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周克希：在文学翻译里，追寻逝去的时光

   历时4年全面校对及重整旧译，17卷《周克希译文集》近期出版周克希：在翻译里，追寻逝去的时光周克希，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1942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期间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1992年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文学编辑。主要译著有：《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二、五卷)、《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另著有随笔集《译边草》。如果没有1980年去法国巴黎高师进修的经历，周克希会否在十二年后毅然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辞职，转而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一名普通编辑，并由此开始专心致志于文学翻译？这即使在他自己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经历促成了他与普鲁斯特的结缘，激发了他对文学翻译的热情，并让他意识到，人生道路何其宽广，从数学到文学的跨越，其实也就那么关键的一步。当然那时，他未必想到自己日后犹豫再三决心做好的这件事，也就是翻译普鲁斯特，最终成就了他的光荣与梦想；而迟迟没能完成，甚至预想自己有生之年很可能完不成翻译，也成了他心里难以释然的遗憾。事实上，无论是发表公开演讲，还是接受媒体采访，周克希都会被问到有关普鲁斯特的话题。而追溯普鲁斯特，他必得从头开始谈到结缘的过程。“在法国期间，一次，我与一位学文学的法国朋友闲聊时，说起各自心目中最好的文学作品。我说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方则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普鲁斯特的这部名作。”他当时就慕名买下了《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原版书读，只觉得普鲁斯特的长句看似臃肿冗长，实则有着微妙而细腻的美感。几年后，周克希参加一个关于普鲁斯特的座谈会，主持人向从法国而来的研究专家介绍他时，说“这是位数学家”。那位普鲁斯特研究专家沉吟片刻，然后说：“普鲁斯特有数学家的气质”。在周克希看来，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他选择翻译普鲁斯特，冥冥之中似有注定。“这句话在我后来的翻译过程中，时常在脑中浮起，普鲁斯特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特点。”正式接触翻译普鲁斯特是在1988年。周克希应译林出版社之约，参与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合译版译名)第五卷《女囚》。这套由15位译者翻译的巨著1991年出齐后即引起轰动，并于当年获首届外国文学奖优秀作品一等奖。但译者之一的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后来撰文说：“应当承认，15位译者的译文与原文相比，都有不少‘失’，对比各位译者的译文，不难发现他们在遣词造句、形象再现和段落处理上有着某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书译文风格的和谐统一。”这也恰恰暗合了周克希的见解。他以为，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不宜合译的，不妨有不同的译本，但每个译本最好是同一个人译的，这才是理想的状态。出于这样的想法，自2003年开始，他决定独立重新翻译。历时一年半，他完成了第一卷。斟酌再三，决定把书名改为《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个书名虽不像《追忆似水年华》那么漂亮，却更贴近法文书名。其实，普鲁斯特在世的时候这部名作出了英译本，取的书名也很漂亮。但普鲁斯特看到后立刻给伽利玛出版社写信，很决绝地表示这样翻译‘把整个书名全毁了’。我愿意尊重普鲁斯特，不想再毁他一次。”周克希当时立下的宏愿，是用九年时间译完全书。而今已满九年，他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二卷，还有即将作为17册《周克希译文集》之一、且是首次推出的第五卷《女囚》。“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值得我用后半生去投入的事。现在回过头去看，用九年时间完成的说法是真诚的，但余地留得太少，对普鲁斯特译事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体力、精力的实际状况也估计不足。为此我对读者是感到有歉意的。”译文集出版的意义不言自明。在周克希看来，这次出版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句号。“当然，并不是说句号之后没有内容，而是我希望把这个句号画得尽可能圆一些。”或许更重要的是，译文集让周克希的翻译生涯得以完整呈现。对于读者而言，除了《追寻逝去的时光》、《小王子》、《基督山伯爵》等少数几部译著外，他们对周克希其他方面的翻译未必有太多了解。其实，在那次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期间，翻译家柳鸣九的研究生金德全就约他翻译了波伏瓦的中篇小说《成熟的年龄》。“尽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翻译，但我一看到原文，就觉得自己能捕捉住作者说话的腔调。”翻译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用周克希自己的说法，部分原因在于波伏瓦的写作风格很平实。实际上，之所以那么容易上手，还在于他少时打下的文学基础。“回想起来，我对文学翻译的热爱，根子是在少时就埋下的。中学时代爱看杂书，爱看电影。至今珍藏的初版《傲慢与偏见》译本，见证了我少年时代对这本书的痴迷。王科一的译本，宛如田野上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我觉得译本中俏皮、机智的语言妙不可言，对这位不相识的译者心向往之。”周克希并没有机会认识王科一，“他在文革中用惨烈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但前辈翻译家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最可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找到自己的感觉。在周克希看来，原著的精神是需要译者用心体会出来的，这种“体会”，其实就是一种“感觉”，译者只有感觉这种“译感”到了，才有可能把一本书译好。“很多译者都会说到对原文的领悟，但领悟的前提是感觉。你想，一位译者自己没能感觉到的东西，他真能让读者感觉到？这就好比一个作家，他自己不感动，怎么能让读者感动呢？”为了找到这种仿佛天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周克希往往要下很大的功夫，这些功夫其实并没有那么诗意，甚至是寂寞而清苦的。“其实，也就是多存疑、多查工具书，包括用心去感受文字背后的东西，甚至反反复复猜度作者的心思，也包括去了解作者的时代、作品的背景，去熟悉相关的美学、哲学观念，去看作者提到的画、听他提到的音乐。“比如，普鲁斯特在书中，谈到圣桑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我就费尽周折找来CD仔细听，为的就是亲身体验他笔下通过乐曲感受到的‘仿佛爱人走了进来’的美妙感觉。”在周克希看来，只有找到了这种感觉，也就是真正吃透了原文，翻译才能有文采，才能在较大程度上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正是对感觉的依循，他才有足够的底气翻译与自己气质并不契合，甚至可能是有冲突的作品。其实，作为译文集第一辑推出的四部译作，风格就各各不同。“《不朽者》是都德的一部讽刺悲喜剧，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忿忿然之后的冷静虚构；《古老的法兰西》则充斥着泥土、阳光、汗水和乡情，文字洗练质朴，然而有大的悲悯和哀伤；而《侠盗亚森罗平》则是一曲轻松有趣的戏谑曲；至于家喻户晓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行文风格和前三本的迥异自不消多说了。”尽管如此，周克希都能应付自如。在他看来，能有机会游走于不同风格的作品之间，很有趣，“有点像当性格演员”。当然，这只是周克希的戏仿式说法，两者之间又何尝没有相似之处？演员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让观众感觉他完全融入了角色，而不是在表演。这就像高明的译者让读者看他的译文，恰如周克希所服膺的傅雷先生的说法，仿佛是看“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在周克希的理解里，译者就应该像一块玻璃透明不染杂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那些无比美妙的东西，往往有层坚壳裹着似的。要使劲打开壳，我们才会惊喜地发现里面的闪光。”

  2012-05-14 12:22:30 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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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中国文人要为时代为社会立言

   《讲话》》光耀70年名家访谈贾平凹：中国文人要为时代为社会立言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距今已经整整70周年，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光辉典范，至今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而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是在《讲话》的指引下，不断取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著名作家贾平凹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在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遍地盛开金黄色油菜花的美好季节，我们在西安采访了贾平凹——记者：贾平凹先生，您从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将近40余年的创作生涯，出版的作品版本多达300余种，仅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就有《商州》、《妊娠》、《逛山》、《油月亮》、《浮躁》、《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等；还陆续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黑氏》、《美穴地》、《饺子馆》、《艺术家韩起祥》、《兵娃》《丑石》、《制造声音》等；同时，您又是优秀的散文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走山东》、《商州三录》、《说话》、《坐佛》、《敲门》、《做个自在人》、《走虫》等，真是成果丰硕呵——您能谈谈您的文学创作和生活道路吗？贾平凹：我今年六十了，在文坛上算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人。我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那是新时期第一个国内的奖项，当时和我一起得奖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他们基本上都不写小说了，只有我仍在坚持。现在回想这几十年，实际上一进入文坛受的教育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几乎年年都在学习。我感觉我当年文学创作的基点比较低。因为当时整个的社会文学创作土壤比较瘠贫，而且西方文学那时还没完全进入到中国。所以说整个的文学氛围不是很浓，整体创作水平不高，我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起根发苗的，所以说存在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情况。这几十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还没有被淘汰，还在继续写作，得益于我经常讲的两句话：一个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你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保持一种特别新鲜的关系、鲜活的关系；再一个你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寻找突破点，或者是常有新的一些东西出来。我现在60岁的人，基本上是和人家20多岁的娃在一块写哩，文坛淘汰率特别残酷。所以说你只有把握住这两点，这样你才能写得更多一点，写得更好一点。我这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坚持和生活保持一种鲜活态度的想法，严格讲也是受5·23《讲话》教育的结果。因为《讲话》是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毛主席对文艺方面做的一些论述，它有当时的历史状况，到现在几十年过去，社会发生了变化以后，好多地方不一定说很适合目前的现状。但有一点没变：作品一定要想到是给谁写的——是给人民写的。一定要到生活中去，为人民而创作。我这一代作家都是50岁以上的作家，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我觉得比年轻人要强。我们从小就是受这一种比较传统教育的作家，中国文人就是天下为责，为时代、为社会立言。记者：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艺演讲时就深刻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文艺工作者，您丰厚而卓越的文学艺术创作成就，验证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这样分析正确吗？贾平凹：毛主席这个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也符合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作为一个作家，现在经常讲要有文学的野心，而毛泽东讲的是远大的理想，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更讲“野心”——想在这个行当里面干出一些事情来，目标不只是我写篇文章或从事个啥事情，只为了几十块钱或者几万块钱，或者去出个小名什么的。这些都是那小利益、小目标。每个人搞文学创作，在开头的时候他都是以一种兴趣、一种爱好来从事写作的，写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产生一种责任心、责任感。什么是责任感？就是觉得既然从事文学事业，感觉自己还能写，就要想办法要在这个行当里写得好一点，那时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会有一种雄心壮志，使自己的创作取的一些辉煌的计划。一旦有毛主席说的这种远大的理想以后，好多问题就能解决。比如说吃苦问题，比如说小名小利的问题，等等。另外，文学创作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要深入生活。因为深入生活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条规律。你肚里没东西拿啥写哩？不管你写哪方面的，你都得熟悉你要写的那种题材，你才能把东西写好，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实际上，毛泽东当时谈的都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但是往往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人就反倒还疏忽了，或者做得不够。因为这是1938年说的话，它基本上和现在话语不一样了，但是意思都一样，如果你现在能达到这三点，那肯定就能写出好作品。记者：从您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来看，表现出您不但善于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刻挖掘，而且还善于对现实生活进行正确把握，以及致力于历史与审美的艺术描写，从而使您保持着不会衰减的旺盛的艺术创作力，是这样的吗？贾平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严格地讲，我自己的创作基本上都是长篇小说。在这20年里，我创作了10多部长篇。在2000年以后的10年间，我主要写了《秦腔》、《古炉》、《高兴》三本书。这三本书出来以后反响还都蛮强烈的。我自己回想起来，这确实也是得益于自己对整个时代、对社会的一种关注、研究。所以一个作家，你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这个时代。中国目前是大变革时期的一个时代，是各种声音、各种潮流混杂起来的。所以你要好好钻研一些东西，通过社会现象来看更深远的本质，这样你才可能在写作的过程中把握得更好一点。这十多年是一个消费时代，也是个娱乐时代，大家对于文学的热衷不是那么强了。娱乐方式多了，消遣的东西也多了，所以对整个阅读来讲，目前进入到一个浅阅读时代。浅阅读时代大家都不追求深刻。但是正是在这一种情况下，如果作家还在坚持关注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把自己对整个时代、对社会的看法表现出来。我觉得一方面，这个作家会比较难得；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总得有人这样来做，否则这就是一个很轻飘飘的时代。现阶段我觉得在我这一生中是创作环境比较好的一个时代。各种思想都可以接触到，各种写作方法都能了解到。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试验，可以把你心中要想的东西，把你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想说的话都写出来。如果说再退到五六十年前，或许你好多想法还不好表达。创作需要一种很自由的、宽松的环境。希望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记者：文学艺术创作，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但也需要作者具有比较高的思想、哲学和文化素养，而您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呈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根蒂而具有了耐久的艺术生命，尤其是您对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有独特的认识，您能谈谈这方面的艺术体验吗？贾平凹：自从《秦腔》和《古炉》出版以后，有相当多的北京和上海的评论家，他们有一个观点说，我的创作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一种叙述。在这之前，大量的是西方翻译期的那种文学样式。这些评论给我了一些思考——就是说，怎样使作品写出来既有时代感，又有中国的做派，叫人看了以后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写的小说，而不是中国人写的外国小说或者别的啥小说。我一直在创作中坚持一种理念：思想境界上一定要吸收全人类的东西，就是可以接受西方的一些东西，全人类的东西，但在叙事上一定要是中国式的，这样才能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中国的又超越中国。当然关于这一点我虽这么想但目前还做不到，但起码我有这么个想法。对于传统的东西，你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学术素养。现在一些人经常开口闭口就是继承传统，而实际上你问传统是啥东西他却回答不上来；传统包括啥东西，他也答不上来。好多人都是要么没读过，要么一知半解。文学创作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把你作品写的寿命能长一点、走的路能远一点，我觉得，对一个作家的素养方面的要求特别高。不光包括哲学，还包括各种文化知识在里面。至于说这个佛呀、道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的几个方面，你起码得涉猎一些。这就需要你自己去钻研，下功夫来读各方面的书籍，提高自己，才可能使你的作品丰富起来。记者：语言是文学艺术的首要条件，离开了语言艺术，文学作品便没有了活力，也就没有了感染人的艺术力量。您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很美且很富于韵味，同时，又能及时吸取生活里那些幽默、诙谐和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口语、流行语，并能把这些和带有古典色彩以及精彩的现代语言糅合在一起形成您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这除过您对语言具有很好的敏感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生成因素吗？贾平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文学语言的特点，有些作家他天生对语言有敏感性。拿我个人来讲，我一上手就喜欢而且注重文学语言。我小时候接触的作品，要么就是苏联文学，要么就是四十年代边区文学和五十年代一些作品，从小受这些作品影响。五十年代一些作品它受西方翻译文学体的影响，所谓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是一边学传统，一边学民间，然后进行刻苦的训练，慢慢才有了自己的风格。关于语言这方面，我也写过好多文章，谈过好多东西。包括语言的质感问题、节奏问题和还原问题，有的还比较专业。总的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文学作品也就是个语言艺术，就是靠文字，文笔起码要好，这样才有可能谈到第二步，才能写得深刻，写得宏大，写得丰富……反之，即使你再丰富、再深刻，你用文字表达不出来，那就传之不远。记者：您曾经发布的惟一一条微博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关注，据悉，您目前仍有23万多的粉丝。可见大家都对您的写作以及生活有着很强的兴趣，有没有想过满足一下读者的这种“好奇心”？贾平凹：因为我自己从来不上网，连电脑都没有。微博是新浪的几个领导到我这来了，人家说你在手机上发一下，一发马上就传到网上去了。那天正好是圣诞节，我就说：圣诞节快乐！就发了，没想到就变成微博了。当时对微博还没有多少概念，后来一看一下那么多人在关注，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一直认为，创作是不需要热闹的一个行业。所以说我后来尤其到了五十多岁以后，能少一事就少一事，能不见谁就不见谁，能不参加活动就不参加活动。我就想安安静静地来完成自己想干的一些事情。你看我一辈子在文坛上没发表过任何不同的观念，没和人家争执过啥东西。我一辈子受人争执，但从不回应。我觉得搞好创作就行了。作为一个作家说到底是作品，别的都是过眼烟云。人的一生时间很紧张，我觉得还是多写一些，安安静静地写一些东西就最好了。有好多媒体，社会上有啥事就老叫你回答，我说除过文学我都不回答。因为啥？我不是万金油，我不是别的啥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呆板的人。对于社会，我关注度也非常强烈，但我不爱发表观点。我还是喜欢自己悄悄写一些东西，这是我所追求的。记者：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新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您无论是短篇小说也好，中篇小说也好，还是长篇小说也好，乃至散文，都获得了国家大奖以及国内外文学奖项，特别是您的《秦腔》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标志着您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不断走向新的辉煌，请问，您今后有何重大的创作计划？贾平凹：我现在正在写个长篇，内容是关于乡下的，主要写乡镇工作的。在写长篇的过程中，人沉浸进去以后就不容易出来，所以不愿意叫人干扰。我总是会找各种借口来拒绝一些活动，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得罪人，但时间还是叫人切割了。切割不碎吧，也切割成无数个块。我现在这个精力毕竟不像30来岁的人。我记得当年写《废都》的时候，草稿我只用40天就完成了。但现在光这个草稿就得写半年，而且现在的情况是我常说的一句话：越写人越惊恐哩。现在每写一个长篇最少写三遍，工作量特别大，比如说40万字就得写120多万字。这是一种不停的折腾，有时也生气，但是你还得耐住性子就这么写下去。记者：从古至今，陕西这方热土积淀着异常丰厚的人类文化，历代都有彪炳史册的伟大作品存世，而今，您又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请您谈谈您对陕西文学前景的看法。贾平凹：陕西文学前景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我对陕西文学前景非常看好，但同时也有一些担心。从目前国内的整体情况来看，整个社会，大家都说文学边缘化了，好像大家不甚热衷于文学了。实际上这个时代对文学还热衷着呢，你看网上全民写作的这一种热潮，是从来没有过的。只能说，体制内的写作、专业写作的这些人边缘化了。从目前国内各省的文学现状来看，有些省份表现得更好一点。更好的标志就是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大量涌现出来。不管是网上的网络写作，还是发表在刊物上的传统的纸质写作，产生的全国瞩目的作家比陕西要多一些。当然陕西文学创作队伍也特别庞大。据我目前了解的状况，大家都在潜心写一些东西，或许用不了多久，就有一批作品、一批新人会涌现出来。然而作为作协来讲，我觉得始终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就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发展、培养、动员更多的年轻人来写作，把陕西这种文学传统继承下去。记者：谢谢您，十分感谢您在繁忙的文学艺术创作劳作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不但回顾了您的文学艺术创作路径，也很坦率地表达了您对文学艺术发展的意见，相信这些对大家将会有很大的启迪，再次感谢您！本报记者  杨小玲  实习生  孔婷婷

  2012-05-14 12:20:35 作者: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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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是寂寞的 我要写最后一部小说了

   和丈夫黄宜弘在一起梁凤仪1949年出生于香港。1966年考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研究院进修硕士学位。1972年赴英国伦敦侨居至1974年。1975年回港工作，受聘于香港新创办的佳艺电视台为编剧及戏剧制作人。1977年，创办创立了香港第一家菲佣公司，成为香港社会史上很重要的一大创举。1991年，梁凤仪亲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成立了香港“勤+缘”出版社，并在两年以后，一跃成为香港3家营业额最高的出版社之一。1989年，梁凤仪推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尽在不言中》，从此走上了“财经小说”的创作之路。至今，梁凤仪已经有近百部小说、散文集正式出版。2006年，她的“勤+缘”媒体服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2010年，梁凤仪复出写作，博客开博第15天访问量突破百万，微博开博第18日，浏览量已跃居文化名人榜首。2010年，已为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梁凤仪增补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印象：一个香港女儿的承诺2012年4月26日，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华人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香港著名财经作家梁凤仪博士隆重宣布：我要写最后一部小说了！这天的梁凤仪相当素雅，一件纯白色的西式上衣，从领口到袖口镶着一圈同样白色的纱皱花边，一条简单的黑色一步裙，黑色丝袜下一双黑色船形细高跟皮鞋。主席台背后的巨幅背景板下方，她出版过的100多种小说的封面照和以她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剧照海浪般层层叠叠地铺排开来，成为她身份的某种无声注解：一个有着上市公司、身家上亿的香港商界大姐大，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身的文学大亨！发布会现场嘉宾中，除了有摄影艺术家杨元惺、作家陈建功、导演胡玫、黄健中等艺术界好友之外，还有她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财经界的友人与同事，更声势浩大的是专程从香港等地飞过来为她加油打气的众多亲友，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孩子、同学、师长、朋友甚至发小和前夫……可见梁凤仪是一位多么具有号召力与亲和力的女人！此刻的梁凤仪，外表优雅淡定而内心却激情澎湃。蓬松的短发下，目光真诚，笑容亲切。追随她到发布会现场的，还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铁杆“粉丝”——她忠实的读者们。这么多人会聚一堂，给原本寂静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增添了几分热闹，在这既弥漫着温馨的家族味道，又沸腾着热烈的追星情绪，还不无郑重与严肃的文学事件中，60岁出头的梁凤仪始终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中央，在她身后的背板上醒目的赫然“站立”着三本尚未出世的“大书”——《我们的故事·第一部曲：义薄云天》《我们的故事·第二部曲：还我公平》《我们的故事·第三部曲：誓不言悔》。[NextPage]一部作品轰轰烈烈的开始！一个发誓要写出这些鸿篇巨著的女人为自己不留后路的“誓师大会”！梁凤仪说，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文学的过客，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勇闯文坛的小兵。之所以敢闯，是源于一种挥之不去的执著。这种执著来自我当年写博士论文时得到的启迪。那时我的导师要我研究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晚清小说是把清政府的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写出来传出去，是一项铺天盖地的思想革命，唤醒了全民推翻清政府的意识。我以一个公关专业人员的角度，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公关游说活动。由此我得到了鼓励，小说除了它的文学价值以外，还有思想功能和史学价值。因此，一直热爱写作的我不怕小说写不好，我要把香港回归前这个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中在香港财经界所发生的事情，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从1989年开始至今，我一共写作出版了超过100种书，1600多万字，目的就是要通过小说的形式，反映我亲身经历过的香港和一些香港人真实的故事。梁凤仪说，回归，给我们香港的爱港爱国人士一个重大的考验，港英政府为了留恋他们在港的既得利益，用尽各种办法去维护他们手中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种种艰辛与苦难，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这种感受是国内同胞所不知道的。我能把它写出来，写在我的小说里，应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作为一名香港的女儿，不一定要文笔很好，但我写的是事实，是心态，是一代香港人的真实心态。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的郑重承诺！ 1949年出生于香港的梁凤仪，是父母唯一的女儿，从小被视作掌上明珠。一方面她受到父亲坚持让她学习中文写作并带她到各种场合开眼界、见世面的培养，一方面她又受到母亲要她学会勤俭持家、做传统女性的教诲。梁凤仪说，是父亲把她训练成一名现代女性，具备了在社会上拼搏的条件；是母亲把她培养成一名传统的中国女性，懂得怎样相夫教子，才会有她今天的幸福家庭。 作为商人，从首创香港菲佣服务公司，直至所创办的“勤＋缘”媒体服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梁凤仪的成功已成传奇。作为畅销书作家，她出版的小说和由此改编播出的电影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然而这一切在梁凤仪眼里都不足为道，她说，她人生最大的成功是先后嫁给了两位君子，两个人都是那么爱她……果然，发布会上，当她介绍到前夫何文汇教授也专程前来祝贺的时候，大家都被感动了。只见在梁凤仪的邀请下，风度翩翩、一头银发的何文汇走上台来，他礼貌地拥抱了一下梁凤仪，幽默地说：“凤仪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和她结婚几十年，我还没能从她身上偷走半点才华，当然也没能把她的坏脾气据为己有。她的小说卖得好，可能是因为封面上有我的书法吧！”梁凤仪说：“我这一生有三个遗憾，第一个是做妻子我没有做到从一而终，这是我的错。第二个是我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是有失就有得，宜弘(现任丈夫)的三个孩子都和我非常好，两个在国外。大儿子、儿媳和一对孙子、孙女今天都来了！”于是，大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纷纷上台与梁凤仪拥抱，小孙女用力喊着：奶奶加油！最后上台的是梁凤仪的丈夫黄宜弘博士，这位西装笔挺、气度不凡的高个子绅士说：“我在没和凤仪结婚之前，看过她所有的作品。我知道，凤仪答应的事是一定要做到的。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她是要给自己一个压力，对她来说，这是一项工程的开始。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给她任何压力！”真是知妻莫若夫啊！梁凤仪在回答记者问时直率地说：“我并不喜欢写作，一个人坐在那里写，太寂寞了！要用很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你们(指记者)都被我利用了，我就是利用你们逼我坐下来完成这次写作。我是一个非常好面子的人，开了新闻发布会，若再写不出来，多丢脸啊……” 在梁凤仪心里，一直认为读者是她最好的良朋益友、知音甚至恩人，她很感谢多年来读者朋友对她的支持和鼓励。这次，她想了一个新点子，决定每有一位读者在网上或者以任何方式支持她，她就捐出一元钱作为善款，直到一百万元为止。发布会上，为支持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梁凤仪还特意向现代文学馆捐赠了8万元人民币。在返回津城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梁凤仪的成功源于她做人的真诚，她是一个相当透明的人，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不装，不故作深沉，不遮遮掩掩，完全坦诚，和盘托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午餐时，她不请媒体，而是盛情邀请了60位热爱她作品的“粉丝”和网友，并和丈夫一起一桌一桌地向他们敬酒，连文学馆的服务员也为之深深感动，他们说，从来没见过哪个作家像梁凤仪这样对待读者，她写的故事我们一定要看！[NextPage]关于最后一部小说记者：您前些年已经宣布“暂时停笔、一心经商”不再写小说了，是什么契机让您又重新开始写作？梁凤仪：其实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已经存在许久了，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我、关于香港人的发展史这样的小说。可是一直都感到力不从心。既因为才情有限，也由于商务缠身。后来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老师鼓励我说：“你的公司上了市，且运作也走上轨道，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传奇。你不能为了公司每一年的业绩而蹉跎了你开始人生的另一个里程。你必须下决心，放下业务，执起笔来，写下一本只你这么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共和国同龄人，又是在财经政治圈里成长的作家才可能写出的以香港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千秋万代的事业！我先替你写第一章，你得尽快、火速、马上、立即由第二章开始写。”然后他继续对我说：“听着。第一章，第一段：1949年；第二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段：梁凤仪于香港出生。”记者：听上去气魄很大，是一部史诗式的大作品。对您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与鼓励？梁凤仪：可是，这“第一章”说完很久，我都没有开始“第二章”的写作。2008年时，我已经想动笔了，偏偏遇上了全球金融大海啸，公司业务经过了两年的奋斗重上轨道……现在，我要义无反顾地开始写我这最后一本小说了！记者：对于这部小说，显然您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构思了，对吗？梁凤仪：基本上有一个大的故事框架，总的题目叫《我们的故事》，计划写成三部曲，第一部《义薄云天》，表现从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成为必定要保留的一个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沟通的“桥梁”。第二部《还我公平》，要写的是从1979年至1997年18年的香港回归之路，这段时间的香港是一个表面上没有肉体伤亡的杀戮战场，多少捍卫香港财富与尊严的爱国爱港人士，心灵和生活上已经被折磨得肝肠寸断、心胆俱裂了。第三部《誓不言悔》，时间是从1997年到2015年香港回归后这段风云岁月的写照。为什么不写到2017年？是要留两年时间来拍电视剧，正好在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时播放。记者：那么除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外，小说的主人公会是您自己的故事吗？梁凤仪：既然是小说，肯定不是新闻报道，当然会有我的情感和经历在里边，但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小说的女主角叫林千童，是借用我孙女的名字，写她从出生、学成、恋爱、成家、开创小型企业，直至勇闯财经企业王国的人生历程，在她的亲情、爱情等情感中所包含的温馨、浪漫与辛酸、痛楚，以及在工作、事业上所承受的挫败、委屈与种种险象环生的曲折……总之，既是一个香港财经界“花木兰”式的女性传奇，又是一个在爱情上忠贞、传统的“王宝钏”式的感人故事。你们就等着看吧！[NextPage]写作是寂寞的记者：您刚才说您并不喜欢写作，真的吗？梁凤仪：写小说是很辛苦的，我还记得作家三毛曾经说过，她白天也要开着灯来写，让灯来陪伴她。因为写作太寂寞、太孤独了！要下决心坐下来，不玩、不打电话、不看电视，专心去写。这个过程要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完成。当然，只有付出这样的辛苦才能换来我的作品，我已经写作并出版了1600多万字，总共超过一百本书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地安慰。我可以不必再写了，但我还要写这最后一部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不会再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向全中国的读者交代，我为什么写不出来？(笑)记者：您当年的写作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梁凤仪：我写了这么多书，有人不相信都是我自己写的，有人说，你一年出版18本书，一本15万字，乘8，就是120万字，一年写出来，不可能！背后一定有一个“厨房”(代笔)在帮你做。我说，你可以在我面前考试，你出题，我写。看我能不能写出来！(说这话时，她非常自信，好像当场就可以试一下的感觉)我以前上学考试时，桌上放一沓纸，让学生写作文，纸用完了可以举手再领纸。别人还在想怎么写时，我已经举了好几次手了，写得特别多。记者：您能说一下您的写作状态吗？是用电脑打字还是手写？梁凤仪：我是比较落后、比较老土的，我是用笔写。我用电脑只能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与我的同事、亲友交流的。要说写作时间，没有什么限制，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写，有时在飞机上也写。写得最长的一次大概十几个小时，一万多字吧。记者：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有人打扰？梁凤仪：不一定。我写小说的时候，集中精神以后是不会受外界干扰的。在麻将桌上我也能写，有小孩在哭我也能写，在飞机上我也能写。当然宁静的时候效率比较好，会写得快一点。你问我微博上写的那些文章，有些是新的，也有些是以前写的，但没有刊登过的。记者：如果在创作中遇到一个坎儿，写不下去了怎么办？会有这种情况吗？梁凤仪：会有的。在我以往的创作当中遇到过两次，都觉得自己没办法将情节发展下去，就放弃了。从比例来讲，我写了那么多部小说，只有两部，这样的比率不算高。还有一个情况，以前我写的大都是中篇，像这样的特长篇小说我还没有尝试过，能否驾驭得了？对我也是一个考验。[NextPage]先后嫁给了两位君子记者：您说您在商人、作家和家庭主妇这三个角色中，最愿意做的角色是家庭主妇，这是您的心里话吗？梁凤仪：是的。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商业上的成功，也不是文学上的成功，而是先后嫁给了两位君子，两个人都这么爱我！君子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论做什么事，先考虑别人的需要。君子在我心目中的定义是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别人，只有生活在君子身边，才是最安全、最安乐、最安慰的。记者：我刚才在发布会上见到您的前夫何文汇先生了，能讲讲您们之间的故事吗？梁凤仪：文汇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的教授，我还记得我跟他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我父母开心地直流眼泪。我妈妈对我说，做女人要从一而终。如果有一天你做不到，那个做错的人一定是你。结果母亲说对了。我后来才看到，在我父母的遗嘱中写着：不管文汇以后是不是我们的女婿，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有一份遗产给他。记者：您们离婚后还一直是作为好朋友来往吗？梁凤仪：我们不仅是朋友，还是亲人。记者：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啊！梁凤仪：也不是不容易，也可以说是不容易。对任何人，只要相处，不管你们是朋友、夫妻、上司和下属，相处就会有矛盾和冲突，冲突之后便是分离。分离后你就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错误？要能够面对自己的错误，感情就还能保存下来。离了，为什么就一定要变成死敌呢！记者：您结束了第一段婚姻时，是不是很伤心很难过？梁凤仪：看我的小说吧。记者：您说您丈夫黄宜弘特别鼓励您投入写作，并且能宽容您的坏脾气，是这样吗？梁凤仪：我觉得宜弘就是阳光，他的个性活泼、积极和乐观，似乎从来就没有忧虑，从来不会叹息。我和他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我家住香港，但我常常要到深圳去，来往也很方便。有一天早上我从深圳坐车回香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一开车，宜弘就跟我说，把你的回乡证拿出来交给司机，一会儿过关时你就不用管了，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我一下子就冲他发火了：谁要你给我讲话？我没有睡觉，我的脑子一直在思考公司的事情……我一口气骂了他十几分钟，骂得我口渴，他最后说：老婆，我错了！这就是我的宜弘。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反省自己，不要再这么随便发脾气了。记者：您说您人生有三个遗憾，刚才说了两个，一个是没有做到从一而终，另一个是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女，那么第三个呢？梁凤仪：第三个遗憾就是我的父母，还有养我长大的义母(保姆)都去世了。他们不能到这里来给我鼓励，给我加油了！非常遗憾！上中学时，每一次我写了作文，父亲都会在银行拿给他的同事看，为女儿自豪。他们的爱，是我今天成就的基础。孝顺不在于养，在于牵挂、思念，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常常回家看父母，我为自己的爱情和事业在忙，没有好好地尽孝。他们没有等到女儿真正站在文学的殿堂上。我的义母生病在医院时，我说你先别死，等我写出更伟大的作品来，可是她等不到了，她去了……记者：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远道而来为您祝贺，可见您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梁凤仪：我之所以要隆重地宣布这个“写作工程”，我的这么多亲人和朋友都远道而来为我加油打气，鼓励我，支持我，最主要的是想给自己再增添些压力。既然公开承诺要写，就不能不写，既然希望写好后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作为向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作，就更要限时限刻完成不可。人生的成功，必然是在承受压力下的成果积累。

  2012-05-14 12:12:07 作者: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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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要对读者负责 把美好的东西写进作品

   中新网昆山5月13日电(黄莹)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完全进入一个商业化时代。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非常热闹，但与此同时，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纠结于市场，失去了专业品格，作品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破坏了儿童的阅读环境，令人痛心。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13日参加首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颁奖仪式时如是说。张之路说，在这个急功近利略显浮躁的社会，常常会忽略创作的本质，要把美好的东西写到作品里，要对所有儿童读者负责。欣慰的是，在大赛中，明确感到作家们繁荣儿童文学的使命感，也看到了儿童文学重新冉起的迹象。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大赛收到参赛稿2000余篇，其中优秀作品题材多样，真实反映当代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贴近孩子的心灵世界，富有时代特色，耐人寻味。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开始崭露头角，希望更多人去除对儿童文学“小儿科”的偏见，有更多富有才情和天赋的作家加入到这个圈子。“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于2011年创办，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文学报》联合发起，旨在繁荣和促进儿童文学短篇精品小说的创作，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真正的心灵养料。本届大赛强调“贴近心灵，追求纯粹，拒绝平庸，创造精品”的评选原则，冯与蓝的《一条杠也是杠》、李秋沅的《惟有时光》和常新港的《迷途的故事》等25篇佳作脱颖而出。身为一名普通小学语文老师的冯与蓝刚刚涉足儿童文学小说创作，“感谢搭建了这个光彩亮丽的舞台，让我看到了灯塔后美好的世界”。作为大赛评审，当著名作家黄蓓佳看到这些作品时，“我眼前一亮，无论是立意、文字、构架都显示了蓬勃的创造力和不羁的想像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其实写儿童文学的人是幸福的。她的读者是庞大的，源源不断的。”谈及儿童文学短篇小说的发展，上海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梅子涵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特别适合现在和未来中国儿童学业状况的读物，可以在课间、睡前、甚至做习题间。我们不断提倡短篇小说的阅读和写作，正是对儿童阅读的具体关怀。这是一个写给儿童读的小说，而不是低就、俯就、搞幼稚游戏，希望这个杯里有最好的酒，别掺水，别放文学之外的别的东西，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好好的，文学好了，国家也会更好，中国的儿童文学才能够获得世界的“真著名”。据介绍，为进一步鼓励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优秀的短篇作品，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将每年举办一届。当天《一条杠也是杠》获奖作品集举行了首发活动。

  2012-05-14 12:07:05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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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不要高高在上 要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讯 “官场小说”在近两年来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作为官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甘肃作家许开祯近日带着自己的新作《问责》开始了全国巡回签售活动，目前已完成武汉、天津等站的签售，接下来将回到大西北的银川进行签售活动。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对于是否会回到家乡宣传新书这个问题，他透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回故乡签售，“期待与家乡读者面对面地交流。”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思考西部商报：谈谈你的新作《问责》。许开祯：小说延续了我以往的官场小说风格。我觉得官场一些潜规则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官场作家就要像钉子一样钉进去，要像毛毛虫一样钻进去，一定要找到那个根。这样，你写出的东西才会带着民生疾苦针砭时弊，才能更加贴近生活，接地气。关于这本小说的评价，有人说这本小说是公务员必读，是最具政治智慧的长篇官场小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准确。西部商报：你的《问责》《省委班子》等小说都是官场小说，为什么在你的创作中更加注重这方面素材？许开祯：一个作家的创作跟他的生活积累有关，跟他的文学准备更有关，我这几年之所以集中笔墨写官场小说，一是自己有从政的经历，对官场，有自己的切身感受与思考。二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能不能将这一场改革有序地进行到底，事关中国的未来，这种关键时期，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对政治体制改革抱以漠视，作家更是如此。作家要为时代而言，要为时代而呼，当别的小说题材不能更准确更痛快地表达我的这些思考或愿望时，我只能将笔墨集中于官场小说。作家不要老是高高在上西部商报：去年你以190万的版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但是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作家认为写作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许开祯：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如果不能靠自己的笔养活自己，只有一个答案，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作家，或者根本不能叫作家。我们有很多作家把文学两个字搞复杂了，文学其实很简单，小说更简单，某种程度上，我承认小说就是供大众娱乐的，在娱乐大众的同时，让大众有所感悟，有所思考，小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已经很是了不起。但我们的作家更多的时候把自己想成人类灵魂的救赎者，因此我说，作家们该清醒了，不要太白日做梦，还是写一些读者能看懂能理解的文字，写一些跟老百姓的日子息息相关的文字，要跟读者同呼吸共命运，不要老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臆想成圣人。西部商报：现在很多作家出版的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怎么看待改编这件事呢？许开祯：每一个作家都在盼着自己的作品走向荧屏，因为传媒时代，小说的受众越来越少，而电视传媒、网络等已经成为最直接也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作家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自己的作品。跟书相比，电视的传播率影响率实在是太大了。但并不是每个作家的作品都能搬上荧屏，这要看题材，更要看故事的构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当然期望自己的作品能走上荧屏，能让更多的读者和观众了解。西部商报：电视剧《光荣大地》是以你的小说《凉州往事》改编的，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有没有想过自己在以后的改编电视剧中进行“触电”呢？许开祯：目前影视圈中，不少名编剧都是由作家转行过去的，我也得到过多次邀请。业内有句话，说“写小说是婆婆干的活，当编剧则是小媳妇受的累”。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两种创作的特征。我暂时没考虑去当编剧，一则我的小说还没写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我还得在小说这口井中接着扑腾。二来，也是怕一旦当了编剧，再也回不到小说状态中。甘肃这片土地不断地给我养料西部商报：甘肃这片土地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许开祯：是一种作家对故土的感情，甘肃有丰富的文化。在这片传奇的土地上，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甘肃质朴、诚善、坚韧、不服输，这片土地教会了我坦诚，感恩之心。甘肃虽然相比之下略显落后，但在落后中始终透着顽强，透着不屈，都对我的成长有极大影响，它让我懂得，一个人必须先有坚强的内心，先有执着的精神，才能走向成功。甘肃不断地提供给我养料，让我如一条鱼，始终游在水中。西部商报：在你今后的创作路上，是否还会创作有关西北或者是甘肃题材的小说？许开祯：作家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了故土，甘肃这片土地粗犷，野性，这样的性感可能成就了我一个官场作家，也在我的文字中有鲜明的烙印，这是一辈子也泯灭不了的。我的创作始终都没脱开西北这片土地，更没脱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有三样东西决定了作家的品质以及作家一生创作的方向，一是生你的那片土地，这片土地上每一条沟每一座山，在作家心中就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二是作家的童年。三是对作家影响最大的那一个亲人。没有哪个作家能逃开这三样，也没有哪个作家能逃开自己的家乡。西部商报：今后有怎样的创作计划？许开祯：我的创作目前仍然以官场时政小说为主，有冲动时，也会写乡土或军事类。我喜欢西北乡土题材，甘肃有很多可写的事，比如甘肃的美食文化，陇商、甘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奋图强，赶追超的精神等，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以后创作的素材。新书现在正在全国签售阶段，我很想带自己的新书回来，让家乡人民见证我的成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回来和家乡的读者见面。许开祯著名作家，甘肃武威人，曾身在官场十数载，却于事业顶峰时辞去公职。2002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省委班子》《跑动》《打黑》《人大代表》《政法书记》等十余部畅销官场小说。并且在2011年以19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2位。

  2012-05-14 12:02:56 作者: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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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背负太大压力 不能把作家当药剂师

   骆以军在南京书衣坊。骆以军是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作家，长篇小说《西夏旅馆》以洋洋四十五万言为他赢得了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第三届“红楼梦奖”，这是台湾作家首次折桂，前两届的得主是贾平凹和莫言。因此，他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最优秀的小说家”。去年夏日，骆以军曾来过一次父亲出生地南京，同父异母的大哥提着江心洲的葡萄去看望他，让他感动得流泪。此次，他携新书《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再次“回家”，今晚7点将在先锋书店与读者一起分享书中的轻松与温情。昨天上午，骆以军在南师大书衣坊，接受了扬子晚报的独家专访。“南京是我的梦想之地”提起南京，骆以军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我和南京一直有着很深的缘分，我父亲出生于南京，曾在大学教中文，作为公务人员，他在1949年去了台湾，本来也以为只要去个两三年，可没想到一直到最后也没能回来。小时候，父亲向我描述他梦中的南京，南京的点点滴滴。”骆以军说，“15年前和妻子第一次来南京时，我就知道这就是南京了，因为我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和我父亲的梦是相符的，南京就是我的梦想之地。”骆以军接着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当时我父亲离开大陆时，还留下了一个婴儿，当时他也只有1岁大，我父亲到了台湾之后想尽办法，苦等了几年，最终无果之后才娶了我母亲，所以我在大陆一直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哥哥现在一直在江心洲种葡萄。就是这个哥哥，上次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开讲座时，他突然赶过来，给我送了一大筐自己种的葡萄，把我吃撑了也没完，”提起他哥哥这段“千里送葡萄”的趣事，骆以军也是满面笑容。“是我最温情的一本书”骆以军在台湾一直有着“变态作家”的称号，他的文字通常坚硬冷酷，读起来佶屈拗口，令人生畏。但他一再强调，这本小说的风格和以往作品大相径庭，“这是我在大陆出的第三本书，也是最温情的一本。以前的两本《遣悲怀》和《西夏旅馆》话题太严肃，而且文字也是硬碰硬，往死里砸，很多大陆读者都大呼吃不消，这本书就可爱一点，轻松搞笑的东西很多，所以可读性也强很多。”这本书其实在2005年已经创作完成，提及当初的写作动机，骆以军说：“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因素：在时间上，我的父亲2004年过世了，父亲生前经常把祖父的事和梦中的南京讲给我听，而我和姐姐一直是我父亲‘梦里的怪胎’，这让我也急切地希望留一些故事给我年幼的次子；在空间上，由于当时台湾的政治氛围和‘外省人’的身份，我经常感到恐惧，这种感觉就像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的‘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就是这种恐惧感催促着我，写了这本‘未来小说’。”“不能把作家当药剂师”提到大陆的作家，骆以军如数家珍，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读了很多知名作家的书，譬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等等。当时他们的书在骆以军眼里是前卫的甚至带有实验的性质，他觉得这批“50后”和台湾同一辈的作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和台湾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一样，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大约30岁左右成名，然后两三年一部长篇小说。”不过让骆以军羡慕的，是大陆特殊的文化背景，每天都有新奇的故事发生，他认为大陆才是小说创作最丰富的沃土。台湾戒严时期，囿于不能谈论现实话题的苦闷，骆以军说他只好从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我透过他们的眼界看世界，这才是好的小说，真正的小说是会有这种视窗作用的。”骆以军说。谈及现在的小说家，骆以军坦言，“现在好的小说家背负了太大的压力，他们有‘社会导师’的责任，这种压力压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些‘变态’，我觉得这种‘解放灵魂的药剂师’的责任扛在作家肩上还是太重了。”扬子晚报记者 蔡 震 文/摄实习生 刘 凯

  2012-05-14 11:56:23 作者: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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