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谈全球化 迟子建称新作家价值观有问题

  中英作家谈全球化 迟子建称新作家价值观有问题 新京报伦敦讯 (记者姜妍)作家是应该全球化还是本土化？当地时间17日下午，迟子建和理查德·佛朗西斯，一中一英两个作家，在伦敦书展上展开讨论。佛朗西斯认为，现在的作家有非常多的机会接触到各种文化，所以写作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而迟子建却认为，不论一个作家坐了多少轮船和飞机，他的写作世界都很小很小。佛朗西斯是去年“微山湖小说奖”的英国获奖作家，他目前居住在法国，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他用英美关系作为比喻讲了他认为的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他说在19世纪，英帝国在影响世界的文化，狄更斯写作时，美国人要等船来时才能买书。但是如今不一样了，英国人都看起了美剧和美国电影，而英国作家如果想要影响美国反而没那么容易了。“现在美国主导了英语文学，而非我们英国的遗产。全球化不一定都是积极的。”迟子建针对佛朗西斯的话加以反驳，她说她前两天去了大英博物馆，却看到保留完好的古希腊、古埃及的物品，她不认为英美文化侵蚀了这些古文化，真正的文化被强大经济剥蚀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佛朗西斯却不赞成迟子建对自己的反驳，他说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大英博物馆中的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也体现了殖民力量，“我们是从全世界收集来的，希腊很抗议，希望我们归还，这是两难，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他继续说，过去世界沟通很缓慢，但是现在人们从原子变成分子，可以接触到各种文化，就像毕飞宇和迟子建都去过爱荷华，而现在的活动又是在英国举行的，自己又是从法国过来的，这些都是全球化的显示。迟子建紧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说作家还是要依靠心灵的力量，不管去了多少地方，写作的世界却很小很小，如果很大就会迷失。所以不管走过多少国家，没有真正写作力量是没用的。但迟子建也感慨，她很钦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中国作家，他们会很多外语，著作等身，如今这一代中坚力量作家比当时作家差了很多。如今新出现的作家外语能力很好，但是价值观和消费观又出了问题。迟子建在第二天下午的活动中，还将与冯唐对谈“作家笔下的当代文学”，阐述当代文学如何反映中国的变革，以及变革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其他活动当地时间17日上午，《科幻世界》杂志前主编、作家阿来，以及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与《科幻小说百科全书》编者约翰·克鲁特等，一同讨论了科幻小说写作。当地时间4月17日下午，作家王蒙、安妮宝贝、阿乙，一起探讨了网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安妮宝贝称，“其实不存在什么网络文学。文学不能粗暴地分为网络文学和现实文学，只有好与坏之分，网络和纸张只是载体不同而已。”

  2012-04-19 15:29:03 作者:记者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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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更注重的是写人 不是粗糙的社会情报

  铁凝毕飞宇伦敦书展展开对话文学不是粗糙的社会情报被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典范”的中国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和有“中国写女性写得最好的男作家”之称的毕飞宇，前天在伦敦书展展开了一场“一种女性视角”的对话，讲述各自在女性人物塑造方面的经验和感受。文学更注重的是写人毕飞宇一开口就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写作”。他强调，自己的小说不仅是写女性，更注重的是写人。他称自己感兴趣的是中国人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都离不开人，写人自然就少不了女性角色。我不认为描写女性就要上升到女性主义写作，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铁凝也认为，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学。她并不刻意要成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过，身为女性，对女性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她觉得，相比较男性，女性更感性，更有表达和宣泄的欲望。不过，伴随着天然的优势也会有劣势，那就是往往会出现“自恋”的倾向，不能用大格局和大姿态来看自己的不如意。铁凝说自己有个野心：“我希望以一种超越男性和女性的第三性视角来写心中的故事。当然，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受局限的视角往往独特毕飞宇说，小说家有一种本能，就是自觉自愿地站在弱者的角度揭示社会。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毕飞宇认为，自己的创作不过是选择的视角问题，这就像摄影，通过相机的镜头看一样东西肯定没有两个眼睛看得那么完整，但正因为受到了局限，收入视线的角度可能就更独特。 “我喜欢这样的视角。 ”在对男作家能出色描写女性表达“羡慕嫉妒恨”之情后，铁凝直言，梅兰芳扮演的杨贵妃和河北梆子里裴艳玲塑造的钟馗都非常美，这种美丽是超越性别的。而像毕飞宇笔下描写的玉米，则几乎是女性无法触及的视角。“正因为有男作家和女作家不同的视角，才保持了创作的生态平衡。 ”好的文字能读出性别作为回应，毕飞宇提出，一个好的读者并不会纠缠于写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相反，他能从文字中读出性别，哪些文字是阳刚的、男性的，哪些是柔美的、女性的。他说，铁凝小说最好的部分是语言，她的文字是液体的能动的，字与字，句与句，句群与句群，造成了语言的“汁”，“这是最能体现女性美的文字，特别性格的文字”。当被问及今后的创作打算时，铁凝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的一句话：作家应该知道大街上的事。 “读者希望作家更多地表达当代人的情感生活、各种困惑及期待。但文学不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也不是流水线上劣质的产品。把这些人和事放在心里慢慢孕育，更好地表现出来，这是我最关注的。 ”毕飞宇则表示：“希望从我做起，在未来文学中真正发出女性主义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几个女性形象。 ”

  2012-04-19 15:25:19 作者:姜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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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毕飞宇：来英国寻找读者

  在16日开幕的伦敦书展上，来自本届主宾国中国的多位作家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毕飞宇获邀成为伦敦书展17日的“当日作家”，将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他说，这次到英国来，自己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找读者。毕飞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非常期待伦敦书展。“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们永远渴望去寻找自己的读者；作为中国作家，我当然知道英语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一个中国或者亚洲的小说家，他在世界范围寻找自己的读者时，当然希望借助英语这样一门语言，因为它可以使你的作品被更多读者了解。”他说，这次到英国来寻找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成功，他并不知道，但他有一颗盼望的心。在17日的“当日作家”活动中，他希望见到更多西方读者，跟他们交流。毕飞宇认为，中西方的交流实际上并不够。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英国读者了解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关于这次伦敦书展，毕飞宇认为，书展的意义在于文学和贸易两个方面。他希望更多中国作家能寻找到与西方出版商、经纪人合作的好机会，将更多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推向海外。年过不惑的毕飞宇写过很多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玉米》不仅是毕飞宇个人的最爱，也是伦敦书展总监阿里斯泰尔·伯坦肖十分喜爱的中国小说。他说，“毕飞宇的《玉米》在英国很受欢迎，我希望他的更多作品能被译成英文出版。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之前不久的书展发布会上，伯坦肖见到毕飞宇，请他在书上签名留念。伦敦书展16日至18日在伦敦伯爵宫展览中心举办。铁凝、王蒙、莫言、李洱、刘震云、西川、余华、阿来、安妮宝贝、张悦然、冯唐等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数十名作家参加书展的多种交流活动。

  2012-04-19 15:23:34 作者:记者李芮 司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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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波：让盲童的心长出读懂世界的眼睛

    金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年近八旬的老人，然而在儿童面前，他也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孩子。他的笑声，常常会感染那些天真可爱的小天使们，当然也包括身有残疾乃至失去光明的盲童。要习惯与孩子平等对话前不久，金波的第一部幻想小说《开开的门》由新蕾出版社出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新蕾出版社社长纪秀荣称，金波老师的作品，就如一条波光荡漾的小河，再冷的冬天也不会结冰。上周日，金波带着这本新书来到中国盲人图书馆，与孩子们一起阅读，帮助盲童们打开心灵之门。金波对记者说，关于这本书，我构思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还要长。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早已习惯了与孩子们平等地对话。正是因为有了平等的对话，才会有了“开开”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名字。自从他在我的脑海中诞生的那天起，我便沉醉于与他虚拟的对话之中。人生就是不断地跨过一道道门比如我问他：“开开，你知道你名字的含义吗？”开开不假思索地说：“就是‘开开的门’呗！”于是，我的脑子里便不断地浮现出“门”的意象，并无数次地想起走出门的感受。走出门就意味着走进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探寻、发现、成长、克服困难，走向新天地和新目标。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跨过一道道门，也不断地开拓着一个个新境界。关于“门”，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孩子。我们应该敞开他们的门，引领着他们走向外面的世界，并教会他们摄取各种境遇中的经验，在体验与思索中成长，向美、向善。我记得有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到玉渊潭公园去散步，看到了成群的萤火虫在竹林的枝叶间闪烁，我十分惊喜。我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萤火虫了。在我看来，萤火虫是我童年的光，是我童年的梦，是我童年的幻想，是我童年的象征，也是我童年的向导。此前，这一切都随着萤火虫的消失而消失了，让我好像丢失了光晶耀眼的天空，丢失了水净沙明的海岛，总之，我丢失了美。现在，我又看到了萤火虫，我一下便找到了《开开的门》第一章的切入点。对于孩子们来说，开开推开的那扇门，是去寻找童年的美，并且体验美带给他的情趣，这应该是他人生中最美丽的黎明。同时，我也一向认为，美是可以转化为善的。当一个人从小就有一颗寻找美、发现美、感受美的心的时候，他对生活也会变得敏锐起来。那些美的东西，哪怕是点点滴滴，都会让他感动、欣悦、甚至陶醉，并由此热爱生命、善待生命，逐步地培养起善良情怀。让盲童的心长出读懂世界的眼睛《开开的门》中，还有一个人物，也即春儿的哥哥，他是个盲童。谈到为何要设置这一人物，金波说：“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有关盲童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把自己写的一些童话故事，无偿地授权给慈善机构使用。我觉得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但最让我震撼的，是活动中我参观了盲人图书馆，并走入了‘黑暗体验区’。一切都成了不可知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无助。这种感受几天都挥之不去。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更多地去拥抱那些看不见光明与色彩的孩子，更多地去理解他们的痛苦以及在困境中所铸造的坚强。因此，我把这种体验也写进去了，这绝非是为了某一情节，而是一种感悟。我们要让这些孩子的心长上眼睛，这双从心里长出的眼睛，会帮助他们把世界看得更加透彻。”

  2012-04-19 15:20:54 作者:周凡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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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德波顿:“流行作家”的称呼是种侮辱

  阿兰•德波顿英国才子型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23岁以处女作《爱情笔记》大放异彩，著有小说《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身份的焦虑》等。“利用表面老生常谈的主题与情节，发展出充满机锋的笑话与漂亮有趣的细节。”这是《纽约时报书评》对德波顿作品的评价。“流行作家”的称呼是种侮辱2月初，伦敦迎来2012年第一场雪，褐色砖墙的维多利亚老楼，被雨雪浸得透湿。走出城北Belsize Park地铁站，穿过街边红红绿绿的Costa咖啡屋和Daunt书店，便拐入幽静的高档别墅区。阿兰•德波顿就在这一带生活、写作。“有时写到一半，我会到附近转转，看看周边发生了什么，一些有趣的想法才会冒出来。”德波顿喜欢普鲁斯特，“尽管他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用三十多页纸写自己如何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还用三十多页的篇幅写过一个吻。”他自己的写作也有些类似，“我最喜欢写那种天马行空、见闻录式的随笔：有时来点分析，有时来点叙述——我会耐心地将世界的一个侧面或是一种经验细细描绘出来。”27岁那年，德波顿雄心勃勃，写下《拥抱似水年华》，英文直译即“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整本书既像文学传记，又似实用手册，考据严谨又不乏笑果，通过分析普鲁斯特的性格癖好、为人处世之道，将高高在上的大师拉回浮世人间，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叫好：“普鲁斯特像个广袤无边的圣湖，德波顿从中蒸馏出甘甜清澈的水，献给我们。”之后，他延续其“人生指南”笔法，31岁时，又拿出力作《哲学的慰藉》，用苏格拉底、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哲的古典智慧为现代人疗伤，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两年后，他携满腹诗书开讲《旅行的艺术》，半年内就热销四十多万册；此后10年里，他相继完成的《身份的焦虑》、《幸福的建筑》等作品，也都是风靡全球的畅销读物。西方书评人盛赞，“他是英国文坛的奇葩”、“恐怕连扫帚的传记都能活灵活现写出来”。本刊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流行作家”的标签？“我觉得‘流行作家’的称呼是一种侮辱。”说这话时，德波顿的语调依然温和，“我们的社会很商业化、电视化，既然已有‘老大哥’、‘美国偶像’这些，如果你将叔本华、黑格尔、佛教这些普及给大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但那些象牙塔里的学者看到我不太高兴，‘啊，这人把哲学思想带给每个人’，他们不喜欢这样，就说，这是个流行作家！事实上，我自认是名严肃的作家，我的东西绝不廉价，我试图做些深刻的事，但我很清楚，这些无法放入学术评判系统，只能说我是个严肃、复杂的家伙，但我相信读者理解我。”[NextPage]2.0版本的无神论2009年夏，德波顿接受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邀请，担任“首位驻站作家”。在一周时间里，他可以自由出入机场航站楼，结识全世界的旅客，与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交谈：保安、飞行员、首席执行官、机场牧师，连每天围着他写字桌打扫的清洁工的心事都没放过。“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机场，环视四周，他们有些看起来在度蜜月，有些好像在搞外遇，还有些似乎正处于婚姻破裂的边缘。”德波顿以一册薄薄的《机场里的小旅行》，带领读者共同观察航站楼中的大小事物。欧阳应霁读后惊叹，“出发”与“抵达”，这两个人生关键词，在德波顿笔下被拆解得痛快淋漓！对伦敦这座他自8岁起就生活的城市，他从小都觉得“很丑很大”，至今也不觉得美。不过，这是一座需要时间去认识的城市，“伦敦的优点在于这是座真正全球化的城市，你在别的城市永远体验不到这里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观看全世界。”至于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对这里的人们影响并不大。“英国人不那么爱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他们很自我中心，更多时候爱挑毛病。”在德波顿看来，英国是个很世俗的国家。通常认为，英国的基督教传统深厚，但这里却有一句俗语：“Hatching, Matching，Dispatching”(指人们只在出生、结婚、离世时去教堂)。“真正的虔诚信徒现在绝对是少数，和几百年前相比，如今的教会没有多大实权。在这个国家，如今的教会有点像个笑话。”他的新书《宗教之于无神论者》(Religion for Atheists)讨论的正是宗教的问题。他这样解释写作的初衷：“宗教规整了一套仪式，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你要做这件事，它让你意识到，‘在更大的视野中，你是如此渺小’，但在当代社会，我们缺少这类仪式，我们只制定工作或会议准则。”“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认为世俗社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少无神论者认为宗教很荒谬，觉得相信上帝存在很幼稚，但我认为宗教实际上充满许多有趣的东西，当今的无神论者可以从中‘偷’点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我称之为‘2.0版本的无神论’。”为此，他给这本新书起了个有趣的副标题：一本非信徒的宗教使用手册。[NextPage]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不少人常议论德波顿的名字：中间那个“de”带有贵族味，但他的姓“Botton”因发音近似英文“臀部”(Bottom)而显得十分滑稽。从瑞士银行家父亲那儿继承两亿英镑信托基金的德波顿，是无需为钱发愁的幸运儿。眼红而不怀好意的人，顺势讥讽他“身上有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8岁被送到伦敦念书，18岁入剑桥大学，“专业是政治思想史，后又读了个哲学硕士”。他说自己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的失败促成了后者的成功。大学期间，他对学校课程毫无兴趣，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和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在那里，父母为他开了个账户，任他无所顾忌地买书。他博览群书，和古今圣贤神交，渐渐找到自己的创作模式。《爱情笔记》中，他用哲思片断而非小说语言详述一段情缘的全过程，将两性在交往中的种种细节上升至哲学层面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机锋。小说中还引入一本正经的概率计算，证明售票机将“他”和“她”这天安排在同一趟航班相邻而坐的概率为1/5840.82。提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前5位女友》，他有些着急：“哦，那电影糟透了！我希望没人看过它！我喜欢电影，但很奇怪，我不愿把书拍成电影，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作家应该写出那些没法拍成电影的作品，如果你的书读来像一部电影，那就该是一部电影。”与很多作家对新媒体的抗拒与狐疑不同，德波顿会主动拥抱各种媒介，“身为作家，写作前你已是个有想法的人了，应该利用各种渠道与他人分享：Twitter、Facebook，这些尝试都是有趣的经验，为什么不呢？”他还与电视台合作，编写、主持各种专题片。“书本是种安静的载体，即使你卖出很多书，它们依然不是大众媒体，如果你想换种方法改变些什么，可能上电视更好。当我写完《幸福的建筑》，它并没对当前建筑产生影响，因此我开始‘活着的建筑’(Living Architecture)项目。另外，我还创办了‘生活学校’(School of Life)，因为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真正教会人们生活所需的技能。”在书里，德波顿曾拈出普鲁斯特“别太快”的智慧秘钥，但生活中的他，语速奇快，工作效率极高。几个月前，他还专注于“活着的建筑”项目，近几周便抽身出来宣传新作《宗教之于无神论者》。采访当天上午，他给政府部门开讲座，午餐时间和年轻人交流，下午采访前的10分钟，他还在忙一个电话，几天后又要飞赴澳大利亚……写书、演讲、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他享受这种多元角色。“当这边一件事变得糟糕时，我可以抽身出来忙别的。例如建筑，我通常投入一段时间后就溜出来，‘拜拜，明年再会’，然后忙我的书。当然，写书也很慢，但每天做一点，让你感觉生活在前进。”3年前，德波顿出版《工作颂歌》时，有媒体发难：这家伙的办公室经验仅限于制作电视节目的兼职活儿，对“劳累、乏味”的工作，他有什么发言权？“《工作颂歌》大部分内容来自我在全球各地的研究，从法国的火箭发射到马尔代夫的捕鱼船，我走出去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他对批评不以为然，“难道你不能写关于德国哲学家的书，只因你不是德国人？你不能在文章中探讨佛教，只因你不信这些？这太可笑了！好作家就是能写出他未曾经历的这些。”一番自辩后，他无奈笑笑：“卖书遇到恶评真是糟糕！就像你是这家餐厅的厨师，你做的菜被人下毒了，你很生气，想解释，‘哦，不是这样，你们应该尝一下’，但顾客早被吓跑了！”[NextPage]关于中国的问号德波顿的著作初出中译本时，周国平、余秋雨等人皆做过推荐。近年来，他在中国早已成为明星作家，新书上架时，他的粉丝、主持人陶晶莹，只调皮写下寥寥几字荐语：这个人，还需要我介绍吗？不过，对于自己在中国的走红，他也有困惑：“我很高兴自己的书在中国畅销，但真的很奇怪，中国经济如此蓬勃，书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我在中国卖书赚的钱还不够我在伦敦吃一顿午饭。”采访结束后，拍照的短短几分钟，他又抓紧“采访”本刊记者：“Tell me，上海现在天气如何？气温多少？像伦敦一样很早就天黑吗？大概几点会天黑？如果上海人想晒太阳，他们冬天都到哪里去旅行？海南是不是像热带一样？中国人现在的心境如何？他们乐观吗？对政府满意吗？人们是不是都热衷追逐金钱？大家对腐败怎么看？中国的记者自由吗？……”五花八门的问题，令人应接不暇。2004年下半年，德波顿曾到访北京和上海，为期两周的旅行后，他对中国有了全新认识。“我原以为中国人跟英国人一样含蓄，但他们非常直接。在英国，人们见面20次，谈的还只是天气。但在中国，有人见面就问我：你的头发怎么都秃光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秃的？”他对中国的当代建筑也有些失望，在书里直言不讳道：“冷漠的写字楼支配着城市的地平线，它们呆板的外观无声地嘲弄着你为了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在地产商兴建的新兴开发区内，每幢房子所采用的材料和外观几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无二。”德波顿说，他将来打算写本有关亚洲哲学家的书，到时会再来中国。告别前，他又抓紧追问道：“我很好奇，你们中国古诗中充满对自然的赞美与敬畏，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会那么糟？工业化污染会如此严重？”(实习记者范亦奇亦有贡献)

  2012-04-19 15:18:24 作者:李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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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吃亏”和“好人不吃亏”

  ■美国来信之徐贲专栏在中国，“好人”常常与“好事”并称，习惯地称做“好人好事”，其实，好人与好事是有区别的。好事是可以用社会伦理标准来判断的，好事与做事的是不是“好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政府号召做“好人好事”的时候，“好人”常常成为一个意义含糊的政治或者准政治用语。相比之下，在美国，“好人”是一个意义比较明确的大众文化用语，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对“好人综合征”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好人”又成为一个大众心理学的用语。“好人综合征”指的是一种病态的讨好别人和助人为乐。“好人”指一些成年人或青少年，尤其是男性，他们对人和善，乐于助人，不与别人计较得失或争夺个人利益。与“好人”常常联系在一起的“好人吃亏”(niceguysfinishlast)说法，在英语中是一句几乎无人不晓的老生常谈。有人考证，“好人吃亏”这个说法是一个叫杜罗奇尔的棒球经纪人在193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告诫自己的球员不要学对方球员的好人榜样：“他们是好人，但他们会吃亏，好人吃亏！”还有人考证说，“好人吃亏”的说法来自美国生态学家哈定，哈定认为，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占优势的是自私基因，好人是要吃亏的。好人吃亏在美国被当做一种大众智慧，先是用来理解男女关系，近年来又被用来分析研究职业场所中好人往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好人”的特征是一心为别人做好事，好人善于体贴、安慰和帮助别人，富有利他精神，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需要更为重要。而“坏人”的特征则正好相反。一般认为，这样的好男人应该最能讨女性喜欢。然而，阿尼塔·麦克丹尼尔在她的研究中却发现：“女性们都说，她们喜欢‘好男人’,那是因为她们意识到别人希望她们这么说，而事实上，她们更中意那些不好的男人，因为他们对女性更有‘挑战性’。”这位研究者得出的是“好人吃亏”的结论。但是，其他研究者发现，女性对男性中“好人”的态度其实是暧昧的。他们对165名大学生做了调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也许听说过好人吃亏的说法。就男女相交和性关系而言，女性喜欢‘不好’的男人胜过‘好’的男人。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结果同意的占65%，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好男人虽然在性方面对女性缺乏吸引力，但如果女性寻找长期的浪漫关系，则还是会被青睐。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好人的性伴侣也许没有不好的人多，但在赢得长久的稳固关系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因此好人并不吃亏。在工作场所，“好人”是那些好对付和好说话的人们，他们努力工作、不争待遇、为人谦和、遇事忍让、不给领导添麻烦、乐于帮助别人，勤于担当分外之事。康奈尔大学的利文斯通等三位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在男性中，“好人”的收入比“刺头”平均低18.31%。在女性中，好人比刺头的收入平均低5.47%。这显示，在男性中，好人吃亏的说法更加有根据。美国的职业文化提倡团队精神，精诚合作，结果善于合作的比不善于合作的待遇反而差，除了让人觉得讽刺之外，还透露出一些隐藏在人性阴暗之处的秘密。例如，那些提倡团队精神和同事合作的企业管理者或领导，他们自己就是些不好惹的人。他们要求员工有好人精神，是因为好人比刺头听话，易于管理，也更能容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伤害和不公正。管理者和领导嘴里说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他们喜欢好人其实是出于功利而非职业伦理的原因。好人吃亏的世道既然如此，好人又该如何自处呢？利文斯通等教授的忠告是，不要以扭曲个性去迁就世道。可是，即使保持个性，也不要在自我利益上妥协，该是你的，就该坚持，不是你分内的事情，不必争着去做。好人是装不出来的。你是好人，不要因为吃亏就硬把自己变成刺头；你不是好人，也不要因为想当好人就装好人，如果硬装，不但装不成，而且还会成为更糟糕的伪君子。(作者系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2012-04-18 00:45:26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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