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至4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作协组织召开的“文学繁荣和文化发展中的我们——北京青年作家座谈会”在京召开。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启刚,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作协分党组书记程惠民出席了座谈会。白烨、陈福民、王干、邱华栋、兴安、顾建平、王德领、徐则臣、张悦然、笛安、春树、付秀莹、马小淘、霍艳、郑小驴、彭扬、祁又一、沈钰等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市作协秘书长王升山主持。青年作家们就各自的创作体会进行了交流,对创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参加座谈会的大多是“80后”作家,他们在进入创作之初采用的都是自叙传式的写作路子,属于经验性的写作,这种青春期的经验到当下已经难以支撑他们写作,陷入了重复和自我重复的困局,因而铺满市场的青春读物带给读者最初的冲击和清新之后,也只剩下了重复复制。这是困扰这批以青春文学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青年作家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座谈会上,青年作家们在反思自己的创作时,普遍认识到自己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的相对贫弱,深入观察生活能力的相对不足,个人生活的经验在今后的创作中越来越难以支撑对当代的、现实的创作题材的把握。因此,他们希望北京市文联、作协能够广泛开展多种活动,帮助他们深入生活,感受鲜活的生活细节,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希望能够加强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编辑之间的交流,并通过阅读、研讨等形式提高文学品位和创作水平,突破瓶颈,走出当下创作的困境。与会批评家认为,广大青年作家过去是后备军,现在是生力军,已成长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最具活力的新的群体,而且他们在自我反省中自我调整,使得他们进步明显,值得期待。希望青年作家们在坚守文学理想、实现文学目标上,学会取舍,保持定力。一些批评家从文学发展规律和审美规则等层面对青年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分析,指出“80后”作家们重细节轻整体、重情愫轻情节、重爱恋轻爱情的特点,虽然在审美上能取得炫目的效果,但这种美是无生命的,速生也速死。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文体的创新探索和突破固然令人欣喜,但对文体要求和规则的尊重则是创新探索成功的基础。
近年来,网络文学可谓是影视剧题材的“新宠”。自从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山楂树之恋》获得成功后,影视界尝到了网络上故事资源的“甜头”。随后的《失恋33天》《裸婚时代》《步步惊心》等改编作品“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斩获了不凡的收视票房业绩。日前,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举办的年度导演论坛上,众多影视界人士明确表现出对“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的浓厚兴趣,认为即使是微小说那种百余字的故事,往往也可能成为一个“大的电影作品”的来源。导演贾樟柯还透露说,自己目前正在做的剧本,正是从网络文学中得到了灵感,他将在微博上发布剧本细节,通过与网友的互动,完成剧本的修正工作。时下本就风光无限的网络文学,正借着影视界的青睐为自己开拓更大的疆土,并通过这种“携手”实现了互利共赢。网络文学与影视迎来“蜜月期”网络文学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产物,具有精神内容与传媒经济的双重属性。经营者通过全媒体营销建立起一个融合在线阅读、移动阅读、实体图书、动漫、影视等多种形态的文化产品链条,成功实现产业链经营的有《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等。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认为,2011年,这个产业链上的最大卖点正是转让影视版权。进入2012年,网络文学改编成的影视剧依旧势头大好,影视界纷纷“抢夺”《大漠谣》《星辰变》《鬼吹灯》等经典网络作品资源,不少作品已经进入筹备和拍摄阶段。各家文学网站和网络写手自然也努力把握商机,仅盛大文学就出售影视版权50多部,起点文学网还专门创办了剧本频道。文学网站关注影视剧改编这块“蛋糕”,并不仅仅是出于直接经济利益的考量。由于影视剧的巨大效应,很多以前并不关注网络文学的读者也开始拿起鼠标,点开一个个吸引他们的小说章节。一些网络文学新秀由此成为更广泛意义上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这是文学与影视的“双赢”。他说,网络文学通过改编影视,扩大了作品与作者在文坛内外的影响,在增加知名度的同时,也增加了作者在写作上的自信与自立;影视艺术则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之外,获取了更多改编与再创作的资源,并在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都增大了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可能。[NextPage]网络文学:接地气,有底气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今影视与网络文学“如胶似漆”的局面,也让不少人十分好奇——不少网络文学作家都很年轻,在创作上也基本是“初生牛犊”的阶段,他们的作品为何能够如此顺利地与影视剧“对接”呢?白烨认为,像《蜗居》《裸婚时代》《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现实题材网络作品,大都有立足于时代生活的鲜活故事与生动人物。这些出自业余作家之手的作品,比较“接地气,有底气”,生活内容充盈,细节描写丰沛,读来感受真切。另外,像《雪豹》的原作《特战先驱》等作品都属于以“行家里手”的方式写就的网络小说,不仅众多人物栩栩如生,历史的场景与气氛也得到了很好的艺术再现。这些网络作者对某一题材领域情有独钟,术有专攻,有着特殊的人生积累与艺术准备,他们的作品正是自己多年积累与历练的扎实成果。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也沾上了一些特别的味道。此外,在创作过程中,网络文学作家可以随时收到读者的反馈,对情节和人物作出灵活的调整,这使得作品更合市场的胃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数据显示,79.2%的网络文学用户愿意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剧,而中国目前潜在的网络文学用户就有近两亿人之多。这样的人气对影视制片方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购买当红的网络小说,很多作品都是未播先红、备受期待,几乎不用花费任何宣传成本就能取得收视票房大热。“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建党伟业》《孙中山》这种主旋律影片的编剧队伍中,也有网络作家的身影。无论是制片方还是导演,都意识到这样的重要题材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表现手法,从而吸引新的受众。网络作家能够为影片注入亲和的气息和动人的细节。”评论家马季认为,网络作家“进军”影视创作,是顺应了观众年轻化的时代趋势,他很看好这个创作群体的发展前景。[NextPage]网络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下,网络文学正被影视“万千宠爱在一身”,而他们的“热恋期”能够维持多久?一些学者认为,在网络文学领域,类型化写作虽备受追捧却难见深刻之作,仍然是这一新媒体文学在发展道路上需要面对的问题。欧阳友权谈到,新媒体的技术丛林生长出来的未必是艺术审美的果实。网络新媒体文学在总体上还没有达到人类普世价值和普遍情感的深度和力度,这是它的最大“短板”。说到底,影视改编的选择标准主要还是市场而不是艺术,影视作品的艺术资质主要还是取决于编导的二度创造。去网上选择剧本资源,其实是专业影视剧本创作缺失或供不应求不得已而为之。马季对此“所见略同”。他表示,网络文学在影视创作方面的优势是“靠故事取胜”,但大部分仍然停留在娱乐和对社会问题的浅层表达上,“像《失恋33天》,固然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表现得很浅”。他认为,电视剧也许可以停留在娱乐大众的层面,而电影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需要对社会问题作出更深的思考和表现。网络作家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网络文学作品不一定会为之后能改编影视作品打百分百的包票,而专为影视改编而创作的网络文学亦可能丧失其自身的一些魅力。白烨认为,网络文学作家还是要立足于生活的大地和自身的特点,在作品的构思与写作上,应以自己原有的文学理念和艺术特点为主,而不是“硬往影视上去靠”,那样反会吃力不讨好。他特别指出,适合于影视改编的小说,往往故事性强于文学性。长期为影视写作,会使一个小说家的艺术水准下降,甚至减退小说写作的感觉。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作者,应该学会在小说写作中使用“严肃”和“通俗”的两把“刷子”,或者“两条腿走路”,既写能供影视改编的可读性强的小说,也能写难以被改编为影视的艺术水准较高的小说。这两种取向的坚持与互动,可能会使网络作家的文学写作之路“行得更为宽广,走得更为长远”。
90年代,看起来沉淀无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在市场的推动下,精英阅读被大众阅读所取代,娱乐化、平民化的畅销书攻破神圣文坛。 (资料片) 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全貌,早已有一部《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了美好的追怀,而70年代,这个让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夹缝中求成长的时代,也有北岛、李陀等中坚知识分子们合集而出一部《七十年代》,用以顾念与忆述。这些记录都让无法恰逢“盛世”的身后人艳羡不已,可回望20世纪,似乎唯有90年代,看起来波澜不惊、沉淀无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在市场的推动下,精英阅读被大众阅读所取代,娱乐化、平民化的畅销书攻破神圣文坛,而且人们也不再愿意探究背后的本质,去跋涉千里找寻深刻渊远的精神家园……但是,还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至少对于许多70后和80后来说,90年代承载着他们人生中最美的花样年华,在图书的世界,一部分严肃被轻松取代,令人喜悦的青春碎片也俯拾皆是。 “文学英雄”变身“文学艺人”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正处于急剧的裂变和转型时期,而90年代的文学作品,也显现出从未有过的丰富和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张爱玲、林语堂、周作人、钱钟书,他们也重新赢得了一大批的拥趸,经过商业化的经典包装,张爱玲更是成为90年代初最为醒目且成功的文化符号,她笔下的那些爱情故事男女主角,都成为很多都市人茶余饭后的精彩谈资。 著名书评人止庵在接受采访时说,在90年代初,虽有“张爱玲热”,但这种“热”发生的同时,也有人冷下去了。比如茅盾、冰心、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在80年代时它们仍有很多读者,但自90年代开始,可以说他们的这些作品已经进入了文学史,读者越来越少。 止庵认为这并不违背世界阅读发展规律,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变化。 80年代的狂热浓厚的人文气息到90年代时已经逐渐消退了,对书的饥渴已经在80年代得到了恶补式的满足,好几辈人一起买书的情景在90年代已经不再常见,电视等大众化新兴媒体的出现,分散了人们阅读的兴趣,这也使得持续到80年代的启蒙式精英阅读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慢慢淡出。 虽然有堪称90年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的《白鹿原》,凭借着震撼人心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但其他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无论是王朔(《动物凶猛》、《看上去很美》)、顾准(《顾准文集》)、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还是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先锋文学的作家们,都不可完全在属性上脱离商业气息的包装与炒作。 另外,许多90年代流行的诸多重要文本,也多为80年代那些重要作家的后续作品,在90年代,他们的作品越来越个人化,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他们可以全然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始写作,于是,就有了《废都》,有了《长恨歌》,也有了《活着》。 一些作家仍坚持80年代时的文学传统,继续走纯文学的写作道路,但结果是他们的作品越来越远离大众。 以流行文化的方式对待作家和作品,“文学英雄”摇身一变成为“文学艺人”,也是90年代流行文化背景下文坛的一道特殊风景。 网络文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90年代的都市中,弥漫着人们对互联网的痴迷,这是此前所有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奇观,网络文学也自此风生水起。 中国的网络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1991年4月5日,第一份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互联网上诞生,在很多网络文学研究者眼中,北美留学生作家少君在《华夏文摘》中发表的小说《奋斗与平等》是中文网络文学的“开山鼻祖”。 网络文学兴起的最开始,网络作家们并不奢求传统媒体的介入,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网络中获得自由发表的满足。 1994年2月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的创办,1995年3月中文网络诗刊《橄榄树》的出现,还有1995年底崛起的女性网络文学诗刊《花招》,这些都促使网络文学创作形成一定规模。而图书与网络文学的第一次相遇,直到1999年才正式生成。 这本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让更多的人重视起网络文学的价值,更激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成为新一代的网络作者。 随后,内地的第二个“痞子蔡”也被挖掘出来,2000年横空出世的《悟空传》也缔造了属于内地的网络文学新传奇,甚至时至今日,仍享有“网络第一书”的至高美誉。[NextPage] 实用畅销书,越物质越通俗 阅读与写作都难以脱离社会背景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社会背景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此时,物质崇拜和消费主义也逐渐兴起,一种新的价值观也逐渐确立。白领阶层的兴起,和出版管理机制的数次市场化变革,为畅销书的形成拓清了通途。 除了文学类畅销书之外,财经类、技能类等畅销书也渐成新宠。非常实用的《穷爸爸富爸爸》掀起了全中国的驭金热,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那本紫皮书,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人们开始热衷于如何毫无掩饰的去学习“怎样才能令财富拜倒在我们的石榴裙下”;以《疯狂英语》等为主的技能类图书也成为阅读的主流;《格调》一类的流行读物也给白领阶层描述出他们所希望拥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可以说不》、《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等通俗读物,这种旨在为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裂变提供解释和思考的作品也在90年代大量出现。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原本处于文化主流的诗歌、散文和叙事性小说等作品等渐渐退到阅读边缘状态,被大众文化的电影、电视取而代之。 另外一些畅销书的存在,本身便是电影和电视的延伸。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畅销书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名人传记类和隐私类的畅销书。它们的主人,多是刘晓庆、倪萍、白岩松、杨澜、姜昆等电视名人,这些名人传记类畅销书,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用类别,但也的确是满足了社会普通人梦想成名、进一步窥探名人隐私等诸多的心理需求。 现在也未曾走下畅销舞台的都市传奇类小说和历史解读类小说,也是从90年代开始有了第一批忠实拥趸。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便衣警察》和《雍正王朝》便是最好的例子,此两类图书的畅销缘由也不难理解,轻松爽口、略带调侃的阅读比太过正襟危坐的态度和晦涩的题材,显然对于轻松下来的中国人更有吸引力。 在80年代,在阅读的主体中还难分彼此,但是在90年代,阅读的个性化、分众化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从总体来讲阅读变得不再都是那么严肃,但是严肃作品也并非没有,越来越多的图书品类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你是爱深沉还是好玩点儿轻松的花样,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书。 也有很多作家在经过最初的一阵观望后,接受了市场经济的熏陶,开始用平民、市民化的角度进行书写、一改“文以载道”的精英阅读模式,把题材和形式都变成易于消化的作品。作家就着经济的潮涌纷纷“下海”。首次现身于台湾成功大学BBS上的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随后被转载到内地各大BBS上,“痞子蔡”和“轻舞飞扬”这两个名字从此家喻户晓。这篇如今看来情节稍显刻意,文笔略显粗糙的通俗言情小说,却在1999年出版时,连续22个月高居内地畅销书排行榜。 90年代经典书目 富爸爸穷爸爸南海出版社罗伯特·清崎哈里·波特与魔法石[英]J.K罗琳哈里·波特与密室[英]J.K罗琳哈里·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英]J.K罗琳古龙作品集珠海出版社古龙看上去很美云南人民出版社王朔交错时光的爱恋江苏文艺出版社席娟皮皮鲁和鲁西西故事学苑出版社郑渊洁 魔方大厦学苑出版社郑渊洁诛仙(全六册)花山文艺出版社萧鼎张爱玲文集北京十月文艺张爱玲随想录选集 三联书店 巴金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万卷出版公司痞子蔡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乱世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玛格丽特·米切尔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法]让-保罗·萨特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陆键东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顾准(首席记者 张阿春)
青春年岁,书可相依。军旅文学向来是年轻人的知己,在每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几部点亮生命之光的军旅文学相伴成长。曾几何时,军旅文学作品一经推出,便会引起年轻人争相捧读的热潮。不经意间,军旅文学已与年轻人渐行渐远,取而代之是武侠玄幻、青春成长、盗墓探险、历史穿越等文学类型的走红。读者是文学的基础,失去年轻群体的关注与支持,军旅文学便成了墙角的花儿,只能孤芳自赏。年轻读者为何与军旅文学隔膜日深?这既是当下年轻人“浅阅读”“轻阅读”的阅读习惯使然,又是类型小说与市场共谋、与网络联姻的生产传播机制占得了先机,但最为关键的,还是黯然“失色”的军旅文学自身难以吸引年轻读者。军事特色不可缺失。以战争活动和军事生活为关照对象和表现题域,是军旅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特色所在。随着文学进入消费时代,一些军旅作家不愿囿于军旅题材的狭小空间,纷纷远离军事,走向俗世:有的作品不切入军营的主流生活和主体人物,在军旅生活的边缘处打转转;有的作品热衷于个人经验的自恋表达,简单依附庸常的生活表面爬行;有的作品干脆顾左右而言他,用官场、情场、市场代替了训练场和战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有意远离军营、淡化军味的作品,本希望以与世俗妥协的谦卑之态向市场献媚,却遭到了无情的冷落。反而是一批血性十足、军味逼人的网络军旅文学趁势崛起,成为年轻人热议的畅销书。对比二者可以发现,网络军旅文学无论思想性、艺术性,还是文学性、可读性,都无过人之处,除了网络传播的优势,主要是其标榜的“铁血”“兵王”“特战”等“军字招牌”吸引了年轻读者的眼球,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历史的吊诡再一次说明,在文学的童年便应运而生的军事题材,并非已经垂垂老去,而是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只要军队作者甘于坚守、善于深挖革命历史战争与现实军事生活的富矿,必然能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人物亮色不可缺失。回溯军旅文学的历史长河,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逐的偶像。世纪之交,《历史的天空》与《突出重围》的广受好评,也在于其塑造的个性英雄形象与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认同与审美共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军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快速转变、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不断拓展,一批不同于以往的高学历高素质的新型军人脱颖而出,令人眼前一亮。这为军旅文学更深广的英雄探寻预设了多种可能。军队作者应以此为契机,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担当起为时代塑像的历史使命,创作出与时代同行的经典人物。青春本色不可缺失。相比较而言,年轻人更喜爱贴近自己生活、能够感同身受的军旅文学。这是讲述青春军旅故事的作品备受年轻人推崇的原因。时下的连队是“80后”干部带“90后”的兵,他们“丰满”的青春和“多彩”的军营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最为年轻读者关注。然而,放眼当下我们很难找到几部表现这一代年轻官兵青春本色的作品。个中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是专业作家队伍年龄结构的老化。当前,军队专业作家年龄老化严重,与年轻官兵存在明显的代沟,即便时常下部队体验生活,也难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要勉强“爷爷”写出“孙子”的烦恼,“更年期”讲述“青春期”的爱情,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年轻人的故事要由年轻人来写。这样才能写得像、写得活、写得真切、写得深刻。令人欣喜的是,王凯、王甜等一批年轻的军队作者深谙此道,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给军旅文学带来了扑面的青春气息,让我们对于军旅文学的未来有了更多期待。精神底色不可缺失。以往的军旅文学之所以备受年轻读者喜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含纳着一支军队、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精神史和思想史。读者从中能获得精神的滋养和思想的启迪,进而增加俯瞰历史的高度,透视生活的力度和认识自己的深度。由于军旅作家面对的写作现场日益世俗化、消费化、娱乐化,创作的军旅文学作品也表现出精神的贫瘠乃至空虚。像《亮剑》《潜伏》《士兵突击》那样,以笃定的精神、信念、价值追求引领读者思想的作品凤毛麟角,以至于读者在看完林林总总、花花绿绿的军旅文学新作之后,虽然也感到文笔优美、形象生动、故事精彩,但却难以被感动、被征服。精神底色的缺失,使这些作品缺少了触动灵魂的力量和熔化心灵的温度。诚然,军旅作家不必成为伟大的哲学家,但应是深刻的思想者;不必成为虔诚的布道师,但应是精神的引领者。只有如此,才能使创作的作品真正与年轻读者血脉相连、精神相通。(来源:解放军报)
杨筱艳,笔名未夕。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教师,南京市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现已出版书籍二十余部,其中儿童文学作品有:《绿绿的小蚂蚱》、《五四班那些事》、《绿绿的吉祥三宝》、《好小子齐咚呛》等,《我们班的“哈皮”事》即将出版。 在见到杨筱艳老师之前,几乎很难想象,作为一名工作在教育一线的小学教师,居然还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每晚辅导完儿子后,便是我创作的时间。每天一个章节,就这么坚持了几年。”杨老师告诉记者,自己从来不把写作带进教学工作中,“我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要对孩子们负责。”就是抱着这样负责任的教学态度,一直以来,家长们对她的满意度考核都是百分百认可。[缘起]写作圆了最初的梦想“刚到小学我就开始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但我从小对文学就很感兴趣。以前就写过很多短篇的东西,也尝试过英文小说的翻译。”可说起真正走上写作道路,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夏天,她所带的那个特别的“五(3)班”。“全班50名学生中23个来自离异家庭,多半存在严重的陋习,每逢考试十几个不及格都是家常便饭,再好的教学方法也提不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自认为热爱孩子的杨筱艳,尝试过很多办法也改变不了这一状况,最终还是怀着愧疚的心送到了他们毕业。可这件事对于杨筱艳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期无法走出沉重的挫败感。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这些无法改变的现实,何不写在书中,正是写作这个从少年时就有的爱好拯救了她,实现了她在现实世界里的梦想。[收获]从写作中修正职业态度“素材每天都在发生,而且都是源源不断的那种,兴许今天还在担心下个章节的撰写,第二天就会冒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杨筱艳表示儿童小说的素材都来源于平日生活中的积累,从事了20多年的小学教师,从来没出现过不知如何往下写的情况。“必须要信奉自己所写的内容,有意识根据书里表达的意念、情感修正自己的态度,包括现实中完成不了的都在书里写出来,不断促使自己慢慢接近。”她坦言这些小说的创作对于职业生涯的影响远大于生活中的影响,正是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一位小学教师对教育的理解和想象。[心得]我要对小读者们负责在创造儿童文学的道路上,杨筱艳内心始终秉持着这样一个原则:不揭露与批判现实社会。自己从来不会在小说中以愤恨的语言来表达情绪或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我要对我的小读者们负责,向他们传输正面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即使发生了,也尽量从正面去写,向他们展现一些美好光明的东西,达成社会、学校、家长的一种和谐共同体。”在她看来,童话的世界中,说教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但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还是要引向光明,给孩子以正面的方式引导,他们才会用正确的方式去看待它。[支招]推崇亲子学习对于现今备受争议的“陪读”现象,杨筱艳更加推崇亲子学习,但在她看来亲子学习并不是所谓“陪读”那么简单,“对孩子成长中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功夫,很多家长坐在孩子身边却做自己的事,实际上对孩子的学习并不能起到提升作用。要了解孩子所学教材的一些基本内容,进行针对性辅导。”她说,“这种陪伴的方式事实上就是扶他走的过程,等孩子能力形成后,自然就可以放手。”在指导儿子写作时,杨筱艳更是体会到亲子学习的好处。儿子起初总是埋怨不知如何下笔,杨筱艳就开始鼓励儿子先开口说,用聊天的方式相互谈怎么理解主题,再说文章的内容,“有时候他会觉得我说的开头比他自己说的好,就自然运用到以后的写作中了。”杨筱艳表示,让孩子说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他理思路、整逻辑。
批评应多关注新媒体文学■批评需要比以往更加敏锐的文学判断以及更深刻的理性能力,才能把握当下■关键是文学批评在市场环境中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原则进入交换程序■只有转变方法和观念,才能较好地用学术研究来应对文学批评的现状 ■新媒体写作和阅读的继续发展一定会使文学的美学标准发生改变近10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数码产品的不断更新,文学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面对新情况的出现,文学批评应当作出及时的反应,把握文学形态的发展趋势。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吴俊对新媒体文学一直十分关注,他认为,目前,对于新媒体文学的研究相对滞后,批评家有必要对其进行跟踪观察,因为,新媒体文学的发展涉及到如何鉴别文学价值的问题,未来很可能带来文学美学标准的改变。吴俊在出席 “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他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项目负责人。他认为,这一项目的确立标志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地位有所提升,随着项目的推进,相信会对批评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学术支撑。批评需要比以往更加敏锐的文学判断以及更深刻的理性能力……批评在市场环境中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原则进入交换程序……批评的职责是给文学提供一种理性的、向上的、向善的价值引导“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的举办,让吴俊感到意义重大,他说,这样的大型研讨活动能够聚集多方面的声音,一方面可以从作协、媒体、社会层面的角度来谈,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学院的学科体制来谈,还可以为当下的政府管理者提供参考,使他们更好地去引导和应对文学的发展。谈到批评的重建,吴俊想从两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是站在批评家的角度,二是站在学院研究的角度。作为批评家,吴俊坦言,今天的文学现实丰富而又复杂,但是,文学批评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迅速发展,中国开启了媒体时代,此后不久,又进入到新媒体时代。文学的表达平台越来越多样,随着文学门槛的逐渐模糊,许多作品无需经过传统式的过滤就能够与读者见面。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文学现实,吴俊提出,批评需要比以往更加敏锐的文学判断以及更深刻的理性能力,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的文学生态。对于舆论针对批评失语的指责,吴俊同样认为,批评在介入当下和对当下表明自己的态度、判断等方面做得确实不太好。 “更多的时候,批评没有独立的立场。当某种文学现象冒出来时,很多声音都带有非理性色彩,形成了一种无序的状态。批评往往被这种无序的表达牵着鼻子走,很难保持自己的立场,甚至可能根本不明白自己的立场。 ”批评一旦失去立场,它的基本功能就会丧失,进而损害其介入现实、干预现实的能力。于是,跟风式的发言层出不穷,理性的观点却鲜有出现。“也有观点认为,批评的问题跟市场化有关,我个人倒觉得市场化的影响并不是太重要,因为市场化是全球性的。问题的关键是,文学批评在市场环境中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原则进入交换程序。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吴俊强调说,批评的职责是给文学提供一种理性的、向上的、向善的价值引导。调整研究的方法和意识,不能因为传统的方法和意识难以把握当下的现实,就不去研究……当代文学发展已经超过了60年,专业研究却依然比较滞后……重建文学批评,还需要逐步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地位除了批评家的视角外,吴俊的另外一个思考方向是学院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批评家几乎都集中在学院,他们需要对文学批评本身的品质和学理性建设提供职业性的支撑,要加强对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从以往来看,学院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吴俊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学科专业设置有一定关系。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较受重视,而当代写作和批评的学术地位则比较靠后。最近十几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还有一个原因是存在现实困难。因为,学者对研究对象作出学术判断要十分慎重,要有相当的积累,但是,当下的文学现实纷繁复杂,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现象发生。批评家很难辨析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中。 ”不过,吴俊强调,文学现实的复杂多样不能成为批评不被纳入学术研究视野的理由,“我们要调整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意识,不能因为传统的方法和意识难以把握当下的现实,就不去研究。只有转变方法和观念,才能较好地用学术研究来应对文学批评的现状。 ”2010年,教育部设立了一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参与投标后中选,吴俊担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他说,这是中国首次以批评史的形式研究当代文学的发展,“它标志着当代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化、历史化的对象,意味着在学院研究中,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地位有所提升。 ”吴俊感叹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当代文学批评史专著,当代文学发展已经超过了60年,专业研究却依然比较滞后,“因此,我认为,谈重建文学批评,还需要逐步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地位。 ”新媒体文学涉及到一个如何去鉴别文学价值的问题,应当引起批评界的关注……新媒体写作和阅读的继续发展一定会使文学的美学标准发生改变,什么是好文学的标准也会随之改变吴俊曾多次表示,批评家要关注新媒体对文学生态的改变,此次受访,他再次专门谈及这一话题。“对于新媒体文学现实的研究,学院是比较滞后的。新媒体文学涉及到一个如何去鉴别文学价值的问题,应当引起批评界的关注。 ”传统的文学传播渠道基本限于纸质媒体,从创作到发表,当中有严格的过滤程序,通过一定的门槛保证了文学的品质。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文学的门槛似乎“消失”了。对此,吴俊说:“从文学品质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应当保持一定的要求和标准。如果什么都能够成为文学,那文学就失去了边界,失去边界也就意味着消失。 ”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吴俊不能肯定,他说,新媒体写作和传统写作之间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它们之间的谈判、博弈和妥协,会不会形成某种新的文学价值标准?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新一代读者几乎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作品,而今天的阅读方式、写作平台和写作工具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文学形态也随之改变了。我觉得,新媒体写作和阅读的继续发展一定会使文学的美学标准发生改变,什么是好文学的标准也会随之改变,这一前景几乎是肯定的。 ”“刚刚出现博客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今天会出现全民微博的时代;而微博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根本没办法预计。 ”吴俊认为,大概要到电子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饱和状态时,新媒体对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才会相对固定下来。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一种工具不会无限发展,到达某种程度后,这种方式就会穷尽,需要新的突破。 ”吴俊提醒说,面对新的文学现实,批评家不能完全失语,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不能跟风,跟风一样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最关键的问题是,文学批评如何去发言,如何用自己的声音去发言。 ”吴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冒险的旅行》、《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东洋文论》(译)、《文学流年》等,曾获冯牧文学奖、教育部系统所颁奖项等。目前正进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 记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