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铁凝很忙。不仅是因为作为作家的不辍笔耕,不仅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诸多公务,更因为,她在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新加坡的“世界书香日”活动中,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首届中美文学论坛,在柏林举办的首届中德文学论坛,在巴黎举办的首届中法文学论坛上,都能看到她生动美丽的身影,听到她真诚坦率的声音。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铁凝更是率领150多位中国作家组成的代表团盛大亮相,赢得多方瞩目。围绕近年来中外文学交流的现状与思考,铁凝与记者有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中国文学走出去,有助于世界理解中国“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此时此刻,我为什么会站在美丽的法兰西,就因为有对桥的渴望,有对诱人的目的地的期待。”——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记者:这两年您在许多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投入了相当时间,而且是几次重要的中外首次文学论坛的倡议者和推动者。铁凝:近年来在这方面我的确做了一些自觉的努力。这不是一时兴致所至,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而是切实意识到了这是大事。如果中国文学能扎实有效地一步步走出去,对世界更客观公正真实地认识理解中国能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文化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不能涵盖文化,却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七次作代会结束不久,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就热情、主动地和中国作协联系,表达了想和我见面直接沟通,和中国展开更多具体的文学交流。比如俄罗斯、奥地利、瑞典、韩国、法国、希腊、印度、西班牙、以色列、罗马尼亚等。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还主动来作协拜访,来了就聊文学,都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愿望。还有现居美国的聂华苓女士,她和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30多年来为中外文学交流作出了非凡贡献。我当选作协主席一个月后,聂华苓就给我写来诚恳热情的信,表示了继续推动爱荷华写作计划的美好期待。所有这些都让我不断想到,中国作协最大的财富,是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作家和海外同仁,作协应该自觉承担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今天中国被全世界瞩目的背景下,怎样推出中国优秀作家,通过文学领域增进彼此的了解。记者:的确,中国文学走出去,单凭作家个人一己之力是难度很大的。铁凝: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在思考作协的宗旨。毫无疑问,作协是要为作家服务,但怎样服务也不可能去替作家写作。作家的写作是个人的创造行为。作协应该做的事情,主要是要尽最大可能为作家群体的写作,为激发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营造更好的环境。另外,可做的大事之一就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帮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间的文学活动,积极寻找渠道把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译介出去。像作协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就是努力之一。去年的中美、中德、中法文学论坛,还有今年将要举行的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中外主流作家面对面深入探讨的这种论坛形式,对双方来说,都是第一次。还有前年在首尔举行的首届中日韩文学论坛,都是试探性的开始,但都有出人意料的积极结果。老实说,发起、筹办、协调、沟通,都很不易,需要大家达成共识,同心协力。但它们的成果,让人觉得非常值得。[NextPage]人们需要面对面、活生生的文学方式的沟通“相互的凝视将唤起我们对感知不同文化的渴望,这里也一定有对他者的激赏,对自身新的发现,对世界不断的追问,对生活永远的敏感,以及对人类深沉的同情心和爱。即使在21世纪,这些词代表的仍然是人类向往的积极的美德。”——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辞记者:您曾说过,“文学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文学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您一定有很多切身感受。铁凝: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惊异和好奇。但客观的说,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和丰富也知之甚少。中国向世界打开自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有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化与文学的交往。在许多国外文学论坛、文学讲座里,我看到我的很多同行们所介绍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情感,都对最普通的外国听众产生着生动而积极的影响。记者:我知道您在中法文学论坛上的演讲,就通过河北地方戏《借髢髻》,讲述一出小戏中两个女人的琐碎絮叨中蕴含的日常生活的精彩和鲜活,引起很多共鸣。铁凝: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中美文学论坛上,辽宁女作家孙惠芬的演讲,就是从丢失一只鸭子这样的日常小事讲起,展示了中国当下的农村和城市、家族中父辈和年轻人的生机盎然的冲突,有美,有矛盾,但充满明亮而坚定的希望,感动了全场美国听众。那一刻,看着我们的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着中国淳朴又有现代意识的亲情,诚实讲述着活生生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我不由得想到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在他的一篇小说里描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英国人想象出来的中国人形象:耳朵眼里塞着砒霜,袖管里揣着蛇,嘴里呼的气是绿色的……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记者:这就是文学的力量。铁凝:面对面的,而非道听途说式的,文学方式的沟通,抒发对文学、艺术、人生、世界的感知,这样的沟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相同,而是为了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平等的交流也有可能使双方找到并感受人类共通的良知、道德和美。像我刚才说到的聂华苓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去年,我们邀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一起做了一次“文学旅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观光。大家去同一个地方,对同一个情境做文学片段练习,当场翻译,朗读,讨论。在这种文学交流中,中国一批优秀作家确实在潜移默化中担当了非常好的文化使者的角色。[NextPage]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在这种文化交流不平衡、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越是要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越是要警惕被"他者"化,也就是,不要人家说好,我们也认为好,人家不说好,我们就不自信。”——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记者:您也说过,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面临着重重困难,有诸多不平等、不对称的现实。铁凝:中国文学和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比如说,我们对德法等国古典、现代文学所知的丰富与深度,远比对方对我们了解的多得多。造成这种不对等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有历史渊源,一边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一边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迅速勃兴形成的坚固优越感。这样的现实并非一日形成。也有技术原因,汉语太美太难掌握,世界上精通现代汉语的学者相对还太少,这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一方面,一些资深汉学家,可能熟悉的只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对于当代作家作品,有些学者也容易从某种印象出发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世界在与中国隔绝多年后,面对中国文学的井喷和繁荣,还没来得及完全接受和认知,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和难题。历史背景,生活习惯,言说方式,文化的差异,包括媒体判断,这些都是原因。我举一个小例子:经历过中国物资贫乏年代的人,都了解“白糖紧张”、“洗衣粉紧张”这些说法。可有一年我在美国,一个美国人问:“中国的白糖还会紧张出汗吗?”你看,一个词的差异就这么大,何况文化!记者:那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呢?铁凝:首先要保持放松积极友善的心态,那种“阶级斗争”的态度,过度狭隘的民族主义,仿佛到处都是敌情,当然不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常会有一些误解,但绝大多数不是恶意。尤其文学交流中,更要明辨。另外,当然也应看到,国外确实还有一些读者和学界对中国怀着某种人云亦云、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有些方面关于中国的信息也非常老旧。正因如此,我们更要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知名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气不无轻慢,我就在现场提问环节坦诚陈述了我的批评和看法。经过坦率的讨论和诚恳的沟通,这位教授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偏颇。这种争论之后的和解,让人会心微笑。那天论坛结束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最后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主动走到大厅弹奏钢琴,让琴声作为这次交流的结束。你看,交流也需要真诚客观平等的争论,而一味讨好、或者先入为主贬斥某一方不见得是有意义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做了吗?记者:“文化自信”,这的确是让人深思的话题。铁凝:前两个月,我在北京和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会面,他说他羡慕当代中国作家有无穷可写的好题材,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丰富的变革中。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话让我深受震动。我扪心自问: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判断和把握时代的本质,怎样在自己的创造中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怎样不那么下意识地以他者的标准预设性的成为自己的标准?以前读外交家顾维钧传记,讲到某国外交官曾调侃地说,啊,我经常忘记地图上还有一个中国。那个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了。今天,整个中华民族在创造新的历史和辉煌,这让全世界震惊,我们应珍视这个背景,自觉意识到时代的不平凡。过度的自卑和自傲同样有害。我常说,做事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是面对我应该做的这件事,我做的怎样;一种是,我做了这件事,让我看起来怎样?我认为,我们应要前者,不要后者。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考虑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如何自觉、诚实地担当起文化责任,怎样传承发展真正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不是“这让我看起来怎样”。如果这种心理作祟的话,自然会过分在意在某些标准下的贬损与喝彩。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旁观者清。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中国这些年到底在向前走还是后退?有目共睹。我们当然不回避问题矛盾,但我们更有太多坚定明亮的进步和希望。同时,一批优秀中国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以在和国外同行进行文学讨论时的出色表现,真实而生动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在创造新的历史进程中的真情实感,传达出实践人文理念和审美理念的和谐统一,以及呼唤社会公正,反对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追求。物质社会可以引进诸多外来的奢侈品,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不应依赖“引进”,而应扎实地从自己的土壤里生养出来。古往今来的文学巨匠,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无不体现出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庄重思考。对坚守精神的高度的崇尚,也是很多作家演讲时打动读者的地方。在几次中外文学论坛上,中国作家们用文学的生动和幽默,以自身焕发出的自信、自如,谦和而又尊严的光彩,赢得了读者和听众的尊重。记者:对今后的文学交流,您还有什么期待?铁凝: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我们需要耐心和耐力。我把文学交流看作一个大事业,它不是一件即兴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交流与经贸协议不一样,文化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它毕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需要双方的耐心,需要积累、培养、沉淀。在法兰克福有件事让我很感动。有一天会场的一位保安通过翻译找到我,说开幕式那天他站在会场门口,他听了我的致辞特别感动,他要买中国书了解中国。后来我们在机场离开时又看见他。他打开风衣外套,让我看到他别在西服衣领上的一枚中国国徽。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兰克福市民。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文学也是沟通世界的桥,我们大有可为。
“前些天在北京遇到唐家三少,他说自己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连续80多个月每天写作并在网上更新。”4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网络时代的创作传播力”讲座上,作家蔡骏这样说道,“我对他挺佩服的”。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格子里的夜晚”则称,这样的写作对网络文学而言并不鲜见。他提到一组数字:熟练的网文作者一个小时能写1500-2000字,按照每天4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算,一天至少8000字,而持续不断的更新对网络小说来说非常重要。其实,在写作让自己成名的心理悬疑类型小说之前,蔡骏也是网络文学写作者。2000年,他在榕树下网站发表了一些纯文学类的中短篇小说。在蔡骏的记忆里,与当下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之间壁垒分明不同的是,那时候的网络文学与纯文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发布载体有所不同,活跃在网上的也是一批“典型”的文学青年。而现在的网络小说与以前不同,网络文学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形态,它的发布载体、写作方式、题材、传播方式有一套规则,由此,读者群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蔡骏举例说,他在北京坐出租车时,司机突然说了颇为严肃的一段书面语,令他十分好奇,司机坦诚,自己原来并不看书,后来看了《盗墓笔记》后开始在起点中文网上看修真类的小说,并且乐此不疲。由此可见,网络文学的传播力量不可小觑。如今已是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的“格子里的夜晚”(下称格子),在网络文学圈里已小有名气。与蔡骏先由网络发表继而转向纸质出版不同的是,格子却是逆向而行。自1999年以小说《物理班》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格子开始在一些报纸和杂志工作,可以说他是纯文学的圈内人,对他来说发表作品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他为什么会选择网络文学写作?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在网络上写作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传统的期刊杂志及出版机构允许写作的篇幅、题材是有限制的。“60万字,或许这才是一个开头”,谈起网络文学,格子看惯了几百万字一部的小说,“对于网络文学而言,这是很寻常的,但假若你跟一家纸质出版机构这样说,别人或许会觉得你疯了。”在国外,《魔戒》、《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这类动辄几百万字的作品都有相应的出版机构,国内则不然。而网络恰恰给这类长篇巨制提供了平台,网络写作者们以每天几千甚至上万字的速度不断建构长篇巨制。对于格子而言,网络最重要的是在题材上给了他更为宽松的环境。他的作品属于占据了网文中重要一隅的幻想类文学,而国内传统创作体系中并没有这个分支,它正是从网络上发展起来的。提及幻想类小说,人们会想到龙骑士、魔法师……东方幻想有什么?读者通常是一片迷茫。直至《飘邈之旅》这部仙侠修真题材的小说开始,才有了真正的东方幻想类小说,这部开此类型的先河之作最初在起点中文网连载,2005年成书出版。此后的东方幻想由此成长起来,进而形成了科学册、魔法册这样更为具体的种类细分。尽管东方幻想小说似乎已经建构起它的体系,但它的写作者们仍然有种焦虑:自己的幻想小说能够写到哪一步?作品、人物该走向何方?这种类型的小说也成为了考验作者创作能力的挑战。格子说,他常常思考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写过的、还有什么样的写法是没有尝试过的?可见,网络写作者们同样也面临着创作中的种种问题,不断寻求着自身的突破。但格子认为,“网络文学还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供发掘”。
四月十一日是王小波的忌日,转眼间他去世十五年了。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祝晓风的纪念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只是智商高,聪明,而不太善良,或者说不太追求善良和道德完善,他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很方便地达到他的目的。……而不幸的是,王小波恰恰十分善良,但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除了在生活上愿意听李银河的话和他妈妈的话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他只相信自由和尊严,科学和理性,还有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和智慧可以带给他的至高的幸福——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可想而知的命运恐怕就是边缘人的命运。这是因为,相信和追求自由与尊严,必然使得他同他所生活的未必多么推崇自由与尊严的时代或世俗价值观拉开距离,最终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在以此为题的这篇随笔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其潜台词无非是说这两种人还不如这只猪。因为这个缘故,王小波说他“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不妨说,王小波力图通过这只猪所隐喻的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观主流社会的光怪陆离,进而直面人类生存的窘境,展示人性的扭曲及使之扭曲的外在力量的强大与荒谬。或者说痛快些,这只猪乃是自由人文主义的代称。在这个意义上,这只“猪”比日趋流行的市侩主义和犬儒主义可爱得多高贵得多!而这未尝不是作为边缘人的王小波的当下意义。与此同时,相信和追求科学和理性,必然使得王小波同虚夸浮躁、盲目跟进、弄虚作假的世风拉开距离,进一步沦为边缘人。而他当然是个不老实的边缘人,总是对主流怀有戒心,不时旁敲侧击,甚至像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指出看似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人其实身上可能什么也没穿。众所周知,王小波最讨厌假正经、伪善和“精神复制品”,最不甘心俯首贴耳做“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并不神圣,重要的是讲真话。实际上他的杂文也通篇是真话,不说废话,更不说假话,真话是其文章的灵魂。毋庸讳言,在中国有时候讲真话是多么艰难,而讲假话是多么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不鼓励诚信,甚至从小学教育就开始了。所幸温家宝总理也意识到了讲真话的重要性。去年4月14日,温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指出,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讲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同时指出,“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讲真话就变得尤其重要。也正是讲真话这点最终使得王小波以非主流的边缘人身份,超越了边缘和主流,从而引起了无数读者的灵魂震颤和情感共鸣,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平庸生活提供了一缕温暖的光照和一丝会心的微笑。他所以每每被人提起和怀念,这点肯定是个主要原因。此外,作为大体算是搞文学的人,我还想把文体家这个称呼送给王小波。作家比比皆是,但能称之为文体家的则寥寥无几。王小波至少能算一个。他的黑色幽默,他对行文节奏和韵律的控制,都自成一格。下面这段话,既可从中看出他对文体重要性的认识,又不难从中体味他的文体特色本身。请允许我引用在这里。王小波说:“文体之于作者,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一样重要”。并进一步说优秀的文体好比他在云南插队时看到的傣族少女极好的身材,“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相反,对于恶劣的文体,他比作光着上身的中老年妇女。他具体是这样说的:“大约是在七O年,盛夏时节,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热,晚上更热。在旅馆里睡不着,我出来走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有件事很怪: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而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于是,水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当时我想,假如我是个天阉,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恶劣的文体(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
台湾诗人方群(本名林于弘)正在朗诵诗歌。吴瞳摄中新网强薇、吴瞳报道:15日,来自台北、南京等地的诗人聚集在南京先锋书店,在相互交流创作心得的同时,也就诗歌出版、诗歌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两岸诗人在创作题材和手法上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对如今诗歌在图书市场上遭到的冷遇却同样心有戚戚,共叹出版业已视诗歌为“畏途”和“毒药”。台湾诗人方群是第一次来南京,他说台北和南京在气质上十分接近,都是重视文化内涵和精神层面的城市。“我到南京已经第4天了,但感觉就像昨天刚出门一样。”大概因为这份情感上的亲近,两岸诗人在互动时也多了不少认同。“诗歌出版在大陆出版业被视为畏途。”诗人马铃薯兄弟还兼着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这一层身份,对诗歌出版日渐式微的忧虑,使他很想了解诗歌在台湾的情况。“诗歌在台湾一样是‘票房毒药’!”对马铃薯兄弟的苦恼,方群很是理解,他说在台湾除了席慕容、余光中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还有再版的机会,大多数诗集都只有一次出清的机会。庆幸的是,台湾还有很多出版社愿意偶尔做一做赔本的买卖,帮助诗人们出书。“像尔雅、九歌这样的大出版社,每年都会空出2本诗集的预算,准备赔钱。”方群说在诗歌出版方面,还会得到当局的资助,比如出版费用若要2万块钱,当局会补助1万块钱。与台湾相似,大陆的不少出版社也在赔钱做着诗歌出版。“内地出版社对诗歌出版还是有着情怀的,”虽然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心理准备,但出版人仍祈祷着,“上帝眷顾诗歌,也眷顾出版人,即使赔钱也不要赔太多。”
近日蹿红的“废话诗”再现“重口味” 所有分行文字都是诗?前有“梨花体”红遍网络,后有“羊羔体”叫嚣江湖,近日,线上又杀出一种“废话诗”——“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再为诗歌注入“重口味”。网友们纷纷吐槽:这到底是用来锻炼嘴部肌肉的恶搞,还是颠覆主流话语体系的“语言实验”呢?难道所有分行文字都是诗?想到什么说什么上月下旬,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先锋诗人乌青的三首诗——《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对白云的赞美》和《怎么办》。由于这些诗作如自言自语式地唠嗑,不讲究任何文采,想到什么说什么,似乎完全跳过思维过程,故而得名“废话诗”。比如在《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中,乌青罗列了不同的银行及汇款账号,示意读此诗者可通过实际行动对其诗作进行理解:“我的银行账号如下:招商银行/6225菖菖菖菖74/郑功宇/建设银行/4367菖菖菖菖13/郑功宇/工商银行/6222菖菖菖菖30/郑功宇”。那首《怎么办》更是以不着边际的碎碎念让人笑得肚子疼:“我打电话,给张建华/接电话的是/他母亲/我问:张建华在吗/他母亲说,在、在大便/我说,在大便啊/他母亲说是的/我对张建华的母亲说/那怎么办呢?”“垃圾”、“简直是对基本审美观的侮辱”、“读你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告”、“李白杜甫一定会泪流满面”……这些“诗”尽管招来串串骂名,然其被模仿的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它的关注度,当然,是以一种炮制“冷笑话”般的态度。像网友“吃番茄的嘎嘎”就写道:“本人的肚子啊/真的很饿,很饿/非常饿/非常非常十分饿/极其饿/贼饿/简直饿死了/啊”,恶搞“对饿的体会”。面对争议,多年来名不见经传的乌青也未改自己先锋诗人的本色,旋即创作出一首名为《我火了》的“废话诗”来应和这场发端于线上的“乌青热”:“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最近我在网上火了/是吗?我妈不会上网,真的吗?/真的,我亲爱的妈妈/这次我绝对没有骗你/我妈听了很高兴,然后呢?/然后我就不火了。我说。”“诗歌”定义待更新?长期致力于消解诗歌的先锋诗人杨黎力挺乌青,并试图扭转大众对于诗歌的固有看法:“长期以来,我们的诗歌伤害了你们。当然,这种伤害并不是说我们限制了你们的自由,而仅仅是让你们意识到,其实你们也可以写诗。”被戏称为“梨花教主”的赵丽华更是强调:“‘所有分行文字都是诗’——这个基本的常识都需要反复跟大家讲,这本身就很悲哀。”然而,更多的人不能认同“废话诗”的逻辑,指出这与真正的诗歌创意相去甚远。科普作家杨轶就在微博上直言乌青的诗“高调地把垃圾当作至宝,将废话视为本源”,并将其视为“诗坛上的一大骗局——分明是皇帝的新衣,却被吹捧成梵高的画,妄想进出顶级的美术馆,卖出惊人的天价”。在杨轶看来,艺术应当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的,诗歌作为艺术的一种,不可能只是简单复制生活的片段,或是随意组合只言片语,而必须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浓缩或夸张等手法,塑造某种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或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向读者展现作者内心的欲望、情绪和观点,起到激发读者思想、情感或共鸣的作用”。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赵丽宏也说乌青的创作充其量仅是“废话”而已:“古往今来,但凡好的诗歌都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尽管诗歌的评价标准、创作风格等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其所表达的意境、表现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元素——个性的、精致的语言文字,都应该是能够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让读者动容的,或欢乐,或忧伤。”赵丽宏说:“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是节奏、音韵、文字等要素的美妙结合,是一种高度集中概括的语言艺术,绝非一些人时下无聊的涂鸦。即便这种涂鸦能够红极一时,也断然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他们的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他们或以细腻的笔触剖析自己的内心,或用文字构建奇幻的世界。17日在伦敦书展上,两位中国新生代作家讲述了他们各自的创作轨迹。70后作家江南是学化学出身,在美国留学期间开始写作。“当时我晚上做实验,白天写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回忆说。80后作家张悦然曾经在新加坡读计算机专业。她说:“当时我一边编写程序,一边编写故事。”谈到新生代作家与老一代作家的区别,张悦然说:“上一代作家倾向于宏大的叙事、完整的背景、慢摇式写作手法;而我们这一代则更喜欢特写,固执地盯着某个人或某个角落。”张悦然把这种差别归结为成长背景的不同。“我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因此在心里‘我’这个概念是很强大的,”她说,“对‘我’的剖析、审视与对抗是新生代作家写作的魅力。”江南则表示,他甚至会使用老一代作家肯定不会使用的一些独特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因为我是理科生,我会用理科的方法分析一些成功作品的章节字数、每章是否有过渡部分、过渡部分所占比例,”他说。两位新生代作家都对英国文学很感兴趣。江南喜欢看莎士比亚、托尔金(《魔戒》作者)和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的作品。“我喜欢莎士比亚作品的宏大,尤其喜欢《李尔王》,”他说,“我喜欢作品中人物对着庞大的空间呼喊这样的设定,并且曾经把这样的情节用到自己某些章节的结尾。”成名已久的莫言对新生代与老一代作家的不同表示理解。他讲了一个自己女儿的例子。有一次,他看到女儿发愁,就说,你们这一代人有什么痛苦,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放牛。“我女儿说,那多好啊,可以躺在草地上听鸟叫,”莫言说。这番对话让他明白,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烦恼。“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喜爱的作家,写自己的文字,关乎他们自己的灵魂,描写自己的情感,他们的深度未必比我们差。”有些人认为,中国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及老一代。对此莫言表示,等到这些70后和80后老了,他们也会教育00后甚至10后,而后者也不一定买账,文学就是这样发展的。但只要作品写出真情实感,反映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这些作品就是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