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研究科幻,所以要经常看科幻圈里的人怎么评论这个行当。看来看去,笔者不禁哑然失笑,科幻作家几乎都是“活雷锋”,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想科技的未来,社会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一切一切的未来,只有当他们谈论科幻的未来时,眼前却停留在现实中。甚至,不少人对科幻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代里。他们忘了要对科幻作一番“科幻”。于是,大家通过媒体采访或者学术著作看到的有关科幻的议论,不说哀鸿遍野,至少也是一片黯然。朋友们遇到我也说,你对科幻那么乐观,是不是在忽悠大家啊。科幻,或者说中国科幻,哪里会有什么前途。回顾一百年前,二百年前,每个时代都会有大学者站出来,把他那时某个特殊的现象永恒化,以为今后将永远如何如何。结果用不了多少年,他们的看法就过时了。而在今天,各种有关科幻发展的观点,我还很少遇到有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它们不仅没有前瞻性,连帮助大家认清科幻的现状都做不到。科幻在西方站稳脚跟也就一百年不到,可以看成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在中国更是只有二十年,完全是个刚会说话的婴儿。不去思考它的青年期、成年期,把婴儿时期的表现当成永恒,那么不要说一百年,三十年后的人们都会笑话这些观点。下面这些观点,就是我认为已经过时,却仍然占据许多人头脑的。A,中国人饭都吃不饱,哪里能搞什么科幻?台湾黄海先生在回顾台湾科幻史时曾经指出, 1968年到八十年代是台湾科幻的一波高潮,而这个时期,台湾人均GDP从三百美元发展到两千美元。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笔者翻阅了经济文献,发现在海峡另一边,中国大陆人均GDP从三百美元发展到两千美元,差不多是1993年到2005年,大陆科幻也恰恰在这个阶段站稳了脚跟。甚至,所谓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人均GDP也恰恰落在这个发展区间里。1956年,美国人均GDP跨越两千美元大关,而那正是美国科幻兴旺发达,正准备向全社会输出其影响的时候。在人均GDP和科幻兴起之间不能做简单的类比,而要深入挖掘其原因。现代社会的经济腾飞并非象古代那样,靠“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来实现,主要是大量发展以科技为基础的巨型产业,即所谓的“上项目”。比如,在台湾科幻振兴的那段时间里,台湾执政当局推行“十大建设”,包括高速路、核电厂、机场、港口、石化厂等,无一不是靠新技术支撑的巨型产业。美国和中国大陆也无不如此。这些产业不仅彻底将台湾从农业经济提升为工业经济,而且吸收大量科技人才,催生了科技教育的普及程度,一大批“科学人口”从此诞生。它们还在民众中制造了广泛的科技体验。科技不再是锁在科学家实验室里的神秘成果,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用得着。孩子们学习科学,媒体上谈论科学。只有这在样的背景下,科幻才能伴随着科学这个热点,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饿着肚子当然搞不了科幻,所以科幻不会在老挝和津巴布韦兴旺起来。但在中国大陆,现在不搞什么时候搞?B,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搞不了科幻。说这话的人一定只生活在书本里,我建议他站起来看看窗外,看看那些高楼大厦,公路桥梁,天上的飞机,地上的汽车,电器行里的售货员,洗车店里的农民工,还有多少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建国以后被清扫了三十年,后来又被西方文化覆盖了三十年,如今除了一些靠这个吃饭的人文学者,谁真拿它当回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无聊时的读本。说中国传统文化还在影响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想当然。学校里不讲,工作上不用的东西,能有什么实际性的影响?今天真正有决定性影响的就是科技文化。没人提这一点根本没关系,它已经化成我们周围的一切,决定着我们的生活。C,中国人的科幻素质决定了他们接受不了科幻自从1905年中国废科举,办新学,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就是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与日俱增。除了文革这个万载难逢的事件,每隔十几二十年,大学在校生人数就会明显增加。如今,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接近香港总人口,全部在校生总数接近台湾总人口。中国人的科学素质不管现在是什么水平,这个水平逐年提升是无可质疑的。科幻就是一种精英文化,没有起码的科技知识储备,难以接受和欣赏科幻。一个山沟里的老农民,这辈子不会喜欢科幻。但他的儿子,孙子如果出来读大学,就有可能成为科幻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山沟里的老农民越来越少,城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事情能改变这个大趋势,再有想象力也想象不出。所以,中国科幻的受众群体在刚性增加,这个结论不会有任何问题。D,中国科幻的形势这么好?怎么就是不见起色。一个领域有巨大潜力而没有转化成实力,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人、财、物的投入不足,为开发中国科幻市场做实事的人不多。仅此而已。如今,北大荒地区出产中国30%的大豆和50%的玉米。这个结果怎么来的?就是过去半个世纪,累计数十万人的劳动换来的。那片地方本身就肥沃,这么多人实实在在干了几十年,当然就有好收成。中国科幻就是一个北大荒,本身很肥沃,如果一直没有好的产出,只能怪真正在这里花精力开垦的人太少,或者他们努力得不够。(郑军)
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长篇小说创作从来都以活跃、丰富而居于引人注目的地位,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着积极影响,虽说2011年的长篇小 说创作波澜不惊,总体看没有什么特别显山露水的热点与亮点,但整体态势很好,名家竞相推出新作,人才成长显现良好迹象,多种题材百花齐放,新人新作不断涌 现,内涵式发展成为主调,生动反映了当前文学创作繁荣的景象。一、乡土小说魅力依然乡土文学或说乡土叙事在2011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众声喧哗中,依然显现了异常主流的地位以及异常旺盛的生长能力,作家们从历史的、现实的多个维 度上艺术地展现农民的命运,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认识乡土文化的多种可能。贾平凹直接从自身生命记忆出发的《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取的是西部“古炉 村”最底层乡民在“文革”时代的日常生活,作品在展现那个特殊时代人性善与恶,农民艰辛与尊严的同时,剖析了串联、武斗、破四旧、批斗走资派四类分子等活 动与家族势力、个人恩怨等搅和在一起深层原因和可怕后果,给人以深刻警醒。孙惠芬的《秉德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描写了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北方女性秉 德女人从辛亥革命、反对帝制、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迎来解放到解放后各个历史阶段的生命历程,反映了社会巨大变革无一例外地作用于她的个人命 运,使她一次次遭遇风雨摧折,一次次在挫折中顽强重建生活信念的所有痛苦与欢乐。葛水平的《裸地》(作家出版社)通过灾难深重的旧时代农民命运的呈现,表 现“中国农民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反映生命繁衍、血脉延续意识如何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农民,以及女性在旧制度之下作为“仅仅是供耕种的土地”的悲惨遭 际,唱出了一曲宗法社会彻底崩溃的挽歌。刘增新的《父老乡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农民与土地的深刻联系作为核心要素,着意书写农民为革命胜利付出的辛 劳与血汗,表现了老一辈农民当家做主的幸福,以及新一代农民奋力开拓与父辈背靠黄土面朝天完全不同生活的图景。刘玉栋的《年日如草》(作家出版社)像《高 兴》、《我叫刘跃进》等一样,关心的是农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作品通过农村青年曹大屯从十八岁走进城市之后的经历,探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特有的“农转非” 现象,反思了农转非后农村人“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的尴尬状态,是延伸的乡土小说。二、历史题材焕发光彩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2011年度焕发出格外引人注目的光彩,作家通过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斑斓而蓬勃的呈现,挖掘历史事 件背后的深层动因,展现历史长河中那些绚丽的景观,给人隽永的感受。王安忆的《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过去历史里的顾氏露香园演绎成小说中的申城天香 园,通过家族手艺、手艺人及手工传统在明末社会剧烈动荡中的盛衰,非常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一幅晚明清明上河图,让我们重温一段江南绣品传天下的坊间历史,透 过风云起伏一窥上海历史之博大、上海文化之灿烂,体现了作家向传统致敬、向“埋首绣工的女性们致意”的温情。方方的《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写的是 1926年那场起因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统治的武昌战役,作者的智慧在于没有把目光停留在革命领导者和战事本身,而是从一份阵亡者名单入 手,循着武昌城中几个青年学生对革命道路的探求,沿着这些年轻生命基于亲情、友情、爱情而生发的对革命道义的向往,来解读历史、领悟人性的复杂,多层次、 多角度地揭示了战争与人性的关系。范稳的《碧色寨》(云南教育出版社)围绕1910年建成通车、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列被誉为世界三大工程的滇越铁 路的一段特殊历史展开叙事,反映一条在艰难环境下修建起来的国际铁路带来的不同文明的冲撞与对话,表现古老民族对工业文明如何从仇视、反抗、拒绝到反思、 学习、借鉴的曲折历程,展现了西方现代文明虽一时灿烂地绽放于古老边地但随即迅速凋零的命运,给人很多沉思和教益。北北的《我的唐山》(海峡文艺出版社) 以几百年来成千上万台湾土著居民和大陆移民辛勤劳作,把宝岛变成美丽家园的史实为依据,围绕陈浩年、陈浩月兄弟,曲普圣、曲普莲兄妹,秦海庭、朱墨轩、丁 范忠等人由大陆进入台湾,在新的土地上开拓新生活的历程,反映了台海两岸的骨肉深情,小说温婉、细腻、智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郭雪波的《青旗:嘎达 梅林》(新星出版社)将20世纪初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为保卫草原家园、捍卫游牧文明尊严,组织义军奋起反抗军阀与数十年后人们为保卫草原生态的努力两 条线索结合起来,提醒人们尊重游牧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历史反思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高仲泰的《阖闾王朝》(书卷出版社)成功再现烽火连天的春 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型这一历史阶段的种种矛盾,着重描写了吴王阖闾开明、睿智、豁达的性格和兴邦强国的大志,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 剧烈变化,士阶层不断兴起,宗族体制开始土崩瓦解,首次民族大融合得以实现,活力大为增强的情形,对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三、红色及军旅叙事生机强劲革命历史题材和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积极体现主流精神价值追求,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思想内涵提升上下工夫,取得一批相当不俗的成果,比如海飞的 《向延安》(浙江文艺出版社)融谍战、悬疑、抗日、青春成长为一体,通过酷爱厨艺的富家少爷向喜从懵懂的革命青年,最后成长为沉着、坚定、成熟的革命者, 再现了一批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对理想与未来美好生活的追寻,表达了特殊岁月中的年轻人“即便把我们撕成碎片,每一片都将写满忠 诚”的鲜明主题。张品成的《红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以红军在赣南山区重建后方医院为中心事件,用个体的视角、极具亲历性的语言,怀着敬意书写红色队伍 治病救人那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深入地刻画出革命者人性更本真的一面。当代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依旧以其旋律昂扬、阳刚之气盎然赢得人们青睐,苗长水的 《军事忠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聚焦一个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怀有强军强国梦想的军事指挥员,表现了那些反复历练自己的当代军人不论面对何种考验,始终 没有丧失理想信念、激情和创造力,始终以军人式的坚定为党分忧、为百姓做事,在奉献中实现自己价值,实现对祖国、军队、事业赤胆忠诚的业绩,为我国军事文 学提供了又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歌兑的《坼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2008年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为横断面,以男女主人公在现实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相 互寻找作为主要结构线索,通过对大地震中世间百态的解剖,揭开日常生活的面纱,洞悉当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深刻矛盾,其特点是把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中所存在 的种种怪诞与荒谬端到人们面前,以期引领人们共同重新进行灵魂的拷问。有过部队刻骨铭心经历的刘长富的《神圣的守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写的是1969 年我军某连所在炮兵团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紧急开赴珍宝岛战区,准备参加自卫反击战,因边境形势有所缓和,由临战状态转入紧张状态,后又进入正常驻防,在珍 宝岛地区驻守六年的故事。作品以四五百平方米大小的一块高地、一百多人的炮兵连在雪原的包围中静悄悄地固守自己阵地的经历,反映了革命军人恪尽职责、守望 祖国领土、坚守理想信念的崇高精神。此外,2011年里在长篇小说领域还有值得充分注意的一些现象,如:影视剧热播对长篇小说热销带动十分强劲,《李春天的春天》、《裸婚》、《男 人帮》等在登陆图书市场之后即取得很好销售业绩。“偶像”作家安妮宝贝的《春宴》善于发布、推广、营销,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各种官衔为题目的所谓“官场 小说”往往习惯成自然地以离奇的情节、耸人听闻的议论吸引人们的眼球,更多的读者担心其在追求市场效益时失却更多内涵。网络小说及青春小说写作势头很好, 所有这些都呼唤理性的研究、评论、引导及时跟进。(梁鸿鹰)
如果从反映当下中国转型进程的角度来观察一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重要脉络:现实主义。将这些作品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转型的历史记录。人事、房事、车事、股事,一应俱全;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人物,异彩纷呈;比调查报告细腻,比电视剧深刻。对于身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的读者来说,几卷小说在手,不动地方,便可知道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变。这些变化有时几乎不易察觉,通过这些小说来解读,会令人吃惊,甚至让你怀疑自己的孤陋寡闻。这些作品仿佛社会这棵大树的细枝末梢,虽在边缘,但对社会变化有敏锐的触觉。作家们没有局限于个人小天地,有大的关怀,有深的思考,能够将大历史和小体验有机融合在一起,呈现了大转型时代的社会症候和精神现象,体现了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作家们关注最多的就是城市化进程,突出了几个关键词:上楼、拆迁、上访、小人物。所谓上楼,是指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出让耕地之后,搬入城市楼房,开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要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转入新的城镇化生活。这是中国当代城镇化加速发展,农业结构大幅调整,农民生活和观念急剧变化的历史性转型,其深刻性即使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反映拆迁、上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乔叶的《盖楼记》。乔叶是“70后”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书写者,艺术日臻成熟,语言风格鲜明,长于女性描画。在官场(如《打火机》)、亲情(如《最慢的是活着》)、基层(如《盖楼记》)等多种题材间自由游走,显示了巨大的创作潜力。《盖楼记》有着专题调查报告的功能,精准、真实、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细节和复杂微妙的农民心理。它在社会分析和心理诊断两方面都令人惊讶。《盖楼记》告诉我们,乡村城市化是怎样发生的,农民是怎样“被”上楼的,楼是怎样盖起来的,盖楼的过程有什么猫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动机如何,矛盾是如何发生和怎样解决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明确的历史意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原来的农村怎样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城市,一条街怎样诞生,在这条街上盖一栋楼花多少钱,用什么尺寸的砖,一块砖多少钱。小说深刻的地方在于,不仅写出了农民被上楼的大历史趋势,而且还写出了农民与基层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合谋,这是历史变迁中微妙而奇怪的地方。一部大作品应该具备两个素质,一是境界开阔,或“凌绝顶”的气势,或“尚思为国”的情怀,或“天地之悠悠”的眼界。二是技术娴熟,能让巨大的情感在“众山小”“铁马冰河”“独怆然而涕下”上集中体现,让纸上世界活如现实,让你感觉人物是真实鲜活的。大部分作家可能都有这种两结合的梦想,但真正融会贯通,难上加难。二者的融会不是物理变化,而是化学反应,是生命的交融。为什么会“被”上楼?郑局廷的《上楼》给了一个回答。地方政府与商业资本的双重推动是基本动力,也就是GDP推动和政绩冲动。作品的题目本身就抓住了历史的七寸。在郑局廷的小说系列里,《上楼》是一部标志性作品,它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关键问题。思考上访问题是《上楼》的重要主题。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群众对基层腐败恨之入骨,对一些基层干部失去了信任。与《上楼》相似的作品还有陈斌先的《行走的姿态》,也反映拆迁问题,以文学记录了大历史中的小足迹。围绕住房,孙春平的《沽婚》上演了一出假离婚骗房的都市戏剧。夫妻二人为了分房,办了假离婚,以为能够掌控,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料,向着与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小说揭示了城市生活中新的社会现象。陈应松《一个人的遭遇》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充满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优秀作品,沉痛而尖锐。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偏差和矛盾。上访职工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或许是许多人的遭遇,他维权的过程、遭遇的压力、身心崩溃的结果震撼人心。小说典型地揭示了基层政权在矛盾化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致命弊端。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另一种视角下的个人官司。杀人犯刘万福刀砍两人,被判死刑,然而村民一齐为他求情,原因何在?为什么刘万福要杀人?这成为小说思考的核心问题,作者抓住了农村问题的一个症结。农村问题千头万绪,有两个问题至关紧要,一是经济问题,一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涉及如何脱贫致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巨大活力和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执政能力。而社会问题则包含农村恶势力的问题。邵丽试图从体制上来思考底层农民的生活处境和社会机制。小说告诉人们,不论谁处在刘万福的境地,都会拍案而起,手刃仇人。刘万福分明就是当代武松。依旧是写农民,杨争光的《驴队来到奉先畤》立意甚高、雄心颇大。它要回答“土匪是怎样炼成的”,欲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揭示人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内在规律。围绕农民何以变成强盗、少数人何以能征服众人、征服何以最终失败这样的问题,故事讲得细致入微,煞有介事。小说抽空了时代背景,有超强的影射力量,让我们想到起义领袖、山大王等历史形象,具有一种哲学层面的超越性。姚鄂梅的《你们》捕捉到了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阶层分化。“你们”包含了明确的身份意识和反思色彩。掌握资源、占尽好处、无所不能的大柳和“我”等都市上层人群“我们”,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却长于阴谋诡计的高锐所代表的“你们”,成为令人瞩目的两个都市群体。小说呈现了两个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和共生关系,包含着都市底层群体的强烈诉求。小说同时也表明,当前的主流文化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的态度,已经从曾经的歧视、排斥,向着接纳和认同转变。像王宝强、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这些近年来突起的城市外来文化形象,就是最好的佐证。季栋梁、杨少衡、丁邦文近年来长于“人事”书写。丁邦文的《人事》包融了官场的种种运作规则,有不小的读者群。季栋梁的《例假案例》是对市场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的敏锐捕捉。它将教育行业的歪风邪气与官员腐败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故弄玄虚。一位女教师普通的一次例假引发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学事件,并引起一连串戏剧性冲突和矛盾,充分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的能量。杨少衡的《702疑问》思考基层干部的官场潜规则和腐败现象,由一起车祸引发的官场地震波及开来,疑窦丛生,环环相扣,于水波不兴处展示官场斗争的巨大波澜。这部作品在杨少衡小说系列中,出现了少有的留白,表现力反而增强,这种写法表明了作者艺术探索的努力。胡学文《隐匿者》、小岸《车祸》以及红日《报废》,都从“汽车”这一符号入手,对当下社会和人的心理变迁进行了观察。在汽车工业疯狂的推动下,“汽车”成为霸权性的文化符号,越来越成为文学关注的对象和创作的灵感来源。小岸的《车祸》包含了优秀小说的精髓。它以一个美容店打工女孩的生活奇遇为线索,讲述了当代人的精神变迁,对深入社会骨髓的拜金主义进行了批判。无论在技巧还是在思想层面,小说都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境界。作者成功地将一次寻常的车祸发展为一次现代人的精神冒险。红日的《报废》以小见大,讲述一部旧车的报废过程,写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社会转型期的戏剧性。小说对事业单位在经费使用上的曲折困难和复杂性,有着精彩的刻画和深入的体认,客观、冷静、精细的笔法,有所谓“零度写作”的气质。如果说《车祸》和《报废》思考的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变迁,那么,《隐匿者》则是对人的内心的深度探究。《隐匿者》极具现代主义小说的风味,试图探讨在金钱的驱使下,人性扭曲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是市场经济时代金钱拜物教的高度写真。围绕20万元车祸赔偿金和一起车祸的后续故事,小说将肇事车主、赔偿金的冒领者(即隐匿者)、隐匿者的妻儿、真正的死者、勒索者的巨大人生变故和心理变化尽情呈现,上演了一出当代中国的心灵戏剧,揭示了市场经济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小说将现实依据和良心的激荡有机地结合起来。王昕朋是一位能驾驭多样题材、问题意识强烈、富于思想深度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北京户口》《风水宝地》《并非游戏》《红宝石》《方向》《村长秘书》等,涉及京漂生活、大学生村官、大学生二奶、官员封建迷信意识、集体企业改革等多种现实问题,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中抓取素材,捕捉新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经验。《村长秘书》是一篇代表性作品,以积极的姿态和现实主义精神,写出了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生力量在农村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经验,呈现了农村改革利益再分配中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和农民复杂的心理。人物形象鲜活,语言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王昕朋的创作对当下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题材陈旧、资源枯竭问题是一个启发。袁亚鸣《泄密》的题材令人眼前一亮,它以期货交易为内容,描写了中国新经济领域惊心动魄的利益纷争,让人们想起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子夜》。由于领域独特,这个题材鲜有人接触。这部小说写出了期货领域勾心斗角、翻手为云、大开大阖的斗争局面,呈现了一幅商场如战场的画面,让人感叹当下中国转型期的波诡云谲。几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令人难忘,从中可以窥见历史转型的侧影。毛建军的处女作《北京人》非同凡响,通过一对下岗夫妻的拼搏,写出了北京普通民众在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坚韧、善良、拼搏、乐观的品质,是一部多年来难得的描写北京人精神风貌的优秀小说。小说催人泪下,有强悍的艺术感染力。张子雨《二手生活》以一个收废品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呈现了穷苦人生活中欢乐和高尚的一面,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想象,有深切的感情。苏兰朵的《女丑》是一曲生命的悲歌,颠覆了我们当下关于演艺明星的美好想象,仿佛要告诉我们,在真正的、更为现实的演艺界,生存环境相当残酷,世事艰难,影星们绝不像平常看到的那样光彩照人、大红大紫。独眼的《通俗爱情》提供了新鲜的爱情经验,从情感侧面反映了中国两性感情领域发生的变化。小说挑战了传统的夫妻关系,怀孕成了一种要挟爱情、浑水摸鱼的筹码,而肚子里的胎儿却像一件东西,必要时可以扔掉。岳母看到女婿陪别的女人到医院做人工流产,非但没有在女儿面前添油加醋,反而充分理解。这些新的情感经验令人震惊。林那北的《燕式平衡》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讲述了一件小事导致的人生悲剧,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官太太锦衣玉食的生活表象与其精神痛苦,高度戏剧性地呈现了当代婚姻的复杂纠葛。小说中许多官员生活的细节有着现实的影子,意味深长。孙喦的小说别具一格,他专攻悬疑,但与网络流行的悬疑又有较大区别。《烛影斧声》根据史书中关于宋太祖之死的只言片语,敷衍出一部悬念重生、曲折迷离的历史故事。小说不仅重构了历史细节,有深厚的史学修养,还塑造了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秉笔直书的史家气节和曲折回环的故事框架搭配得天衣无缝,既是历史,也是探案,有强烈的戏剧性。总的来说,2011年的中篇小说是小人物的天下。英雄无觅,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作家的历史观。农村小说或农民工进城的作品丰富,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依然是弱项。(师力斌)
近日,《人民文学》杂志与盛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布了“娇子·未来大家top20”的终极名单,冯唐、张悦然、笛安包揽了三甲,实至名归。在同时举办的新锐作家研讨会上,梁虹鹰、施战军、白烨等评论家指出,中国文学正在不断涌现新作家和新因素,一批年轻的写作者带来了新的经验和对文学更为宽阔多样的理解,《人民文学》主办的top20和今年推出的“新锐十二家”专号是对文学新生力量的一次有力的盘点和推动,由此回应了中国文学在繁荣发展中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这次“娇子·未来大家top20”中,乔叶、鲁敏、魏微、朱文颖这些传统文学期刊的头条作者纷纷入围,通过这次网络投票,他们被更多的读者认识并喜爱,知名度大幅度提升。top20还包括了一些类型化写作的探索者,比如写悬疑小说的高手蔡骏、玄幻小说的领军人物唐家三少。top20也鼓励了一直以来默默写作、坚持风格化的作者,比如关注阿乙、张楚、滕肖澜,专注打工题材的王十月,这让他们更有信心坚持自己独特的创作之路。 这项新生代作家选秀活动被认为是中国年轻作家的大规模集体亮相,活动历时九个月,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最终推举出了具有创作前景与实力的20位新锐小说家。在各路媒体纷纷盘点年终收成的时候,top20揭榜包含了主办方对主流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各路作者的鼓励与期待也引起了评论家、读者的热切关注。同时,作为top20活动的一部分,《人民文学》杂志于11月推出了专号“新锐十二家”,其中包括独眼的中篇小说《通俗爱情》、阿丁的《人志》、纳兰妙殊的《粉墨》等,这些传统文学期刊视野之外的新人新作刊登后,好评如潮,被争相转载,这也秉承了《人民文学》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与新锐、新生力量同行。 许多评论家表示,文学必须具有面向未来的向度,必须以宽阔的视野认识时代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的巨大的可能性。在这批年轻的写作者身上,中国文学展现出新的活力。也有评论家表示,《人民文学》今年的表现非常活跃,对内主办了top20未来大家的选秀活动,使生机勃勃的年轻作家站在了舞台中央;对外推出了英文版杂志《Pathlight》(《路灯》)试刊号,将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向世界读者推介,《人民文学》保持着对文学的敏感,为文学生态带来更为丰富的差异性。“娇子·未来大家” top20榜单1 冯唐2 张悦然3 笛安4 乔叶5 鲁敏6 盛可以7 魏微8 葛亮9 朱文颖10 李浩11 王十月12 唐家三少13 蔡骏14 颜歌15 计文君16 滕肖澜17 吕魁18 路内19 阿乙20 张楚 “娇子·未来大家” top20评语 冯唐 卓越的古文童子功,精深的医学专业术语,那么多的知识和教养并没有形成羁绊,他既饱读诗书,又任性天真,甚至蓄意保存坏孩子和小魔鬼的趣味和坦荡心性,他涉笔成趣,天马行空。在他恣肆的自由里,有着赤裸而无畏的天真,和绝不流于肤浅的诚挚的浪漫。蓬勃、鲜活、凶猛,他具有暴力般猛烈宣泄的才华。冯唐的见识广博而通透,笔下也有手起刀落的戾气。琴心剑胆,快意恩仇,冯唐活色生香的文字,令人阅读起来快感淋漓。 张悦然 张悦然的文字,就像阴影下的鱼群,灵动易感,自闭神秘——因为沉浸,孤独便成了秘密的享乐。幽暗的基调,使她独特的想象力得以梦境般妖娆地呈现。作为早慧者,她有着宿命的沧桑与天然的宁静;所谓的悲剧感,不过象征着她从未丧失的对平庸的抵抗。张悦然的写作具有凛然的杀伤力,有如芭蕾之美,它一定是不柔弱的,因为承受过沉默中的自我锻打;它超越残酷,从而建立起迷人的优雅与诗意。 笛安 作为八〇后的年轻作家,笛安从未将视角局限在青春的欢愉和感伤中,她以更广阔的观察视角和叙述野心脱颖而出,以难得的耀眼姿态打破了青春写作的窠臼。显露出独到的思索与超越年龄的沉稳,宙安的作品结构扎实,叙述简洁,任性活跃而又不失端方。笛安以超乎意料的从容稳健,以及年轻人特有的锐不可当,为我们展现出不俗的实力和惊人的潜能。 乔叶 乔叶敏锐地意识到隐藏于人们复杂经验之中的断裂、矛盾和错谬,她在其间机智地游弋,使各种无以名状的人生经验与体验获得戏剧性的结构,被指认和命名。她的小说,有着精微的叙事,细腻的感情,富有说服力的心灵轨迹,以及对于当下生活的锐利分析。她善于解读现代人灵魂深处的隐痛,并能为其中的转折找寻合理的出口。她的作品以物象透视人心,以人心世界所潜藏的无穷可能性,向我们重申了生活中那些可靠的真理。 鲁敏 鲁敏近几年以喷涌般的创作能量迅速跻身年轻一代作家的前台。从琐碎庸常的生活表象入手,探寻人性的混浊与幽微之处……鲁敏的写作执着、果决,节制中有喧嚣,她对日常和传统怀抱巨大的好奇,对世界和人心有着宽阔和良善的理解,鲁敏善于去发现,人们如何在宿命的安然保持着卑微却倔强的希望。从刻薄犀利到宽厚圆融,鲁敏的叙事风格和审美心态都在持续的写作中发生着变化,她的创作前景值得我们期待与信任。 盛可以 盛可以的小说锋利有力,她对生活的解剖几乎达到了一种令人心惊的地步。她拒绝了所有的温情脉脉,单刀直入地将事物的本质抖落给你看,她的目光清澈犀利,不世俗,也不躲闪,她直面生活的态度无所畏惧。更重要的是,她的才情与她内心的高贵高度一致,因此,她的小说在冲击人们惯常生活的同时,又有几分孩童般的天真、灵动与惊喜。 魏微 魏微的写作不哗众取宠,不招摇作怪。她的文字沉静、克制、细致,甚至是家常的。她排斥廉价的抒情,而内在的古典与从容,却使作品散发出怡人的光感。魏微是个自律的写作者,不仅在作品里保持着良好的分寸感,她还对写作状态和未来抱有格外的自我要求。魏微的作品,像夕照下逆光的河流,有触感的凉意和视觉的暖意,宽广、徐缓、悠长,就这样怀旧般地老天荒。 葛亮 葛亮的写作从容、优雅,娓娓道来有书卷气,对现实和历史充满平静的好奇;对葛亮来书,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气定神闲的观看过程。在《阿霞》、《英珠》和《朱雀》等小说中,葛亮的耐心持之以恒,叙述节制、隐忍,如同清素的学者。同时,葛亮也是一个很有叙述抱负的作家,他以当局者和局外人双重身份,对故乡南京历史的深长打量,在年轻作家中,成为有源头的写作之典范。 朱文颖 如同她所生活的城市苏州一样,朱文颖的修辞,精巧、柔韧、潮湿而内敛,她的古典韵致里有着属于江南、属于东方的智慧与迷魅。阴柔的气息,恍惚的影象,怀旧与虚幻交织在她叙述的缓慢里。朱文颖的优势在于细部和氛围的经营,但她同时并不丧失独特的整体感。她洞透生活的裂隙,揭示原本难以目测的暧昧与深渊,从来,朱文颖的文字里隐藏着神秘而有力的窥破的尖锐。纤美,超拔,她在可以胜寒的高处。 李浩 李浩的小说清高、执拗、立志高拔。他不讳言师承着欧美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传统,藉此他获得了精进的文学姿态和出色的写作技巧。他认为,文学本质上是虚构,是作家对“彼岸感”的个人建造,它以现实镜像为摹本但建立起的却是一个高于现实、具有魔法感的世界。李浩的写作,血肉丰满,人物鲜活,同时有着现代哲学意义的追求,他着力发掘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逐步构筑着他自己理解的小说世界。 王十月 王十月是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也是一个为真相寝食难安的人。他的长篇小说《无碑》以及一大批描写底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秉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由肉身之苦、活着之难进入人的世界。视野宽广辽阔,情怀浩大深沉,充满了自省精神与救赎冲动,呈现出一种久违了的现实主义立场和理想主义精神;同时,他也在相当真实的层面上让这两种因素并行不悖。他描写打工生活的作品,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贫困、屈辱与奋斗,这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写作,它属于所有善良正直、灵魂丰满的人们。 唐家三少 在中国网络文学圈里, “唐家三少”是个标志性人物。他勇于尝试和创新,以活跃的想象力和勤奋刻苦的写作态度,为读者带来更多的欢乐。他用一颗孩童之心去看待世界,去创造他笔下上天入地的故事,他不倦探索,使国内玄幻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多变。唐家三少的努力,值得我们的鼓励和关注。 蔡骏 蔡骏学养贯通,从他诡谲的文笔中,可以看到出神入化的慧心妙思。作为中国当代悬疑小说的标志人物,蔡骏以天马行空的想象,严密紧凑的逻辑推理,东方人的细腻情感以及澎湃的创造力,在历史与现实、爱情与惊悚之间闪转腾挪,构建了一座座奇幻的故事迷宫,探索深邃的命题……在找寻意义的出口之前,作为读者的我们更愿陷溺其中,体验魔法带来的迷惑与惊喜。 颜歌 颜歌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异兽志》中的诡异的想象力、《五月女王》的对体验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声音乐团》中的对小说形式感的领悟力。因此,颜歌呈现出扇面般多重的写作方向。同时,女性的敏感和内倾,让颜歌的小说呈现出声音的肖像感和语言的缤纷感。颜歌让人难以预测她的文学方向,而这,正象征着巨大的潜能。 计文君 有评论者称计文君是“准备好了”的小说家,也有人赞美她具有“为写作而生”的文学天赋与语言能力。在她从容典雅的叙事中,以穿越古今的视角、多义性的主题设置,对现实人性进行意蕴绵密的观照;具有文化符号的意象和充满命运感的隐喻,使她的小说兼具空灵诗性与现代哲思的终极追问。计文君的小说细腻丰富,令人迷醉,她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艺术本体性的持续思考,令人对她的写作未来无限期待。 滕肖澜 滕肖澜的小说多是“从柴米油盐中渗出的温情、鸡零狗碎里流露的惬意”,小处着手,却铺展得雍容大气。故事的设计、细节的描摹、伏笔的巧妙设置与照应的不露痕迹,体现了滕肖澜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天赋。她善于不动声色地写出世态的险峻,不夸张、不造作,娓娓道来,以朴素、真诚的笔触提炼出鲜活的细节。滕肖澜描绘都市女性的生活样貌,她们的悲伤与欢乐、沉沦与梦想,文字中满怀慰藉、光亮与悲悯。 吕魁 吕魁的小说不老到,也不稚嫩,不极端,也不保守,稍有青涩,但是恰如其分。他的作品多数关注同龄人当下生活际遇,心怀怜悯同情,却不悲观颓废,向往美好未来,扑面而来的生动令人欣赏。多思、易感,在个性化的叙述中,吕魁有着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和对世道人心敏锐的捕捉与把握。 路内 路内大多关注边缘地带的边缘人群,对人物内心和社会环境观察冷静、准确解剖,并以机敏、感伤而又纵情自如的率性笔调,将一群都市青年成长中的迷惘与苦闷、青春中的叛逆与放纵,时光流逝的无奈与酸楚,作了极富质感的呈现。路内有别于人们对青春题材小说的惯有评价,他拓展了成长小说的疆域,让读者看到繁华都市的背面,草根生命令人辛酸的挣扎与突围,边缘青春里仿如摇滚乐般自我放逐的反抗力量,有着近于偏执的真诚。 阿乙 阿乙的生活储备丰富,写作态度坦诚,感受力丰富。他的作品具有异质气质,多围绕过去的从警经历和小镇生活展开,关照小人物命运,直面哪怕带有残忍气息的艺术真实,令人震撼。即使是处理刑事犯罪题材,他也穿越案件的表层,不刻意制造侦探、推理等类型小说的情节喧哗,迅捷有力地切入人性幽暗的皱褶深处。笔力克制、凝练、冷峻,刀一样地具有灵巧而致命的力度。 张楚 张楚以诚实的写作姿态,敏锐洞察小镇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追问和思索。他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塑造得个性鲜明,从而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沉默的世界,从而击中了读者内心至为柔软的地方。同时,对于处在跃升期的张楚来说,他以不懈的写作悄悄进行风格转变。这种转向既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变法”,也是他对自身写作惯性的的主动挑战。张楚用自己的变化,证明着变化的自己。
台湾出版界赞郭敬明有演偶像剧的气质。(资料图)台湾出版界对郭敬明显示出高度关注与浓厚兴趣,形容其“拥有偶像剧男主角一样的外形”。郭敬明28日首次前往台湾,参加一场两岸三地探讨数码出版的论坛活动。对于这名位居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成功的“80后”作家与商业经营者,台湾出版界显示出高度关注与浓厚兴趣,被形容为“拥有偶像剧男主角一样的外形”的郭敬明,当天在论坛上分享他的创作与经营心得,获得普遍肯定。他也强调自己并非靠外表在中国内地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希望打破外界一直以来的误解,“我畅销真的是因为我写得还可以”。字数控制将成为作家的挑战这场名为“作品的诞生与数码阅读——两岸三地华文创作与数码出版论坛”由台湾联合报旗下的网络部门“联合线上”主办,是两岸三地首次以作家为核心,探讨数码出版的活动。除了首次赴台的郭敬明,香港作家马家辉、被誉为“女版金庸”的香港武侠小说家郑丰,台湾作家几米和陈文茜等都将在两天半的论坛活动上开讲,就两岸三地创作现状、对多媒体数码阅读的影响分享看法,吸引近千人报名。郭敬明以“暧昧”形容内地数码出版市场的现状,他表示这个词语可以作多角度理解,既可以形容数码出版与阅读因版权保护不到位而处于尴尬、灰色的状态,也可以用来表示它相对于传统书籍更加环保、流通更为迅速的美好未来。郭敬明还表示,“暧昧”也能说明传统作家面对数码潮流普遍存在的挣扎心态,他们不愿将作品数码化,一方面是担忧影响收益,这种忧虑会随着市场和法律逐步健全逐步减少;另一方面数码出版造成的阅读快餐化,则是很多传统作家不愿意接受的。郭敬明认为内地网络作家的写作方式与传统的文学创作者有本质不同,他说网络作家通常“文章写得越长越赚钱”,利益会影响网络作家的创作态度,动辄写出数百万字的作品,实际上这些创作经常会有压缩空间。他认为“字数控制将成为作家未来极高的挑战”。作家是“最易留名的行业”郭敬明的外形也是当天论坛关注的焦点之一,他被称为“以星光大道的方式去经营签约作家与个人形象”。对此郭敬明说,自己刚成名时外界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认为塑造良好形象对作家是锦上添花的事,但并不是绝对必要,“作家征服人的依旧是作品,用作品去说话,这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他认为年轻一代读者与上一代读者只看一本书就足够的阅读方式不同,他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长大,有限的资讯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对于作家,年轻读者也会好奇一本书背后的写作者完整的形象,而他以光鲜的形象出现在各类公开场合,是想让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如果上电视、做宣传有用,就不会排斥这些让书被更多人知道的方式”。郭敬明认为内地小说创作大致分成两类,有一批文字功底精湛了得的作家,对于文字有深刻的追求与探索,他们大部分作品都不能改编成影视剧;而另有一类作者,主要存在于网络作家群体中,常使用耸动的情节吸引读者点击,对于文学和文字本身有伤害。关于自己的定位,郭敬明再次以“暧昧”形容,自认为处于追赶流行哗众取宠与追求饱满厚重的文学创作之间的位置,尽管商业上已经取得成功,但他说自己还要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写出可以传世的畅销作品,对于每个作家来说都是致命的诱惑,也是作家特有的小小‘虚荣’。”郭敬明说。他表示从畅销角度,自己目前仅有“宽度”,即一年内的销量很高,而他也不会放弃对“厚度”的追求,希望能写出持久畅销的作品,“作家这一行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是个最容易在历史上留名的行业”。希望年轻人多去主动思考这场论坛活动还邀请香港作家马家辉、被誉为“女版金庸”的香港武侠小说家郑丰,台湾作家几米和陈文茜等作家与数码出版领域的业内人士参与,他们将在两天半的论坛活动上开讲,就两岸三地创作现状、对多媒体数码阅读的影响分享看法。马家辉在郭敬明演讲后的交流环节提问,“讨教”在写作之外做好“全套”宣传活动的经验,马家辉表示自己在内地出书时,发现不能只是写,出版社会安排演讲、访问等一系列推广活动,令他觉得有必要了解郭敬明的运作方式。郭敬明回应说:“大家或许对我还是有一点误解,我畅销真的是因为我写得还可以,读者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故事。”但他表示这是个需要宣传曝光的时代,“过去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因为过去的巷子小,不怕别人闻不到酒香;而如今置身这么大的城市,不靠吆喝,就算是好酒也有别人不知道的时候”。而吆喝终究是手段,“如果酒不好,越吆喝越糟”。在影视、网络、微博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时,郭敬明认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阅读跟随时间被一起切割,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午休时间看不完一本书,但能翻完一本杂志;上厕所3分钟翻不完一本杂志,但可以玩一会微博”。反观欧美,传统的阅读仍有相当的市场,他认为这种现象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并希望年轻人选择降低与信息接触的频率,“接受的资讯越多人就越被动,当人的脑子里满是资讯时,就不会再有主动思考的空间”。郭敬明认为嘈杂喧嚣之外,社会中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等着人去发现和思考,在文学领域,“作家与读者交流的最终还是故事,载体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但故事不会变”。
“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这是周云蓬的浪漫。因应韩寒约稿而作《绿皮火车》,周云蓬的浪漫为更多大众所熟知。然而其实,他早就活跃在民谣音乐界,并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11月2日,因早年失恋而作的唯一情歌《不会说话的爱情》,周云蓬获得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这是主流文学奖对于他个人的肯定,也是主流文坛对于民间文艺的拉拢,就在12月4日,央视一套柴静的《看见》还对他进行了专访。而在音乐方面,从《沉默如谜的呼吸》到《中国孩子》,再到最新专辑《牛羊下山》,周云蓬的音乐情绪也在剧烈波动。虽然9岁起失明,周云蓬的生活却充满了色彩,流浪、民谣、诗歌、贫穷,让他浪漫得有些不真实。不过,自称“也是看过加缪听过涅磐的人”,却也经历过被父亲劝说当按摩大夫、安排尴尬相亲的真实。今年,周云蓬多次来到深圳,也朗诵诗歌,也弹唱民谣。12月30日晚,他将再度登台深圳大剧院音乐厅的公益文化活动“2011零点星诗歌节”,与音乐诗人黑大春一起玩摇滚、弹民谣、吟诗歌。不久前,记者对周云蓬进行了专访,谈流浪、音乐、文字、诗意与浪漫。浪漫一辈子是很奢侈的事记者:百度百科说,你最后看到的世界是“大象吹口琴”,人人都以此为“定论”。但后来你调侃说,或许看到的是“家门口的垃圾箱和对面的大墙角”也不一定。你应该是个不喜欢“被定义”的人吧?周云蓬:对。因为有些记忆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人们愿意相信戏剧性的东西,如果把大象换成一头牛可能就没那么可爱了。我觉得有必要打破这些东西,不见得一定要猎奇。记者:但人们总喜欢用猎奇来实现联想,比如将你比作中国的鲍勃·迪伦。周云蓬:其实也没有必要,就像没有必要说中国是亚洲的美国,这个比较环境是不成立的。记者:你的文字中常常提到当年圆明园画家村里的流浪艺术家。你说,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来交房租,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与不对等?周云蓬:一个有魅力的国家或社会应该存在这些不一定能折合成商品但很有趣的东西。其实北京798刚开始也是这种模式,但后来折合成商业模式供参观游览后,就变成了一个挺贵的地方,不像当年那么可爱了。圆明园的艺术家主要是不功利,那种环境下只存在热爱,唯一的焦虑可能是怎样赚钱买点颜料、换把好琴,不功利是浪漫的基础。记者:但你说,感觉一切浪漫总得有个头,因为浪漫一辈子是很奢侈的事情,烧完油田还得燃烧自己。周云蓬:对,因为这个社会本身不浪漫,小范围的浪漫始终会撞上大范围的冷酷。况且,贫穷并不等于伟大的艺术,很多艺术家都陶醉于自己的悲剧命运中,但事实上他们爱的不是艺术,而是虚妄中的悲剧英雄。民谣让生活在音乐里重新被审美记者:你的最新专辑《牛羊下山》中多是对于唐宋诗歌的谱曲吟唱,这好像印证了你说过的“浪漫主义者都是复古的人”。周云蓬:我并不认为读古诗是一个浪漫举动。比如专辑中我选了好几首杜甫的诗,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就不浪漫。他的诗直到现在都与社会血肉相连,我把它们谱成歌,就像在唱现代的歌一样。这大概就是伟大诗人的伟大之处,可以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断回归。记者:可你之前的专辑《中国孩子》对于社会的批判是非常直接尖锐的,为何会有这种转变?周云蓬:其实批判社会有很多种方式,至于是唱《中国孩子》更擅长还是唱杜甫诗词更适合,我也在摸索中。而且有很多事不能较真,比如《中国孩子》在有些场合是不能唱的,但网上还是在广泛流传。记者:你同时是歌手也是诗人。你的诗意来自于哪里,现存于哪里,又会带你去哪里?周云蓬:我的诗意都来自生活,存在于生活里,并且想通过唱诵传递给更多生活里的人。其实每种艺术方式都有自己的功能性,民谣就是让诗意重新回归到生活里,让生活在音乐的维度里重新被审美。我一直把民谣比作自行车,它是一种个人交通工具,而且很轻便,随时可以骑随时可以停,还可以骑到一个汽车去不到的地方。记者:你确实是一个入世的人,不仅社会大事知道,笑话段子也知道。比如上《鲁豫有约》录节目,你也不忘调侃“她没问我数学好不好”。借用你形容崔健与罗大佑的“心很软,所以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的甩开”来解读你,是否也成立?周云蓬:成立。但并不是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把时代甩开一千年,而是我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很多社会事件是打心底里关注的,很多笑话也是真心觉得真可笑的。从艺术角度来说,现代人确实在呼唤诗歌与音乐,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两个诗人可以以诗意的方式表现现代的生活。民间文艺正在复苏记者:你说诗意从生活中来,但其实你的诗歌或歌词中也有不少不那么熟悉的联想,你的书写经验是怎样形成的?周云蓬:一方面是阅读,另一方面是在生活中不断地印证你的阅读,比如到处旅行与演出,见识各地的人、空气与山水,对于阅读都是一种消化,而后形成自己身体需要的营养。记者:《不会说话的爱情》被你称为自己唯一的情歌,它是恋爱的副产品,却不小心拿下人民文学奖。你如何看待这次获奖,以及主流文学阵地对于民间作品的肯定或拉拢?周云蓬:我觉得挺好的。生活不需要界限太分明,去标榜什么主流不主流的。《人民文学》这么做也是在表明一种姿态:主流并没有强大到永远在改变民间,它也需要被民间改变。我从来没有刻意把主流妖魔化。比如我这次得奖也跟主流擦点边,但这不是我个人的改变,而是整个民间文艺在复苏,我只是搭了一趟便车,单靠民谣是没有这样的能量的。记者:这首歌写的只是那一段感情,还是你整个人的爱情观?周云蓬:它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种色彩和情绪;如果它是一个道理,一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很失败的道理。其实我现在未必还能再写出来这样的诗歌,成长并不意味你能重新复制它。从“红色推土机”到“金色推土机”记者:大部分读者还是因为《绿皮火车》认识你的,随后才惊讶你竟然会唱歌。你自嘲说“好像是个卖烧饼的,听到人夸奖您的油条太好吃了一样”。事实上这两者对于你应该是同等重要吧?周云蓬:对,现在我每周都在写专栏,好像写稿比唱歌还多。记者:我冒昧地对你的专栏风格进行了一个总结,其实还蛮像小学老师教的“首尾呼应,段段并列,层层递进”的结构(周云蓬大笑),形式虽然很简单,情绪却慢慢丰富。比如《命运中的上海》虽然小小一篇,却一直渗透到心里,还会有命运中的北京、绍兴或大理么?周云蓬:我现在写专栏也写了好多地方,都是一些当地的故事。记者:2009年你发起了《红色推土机》民谣公益项目,目的是为那些家境贫困的失明孩子购买乐器、mp3播放器或读书机等,现在进行得如何?周云蓬:现在我把它托付给一家叫做“慈场爱心基金”的NGO,他们算账算得好,我算不清楚。我们目前已经帮助了50多个盲童,今年年底还想给他们发点红包。我们的钱花得有点慢,主要是这些孩子不好找。明年初,我们即将推出“红色推土机”系列的新专辑,歌手已经确定好了,包括左小祖咒、小河、吴吞等。记者:名字还会延续“红色推土机”吗?周云蓬:新专辑叫做“金色推土机”,因为专辑里有几首歌是西藏的盲童唱的,他们让人感觉是金色的。以后还会有绿色、蓝色、黄色……(记者 孟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