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君:我今天本来不太敢来,有点不太好意思,刚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正好今天出版,那篇文章主要是谈我的一个困惑。今天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以后觉得还有一点勇气,因为这个困惑好像各位老师也都有,这部小说非常的难读。我两三个月的时间不断的拿起放下,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陕西人,缺乏乡村生活体验,进入可能会更加困难。我写的文章主要是探讨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阅读的感受。 首先之所以难读,确实和贾平凹先生自觉的实验有本质联系。贾平凹先生在形式实验的时候故意剔除了读者熟悉的叙述模式,这个叙述模式不仅是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模式,比如典型环节、典型人物、高潮营造等等,也包括通俗文学模式和古典小说模式。贾平凹今日的写作路树与其说是古典的不如说是现代的,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代表先锋实验性质的。所有让叙述流畅起来的惯常通道被堵死了,但是遗憾的是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又确实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日常细节。就我的阅读来讲,比如现代小说的那种寓意象征,我们读先锋小说的形式的突破语言的快感,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讲,可能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那种阅读期待都落空了,这是让我感觉到阅读困难的一个原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作方式,我想也是贾平凹先生同《金瓶梅》、《高老庄》所尝试的凝聚中国人精气神的写作,这确实有了不起的意义。但是在《秦腔》的时候贾平凹先生曾经表达过采取这种方式的被动困惑之意,在一个访谈中他谈到“秦腔之所以与以往创作不同的方法是因为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套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不适合了,没法操作了,需要用新的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的方式来呈现今天这样一个现实。”这个写法受到了高度的肯定,在写《古炉》的时候,更多的在这里感到的是一种自信,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愉悦感。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我觉得《秦腔》恰恰是因为它的现实题材,而且由于我们今天对现实处于迷惘的困境,他的写作方式传达了这样的困境,《古炉》恰恰因为其题材直接涉及文革,毕竟这是一个关于文革题材的,从后记和封面解说词中,我们看到贾平凹先生对自己是有期许的,对读者也有承诺的,比如他谈到“我的意思里《古炉》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是整个中国情况。”他以一个村子写一个民族,以一个普通个体的逻辑推演整个普遍逻辑,通过一个村子革命的发生写中国革命起源这种思路是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样的写作基本方式其实是日常细节与意识形态的缝合。在这里如果有所变更的话应该是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变更,还有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被推到主体的地位。这完全证明了《古炉》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而不是古代士大夫的文人写作。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出现一个悖论,他要负载一个典型的启蒙的主题,但是却摒弃现实主义的写法,而那种写法的作用不仅引人入胜,同时也是主题深入。所以我觉得读者的阅读快感被阻隔。同时因为背负现代主义的压力,《古炉》的写作里面有内在的紧张感,感觉很松驰,但是作者好像不是很放松。我指的是相对于《红楼梦》那种文人小说,那种自在的写自家日子的放松。看得出那种鸡零狗碎的细节背后还是有选择的,有暗指一个主题,这个陈述的真正主角应该是古炉村,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中国。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以贾平凹的生活底蕴和写实功力,写农村过日子的小说应该更有烟火气,应该有更让人放不下的人物。我觉得确实需要一个人物表,因为有点记不住,搞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贾平凹先生的功力应该超于此,这样的书写的效果可能还是背后有启蒙的焦虑在里面。贾平凹先生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位老作家,在今天的文坛情况下如此认真的、勤奋的,而且不断的写我们当下的历史,不断的向文学攀登,而且不断的敢于突破自己进行文学实验,这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值得人尊敬的。谢谢。
这个题目的启发是来自上午一位同学的提问,他说我们讨论什么,往往是什么出了问题。我想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现实,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今天既然作为一个大会的主题,实际上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出的一个非常大、非常核心的问题。 今天谈到文学是如何离开现实的,需要从80年代中期那一场形式变革说起,从马原提出并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质说起。马原成功地引发了一场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变革,即把小说从一种“对经验世界的反映”过渡到一种作家“建立在想像上的叙述”,从而为以后的小说实验廊清了道路。因为,只有在“写什么”的真实性被消解后,写作的重心才会转回到“怎么写”。“后新潮”实验小说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两个文学命题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是“文学是想像的艺术”。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出现一个极度膨胀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轧平了小说中的一切人物,从叙述到描写,从间接引语到直接引语,极度膨胀的叙述欲望的冲击下,那些靠叙述者诗性想像而塑造出的人物,全都失去了他们在原本经验世界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语言、行动、思维方式都无一例外地超出了他们各自的年龄、身份、文化的限度,变得与叙述者那样神秘而高深,那样的文艺腔。这样的腔调在文坛流传甚广,沿袭至今,今天很多新锐作家、文学青年依然是在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句法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虔诚、仍然坚守着“纯文学”阵地的作家其实是拉上窗帘之后自说自话。在文学的虚构性质被过分强调的同时,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文坛整体趋新的热潮中中断了。现实主义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老旧的需要摈弃的文学写作方法,很多靠写实出身的作家纷纷转向他们其实并不擅长的现代派写作。现实主义传统的中断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现实表现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几年兴起的“底层文学”的困境。2004前后开始兴起的“底层文学”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象牙塔后近20年后首次大规模地面临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上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在发轫期,作家基本都来自基层,文坛上著名的乡土作家几乎集体缺席——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当前中国文坛上最声名卓著的一批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都出身乡土,他们当年都是靠“业余作家”体制的培养,以“工农兵作者”的身份走上文坛的。但一旦成了“专业作家”,他们的生活就进入了另一个阶层,在他们笔下,乡村早已成为记忆,成为“纯文学”叙述的容器。在“底层文学”兴起的几年中,“文学性差”一直是一些持“纯文学”观点的批评家所诟病的重点,而“文学性差”的原因恰在于,80年代“文学变革”以来,大批乡土出身的作家投向“纯文学”,现实主义被当作一种过时的手法而遭离弃,而基层作家培养体制更基本陷于瘫痪。随着“底层文学”的浪潮深入,也有一些著名作家加入,并且试图恢复“下生活”的写作传统,然而缺少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支持和制度支持,所谓的“下生活”如果不是组织的“采风”,恐怕也只能是个人的“微服私访”,难以达到与底层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感共鸣和生活体验。“上面”的作家下不去,“下面”的写作上不来,致使底层的苦难无论是自我表达还是他人代言都存在严重障碍,许多跟风之作更严重缺乏生活基础。可以说,在这一轮“底层文学”写作热潮中,农民出身作家笔下的作品远不如当年知识分子作家柳青、周立波的作品细节真切,而一些知识分子作家的笔下更是充满了诗人的苦闷、小资的浪漫,哲人的迷惘。这样的“底层文学”的读者是谁呢?恐怕仍然是批评家。也就是说,这场文学界20年来声势最大的直面社会现实的写作潮流,最后仍然是文学圈内自己的事。这些年来,当代作家的创作普遍脱离现实。我们的作品中缺乏对时代根本命运的表达,甚至也不能表达我们内心的焦虑。这其实不是作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体制的问题。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特殊状态是:著名作家们寄身于社会主义“专业作家”的延续性体制内,却在社会全面“市场化”转型后,以“职业作家”的方式持续写作,这种写作又不直接面向市场,而是经由文学批评建立“象征资本”,“象征资本”可以转化为“体制资本”,也可以同时转化为“市场资本”——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纯文学”生产方式。今天是应该打破这个怪圈的时候了,文学要回到现实,首先必须改变这个体制。
让文学馨香浸润未成年人心灵——关于儿童文学传播及阅读的对谈 童牛 童牛:作为知名儿童文学传播者,近几年不断创新传播活动,让文学馨香浸润数十万少年儿童。你的出发点在哪里? 张锋:传播纯美文学精品,服务青少年文化需求,这是我的出发点。 走近少年儿童,我发现,孩子的文化需求是许多成年人所不能亲知的。记得2005年世界读书日那天,我来到一所小学观摩读书演讲。一位小学生轻声问我:“叔叔,你认识金波老师吗?老师说他是大作家。我刚才朗读的《做一片美的叶子》就是他写的。”我心中一喜,金波先生正是我敬仰的儿童文学作家。于是我组织开展了一场“金波和我们面对面”交流会。金波先生光临校园时,全校师生一齐吟诵:“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叶子,为生活的大树输送着营养……为了我们的大树,做一片美丽的叶子啊!”诗句飘散着纯美文学的馨香,令孩子们陶醉。 此后几年里,我们邀请赵丽宏、曹文轩、杨红樱、秦文君、樊发稼等十多位著名作家,走进270所中小学校园,让作家与孩子牵起双手,为课本与文学架起金桥,掀起了校园文学活动热潮。“我读书,我快乐”、“书香伴我成长”成为孩子们最愉快的书香心语。接着,在全省部分中小学建立文学爱好者活动基地、文学组织,经常开展文学活动,拓展青少年文学实践平台,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童牛:有家长反映,父母给孩子购买的书,孩子并不喜欢。成摞成堆的书籍,孩子熟视无睹,而作家现场的一席演讲,可以让孩子倾倒一片,热读几年,甚至影响一生。现在孩子的文化口味究竟如何呢? 张锋:孩子的阅读趣味似乎众口难调。适当进行阅读引导很有必要,既要适合不同孩子的文化口味,又要有益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著名作家曹文轩来校时,孩子们竞相争阅《草房子》一书,阅读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经了解,这所学校的老师在曹文轩来校之前就阅读并介绍过《草房子》。善良、尊严、顽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同学们的心灵。可见,学生的阅读口味,与老师的引导有一定联系。 著名作家张秋生来校时,《喂养恐龙的老鼠》成了学生们的“抢手货”。孩子们从小都喜欢恐龙,恐龙在童话故事中出现,更是魅力无穷,成了每个同学的“必修本”。 还有一次放学时,有位同学双手紧紧抱着一本《彩图科普小故事》,我走上前想看个究竟,他却神秘地将书藏进了书包里,笑着说:“对不起,我只看一天,明天就要漂流给下一个同学。”孩子凭自己的眼光发现的“好书”,可以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经久“传奇”。这是孩子的从众心理造成的阅读倾向,比大人的干预更有牵引力。 童牛:孩子的文化口味是与老师的引导、同伴的影响、自身的独到“发现”有关吗? 张锋:是的,我们开展文学传播活动,就特别关注这几个方面。 我们免费提供600套图书,包括各类文体、各种风格,发放到部分小学,开展“图书漂流”活动。我们还争取相关专项资金的支持,向校外辅导站以及留守、流动儿童赠送多种图书,还为四川绵竹地区的孩子捐赠图书8万余册。我们从中进一步分析了解孩子们阅读的口味。在众多类型的书籍中,孩子们优先排列的是:童话、科幻故事、智慧故事、校园生活故事、脑筋急转弯等。 为了适应孩子们日益增强的阅读需要,我们把传播工作的发展策略放在与学校的沟通合作中。我们特别赞同通州小学给学生课外阅读提出的几点建议:时尚阅读与经典阅读相结合,主题阅读与自由阅读相结合,指导阅读与个性阅读相结合,校园阅读与家庭阅读相结合。 童牛:面向少年儿童的文化传播,怎样才能创造新的境界,你们的实践路径与拓展信念是什么? 张锋:我们不仅开展儿童文学进校园活动,还组织传统艺术进校园活动,例如:收集特色风筝送进校园,让孩子们观赏或亲手制作;介绍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播放民乐名曲,激发孩子的浓厚兴趣;邀请少年杂技团进校园献技献艺;让木偶小节目走到孩子中间;举办民间手工艺品展览,等等,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校长认为,这些创意活动为综合实践增添内容、拓展平台,是校园文化活动的补充、课堂实践的延伸。 对于文化传播的前景,我们满怀信心,在探索中发展。从2006年起,我们首创发起了“童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已经举办了三届。目前,第四届活动正在策划之中。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图书热销。 忆旧布新继往开来9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面貌,把中国带向一个全新的未来。阅读党史,重温90年,是重要的纪念方式。建党90周年之际,优秀主旋律图书纷纷登上了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发行了上百万套,并带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发行80万套,两卷共发行近两百万套,创党史出版物发行量之最;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红色精神》发行80多万册;新世界出版社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发行30余万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遵义!遵义!》、重庆出版集团的《忠诚与背叛——红岩纪实》等,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也因此受到读者欢迎。最值得一说的当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书中记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年的党史。这段党史是我们党90年历史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仅非常必要,也十分重要。通读这部党史,可以感受到,这是一段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波澜起伏、辉煌曲折的艰难历程。29年中,我们党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凋敝、满目疮痍的烂摊子,遇到的困难世所罕见;受到的压力世所罕见;我们要废除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临的任务世所罕见;我们发生和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遭受的挫折也世所罕见。这部党史从两个方面完整记述了这29年。29年成就是主要的,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家统一并在世界上发挥影响。这部党史也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失误和曲折,客观分析了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这对于正确看待党走过的这段弯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是一面明镜,只有全面地了解过去,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版权让阅读的头颅高昂《百年孤独》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对我国几代读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一度在我国出版发行的《百年孤独》各中文译本,都未曾获得其作者马尔克斯的授权。据说,马尔克斯90年代访问中国,看到满大街的书店都摆着未获授权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气之下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国文化界人士说道:“各位都是盗版贩子啊!”令在场不少人颇为难堪。在结束中国之行时,马尔克斯还立下誓言,说是死后150年都不授权自己的作品出中文版,尤其是《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也许是一时气话,但中国人的版权意识却在切切实实地与时俱进。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国内正规出版社便不再出版或者再版《百年孤独》了。相反,先后有多家国内出版社积极与马尔克斯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买到该书的中文版权,使这本文学巨著真正在中国落户。去年年末,终于传来好消息:马尔克斯收回誓言,将《百年孤独》中文版权卖给了中国的出版公司。2011年5月,《百年孤独》中文版由新经典文化公司旗下的南海出版社正式出版。《百年孤独》中文版正式出版,虽然是一个具体的个案,但却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不止在于其结果:一本文学经典从此可以被我们拿来理直气壮地阅读;更在于它的漫长过程凝聚了很多中国出版人的希望与努力,其中还关乎国人的尊严与自信。可以想见,如今打动马尔克斯的,并不一定只是那些购买版权的钱币,更多的应该是中国出版人的真诚以及对法律的敬畏,换来了对方的敬意;是中国出版环境的日益规范化,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是中国文化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让世界上任何一流的作家也无法视而不见。当然,这不是结果,而是开始。在提高国人的版权意识,构筑一个健康、繁荣的出版环境上,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书店的灯光依然明亮《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所著的小说。主人公汉嘉是一名废纸打包工,他日复一日地在地下室处理废纸和书籍,在这个过程中,汉嘉和歌德、尼采成为朋友。罗志华,香港二楼书店的代表人物,在整理书库时被积压的书籍压迫身亡。在他的悼念会上,根据《过于喧嚣的孤独》改编而成的动画,一遍遍播放。多年前,还在读书的我和同学来到北京,必选的“旅游项目”之一,就是北京大学南门外的“风入松”。今天,依然记得自己即将走进这家书店前的恭敬;曾经的北京“第三极”书局,更是假日时光的理想去处。如今,都只能在记忆中重现。它们仅仅是陆续倒闭的书店中的几个。更多爱书人,继续追逐着开一间书店的梦想。庆幸的是,依然有许多书店在飞涨的店铺租金、网络低价售书的夹缝间倔强成长:桂林的刀锋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北京大学地下的野草书店,还有那台北牯岭街的二手书店街。这一间间小小的书店,好像冬夜里的一豆暖灯,照亮远途者的路程,召唤游子的归来。在这里,你可以摩挲心爱之书,一读到底,即使不买,也不会遭遇白眼,你可以和爱书懂书的店员交流心得,你可以感受到和窗外世界全然不同的节奏,没有车马喧嚣,没有步履匆匆,惟有一份精神假期等待着你静静独享。岁末年初,我们回望实体书店在这一年的命运,只为致敬。我们热忱地希望: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征途中,有关部门制定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开辟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时,不要忘记给小小的书店一片天地,比如减免税收,给予租房补贴等。毕竟,这些书店不仅是大小不一的“商品柜台”,还是一块激荡心灵的空间,润物无声地改善着人们的栖居,丰富着居住环境的内在肌理。而作为书店的创办者、运营者,不妨多在开发个性、丰富读者多重体验上下功夫,让自己的生态更加多样。何时我们的书店不再是“旧时月光”,何时书店的灯光在城镇乡野中被一盏盏点亮,生活将更加美好。价格战警醒行业道德一本《新华字典》1998年售价11元,2011年版定价16元。在物价不断上涨的环境中,图书的涨幅微乎其微。20元,买一杯咖啡,很多都市年轻人不会犹豫;20元,买一本书,一杯咖啡在手的人儿却未必愿意掏腰包。图书出版行业薄本微利,遗憾的是,一些网络商城为吸引客户,不惜将“低价倾销图书”当做商业广告,伤害到并非纯粹商品属性的图书行业;如今,国际各大奢侈品牌对我们的消费市场趋之若鹜,遗憾的是,国人走进实体书店“消费”图书的意愿还并不强烈。在这一环境下,网络商城竞相低价倾销图书,打起价格战,伤害何在?和许多商品不同,图书是全国统一明码标价,这一价格由十余个生产与流通环节共同确定,微利共赢,这就意味着当单一环节以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谋取私利时,牺牲的是其他几个环节的利益。一本图书,从印制成本到人力成本、流通费用等,成本在45%左右,一些网络商城以低于成本价的折扣售书,伤害的是恪守行业规则的印刷厂、出版社、实体书店等其他环节的利益。今天,消费者尝到了“四折”优惠,明天还是这一群消费者,可能将承担高出今天书价几倍的高定价——当低折扣无法收回成本时,必然将带来图书的高定价,而最终承担这高定价的,是处于图书出版与销售链条末端的读者。上半年图书低价倾销战的硝烟已经散去,如今,几家网络商城的图书售价已恢复到成本价之上。不过,倾销战暴露出来的疮疤依然刺目:图书、阅读,在今天被视作商业噱头,说这是一记耻辱,并不为过。今天,网络商城的图书售价依然低于很多实体书店,用网络平台拉动人们对图书的购买力,这对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对培养人们的阅读习惯,功莫大焉;与此同时,网络书城始终是实体书店的竞争对手,如何让对手成为推动自我成长的伙伴,这是实体书店必修的功课。辛亥百年笔底波澜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图书出版品种多样并不乏佳作。全国共计出版有关图书近300种。这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的图书,可以说是帮助读者重温辛亥记忆、发扬民族精神的精神动力与载体。多侧面、多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不在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名家论丛,收入《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金冲及自选集》、《辛亥学脉,世代绵延——章开沅自选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张磊自选集》等多位名家的自选集,基本上囊括了各位专家多年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学者永无止境的求索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各具独特的角度。描写辛亥革命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图书亦占相当比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由人民出版社联合辛亥革命发生地——四川、湖北、浙江、上海、陕西、天津等省市的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大型丛书“辛亥革命全景录”,介绍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爆发的背景、过程以及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影响,全景式地展现了这段历史。有关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传记、回忆录、纪念文集等占有相当比重。其中仅孙中山的传记就达8种之多,首推人民出版社45万字的《孙中山传》。团结出版社推出的“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共20册,遴选孙中山、黄兴等24位在辛亥革命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由近30位在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执笔,力求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客观真实地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多家出版社推出了以地域串起的辛亥人物“群英谱”以及“稀见文献”汇编本,颇具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成为这一阶段出版的亮点。网络文学走进春天历经十余年,网络文学愈发成长为当下文学版图不可忽视的力量。2011年,网络文学同样可圈可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手机网民3.18亿,网络文学用户达1.95亿。浩瀚的网民总量支撑起庞大的网络文学阵营,当然也隐匿着商机。今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影视剧接连书写票房佳绩备受瞩目,网络文学在延伸产业链、盘活文化资源,带动大众娱乐和文化消费之时,自身也在发生着裂变,微博小说的出现便是一例。网络文学不仅在影视圈风生水起,在主流文学界也获得了空前的认同。鲁迅文学院举办第四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来自盛大文学、中文在线、新浪网等单位的41位网络文学作家参加培训;由中国作协牵线搭桥,当今文坛的18位知名作家、评论家与7家网站的18位网络作家展开“结对交友”活动;就在不久前中国作协公布的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又有3项网络文学入选。更具突破性的是,继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将网络文学纳入参评范围之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胸怀。作为首度参选,178部参评作品中就有7部网络长篇小说,尽管最终“全军覆没”,但这一次“破冰之举”仍然受到各方好评。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当年明月当选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开创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又一个“第一次”。毋庸讳言,当下网络文学沉疴犹存:作品盗版,过度追求点击率以致泥沙俱下、冗长草率,模式化与趋同化,网络文学批评匮乏等等。不论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是纸质印刷还是数字网络,无法回避并最终决定作品生命力和高度的,仍然是创作者的文化自觉与艺术质量。译著期待精品力作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溘然离世,使《斯蒂夫·乔布斯传》中文版一纸风行,但很多网友对翻译并不买账。有人要求退货,更多人各显身手,在网上比拼译技,以此表达对乔布斯的怀念。据报道,《斯蒂夫·乔布斯传》(中文版)从拿全稿件到翻译成中文再到最后定稿,一共只用了20多天。20多天时间翻译600多页的英文原稿,仓促之形可以想见。拿译作中的一篇乔布斯写给妻子的情书来说,读起来就生硬别扭,缺少温情与美感。网上热传的很多网友自发翻译的“乔布斯情书”,虽然多少有些游戏的味道,读起来更具情感与韵味。《斯蒂夫·乔布斯传》因为一时畅销,由此本书的翻译受到关注。其实,翻开当下的不少译作,仅从语言来说,就诘曲聱牙,面目可憎。有的译作甚至病句四出,让人读了不知所云——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是久被诟病的翻译之痛。翻译质量欠佳,不是因为国人外语水平在下降,而是由于缺少了沉心静气的环境和宁缺毋滥的心态。当下,翻译出版被注入了太多的功利,出版社追着效益跑,译者也求快不求精,翻译早已失却了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一个常见的情况是,不少出版方为了追赶时间,请来很多译者一人一章地译,最后拼成一本书。合译并非没有先例,但是往往是用于翻译一些巨著,而且翻译者之间需要有足够的沟通与交流,以保证全书的文气连贯,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解答也便于前后一致。而据一些出版界的朋友介绍,现在的合译往往是几位译者之间从不谋面,遑论交流,最后的译文也是被出版方拿过来一统了之。作为“文化的摆渡者”,译者肩负着文化传播的神圣职责,如果连原著的语言风格与追求、连对语言的融会贯通与理解都没能表现出来,那“摆渡”的效果恐怕要大打折扣。翻译作品冰冷缺乏温度,生硬缺乏风格,这是一个大遗憾,如果任由其发展,翻译作品即便多如牛毛,精品力作怕也是凤毛麟角。也正因此,特别向那些潜心翻译的译者们表达真诚的敬意,只有他们的肩膀,才能够真正担负“文化摆渡者”的重任。跟风扎堆呼唤出版责任一旦某类图书得到市场认可,其他出版单位便趋之若鹜。要么七拼八凑,“攒”出来的书难以保障质量;要么来个移花接木,冠以类似书名,靠脸熟赚得销量,出版扎堆久治不愈。细数今年的跟风之作,会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纪念建党90周年,出版界推出一系列品质上乘的党史类书籍,但部分图书在书名的考量上,多少有跟风之嫌。电影《建党伟业》上映前后,8家出版社推出9本党史类图书,共用同一个名字:建党伟业。尽管只有两家出版社声明自己为电影制作方授权,但其他版本的《建党伟业》或多或少以这种暧昧的方式让读者联想到同名电影。美国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传记的中国版落地,再一次为“疯狂的跟风”做了注脚。图书市场上涌现出五花八门的乔布斯传记:《苹果教父乔布斯传》、《乔布斯图传》、《乔布斯语录》、《乔布斯革命》……恐怕连乔布斯本人也不会想到,自己在中国会有数十个版本的传记。追过影视追名人,刮过“养生风”又捧“育儿经”。若对热播影视和名人传记的跟风尚能容忍,那些面向少儿和家长、有一定“教科书”意义的家庭教育类的图书出版则容不得一粒沙子。今年最令人瞩目的育儿明星,当属“虎妈”和“狼爸”。前者指曾在美国引发争议的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的育儿经《虎妈战歌》,后者指被媒体概括为“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父亲版育儿经《所以,北大兄妹》。两位家长的教育理念分别在2011年的一头一尾,引发教育大讨论,“虎妈”、“狼爸”的“明星”效应又掀起新一轮的跟风出版——没了“虎妈”盛名在前,谁会追捧“狼爸”?跟风也许能赚得盆钵满盈,但出版社是否忘记了读者在付出金钱的同时,还预支了一份信任?出版机构为一时之利,放松内容把关,无视图书的导向,放弃自己在读者心中的形象,不但会放任、助推甚至会造就荒诞的“养生偶像”、“育儿偶像”,而且会一点点导致整个出版行业的价值立场和社会责任坍塌。出版大国如何转型为出版强国?在回答好版权输出和数字出版等大命题之外,也许需要出版人回到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课题——负起出版的责任。这一年,我们迎来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两大历史性的回望都已成为今年图书出版的亮点,其中的佳作可以跨越时光。虽然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非理性的图书价格倾销战、目睹了一些实体书店的相继关张,但我国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版权意识进一步完善,数字出版进一步探索……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机遇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写作、出版与阅读的未来!
张炜苦行僧般跋涉在文字的世界里18日上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在长沙开讲“数字化时代的语言艺术”。他是继王蒙之后,第二位前来参加“文学名家大讲堂”的嘉宾。本报《书山有路》栏目30位读者及数百名文学爱好者现场聆听了讲座。【为什么网络对文学是危险的?】表达统一化,故事趋同化张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传送邮件、查阅资料外,自己平常很少上网,“博客和微博我都没有开通”。然而,他却为公众演讲“数字化时代的语言艺术”。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讲题?张炜表示,这是自己定的主题,虽然自己上网不多,但能深刻感受到网络对文学的影响之大,“网络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并改变我们的生活,它在文学上是危险的,让我们的表达统一化,这种表达无孔不入,它就像风一样。比如,现在我们看的故事,大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大家没有更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偶像化时代,无人识大师在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大奖上,中国作家基本无缘,于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大师。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身在此“山”中的张炜主动谈起了这个话题,“这个问题我个人听到了不少遍。其实许多人可能犯了一个大错,是非常保守、骄傲的,严重的说,是非常无知。这么大的民族、这么多的创作者存在于这个时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大师?我们这个时代的你读懂了多少?你怎么判断、凭什么判断谁是不是大师?在这个偶像化时代,直接一点讲,大师走到你面前,你可能不认识。大师可能长得不好你不承认,口吃你不认同。人们有个特点,喜欢排斥近处的、崇拜遥远的,不承认当代。”张炜的观点直指当下社会许多人的心理弊端,发人深省。【他为什么一直是“美男子”?】“养心”,或许是他“养颜”的原因在许多人心里,张炜是一位美男子,几十年过去,18日的讲台上,张炜风采依然。是什么让他保有这样的神采?记者听到旁边一位听众在悄声议论他“美男子”的秘密:听了他的讲座,感动于他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坚韧守望,在社会价值观纷乱、人们心态浮躁、数字时代损害文学纯粹性的背景下,他对现代技术化生活方式的“抵抗”、他的“养心”功夫,或许是他“养颜”而青春常驻的一大原因。记者 袁欣 伍霞 摄影
有无数的事实都在或明或暗地表明,人的一生,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早已被提前设定好了的。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成长,成熟,每一个阶段做每一个阶段的事,直至衰老和最后消亡,都不过是在一步一步地有条不紊或者混乱无比地践行着那些早就埋伏在你前面的设定或预约。你以为你的每一步、每一天都是新的,从未有过的,事实上,那所有的每一天,在你最初降生时,便已经提前摆在那里了,像是一本书,静静地事先放在那里,只等你将来长大后一页一页地去翻。至于翻得好坏,那却是各人的事。一路走下来,你终于从最初的那个光洁幼稚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伤痕累累、头破血流、憔悴不堪的人,变得性情暴躁,或者乖戾、抑郁,你有太多的困惑不解或悔恨。某年某月,那一件看似不打紧的事,如果当时要是办成了,兴许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结果。是谁走错了那一步棋,是自己,还是那个叫王五的人?致使一步错,步步错,终于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这一切你事先都并不知道,是一路走下来后才逐渐明白了的。是的,这一生,这一切,当然不能让你知道,就连一点点都不能让你知道。怎么能让你知道呢?如果让你提前便知晓,窥破了一切,人生,世界,那还有何秘密可言?人类所有的各种形式各种意义上的探索都将失去意义。另外,原本属于你的那些坎坷和不幸,皮肉苦,灵魂劫,你也一定不愿去领受。那让谁去替你领受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条路,谁也不能替你受过。人这一生,穿衣,吃饭,饮酒,一年一年地消耗各种东西,并不是无限制的,属于你的总量是不变的,就看你如何给自己分配,用得快,消耗得多,你相对完结得也快。当然,龙生九子,属于每一个人的总量是不同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我的一位朋友,十五岁的时候初尝饮酒,此后二十多年,嗜酒如命,每日狂饮。但是在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突然戒酒,从此滴酒不沾。戒酒并非是由于身体或别的原因,而是他突然决定不再喝了。这中间没有丝毫的克制或隐忍,而是真正的放弃。就像曾经挚爱过的一个人,一件事,某一日,突然不再爱了,并未受到胁迫,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不再爱了。我的理解是,前二十多年,他已经提前把他自己一生中所有的酒全都已经喝完了,属于他的定量,属于他的那几口酒缸都已经空了。在一些公共场所,我常看到一些人,长长地撕扯着公共用纸,雪片一样。我常想,如果他知道那撕扯的是他本人的生命,他一定不会那么干,甚至就连手掌大的一片纸,他也会倍加珍惜。打开公用的水龙头,把水的流量拧到最大。如果告诉他,那流的是他本人的血,如果他信了,多流一滴,他都会心疼不已。一个人,一生中能做什么事,能做多少,也悉数尽在那份久远的计划中。只要是该你做的事,那就跑不了,年轻的时候没做,到中年老年时,也一定还会悉数补上。就像一名旷课的学生,一个人或几个人结伴跑出去玩了几天,回来后必然有功课在那里等着你补。比如我自己。二三十岁的时候,不能说从未考虑过文学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深思。有很多年,凭的全都是年轻、热情和激情,只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要倾诉,要倾泻。很少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东西,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印象中,好像一次也没有问过。用语言和文字做武器,却很少去想这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样的糊涂仗打了不少年。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一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被什么东西遮蔽了很多年。现在,它终于露面了。以前的那些年,不知道它在哪里,或许它并不在天边,而是一直就在你的身边,每天都试图想与你交谈,以便把事说清楚,但你从未看见过它,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就这样错过去了,一错就是很多年。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它确实来自遥远的天边,从动身出发到最终抵达,确实也需要走很多个年头,这中间它可能并没有耽搁,从启程之日起,一直都在匆匆地风餐露宿地往这边赶。到我中年时,它终于赶来了。它来了,我也终于慢了下来。每天都有一个或几个问题要面对。不再写那些可写可不写的东西。以前,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职业,却从未深思过这样的一种看法。好在从没有把一朵小花,一次出行,敷衍成篇过。每日劳作,用语言和文字谋生,那算是什么职业?不少人还谓之曰耕耘。自从数年前为此打过一个冷颤后,从此就不再为这样的一些问题所困扰。写作的问题,是一个债务的问题:一笔良心债,一笔感情债,一笔灵魂债。(吕新)(作者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