相信刘闻雯的主业肯定不是写作。虽然她是作协的会员,但其实作协就是一个群众团体,对她个人的行为没有约束力。”(记者 陆一夫)
5月16日,学者、作家周国平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邀,携带新书《智慧引领幸福》在山东大学作了一场同题演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周国平称,人身上最宝贵的价值是生命和精神,倘若这两者的状态是好的,即可称幸福,幸福在于生命的单纯和精神的丰富。“生命本身的东西比物质和名利重要得多,人要锁住生命的底线。”人不是生来就具备得到幸福的能力周国平研究尼采,刚刚出版的《智慧引领幸福》则是一本通俗读物。周国平称,他的新书之所以涉及“幸福”这个话题,完全是因为“我们缺少什么就探讨什么”。“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很多人探讨幸福的问题。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活得好一点儿,人们把活得好的状态叫做幸福。为何现在谈幸福很热门呢?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缺少幸福。”周国平认为,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得很快,而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甚至感到更加欠缺,所以幸福就成了一个话题。白岩松写了《幸福了吗》,周国平写了《智慧引领幸福》,那么幸福是可以学习的吗?周国平告诉记者,他觉得什么都是可学习的,包括怎样去追求幸福,而且幸福这个课题必须要学习,因为人不是生来就具备得到幸福的能力的。“人性的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作为一个人很快乐,这就是幸福。但真正享受这种幸福,其实需要学习做人。这个过程并不是看了一本关于幸福的书就能马上具备幸福的能力了,我写了《智慧引领幸福》这本书,但是我都没有完全掌握幸福的能力。”周国平认为,掌握生命的幸福得学会给自己的价值观排位置,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要认清楚。“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是无法支配的,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价值观,可悲的是现在很多人放弃了支配自己价值观的权利,完全被环境牵着走。”周国平称,没有金钱在现代的社会肯定会狼狈和潦倒,但是人在获取物质的同时得保护好生命的单纯,遵循大自然所规定的生命的需要,分清主次。不做哲学家也要做好父亲周国平还写散文,写诗。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男生要读王小波,女生要读周国平”。周国平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孩子和家庭的眷恋,他说,“女人和孩子是大自然送给我的礼物”。“我自己感觉,跟女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是最自然的,一旦离开了女人和孩子到社会上去奋斗的时候,我就变得很复杂了,就不幸福了。其实,不要顾及社会要求什么,应该想我要怎么活。现在太多的人去想社会让我怎么活,社会上大家都在干什么。”周国平写过一本书叫《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并且说“不做哲学家也要做好父亲”。在谈及教育孩子的问题时,周国平称对孩子的教育应该看长远不看眼下。他称,如何让孩子幸福,其实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熏陶孩子,不要去讲道理,用大人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不要整天特别看重功利的东西,如果对孩子每天都有功利的要求,孩子就不会幸福了。”“现在很多家长完全被体制框住了,逼迫孩子朝体制规定的方向走,这是很短视的。孩子将来幸福不幸福,绝对不取决于他现在考试考得好不好,能否上个好大学。”周国平称,作为北大毕业生,他知道很多北大毕业生过得很糟糕,家长们关键是要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让孩子学会自己争取幸福的能力,学会经受苦难的能力。
近日,记者获悉四川达州一80后作家贾飞新书《中国式青春》一经面世,便广受家长、学生、教师等的欢迎,销售情况十分火爆,该书在各大新华书店更是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其中,在知名购物平台“京东商城”上,贾飞《中国式青春》荣登青春文学类的畅销书榜。据了解,《中国式青春》由南方出版社5月常规出版,首印3万册,5月12日,全国各大平台才相继到货。但仅仅到货不到十天,该书便大受读者欢迎,迅即掀起销售狂潮。“我的书仅仅到货十天,就登上了该平台青春文学类的销售榜,并位居前列,上升趋势很快。”作家贾飞坦言,对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自己万万没有猜到。他透露,出版社已打电话告诉他,依照目前的销售情况,社里正紧张准备加印程序。那么,《中国式青春》面世仅仅一周,缘何取得如此好的销售成绩,固然,与其内容有关。据了解,该书面世之后,大获各年龄阶层的读者好评。其中,成都一位服装厂的经理魏先生从网上购到贾飞的新书之后,看后大为感动,并欣然写了读后感,盛赞此书让自己找到了年轻时的青春影子,他称如今已快到三十的自己,通过此书再次回味了那段懵懂的青春年华。“看了作家贾飞的《中国式青春》,作为出版行业的专业人士,我认为这本书的火爆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因为,在这本书中,只要您曾经年轻过,您都能在书中看到自己的青春和影子。”新锐出版经纪人单坤认为,一部好的图书,很大程度上都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贾飞的《中国式青春》无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四川文理学院文化传媒系主任范藻教授看过贾飞的《中国式青春》之后,则盛赞该书全面展现了80、90后两代人的集体记忆,从书中可以看到任何一个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和影子。他认为,教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多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那么贾飞的这部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作为教师、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这部小说便可用来作为参考,有助于他们更好的教育孩子早日成才。(记者 杨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